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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七十一卷
魏纪三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太和二年（戊申、228）
魏纪三 魏明帝太和二年（戊申，公元2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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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正月，司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斩孟达。申仪久在魏兴，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执之，归于洛阳。
[1]春季，正月，司马懿围攻新城，用十六天时间，攻下了城，斩杀孟达。申仪在魏兴已经很久，擅称秉受旨意刻印，多次假借名义授官。司马懿召见而逮捕了他，返回洛阳。
[2]初，征西将军夏侯渊之子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文帝少与之亲善，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都督关中，镇长安，使承渊处。
[2]起初，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儿子夏侯和太祖的女儿清河公主结了婚，文帝年少时和他亲近友好，等到继子帝位，便任命他为安西将军，都督关中，镇守长安，让他承接夏侯渊的防区。
诸葛亮将入寇，与群下谋之。丞相司马魏延曰：“闻夏侯，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诸葛亮将要攻打魏，税下人商量这次军事，行动。丞相司马魏延说：“听说夏侯是魏帝的女婿，此人胆却而没有智谋。现请给我五千人的精锐部队，带着五千人口粮，直接从褒中出发，沿着秦岭向东，到子午道后折向北方，用不了十天功夫，可以抵达长安。夏侯听到我突然来到，一定弃城逃走。长安城中就只有御史、京兆太守了。横门粮仓的存粮以及百姓逃散剩下的粮食，足以供给军粮。等到魏国在东方集结起军队，还要二十多天时间，而您从斜谷出来接应，也完全可以到达。这样，就可以一举而平定咸阳以西的地区了。”诸葛亮认为这是危而不妥的计策，不如安全地从平坦的路上出去，可以稳稳当当地取得陇右地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取胜而不会有失，所以不用魏延之计。
亮扬声由斜谷道取，使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为疑兵，据箕谷；帝遣曹真都督关右诸军军。亮身率大军攻祁山，戎陈整齐，号令明肃。始，魏以汉昭烈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关中响震，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帝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正合兵书致人之术，破亮必也。”乃勒兵马步骑五万，遣右将军张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长安。
诸葛亮扬言从斜谷取城，命令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充当疑兵，据守箕谷；明帝派遣曹真都督关右地区各军驻扎在城。诸葛亮亲自统率大军进攻祁山，军阵整齐，号令严明。起初，魏认为蜀汉昭烈亮刘备已经去世，几年来没有什么动静，因此放松了防备；而突然听到诸葛亮出兵，朝廷和民众都很惧怕。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等郡都背叛魏而响应诸葛亮，关中如雷轰顶，受到震动，朝廷大臣不知不什么对策，明帝说：“诸葛亮本来依据山险固守，现在亲自前来，正合乎兵书所说招敌前来的策略，一定能够打败诸葛亮。”于是统领步兵和骑兵五万大军，命右将军张监管军务，向西抵御诸葛亮。丁未（疑误），明帝到达长安。
初，越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汉昭烈临终，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战于街亭。
起初，越太守马谡，才气和抱负超过常人，喜好议论军事谋略，诸葛亮对他深为器重；昭烈帝刘备临终之时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语浮夸，超过实际才能，不可委任大事，您要对他多加考察。”诸葛亮还认为不是这样，让马谡做参军，时常接见一起谈论，从白天直到黑夜。等到出兵祁山，诸葛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是让马谡统领各军在前，同张在街亭交战。
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亮自临祭，为之流涕，抚其遣孤，恩若平生。蒋琬谓亮曰：“昔楚杀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扬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马谡违背诸葛亮的指挥调度，军事行动混乱无章，放弃水源上山驻扎，不在山下据守城邑。张断绝马谡取水的道路，发动进攻并大败马谡，蜀军溃散。诸葛亮前进没有据点，就攻取西县一千多人家回到汉中。把马谡关进监狱，杀了他。诸葛亮亲自吊丧，为他痛哭流涕，安抚他的子女，如同平素一样恩待他们。蒋琬对诸葛亮说：“古时候晋国同楚国交战楚国杀了领兵的得臣，晋文公喜形于色。现在天下没有平定，而杀了智谋之士，难道不惋惜吗？”诸葛亮流着眼泪说：“孙武能够制敌而取胜于天下的原因，是用法严明；所以晋悼公的弟弟扬干犯法，魏绛就杀了为他驾车的人。现在天下分裂，交战刚刚开始，如果又废弃军法，怎么能够讨伐敌人呢？”
谡之未败也，裨将军巴西王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及败，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守，张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亮既诛马谡及将军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亮上疏请自贬三等，汉主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马谡没有失败时，裨将军巴西人王平一再规劝马谡，马谡不采纳；等到失败，部众四散，只有王平率领的一千人擂响战鼓，把守营地，张怀疑有伏兵不敢往前逼近，于是王平缓缓地收扰各部散余的士兵，率领人马返回。诸葛亮既杀了马谡和将军李盛，还夺了将军黄袭等的兵权，王平的名声地位就特别提高和显示出来，又提拔他为参军，统伶部兵马和营屯之事，官位晋升到讨寇将军，封为亭侯。诸葛亮上书请求自己贬降三级，汉后主任命诸葛亮为右将军，兼理丞相的职务。
是时赵云、邓芝兵亦败于箕谷，云敛众固守，故不大伤，云亦坐贬为镇军将军。亮问邓芝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赵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图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云有军资余绢，亮使分赐将士，云曰：“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之。
这时赵云、邓芝的部队也在箕谷战败，赵云收敛部队坚守，所以损失不大，但也因此被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问邓芝道：“街亭失利，大军败退，兵将不再可收拾，箕谷战败部队撤退，兵将依然齐整如初，是什么原因呢？”邓芝说：“赵云亲自在部队后面拒敌，军需物资，一点都没有抛弃，兵将没有什么缘由可以散乱。”赵云有军资和剩余的绢帛，诸葛亮让用来分给将士，赵云说：“军事上没有胜利，为什么要有赏赐，这些物资请全部存入赤岸库，等到十月用作冬季犒劳品。”诸葛亮很赞同这个意见。
或劝亮更发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破贼，乃为贼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足而待矣。”于是考微劳，甄壮烈，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境内，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
有人劝说诸葛亮再次发兵，诸葛亮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的时候，都多于敌军，但没有打败敌人，反而被敌人打败，问题不在于兵少，而在于将领。现在我打算减少兵将，显明责罚，反思过失，将来另想变通的办法。如果不能这样，即使兵多也没有什么用处！从今以后，凡是一心为国家分忧效忠的人，只要多多批评我的过错，那么大事就可以安定，敌人就可以打垮，大功就可跷足而待了。”于是考察有功将士，连微小的功劳也不遗漏，对壮烈之士，一一加以甄别，引过自责，把自己的过失在境内公开宣布，练兵讲武，准备将来进取。将士精简干练，民众忘记既往的兵败了。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参军姜维诣亮降。亮美维胆智，辟为仓曹掾，使典军事。
诸葛亮出兵祁山的时候，天水参军姜维向诸葛亮归降。诸葛奶赞赏姜维的胆识，任用他做仓曹掾，掌管军事。
曹真讨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诸葛亮惩于祁山，后必出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等守陈仓，治其城。
曹真讨伐安定等三个郡，都已平定。曹真认为诸葛亮以祁山之败为戒，以后一定从陈仓兵，于是让将军郝昭等驻守陈仓，修建城池。
[3]夏，四月，丁酉，帝还洛阳。
[3]夏季，四月，丁酉（初八），魏明帝返回洛阳。
[4]帝以燕国徐邈为凉州刺史。邈务农积谷，立学明训，进善黜恶，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都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肃清。
[4]明帝任命燕国人徐邈为凉州刺史。徐邈重视农业，广积粮食，开学校，显明训导，提升贤良之士，罢免邪恶之官，和羌人、胡人办事，不计较小过，但如犯了大罪，先报告仓们的首领，使其知道应该处死的人，然后才斩首示众。由此，都顺服于他的声威信誉，凉州界内安定无事。
[5]五月，大旱。
[5]五月，天大旱。
[6]吴王使鄱阳太守周鲂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方所闻知者，令谲挑扬州牧曹休。鲂曰：“民帅小丑，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赍笺片以诱休，言被谴惧诛，欲以郡降北，求兵应接。”吴王许之。时频有郎官诣鲂诘问诸事，鲂因诣郡门下，下发谢。休闻之，率步骑十万向皖以应鲂；帝又使司马懿向江陵，贾逵向东关，三道俱进。
[6]吴王派遣番阳太守周鲂秘密求助已为北方所知名的山越宗帅，想让他们去诳诱魏扬州牧曹休。周鲂说：“山民宗帅地位低贱，不足以依赖信任，事情如有汇漏，不能使曹上钩。请派亲信带着我的书信去引诱曹休，说我受到责难，害怕被杀，打算以郡归降北方，请求派兵接应。”吴王同意。当时不断有尚书郎到周鲂处查究各种事情，周鲂因而来到番阳郡门之下，剪下头发谢罪。曹休听到后，率领步骑兵十万人向皖城进发接应周鲂。明帝又命司马懿向江陵方向、贾逵向东关方向，三路大军同时进发。
秋，八月，吴王至皖，以陆逊为大都督，假黄，亲执鞭以见之；以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以击休。休知见欺，而恃其众，欲遂与吴战。朱桓言于吴王曰：“休本以亲戚见任，非智勇名将也。今战必败，败必走，走当由夹石、挂车。此两道皆险厄，若以万兵柴路，则彼众可尽，休可生虏。臣请将所部以断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准南，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权以问陆逊，逊以为不可，乃止。
秋季，八月，吴王到达皖城，任命陆逊为大都督，赐予黄，手执马鞭接见了他。又任命朱桓、全琮分别担任左、右督，各领三万人迎击曹休。曹休知道被欺诈，仍然仗恃人多，打算就与吴国交战。朱桓对吴王说：“曹休本因是皇亲国戚而被任用，并不是有勇有谋的名将。今如交战必败无疑，败后必逃，逃走时肯定经由夹石、挂车。这两条道路都很险要狭隘，如若能让一万士兵用柴断路，那么可把他的部众全部俘虏，甚至可以生擒曹休。请求用我的部队断路，若蒙上天神威，使得曹休自动投降，我们就可乘胜长驱直入，进而攻取寿春，割据准南，划分许昌、洛阳，这是万世难逢的良机，切不可失！”孙权以此询问陆逊，陆逊认为不可，于是没有采取行动。
尚书蒋济上疏曰：“休深入虏地，与权精兵对，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后，臣未见其利也。”前将军满宠上疏曰：“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反从道，背湖帝江，易进难退，此兵之地也。若入无强口，宜深为之备！”宠表未报，休与陆逊战于石亭。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并进，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
尚书蒋济上书说：“曹休深入敌方境内，与孙权的精锐部队对垒，而朱然等在长江上游，正处于曹休背后，我看不出什么有利之处。”前将军满宠上书说：“曹休虽然明智果断但很少用兵，这次他的行军路线背靠湖泊，傍依长江，容易进军，难以退却，这是战争中易于受阻之地。如果大军进入无疆口，应该严加戒备。”满宠有表章还未得到答复，曹休陆逊已在石亭开战。陆逊自己统率中路大军，命朱桓、全琮分别为左、右翼，三路并进，冲击曹休埋伏的部队，乘势把他们赶走了，吴军在后追杀，直抵夹石，斩杀、生擒一万余人，缴获牛马驴骡车辆上万，以及几乎全部的军资器械。
初，休表求深入以应周鲂，帝命贾逵引兵东与休合。逵曰：“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休深入与贼战，必败。”乃部署诸将，水陆并进，行二百里，获吴人，言休战败，吴遣兵断夹石，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逵曰：“休兵败于外，路绝于内，进不能战，退不得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继，故至此，今疾进，出其不意，此所谓‘先人以夺其心’也，贼见吾兵必走。若待后军，贼已断险，兵中多何益！”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吴人望见逵军，惊走，休乃得还。逵据夹石，以兵粮给休，休军乃振。初，逵与不善，及休败，赖逵以免。
起初，曹上书请求深入呈地以接应周鲂，明帝命令贾逵率兵向东与曹休汇合。贾逵说：“贼兵在东关没有防备，肯定是在皖城集合部队，曹休深入与敌作战，必定失败。”于是部署各将领水路陆路同时并进，行出二百里，擒获吴国人，说曹休大军战败，吴国正派遣兵士阻断夹石通路。将领不知怎么办好，有的想等待后继部队。贾逵说：“曹休对外兵败，对内路绝，进不能战，退不能还，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恐怕支持不到天黑。敌军因为没有后续部队，所以只追到夹石，现在我们急速进军，出其不意，这就是所谓的‘先声夺人，以挫伤敌人的土气’，敌兵看到我军来到，一定退走。假如我们等待后援，敌军已将险路切断，兵虽多又有什么益处！”于是以加倍的速度行军，没途设下许多旌旗战鼓作为疑兵。吴国人从远处看到贾逵部队，惊恐撤走，曹休于是才得以返回。贾逵据守夹石，供给曹休士兵粮草，曹休部队才振作起来。开始，贾逵与曹休关系不好，等到曹休失败，依赖贾逵才得幸免于难。
[7]九月，乙酉，立皇子穆为繁阳王。
[7]九月，乙酉（二十九日），明帝立皇子穆为繁阳王。
[8]长平壮侯曹休上书谢罪，帝以宗室不问。休惭愤，疽发于背，瘐子，卒。帝以满宠都督扬州以代之。
子[8]长平壮侯曹休上书谢罪，明帝以曹休是皇族不加追究。曹休羞愧郁结，背上生疽，庚子（疑误），去世。魏帝任命满宠都督扬州，代替曹休遗缺。
[9]护乌桓校尉田豫击鲜卑郁筑，郁筑妻父轲比能救之，以三万骑围豫于马城。上谷太守阎志，柔之弟也，素为鲜卑所信，往解谕之，乃解围去。
[9]护乌桓校尉田豫进攻鲜卑人郁筑，郁筑的岳父轲比能前来相救，用三万骑兵把田豫围困在马城上谷太守阎志是阎柔的弟弟，素来为鲜卑人所信赖，前去解释劝导，轲比能才解围而去。
[10]冬，十一月，兰陵成侯王朗卒。
[10]冬季，十一月，兰陵成侯王朗去世。
[11]汉诸葛亮闻曹休败，魏兵东下，关中虚弱，欲出兵击魏，群臣多以为疑。亮上言天汉主曰：“先帝深虑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当知臣伐贼，才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以为非计。今贼适疲于四，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争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皆数十年之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虚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11]蜀汉诸葛亮听说曹休战败，魏军东下，关中虚弱，打算出兵攻魏，群臣对能否取胜多存怀疑。诸葛亮对汉后主进言说：“先帝深深忧虑的是汉和魏贼不能同时并立，帝王的基业不能偏安于蜀地，所以托付我讨伐敌人。以先帝的英明，度量我的才干，当然了解我讨伐敌人的能力不足而人强大；但是不讨伐敌人，帝王的基业也会夭亡，只是坐等失败，还不如去讲座攻敌人呢！所以，托付我这一重任而不加怀疑。我自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天起，睡觉不安稳，吃饭没滋味，想着由于要北伐敌人，应当先安定南方，所以五月渡过沪水，深入偏远荒蛮的地区。我不是不爱惜自己，是考虑到帝王的基业不可以在蜀都，所以顶着危难来继承先帝的遗志，但议论的人认为这不是好办法。如今敌人刚刚在西面的祁山之役中疲惫不堪，又对吴国用兵，兵法上有乘敌人疲劳之机的说法，这正是进取的时机。谨请让我陈述下列事项：汉帝刘邦明如日月，谋臣智谋深远，但也历经危难，受过重创，危难过后，才转而安定天下。如今陛下比不上高帝，谋臣不如张良、陈平，而打算用持久之计取胜，坐收统一天下之利，这是我不敢懈怠的第一个原因。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危之计，动辄引证圣人之言，然而对人疑忌满腹，办事众难填胸，今年不打仗，明年不征伐，使得孙策安然地强大起来，以致于吞并江东，这是我不敢懈怠的第二个原因。曹操的智谋超过别人，指挥作战好似孙武、吴起，但也曾在南阳被困，乌巢遇险，祁连临危，黎阳受逼，几乎败于伯山，差一点死在潼关，然后才篡得天下，获一时平定；何况我才疏力弱，而想不经过危难就平定天下，这是我不敢懈怠的第三个原因。曹操五次攻打昌霸不能攻下，四次跨越巢湖不能成功，任用李服而李服谋害他，委任夏侯渊而夏侯渊败亡；先帝每每称赞曹操是英才，还有这些失误，何况我是庸才，怎能必胜！这是我不敢懈怠的第四个原因。自从我到了汉中，只经过一年时间，竟丧亡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无前、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都是几十年之内，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的精英，不是一州所能具有；如果再过几年，就要损失三分之二，还能用什么去打垮敌人呢？这是我不敢懈怠的第五个原因。如今民众贫困兵士疲乏，可是国家大事不可停息，国家大事不可停息，那么原地驻守和出兵进取，付出的辛劳和费用正好相等，而不乘关中宽虚的时机进攻敌人，打算以一州之地同敌人长期对峙，这是我不敢懈怠的第六个原因。心中难以平静下来的是天下大事，以前先帝在楚地战败，当时曹操拍手高兴，说天下已定。然而后来先帝东连孙吴，西取益州，挥师北伐，杀了夏侯渊，这是曹操的失策而汉朝大业将要成功了。但后来吴国又违背盟约，关羽败亡，秭归受挫，曹丕称帝。世上事情都是如此曲折，实在难以预料。我只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得失，不是我的见识所能预见的了。”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关，围陈仓，陈仓已有备，亮不能克。亮使郝昭乡人靳详于城外遥说昭，昭于楼上应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还谢诸葛，便可攻也。”详以昭语告亮，亮又使详重说昭，言“人兵不敌，空自破灭。”昭谓详曰：“前言已定矣，我识卿耳，箭不识也。”详乃去。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靡压其冲车，冲车折。亮乃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
十二月，诸葛亮率领大军从散关出发，包围陈仓，陈仓早已有准备，诸葛亮没能攻下来。诸葛亮让郝昭同乡人靳详在城外远远地劝说郝昭，郝昭在城楼上对靳详说：“魏国的法律，您是熟悉的，我的为人，您是了解的。我深受国恩而且门第崇高，您不必多说，只有一死而已。您回去告诉诸葛亮，就来攻打吧。”靳详把郝昭的话告诉了诸葛亮，诸葛亮又让靳详再次劝告郝昭，说“兵众悬殊，抵挡不住，和必白白自取毁灭。”郝昭对靳详说：“前面已说定了，我认识您，箭可不认识您。”靳详只好返回。诸葛亮自以为几万兵马，而郝昭才有一千多兵众，又估计东来的救兵未必就能赶到，于是进军攻打郝昭，架起云梯，云梯燃烧起来，梯上的人都被烧死，郝昭又用绳子系上石磨，掷击汉军的冲车，冲车被击毁。诸葛亮就又制做了百尺高的井字形木栏，以向城中射箭，用土块填塞护城的壕沟，想置接攀登城墙；郝昭又在城内筑志一道城墙。诸葛亮又挖地道，想从地道进入城里，郝昭又在城内挖横向地道进行拦截。昼夜攻守相持了二十多天。
曹真遣将军费耀等救之。帝召张于方城，使击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问曰：“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知亮深入无谷，屈指计曰：“比臣到，亮已走矣。”晨夜进道，未至，亮粮尽，引去；将军王双追之，亮击斩双。诏赐昭爵关内侯。
曹真派遣将军费耀等援救郝昭。明帝召见在方城的张，命他攻击诸葛亮。明帝亲自来到河南城，摆下酒席为张送行，问张：“等将军赶到，诸葛亮是不是已经取得陈仓呢？”张了解诸葛亮深入作战缺乏粮食，屈指计算一下说：“等到我到了那里，诸葛亮已撤走了。”张日夜兼程赶路，还没到达，诸葛亮的粮食已尽，领兵退去；将军王双追赶，被诸葛亮击杀。明帝颁布诏书赐郝昭关内侯的爵位。
[12]初，公孙康卒，子晃、渊等皆幼，官属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国，渊既长，胁夺恭位上书言状。侍中刘晔曰：“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则由海，陆则阻山，外连胡夷，绝远难制，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若怀贰阻兵，然后致诛，于事为难；不如困其亲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开设赏募，可不劳师而定也。”帝不从，拜渊杨烈将军、辽东太守。
[12]起初，公孙康去世，他的儿子公孙晃、公孙渊都还年幼，所属官吏拥立公孙康的弟弟公孙恭。公孙恭才能低下，性格懦弱，不能冶理所辖的地区。公孙渊已然长大，胁迫公孙恭，夺得太守之位，上书说明事情经过。侍中刘晔说：“公孙氏为汉代所用，因而世代承袭这一职位，其水路有大海相隔，陆路有群山阻挡，对外勾结胡人，遥远难以控制，而且世代为官，权势日久，现在如不诛杀，以后必生祸患。如等到他们怀有二心守险叛乱，然后再加讨伐，将会更加难办。不如趁他刚刚即位，有党羽也有仇敌，出其不意，以大军压境，公开悬赏招募，可以不必动兵打仗而平定。”明帝没有采纳，封公孙渊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
[13]吴王以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印绶未下而卒。初，孙策使范典财计，时吴王年少，私从有求，范必关白，不敢志许，当时以此见望。吴王守阳羡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辄为傅著簿书，使无谴问，王临时悦之。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
[13]吴王任用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印信和绶带还没有下达，吕范就去世了。最初，孙策让吕范掌管财经，当时吴王孙权年少，私下向吕范借钱索物，吕范定要禀告，不敢专断许可，为此，当时即被孙权怨恨。后来，孙权代理阳羡长，有私下开支，孙策有时进行核计审查，功曹周谷就为孙权制造假账，使他不受责问，孙权那时十分满意他。但等到孙权统管国事后，认为吕范忠诚，深为信任，而周谷善于欺骗，伪造簿册文书，不予录用。
三年（己酉、229）
三年（己酉，公元229年）
[1]春，汉诸葛亮遣其将陈戒攻武都、阴平二郡，雍州刺史郭准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归；汉主复策拜亮为丞相。
[1]春季，蜀汉诸葛亮派遣部将陈戒攻打武都、阴平二郡，率领州刺史郭准领兵前去相救。诸葛亮亲自抵达建威城，郭准退去，诸葛亮于是攻下二郡回帅，汉王又委诸葛亮为丞相。
[2]夏四月，丙申，吴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黄龙。百官毕会，吴主归功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欲褒赞功德，未及言，吴主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吴主追尊父坚为武烈皇帝，兄策为长沙桓王，立子从事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子绍为吴侯。
[2]夏季，四月，丙申（十三日），吴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黄龙。文武百官都来朝会，吴王把功劳归于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起板想要歌黛颂德，没等开口说话，吴王说：“如果当初听了张公的计议，现在已经要饭了。”张昭极为羞愧，伏在地上直流汗。吴王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哥哥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儿子孙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孙策的儿子孙绍为吴侯。
以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而谢景、范慎、羊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综作《宾友目》曰：“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则诸葛恪；精识时机，达幽究微，则顾谭；凝辩宏达，言能释结，则谢景；究学甄微，游夏同科，则范慎。”羊私驳综曰：“元逊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发辩而浮，孝敬深而狭。卒以此言为恪等所恶，其后四人皆败，如所言。
吴王任用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而谢景、范慎、羊等都作为宾客，于是东宫号称人才济济。太子孙登让侍中胡综作《宾友目》说：“英才卓越，出类拔萃，是诸葛恪；精识时势，见解深刻，是顾谭；雄辩明达，言能释疑，是谢景；学问深邃，可与子游、子夏等同，是范慎。”羊私下反驳胡综说：“诸葛恪才大然而粗疏，顾谭精明然而残忍，谢景善辩然而浮浅，范慎精深然而狭窄。”羊终于因此言被诸葛恪等厌恶，以后这四人全都败倒，正中羊所言。
吴主使以并尊二帝之议往告于汉。汉人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丞相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当更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守，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深思远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卫尉陈震使于吴，贺称尊号。吴主与汉人盟，约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汉，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吴王派使者到蜀国通告他已即皇帝位，提议两国并尊二帝。蜀汉认为与吴国结交没有益处而且名号体制不顺，应该显明正义，断绝友好盟约。丞相诸葛亮说：“孙权有僭号篡逆之心已经很久了，我们国家所以不追究他的薄义寡情，是有求于他的犄角之援。现在如果公开断绝关系，吴国对我们仇恨必定加深，我们势必转移力加强东方防卫。与吴国对抗，必须先兼并吴国国土，才能谈论进取中原。可是，吴国贤能人才还很多，文武将相，团结和睦，不可能一朝平定。要是兵防守，师老兵疲，使得北敌得逞，这不是谋略之上策。以前孝文帝对匈奴出以谦卑之辞，先帝宽容大度与吴国结盟，都是权衡形势，随时变通，深思长远的利益，绝非如匹无一时忿恨用事。而今议论的人都以为孙权的利益在于鼎足之势，不能与我们合力，而且已经踌躇满志，没有北伐的愿望，这样推断，都是似是而非。为什么？是他的智谋和实力不够，所以以长江为界保全自己；孙权不能越江北上，犹如魏贼不能渡过汉水南下，不是力量有余，并且有利也不去夺取。若我们大军伐魏，孙权的上策应当先是分占魏的土地再作打算，不策当是劫掠民众开拓疆境，在国内显示武力，绝不会端坐不动的。即使他不动而与我们和睦相处，我们从北伐，没有东顾之忧，魏黄河以南的部队为了防备吴国，也不能全部向西调动，就是这一点利益，也已经够深远的了。孙权僭号篡逆之罪，不宜公开表明。”于是派遣卫尉陈震出使到吴，祝贺孙权称号登极。吴王与蜀汉结盟，约定将来平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属汉，司州地区以函谷关界划分。
张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的所统领，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已直言逆旨，中不进见。后汉使来，称汉德美，而群臣莫能屈，吴主汉曰：“使张公在坐，彼不折则废，安复自夸乎！”明日，遣中从事劳问，因请见昭，昭避席谢，吴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而意虑浅短，违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吴主辞谢焉。
张昭因年老多病辞去官职，交回所辖部众，改为辅吴将军，班位次于三公，并改封为娄侯，食邑一万户。张昭每次朝见，辞严气盛，义形于色，曾以直言冒犯旨意，以后不肯来朝见。后来，蜀汉使节来到吴国，称赞蜀汉的美德，然而文武众臣都不能辩倒他。吴王叹息说：“假使张公在座，他不折不服，气焰也会收敛，怎么可能再自夸呢？”次日，由宫中派遣使者部侯张昭，接着亲自请见。张昭离开席位请罪，吴王跪下阻止了他。张昭坐定之后，仰起头说：“以前太后、桓王没有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所以我是想竭尽臣节报答厚恩，然而见识肤浅，违逆陛下旨意。可是，我是一片愚拙之心为国效劳，志在忠心效命而已！如若变心，想要为了荣华富贵巴结奉承，这是我不能做的。”吴王连连辞谢。
[3]元城哀王礼卒。
[3]元城哀王曹礼去世。
[4]六月，癸卯，繁阳王穆卒。
[4]六月，癸卯（二十一日），繁阳王曹穆去世。
[5]戊申，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夫人吴氏曰高皇后。
[5]戊申（二十六日），魏明帝追尊曹氏高祖汉大长秋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
[6]秋，七月，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朝，既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宏藩妾，使比长信，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差地度，人神弗，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从后之义；敢为佞邪导庚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
[6]秋季，七月，明帝颁布诏书说：“古礼规定，王后没有儿子时，遴选庶子继承大宗，就应当继承正统而奉公义，怎么能再主个人亲情！汉宣帝继承昭帝的帝位，追加生父皇号；哀帝以封国国君身分即位，而董宏等竟然引用灭亡的秦国为例，迷惑当时朝廷，既尊称生父为恭皇，在京城建立祭庙，又宠用藩国妃妾，使她和长信宫的太皇太后并相比同。在朝廷前殿叙论亲疏远近，后宫同时并立四位太后，超越身分，毫无节制，人神都不保佑，而非难归罪于忠正规劝的师丹，这样就招致了丁太后、傅太后墓被王莽发掘的祸事。自此以后，继位君王接连效法。从前鲁文公违反傺祀礼议，这种逆祀之罪是由于夏父胡言诱惑；宋文公厚葬过度，大臣华元受到指责。现在我下令公、卿、主官，深刻地以前代所行之事为戒，皇室后裔中万一有由诸侯身分继承帝位的，就应当明白入嗣继承的大义。有谁胆敢用佞邪之词诱惑庚媚当时君主，图为已死的父母建立非正统尊号，干犯正统，称已死的父亲为皇，称已死的母亲为后，那么你们这些国家重臣，要对那些佞臣诛杀不赦。这份诏书要用金写在简册上，藏在宗庙之中，载入国家法典。”
[7]九月，吴主迁都建业，皆因会，不复增改，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
[7]九月，吴王迁都建业，全部承用原有的宫室王府，不再增设改建，留下太子孙登及尚书九卿在武昌，让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监督全国的军政大事。
南阳刘尝著《先刑后礼论》，同郡谢景称之于逊，逊呵之曰：“礼之长于刑久矣；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
南阳人刘曾经著《先刑后礼论》，同郡人高等景向陆逊称赞这部书，陆逊呵斥说：“礼仪为首，先于刑法，已很久了，刘用繁琐的辩解违背先圣的教化，你现在在太子宫中任职，理应遵照仁义之礼以宣扬恩德之音，象刘那样的言论，没必要讲！”
太子与西陵都督步骘书，求见启诲，骘于是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及诸僚吏行能以报之，因上疏奖劝曰：“臣闻人君不亲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
太子孙登给西陵都步骘写信，请求指教。步骘于是把当时荆州界内情况和各官吏的品行才能一一分析报告，并上书鼓励规劝说：“我听说君王不亲临小事，而是让各级官吏尽忠职守，所以舜帝任用九位贤人，自己不用再操心，不出庙堂而天下便行到治理。所以贤人所在之地，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实在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兴哀的关键。愿使太子明晓重视，深加留意，这就是天下的大幸运了！”
张还吴迎家，道病卒。临困授子留笺曰：“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重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离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黜陟失序，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则上无偏廖之授，下无希冀之望矣！”吴主省书，为之流涕。
张回吴郡迎接家眷，中途病死去。临终时，将写好的遗表交给儿子。遗表说：“自到来主持国家的人，全都打算修行德政与太平盛世相媲美。至于治理的结果，多不能实现，不是没有忠臣贤能辅佐，而是由于主上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不能任用他们。人之常情都是畏惧艰难，趋就容易，喜好相同意见，厌恶不同意见，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古书上说，‘从善如同登山，从恶如同山崩’，是比喻为善多么因难。君王承袭祖先累世的基业，据有至尊的自然之势，有掌握天下八种权柄的威严，喜好容易受到赞同带来的欢快，无需听 取采纳别人意见，而忠义之臣提出难以采纳的方案，说出逆耳的言语，与君王不能契合，不也正当如此吗！君王与忠臣疏远就会出现袭痕，花言巧语之人借机离间，君王被这点所谓有忠心搞得迷迷糊糊，迷恋于个人私恩错爱，使得贤明和愚下混在一起，罢免和进用都失去标准，这种情形由来的原因，是私情作怪。所以圣明的君王明察此情，求访贤能如饥似渴，接受规劝而不厌烦，抑制私情，损减私俗，出于大义割舍私恩，那么上面没有偏颇错廖的任用，下面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吴王读着这封遗书，感动得流出热泪。
[8]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情命也。”每 断大狱，常诣观临听之。初，魏文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萧何定《汉律》，益为九篇，后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错糅无常，后人各为章句，马、郑诸儒十有余家，以至于魏，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览者益难。帝乃诏但用郑氏章句。尚书卫觊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8]冬季，十月，魏改平望观为听讼观。明帝常说：“刑狱之事，关系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决重要刑事案件，经常到听讼观临听。以前，魏文侯老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鞅接受了其中的思想以辅佐秦国，萧何制定《汉律》，增加到九篇，以后逐渐增到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世代都有增加和减光，错杂无常。后代人又各自逐章逐句作注，有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十余家，以至到了魏，能够适用的总计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阅读愈加困难。明帝于是诏，只采用郑氏注。尚书卫觊上奏说：“刑法，对于国家非常宝贵重要，但却被人们私下议论时所轻视；监狱官吏，掌握着百姓性命，但却被任用者所鄙屑。国家败坏，未必不是由于这一缘故。请设置法律博士。”明帝睬纳了他的意见。又下诏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汉朝法规，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余篇，虽然比萧何《正律》九篇有所增加，但比其它附属法令精减了。
[9]十一月，洛阳庙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邺。
[9]十一月，洛阳皇家宗庙建成，从邺城迎来高帝、太帝、武帝、文帝四位先祖的灵位供奉。
[10]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东阿。
[10]十二月，雍丘王曹植被迁徙，封于东阿。
[11]汉丞相帝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城于沔阳，筑东城于成固。
[11]汉丞相诸葛亮把相府、军营迁移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阳县修建汉城，在成固县修建乐城。
四年（庚戌、230）
四年（庚戌，公元230年）
[1]春，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洲、欲俘其民以益众，陆逊、全琮皆谏，以为：“桓王创基，兵不一旅。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不当远涉不毛，万里袭人，风波难测。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俗利反害。且其民犹禽兽，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吴主不听。
[1]春季，吴王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兵士一万人，渡海寻求夷洲、洲，打算俘获当地民众以增加民力。陆逊、全琮都来劝止，认为“桓王创立基业时，兵士不过五百人，而今江东人已很多，足够使用，不应当远渡大洋，深入不毛之地，向万里之外发兵袭人，海上狂风巨浪，难以预测。而且民众一旦改变水土环境，肯定会引发疾病，打算增加民力反而更加受损，打算谋利反被其害；况且当地民人犹如禽兽，得到他们不足以事业有帮助，没有他们也不会显得民众亏缺。”吴王没有接受。
[2]尚书琅邪诸葛诞、中书郎南阳邓扬等相与结为党友，更相题表，以散 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诞辈八人为八达。玄，尚之子也。中书监刘放子熙，中书令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
[2]尚书琅琊人诸葛诞、中书郎南阳人邓等互相结成朋党，争相题品吹捧，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诸葛诞等八人为八达。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伶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三人都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但因他们的父亲高居权势之位，特别容纳三人得参预题品，称为三豫。
行司秆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近魏讽伏诛建安之末，曹伟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堂，常用功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芭势，莫能纠，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已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人何患其不已知，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帝善其言。二月，壬午，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于是免诞、扬等官。
行司秆事董昭上书说：“凡拥有天下的帝王，无不崇沿尊重朴实忠信之士，深恶虚伪不真之人，这是因后者毁坏教化，扰乱秩序，伤风败俗。近有魏讽在建安末年被诛杀，曹伟在黄初二年被处死。俯伏思量陛下前后颁布的诏书，极为痛恶浮华虚伪，想要打破拆散明党，常常因此而切齿痛恨；而执法的官吏，却畏他们的权势，不敢监督揭发，败坏风俗行为，赵来越严重。我暗中观察，当今年轻人不再把作学问当作进取之本，而专门以互相结交朋友为业。国中士人不以孝悌清廉修身为第一，而以趋炎附势营利为先，结成朋党，连成群伙，互相恭维，叹息怀才不遇，把诋毁当作惩罚羞辱，把朋党赞誉看作封爵奖赏，对依附自己的人则连声赞叹，好话说尽，对不依附自己的人则百般挑剔，以至互相说：‘当今之世什么忧虑不能消除，只怕人事关系不够，交结党友不多而已，还担心什么别人不了解自己，只要让他听几句好话，就会像吃了灵丹妙药对你温和服贴。’又听说有的人还指使家中奴仆宾客冒充属下差役，出入宫廷官府禁地，来往书信，探听消息。凡是这一类事情，都是法律不容许，刑罚不赦免的。即使魏讽、曹伟的罪过，也不比他们更重！”明帝同意董昭的说法。二月，壬午（初四），下诏说：“社会风气的朴实和浮华，随着教化而改变。兵荒战乱以来，儒家经典的教授完全荒废，年轻人进取的途径，不在经典，这岂不是训导不恰当、对将提拔任用的人不突出考察品德吗？从现在起，郎记必须通晓一种经典才可以升任地方长官，博士课的考试，择取成绩优秀者马上录用，华而不实、不务正道的人罢免！”于是，免去诸葛诞、邓的官职。
[3]夏，四月，定陵成侯钟繇卒。
[3]夏季，四月，定陵成侯钟繇去世。
[4]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卞氏殂。秋七月，葬武宣皇后。
[4]六月，戊子（十一日），太皇太后卞氏去世。秋季七月，安葬武宣皇 后卞氏。
[5]大司马曹真以“汉人数入寇，请由斜谷伐之；诸将数道并进，可以大克。”帝从之，诏大将军司马懿溯汉水由西城入，与真会汉中，诸将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陈群谏曰：“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帝从群议。真复表从子午道；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诏以群议下真，真据之遂行。
[5]大司马曹真认为：“蜀汉多次入侵，请下令由余谷出兵讨伐，各将领分 几路同时并进，可以大胜。”明帝听从了曹真的建议，颁布诏书命大将军司马懿逆汉水由西城进军，与曹真在汉中汇合，其他将领有的由子午谷，有的由武威进军入蜀。司空陈群劝谏说：“太祖以前到阳平攻打张鲁，大量收集豆麦以增加军粮供给，张鲁没有攻下而粮食已经缺乏。如今既然不能就地取粮，况且斜谷地势险阴，无论进退，都很困难。转运粮食肯定会被抄袭截击，如果多留士兵据守险要之处，便会使战士受损失，不可不深思熟虑！”明帝听从了陈群的建议。曹真再次上书要从子午道进攻汉中，陈群又陈述不便行事的理由，并谈到军事费用的预算情况。明帝下诏把陈群的议论交给曹真参考，曹真却据此诏书随即出动。
[6]八月，辛巳，帝行东巡；乙未，如许昌。
[6]八月，辛巳（初五），明帝向东巡行；乙未（十九曰），到达许昌。
[7]汉丞相亮闻魏兵至，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严使将二万人赴汉中，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
[7]蜀汉丞相诸葛亮听说魏军来到，驻扎在成固、赤坂等魏军。让李严率领二万人赶往汉中，上表请让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统领军队掌管接应之事。
会天大雨三十余日，栈道断绝，太尉华歆上疏曰：“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降，愿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上之心，则二贼之衅可从而待也！”帝报曰：“贼凭恃山川，二祖劳于前世，犹不克平，朕岂敢自多，谓必灭之哉！诸将以为不一探取，无由自敝，是以观兵以窥其衅。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朕敬不忘所戒。”
正值大雨不停，连降三十多天，栈道断绝，太尉华歆上书说：“陛下以圣道而处在象成康之治一样的盛世，希望先专心于国家的文治，把征伐作为以后的事情。主持国家的人以民众为基础，民众以衣食为根本。如能使中原没有饥饿寒冷之苦，百姓对上边没有离心离德之意，那么吴、蜀二贼的矛盾，可以坐待其爆发！”明帝答道：“敌人凭借高山大川，太祖和世祖前世劳苦，还没平定，朕岂敢自己吹嘘，说一定消灭敌人呢？将领们以为不一一进取，二贼不可能自行败亡，因此用兵以窥测敌人的破绽。如果天时还没有到来，周武王纣，会师盟津而回军，就是前车之鉴，朕不会忘记历史的鉴戒。”
少府杨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鱼入舟，君臣变色，动得吉瑞，犹尚忧惧，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屡降变，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已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已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使六军困于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
少杨阜上书说：“从前周武王渡黄河伐纣，一条白鱼跃入舟中，君臣险色大变，行军得到吉祥的瑞兆，还那么害怕，何况面对真正的灾异而能不战栗吗？而今吴、蜀没有平定，而上天屡次降下灾变，各路大军刚刚进发，便天降大雨之灾，积沙乱石阻塞山路，已经有不少日子。转运军用物资的劳累，肩挑背负的辛苦，耗费的已经很多，如果供应不能跟上，一定事与愿违。《左传》上说：‘看到便利就进，知道困难就退，是用兵的良法。’白白地让大军在山谷之间受困，进没有什么可以掠取，退又不可能，不是帝王之师的做法。”
散骑常侍王肃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师不宿饱，’此谓平涂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迫而不展，粮远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言之前代，则武王伐纣，出关而复还；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岂非所谓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者哉！兆民知上圣以水雨艰剧之故，休而息之，后日有衅，乘而用之，则所谓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者矣。”肃，朗之子也。
散骑常侍王肃上书说：“从前的书上有这样的话：‘从千里之外供给粮食，士兵谅会面有饥色，依靠就近拾柴做饭，军队就会经常吃不饱。’这是说在平路行军的情况，又何况是深入峻岭，靠开凿山路前进，所费劳力与平地行军相比，一定相差百倍。现在又加上霖雨不断，山道崎岖，又陡又滑，兵众拥挤而不能展开，粮食远在外地，难以跟上，实在是行军的大忌。听说曹真发兵已过了一个月而行军才到子午谷的半路，修路的劳动，战士全都参加，让敌人独得以逸待劳，这是兵家所禁忌的。拿古代来说，就是周武王伐纣，出了关而又退回；拿近代而论，就是武帝、文帝征伐孙权，到了长江而不渡，难道不是所谓的顺天知时，随时变通的先例吗？百姓知道圣明的君主因为雨水造成艰难的缘故，休兵停战，以后遇有机会，就会因此而拼力效用，那就是所谓乐意冒险，民忘其死的了。”王肃是王朗的儿子。
九月，诏曹真等班师。
九月，下诏命曹真班师。
[8]冬，十月，乙卯，帝还洛阳。时左仆射徐宣总统留事，帝还，主者秦呈文书。帝曰：“吾省与仆射省何异！”竟不视。
[8]冬季，十月，乙卯（十一日），明帝返回洛阳。当时，左仆射徐宣总管留守京师之事，明帝归来后，主事官吏把徐宣批示后的文书呈送明帝过目，明帝说：“我审阅和仆射审阅有什么不同！”竟然看都不看。
[9]十二月，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阳陵。
[9]十二月，将文昭皇后改葬在邺城朝阳陵。
[10]吴主扬声欲至合肥，征东将军满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吴寻退还，诏罢其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吴果更到合肥城，不克而还。
[10]吴王扬言要出兵到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上表奏请调兖州、豫州各军全部集中。吴军不久退兵，明帝下诏停止此次军事行动。满宠认为：“现在敌大举进兵不战而还，不是他们的本意。这必定是打算伪装退却以使我们停止作战准备，再倒转回来乘虚而入，攻我不备。”上表请求不能停止备战。十几天后，吴军果然重到合肥城下，攻不下城，只好退兵。
[11]汉丞相亮以蒋琬为长史。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每 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11]蜀丞相诸葛亮任用蒋琬为长史，诸葛亮数次外出征战，蒋琬常能筹措足够的粮食和兵员供给诸葛亮。诸葛亮每次都说：“蒋琬忠心而又有雅量，当是与我共同佐助帝王之业的人。”
[12]青州人隐蕃逃奔入吴，上书于吴主曰：“臣闻纣为无道，微子先出；高祖宽明，陈平先入。臣车二十二，委弃封域，归命有道，赖蒙天灵，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见精别，使臣微言纱旨，不得上达，于邑三叹，曷惟其已！谨诣阙拜章，乞蒙引见。”吴主即召入，蕃进谢，答问及陈时务，甚有辞观。侍中右领军胡综侍坐，吴主问何如？综对曰：“蕃上书大语有似东方朔，巧捷诡辩有似祢衡，而才皆不及。”吴主又问：“可堪何官？”综对曰：“未可以治民，且试都辇小职。”吴主以蕃盛语刑狱，用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数称蕃有王佐之才，普尤与之亲善，常怨叹其屈。于是蕃门车马云集，宾客盈堂，自卫将军全琮等皆倾心接待；“惟羊及宣诏郎豫章杨迪拒绝不与通。潘浚子翥，亦与蕃周旋，馈饷之。浚闻，大怒，疏责翥曰：“吾受国厚恩，志报以命，尔辈在都，当念恭顺，亲贤慕善。何故与降虏交，以粮饷之！在远闻此，心震面热，惆怅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责所饷！”当时人咸怪之。顷之，蕃谋作乱于吴，事党，亡走，捕得，伏诛。吴主切责郝普，普怕惧，自杀。朱据禁止，历时乃解。
[12]青州人隐蕃逃到吴国，上书给吴王说：“我听说商纣王行为无道，微子先出离本国；汉高祖宽厚英明，陈平首先入境投靠。我今年二十二岁，舍弃故土，最顺于有道圣君，承蒙上天保佑，得以安全抵达，我来到此地已有数日，而主客之官把我看作一般的归降之士，没有再加精细的考察甄别，使我的精辟见解和美好意图不能呈献给陛下，再三叹息，为什么这样！谨到宫门呈递奏 章，乞蒙召见。”吴王随即召他入宫，隐蕃叩谢，回答问题和陈述时势，极善言辞，仪态从容。侍中右领军胡综在座，吴王问他印象如何？胡综答道：“隐蕃上书语气大，好象东方朔，乘巧敏捷、善于诡辩，好象祢衡，可是才能却比不上。”吴王又问：“可以担当什么官职？”胡答：“不可让他治理民众，暂且在京都试任一个低等职务。”吴王认为隐蕃多谈刑狱之事，就任他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屡次称隐蕃有辅佐帝王之才，郝普尤其与隐蕃亲密友好，经常抱怨叹息隐蕃屈才。于是隐蕃门前车马云集，宾客满堂，卫将军全琮以下等都倾心交往，只有羊和宣诏郎豫章人杨迪拒绝与隐蕃交往。潘浚的儿子潘翥，也和隐蕃交往应酬，还赠送物品给他，潘浚听说后勃然大怒，写信责备潘翥说：“我受国家厚恩，志在以生命回报，你住在京师，应当心怀恭顺，亲近贤能，仰慕善行，为什么和一个投降的人交往，还送给他粮食！我在远方听到此事，心头震动，脸上发热，惆怅数十天。信到后，赶快到信使那里接受一百杖的责罚，立刻索回赠送的物品！”当时人们都对潘浚的做法感到奇怪。没多久，隐蕃图谋在吴国叛乱，事被发觉逃走，后被捉到处死。吴王严厉责备郝普，郝普极为恐惧，自杀了。朱据被软禁，过一些时间才予解除。
[13]武陵五蛮夷叛吴，吴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吕岱还屯长沙沤口。
[13]武陵郡五蛮夷反叛吴国，吴王认为南方疆土安定，调交州刺史吕岱回军驻守长沙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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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七十二卷
魏纪四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太和五年（辛亥、231）
魏纪四 魏明帝太和五年（辛亥，公元231年）
[1]春，二月，吴主假太常潘浚节，使与吕岱督军五万人讨五溪蛮。浚姨兄蒋琬为诸葛亮长史，武陵太守卫秦浚遗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吴主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表以示浚，而召还，免官。
[1]春季，二月，吴王授予太常潘浚符节，命他与吕岱统领大军五万人讨伐五蛮。潘浚的妻只蒋琬担任诸葛亮长史，武陵太守卫上奏说潘浚派遣密使与蒋琬联系，有寄托归附的打算。吴王说：“潘浚不会做这种事。”随即封好卫奏章以给潘浚看，而把卫召回，免去官职。
[2]卫温、诸葛直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洲绝远，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温、直坐无功，诛。
[2]卫温、诸葛直率军出海已有一年，兵士因为得了传染病而死的有十之 八九。洲极其遥远，最终也没能到达，只掠得夷洲几千人返回。卫温、诸葛直因出师无细，论罪被杀。
[3]汉丞相亮命李严以中都护署府事。严更名平。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于是大司马曹真有疾，帝命司马懿西屯长安，督将军张、费曜、戴陵、郭准等以御之。
[3]蜀汉丞相诸葛亮命李严以中都护的官职署理汉中留府的事务，李严改 名李平。诸葛亮率领各路大军进犯魏境，围祁山，用木牛运输军用物资。这时大司马曹真有病，明帝命司马懿向西驻扎在长安，统领将军张、费曜、戴陵、郭淮等御诸葛亮。
[4]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卒。
[4]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去世。
[5]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
[5]自去年十月起不降雨，一直到这个月。
[6]司马懿使费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余众悉出，西救祁山。张欲分兵驻雍、，懿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懿遇于上之东。懿敛军依险，兵不得交，亮引还。
[6]司马懿命费曜、戴陵留下四千精兵防守上，其余的士兵全部出动，往西援救祁山。张打算分出部分兵力驻守在雍县、县，司马懿说：“估计前面的部队能够独立抵挡敌军，将军的意见就对了；如果前面的部队不能抵挡敌军而分为前后两部分，这说是楚国三军所以被黥布击溃的原因。”于是进军。诸葛亮分出一支部队留下来进攻祁山，亲自率领大军到上迎战司马懿。郭淮、费曜等抄袭诸葛亮，诸葛亮击败他们，乘机收割了上的麦子，与司马懿在上以东相遇。司马懿收兵据险防守，两军不得交战，诸葛亮率军退回。
懿等寻亮后至于卤城。张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 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军食少，亦行去矣。”懿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诸将咸请战。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张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逆战，魏兵大败，汉人获甲首三千，懿还保营。
司马懿尾随诸葛亮之后到达卤城。张说：“他这来迎战我军，要求作战达不到目的，认为我军利于不战，打算以持久之计制胜。况且祁山方面知道大军已经靠近，人心自然稳定，可以在这里驻军，分出一支奇兵，出现在他们的后路，不应当只敢尾随而不敢追击，使得民众失望。现在诸葛亮孤军用战，粮食又少，也快要走了。”司马懿不听从张的意见，有意尾随诸葛亮。已经赶上，又上山扎营，拒绝同诸葛亮交战。贾栩、魏平多次请求出战，还说：“您畏蜀如虎，怎能不让天下人取笑！”司马懿对此很不满意。将领们纷纷请求出战。夏季，五月，辛已（初十），司马懿便让张攻击围祁山之南的蜀无当军监军何平，亲自据中路与诸葛亮正面对峙。诸葛亮命魏延、高翔、吴班迎战，魏军大败，蜀军俘获了三千人，司马懿退军何卫大营。
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追之。进至木门，与亮战，蜀入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右膝而卒。
六月，诸葛亮因为粮尽退军，司马懿命张追击。张进兵到木门，与诸葛亮交战，蜀军利用居于高地布下伏兵，万箭齐发，张右膝中箭而死。
[7]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7]秋季，七月，乙酉（十五日），皇子曹殷生，大赦天下。
[8]黄初以来，诸侯王法禁严切，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东阿王植上疏曰：“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伏惟陛下资帝唐钦明之德，体文王翼翼之仁，惠治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递上，执政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亲姻之路通，庆吊之情展，诚可谓恕己洽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乃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乘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至于注心皇极，结情紫闼，神明知之矣。然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退惟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齐义于贵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于圣世矣！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解朱组，佩青绂，驸马、奉车，趣得一号，安宅京室，执鞭珥笔，出从华盖，入侍辇毂，承答圣问，拾遗左右，乃臣丹诚之至愿，不离于梦想者也。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精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臣伏以犬马之城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崩城、陨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虚语耳！若葵藿之倾太阳，虽不为回光，然向之者诚也。窃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臣闻《文子》曰：‘不为福始 ，不为祸先。”今之否隔，友于同忧，而臣独倡言者，实不愿于圣世有不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时雍之美，宣缉熙章明之德也！”诏报曰：“盖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恶终也，事使之然。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无禁锢诸国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诉。”
[8]黄初以来，对诸侯王的法制禁令为严厉，以至于姻戚之间都不敢互相往来问侯。东阿王曹植上书说：“尧教化天下，先从亲族开始再推及到疏远的人，从近支推及到远支。周文王以礼法对待其妻，推及兄弟，用此来治理国家。陛下具有唐尧一样神明完美的德行，推行文王谦谨恭敬的仁爱之心，恩惠遍沾后宫，恩宠显于九族，诸王百官轮流入值，国家的务不会在朝堂废弃，个人的感情也能在私下展布，姻亲之间的交往可以通达，喜庆哀吊的情感能够表达，真可谓是推己及人、广施恩德的了。至于为臣我，人际关系完全断绝，在政治清明时却受到禁锢，我暗自伤心。不敢奢望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再去修明世事，叙次人伦，更何况近来姻亲关系不能交往，兄弟之间背离绝交，吉凶之事不得不到音信，喜庆哀吊之礼完全废除。恩情如此背离，甚于过路之人，隔如此深远，超过胡人、越人。现在我因为受到种种制约，永无进朝晋见的希望，至于倾心王室，情绕宫庭，只有神明才知道。可是天意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想到各位新王时常怀有兄弟手足这情，愿陛下能沛然开恩赐下诏书，使各封国互相祝贺通问，四时之节，得以来京展拜，以叙骨肉欢聚的情谊，成全兄弟友好的义理。妃妾的母家，馈赠脂粉，一年可以两次往来问候，使亲王在礼义上与其他皇亲外戚比齐，在待遇上和文武百官同等。如果这样，那么古人所赞叹、《诗经》所歌咏的就再现于当今圣世了！我私下反省自己，连锥刀的用处都没有；但看到陛下所提拔任用的人，如果把我当作皇室之外的人，私下度量，也不比在朝人士差。如能允许我脱下藩王所戴远游冠，戴上大臣的武弁帽，解下藩王的红绣带，佩上大臣的青绣带，得到一个驸马都尉、奉车都尉之类的名号，把宅第安在京师，手执马鞭，帽边插笔，天子出游时随从前后，天子返宫后待命殿前，圣上垂问，承应回答，拾遗补阙，侍奉左右，这就是我亦诚之心的最大愿望，梦以求的理想。我追慕《鹿鸣》所描述君臣之的情景，经常吟咏《常棣》‘兄弟不是外人’的告诫，近思《伐木》求友的意义，最终感怀《蓼莪》父母之恩难以报答的悲哀，每逢四时节令，离群独处，左右只有奴仆，面前只有妻子儿女，高谈阔论没有人听，精辟见解不能发挥，未尝不是听到音乐就抚心悲痛，举起洒怀就长长叹息。我以犬马的诚心不能感动人，正如人的真城不能感动天。感动上天而使城墙崩塌、夏日降霜的典故，我当初相信它们，但以我的心相比，这些不过是些虚夸！犹如向日葵倾向太阳，虽然太阳不为之回光，然而倾向之心是真诚的。我暗中自比为向日葵，而能够降下天地般恩惠，赐给日月星一样光明的人，其实正是陛下。我听说《文子》一书上说：‘不要开始有福，不要首先遇祸。’现在互相疏远隔阂，兄弟一同担忧，而我独自首先上奏的原因，实在是不愿意在圣明之世仍有人蒙受不到恩泽，想使陛下崇尚唐尧时代亲族和睦的美好，发扬文王之世政治清明的德政！”明帝用诏书回答说：“教化的推行，各有兴盛和衰落，不都是开始完善，终局非坏不可，而是时势迫使它这样。现今只是让各封国兄弟之间人情礼仪间化，妃妾母家减省脂粉馈赠，并没有禁止各封国往来问候的诏命。矫枉过正，下边的官吏害怕受到谴责，才造成您说的那种状况。已命令主管官员，照您的意见办。”
植复上疏曰：“昔汉文发代，疑朝有变，宋昌曰：‘内有朱虚、车牟之亲，外有齐、楚、淮南、琅邪，此则磐石之宗，愿王勿疑。’臣伏惟陛下远览姬文二虢之援，中虑周成召、毕之辅，下存宋昌磐石之固。臣闻羊质虎皮，见草则悦，见豺则战，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将不良，有似于此。故语曰：‘患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为也。’昔管、蔡放诛，周、召作弼；叔鱼陷刑，叔向赞国。三监之衅，臣自当之；二南之辅，求必不远。华宗贵族藩王之中，必有应斯举者。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也，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高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其其荣，殁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今臣与陛下践冰履炭，登山浮涧，寒温燥湿，高下共之，岂得离陛下哉！不胜愤懑，拜表陈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书府，不便灭弃，臣死之后，事或可思。若有毫厘少挂圣意着，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纠臣表之不合义者，如是则臣愿足矣。”帝但以优文答报而已。
曹植又上书说：“从前，汉文帝众代国出发，怀疑朝廷肆生事变，宋昌说：‘京城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些皇亲，外有齐、楚、淮南、琅琊各封国，都是磐石般的皇族，望君王不要怀疑。’我想陛下远的一定观览过周文王依靠虢仲、虢叔两位弟弟完成王业的记载，近一点还考虑过周成王时召公、毕公辅佐朝政之事，再就是关于宋昌磐石之固的比喻。我听说羊披上虎皮，看见草就高兴，看见豺狼就胆战，是忘记它身上披的虎皮了。而今任用的将领不优良，则与此相似。所以俗话说：‘怕就怕做事的人不了解所做的事，了解应该怎样做事的人却不能够去做。’古代周成王杀死管叔，流放蔡叔，用周公、召公作为辅佐；叔鱼被恶侯所杀，叔向却助晋国以成霸业；西周三监之乱，我自会引以为戒；二南之辅，不必远求。皇宗显贵和封国藩王中，必定有这种人才。能使天下倾耳注目的人，是当权者。所以谋略能够使人主改变，威望能够使下面慑服。豪门大族执政，不在于是否皇亲国戚，掌握着权柄，虽然疏远也举足轻重；势力衰落，虽是皇亲也必定轻微。所以取代齐国的人是田姓家族，而非吕姓家族；瓜分晋国者，是赵姓、魏姓，而不是姬姓，请陛下明察。在吉祥太平时专擅权位，在凶祸来临时赶快逃避的，都是异姓之臣。希望国家安定，祈求家族高贵，存则共享荣耀，亡时同当灾祸，都是皇族之臣。而今反倒疏远皇族亲近异姓，我因不解。我跟陛下齐踏薄冰，同蹈炭火，攀登高山，跨越深漳，寒冷炎热，燥热潮湿，无论环境好坏，都在一起，怎么能离开陛下呢？我内心不胜悲愤苦闷，上书陈情，如有不合圣意之处，请求暂且交给书府收藏，不要毁掉丢弃，我死之后，或许可以引起深思。如果有一丝一毫能合陛下圣意的地方，请在朝廷公开，使博古通今之士纠正我上书中不合大义之处。如能这样，我的愿望就满足了。”明帝只是以措辞感人的文章作为回答而已。
八月，诏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适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
八月，明帝下诏说：“先帝颁布诏令，不想让亲王们留在京都的原因，是因为皇帝年幼，母后摄政，防微杜，关系国家盛衰。朕不见各亲王已有十二年，悠悠情怀，怎能不思念！现下令所有亲王及皇族的公爵侯爵，各派嫡子一人于明年正月来京朝会，但以后如有皇帝年少、母后在宫摄政的情况，自当按先帝的诏令办。”
[9]汉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后，主督运事。会天霖雨，平恐运粮不继，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欲杀督运岑述以解已不办之靓。又表汉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违错。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亮表平面前后过恶，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复以平子丰为中郎将、参军事，出教敕之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乘乎！若者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
[9]蜀汉丞相诸葛亮进攻祁山的时候，李平留守后方，掌管督运军需事务。当时正值霖雨连绵，他平担心运粮供应不上，派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传喻后主旨意，叫诸葛亮退军。诸葛亮承此旨退回。李平听到退军的消息，假装惊讶，说“军粮充足，为什么就回来？”又要杀督远粮的岑述来解脱自己失职不办的责任。还向汉王上表，说“军队假装退却，是想引诱敌人”。诸葛亮出示李平前后亲笔所写的全部信函、书奏等，矛盾重重。李平理屈词穷，低头认罪。于是诸葛亮上表奏明李平前后的罪恶，罢掉官职，削去封爵和食邑，流放到梓潼郡。又任用李平的儿子李丰为中郎将、参军事，写信告诫他说：“我和你们父子同心力辅助汉室，上表推荐你父亲典理汉中事务，委任你在东关镇守，自认为真心感动，自始至终可以依靠，怎么会想到中途背离呢？如果你父亲能认罪诲过，一心一意为国效忠，你与蒋琬推心置腹，同心共事，那么闭塞的可能通泰失去的可以再得到。请仔细思考这一劝戒，明白我的用心。”
亮又与蒋琬、董允书曰：“孝起前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卫尉南阳陈震也。
诸葛亮又给蒋琬、董允写信说：“孝起以前对我说李严居心刻深，乡里 认为不好接近。我以为他虽然严峻苛刻，但不触犯他也无妨，没有想到又有苏秦、张仪反复无常之事出人意料地重演，可以让孝起知道这件事。”孝起就是卫尉南阳人陈震。
[10]冬，十月，吴主使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扬州刺王凌，吴主伏兵于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凌云：“道远不能自致，乞兵见迎。”凌腾布书，请兵马迎之。征东将军满宠以为必诈，不与兵，而为凌作报书曰：“知识邪正，欲避祸就顺，去暴归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计兵少则不足相卫，多则事必远闻。且先密计以成本志，临时节度其宜。”会宠被书入朝，敕留府长史，“若凌欲往迎，勿与兵也。”凌于后索兵不得，乃单遣一督将步骑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击，督将迸走，死伤过半。凌，允之兄子也。
[10]冬季，十月，吴王派遣中郎将孙布诈降，以引诱扬州刺史王凌，吴王在阜陵设下伏兵布诈降，孙布派人告诉王凌说：“道路太远，不能自己前去，请求出兵迎接。”王凌把孙布的书向上呈报，请求出兵相迎。征东将军满宠认为这必是许诈降，不给派军队，而替王凌写了一封给孙布的回信说：“知道邪正之分，想要避开灾祸，顺应天意，脱离暴政，归顺正道，非常值得嘉许。本打算派兵迎接，可是算计着兵少不足以保卫您，兵多则事情必然远近传播。请暂且先对你的意图严加保密，以成全本来的志向，临到时机合适时再做部署。”适逢满宠接到命令入朝，临行命令留府长史：“如果王凌想要去迎孙布，一定不要给他军队。”王凌在这以后要不到兵，就单独派遣一名督将率领步、骑兵七百人前往迎接，孙布乘夜袭击，督将逃走，兵士死伤过半。王凌是王允的侄子。
先是凌表宠年过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将召宠，给事中郭谋曰：“宠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余年，有勋方岳；及镇淮南，天人惮之。若不如所表，将为所窥，可令还朝，问以东方事以察之。”帝从之。既至，体气康强，帝慰劳遣还。
先前，王凌上表说满宠年纪老迈，酷嗜饮酒，不可再担任独当一面的职务。明帝将要召回满宠，给事中郭谋说：“满宠任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多年来，著有功劳，后来镇守准南，吴中十分畏惧他。如果情况不象王凌上表所说，将被敌人窥探利用，可以令他还朝，用询问东方军事的方式考察他。”明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满宠既到，看起来身体健康气色强壮，明帝加以慰劳后让他回任上。
[11]十一月，戊戍晦，日有食之。
[11]十一月，戊戌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2]十二月，戊午，博平敬侯华歆卒。
[12]十二月，戊午（二十日），博平敬侯华歆去世。
[13]丁卯，吴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13]丁卯（二十九日），吴国大赦，改明年年号为嘉禾。
六年（壬子232）
六年（壬子，公元232年）
[1]春，正月，吴主少子建昌侯虑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吴主，因自陈久离定省，子道有阙；又陈陆逊忠勤，夫所顾忧。乃留建业。
[1]春季，正月，吴王的小儿子建昌侯孙虑去世。太子孙登从武昌入朝晋见吴王，诉说自己久离京城父母，不能尽到儿子的孝道；又说陆逊忠心勤恳，没有什么可顾虑担忧的。于是孙登留在建业。
[2]二月，诏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2]二月，魏明帝颁诏改封诸侯王，都由郡改称为国。
[3]帝受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谥平原懿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帝欲自临送葬，又欲幸许。司空陈群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礼述之，加以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以来，未有此比。而乃复自往视陵，亲临祖 载。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此万国之至望也。又闻驾欲幸许昌，二宫上下，皆悉居东，举朝大小，莫不惊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为喜凶有命，祸福由人，移走求安，则亦无益。若必当移避，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权时分止，何为举宫暴露野次，内公私烦费 ，不可计量。且吉士贤人，犹不妄徙其家，以宁乡邑，使无恐惧之心，况乃帝王成国之主，行止动静，岂可轻脱哉！”少府杨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该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 不听。三月，癸酉，行东巡。
[3]明帝的爱女曹淑去世，明帝极为悲痛，追谥为平原懿公主，在洛阳建庙，在南陵安葬，取甄后已亡的侄孙甄黄与她合葬匹配，追封甄黄为侯爵，并为他选立继承人，承袭爵位。明帝想要亲皇送葬，还想前往许昌。司空陈群直言规劝说：“八岁以下的孩子死亡，没有丧葬的礼仪，何况还未满月，就以成人丧葬之送葬，加穿丧服，满朝都穿白衣服，日夜在棺哀哭，自古以来没有能与此相比的。而陛下还要亲自去察看陵暮，亲自送葬。愿陛下抑制割舍这种有损无益之事，这是普天下最大的愿望。又听说陛下打算驾临许昌，太后、皇后两宫上下，都一齐随驾东行，满朝大小官员无不感到震惊奇怪。有人说这是想要避灾，有人说是打算营缮宫室而迁移殿舍，有的则不知什么原因。我认为吉祥和凶险，全是天命，灾祸和福分，由人掌握，用移居来祈求平安，也无益于事。如果必须移居避灾，修缮整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都可暂时分住，为什么要举宫上下暴露在旷野之地，公私花费巨大，难以计算。而且贤人吉士还不轻易迁居搬家，以便乡里安宁，使乡亲们没有恐惧之心，何况陛下是天下的主人，一举一动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呢！”少府杨阜说：“文皇帝、武宣皇后去世，陛下都不送葬，为的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防不测，为什么要给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送葬呢？”明帝都不接受。三月，癸酉（初七），起驾向东巡游。
[4]吴主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从公孙渊求马。
[4]吴王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船渡海到辽东，向公孙渊求购马匹。
初，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见谤毁。吴主尝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而神仙，世岂有仙人也！”吴主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贺等之辽东，翻闻之，以为五宜讨；辽东绝远，听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
起初，虞翻性情粗疏率直，洒后屡次出现过失，又喜好顶撞别人，多次被人毁谤。吴王曾与张昭谈论到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而你却说是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吴王对虞翻的恨愤不止一次两次，于是将虞翻贬到交州。等到周贺等去辽东，虞翻听到后，认为应该出兵讨伐五，辽东相隔极远，即使前来归附，也不足取，而今派人带财物去辽东购马，既不是国家之利又恐怕没有收获，想上书规劝不敢，将奏章给吕岱过目，吕岱没有回答。虞翻被怨恨的人告发，再次被贬到苍梧郡猛陵县。
[5]夏，四月，壬寅，帝如许昌。
[5]夏季，四月，壬寅（初六），明帝到达许昌。
[6]五月，皇子殷卒。
[6]五月，皇子曹殷去世。
[7]秋，七月，以卫尉董昭为司徒。
[7]秋季，七月，明帝提升卫尉董昭为司徒。
[8]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
[8]九月，明帝前往摩陂，修整许昌皇宫，新建景福殿、承光殿。
[9]公孙渊阴怀贰心，数与吴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之。散骑常侍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驱使为贼也。故曰：‘虎狼当路，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孝，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傥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等往皆无功，诏令罢军。
[9]辽东太守公孙渊暗地怀有二心，多次与吴国联系，明帝命当南太守田豫督领青州各路大军从海道，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同时进军讨伐公孙渊。散骑常侍蒋济劝谏说：“凡不是准备加以吞并的国家，不骚扰又不叛逆的藩属，都不宜轻易出兵诗伐。讨伐他们而不能制服，是迫使他们成为寇贼。所以说：‘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自会消失。如今海边之地，世世代代臣属于朝廷，每年上计报告人口、赋税、刑狱等情况，推举孝廉，不缺赋税和贡品，朝廷官员议论时都把辽东排在前面。即使一举出兵就能把他们打败，获得的民众也不足以增加国力，获得的财物也不能使我们富足；倘若失败，会由此结下怨恨，自毁信誉。”明帝不接爱。田豫待前往征讨都徒劳无功，下诏停止用兵。
豫以吴使周贺等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道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遂辄以兵屯据成山。贺等还至成山，遇风，豫勒兵击贺等，斩之。吴主闻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于交州。会翻已卒，以其丧还。
田豫认为吴国买马使节周贺等行将返归，时已冬季，海上风急，肯定畏惧海浪飘摇，靠岸行驶，而东边海岸水浅不能靠岸，必当赴经成山，成山又没有藏船之处，于是就派出部队把守成山。周驾等返回行至成山，果然遇风上岸，田豫率军袭击周贺等，并杀了他。吴王听说后，才想起虞翻的建议，于是召 虞翻从交州返回。这时虞翻已经去世，只运回灵柩。
[10]十一月，庚寅陈思王植卒。
[10]十一月，庚寅（二十八日），陈思王曹植去世。
[11]十二月，帝还许昌宫。
[11]十二月，明帝回到许昌宫。
[12]侍中刘晔为帝所亲皇。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是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则曰“不可”。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执不可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与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谢曰：“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无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予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
[12]侍中刘晔为明帝所亲近器重。明帝将要讨伐蜀国，朝廷内外都说：“不可。”刘晔入朝与明帝商议，则说：“可讨伐”；出来和朝廷大臣讨论，则又曰“不可”。晔有胆有识，谈论起来，有声有色，很动听，中领军杨暨是明帝的亲信大臣，也看重刘晔，是持不可伐意见中最为强硬的人，每次从朝廷出来，就去拜访刘晔，刘晔都讲不可讨伐的道理。后来，杨暨和明帝谈起伐蜀之事，杨暨恳切规劝，明帝说：“你是个书生，怎么知晓军事！”杨暨谢罪说：“我的话诚然不足采纳，侍中刘晔是先帝的谋臣，常常说蜀不可讨伐。”明帝说：“刘晔与我说蜀可伐。”杨暨说：“可以把刘晔叫来对质。”明帝下诏让刘晔来，问刘晔，刘晔始终不说话。后来刘晔单独晋见，责备明帝说：“讨伐一个国家，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我知道这件大事后，常常害怕说梦话泄漏出去增加我的罪过，怎么敢向人说这件事？用兵之道在于诡诈，军事行动没开始时，越机密越好。陛下公开泄漏出去，我恐怕敌国已经听说了。”于是明帝向他道歉。刘晔出来后，责怪杨暨说：“渔夫钓到一条大鱼，就要放长线跟在后，必须到可以制用时再用线将它牵回，那就没有得不到的。帝王的威严，难道只是一条大鱼而已！你诚然是正直的臣僚，然而计谋不足以采纳，不可不仔细想一想。”杨暨也向他道歉。
或谓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反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也为大鸿胪，以忧死。
有人对明帝说：“刘晔不尽忠心，善于探察皇上的意向而献媚迎合，请陛下试一试，和刘晔说话时全用相反的意思问他，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反，说明刘晔经常与陛下圣意相一致。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同，刘晔的 迎合之情必然暴露无遗。”明帝如其所言检验刘晔，果然发现他的迎合之情，从此疏远了他。刘晔于是精神失常，出任大鸿胪，因忧虑而死。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敦诚悫，内失君心，外于俗，卒自危，岂不惜哉！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确实是这样。以刘晔的聪明智慧和权术计谋，如果坚守道德大义，将忠信作为行动的准则，即使是古代的贤人，又怎能超过他！而刘晔只是施展才智，不重诚恳，在内失掉君王的宠信，在外受窘于世俗的压力，最终因此危害了自己，岂不可惜！
[13]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矫惧，以告其子骞。骞曰：“主上明圣，大 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意果解。
[13]刘晔曾经进谗言说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十分害怕，将此事告诉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圣明，您是大臣，如果不能融洽，不过不当三公而已。”几天后，明帝的不满之意果然消除。
尚书郎乐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见廉昭奏左丞曹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志意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今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独臣不尽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敬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不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其私报所憎，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遂使疏者不敢毁誉，以至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将遂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书》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知，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反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这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不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未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怀，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寺门，期实未得为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庥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录校尉也羡辟大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洽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廉昭等乎！夫纠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将何乐焉！”恕畿之子也。”
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因有才干受到宠信，他喜好收集群臣的微小过失用以向 上献媚。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我看见谦昭上奏说左丞曹有罪罚应当禀报，但曹不依据诏书，应深入追究责问。还说：‘其安应当处罚的人另行奏报。’尚书令陈矫上奏说自己不敢逃避处罚，也不敢陈述理由，辞意恳切悲恻，我暗自哀怜而为朝廷惋惜。古代帝王所以能矫正世风抚育人民的原因，没有不是远得百姓的戴，近靠群臣的竭尽智力。而今陛下日理万机，担忧劳苦，有时还在灯光下处理公务，但很多事情仍不能安顿，刑法禁令日渐松弛。察究原因，并非只是群臣不尽忠心，也是主上不能恰当地使用他们。百里奚在虞地愚钝而在秦国足智多谋，豫让在中行氏那里马马虎虎过日子，而在智伯那里显出了节操，这些都是古人的明证。如果陛下当今之世没有良才，朝廷乏贤能辅佐，难道可以追望稷、契的遥远踪迹，坐等来世的俊杰吗？现在所谓的贤能，都做了大官而享受着厚禄，然而侍奉君王的节操没建立，奉公守法的心思不专一的原因，是由于对委任的职责没有独断的权力，而时俗有许多禁忌的缘故。我以为忠臣不必是亲信，亲信不一定就忠心耿耿。现在被疏远的人批评别人而陛下怀疑是挟私报仇，赞誉别人则陛下怀疑是出以私情偏爱，左右亲信有的就乘机顺着您的心意说话，于是使被疏远的人不敢提出批评或赞誉，以至政事中的变更也都受到猜嫌。陛下应当思如何使朝臣的心胸开阔起来，鼓励有道之士的气节，使他们自行向古人看齐，垂名史册，可是现在反而让像廉昭这种人在中间扰乱，我恐怕大臣们将会只要求安身保位，而坐观国家得失，成为后世的鉴戒。古代周公警告鲁侯说：“不在使大臣抱怨不任用他们。’这是说不是贤能就不可用为大臣，凡是大臣就不可不用。《尚书》举出舜的功劳，称他除去四凶，不是说有罪的人可以不问大小一概赶走。而今朝廷大臣不是认为自己没有才干，而认为是陛下不任用；不是认为自己无知，而认为是陛下没有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照周公和贤能，大舜排除奸恶的作法，使侍中、尚书坐则在帷幄中侍侯，行则跟从在御驾左右，亲自答对陛下诏问，各尽所知，那么群臣的品德行为都可以了解，忠成贤能的人进用，愚笨恶劣的人降职，谁还敢模棱两可而不竭尽才能。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商议国家大事，使群臣人人能竭尽才能，是贤能还是愚劣，在于陛下使用恰当。这样治理事情，什么事不能办；这样来建立功勋，什么功勋不能成就！每有军机大事，诏书上常说：‘谁能忧虑这些呢？我只能自己忧虑。’最近诏书上又说：‘忧公忘私的人必定不能这样，但先公后私自己就可以做到。’恭读圣明诏书，才知道陛下对下情了解得很深很透，然而也对陛下不根本上治理而只忧虑枝节问题感到奇怪。人贤能与否，当然有先天本情，就是我也认为朝廷大臣不都完全称职。圣明的主上用人，是使贤能的人不敢保留他的能力，而使没有才能的人不得占据不能胜任的官位。推选不是贤能之人，未必是有罪过；满朝上下都能容得这种不适当的人，才是怪事。陛下明知某人没有尽力而为他的职责忧虑，知道某人没有才能而教他办事，岂不只是主上辛劳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并存于世，也终究不能认为这样就算是治理国家。陛下还担心台阁禁令不够严，人情请托不能断绝，定出迎客出入的制度，让凶恶的官吏守卫官府厦门，这实在不是实行禁令的根本作法。以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侄儿，还有人止书控，纷纷弹劾。最近司隶校尉孔羡聘用大将军狂妄无理的弟弟，而主管官员不说一句话，那种望风迎合的态度，甚于接受嘱托，这是不按实情选用人才的结果。窦嘉有皇亲的宠信，郭躬不是国家重臣，还尚且如此；用今天的情况和古代相比，这是陛下自己没有作出必要的处罚用以杜绝结党营私的源头。也入禁地的制度，让恶吏守门，不是治世的办法。假使我的话有一点承陛下明察采纳，还怕什么邪恶不除灭，而豢养廉昭之辈！本来，检举揭发奸恶，就是尽忠的举动；然而世人憎恨小人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顾情理而只是以迎合以求提拔。如果陛下不再察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定以为违背众议抵世事是为奉公，窥人过失向上告发是尽忠节。那么为什么真有才能的人反而不去做这种事？实在是顾及正道而不去这样做而已。使天下的人都背离正道而去谋取私利，本是君王所最忧虑的，陛下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帝尝卒至尚书门，陈矫跑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积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帝尝问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也；可谓社稷则未知也。”
明帝曾经突然来到尚书台门，陈矫跪着向明帝说：“陛下要去哪里？”明帝说：“我想看一看公文。”陈矫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是陛下应该亲临的事情。如果我不称职，那么就请罢免我，陛下应该回去。”明帝惭悔，乘车返回。明帝曾经问陈矫：“司马懿忠贞不渝，可以答得上是国家大臣吗？”陈矫答：“他是朝廷中有声望的人，国家能不能依靠他不知道。”
[14]吴陆逊引兵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救之。满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绝，不来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军趋杨宜口，吴人闻之，夜遁。
[14]吴陆逊率军向庐江进发，朝中议论认为应该火速前往救援。满宠说 ：“庐江虽小，但有精兵良将，可以防守一段时间。而且，敌人是舍船登陆行军二百里而来，没有后继部队。不来还找算引诱他们来，现在应该听任他们向前行进，怕的就是他们逃走我们赶不上。”于是整军直赴杨宜口，吴军听到消息后，连夜撤退。
是时，吴从岁有来计。满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护军将军蒋济议以为：“既均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动略无限，必淮北为守。”帝未许。宠重表曰：“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矣！”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诏遂报听。
这时，吴国每年都有攻魏的计划。满宠上书说：“合肥城南临长江、巢湖，北面远离寿春，敌军围攻合肥，肯定据水取占地势；我军救援，应当先攻破敌人主力部队，然后包围才会解除。敌军进攻极为容易容易，而我们出兵救援却很困难，应该调出城内军队，在城西三十上，有奇险可依，另建城堡固守，这是为了引诱敌人上岸，在平地上功断他们的退路，此计为宜。”护军将军蒋济议论说：“这样做既是向天下表现出软弱，而且望到敌人烟火就毁坏城池，这是敌人还未进攻而先自动解除防守。一旦到这种地步，敌人就会肆强抢掠夺，我军肯定将会退到淮河北岸防守。”明帝不同意。满宠又上书说：“孙子说‘用兵必须诡诈，所以要能战而显示也不能，以小利引诱敌人骄狂，假装恐惧使敌人上当’，这就是表面和实质不必相适应。又说：‘善于牵动敌人者要造成一定的势态。’现在敌人未到而我们已从城内撤出，这就是以阵势引诱敌人。引诱敌人远离水域，选择有利时机发动攻击，在城外战场上取胜，城内就会得到保佑！”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计策比较完善，明帝于是下诏批准。
青龙元年（癸丑、233）
青龙元年（癸丑，公元233年）
[1]春，正月，甲申，青龙见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观龙，改元。
[1]春季，正月，甲申（二十三日），在摩陂中出现一条青龙。二月，明帝去摩陂观青龙，更改年号。
[2]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奉表称臣于吴；吴主大悦，为之大赦。三月，吴主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珍贷，九锡备物，乘海授渊，封渊为燕王。举朝大臣自顾雍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护关舒、综而已；”吴主不听。张昭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吴主反覆难昭，昭意弥切。吴主不能堪，按剑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常恐失计。”昭孰视吴主曰：“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吴主掷刀于地，与之对泣，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吴主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
[2]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携带表章赴吴称臣，吴王非常高兴，为此大赦天下。三月，吴王派遗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领大军万人，携带金银财宝、奇珍异贷及九锡齐备，乘船渡海赏赐公孙渊，封公孙渊为燕王。自顾雍以下的满朝大臣都直言规劝，座为“公孙渊不可轻信，这样做，对他的恩遇太厚了，只要派遣官兵护送宿舒、孙综就够了。”吴王不接受。张昭说：“孙渊背叛魏国，害怕讨伐，从远地而来求援，绝不是他的本意。如果公孙渊改变主意，打算自动向魏表明忠心，我们的两位使节不能返回，不也让天下人取笑吗？”吴王反复驳诘张昭，张昭越发坚持己见。吴王不能忍受，按着佩剑恼怒地说：“吴国士族之人入宫则参拜我，出宫则参拜您，我敬重您已经到了极点，而您屡次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我，我常常唯恐自己做出不愿做的事。”张昭看着吴王说：“我虽然知陛下不会采纳我的建议，但每次都竭尽愚忠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太后临终时呼唤我到她的床前，留下遗诏，吩咐我辅佐陛下的话音犹在耳边的缘故。”接着泪满面，吴王将刀扔在地上，与张昭相对哭泣。然而还是派遣张弥、许晏去往辽东。张昭对不采纳他的意见忿忿不平，声称有病不去朝见。吴王怨恨张昭，下令用土将张昭家的大门都住，张昭又从里面用土将门封死。
[3]夏，五月，戊寅，北海王蕤卒。
[3]夏季，五月，戊寅（十八日），北海王曹蕤去世。
[4]闰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4]闰五月，庚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5]六月，洛阳宫鞠室灾。
[5]六月，洛阳宫鞠室发生火灾。
[6]鲜卑轲双能诱保塞鲜卑步度根与深结和亲，自勒万骑迎其累重于陉北。荆州只毕轨表辄出军，以外威比能，内镇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已为比能所诱，有自疑心。今轨出军，慎勿越塞过句注也。”比诏书到，轨已进军屯阴馆，遣将军苏尚、董弼追鲜卑。轲比能遣子将千余骑迎步度根部落，与尚、弼相遇，战于楼烦，二将没，步度根与泄归泥部落皆叛出塞，与轲比能合寇边。帝遣骁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轲比能乃走幕北，泄半泥将其部众来降。步度根寻为轲比能所杀。
[6]鲜卑首领轲比能引诱保塞鲜卑首领步度根与他深交和睦，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在陉北迎接步度根的人马辎重，荆州刺史毕轨上表请求马上出兵，对外威胁柯比能，对内镇压步度根。明帝审阅上表后说：“步度根已以被轲比能引诱，心虚多疑。现在毕轨也兵征讨，一定要谨慎行事，不要越过边塞句注山。”等到诏书送到，毕轨已经进军到阴馆驻屯，派遣将军苏尚、董弼追击鲜卑人。轲比能派遣儿子率领一千多骑兵迎接步度根部落，自己与苏尚、董弼遭遇，在楼烦交战。苏尚、董弼战死，步度根部落与泄归泥部落全部叛变出塞，与轲比能联合，侵犯魏边境。明帝派遣骁骑将军秦郎率中军前往征讨，轲比能逃到漠北，泄归泥率领部众归降，步度根不久就轲比能杀掉。
[7]公孙渊知吴远难恃，乃斩张弥、许晏等首，传送京师，悉没其兵资珍宝。冬，十二月，诏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
[7]公孙渊自知吴国相距遥远难以信用靠，于是斩张弥、许晏等人首级，送到京城，全部吞并了吴国的士兵及带来的金银财宝。冬季，十二月，颁诏任命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为乐浪公。
吴主闻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踊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
吴王听到消息勃然大怒说：“腾年已六十，人世间的艰难困苦，还有什么没经历过，近来却被鼠辈所戏弄，令人气涌如山。如不亲手斩掉鼠辈的脑袋扔进大海，就再也无颜君临万国，即令为此亡国颠沛，也决不怨恨！
陆逊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资，诞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圣化所绥，万里草偃，方荡平华夏，总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党之戒，轻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不怀细而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窥，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马，柰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
陆逊上书说：“陛下以神明威武的资质，生当大命，在乌林大破曹操，在西陵大败刘备，在荆州生擒关羽，这三个败虏都是当世英雄，却都被陛下摧折他们的锋芒。圣明的教化安抚四方，风行万里而小草为之倾倒，如今，正临荡平中原、统一天下之时，现在不能忍住小恨而发出雷霆万钧般怒火，是违背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古训，轻视自己为帝王的贵重身分，这是我感到惑的。我听说，行万里路的人不在中途止步，立志取得天下的人不对小事耿耿于怀而危害大局。强大的敌人压境，荒远之地还没有臣服，陛下乘船远征，必然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事到临头才去忧虑，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如能使国家大事及时报捷，那么分孙渊不用征讨自己就会归顺。而今陛下还恋惜远在辽东的人口和马匹，怎么单单要舍弃江东万安的根本基业而不珍惜呢？”
尚书仆射薛综上疏曰：“昔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德请刎颈以血染车。何则？水火之险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辽东戎貊小国，无城隍之固，备御之术，器械铢钝，犬羊无政，往必禽克，诚如明诏。然其方土寒，谷稼不殖，民习鞍马，转徙无常，卒闻大军之至，自度不敌，鸟惊兽骇，长驱奔窜，一人匹马，不可得见，虽获空地，守之无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有成山之难，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加以郁雾冥其上，碱水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染，凡行海者，稀无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圣，当乘时平乱，康此民物。今逆虏将灭，海内垂定，甩违必然之图，寻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仇，既非社稷之重计，又开辟以来所未尝有，斯诚群僚所以倾身侧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者也 。”
尚书仆射薛综上书说：“从前汉元帝想乘楼船，薛广德请求自刎，以鲜血染车来阻止。为针么？因为水火无情，至危至险，不是帝王所应北临之地。今辽东蛮戒小国，没有坚固的城堡，防御的战术，兵器轻钝，如犬、羊一般不懂治国，前去征伐必胜无疑，正如陛下诏书所言。然而其国土狭小、贫瘠严寒，庄稼不能生长，民众熟习骑马，流动无常，忽听大军来到，自量抵抗不过，如鸟惊兽骇，四散远逃，我们会连一人一马都见不到，虽然得到了这块空旷地方，但守住它毫无益处，这是不可出兵的原因之一。加之大海无际，洪流深广，已有成山之难，海上肮行变化无常，大风大浪难以避免，转 眼之间，连人带船全被吞没，即使有尧舜的德行和智慧，也无法施展，有孟贲、夏育的勇敢和力量，也不能发挥，这是不可出兵的原因之二。还有，浓郁的云雾罩在天空，咸苦的海水蒸发在下面，极易使人生脚气病，互相传染，凡在海上肮行的人，很少有人不生此病，这是不可出兵的原因之三。上天生出神明的圣人，当运用时机削平动乱，使人民康盛，社会富足。而今敌逆就要灭除，海内将要平安，却要违背既定的大政方略，自寻至危的困阻，忽视国家的安危，发泄一时的气愤，既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大计，又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举动，实在是群臣所以坐卧不安，吃饭不香，睡觉不稳的原因。”
选曹尚书陆瑁上疏曰：“北寇与国，壤地连接，苟有间隙，应机而至。夫所以为越海求马，曲意于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规，激以动众，期乃猾虏所愿闻，非大吴至计也。又后家之术，以功役相疲，劳逸相待，得失之间，所觉辄多。且沓渚去渊，道理尚远，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远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与北未绝，动众之日，唇齿相济；若实了然无所凭赖，其畏怖远迸，或难卒灭，使天诛稽于朔野，山虏乘间而起，恐非发之长虑也！”吴主未许。
选曹尚南瑁上书说：“北方的魏与我国土地相接，如果稍有空隙，就会乘机而入。我们所以要渡越大海，求购马匹，违心结交孙渊的原因，是为解决眼前的马荒之急，除掉魏这一心腹之患。现在反而要舍本求末，舍近求远，因一时气忿改变规划，一时激动兴师动众，这才是狡猾的敌人愿意听到的，而绝不是我大吴最好计策。还有，兵家战术，在于使敌人疲劳，以逸待劳，得失之间，察觉与不察觉则大不相同，况且沓渚县离公孙渊路途还很遥远，如大军到达，也要把兵力一分为三，让体格强壮的士兵向前进攻，稍差的守卫船舰，最差的运送粮食。大军人数虽然很多，但难以全部用上。加之靠步行背粮，长途跋涉深入故境，那一带战马众多，能够随时截击我们。如果公孙渊狡猾奸许，与魏并未断绝关系，我们大军出动之日，他们就会如同唇齿，互相援助；如果确实孤立无援，因为惧怕而远逃，或许也难很快消灭，我们对他的惩罚及于北方荒野，而国内的山越叛民乘机四起，这恐怕也不是万全的长久这策。”吴王没有同意。
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诛暴乱、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庙堂之上，以余议议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盘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未有正于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号称帝，于时天下安，百姓康阜，然汉文犹以远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场犹警，未家以渊为先。顾陛下抑威任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吴主乃止。
陆瑁再次上书说：“战争，固然中古代用来诛杀暴乱、威镇四方蛮夷的行动。然而战事要在奸雄已经灭除，天下太平无事，在朝廷之上从从容容地充分讨论之后才可进行。至于在中原战乱不断，九州之地各自盘踞相互为敌之时，大都须将本国的根本大业加深加固，爱护人力，珍惜财物，没有偏在这时舍近治远，使军队疲的，从前尉佗叛逆，僭号称帝，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富足，可是汉文帝仍然认为出兵远征并不容易，只是派陆贾前去劝喻而已。而今首恶元凶还未消灭，边境地区不断报警，不宜先去讨伐公孙渊。愿陛下抑制盛怒，任用计谋，暂息六军，秘密策划，以后再去图取，则天下万幸！”吴王这才罢休。
吴主数遣人慰谢张昭，昭固不起。吴主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吴主烧其门，欲以恐之，昭亦不出。吴主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吴主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
吴王多次派人慰问张昭，向他道歉，张昭始终不出来。吴王有次出宫，经过张昭家门呼唤他，张昭声答病重。吴王让人火烧张昭家门，想要恐吓张昭，张昭也不出来。吴王便让人把火来掉，在门中长时间等侯，张昭几个儿子一齐扶张昭起床，吴王自己的车把他拉回宫，深切地责备自己，张昭不得已，然后参加朝会。
初，张弥、许晏等至襄平，公孙渊欲图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玄菟在辽东北二百里，太守王赞，领户二百，旦等皆舍于民家，仰其饮食，积四十许日。旦与群等议曰：“吾人远辱国，自弃于此，与死无异。今观此郡，形势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烧城郭，杀其长吏，为国报耻，然后伏死，足以无恨。孰与偷生苟活，长为囚虏乎！”群等然之。于是阴相结约，当用八月十九日夜发，其日中时，为郡中张松所告，赞便士众，闭城门，旦、群、德、强皆逾城得走。时群病疽疮著膝，不及辈旅，德常扶接与俱，崎岖山谷，行六七百里，创益困，不复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群曰：“吾不幸创甚，死亡无日，卿诸人宜速进道，冀有所达，空相守俱死于穷谷之中，何益也！”德曰：“万里流离，死生共之，不忍相委。”于是推旦、强使前，德独留宋群，采菜果食之。旦、强别数日，得达句丽，因宣吴主诏在丽王位宫及其主簿，给言有赐，为辽东所动夺。位宫等大喜，即受诏，命使人随旦还迎群，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吴，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鸡皮十具。旦等见吴主，悲喜不能自胜。吴主壮之，皆拜校尉。
最初，张弥、许晏等到达辽东襄平，公孙渊打算消灭他们，于是拆散他们的官兵，把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及宫兵六十人安置在玄菟。玄菟在辽东以北二百里，太守王赞管辖二百户人家。秦旦等都居住在民家，靠他们供给饮食，住了四十多天。秦旦与张群等商议说：“我们远在异域，辜负了使命，被弃于此地，与死无异。现观察此郡，防守十分薄弱，如果我们一旦齐心，放火焚烧城廓，杀死他们的官吏，为国家报仇雪耻，然后一死，也足以无恨了。这比苟且偷生，长久地做囚犯活着怎么样！”张群等都赞成。于是暗中相互 约定，当在八月十九日夜里起事。那天中午，被郡中人张松告密，王赞便集合起部众，关闭城门，秦旦、张群、杜德、黄强全都爬过城墙逃出。当时张群膝盖生疮，跟不上别人，杜德常常搀扶照应他一起走，山路程崎岖不平，走出六七百里，伤势更加严重，不能再向前走，躺在草丛中，互相守悲伤流泪。张群说：“我不幸伤得厉害，离死没儿天了，你们几位应该加紧向前赶路，指望有个去处，白白地守着我都会死在深山穷谷之中，有什么益处！”杜德说：“万里流离，生死与共，怎么能忍心抛弃你！”于是推出秦旦、黄强在前先行，杜德一人留守张群，采集野菜、山果给他吃。秦旦、杜德离开了几天，到达高句丽国，随机宣称吴王给高句丽王位宫及其主簿颁下 诏书，谎称赏有赐品，都被辽东所劫掠。位宫等非常高兴，随即受诏，下令使人跟随秦旦返回迎接张群，又派遣差役二十五人，护送秦旦等返回吴国，上表称臣，进贡貂皮一千张，鸡皮十件。秦旦等见到吴王，悲喜交集，不能自制，吴王也被他们感动，都提升为校尉。
[8]是岁，吴主出兵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余日，不敢下船。满宠谓诸将曰：“孙权得埕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 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水隐处以待之。吴主果上岸耀兵，宠伏兵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吴主又使全琮攻注安，亦不克。
[8]这一年，吴王出动大军打算围攻新城，但因远离水域，停泊二十多天，不敢下船上岸。满宠对将领们说：“孙权得知我们迁移城址，必定在他的部众中说了狂妄自大的话，如今大举出兵而来，是想求得一时之功，虽然不敢到城前攻击，也必当上岸炫耀武力，显示实力有余。”于是秘密派遣步、骑兵六千人，埋伏在肥水隐蔽的地方等待。吴王果然率军上岸炫耀，满宠伏兵突然起而袭击，斩杀吴兵数百，吴兵中也有跳入水中淹死的。吴王又派全琮攻打六安，也没能攻下。
[9]蜀降都督张翼用法严峻，南夷豪帅刘胄叛。丞相亮以参军巴西马忠代翼，召翼令还。其人谓翼宜速归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蛮夷蠢动，不称职，故还耳。然代代未至，吾方临战场，当运粮积谷，为灭贼之资，岂可以黜退之故而废分家之务乎！”于是统摄不懈，代到乃发。马忠因其成基，破胄，斩之。
[9]蜀国降都督张翼执法严峻，南方夷人首领刘胄起兵叛乱。丞相诸葛亮命参军巴西人马忠接替张翼，调张翼返回。他的部下告诉张翼应即速返归接受处罚，张翼说：“不对，我是因为蛮夷叛乱，没有能力平息，因此被召回。可是，接替我的人还没有到达，而我正身临战场，应当转运粮食积存谷米，作为消灭叛敌的资本，怎么可以因罢黜的缘故而使国家的军务荒废呢？”于是统筹兼理毫不松懈，马忠抵达后才出发返回。马忠利用张翼打下的基础，击败刘胄，并杀了他。
[10]诸葛亮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远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
[10]诸葛亮鼓励发展农业，训练军队，制作木牛、流马为运载工具，运粮集存在斜谷口，修整斜谷屯积军粮和物资的仓库；百姓和士兵得以休息，前后三年，才动用他们。
二年（甲寅、234）
二年（甲寅，公元234年）
[1]春，二月，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寇，遣使约吴同时大举。
[1]春季，二月，诸葛亮倾十万大军从斜谷出兵攻魏，并派遣使节前往吴 国相约同时大举出兵。
[2]三月，庚寅，山阳公卒，帝素服发丧。
[2]三月，庚寅（初六），山阳公刘协去世，魏明帝身穿素服发丧。
[3]已酉，大赦。
[3]已酉（二十五日），大赦天下。
[4]夏，四月，大疫。
[4]夏季，四月，流行瘟疫。
[5]崇华殿灾。
[5]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
[6]诸葛亮至，军于渭水南。司马懿引军渡渭，背水为垒拒之，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亮果屯五矿丈原。
[6]诸葛亮到达县，大军驻扎在渭水的南面。司马懿率领军队渡过渭水，背水立营抵御诸葛亮，对将领们说：“诸葛亮如果从武功出兵，依山而往东，确实可怕；如果向西前往五丈原，将领们就没事了。”诸葛亮果然驻扎在五丈原。
雍州刺史郭淮言于懿曰：“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堑垒未成，汉兵大至，淮逆击却之。
雍州刺史郭淮对司马懿说：“诸葛亮肯定争夺北原，应当先去占据它。”议论的人多数都说不必这样，郭淮说：“如果诸葛亮跨过渭水登上北原，和北山连兵，断绝长安通往陇西的道路，使百姓和羌人动荡不安，这对国家是不利的。”司马懿便郭淮驻防在北原。营垒还没有筑成，蜀炽大部队已经到来，郭淮迎战，击退了蜀军。
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已志不伸，乃公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诸葛亮因为前几次出兵，都是由于运粮跟不上，使自己的志向不能伸展，就分出部队实行屯田，作为长期驻军的基础，屯田的士兵和渭水之滨居民杂处在一起，而百姓安居乐业，蜀军并无私弊。
[7]五有，吴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众号十万；又遣陆逊、诸葛瑾将万余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淮赂广陵、淮阴。六月，满宠欲率诸军求新城，殄夷将军田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图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矣。”
[7]五月，吴王率军信驻巢湖口，直指合肥新城，号称十万大军；又派遣陆逊、诸葛瑾统率一万余人进入江夏、沔口，进指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入淮河，直指广陵、淮阴。六月，满宠想要率领各路大军救援新城，殄夷将军田豫说：“敌人倾巢动，大举进攻，不是为图小利，而是打算以新城为钓饵，引诱我大军前来。应当听任仓们攻打新城，挫伤其锐气，不应与之争战以决胜负，城攻不下，士兵必然疲怠；待他们疲怠后再攻击，可以大获全胜。如果敌人看出这一计策，必不再攻城，势必自行撤退。如果我们马上进军，正中了他们的奸计。”
时东我方吏士皆分休，庞表请召中军兵，并召所休将士，须集击之。散骑常侍广平刘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必不能制。宠请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先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矣。”帝从之。
此时，在东方的部队正轮番休假，满宠上表请征召中军兵，并征召休假的将士，集中力量迎战。散骑常侍广平人刘劭商议时认为：“敌军人数众多，而且刚刚来到，意志专一，士气旺盛，满宠因守军人少又在自己防地作战，即使出击，步定不能制胜敌军。他请求援军，没什么过失。我认为可以先派遣步兵五千，精骑兵三千，做为先头出发，扬言从数道进军，造成震慑敌人的形势。骑兵到达合肥，疏散队列，多布旌旗，多擂战鼓，在城下展示兵力，然后带领部队从敌人背后出现，占其退路，扼其粮道。敌人听说我大军前来，骑兵截断了后路，必定震惊而逃，不战自破。”明帝采纳子这一建议。
宠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帝不听，曰：“昔汉光武遣兵据略阳，终以破隗嚣，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纵权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诸将坚守，吾将自往征之，比至，恐权走也。”乃使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助司马懿御诸葛亮，敕懿：“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龙舟东征。
满宠想要转移新城守军，引敌人到寿春，明帝不同意，说：“从前汉光武派遣部队占据略阳，终于攻破隗嚣。先帝在东方设置合肥，在南方把守襄阳，在西方固守祁山，贼兵一来就在这三城之下被击败，其原因正是因为它们处于必争之地。即使权攻打新城，肯定不能攻下。命令将士们坚持守住，我将亲自前往征讨。到那时，孙权恐已经逃走。”于是派遣征蜀护军秦朗统率步、骑兵二万人援助事马懿抵御诸葛亮，命令司马懿：“一定要坚守壁垒，不与决战，挫败敌军锋芒，使们们进攻不能得逞，撤退不能交战，停留时间长久，粮食就要耗尽，劫掠也不会有收获，则必撤军。待敌撤退时再去追击，才是全胜之道。”秋季，七月明帝亲登龙舟东征。
满宠募壮士焚吴攻具，射杀吴主之弟子泰；又吴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数百里，疑兵先至。吴主始谓帝不能也，闻大军至，遂遁，孙韶亦退。
满宠招募壮士焚烧吴国攻城的器械，射死吴王的侄子孙泰，而且吴国官兵多有生病。明帝离吴国驻地数百里时，迷惑敌人的先遣军已先行到达。吴王开始认为明帝不会亲征，听到率大军已到，于是撤走，孙韶也退兵。
陆逊遣亲人韩扁奉表诣吴主，逻者得之。诸葛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还，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当有以。”乃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还，无所复忧，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魏人素惮逊名，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趣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围，托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斩获千余人而还。
陆逊派遣亲信韩扁携带表章到吴王那里，被魏巡逻的人截获。诸葛瑾听到消息后非常害怕，写信给陆逊说：“主上已经撤军回去，敌军俘得韩扁，会完全知道我们的虚实，而且河水已干，应当火速撤军。”陆逊未回答，正在催促部众种菜、种豆，和部将下棋射戏同平常一样。诸葛瑾说：“陆逊足智多谋，他一定有原因。”于是亲自前来会见陆逊。陆逊说”贼军知道主上已经回去，再没有什么忧虑的，得以专门用力对付我。而且他们地住关口要道，我们的兵将心怀恐惧，应当镇定以安军心，再设计权变，然后撤出。现在即便表示撤退，贼军必定认为我们害怕了，仍然会来施加压力，我们势所必败。”于是秘密地与诸葛瑾订下计谋，命令诸葛瑾督领船队，陆逊出动全部兵马以示向襄阳城进发，魏兵素来惧怕陆逊的名声，急忙撤还赶赴襄阳城。诸葛瑾便率领船队驶出，陆逊从容地整理队伍，故作声势，步行走到船上，魏军不敢逼近。行到白围时，假称停留打猎，秘密派遣将军周峻、张梁等袭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杀死俘获一千人余人而还。
群臣以为司马懿方与诸葛亮相守未解，车驾可西幸长安。帝曰：“权走，亮胆破，大军足以制之，吾无忧矣。”遂进军至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
群臣以为司马懿正在同诸葛亮相持不解，明帝可以向西临幸长安。明帝说：“孙权已经退走，诸葛亮必然破胆，大军足以制胜，我没有忧虑了。”于是进军到寿春，检录各将领的功劳，封官授爵赏赐嘉奖各有不同。
[8]八月，壬申，葬汉孝献皇帝于禅陵。
[8]八月，壬申（二十日），在禅陵为汉献帝下葬。
[9]辛巳，帝还许昌。
[9]辛巳（二十九日），明帝返回许昌。
[10]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百余日，亮数挑战，懿不出。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懿怒，上表请战，帝使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护军姜维谓亮曰：“辛佐治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10]司马懿同诸葛亮相持了一百多天，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就是不出兵。诸葛亮就把妇女使用的头巾、发饰和衣服送给司马懿，司马懿恼羞成怒，上表请求出战。明帝派遣卫尉辛毗执持符节为军师来节制司马懿的行动。护军姜维对诸葛亮说：“辛毗持符节来到，贼军不会再出战了。”诸葛亮说：“司马懿本来就无心作战，所以一定要请求出战，是向部众表示敢于用武而已。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如果他能制胜我军，难道还要远隔千里而请求作战吗？”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者对曰：“诸葛公夙兴夜，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九升。”懿告人曰：“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诸葛亮派遣使节到司马懿军中，司马懿向使者询问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和办事多少，不打听军事情况，使者答道：“诸葛公早起晚睡，凡是二十杖以 上的责罚，都亲自披阅；所吃的饭食不到几升。”司马懿告诉人说：“诸葛孔明进食少而事务烦，他还能活多久呢！”
亮病笃，汉使尚书仆射李福省侍，因谘以国家大计。福至，与亮语已，别去，数日还。亮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谘弥日，有所不尽，更来求决耳。公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谘请，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诸葛亮病重，汉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前来问候，同时询问国家大事。李福来到，诸葛亮谈话完毕，辞别而去，几天之后又回来。诸葛亮说：“我知道您返回来的意图，近来虽然整天谈话，有些事还没有交待，又来听取决定了。你所要问的事蒋琬适合。”李福道歉说：“日前确实不曾询问，如您面年这后，谁可以担负重任，所以就又返回。再请问蒋琬之后，谁可承担重任？”诸葛亮说：“费可以继任。“又问费这后怎么样？诸亮没有回答。
是月，亮卒于军中。长史杨仪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司马懿，懿追之。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敛军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闻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按行亮之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还。
这个月，诸葛亮在军中去世，长史杨仪整顿军队而退。百姓跑着去报告司马懿，司马懿追赶汉宫。姜维命令杨仪调转战旗方向，擂响战鼓，象是即将对司马懿进攻。司马懿收军后退，不敢向前逼进。于是杨仪结阵离去，进入斜谷之后才发丧。百姓为此事编了一句谚语说：“死诸葛亮吓走活仲达。”司马懿听到后笑着说：“这是我能够意料诸葛亮活着，不能料想诸葛亮已死的缘故。”司马懿到诸葛亮驻军营垒处所察看，感叹说：“真是天下的奇才啊！”追到赤岸，没有追上蜀军而还。
初，汉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善养士卒。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已才用之不尽。杨仪为人干敏，亮每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延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废也。
起初，蜀汉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善待士兵。每次跟随诸葛亮出兵，总是请求带兵一万人，和诸葛亮分道行军队一样，诸葛亮制止而不许可。魏延常说诸葛亮胆怯，叹息抱怨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杨仪为人干练机敏，诸葛亮每次兵，杨仪常常规划调遣部队，筹办粮谷，不假思索，即刻便完，军事节制调度，都依靠杨仪办理。魏延性格矜持高傲，当时众将都避而让之，只有杨仪对他不加忍让，魏延最为忿恨，如同水火不能相容。诸葛亮深深爱惜二人的才干，不忍心偏废任何一方。
费使吴，吴主醉，问曰：“杨仪、魏延，牧小人也，虽尝鸣犬之益于是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不知防虑于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对曰：“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今方扫除强贼，混一函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
费出使到吴国，吴王酒醉，问费说：“杨仪、魏延是像牧童一样的小人，虽然曾经以鸡鸣狗吠的本事有益于时务，但是既已任用他俩，情势不能轻视。如果一旦诸葛亮不在了，必定发生祸乱，各位糊涂，不知道对此要用心防备，难道这就是所谓谋及子孙吗？”费答道：“杨仪、魏延的不和，是起因于私忿，而没有黥布、韩信的叛逆心意。如今正在扫除强敌，统一华夏，功劳依靠人才来成就，业绩需要人才来扩展，如果舍弃他们而不任用，防备他们造成后患，就如同防备发生风波反倒弃舟楫一样，不是最好的办法。”
亮病困，与仪及司马费等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这；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亮卒，仪秘不发丧，令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当自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之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自与共作行留部分，令手书与已连名，告下诸将。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出，奔马而去。延寻悔之，已不及矣。
诸葛亮病危的时候，与杨仪和司马费等安排死后退军的调度，命令魏延殿后阻击追敌，姜维作为副将；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军队便自行出发。诸葛亮去世，杨仪秘而不发丧，让费去魏延处揣度他的意向。魏延说：“丞相虽然去世，还有我在。相府亲信和官属，便可将遗体送还归葬，我当亲自统率各路大军攻击贼军；怎么能因一人死去而废弃天下的大事呢？何况我魏延是何等人，就应当被杨仪约束，作断后的将军吗？”他就私自和费共同作出撤退和留下的安排，让费亲笔写信连同自己签名，传告下面将领。费欺骗魏延说：“我当为您回去向杨仪解释，杨仪是个文官，很少经历军事，一定不会违抗尊命。”费出来，策马奔驰而去。魏延旋即后悔，但已追不到费了。
延遣从觇仪等，欲按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汉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而疑延。仪等令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将军何平于前御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在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将马岱追斩之，遂夷延三族。蒋琬率宿卫诸营北行赴难，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还。始，延欲杀仪等，冀时论以已代诸葛辅政，故不降魏而南还击仪，实无反也。
魏延派人窥探到杨仪等人打算按照诸葛亮既定的计划，各军营依次带领部队撤还。魏延勃然大怒，抢在杨仪没有发兵之前率领所属部队径先南归，所过之处烧绝栈道。魏延、杨仪各自上表说对方叛逆，一天之内，羽书一并送到都城。汉后主以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董允、蒋琬都担保杨仪而怀疑魏延。杨仪等人命令砍伐山林打通道路，日夜兼程行进，紧随在魏延之后。魏延先到，占据南谷口派兵迎击杨仪等人，杨仪等命将军何平在前面抵御魏延。何平叱责先登上南谷口的士兵说：“诸葛公死，尸骨未寒，你们怎如此！”魏延的部众知道魏延理亏，不愿为他卖命，都四散逃走。魏延独自和他的儿子共几个人逃奔汉中，杨仪派遣将领马岱追杀了他们，最终诛灭魏延三族。蒋琬率领宿卫各军北上赶汉中，走出几十里，魏延被杀的音讯传来，于是回军。开始时，魏延想杀杨仪等人，希望舆论让自己代替诸葛亮辅政，所以不向魏投降而南还攻击场仪，确实没有叛逆之心。
诸军还成都，大赦，谥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于汉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卒如其所言。
各路大军返回成都，大赦天下，赐诸葛亮谥号为忠武侯。当初，诸葛亮曾上表汉王说：“我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家中子弟衣食，自有富裕，我没有别的收入增加家产。臣死去之日，必不让家内有多余的绢帛，家外有多余的钱财，而有负陛下。”最后，果如其所言。
丞相长史张裔常称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所以忘其身者也！”
丞相长史张裔常称赞诸葛亮：“他行赏不遗忘疏远的人，处罚不宽恕亲近的人，封爵不允许无功者取得，刑责不因为是权贵而免除。这就是贤能者和一般人都能够忘身报国的原因。”
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 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感哺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兼之亚匹矣。
陈寿评曰：诸葛亮当丞相，安抚百姓，显示法度准则，限制官员的职权，遵照法令制度，开诚布公，坦白无私。对尽忠而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加奖赏，对违法而怠慢的人，即使是亲近者也必定处罚；对真心诚意认罪悔改的人，即使罪行较重也必定释放，对革命化言巧语进行掩饰的人，即使罪行较轻也必定诛杀；再小的善行也予以赞扬，再小的恶行也予以贬责。精熟各种事物，能从根本上治理，要求名义与实际相符，端端厌恶虚伪。最终是蜀国上下都对他怀有敬晨爱戴之情，刑罚虽然严苛，但没有怨恨，这是因为他用心公正，而且劝诫分明。可以说他是懂得治国之道的卓越人才，与管仲和萧何并列。
[11]初，长水校尉廖立，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副，常以职位游散，快快怨谤无已，亮废产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终为左衽矣！”李平闻之，亦发病死。平常冀亮复收已，得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也。
[11]当初，长水校尉廖立，自以为才气名声适宜作诸葛亮的副手，常因职位调动频繁，抱怨诽谤，怏怏不已。诸葛亮罢免廖立为平民，放逐到汶山。到诸葛亮去世，廖立流着泪说：“我终生要做野人了！”李平听到噩耗，也发病而死。这是由于李平常常希望诸葛亮再次收用自己，得以补过，而料想后来的当权者不能这样做的缘故。
习凿齿论曰：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流汨哭泣，李严致死，岂徙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鉴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鉴无私，犹以免谤；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鉴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习凿齿论曰：从前管仲夺了伯氏在骈地的采邑三百多家，伯氏终生没有怨言而已！圣人都取为是件难事。诸葛亮去世使廖立流泪哭泣，李平发病而死，岂只是没有怨言而已！水最平正，倾斜的物体会取以为准；镜最明亮，丑陋的人会忘记发怒。平水、明镜所以能使万物原形毕现而不招致怨恨的原因，是由于它们无私。水、镜无私，还可以因此免遭毁谤，何况大人君子心怀怜惜众生的爱心，广布体恤宽恕的恩德，法在不可不用时才使用，刑罚加于罪犯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因怒而诛杀，天下还会有不顺服的人吗？
[12]蜀人所在求为诸葛亮立庙，汉主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步兵校尉习隆等上言：请近其墓，立一庙于沔阳，断其私祀。汉主从之。
[12]蜀地民众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祭庙，汉王不准。百姓于是随着岁时节令在路上自己祭祀。步兵校尉习隆等向上建议：请在靠近诸葛亮墓地的沔阳，建立一个祭庙，断绝私人祭祀。汉后主同意了。
汉主以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丞相长吏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寻加琬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
汉后主任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授予符节，督领汉中，任丞相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管国事，不久又给蒋琬加官行都护，授予符节，兼益州刺史。当时刚刚失去统帅，远近都惶惶不安，蒋琬则出类拔萃，处在百官之首，既没有悲戚的面容，也没有高兴的样子，神态举止，如同平日。于是逐渐赢得人心。
吴人闻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万人，一欲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汉人闻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汉主使右中郎将宗预使吴，吴主问曰：“东之与西，譬犹一家，而闻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对曰：’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守，皆事势宜然，俱不足以相问也。”吴主大笑，嘉其抗尽。礼之亚于邓芝。
吴国听说诸葛亮去世，害怕魏乘机攻取蜀地，增加巴丘守军一万人，一是打算用以救援，二是打算待机分割。蜀国听到后，也增加永安的守军的以防止非常情况发生。汉后主命右中郎将宗预出使吴国，吴王问道：“吴国与西蜀，尤如一家，可是听说西蜀却增加了白帝城的守军，为什么？”宗预对答说：“我认为吴国增加巴丘的军队，西蜀增加白帝城的守卫，都是符合时势的必然举动，都不足以互相询问。”吴王大笑，称赞他抗言不屈，言无所隐。对他的礼遇仅次于邓芝。
[13]吴诸葛恪以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徙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为：“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番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人民，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越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穴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赤吾族也！”恪属盛陈其必捷，吴主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使行其策。
[13]吴国诸葛恪因丹阳山路程险阻，山民又多强悍，虽然以前出征讨，只是空得一些外县的平民而已，其余都藏在深山远谷，不能全部擒获，便多次请求到当地做官让山民出山，保证三年可获得士兵四万。大家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番阳四郡邻接，周围数千里，山谷万重。当地人民深居幽谷，从没有进过城，遇到官吏，都是手持武器，在山野中逃跑，老死在丛林之中。被追捕逃亡的惯犯，也都一起逃窜。山里出产铜铁，自己铸造兵器。民俗喜好练武，熟习打仗，崇尚气势勇力。他们爬高山越险地、穿密林过棘丛，好象鱼游深渊、猿猴攀树一样自如。不时观察机会，出山抢掠，时常招致官兵讨伐，寻找他们藏身的山洞。他们战则一轰而上，败则如鸟飞鼠窜，从前代以来，一直没能制服他们。”大家都认为很难。诸葛恪的父亲葛谨听到后，也认为事情最终办不到，叹息说：“诸葛恪不能使我家兴旺，终将使家门败灭！”诸葛恪一再说他必能取胜报捷，吴王于是任命他为抚越将军，兼丹阳太守，让他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14]冬，十一月，洛阳地震。
[14]冬季，十一月，洛阳发生地震。
[15]吴潘浚讨武陵蛮，数年，斩获数万。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十一月，浚还武昌。
[15]吴国潘浚讨伐武陵蛮夷，几年时间，斩杀俘获几万人。自此之后，各蛮夷部落衰落，一方平静无事。十一月，潘浚返回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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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七十三卷
魏纪五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青龙三年（乙卯、235）
魏纪五 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公元235年）
[1]春，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1]春季，正月，戊子（初八），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2]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数问甄后死状于太后，由是太后以忧殂。
[2]丁己（疑误），皇太后郭氏去世。明帝多次向太后询问母亲甄氏致死的情状，于是，太后因忧惧而死。
[3]汉杨仪既杀魏延，自以为有大功，宜代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仪狷狭，意在蒋琬。仪至成都，拜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初，仪事昭烈帝为尚书，琬时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谓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 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往慰省之，仪对恨望，前后云云。又语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密表其言。汉主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
[3]蜀杨仪已然杀掉魏延，自认为立有大功，应当代替诸葛亮执政。可是，诸葛亮生前另有秘密指令，认为杨仪胸襟狭隘而且性情急躁，意向是由蒋琬接任。杨仪到达成都后任中军师，没有统管的具体工作，只是悠闲而已。最初，杨仪侍奉昭烈帝刘备担任尚书职务，蒋琬当时只是尚书郎。后来，虽然两人都担任了丞相参军、长史的职务，但杨仪每次随诸葛亮行动，承担的任务比较繁重，自认为资历深于蒋琬，才干也超过蒋琬，于是抱怨愤恨之情显露于声色中，叹息怒斥之声发自心底。当时人们害怕他言炎话语没有约束，不敢和他来往。只有后军师费前去安慰问候他，杨仪对费发泄心中的怨恨，把前后经过如此如此地说了一遍，又对费说：“当初丞相刚刚去世之时，我如果率军投奔魏，为人处世怎会零落失意到这种地步？令人后悔，不可能再追回了！”费把他的话秘密上表，汉后主遂把杨仪免职贬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杨仪到达流放地点后，又上书进行诽谤，言辞激烈强硬，于是下令郡府逮捕杨仪，杨仪自杀。
[4]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
[4]三月，庚寅（十一日），安葬皇太后郭氏。
[5]夏，四月，汉主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代琬为尚书令。
[5]夏季，四月，汉后主任命蒋琬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接替蒋琬担任尚书令。
[6]帝好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犹卑宫室而恶衣服。况今丧乱之后，人民 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汉一大郡。加以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帝答曰：“王业、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是当罢守御耳，岂可复兴役邪！是固君之识，萧何之大略也。”群曰：“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羽已灭，宫室烧焚，是以萧何建武库、太仓，皆是要急，然高祖犹非其壮丽。今二虏未平，诚不宜与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辞，况乃天王，莫之敢违。前欲坏武库，谓不可不坏也；后欲置之，谓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辞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汉明帝欲起德阳殿，钟离意谏，即用其言，后乃复作之；殿成，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岂惮一人，盖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不及意远矣。”帝乃为之少有减省。
[6]明帝热衷于土木建筑工程，已经兴建了许昌宫，又修复洛阳宫，建起昭阳太极殿，筑成总章观，观高十余丈。于是不停地征调劳役，农桑之事几乎停顿。司空陈群上书说：“古代大禹承继唐尧、虞舜的昌盛基业，还是居住低矮的宫室，身穿粗劣的衣服，何况如今正在战乱之后，人口很少，比之汉文帝、汉景帝之时，不超过当时的一个大郡。加之边疆战事不断，将士劳累辛苦，如果出现水灾、旱灾，就会成为国家的深重忧虑。以前刘备从成都出发到白水，沿途大建居室馆所，耗费大量人力，太祖知道他是使民众疲惫。而今中原大用民力，也正是吴国、西蜀所希望的，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问题，愿陛下考虑！”明帝答道：“帝王之业和帝王宫殿，也应该并行建立，消灭敌人之后，只须罢兵防守，怎么可以再大兴劳役呢？这本来是你的职责，同萧何当初修治未央宫一样。”陈群说：“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已然被灭，而宫室都被烧毁，所以萧何修建了武器库、粮库，都是紧急需要，然而高祖还责怪修建得过于华丽。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实在不应与古代等同并论。人们要想满足私欲，没有找不到托辞的，何况帝王，更没有人敢于违抗。陛下以前想要拆毁武器库，说是不可不拆毁；以后打算重新设置，又说不可不设置。如果一定要兴建，固然不是臣下的话所能改变的；如果稍加留意历史教训，臣下回心转意，也不是高瞻远瞩地所能比得上的。汉明帝打算修建德阳殿，钟离意直言规劝，就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后又重新兴建；宫殿建成后，对群臣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此殿就建不成了。’作为帝王怎么可以只怕一个人？应该一切为百姓考虑。现在我不能使陛下稍稍听取一些意见，比起钟离意差得太远了。”为此，明帝稍有减省。
帝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汉文惜十家之资，不营小台之娱；去病虑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捐者非惟百金之费，所忧者非徙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讫罢作者，使得就农；二方平定，复可徐兴。《周礼》，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嫔嫱之仪，既已盛矣；窃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之昌，殆能由此。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如此，则《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报曰：’辄克昌言，他复以闻。”
明帝沉迷于宠妃美女之中，宫中女官的官位和俸禄比照文武百官的数目，自贵人以下到担任宫廷洒扫的宫女有千人，挑选读书识字可以信赖的六人任为女尚书，让她们审查不经尚书省直接上奏的朝臣奏章，分别处理，可者准奏。廷尉高柔上书说：“从前汉文帝爱惜十家的资财，不建造一个小小的楼台娱乐，霍去病忧虑匈奴的危害，没有闲暇营治宅第，何况现在所耗费的绝非只是百金的资财，所忧虑的绝非只是北狄的危害！我认为，只可粗略地完成已动工的工程，充当朝会和宴会之用，竣工之后遣返在工地上劳动的民夫，使他们能够回去务农，待西蜀和吴国平定之后，再可慢慢兴建。《周礼》规定，天子可有后妃以下一百二十人，嫔妃的仪制，已经够盛大了。我私下听说，后宫的人数可能已超过这个数目，圣下的子嗣未能昌盛，大概全是由于此吧。我认为可以挑选少量贤淑美女，备齐内官的数目，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陛下可以育精养神，专一静养。那么，《诗经·螽斯》所说多子多孙的征兆不久就可出现了。”明帝回答说：“你经常正言进谏，其它事情，请再进言。”
是时猎法严峻，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柔复上疏曰：“中间以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訾，民 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捐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永济，莫不悦豫矣。”
这时狩猎的法规极其严厉，杀死皇家禁地内麋鹿的人要处以死刑，没收财产，有能发现并告发的人，给以重赏。高柔又上书说：“近年来，百姓提供了各种劳役，从事田间劳动的人已经减少，再加上又有猎禁之法，群鹿有时暴性发作，贪吃毁坏地里长着的嫩苗，处处为害，所损害的不计其数，民众虽然设障防备，但力量不够，防不胜防。以至到了荥阳附近地区，周围数百里，年年几乎没有收成。而今天下创造财富的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多，如果突然爆发战争动员兵役，或者荒年降临颗粒不收，将没有办法应付。请陛下对待民间宽大放松一些，准许民众捉捕麋鹿，尽快解除猎禁，那么百姓将有长久的接济，没有谁会不高兴了。”
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望见孟津。卫尉辛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
明帝又想铲平北芒山顶，下令在上面建造台观，以便远望孟津。卫尉辛毗规劝说：“天地成自然，本来就是高高低低。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已经违背了天理；加之耗费人工，民众已无力承担。如果九河涨满，洪水为害时，丘陵都被夷为平地，将靠什么防御呢？”明帝这才作罢。
少府杨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诸所缮治，惟陛下务从约节。”帝优诏答之。
少府杨阜上书说：“陛下承继武皇帝开拓的帝王大业，保持文皇帝一贯遵循的方向，实在应该向古代圣贤的治世看齐，总观各朝末世放荡的弊政。以前假使汉桓帝、汉灵帝不废驰汉高祖的法令制度，不破坏汉文帝、汉景帝的谦恭节俭，我们太祖虽有神武之威，又往何处施展，而陛下又怎么能够处在至尊地位呢？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军队在外戍边，各项修缮整治工程，请陛下务必简约节省。”明帝下诏对他的意见表示称赞。
阜复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饰，必有颠覆危之祸矣。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臣虽弩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杨阜又上书说：“尧帝推崇简陋的茅屋，万国安居，大禹居住低矮的宫室，天下乐业。到了商朝和周朝，殿堂堂基不过高三尺，宽只能容纳九张席子而已。夏桀用玉石建造居室，用象牙装饰走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因而断送了王朝大业。楚灵王因修筑章华台而身遭大祸，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传位二世即归灭亡。如果不估量民力的极限，只为满足自己耳目的享受，没有哪一个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为榜样，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的教训为鉴戒，不这样而是贪图自己闲暇安逸，只是关心宫殿台阁的修饰，一定有朝廷颠覆国家灭亡的灾祸。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生死与共，利害相同。我虽然愚蠢胆怯，岂敢忘记诤臣的大义，言辞不激切，便不足以感动陛下；陛下如不体察我的进言，恐怕皇祖、先帝创建的大业将坠落在地。即使我以身死而能于事有万分之一的补救，那么我死去了也如同活着。谨敲击棺木，沐浴更衣，听候诛杀。”奏章呈上后，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笔写诏回答。
帝尝著帽，被缥绫半袖。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
明帝曾经头戴便帽，身穿淡青色短袖绸衫，杨阜问明帝：“这是符合礼制的哪一种服装？”明帝沉默不语。从此以后，不穿礼制规定的标准服装不见杨阜。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愈严惮之。
杨阜又上书打算减去宫女中那些不被皇帝宠幸的人，于是召来御府吏员询问后宫人数，吏员遵守原有的规定，答道：“这是宫中的秘密，不能泄漏。”杨阜大怒，责打他一百棍，数落他说：“国家对九卿没有秘密，反而对小吏有什么秘密吗？”明帝更加惧惮杨阜。
散骑常侍蒋济上疏曰：“昔句践养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齐，羸越灭劲吴。今二敌强盛，当身不除，百世之责也。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舍其缓者，专心讨贼，臣以为无难矣。”
散骑常侍蒋济上书说：“从前勾践鼓励生育，准备国家征用，燕昭王抚慰疾病贫苦的人民，是打算报仇雪耻，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国战胜强大的齐国，贫穷的越国消灭了强劲的吴国。如今吴、蜀两敌强盛，陛下在位时不能翦除，将为后代百世所谴责。凭着陛下圣明神武的韬略，舍弃那些可以缓办的事情，一心一意讨伐敌人，我认为没有什么难办的。”
中书侍郎东菜王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颜渊曰：‘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殆将败矣。’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竟，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帝皆不听。
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上书说：“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人民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颜渊说：‘东野子驾车，马力已经用尽了，但仍不停地向前驱赶，终将毁掉马匹。’如今劳役辛苦，男女分离，希望陛下深察东野子驾车的弊病，留意舟水关系的比喻，让奔跑的马匹在力气还没用尽时得到休息，在人民还没困竭时减省力役。从前汉朝取得天下，到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可是贾谊仍然忧虑地说：‘把火苗放在柴堆下面而睡其上，还认为是平安。’如今贼寇未灭，猛将拥兵自重，限制约束他们就无法应付敌人，长久下去则难以交代给子孙，当此国家盛明之时，还不全力除害，如果将来子孙不强，必定是国家的忧患。假使贾谊复活，一定比从前感受更加深切。”明帝都不采纳。
殿中监督役，擅收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奏按之。诏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恶其勤事也，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若又纵之，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夷矣。”
殿中监监督营造宫室，擅自拘捕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奏请查办，明帝颁诏说：“宫殿不能完工，是我最关心的，你推究查办此事，是为什么？”卫臻说：“古代有禁止官吏互相侵犯职权的法规，不是厌恶他们勤于办事，实在是因为收效小而破坏大。我每次检查校事的工作，都有同类毛病，如果再对此放纵，我恐怕各部门马上就要越职越权，以至王权衰颓了。”
尚书涿郡孙礼固请罢役，帝诏曰：“钦纳谠言。”促遣民作；监作者复秦留一月，有所成讫。礼径至作所，不复重奏，称诏罢民，帝奇其意而不责。帝虽不能尽用群臣直谏之言，然皆优容之。
尚书涿郡人孙礼坚持请求停止劳役，明帝下诏说：“敬佩并接受你的正直之言。”催促把民夫遣返回家。但监工官吏又上奏留一个月，以便使工程完结。孙礼直接来到工地，不再重新上奏，宣称皇帝颁布诏书遣返民工，明帝对孙礼的做法感到新奇，因而没有责怪。明帝虽然不能全部采用群臣的直言进谏，却都能宽容他们。
秋，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帝问侍中领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易传》曰：‘上不俭，上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务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2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诏问隆：“吾闻汉武之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对曰：“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则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财，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
秋季，七月，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明帝问侍中兼太史令的泰山人高堂隆说：“这是什么灾祸？在礼仪上有没有祈福除灾的意义吗？”高堂隆对答说：“《易传》说：‘居上不俭朴，在下不节约，灾火烧他的宫室。’还说：‘君王高筑楼台，天火成灾。’这是君王一心只致力于修饰宫殿，不了解百姓亏空竭尽，所以上天以旱灾回报，火就从高高的宫殿燃起。”明帝用诏书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柏梁发生火灾，反而是用大建宫殿来镇慑，这又怎么解释？”对答说：“这是夷、越族的巫师所为，不是圣贤的明训。《五行志》记载：‘柏梁火灾，在这以后有江充巫蛊之事。’正如《五行志》所记，越人巫师诱惑修筑建章台，并没有镇慑灾难的作用，现在应该遣散民役。宫殿的建制，务必从简节约；清扫火灾的地方，不要冒昧地另行施工，那么瑞草、禾苗一定能在这儿生长起来。如果继续耗费民力，枯竭民财，不是招致符瑞、安抚远方之人的做法。”
[7]八月，庚午，立皇子芳为齐王，询为秦王。帝无子，养二王为子，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7]八月，庚午（二十四日），立皇子曹芳为齐王、曹询为秦王。明帝没有儿子，收养曹芳和曹询为子，皇宫禁地事情极其秘密，无人知晓他俩的来历。有人说，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
[8]丁巳，帝还洛阳。
[8]丁巳（十一日），明帝返回洛阳。
[9]诏复立崇华殿，更名曰九龙。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扶风马钧作司南车，水转百戏。
[9]颁诏重新修建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开渠引来水流过九龙殿前，用玉石砌成水井，用彩缎包裹井栏，水从玉雕蟾蜍的口中流入，再从玉雕神龙的口中吐出。命博士扶风人马钧制作司南车，制作以水为动力旋转活动的百戏车。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曰：‘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太戊、武丁睹灾悚惧，故天降之福。今若罢休百役，增崇德政，则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商宗转祸为福而已哉！”帝为之动容。
陵霄阙刚刚起架时，有喜鹊在上面筑巢，明帝以此事询问高常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说：‘鹊筑巢，鸠居之’。如今大兴宫殿，又新起陵霄阙，并且有喜鹊在上面筑巢，这是宫殿没建成不能在里面居住的象征。上天的旨意好像是说：‘宫殿未成，就会有外姓人统治支配它。’这就是上天的告诫。天道没有亲疏，只赐福于善良的人。太戊、武丁看见灾异征兆后惶悚恐惧，所以上天改降福分。现今如果能够停止各种劳役，增施德政，那么三王可以增为四王，五帝可以增为六帝，难道只是商代的帝王可以转祸为福吗？”明帝为之动容。
帝性严急，其督修宫室有稽限者，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散骑常侍领秘书监王肃上疏曰：“今宫室未就，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愿陛下取常食禀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计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余，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已后，傥复使民，宣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宁使更发，无或失信。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从庶不知，谓为仓卒。故愿陛下下之于吏，钧其死也，无使污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昔汉文帝欲杀犯跸者，廷尉张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倾也。’臣以为大失其议，非忠臣所宜陈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犹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斯重于为已而轻于为君，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
明帝性情严厉急躁，对那些监督修建宫殿而没能如期完工的人，亲自召来责问，话还没出口，已被杀头。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书说：“而今宫殿还没建成，参加劳作的人已有三四万。九龙殿可以使陛下安居，里面足够安置六宫人员；只有泰极殿前边的工程尚大。愿陛下指派领取国家粮饷目前又无紧急任务的士兵，挑选身体强壮者一万人，让他们一年轮换一次。都知道休息替代有日可待，就都会乐于在工地劳动，虽然辛苦而不再有怨言了。总计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工，也不算少。本应当一年完成的，不妨三年完成，遣散其余的民工，使他们都回去务农，这是长远之计。取信于民，是国家的重要珍宝。以前陛下临幸洛阳，征发百姓修建营垒，有关部门命令营垒修成就放民工回家；结果营垒建成，又贪图百姓工力的便宜，不按时放还。有关部门只营求眼前利益，不顾治国大体。我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倘若再使用民工，应该明确宣布期限，使用民工一定遵守时限。如果又有劳役，宁可重新征发，也不要失信。凡陛下临时施刑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当死的人，可是众人不知道详情，说是仓促行事。所以，愿陛下交给主管官吏处理。同样是死，不要让罪犯的血污染宫廷，还被远近猜疑。况且人命至重，容易诛杀而难于复生，一旦气绝，不可能再接续，所以圣对此都很重视。以前汉文帝想要杀死冒犯御驾的人，廷尉张释之说：‘正当事情发生时，皇上派人诛杀他就算了，现在既然下交到廷尉，廷尉是天下的天平，不可偏颇。’我认为这是完全失去大义，不是忠臣所该说的话。廷尉也是天子的属官，都不可以失去公平，而天子反倒可以迷惑错谬吗？这是看重自己而轻视帝王，是严重不忠的人，不可不明察。”
[10]中山恭王衮疾病，令官属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亟以时营乐堂。”堂成，舆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为人君，知乐不知苦，必将以骄奢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当造谏之，谏之不从，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与其守宠罹祸，不若贫贱全身也。此亦谓大罪亚耳，其微过细故，当掩覆之。”冬十月，已酉，衮卒。
[10]中山恭王曹衮病重，命令官属说：“男人不应死在女人手上，赶快给我在东面营造一座殿堂。”殿堂建成，带病前去居住。又命令嫡子说：“你年纪尚小便作了王，只知道欢乐而不知道痛苦，一定会因骄恣奢华而出现过失。兄弟们如有不良行为，你应当前去规劝，规劝不被接受，要流泪劝告，再不改正，就告诉他们的母亲，还不改就应当奏报皇上，并辞退封国食邑。与其依仗恩宠招祸，不如贫贱保全性命。这当然是指犯了大罪，如是细小过失，便应当替他掩饰。”冬季，十月，已酉（初三），曹衮去世。
[11]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许昌。
[11]十一月，丁酉（二十二日），明帝前往许昌。
[12]是岁，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韩龙刺杀鲜卑轲比能；自是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边陲遂安。
[12]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勇士韩龙刺杀了鲜卑首领轲比能。从此以后，鲜卑部落分崩离析，互相攻击，强者远遁，弱者归顺，边境平安。
[13]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八卦、列宿、孛彗之象，以有文曰“大讨曹”。诏书班天下，以为嘉瑞。任令于绰连赍以问钜鹿张，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既往，祥兆先见而后废兴从之。今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兴祥兆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符瑞也。”
[13]张掖柳谷口水满涌出，露出一块玉石，带有图案，形状如灵龟，竖立在水面，上有七个石马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八卦、星宿、孛星和彗星的图形，并有“大讨曹”三字。明帝下诏公告天下，认为是祥瑞。任县县令于绰带着诏书及玉石图案去问巨鹿人张。张秘密地对于绰说：“神因为知道未来，不追溯往事，吉祥征兆先显现出，然后接着就有兴有废。如今汉朝灭亡已久，魏已得天下，怎么还会是兴魏的吉祥预兆呢？这块玉石，是当今之世要有变异而预示将来的符瑞。”
[14]帝使人以马易珠玑、翡翠、玳瑁于吴，吴主曰：“北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马，孤何爱焉。”尽以与之。
[14]明帝派人去吴国用马匹换取珍珠、翡翠、玳瑁。吴王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不用的，而可用来换到马匹，我为什么要吝惜呢？”于是，全都给了来使。
四年（丙辰、236）
四年（丙辰，公元236年）
[1]春，吴人铸大钱，一当五百。
[1]春季，吴铸造大钱，一当五百。
[2]三月，吴张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吴主以下，举邦惮之。
[2]三月吴张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张昭容貌高傲，威风凛凛，自吴王以下，举国敬畏。
[3]夏，四月，汉主至湔，登观阪，观汶水之流，旬日而还。
[3]夏季，四月，汉后主到达湔氐道，登上观阪，观看汶水水道，停留十日返回。
[4]武都氐苻健请降于汉；其弟不从，将四百户来降。
[4]武都郡氐族人苻健向蜀汉请降，其弟不跟从，率四百户来降魏。
[5]五月，乙卯，乐平定侯董昭卒。
[5]五月，乙卯（十三日），乐平定侯董昭去世。
[6]冬，十月，己卯，帝还洛阳宫。
[6]冬季，十月，己卯（初十），明帝返回洛阳宫。
[7]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东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这。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军国之费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宫室过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当崇孝子祗耸之礼，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数切谏，帝颇不悦。侍中卢毓进曰：“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惟恐不闻其过，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7]甲申（十五日），在大辰星旁出现异星，后又出现在东方天际。高堂隆上书说：“凡是帝王迁移都城或者兴建城邑，都要先选定祭祀天地和社稷神的地方，恭恭敬敬地尊奉他们。将要营建宫殿时，也要先建祖先祭庙，然后再建马厩、仓库，最后才兴建居室。如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及社稷，各神神位都没有确定，祖先祭庙的建制也不符合礼法，而只是大修宫殿，使人民失掉生计。外人都说：‘宫中的花费与军国总费用几乎相等’，百姓忍受不了，都抱有怨恨愤怒的情绪。《尚书》说：‘上天耳聪目明，实际是人民耳聪目明，上天显赫威灵，实际是人民显赫威灵。’这是说上天的奖赏和惩罚，随从民意，顺应民心。用原木做椽子，建造陋室居住，是唐尧、虞舜、大禹留下来的风范；修玉台、造琼室，是夏桀、商纣对皇天的冒犯。如今宫殿修建过盛，彗星在天空闪烁，这就是仁慈的天父发出恳切的训诫。陛下应当尊崇孝子恭谨接受的礼仪，不应当忽视它，以免加重上天的愤怒。”高堂隆多次恳切直言规劝，明帝颇不高兴。侍中卢毓进言说：“我听说君王圣明则臣下正直，古代的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这正是我们不及高堂隆之处。”明帝怒意才算消解。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8]十二月，癸巳，颍阴靖侯陈群卒。群前后数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朝士乃见群谏事，皆叹息焉。
[8]十二月，癸巳（二十四日），颍阴靖侯陈群去世。陈群曾前后多次上书陈述治国得失，每次都是封好上奏即毁掉底稿，当时的人和他的儿子、兄弟都不知道其中内容。议论的人中有的讥讽陈群身居高位，只是拱手而默无所言。正始年间，诏命选录群臣上书编纂《名臣奏议》，在朝人士才见到陈群进谏事迹，都赞叹不止。
袁子论曰：或云：“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见人主之非则勃然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答曰：“夫仁者爱人，施之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力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外人不知。群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
袁宏论曰：有人说：“少府杨阜难道还不是忠臣吗？看见君王的过错就迫不及待地尖锐指出，与人谈话时也不加隐瞒。”我的回答是：“仁人君子爱人，如爱的是君王则称之为忠，如爱的是父母则称之为孝。如今作为臣属，看见君主失去道义，竭力批评他的过错并且处处宣扬，这种人可称为直士，但不可当作忠臣。前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终日谈论，也未曾讲过君主的过错，上书规劝数十次，外人都不知道。君子因此称陈群是长者。”
[9]乙未，帝行如许昌。
[9]乙未（二十六日），明帝前往许昌。
[10]诏公卿举才德兼备者各一人，司马懿以兖州刺史太原王昶应选。昶为人谨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浑，曰深，为书戒之曰：“吾以四者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而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阙党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者，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徙而轻毁誉哉！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10]诏命三公九卿每人推举才德兼备者一人，司马懿推荐的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王昶为人恭谨忠厚，他给侄子起名王默、王沉，给儿子起名王浑、王深，写信告诫他们说：“我以这四字作为你们的名字，是要你们能顾名思义，不敢违犯。事物都是成熟得快死亡得也快，晚成必有好结果；早晨开花的小草，到晚上就凋零了，松柏的茂盛，寒冬也不会衰减，所以君子都以‘阙党小子’的急于求成为戒鉴。如果能把委曲看作是舒展，能把谦让看作是获得，能把柔弱看作是刚强，便很少不能成功了。毁谤和赞誉，是喜爱和厌恶的根源，也是灾祸和福分的契机。孔子说：“我对别人，不毁谤，不赞誉。凭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辈，怎么可以轻易毁谤和赞誉呢？别人有时攻击自己，应当退而自己质问自己，如自己有可以攻击的行为，那么别人的攻击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没有应受攻击的行为，那么他的话就是虚妄之言。说得对就不要怨恨他，说得不对也无害于己，又何必报复他？谚语说：‘救寒草如厚皮袄，止谤莫如自修身。’这句话确实如此啊！”
景初元年（丁巳、237）
景初元年（丁巳，公元237年）
[1]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高堂隆以为：“魏得土德，故其瑞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帝从其议。三月，下诏改元，以是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更名《太和历》曰《景初历》。
[1]春季，正月，壬辰（疑误），山荏县奏报说看见黄龙。高堂隆认为：“魏得的是土德，所以它的瑞兆是出现黄龙，应改变历法，换服装颜色，依靠神灵使政治清明，使万民耳目一新。”明帝同意此议。三月，下诏改年吨，以本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祭祀牲畜用白，依从天地人三正中的地正，改太和历为景初历。
[2]五月，己巳，帝还洛阳。
[2]五月，己巳（初二），明帝返回洛阳。
[3]己丑，大赦。
[3]己丑（二十二日），魏大赦天下。
[4]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4]六月，戊申（十二日），魏京都发生地震。
[5]己亥，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
[5]己亥（初三），明帝任命尚书令陈矫担任司徒，左仆射卫臻担任司空。
[6]有司奏以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太祖，帝为魏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6]主管官吏奏请以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明帝曹睿为魏烈祖；三祖的祭庙，万世不能毁坏。
孙盛论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
孙盛论曰：谥号用以表明死者的行为，祭庙用以存留死者的容貌。没有活着的时候而事先确立自己称祖称宗，没有去世而预先使自己尊崇显耀的。魏国的主事之官在此失当了。
[7]秋，七月，丁卯，东乡贞公陈矫卒。
[7]秋季，七月，丁卯（初二），东乡贞公陈矫去世。
[8]公孙渊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帝欲讨之，以荆州刺史丘俭为幽州刺史。俭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可书。吴、蜀恃险，未可卒平，卿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曰：“俭所陈皆战国细术，非王者之事也。吴频岁称兵，寇乱边境，而犹按甲养士，未果致讨者，诚以百姓疲劳故也。渊生长海表，相承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而俭欲以偏军长驱，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听，使俭帅诸军及鲜卑、乌桓屯辽东南界，玺书徵渊。渊遂发兵反，逆俭于辽隧。会天雨十余日，辽水大涨，俭与战不利，引军还右北平。渊因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置百官，遣使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以侵扰北方。
[8]公孙渊多次对魏的宾客口出恶言，明帝打算讨伐他，命荆州刺史丘俭担任幽州刺史。丘俭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可以载入史书的丰功伟绩，吴、蜀两国依仗地势险阻，不能很快平定，暂且可以调用这里无处用武的士兵平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说：“丘俭所述的都是战国时代的细微之术，不是帝王的大事。吴国年年频繁地举兵侵犯边境，而我们仍是按兵不动休养士卒，没有前去征讨，原因实在是百姓极度疲劳的缘故。公孙渊生长在海边，子孙三代相承，在外安抚戎狄，在内练兵备战，而丘俭打算以偏师长驱作战，早晨到达晚上就能席卷得胜，可见这些话完全是胡说。”明帝不听劝说，命丘俭统率各军及鲜卑、乌桓部落在辽东南界驻屯，以玺书征召公孙渊入朝。公孙渊立即发兵反叛，在辽隧迎战丘俭。当时正值大雨下了十多天，辽河大涨，丘俭出战不利，率军回到右北平。公孙渊乘机自立为燕王，改年号为绍汉，设置文武百官，派遣使节授予鲜卑单于印玺，对边民封官授爵，引诱鲜卑人侵扰魏北部边境。
[9]汉张后殂。
[9]蜀国张皇后去世。
[10]九月，冀、兖、徐、豫大水。
[10]九月，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发生水灾。
[11]西平郭夫人有宠于帝，毛后爱驰。帝游后园，曲宴极乐。郭夫人请延皇后，帝不许，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谓帝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余人。庚辰，赐后死，然犹加谥曰悼。癸丑，葬愍陵。迁其弟曾为散骑常侍。
[11]西平人郭夫人被明帝宠爱，明帝对毛皇后的宠爱逐渐消失。明帝游逛后花园，尽兴欢宴，郭夫人请让毛皇后参加，明帝不准许，并下令左右的人不得泄漏。毛皇后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问明帝说：“昨日在北园游乐欢宴，高兴吗？”明帝因左右的人泄漏出去，一连杀了十几人。庚辰（十六日），命毛皇后自尽，然而还是追加谥号，称悼皇后。癸丑（疑误），把毛皇后安葬在愍陵。又提升毛皇后的弟弟毛曾担任散骑常侍。
[12]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议，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四百余年，废无礼。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于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12]冬季，十月，明帝采用高堂隆的建议，在洛阳城南委粟山上建造圜丘，下诏说：“从前汉朝初年，正是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当时搜集残缺失散的文献，作为郊外祭祀天地之用，四百余年来，礼荒废失传。曹氏世系是有虞氏后裔，如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后配享。”
[13]庐江主簿吕习密使人请兵于吴，欲开门为内应；吴主使卫将军全琮督前将军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吴军还。
[13]庐江主簿吕习秘密派遣使节向吴国请求出兵接应，想要打开城门里应外合。吴王派卫将军全琮督领前将军朱桓等赶赴庐江，到达时事情败露，吴军返回。
[14]诸葛恪至丹阳，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俟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拘执！”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吴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徙屯庐江皖口。
[14]诸葛恪到达丹阳，用正式公文通知四部属城长官，命令他们各自严密防守疆界，整顿部队；已经归顺的山越平民，一律设屯聚居。然后又调各将领，率兵据守险要，只修缮防御工事，不与山越交兵。等待稻米快成熟时，即下令士兵收割，使地上不留稻种。原有的粮食已经吃尽，新稻又没有收成，平民设屯聚居，劫掠不到任何东西。于是山民饥饿难忍，逐渐出山归降。诸葛恪遂又下命令说：“山民只要痛改前非，接受教化，都应当抚慰，迁移到外县，不能随意猜疑，拘押逮捕。”臼阳县长胡伉获得降民周遗，周遗原是一个恶霸，迫于饥饿暂时出山。胡伉把他捆绑起来，送到郡府惩办。诸葛恪认为胡伉违抗命令，于是将胡伉斩首。山民听说胡伉因随意捕人被杀，知道官府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离开山区，于是扶老携幼，大批出山，一年之后统计人数，都同原来计划的一样。诸葛恪亲自统领一万人，其余的分给其他将领。吴王嘉奖他的功劳，任命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为都乡侯，移驻庐江皖口。
[15]是岁，徙长安钟、橐佗、铜人、承露盘于洛阳。盘折，声闻数十里。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司徒军议掾董寻上疏谏曰：“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三倍于殿舍。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鸟，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非谓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面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将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寻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
[15]这一年，把原设在长安的钟、橐佗、铜人、承露盘移到洛阳。承露盘折断，响声传出几十里。铜人太重，无法运到洛阳，只好留在霸城。广为征集黄铜，铸成铜人两个，称为翁仲，并排安放在皇宫司马门外。又熔铸黄龙、凤凰各一个，黄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多，安置在皇宫内殿前。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命三公九卿等众官员都去搬运泥土，在土山上种植松树、竹子、杂木和美草，捕来山禽杂兽放到丛中豢养。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古代的正直之士，把应说的话毫无保留地对国君全部讲出，不躲避杀身逃亡之祸，所以周昌把汉高祖比作夏桀、商纣，刘辅把赵后比作婢女。天生忠诚正直之臣，虽然面对白刃和沸腾的开水，都敢于上前而不畏惧，实在是为了当时的君王，珍惜君王的天下。建安以来，野战中死去和逃亡的无以计数，有的已门户尽灭，即使还有幸存的人，也是孤寡老弱。假如果真是现在宫殿狭小，应当扩建，也还应随顺农时，不要妨碍农业生产，何况是制作毫无益处的器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这些都是圣明的君王不愿制作的东西，制作所需的工夫是修建宫殿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群臣，让他们头戴官帽，身穿绣衣，出门乘坐华丽的车轿，用以和平民区别；可又让他们挖坑抬土，面目又脏又黑，衣冠破碎不整，丢尽国家的脸面，为的只是对国家毫无益处的林园，实在很不对。孔子说：‘君王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侍奉君王效尽忠心。’没有忠义没有礼法，国家靠什么维持？我知道此言既出，肯定被杀，可是我自比为牛身之一毛，活着既然无益于国家，死了又会有什么损失？持笔流泪，心已与世辞别。我有八个儿子，我死之后，还要拖累陛下了。”将要上奏前，沐浴等待命令。明帝说：“董寻不怕死吗？”主事官奏请拘捕董寻，明帝下诏说不必追究。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听。
高堂隆上书说：“如今世上邪恶之人，喜好议论秦、汉之时的奢靡生活以动摇陛下的圣心，引诱陛下求取已亡国家不合法度的器物，致使百姓劳苦，钱财浪费，伤害德政，这不是提倡礼乐的和谐，保持神明的喜庆。”明帝不采纳。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载，尧、舜君臣南面而已。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徙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禅并修德政，轻省租赋，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赋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亡，然后至于不亡。今天下雕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禀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是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览之，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高堂隆又上书说：“古代洪水泛滥，波浪滔天，历时二十二年，唐尧、虞舜依然面朝南方而坐，平安无事。如今没有那时的紧急情况，可是却让三公九卿大夫等官员与厮役共同从事力役，让四方蛮夷知道，记载在史书上，不是好的名声。而今吴、蜀二敌，不是大漠游散的胡人以及占据乡邑的盗贼，而是僭号称帝、欲与中原抗衡。如果现在有人来报告：‘孙权、刘禅都在修德政，减轻田租赋税，有事向前辈贤者咨询，事事遵循礼仪法度，’陛下听到这些，难道能不警惕、厌恨他们，感到将难以很快消灭他们，而为国家忧虑吗？如果有人说，‘那两个敌国都行无道，崇尚侈华没有限度，奴役它的士人与庶民，加重田租赋税，下面承受不了，怨叹之声一天比一天厉害’。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庆幸他们的疲惫败落而认为攻取他们不会很难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变换位置思考一下，掌握事物的道理便不远了。将要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灭亡，然后导致亡国；圣贤的君主自认为有亡国之危，然后才不会亡国。而今天下凋敝衰败，人民没有一石以上的存粮，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储备，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大军只能长期驻守边防，国内大兴土木工程，州郡骚动不安，万一有敌人入侵的警报，那么，我恐怕修建宫墙的官员便不能舍命破敌了。加之武将文官的俸禄逐渐减少，与从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很多受命退休的官员，不再发给生活费用，不应该交纳赋税的如今都要交纳一半，国家的收入比以前多出一倍，而支出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可是，预算支出，筹划经费，愈加不够，缴纳牛肉作为额外赋税，接连不断。反过来推算，多出的费用必定另有用途。俸禄发给米谷和布帛，是君王恩待官吏，让他们赖以为生，如果现在取消，就是夺去他们的性命了。已然得到的又失去，是怨恨集聚的根源。”明帝看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到高堂隆这一奏章，使朕感到恐惧。”
尚书卫觊上疏曰：“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臣以为不然。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敝，难可复振。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计校府库，量入为出，犹恐不及；而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于露而犹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
尚书卫觊上书说：“如今议论的人多爱说好听的话，他们谈论政治，则把陛下比作尧、舜；谈论征伐，就把吴、蜀两敌比作狸猫和田鼠，我认为并不如此。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僚尽力，各自效忠自己的君主，这与当初六国分治的形势没什么差别。如今千里无炊烟，百姓贫困不堪，陛下如不多加留意，必将很快衰败，再难以振兴起来。武皇帝时候，后宫每餐不超过一盘肉，衣服不穿锦缎绣饰，坐垫不镶花边，所用器物也没有红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给子孙留下福分，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当务之急应是君臣上下，核算国家财政库存，量入为出，恐怕还来不及；如果还是征调工匠役夫不停，侈奢糜费一天胜似一天，国家府库将日渐枯竭。从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说应当取得云表的露水来和玉屑一起服用，所以竖立了仙掌来承接从高而下的露水，陛下通达圣明，每每嗤笑其非。汉武帝有求于露水还被非议，陛下无求于露水而虚设承露盘，毫无益处并浪费了很多人力，这些实在都是陛下圣虑所应克制减省的啊！”
时有诏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首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国张茂上书谏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忧，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一日之费非徙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掖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与，内外交引，其费半军。昔汉武帝掘地为海，封土为山，赖是时天下为一，莫敢与争者耳。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强寇在疆，图危魏室。陛下不战战业业。念崇节约，而乃奢靡是务，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怔目之观，然亦足以聘寇雠之心矣！惜乎，舍尧、舜之节俭而为汉武帝之侈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帝不听。
当时，有诏书命令搜括强取天下仕女，已经嫁给下级官吏和平民为妻的，一律改嫁给出征兵士，允许以相当数目的牛马牲畜赎回。还选拔其中更美貌的送到皇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直言劝谏：“陛下是上天之子，小吏、平民也是陛下之子。如今夺取那个给予这个，也和夺兄之妻嫁给弟弟没什么区别，作为父母来说，就是有所偏爱了。还有，诏书说可以用年龄、毛色与妻子价值相当的马牛牲畜代替，所以富家则倾家荡产，穷人则典当借债，用昂贵的价钱买来牲畜以赎回他的妻子。朝廷以配妻给出征战士为名义而实际上是送到皇宫，色衰丑陋的才配给士兵。这样，配到妻子的人未必高兴，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忧伤，或者穷困或者忧愁，都不如愿。一个拥有天下而得不到万民欢心的君王，很少有不陷于危险的。况且军队驻扎在外数十万人，一天的开支绝非只是千金，把全国赋税都用在兵役开支上，还将供给不上，何况又有皇宫中那么多超额的美女。对后妃及太后娘家随意赏赐，内外开支，费用与军费相半。从前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造山，依赖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敢与他抗争的人。自从衰乱以来，四、五十年，马不离鞍，士不解甲，强敌压境，企图吞灭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考虑崇尚节俭，反而追求奢糜，中尚方制作出游戏器物，后园竖起承露盘，这当然能使耳目愉悦，然而也足以助长敌人的图我之心！可惜啊，舍弃尧、舜的节俭而仿效汉武帝的奢侈，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明帝不理睬。
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徙，纵心极欲，皇天震怒，宗国为墟，纣枭白旗，桀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于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诏深慰劳之。未几而卒。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书说：“曾子曾经说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卧床病重，有增无减，常常恐怕猝然去世，款款忠心不能昭然于世，我的一片赤诚，愿陛下稍稍垂阅深思！我观察夏、商、周三代占有天下时，圣贤的君王前后相承，历经数百年，天下每一尺土地都归他所有，每一个子民都是他的臣属。可是，夏桀、商纣之辈，放纵私心，极尽私欲，皇天震怒，国家化为废墟。纣被斩首县悬挂在白旗之上，桀被放逐到鸣条山，天子尊位，被商汤、周武居有。难道夏桀、商纣与普通人不同？他们也都是圣明君王的后裔。黄初年间，上天预示警告，异类之鸟，在燕巢中抚育长大，嘴、爪、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室的特大怪事，应该防备飞扬跋扈的大臣在宫墙之内发难。可以选拔亲王，让他们在自己封国之内建立军队，亲自统率，象棋子一样，分布全国，镇抚皇家的疆土，辅翼弘扬皇室。皇天不特别亲近谁，只辅佑有德的圣君。百姓赞咏德政，则享国年数自然长久；下面怨声载道，上天就会另外选授新的贤能。由此看来，天下乃是全体民众的天下，而不单是陛下的天下了。”明帝亲手写下诏书，深切慰劳高堂隆。不久，高堂隆去世。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存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昌明，立志辅助君王，在天变灾异发生时提出劝诫警告，发自诚恳之心，堪称是忠臣啊！及至他一定要改变历法，让魏国以虞舜为祖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意念超过了通博吧！
[16]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收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16]明帝对华而不实的士人深恶痛绝，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说：“凭名声选拔，不足以得到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会出名，不应当痛恶这样的人。我既不能够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责任又是根据名次按常规任命官职，只有从以后的实际中检验了。古代以上奏陈事考察言谈，用实际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驰，只是凭借赞誉或毁谤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明帝接受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史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乌要考课！”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考课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驰，这就说明考课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如今军队或聚或散，减增无常，本来就很难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就要拉住它的纲绳；裘毛不整，就要抖动它的衣领。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难道在于考核吗？”
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载考绩，诚帝王之盛制也。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被阙，无善不纪，无过不瘵。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经过六个朝代，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经过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的确认为这是由于考核的原则可以粗略地依据，详细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语说：‘世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而今主张考绩的人，陈述了周朝、汉朝的所说所为，辍叙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说是使考课的要旨更加显明了。盼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推让的世风，振兴美好的治绩，我认为还不是尽善尽美。打算让州、郡举行任官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保举，经官府考试征用，任不地方官吏，根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增加禄秩，赐予爵位，这最是考核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被任职的官员应当使他们的身分显贵，采用他们的建议，命他们都分别制定州郡官吏考核办法，切实施行，确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可行的必罚制度。至于三公九卿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都就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讨论治国大道，内职大臣，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和错误，再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再小的过失也要纠举。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赖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说廊庙所以需的木材，绝非一根木头就能支撑，帝王的宏大事业，绝非只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乐呢？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也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起来，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发挥一点点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责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置官吏分担职责，管理百姓，是治国的根本。依照官职考察官员的实际工作，依照规章进行督促检查，是治国的细微末节。大纲不举而抓细小之事，不重视国家大政方针，而以制定考课之法为先，恐怕不足以区分贤能和愚昧，显示出明暗之理。”于是，久议不决，此事竟没有实行。
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治，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录，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亲显贵，虽然无能但仍被任官授职；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卑贱，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当权者所喜欢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所恼怒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向人咨询，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核事迹，文书具备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有人说：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中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邵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邵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象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吏琐刺碎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本质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17]初，右仆射卫臻典选举，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主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
[17]起初，右仆射卫臻主持推举选拔人才的工作，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遇见逃犯，任命为上将；周武王延聘渔夫担任太师。平民百姓甚至奴仆，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试以后才能任用？”卫臻说：“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战比同于周成王、周康王时代，把汉王斩蛇起义比同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喜好出乎常规的举动，开提拔奇才的先河，将会使天下混乱起来。
卢毓论人及先举，皆先性行而后言才，黄门郎冯翊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服其言。
卢毓议论人才及选举之事，都是优先考虑德性品行而后再谈才干。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就这个问题问卢毓，卢毓说：“才干是要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干能够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干能够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说是有才而不能行善，这样的才干是不适合作官的！”李丰佩服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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