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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时光，
1955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
辞世的预兆
1954年3月，为了祝贺爱因斯坦75岁生日，一个医学中心送给他一只鹦鹉，爱因斯坦给它取名“毕波”。这次迀居很艰难，毕波似乎受到了惊吓。当时，爱因斯坦正在接见一位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妇女约翰娜·范托娃，20世纪20年代他们曾在德国见过面。“这只鹦鹉被送来之后一直精神不振，爱因斯坦试图用笑话逗它开心，但它似乎无动于衷。”范托娃在日记中记下了他们的会谈。[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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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因斯坦的照料下，毕波的精神总算恢复了，不久便可以进食。不过它患了传染病，需要打几次针，爱因斯坦担心它支持不下去。但毕波是一只坚强的鸟，打了两针后就恢复了健康。
爱因斯坦的贫血和胃病也时有反复。而且他知道，其腹部主动脉上的动脉瘤是致命的，他开始平静地对待自己的死亡。他在为柏林和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鲁道夫·拉登堡致悼词时，说的话似乎是感同身受。“人生短暂，宛如造访一间奇特的房子，又迅速离去，”他说，“所走的道路勉强被摇曳不定的意识照亮。”[1486]
他似乎感到，生命中的最后这段时光既顺乎自然，又有些精神性。“奇怪的是，随着人的慢慢老去，他对眼前事物的亲密感渐渐失去，”他写信给比利时王后说，“人仿佛身陷于无穷，多少有些孤独。”[1487]
同事们将5年前送给爱因斯坦的音响做了更新，作为送给他的75岁生日礼物。他反复播放一张由RCA录制的贝多芬的《庄严弥撒》的唱片。选择这张唱片非比寻常，因为首先，贝多芬并不是他最喜欢的作曲家，他认为贝多芬“过于个人和直白”；[1488]其次，他的宗教本能通常并不包括这些外部装饰。“我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无信仰者，”他对一位送来生日祝福的朋友说，“这是一种新的宗教。”[1489]
回忆往昔岁月可谓恰逢其时。老友哈比希特和索洛文从巴黎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回忆起他们半个多世纪前在伯尔尼组建的所谓奥林匹亚科学院的日子。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对其大加颂扬：“虽然我们都已经有点老态龙钟，可是你所闪耀的明亮耀眼的光辉依然照耀着我们孤寂的人生道路。”他后来在另一封信中向索洛文悲叹道：“魔鬼正在细心点数着年头。”[1490]
虽然有胃病，但他仍然喜欢走路。有时他会和哥德尔一起走到研究院，或从那里回来，有时则会和玛戈特在普林斯顿近郊的树林里散步。他和玛戈特的关系变得更近了，但他们散步时通常不说什么话，似乎在享受着这种宁静。玛戈特注意到，无论是在个人方面还是在政治上，爱因斯坦都更加成熟稳重了。他所做的判断不再像以前那样尖刻，而是变得温和甚至是可爱。[1491]
特别是，他终于与汉斯·阿尔伯特和平共处了。就在他庆祝了75岁生日不久，汉斯·阿尔伯特也到了50岁。儿媳弗里达寄来了一个纪念品，爱因斯坦给汉斯·阿尔伯特写了一封较为正式的信表示感谢，就好像是专为某个特殊场合而写的。不过其中也对儿子以及科学生活的价值大加赞颂：“令我颇感欣慰的是，我的儿子继承了我的主要性格特点：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牺牲自我，追求一种非个人的目标，从而超越单纯的生存。”[1492]那年秋天，汉斯·阿尔伯特去看望了爱因斯坦。
到那时，爱因斯坦终于发现了美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当美国被一些潮流所席卷时，局外人所看到的一些危险的政治激情，其实只是一时的情绪，可以被其民主制度所消解，被其宪法所纠正。麦卡锡主义已经渐渐销声匿迹，艾森豪威尔缓解了紧张局势。“上帝自己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他那年圣诞节给汉斯·阿尔伯特写信说，“但他们还是成功地恢复了正常。所有东西都在这里成批生产，甚至精神病。但任何东西很快就不再流行。”[1493]
他几乎每天都要到研究院研究他的方程，试图朝着统一场论的方向有所推进。他常常会有新的思想产生出来，并在头天用过的纸上演算方程，并同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女物理学家——他最后一年的助手布鲁莉桠·考夫曼一起进行研究。
布鲁莉桠会在黑板上写下新的方程，供他们思考和提问题。接着，爱因斯坦会试图进行反驳。“他有一些标准来判断这是否与物理实在相关。”布鲁莉桠说。甚至当新方案屡屡受挫时，爱因斯坦也依然很乐观。“嗯，我们也并非一无所获。”到点时他会这样说。[1494]
到了晚上，爱因斯坦往往会给他的朋友范托娃解释其最新努力，范托娃则会在日记里记录下来。在1954年记录的内容里，希望时而升起，时而破灭。2月20日：“他可能给理论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新角度，可以简化它。希望他不会发现什么错误。”2月21日：“没有找到任何错误，但新的工作不像他前一天想的那样令人振奋。”8月25日：“爱因斯坦的方程看起来不错，也许由此可以推出一些结果，但这项工作繁重得要死。”9月21日：“它初看上去只是一种理论，不过现在似乎还不错，他正在取得进展。”10月14日：“今天在他的工作中找到了一个错误，遭遇挫折。”10月24日：“他今天疯狂地计算，但一无所获。”[1495]
那一年，量子力学的先驱泡利来访。就像25年前在索尔维会议上那样，关于上帝是否掷骰子的辩论又一次展开。爱因斯坦告诉泡利，他仍然反对量子力学的基本信条，即一个系统必须通过指定如何进行实验观察才能定义。他坚持认为，有一种实在独立于我们的观察而存在。“爱因斯坦有一种哲学偏见，认为所谓的‘实在’状态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客观定义，也就是说，不需要指定用来考察这一系统的实验安排。”泡利给玻恩写信说。[1496]
就像对老友贝索所说的那样，爱因斯坦也坚持认为，物理学应当建立在“场的概念，即连续体”的基础上。70年前，他在观察罗盘时所感到的敬畏使他惊叹于场的概念，从那以后，场的概念一直指导着他的理论。但他很担心，如果场论到头来无法解释粒子和量子力学会怎么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的空中楼阁（包括引力理论）就将荡然无存。”[1497]
于是，甚至当爱因斯坦对他的固执表示歉意时，他也自豪地拒不放弃它。“我大概像一只鸵鸟，为了不面对讨厌的量子，总把头埋进相对论的沙堆里。”他写信给德布罗意。通过信任一种背后的原理，他已经找到了引力理论，这使他“狂热地相信”，类似的方法将最终导向一种统一场论。“这将能够解释鸵鸟政策。”他苦笑着对德布罗意说。[1498]
爱因斯坦给《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的最后一版又增补了一个附录，其最后一段话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目前流行的看法是，只有物理实在的概念削弱之后，才能体现已由实验证实了的自然界的二重性（粒子性和波性），”他写道，“我认为，我们现有的实际知识还不能做出如此深远的理论否定；在相对论性场论的道路上，我们不应半途而废。”[1499]
此外，罗素鼓励他继续寻找一种能够确保原子时代和平的组织。罗素回忆说，他们都曾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则必须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想，为了使政府认识到可能发生的灾难，科学界的杰出人士应当做出点像样的事情来。”罗素写道。爱因斯坦建议发表“公开声明”，让一些著名科学家和思想家签名。[1500]
爱因斯坦开始拉他的老友和争论伙伴玻尔加盟。“别那样皱眉头！”爱因斯坦开玩笑说，就好像他是在与玻尔面对面交谈，而不是给身在哥本哈根的他写信，“这封信与我们过去的物理学争论毫无关系，它所关注的事情我们看法完全一致。”爱因斯坦承认，他本人的名字也许在国外有些影响，但在美国并非如此，“因为在这里我被看成一个败类（不仅仅在科学问题上）”。[1501]
可惜玻尔拒绝了，不过玻恩等其他九位科学家同意了。罗素在这份文件的最后这样呼吁：“鉴于在任何未来的世界大战中肯定会使用核武器，鉴于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世界大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此，我们敦促他们寻求和平手段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争端。”[1502]
爱因斯坦等到了他的76岁生日，但其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出门向聚集在梅瑟街112号门前的记者和摄影师挥手致意。邮递员送来了礼物，奥本海默带来了论文，布基一家带了一些智力玩具，范托娃则在那里做记录。
在礼物当中有一条领带，这是纽约法明代尔（Farmingdale）小学的五年级学生送的，他们可能看到了爱因斯坦的照片，认为他可以使用一条。“对我来说，领带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他在感谢信中客气地承认。[1503]
几天以后，他得知了贝索去世的消息。60年前，他们在苏黎世求学时结识，从那以后，贝索就一直是他推心置腹的朋友和科学上的咨询者。爱因斯坦仿佛知道自己只能活几个星期了，他在一封给贝索家人的慰问信中谈到了死亡和时间的本性：“他在我之前离开了这个奇妙的世界。这并没有什么。对于我们这些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只是一种顽固的幻觉。”
爱因斯坦曾把贝索介绍给了安娜·温特勒，后来他们结了婚。他赞叹贝索在经历了痛苦的波折之后还能维持住婚姻。爱因斯坦说，贝索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能与一个女人和谐相处，“在这方面，我不幸失败了两次”。[1504]
4月的一个星期天，哈佛大学科学史家I.伯纳德·科恩来访。他看到爱因斯坦皱纹深陷，但炯炯有神的眼睛使他看上去并不显得苍老。他说话温和而清晰，时而也放声大笑。科恩回忆说：“每当说到兴奋处，或者听到感兴趣的事情时，他总会开怀大笑。”
爱因斯坦对最近收到的一个演示等效原理的科学模型特别感兴趣。这是一种老式的小玩具，一个小球由弹簧悬挂在长杆的一端，必须向上摇动它，才能使它落入长杆顶部的杯中。现在这个玩具更加复杂。与小球相连的弹簧穿过杯子的底部，与装置手柄内的一根松弛的弹簧相连。随机的摇动不时会把小球送入杯中。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方法，使得每一次都能把球送入杯中？
科恩告辞的时候，爱因斯坦的脸上闪过一丝狡黠，向他公布了问题的答案。“这就是等效原理了！”他宣布。他抓住那根长杆向上抬起，使它几乎触到天花板，然后放手让它落下。小球在自由落体时就像失重一样。装置内的弹簧瞬间就把小球推入了管中。[1505]
爱因斯坦现在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周，他当然要关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1955年4月11日，他签署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罗素后来说：“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他仍然心智健全。”[1506]这份宣言促成了帕格沃什会议，科学家和思想家每年都会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控制核武器。
那天下午，以色列大使埃班来到梅瑟街，商讨爱因斯坦即将为犹太国成立7周年做的广播讲话。埃班对他说，届时将有6000万名听众收听这次讲话。爱因斯坦笑着说：“嗯，我现在有了一个名扬世界的机会。”
爱因斯坦对埃班说，他把以色列的诞生看成自己一生中极少数有道德性质的政治活动之一。但他认为，犹太人应当学习如何与阿拉伯人相处。“我们对待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态度对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标准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检验。”他几周之前对一位朋友说。他想对其讲话进行拓展，敦促创建一个世界政府来维护和平。他用一手非常工整的德文将它写了出来。[1507]
第二天，爱因斯坦又来到了研究院，但他的腹股沟很疼。助手注意到他脸色不对，就问他：“一切都好吗？”“一切都好，”他答道，“但我不好。”
又过了一天，他待在家里没有出门，一方面以色列领事要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仍然感觉不好。客人走后，他躺下睡了一会儿。到了下午，杜卡斯听到他冲进盥洗室，然后倒在地上。为了帮助他入睡，医生给他注射了吗啡，杜卡斯则把床移到他的床旁边，以便在夜间将冰块放到他干燥的嘴唇上。他的动脉瘤已经开始破裂。[1508]
天亮后，一群医生来到他家。在进行会商之后，他们推荐让一位外科医生做手术，认为主动脉或许还可以挽救，虽然希望不大。爱因斯坦拒绝了。“人为地延长生命是索然无味的，”他对杜卡斯说，“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是该走的时候了。我会走得很体面的。”
不过，他的确询问了医生自己是否会“死得很痛苦”。医生告诉他，也许，但谁也不知道。大出血造成的疼痛可能极为痛苦，但也许只有一分钟，也许要一小时。他对惊慌失措的杜卡斯微笑着说：“你过于紧张了——我终归是要走的，什么时候走其实并不重要。”[1509]
第二天早上，杜卡斯发现他极为痛苦，无法抬头。她立即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让他赶快到医院。他起初拒绝了，但医生告诉他，那样会给杜卡斯造成太大负担，于是他妥协了。救护车里的自愿救护人员是普林斯顿的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爱因斯坦与他亲切交谈起来。玛戈特给汉斯·阿尔伯特打了电话，他迅速乘飞机从旧金山赶到父亲床前。经济学家纳坦也从纽约赶来了，他也是德国难民，曾与爱因斯坦结为好友。
生命的终点并未接踵而至。1955年4月11日，他起床时感觉好了一些。他要杜卡斯拿来眼镜、纸和铅笔，想继续做一些计算。他跟汉斯·阿尔伯特讨论了一些科学思想，又跟纳坦谈到了德国重新武装的危险。他指着方程，半开玩笑地对儿子悲叹道：“我要是数学工具再多些就好了。”[1510]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在悲叹德国的国家主义和他自己数学工具的局限，临终前说这些话也是很自然的。
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工作。当疼痛过于剧烈时，他就去睡觉。1955年4月18日，星期一，凌晨1点钟刚过，他突然用德语嗫嚅起来，但值班护士听不懂。她叫来了医生，但为时已晚。动脉瘤破裂了，76岁的爱因斯坦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床头放着预备在以色列独立日发表的演说草稿。“今天，我不是作为美国公民，也不是作为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人来向你们发表演讲。”文章这样开始。[1511]
他的床边还放着十二页写得密密麻麻的方程，满是删改的痕迹。[1512]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努力寻找那种难于发现的统一场论。在最后一次入睡前，他写下了又一行符号和数字，希望能使我们更加接近宇宙定律所显示出来的那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