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 电子书库

第4章
中国与西方：相互融合，还是相互竞争?

“‘先进’、‘发展’和‘文明’之类的观点将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代名词。这预示着西方社会将面临一次级别最高的生存危机，其政治后果我们无法预测，但造成的影响肯定无比深远。”

第一次来中国，我们就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了然于胸，而且很自然地会根据经验总结出一般规律。但是，实际上西方人和中国人对当代世界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也难怪石约翰会认为“西方文明是最狭隘的文明，西方人从不把其他民族的观点放在眼里”。而且，不像其他伟大的文化那样，西方人为了留存自己的文化，往往强迫别人放弃原来的观点，排除异己并将之抛于脑后。这种情况最后可能导致自相矛盾，即西方人认为他们对当今世界做出的贯献远远多于其他国家，而这恰恰是说明他们并未理解现实情况的最好例证。

——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

当西方游客第一次来到上海、东京或吉隆坡，注视着高楼大厦和大街上拥挤的汽车，漫步于时尚名品购物店时，他的反应一定是：“实在太现代了！”稍事停顿后，他又会认为“这实在是跟西方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有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而且其中一部分已与西方不相上下。不用大惊小怪，他们的现代家具和衣着肯定具有很多类似西方的特点。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存在一种自然倾向，即根据自己熟知的情况来判断陌生事物：我们都是彻头彻尾的相对论者。一旦发现熟悉的对象和行为模式，我们就会认为它们与我们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看到其他地区有现代化和进步的迹象时，西方人也会认为这些社会或文化正朝着与其一致的方向发展，虽然它们可能仍落后于西方。当又一家麦当劳在中国开店时，西方人随即就会积极地认为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西化，变得和西方越来越相似。

的确，西方人一直都在反复强调这些印象。商人们在国际机场着陆，乘坐出租车去国际酒店，相聚金融区召开会议，最后打道回府，这就是同化的最终形态。无论坐落在哪里，现代机场都被设计得如出一辙，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和巴黎、慕尼黑、蒙特利尔的国际机场几乎没有差别，众多的中餐馆也是如此。酒店的情况也差不多，都是为了迎合国际潮流而不是按照当地人的传统来建设的。走在国际酒店里，你脑海中一定会浮现这样的场景：大多数男士西装笔挺,用英语交流，阅读的是《国际先驱论坛报》。

人们可能认为，在东亚国家居住和生活的外国人的经历更具启发性。有时候的确如此，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固守着西方传统。居住在东亚的西方人大多聚集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些城市想尽办法吸引西方移民。中国香港曾经历过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至今还留有一些印记；新加坡则是绞尽脑汁把自己建设成西方人的天堂，俨然一个亚洲内部的小西方社会。居住在这些地方的西方人也无须学习普通话或广东话，因为许多人都会说英语，他们觉得无此必要。聚居在亚洲的西方人往往享有某些特权，并和当地的主流社会基本隔绝：生活在香港岛的半山区或愉景湾，肯定与生活在新界的沙田有天壤之别。

这里的西方人大多是游客、商人或移民，他们在这种熟悉的、经过了“净化”的西式环境中度过大部分光阴，只是偶尔涉足当地主流社会，而不会真正地与之融为一体：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看东方。认为我们不能从所观察到的现代化设施中有所领悟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建筑物、商业区、消费品和娱乐设施都能向我们展示它们的发达水平、优先考虑的事项，有时还可从中发现一些文化差异。但是，就像理解西方现代性一样，要真正理解亚洲的现代性，不在于看它的“硬件”而要看它的“软件”：人际关系、价值观与信仰、风俗习惯、社会机构、语言、礼节与节日，以及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些现象既难以看透，又难以引起足够重视。

东亚现代性的兴起

20世纪上半叶，工业化国家的精英俱乐部继续被19世纪实现经济腾飞的那些国家主导着，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1914年以前的世界发展模式似乎已被冰封，20世纪错失经济良机的国家，再也没有机会分得一杯羹。20世纪50年代，“依附理论”学派把这种状态归纳成一种观点：其他国家不可能闯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但是，关于经济发展模式为什么处于冻结状态，确实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它们经济增长和腾飞的可能性极其有限。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消耗了主战双方的巨大能量，世界其他很多地区也深受其害。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东亚出现了第一个令人兴奋的深刻变化。日本以极快的速度从战争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中恢复，但是，作为一个1914年以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成员国，其经济实力的复苏不足为奇。相反，吸引人们眼球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快速经济增长，它们分别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亚洲四小龙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非常小——一个小型国家、一个中型国家和两个小型城市。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战争的洗劫（其中韩国还遭受了朝鲜战争的破坏），而且都缺乏自然资源。但是它们都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中，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后来的30年里，经常都能实现接近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相继加入了它们的队伍，随后，中国大陆也步入了这一行列。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1820~1870年，英国的GDP年增长率仅超过2%,而美国同一时期的年增长率也刚刚略高于4.2%。此外，后来的亚洲新兴国家——中国，甚至创造了比先前亚洲四小龙还要高的增长率。其结果是，一个拥有大约20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快速和积极的转型，东亚地区的贫困水平下降到2007年的不到25%(该数字在2006年是29.5%，1990年是69%)。

后来者不可能闯入先进国家俱乐部的神话已经被打破。相反，亚洲新兴国家的经历证明，后来者也能享有重要优势：它们可以学习他人的经验，借鉴和运用现有的技术，推陈出新，赶超发达国家。同时，这种奇迹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实际上，亚洲新兴国家也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政治治理模式，即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合法性和民众支持率，不仅基于民主选举，还基于国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另外，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比较本土化，对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这种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占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崩溃——的吸纳非常少。然而，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反映出某种更为根本的东西。到目前为止，除了日本，现代性一直都为西方国家垄断。但是这种垄断地位现在已经被决然地打破。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性理论（卡尔·马克思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将逐渐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东亚国家的发展历程来检验这个命题。

转变的速度

所有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都具备一项基本特征，就是转型速度飞快。1950年，它们还都是农业社会，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1950年，韩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9%——与1920年的91%相比，变化不大——到1960年的时候是61%,而今天是10%左右。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农业人口仍然占到中国台湾总人口的一半，然而今天，这一比例为8%。还有印度尼西亚，从1960年75%降至现在的44%,同一时期，泰国则从84%降至46%,马来西亚从63%降至18%。至于中国，1950年，全国总共有85%的农业人口，然而发展到今天，这个数字一直徘徊在50%左右。另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也为大家讲述了同样的故事。1950年，中国台湾76%都居住在农村，而到1989年——仅仅过了39年，这一比例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当时城市人口已达总人口的74%。同样，韩国1950年的城市人口比例为18%，到1994年增至80%,马来西亚实现经济腾飞后，这一比例从1970年的27%增至1990年的53%。1975年的中国，城市人口是总人口的17%,预计到2015年，该比例将达到46%。我们还可以再考虑一下日本，该国在“二战”后实现了飞速发展，1950~1990年，其GDP以高于原来14倍多的速度增长，它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完成了经济腾飞的过程，实现了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1950~1973年，日本GDP以每年9.29%的速度迅猛增长。

与欧洲相比，这些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令人震惊。德国的城市人口从1850年的15%增至1910年的49%(该期间大体上恰逢其工业革命），再到1950年的53%。法国的这一比例从1850年的19%增至1910年的38%,到1970年时则为68%。而英国的城市人口在1800年时约占总人口的23%，1850年为45%，1910年为75%。对美国而言，1850年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4%，1910年为42%，1950年为57%。如果我们将韩国作为参照物的话（其人口大致与英国和法国相同），其城市人口在44年的时间里增长了62%,而英国在11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52%,德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34%(其100多年的涨幅也仅为38%)，法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19%(其120多年的涨幅为49%),美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28%(其100多年的涨幅为43%)。换言之，在耗时仅为后者2/3的情况下，韩国城市化的速度是德国的两倍多——后者是欧洲国家中速度最快的典范——是法国的三倍，是美国的两倍。

这种从农村到城市，从农耕到工厂的转变，体现出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要素转换。人们原本在古老的黄土地上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地劳作，生活平静如水，几乎没有涟漪，工业化如同一颗被扔进水里的石子，从此为人们生活的喧嚣转型揭开了序幕。在工业化的情形下，不确定性代替了可预见性，人们再也看不清未来，更无法在过去的基础上对其做出预测，在这里，人们必须向前看，再也不能一味回顾。虽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追求现代化作为一种日益增多现象仍只局限于世界少数地区，但是到21世纪初叶，这种转变已经在许多东亚国家出现，并且它发生的速度远比欧洲和北美早期的更为迅猛。对于东亚国家的现代性来说，这种变化的相对速度包含两个重要寓意，从而将它们与欧洲和北美的现代性区分开来。

1. 对历史传统的追寻

亚洲新兴国家的人们不久前还在田间务农的事实，意味着过去已经在目前的生活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传统遗产仍然是当今追求现代性时代的一股极具生命力的力量。让我们从更加人性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观点。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绝大多数祖父祖母辈的民众——他们中几乎一半的人超过50岁，40多岁的也不少一大半辈子都在田间耕作。在中国，农村人口仍占50%，农村印记更为深刻：不仅绝大多数的祖父母将生命献给了黄土地，而且40岁的人大都在务农。正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这种现状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近3/4的台北居民认为自己是移民：每当邻近中国的农历新年，火车票必须提前数周预定，台湾中山高速公路会持续堵塞数小时，因为大量的台北居民都要回南方过节。类似的现象在东亚较为常见。上海是一个拥有2000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另外每天还有进进出出寻找工作的300多万流动人口，其中就包括那些在街边摆摊卖水果和蔬菜的农民。上海与本地区的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背负着历史活在当下，现代性中融合着传统，这与欧洲城市的经历很相似。所不同的是，东亚国家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致其今昔差别与19世纪的欧洲城市相比，更为明显和突出。

迫切追寻过去，也可从人们的态度和信仰中窥见一斑。初一、十五，许多中国人都会烧香祭祖。晚上漫步台北或其他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街头，你经常能看到人们烧纸祭奠先祖。清明时节，许多人都会返乡，凭吊祖先。与西方相比，中国社会并不十分笃信宗教，但是不少中国人却相当迷信。日常生活中，许多台湾报纸都会在头版的显著位置提醒人们宜忌事项，其依据是阴历。在做重要的事情之前，许多中国人都会去寺庙拜祭和祈求神灵。许多人都会在选房置业时运用风水学，这可能会让最后的结果大不一样。在中国香港，只有请风水先生看过之后，建筑工程才能最终完工。即使是在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内的极具艺术气息的电脑公司，那些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并且已经在硅谷工作多年的员工，也会摆上贡品，烧香拜佛，祈求上苍保佑自己好运。这些例子不能仅仅从刚刚逝去的历史这个角度来解释，毕竟它们也反映了内在的文化差异。无论何种缘由，“前现代”思维方式的继续存在，是许多东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2. 从现在到未来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现代性包含着未来，与传统所主导的当下正好相反：人们的目光和思想都面向未来，而不是回首过去。但是这种现象的程度有所不同。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情况更为突出，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转型比欧洲要快，部分原因则在于美国没有被某种形式的前资本主义传统束缚，不用背负历史的重担前行。但是，比起美国，东亚国家面向未来的步伐更快，不是因为它不受历史的影响——正好相反，历史的印记很深——而是因为飞快的转型速度已经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转型体验和预期。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的情形，亚洲国家的特征以一种超现代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嗜好变化、迷恋技术、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强大的适应能力。

因此，如果缅怀过去是亚洲现代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对未来的期望和对变化的强烈向往。这一点不足为奇。如果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或者每7年翻一番，那么人们的体验和预期将会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后者的经济年增长率约为2%。这些不仅仅是抽象的宏观数字：假设收入分配是公平合理的，那么这种快速增长意味着大多数社会的生活标准发生了一场革命，即就业模式的巨大转变、城市景观的彻底改变、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加速进入国内市场。而所有这些转变，都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它改变了家庭等社会单位，给社会结构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对于英国来说，这种转变几乎耗去两个世纪的最佳时机，而对于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来说，只花费了不到40年的时间。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无论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还是站在有别于欧洲和北美经历的社会的角度，两者都需要一种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思维方法。一位台湾知名网络企业家兼作家詹宏志意味深长地说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屡次改变我们的价值体系。”结果也不足为奇，它培养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否则将无法应付如此快速的变化。

这种迅速变化的特性从东亚城市与众不同的特征和结构中反映出来。不像欧洲城市，或者确切地说是美国城市，它们的城市规划都经过了认真审慎的设计，亚洲城市通常没有这样的次序和条理：它们的规划较为随意，每个地区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建筑物的形状和大小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西方城市通常都有一个可以定义其城市特征的中心，而亚洲城市却很少这样：随着城市形态的不断变化，其城市中心也处于一种不断变动的状态，最后导致多个中心的建立。以上海为例，城市中心有陆家嘴、外滩、虹桥、徐家汇，更不用说浦东新区了。吉隆坡有金三角、双子星塔和普特拉贾亚。日本的东京，与中国台北和韩国首尔一样，都经历了一种没有方法和概念的成长过程，是自然发展的产物。缺乏规章、管制和秩序，是东亚城市的典型特征：尽显混搭之风，却无凌乱之感，虽无深厚的城市积淀，却并不缺失激情与活力，甚至还能让人流连忘返。人们在社会发展中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他们勇敢尝试，他们承担风险，就好像能够持续下来的只有变化。建筑的变化是经典的例证。欧洲城市数十年如巨人般岿然不动，而亚洲城市却表现得婀娜多姿，变化万千。你所钟爱的欧洲城市的地标——可能是一个书店或一个电影院，也可能是一个广场或一栋高楼，还有可能是一个地下停车场——当你下次来访的时候，它们依然各踞其位；而在亚洲城市，唯一确定的便是当你重游故地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让你几乎连这个地方都认不出来，更别说能够找到那些地标了。

在对未来或超现代性的追求上，日本表现出来的可能是一种最极端的方式。不像欧洲和美国，在这里你很少能发现破旧的老爷车在街上晃晃悠悠，这里也几乎没有二手车。相反，日本对新东西总是有着近乎贪楚的渴求。直到泡沫经济破裂前，日本汽车制造商一门心思地考虑的，还只是如何实现每年推出几款新车的目标，这与西方奉行“标准划一”的原则截然不同，日本电子公司以其不断改变生产线而闻名世界。西方时装界非常乐意一年举办两次收藏品展览会，一次在秋季，一次在春季；而日本设计师认为收藏品展览应该追求潮流，每年会有许多这样的展览，令人眼花缭乱。日本青年已经成为流行和时尚的行家里手，不论是在电子游戏领域，还是在时装服饰上，甚至是另类发型，或者移动电话，抑或打扮成宠物小精灵。无论你是男士还是女士，在日本当你走进美发店，店员都会拿给你一本厚厚的发型书，里面包括各种发型和颜色供你挑选。自然而然，日本成为消费潮流的引导者。不断提高和创新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一大快事。在这里，单脚滑行车的车灯会在黑暗地带自动开启，名片夹的盖子可以自动弹开，洗手间的坐便器带有令人应接不暇的表盘和控制开关，虚拟主题公园的游乐设施让你可能永远都无法想象，至于舞蹈机，让人对舞伴的需求从此显得多余。

如何界定现代性

在《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一书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试图对现代性和前现代性的特点加以区分。谈到前现代社会的时候，他说：

“传统的特点是回顾过去，这与只回顾历史而不展望未来的现代性没有区别……然而，从现代性视角来看，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不是孤立的，都与‘现在’紧密相连。”

在东亚国家的现代性里，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像吉登斯所描述的那样紧密相连，相反，现在和过去与未来都存在断层。过去和未来，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存在于东亚现代性中。它既非常年轻又无比古老，这种自相矛盾的特质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延续至今，但是现在，像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城市，又是最年轻最具活力的。上海浦东新区展示的是全球最新潮的城市风光，象征着一种雄心壮志和一个没有极限的世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位哲学教授认为，“中国就像一个非常渴望长大成人的青少年。他能够看到目标，并希望尽快实现。他总是表现得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屡屡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从社会和经济现实，态度和意识的角度来看，东亚现代性是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独特综合体。我们可以将东亚国家描述为时间压缩型社会，过去和未来都被融入现在。世界其他地方200年的经验和历史似乎可以同时发生在东亚的同一地点。一切都是急匆匆的，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回顾。代沟异常明显，社会更像一个活生生的地质层。

关于现代性，吉登斯还认为：“对于绝大多数人口来说，血缘关系仍然是重要的，特别是在核心家庭中，但它们不再是跨越时空的有组织的社会关系的载体。”这一说法可能适用于西方国家，然而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团中却并不成立：在这些情形中，“血缘关系”经常“都是跨越时空的有组织的社会关系的载体”。例如，无论生意大小，海外华人都依赖家族制来实现其分散于全球的商业操作。此外，台湾地区、海外华人社团和中国的其他发达地区，毋庸置疑都属于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事实上，血缘关系在中国的重要性，远比在西方国家高很多，无论其发展水平怎样，或者采用何种信仰体系。1999年，吉登斯第二次在BBC的里斯论坛（Reith Lecture)上发表演讲时说道：

“这种看法，当然不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完全消失。关于命运和宇宙的神奇概念和构想，仍然在人们的脑海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作为一种迷信而继续存在，人们对之半信半疑。”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现代华人社会：传统观念，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对祖先的崇拜和祈求神灵賜福的现象，依然是多数中国人思想和行为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现代化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中的出现，迫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所谓的现代性，认识它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我们得出的现代性概念，不能仅仅建立在北美和欧洲的经验基础上。随着新型现代性的出现，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和扩展。中国学者黄平认为，在许多方面，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都是风格迥异，各有千秋，因此仅仅用西方人的概念，是很难理解中华文明及其现代性的。他总结道：“这难道不是一个关于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是否脱离中国现实的问题吗？中国自身的实践，有能力产生替代性的概念、理论和更有说服力的文化架构。”

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在他的著作《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中写道：“我认为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由于时滞而非深刻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后果。”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的言外之意：时间是一个相对暂时的问题，而文化则几乎无关紧要。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和速度，远远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它们具有真正持久的影响。最根本的是，认为文化差异不会对现代性的本质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那些国家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即处于经济腾飞之前或早期阶段，那么说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其落后的现状而不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似乎还说得通。但是目前至少已经与许多西欧国家一样发达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亚洲新兴国家或地区的转型，意味着文化差异几乎不起作用的命题可以拿到实践中检验。

一个经典的例外就是“二战”后的日本。正如我们在第2章看到的那样，尽管日本的发达程度至少可以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提并论，但是在本质上，日本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比如，社会关系的性质、机构的运作方式、家庭的特征、国家扮演的角色、政治体制的运转方式，都深刻地有别于西方。所以，无法想象把日本的现代性描述成与美国或欧洲的现代性相似，更不用说它是后者的代名词了。

这种情形同样适用于中国，其通往现代性的途径也是极具特色的。国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建造起来，并且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国家也表现出根本不同的特质，不仅仅是因为过去在现代化过程中孕育的方式，同时还因为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视自己的历史，并受历史影响至深。

文化差异的长久存在是根深蒂固的。1998年4月，我采访了两个身在北京的美籍华人，为了做一个电视节目，他们决定踏上前往中国的征程，到这个他们陌生的国家工作一年，探究这个国度的真面目，同时更多地了解他们自身。其中有一位名叫凯瑟琳·金（Katherine Gin)的女孩，当时25岁，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美国旧金山，她给出了如下见解：

“我认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差别在于，美国人永远都在努力地创造自身，他们认为成为第一个做某事的人很重要。即使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它也在不停地重新创造自己。而中国人却很少提出这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似乎对于它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有着更强烈的意识。当然，中国确实是瞬息万变，但是他们从来不问自己是谁，只是不断地将自己与他人作比较。”

从中可以得出一个无法反驳的结论：中国人之所以对他们的特性有着深刻的领悟，是源于国家悠久、持续、丰富的历史；相反，作为一个相对新生且年轻的民族国家，美国人一直都在探寻他们的身份认同。

认为中国的某些文化特征可以由历史来解释的观点没有体现“文化本质论”。“文化本质论”认为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群体都有一系列固有的特征，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相反，身份认同是不断变化并被讨论的。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起源于气候、农业生产方式、语言、环境、家庭结构和信仰等带来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特征，没有保留历史印记并对现在影响深刻。根据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和彼特·理査森（Peter Richerson)的观点：“大量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文化的传播性是稳定的。”

西方化有多深

漫步台北，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是同时用中英文来命名。在台湾，打开电视，最流行的体育运动便是篮球和棒球。星期六晚上想去看场电影，虽然许多台湾电影导演享有国际声誉，但影院里放映的却大多是好莱坞电影。在上海，前往人民广场的地下商场，时尚广告中的模特多是国际名模。闲逛到位于浦东新区的八佰伴百货大楼，你会看到许多用英文书写的装饰性彩带。上海复旦大学的优秀学生希望能够进入美国的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或者到上海的美国跨国公司工作。马来西亚的中产阶层30多岁时游历欧洲或澳大利亚的可能性，远比日本和中国的同龄人要大得多。在日本原宿和新宿疯狂购物时，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附和从时装精品店或咖啡屋里传来的西方流行音乐。

我清楚地记得一位说话温柔的马来西亚律师告诉我：“我正穿着西方的衣服，说着西方的语言，看着西方的电影，今天是什么日子，完全由西方说了算。”甚至连“亚洲”这个词，也是欧洲人的发明。所到之处，你都能感受到西方的存在。西方现代性的绝对权力和动力，已经主导东亚国家近200年之久。从殖民主义到好莱坞，从英语到篮球，从公历到微软，从越南战争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方已经并且会继续影响东方，反过来，东方国家对于西方的影响则显得苍白无力。在当代中国崛起之前，亚洲现代性只是通过日本对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东方对西方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批后殖民时代移民到北美和欧洲的华人、印度人、韩国人，他们对西方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饮食方面，另外还有语言、宗教和文化。东亚国家对西方国家现代性影响的吸纳主要体现在殖民主义时代和美国霸权之下的后冷战时代，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东亚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都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上述讨论引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东亚社会的形成，到底受到了西方现代性何种程度的影响？其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正变得更加西方化还是更少西方化，抑或甚至是两者相互矛盾的交织？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它们都是变化莫测、无法捉摸的。正如人们所料想的，历史关系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个国家是否被殖民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殖民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持续了多久。比如菲律宾，1542年首次遭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1899年又被美国占领，直到1946年才获得独立；还有中国香港，在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占领，一直到1997年才回归中国；而日本却设法逃避了被殖民统治的厄运。

无论西方影响力是否正在增强，都让我们一起探讨以下四个方面——语言、体貌、饮食和政治，从而深入分析西方影响力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

语言

“一个群体共同使用的语言，正是他们分享共同历史记忆的一种媒介。语言使共同历史的延缕和叙述变得可能……每一种语言皆有老老少少学习，以至于每一种鲜活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还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和表达。丢失自己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丢失自己的文化，21世纪的成千上万种语言都很可能会像20世纪的语言那样濒临灭绝。正如成功的台湾出版商詹宏志早期所说的：

“语言对于想法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你保持独特的语言，你就能保持一种创造想涛和思维的方式。传统都保持在语言之中。语言或许会阻碍我们走出去，但同时也能阻止他人闯进来。语言是我们的长城。”

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前20种语言中，几乎一半源于东亚国家（见图4－1)。与本质上是通过海外征服（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目前说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人数，大大超过它们发源地国家的人数）得以传播的欧洲语言不同，由于人口增长趋势以及陆地领土的扩张，东亚国家的语言得以在人口密集、粮食富饶的本土传播。它们之所以传到海外，主要是由于移民，因此，使用人数较少。汉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远远超过英语，但是普通话的使用者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相比之下，英语已成为世界通用语言。

以其为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的使用者（亿人）

图4-1：世界上排名前20位的语言

随着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确立，1945年以来，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但是这对主要的东亚语言没有什么影响，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里依然非常普及。不仅英语未能削弱或取代主要的东北亚语言（汉语、日语和韩语)，那些语言本身也没有受到英语的影响。的确，日本人借用了很多英文单词——主要是名词，但这只反映出在本国文化中添加外来元素的一种典型的日本方式，其间日本的文化本质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日本——同该地区其他地方一样——穿着印有英文单词的T恤、经营一家有英文名字的商店，或刊登一则带有英文口号的广告，都是很时髦的事情，但是这与日本人说英语的水平和意愿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日本有一大批英语教师，学校也实施了多年的英语必修课，但是绝大多数日本人，既没有热情也没有能力说英语。不光是英语，日本人在语言上故步自封，而且还不觉得羞愧。而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人已经成为怀有巨大热情的英语学习者，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给人印象十分深刻。英语名师在可容纳2万人的大型体育场内授课，所有学生一致重复大声诵读英语单词。但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丝毫不代表中文流行程度的下降。相反，英语仍然位居第二语言，掌握它只是为了与“外国人”更好地对话。总之，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和雄心勃勃的精英人士来说，英语只是一种交流性用语。就其本身而言，中文与日语不同，它所拥有的英语借来词相对较少，实际上中文从任何其他语言中借来的成分都微乎其微。英语的兴起确实对中文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对大量多音节词的使用，但那也只是一种边缘化的现象：几十年前，曾有人提议，通过拼音取代汉字的方法使中文罗马化，到头来也化为乌有。

我们不应该对中文的延续性和应变能力感到惊奇。这是一门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语言。它的象形文字体系，为各种各样的中文所共享，其中包括普通话、粵语、吴语和闽南语等。超过70%的中国人（约8亿多人口）都会说普通话，当然也会说诸如上海话等方言，而且随着电视台和教育系统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说普通话的人数量目前正在稳步增加。普通话和方言，口音极易混淆，书写方式相同，一旦流于笔端则大同小异，这对于维持中国人共同的身份认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蒙古族和满族长期的影响下，汉语却能奇迹般地流传了下来。少数民族语言不仅未能对汉语施加影响，反而从语言上被汉语同化。中文对日语、韩语、越南语等邻国语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吸收汉字——例如韩语常用汉字和日语汉字，这些国家创建了自己的语言学。

尽管各国语言结构不同于中文，但是由于古代中文的博大精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文词语充斥了它们的语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那些说中文的外国人，经常称其为中国话，或称“中国语言”：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或者我将在后文描述的“中央王国心态”。中文甚至经受了字母时代的挑战，实际上，要创造出一种按字母次序排列的语言，使之能够融合如此之多的不同的中文语言，供世界上1/5人口共同使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主要讲英语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只有两个，它们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这两个地方，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而存在，虽然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但英语的使用也很广泛，还有菲律宾，英语和他加禄语都是官方语言。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除了菲律宾，其余都是英国前殖民地。英语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如此盛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英语在一个多种族和多语言的环境中，能够充当一种有助于对话者之间交流的使者，它在印度的情形也是如此。菲律宾是一个语言纷繁复杂的国家，他加禄语与许多岛屿方言并存，那里的学生从12岁起，就必须接受学校的英语教学，这是该国作为美国前殖民地的余留影响。印度尼西亚的主要语言是印尼语，其旧殖民统治者的语言荷兰语，现在变得毫无价值。类似地，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前法国殖民地国家，法语曾经是行政管理和教育体系中的官方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从历史的长河中慢慢褪去。

这给我们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英语到底已经在何种程度上确立了其可供选择的全球第二语言的永久地位？在这方面，英语的地位一直以极快的速度稳步上升，已逐步在全球形成一种趋势，在东亚国家也不例外。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或北京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英语很可能是会议记录的主要语言，即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其中之一。东南亚地区的人们学习英语的热情十足。人们之所以认为英语的国际地位不太可能被扭转，主要有几个原因。全球范围内数额巨大的社会资本和个人资本被用来学习和使用英语，这成为英语得以持续扩展的强有力原因。英语在全球媒体中占主导地位，这很可能进一步加强了其影响力和渗透力。美国在全球的支配地位，能确保从技术和科学到互联网和外交等许多领域中，英语都是最重要的语言；最后，英语作为促进和传播文化及价值观的媒介，通过确保使它成为永久的通用性语言，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获得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英语在全球的地位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虽然英语是令人惊叹的资产，但这并不代表它坚不可摧。一种语言的国际渗透力与其主要支持者的权力和影响力是紧密相连的。美国目前在全球享有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但其相对的全球经济地位正在受到挑战，这必然影响英语的命运。就互联网而言，英语的主导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即便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随着中国互联网使用者人数多于美国的人数，它也势必无法保持领先地位。尽管英语依然是全球媒体的主流语言，可是随着全球媒体所有权的多元化，以及主要的西方供应商越来越多地使用当地语言作为扩大市场的一种手段，英语的优势地位可能无法长久地保持。实际上，这些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例如，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阿拉伯语电视媒体半岛电视台，类似的还有印度电视台(Zee TV)、东亚的星空传媒（Star TV)和中国的凤凰卫视，它们都为默多克帝国所拥有，用各种地方性语言来播放节目。最后，尽管英语在新技术领域尤其是计算机方面有着特殊地位，但是技术创新日益多样化，加上现在的电脑能够支持多种语言的事实，都意味着英语迄今为止在该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再也无法得到保证。

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是近些年来发展的结果，因此可能只是一种相对短暂的现象。不难想象，一种更加多样化的情形正在逐步侵蚀英语的主导地位，最终还会取代它。随着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汉语变得越来越普及，不仅该地区内的中国人用其相互交流，就连其他民族和种族的人们也都钟情于它，把它作为第二语言。目前包括泰国和韩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学校中都把它作为一种必修或选修外语，人们普遍认为，它代表着未来的语言。与此同时，这种趋势也已在北美和欧洲国家出现。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东亚的经济中心，这一势头也愈发明显。有越来越多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在此就不逐一列举了——的人们愿意学习汉语。此外，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语言——日语、韩语和越南语，与其发源语汉语之间的共同点，远多于与英语的共同之处。再过50年，中文很有可能会取代或者至少与英语分庭抗礼，成为该地区的交流性语言。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实现，那么在中国现代史上，将首次出现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首选的第二语言的情形。

那么，就语言问题来说，认为东亚会服从于日益西方化的单向过程，将是非常错误的。古老的欧洲帝国语言，除了英语以外，现在都只剩下一点点边缘性的意义。该地区的主要语言，在它们自己的国度里，仍然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英语拥有而且正在大大增强其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第二语言的位置，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地位无限期保持下去的可能性，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以及这一现象对普及汉语的影响。

体貌

这里所说的体貌，主要是指生理特征，尤其是肤色，这会让我们有一个更为独特的认识。在这些方面，西方的影响非常深远，尤其在东北亚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相比之下，东南亚受影响的程度稍微轻一些。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地，人们的日常穿着非常西方化，尤其在华人社会，那些传统服装仅仅在相对礼仪性的场合例如婚礼上才派得上用场。传统盛装实质上淡出人们生活的原因，至今还不明确。毕竟，印度的情况不是如此，特别在像班加罗尔那样的“新经济”城市中心里，虽然西式服装很常见，但妇女围着面纱、穿着沙丽克米兹（上衣、围巾和长裤），男人穿着古尔达-巴贾马（宽松的上衣和裤子）的情形也依旧无处不在。

明治维新后，西式服装开始在日本流行。最初，主要是公务员出席正式场合穿，但是没过多久，便在老百姓中间广为流传。1930~1945年战争时期，人们普遍缩衣节食，用更为简洁的着装取代“华而不实”的日本和服。“二战”后日本为美国占领，期间经历了大规模的西化过程，许多人直接从战时着装转向了西式服装。从1960年左右开始，西式服装变成绝大多数日本人的首选，和服转变成只在特殊场合出现的着装，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和服并没有被遗弃。周末穿和服是日本城市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婚礼、成人仪式和葬礼，人们都会穿上和服。甚至有些餐厅和酒店，还把和服作为员工的工作服。

尽管如此，深受日本人青睐的西服，仍然是日本独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妇女在日常穿着中处处佩戴圆边的软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人的个子相对比较矮小，影响他们对服装和鞋类的选择。年轻妇女的穿着带有浓厚的女性色彩，反映出保守的性别角色依然是日本社会的显著特征。对于日本的男性和女性来说，无论是在服装还是其他方面，都存在一种强烈的从众心理或团体意识，与西方的着装相比，它们较少强调个人主义。这种特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出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日本“外形”，日本近年来流行的儿童妇女的可爱形象，以及在国外很受欢迎的日本女优，都是典型的例子。日本最著名的三个服装设计师——川久保玲、三宅一生和山西耀司，20世纪70年代都登上了全球时装舞台，但却都没有超越西方传统的界限。不过，比起欧美设计师，他们具有自己的个性。日本设计师和欧美设计师各有千秋，日本设计师非常注重服装的材质以及使用朴素暗淡的颜色，善于创新，经常举行服装巡回展。尽管西方时尚界对展现女性身材极为关注，但是对于日本设计师来说，他们较少考虑女性身材和展现女性形体。事实上，川久保玲在设计服装时，会尽量避免公然展现身体的性感。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全球时尚界，日本设计师的这些举动均反映了日本的新审美观。

中国的经历与日本略有不同，但却都朝着极其相似的方向发展。千百年来，中国的服装都与社会阶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是社会阶层极为重要和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比方说，只有皇帝才能穿明黄色的衣服，皇子或王爷只能选用金黄或蓝黑色。正如瓦莱丽·斯蒂尔（Valerie Steel)和约翰·S·梅杰（John S. Major)写道：“在古代中国，如何着装，事关重大。服装为权力增添了一道神奇的光环，皇帝借此来统治整个国家。另外，服装还有助于区分文明与野蛮，男人与女人，高层与基层，适当与不当。简言之，它是一个致力于等级制度、和谐共融和自我控制的社会用以维持秩序的工具。”

因此，辛亥革命在推翻王朝统治的同时，也为服装革命提供了契机的说法便不足为怪。清朝的消亡导致陈旧着装规则的逝去。女子缠足和男子留长发的传统，在持续了一千多年后，终于烟消云散。随着鸦片战争和通商口岸的设立，中式服装受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多，但是1911年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西方穿着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成问题。其结果便是“中西合璧”服饰的出现，最有名的例子当属旗袍，它结合了汉族、满族和西方元素，成为20世纪30年代旧上海不可磨灭的记忆，在西方也是人尽皆知。1930-1950年是旗袍发展的鼎盛时期，它在海外华人中间广为流传，在香港风靡的时间更为长久。

1949年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着装时代，人们喜欢穿中山装。中山装的特征是高领短款上衣，与旗袍一样，它也是综合了日本、德国和苏联军事因素所形成的另一种“混血儿”服饰。国家并没有颁布关于服装的法令，但是这种全新的风格，清晰地反映出平等主义原则，同时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贫穷。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的着装才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并发展成现在的样子，如今，西式服装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随处可见，成为中国的主流着装形式。中山装也较为少见，为西式服装所取代。唯一留存下来的中国传统服装是短上衣（夹克），直到现在仍然十分流行，尤其受老人喜爱。延续古老的传统，中国妇女普遍习惯穿裤子，相比之下，其数量远远超出喜好裤子的西方妇女。在中国，人们从来没有赋予裤子男性含义，但是在西方，却曾经有过类似的隐义。除此之外，关于中国传统着装的资料非常少见，无论男式服装还是女式服装，也无论它们是以传统还是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旗袍”是唯一的例外，多年之后服务员和酒店工作人员等重新流行穿着旗袍。

许多设计师都试图将传统主题重新引入现代中国服装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邓永锵的传统服装品牌“上海滩”，但它所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因为其摆放在香港分店的衣服，主要购买者都是西方人。另一家香港公司“源”（Blanc de Chine，一个非常有名的服装品牌，深受国际影星的喜爱），以及台北的夏姿·陈，也有类似的雄心壮志。还有其他设计师如谭燕玉、安娜苏等，尽管其设计主要以西方元素为基础，但是她们也不断地探索如何将中国元素运用到服装设计中。尽管人们在这个领域已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是现代中式服装最突出的特征是——当然是与印度等国家相比——它是如何西方化的以及它包含的中国传统元素到底有多少。与此同时，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元素，例如中式衣领和扣子，在西方时尚界已变得越来越普遍，反映出中国服饰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而且东亚国家的服装模式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西方时装采用，从侧面体现了东亚市场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另外，东亚市场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也导致西方时装模特的英雄用武之地越来越小。

为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会如此彻底地放弃他们的服装传统呢？很明显是由于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主要是欧洲国家的影响——已经扩大到人们着装方面。如果你想成为现代人，你的穿着就必须西方化：西方服饰是现代性的一个象征。另一个经常会被提及的解释是其实用性：人们认为传统的着装形式对于现代生活来说很不切实际。但是这并未解释为什么传统元素没有以大众所能接受的现代形式表现出来：毕竟，这正是发生在不断创新的西式服装传统身上的事实。修长的连衣裙和衬裙，紧身上衣和马裤，高帽和燕尾服等，都已经销声匿迹，但是西方的服装传统却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显然，服装的传统形式从未被看成日本生活方式或日本“王国”的根本，就像吉野耕作所说的，不像语言、食物、清酒和榻榻米等，传统服饰是日本准备遗弃的传统元素，该国视西方化为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的情形截然不同，由于传统服装与旧王朝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濒于灭亡。在今天中国的大街小巷，西方格调的服装随处可见。

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情形与中国大陆差不多，其中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另外，大多数东南亚地区情况也基本如此。主要的例外是马来西亚——还有印度尼西亚，只是其程度稍轻——当今绝大多数马来西亚妇女都习惯用纱巾包头，身穿马来套装（由围裙和短上衣组成)。面对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和多种族的融合，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妇女都用头巾、短上衣、围裙来表现自己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这一方面体现出对马来西亚传统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对各种各样的伊斯兰传统的借用，通过使用极其大胆的颜色，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马来风味。马来西亚人拥有强烈的时尚意识，当然，这主要是与中国人和印度马来西亚人单纯模仿西方着装的行为相比。

假设由于上述原因，西式服装已经在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里广泛流行，那为什么在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妇女身上却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形呢？可以看到在这两个国家，宗教在保持传统的服装形式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很多东北亚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有组织的宗教传统。印度的情况恰恰相反，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盛行，并具有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影响力。而且在这两个国家，服装至少扮演两种角色：首先，它是宗教教化的一种反映，这一点在男装和女装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其次，它可能是区别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的一个标志。着装对于马来西亚和印度旁遮普邦那些一辈子不剪头发、包着头巾的妇女来说，确实发挥着上述两种功效。事实证明，宗教成为西方服饰在南亚国家广泛流行的阻碍，而在中国和日本，它很少被作为穿衣打扮的一个准则。

东京时装秀是白人模特和日本人的舞台，深肤色的人是从来都不会出现在秀场上的。川久保玲的品牌“Comme des Garcons”在展览中只选用白人模特。香港时装周非常重视白人模特，几乎不采用黑人或棕色人种为模特——如果有的话，数量也极为有限。时尚杂志通常都是《Vogue》或《Elle》等西方杂志的本地版——内容以本国语言为主，但是模特通常以白人为主。且不说日本，中国香港的大多数时装广告，都采用白人模特，包括佐丹奴、盖普的本地连锁店。几乎看不见黑人模特。漫步位于上海繁华地带的人民广场的地下购物中心，与前述几乎无所不同：其广告主要以中国模特为主，同时也有许多白人模特，但是深肤色的模特在此几乎没有市场。另外在印度，活跃于T型台和时装杂志上的模特几乎都是印度人，她们通常都拥有白晳的肌肤。

通过对美容专家杨青青和大量狂热关注体形的上海女士的采访，我试着理解白人模特数量众多而深肤色模特却极为罕见的原因。

“中国的文化是非常开放的，我们可以接受外来物。我们看待外国人时，对她们的美丽更为宽容。然而如果她们是中国人，国人就会开始吹毛求疵。距离产生美，这正是我们偏爱西方人容貌的原因。”

由此引发另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文化是开放的，为什么中国人却并不青睐较深肤色的妇女呢？尽管我再三努力，她仍然拒绝谈论这个问题。曾指导过蜜丝佛陀品牌并作为中国流行歌手和影星美容顾问的台湾美容专家美玲，在论及相关问题时更是一语中的:

“在香港、台湾和大陆，中国女孩都喜欢美白护肤品。她们认为白色是美丽的。人们都怀揣与西方有关的梦想。对于蜜丝佛陀、兰蔻和其他护肤品牌来说，每个季节的趺色都是一样的，即白色，非常单调和乏味。我们尝试不同的季节为她们打造不同的肤色，但是她们只要白色。亚洲人喜欢白皮肤。70多年过去了，白色始终是人们的一贯选择。因为中国人的脸型——小巧的鼻子、高高的颧骨、窄长的眼睛，比起西方女性，皮肤的颜色对于她们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日本和韩国妇女，对美白产品有着极大的需求，美白护肤品在这些国家是如此受到青睞，以至于它们在电视台和各大报纸的化妆品广告中占据主导地位。据估计，2001年美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价值约56亿美元，在中国市场上也涨势迅猛，总值达13亿美元。西方化妆品公司针对亚洲妇女消费特征制作的大多数广告，都使用图片和文字，隐晦地说明亚洲妇女的“黑色”和“黄色”皮肤，从审美学的观点来看处于劣势地位。人们对白色的渴望，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在中国、日本、新加坡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同样是艳阳高照的晴朗天气，中国和日本女性会撑起一把伞，以保护自己的皮肤免遭阳光的直射，她们不想让自己的皮肤被晒成深褐色。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谋求将自身与东亚的其他种族，尤其是与中国人区分开来。在漫画和动画片中，日本人把自己描画为高度西方化的形象——大眼睛，有时是蓝色或金黄色的头发，再配上白皮肤。总体上肤色比中国人浅淡，他们喜欢视自己为白种人，而绝非中国和韩国那样的黄色人种。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黑色都具有高度消极的含义。美玲说：“在我负责编辑的化妆目录上，他们都不喜欢看到黑皮肤，唯独对白色情有独钟。”美国顶尖电影制片厂的一名高级主管告诉我，好莱坞电影或美剧几乎不需要黑人影星。放眼日本或中国的电视和电影，最受欢迎的长相属于带有西方特点的日本人或中国人。成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日本妇女来说，白人男友享有很高的地位，而黑色或棕色皮肤的男友是无法获得同样的礼遇的，后者往往很难进入她们的视野，要让她们选择黑人男友，那需要莫大的勇气。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西方模样对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肤色依然是一种有界定意义的符号，另外白色人种往往拥有金黄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和高挑的身材。很难对这些东西进行评论，但是相比本书中探讨的大多常见主题，这些方面的问题却更为普遍，对人们的心理影响也更为深远，而且能反映出一个种族更为根本的特性。日本人照镜子时，总希望能从中看到一个白种人，他们强调自己类似于白种人的那些特征（要找出二者深刻的身体差异，似乎也不太容易），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对自我形象的认知、他们如何看待自身以及日本人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对于日本人来说，与西方人相比时会感到自身体质羸弱，而且还会发出一种民族卑劣感和不安全感，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不过，把东亚人对白色的偏爱简单视为西方影响力的产物，那是错误的。这些国家的人对白色的渴望，有着与生俱来的根源。对于日本人和中国人来说，长期以来，洁白都承载着强大的等级内涵。如果你的肤色很黑，那意味着你只是个务农者，处于社会的下层：这种偏见深深植根于两国的国民心里，并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日益加深，人们普遍认为，白晳的皮肤象征着城市生活和富足，而深色的皮肤代表着农村生活和贫穷。国家与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之间，以及同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差异性，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肤色来界定和强化。自明治维新以后，肤色成为日本人辨认他们自身与中国和韩国等邻国人的标志。更为普遍的是，这种颜色等级还重现于肤色较浅的东北亚地区和肤色较深的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其中东南亚地区按照肤色又可划分为海外华人、土著人口和海外印度人。西方模特的影响力，恰恰在于它可以与历史悠久的固有肤色观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我们将在第7章中深入探讨这一主题。

饮食

一提起西方化在东亚地区日益突出的表现，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麦当劳。2008年，中国一共有950家麦当劳（第一家于1990年在深圳开张），而早在2004年的时候，日本就大约有3500家，马来西亚也有300家。星巴克、肯德基和必胜客，在该地区也有许多家店铺：2008年肯德基在中国拥有2200多家分店，2006年必胜客也有140家分店。负责麦当劳在中国地区的广告宣传事宜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曾在1999年快餐备忘录上提出：“主要是因为现代性。快餐店是获得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新的‘西方’快餐店（尽管主要是麦当劳）变成了新兴中产阶层的地位象征。它加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表明这些中产阶层能够过上西方式（通常称为美国式）的生活。”

不过，所有美国快餐店加在一起，也只占这些国家中所有饭馆和餐厅的很小一部分。它们可能会吸引众人的目光，但是却没有大大改变东亚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绝大多数国民，还是继续消费本土食物。在北京或重庆，中式食物几乎是所有人午餐或晚餐的必备品，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西式快餐——包括所有快餐中最流行的三明治，都处于大众饮食习惯的边缘。西式餐厅不会稳占快餐的垄断地位。相反，中国和日本的快餐店——那些为西方人所熟悉的面馆和寿司店，倒是随处可见，林立于大街小巷。

张光直在他的开创性研究著作《中华文明中的饮食》一书中写道：“在理解人类文化的时候，饮食的重要性恰好在于其无限的可变性，可变性对于物种生存不是必不可少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吃不同的食物；哪怕同处一种文化，人们所吃的东西也经常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此外，人们对养育他们长大成人的食物显示出极大的依赖性，他们对这些食物倍感亲切，极为熟悉。人们的本能也体现在饮食上：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食堂里，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中国学生吃中餐、印度学生吃印度餐、马来西亚学生吃马来餐的情形，大家各自坚守自己的饮食习惯，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西方国家也同样如此：我们可能偶尔喜欢印度、中国或墨西哥的食物，但是我们一日三餐主要还是吃西式食物，这是铁定的规律。

中国不仅是东亚地区的语言中心，同时也是饮食中心，拥有世界上最让人称道的饮食文化，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能比任何其他类似的饮食文化都要长久。像其他所有的饮食文化那样，中国烹饪有着天然优势，中国地大物博，而有些食材在其他国家是不常见的，所以特殊配料的使用让中国食物具备一些独特的本地特点。鉴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中餐共有的特点中也蕴涵着巨大的地区差异，这一点不足为奇。事实上，比起单一的中国饮食传统，在此谈论中国菜系可能更为合适。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有四大菜系，即鲁、川、苏、粤四大菜系；也有人认为存在八大菜系，即在前述四个的基础上再加上闽、浙、湘、徽，还有人甚至可以数出十大菜系，也就是除了上述八大菜系，还可以加上北京和上海。从很早开始，中国菜肴就注意吸收外国的食物，如史前时期从西亚地区传入的小麦、绵羊和山羊，5世纪从印度尼西亚传入的香料，以及17世纪初叶从北美传入的玉米和甘薯，这些都有助于中国饮食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一般而言，中餐包括饭（谷类以及其他淀粉食物）和菜（蔬菜以及肉类）。均衡膳食，既要有饭又要有菜。

中国饮食的特点是灵活性和适应性，中国人积累的大量关于野生植物的认识可以反映出这一点，遇上粮食歉收和饥荒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便会找寻各种可以食用的东西。许多奇怪和特殊的材料，例如木耳、百合以及鱼翅等精美的食物，都是这样被发现的，后来成为中国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华烹饪还很擅长保存食物，这是北方人在饥荒时期和严冬里寻求生存的又一个结果。中国人对待食物的态度，与健康饮食的重要性息息相关，其根本原则建立在阴阳有别的基础之上，堪称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最后，很少有文化能像中华文化那样，以饮食为根本。中国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对饮食都极为精心，这一点甚至超过了法国人。几千年来，饮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御厨的重要性，在《周礼》记载的人名册中得到了充分证明，据记载，近4000人负责周王的饮食起居，其中2271人负责周王饮食。在英语中，标准的问候语是“你好吗”，而在中国，人们见面经常问“你吃了吗”，张光直认为，“中国在饮食方面显示出的创造性，可能源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即饮食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特质是无比重要的”。而谢和耐则认为，“毫无疑问，中国在饮食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创造力，比其他任何一种文明都要巨大”。

在这幅饮食画卷中，我们还应该加入中国茶。没有人知道饮茶是何时开始的。到唐代，中国的茶业已经相当发达，但是要对中国的茶文化追根溯源的话，肯定还可以再往前回溯很多年。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水平。领悟中国茶文化，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态度，这一点与探究欧洲的葡萄酒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西方文化中，没有传统的茶馆或类似的场所；走进中国的茶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品种各异的茶叶，令人不禁眼花缭乱，沏茶时所遵循的步骤和品茶过程中的各种讲究，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另外，大凡茶室，环境都很典雅别致，的确能让品茶者充分地享受到中国茶文化所蕴涵的宁静和淡泊。虽然咖啡已经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但是茶水仍然稳居中华国粹饮品排行榜的首位。随着人们日益喜爱中国文化，不久之后，中式茶馆很有可能会成为许多西方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因此，仅凭中国人喜爱麦当劳，就认为中国饮食文化正在被西方化，似乎有些荒谬。的确，中国饮食已经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比如食材方面（川菜偏辣的特点最初便是从西班牙引入的），但是这种影响相对比较有限。从东南亚到北美洲，海外华人社区继续吃中餐的事实，充分展现了中国人对中式食物的特殊依赖性，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其他方面例如衣着和建筑风格，却可能会遭遇国人有选择性的摒弃。

日本饮食受西方的影响更大。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人就在西方饮食的基础上创造出大量可在家中烹制的食品。19世纪下半叶，日本人就已经试图学习制作法国菜，“一战”之后，西方菜肴开始进入中产阶层的厨房，尽管其形式上还带有本土化的特征。从本质上讲，外国菜在日本饮食中被作为正菜以外的配餐，这样做既能以日本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学习西方饮食，又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本国饮食的特点。奎尔卡（Katarzyna Cwiertka）认为：

“关于融合日本和西欧的食物、调味品、烹饪技术的基本规则，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形成的，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日本厨师对外国元素加以改造，再融入日本的饮食中。某些组合最终变成了后来日本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他的则被舍弃了，但是几十年后它们还可能重新出现，并作为全新和时尚的方式而备受尊崇。”

东亚国家的语言在本地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东亚地区之外却难成主流，这与饮食的情况大不一样。贫穷的移民带着中国食物一路漂洋过海——例如在移民定居的早期，中餐馆一直是华人移民的支柱产业，任何一条唐人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欧洲食物对东亚饮食的影响不大，但是由于殖民主义的发展，过去40年中从东亚迁移到西方的移民却对西方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日本、越南、泰国、韩国和马来西亚的餐馆——印度的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已经遍布西方国家的主要中心城市。在过去的25年中，日本食品受到美国西海岸人民的极大欢迎，从而创造出加州卷等新型日美混合美食。

总之，东亚饮食并没有西方化，反过来，西方饮食亚洲化的说法可能更为恰当。这与移民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也由于东亚地区品种繁多的食材和高超的烹饪技术所致，相比之下，欧洲和北美国家的饮食文化就逊色很多。以世界上最大的殖民统治者英国为例，在诸多当代国家中，该国所拥有的饮食文化，只能用贫乏和俗套来形容。英国烹饪艺术的空白，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国饮食文化填补的，首先是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再次是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因而，英国菜肴实质上变成一个混合物：在饮食方面，英国类似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少拥有自己的特色，而是广泛地吸收外来风味。美国也可以用相同的说法来形容，无论如何，它最初毕竟是作为混血儿来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的。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特点是世界各地的食品风味相互融合，但是混合的程度却不应该被任意夸大。当然，东亚地区的食物基本上还是本土的，与外来风格的融合只处于主流食物以外的边缘位置，不过也有例外，例如马来西亚那样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在饮食领域存在诸如中餐、印度餐和马来西亚餐等各种风味食物的共存现象，最终造就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佳肴。

政治和权力

西方普遍存在一个基本假设，即其他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正在被吸引，或不久就会被吸引，朝着以西方民主为特征的相似政体发展。这种观点基于对西方历史、经验和实践能够普遍适用的信念，认为所有国家都以相同的方式行使权力。事实上，政治权力的本质是因社会而异的。因为其抽象性和机械性的内涵，在此我们谈论政治体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更容易得出结论。原因很简单：政治的根源在于文化，特定的文化孕育出特定的政治。因此，它是一个既深刻又狭隘的概念。一个商人可以超越许多不同国家的民族界线，去经营自己的生意或展示自己的技能，一位知名学者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大学里举办学术讲座，而政治天赋却只能根植于民族国家里：这样的技艺和魅力是无法环游世界的，它们都是为当地民众精心打造和刻意雕琢的，源于深刻的民族文化。当然，大国领导人可能会赢得全世界人民的羡慕和欣赏，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夫人，当代的巴拉克·奥巴马和曾经的弗拉基米尔·普京。

西方社会和东亚社会的权力本质上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前者主要崇尚和追求个人自主和个性。在东亚文化的中心地区——无论是东北亚（换言之，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化）还是东南亚，个人都在追求一种群体特性和身份：个体是作为某个群体的一分子，而不是从个人身份中得到肯定和认可。个人通过群体成员的身份来寻求安全感和价值。此外，西方的统治方式主要基于功利主义的概念：即政府必须给选民提供一定的好处，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东亚政治则完全不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与西方相比，东亚国家的政府在权责分明方面一直做得不到位，政府能实现的目标非常有限，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由很多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其他因素所决定的，其中的因果关系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东亚政治不以实用主义为基础，其权力从本质上被视为一种最终价值，与社会的集体福祉密切相关。政府基本上扮演家长的角色，人们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反观自己。虽然身处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下，社会不得不变得更加实用——就像在发达国家所体现的治理思想一样，但是关于政府治理的传统思维方式依然十分强劲有力。这反映在该地区许多国家都坚持家长式作风的一党执政的主张中，在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还存在定期选举。

虽然这些概括对东南亚地区和东北亚地区都适用，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别。下面我将集中讨论后者，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例如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从很早开始，中国就主要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待政府的职能，这一点极为罕见。儒家思想不是以神圣权力为假设，而是建立在道德秩序基础上的一个知识分子系统。统治者在治理过程中必须伴随着儒家思想的教化，同时还担负着人们寄予的制定最高道德标准的厚望。有一套森严的政治等级要求政府官员在获得升迁时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人们将政治体制等同于社会秩序，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从秦朝开始到清朝衰亡，这些原则一直不同程度地构成着中国统治的要素。

社会和政府的模式都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个人被视为社会和国家的一部分，同时还是所属家庭的一分子。儒家文化家庭具有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孝心，父亲承担赡养家庭的重任，作为报答，子女都有尊重父亲权威的义务。国家也是效仿家庭而建立的，在王朝时代，皇帝就是“父亲”。其次，尽管中国人总体而言并不笃信宗教，但是他们与其他儒家社会一起，信仰神灵，即认为祖先是永远存在的。人们通过祖先崇拜的仪式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这有助于强调家庭的延续性和血缘关系，体现该家族成员相对恭顺的本质。同时，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也鼓励人们像敬仰祖先那样尊敬国家，崇拜这个体现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机构。在中华文明里，家庭重要性所暗含的意义无比深远——远远大于西方文化中“家庭”一词的意义——在中国，人们普遍都十分重视姓氏，姓在名前。

在儒家社会，经由家庭这个单位来实现个人的社会化，一直是一个高度自律的过程。孩子们很小就认识到，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包括他们自身。人们了解自己作为公民的作用和职责，也是家庭责任的延伸。通过家庭，人们学会了服从集体，明白了个人相对于集体来说永远位居第二的道理。不像西方社会那样，主要依靠基督教来释化人们心中的罪恶感，从而约束和指导个人行为，儒家社会是基于人们的羞耻感和怕“丢面子”的心理建立起来的。儒家社会的纪律内化于每个个体之中，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在家庭内部进行，不像西方那样，要通过信仰宗教来实施外部诱导——尽管这一传统在日益世俗的欧洲已逐渐被弱化。

就是这样一种归属感力量——先是归属于自己的家庭，后来延伸到社会、民族和国家——最终导致人们对自己的种族和民族，生发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强烈依存和喜爱。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曾给外国人套加“野蛮人”和其他消极称谓，并从内心排斥他们。所有的儒家文化国家都推崇“公民”这一概念。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国民，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人们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对难以承受的西方压力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其中包括殖民主义。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可以说是不太重要的一个方面：认同的力量、对外来者的排斥和本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主要是由与生俱来的社会化进程的性质造成的。

家庭的作用，在于为其成员提供安全感、支持和凝聚力。换句话说，在儒学社会里，政府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其重点不在于实现外部目标，而更注重强调国家自身的利益、自我维持和自我延续。因此，这些社会表现出一些很明显的特征，例如强调国家的统一、稳定、连续性、凝聚力和团结，这不足为奇。因而，与我们所熟悉的西方情况不同，儒学社会对政府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实践。在西方，政府实际上被视为一种人工构成，是人们试图掌握的一个机构，这些人自己都对其充满了怀疑，从而不断尝试去界定、去限制、去约束政府的权力。中国和其他的儒学社会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它们来说，国家本质上类似于家庭，是社会自然的和内在的组成部分，也是更广泛目标的一部分。像家庭一样，国家既不服从法律编纂，也不受任何限制。人们从来不用狭隘的政治方式去看待中国政府，更多地将其作为道德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引导者。它们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与自然运转之理中，这种普世救赎的角色为中国迎来了许多追随者。

对于西方人来说，理解和把握儒家政治文化的本质，是一件颇为费劲的事情，因为它与他们所熟悉的西方政治文化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西方人控制世界的时间很久，他们已经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认识世界，在理解和尊重差异方面不够精通和熟练。所以，他们只是从极其肤浅的层面来看待东亚政治。日本被看成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它有选举机制和竞争性政党，但是日本政体的运作与西方的完全不同。1949年后的中国由共产党执政，西方人往往无法理解共产党政权和中国历史的长期进程之间的潜在连续性。事实上，我们不该讶异于日本极其特殊的政治本质，也不该对连接共产党领导和王朝统治的脐带感到吃惊。两者都是政治根植于文化的例子。

鉴于东亚政治的运作涉及很多不同于西方的习俗和惯例，我们能否得出任何关于其优点和缺点的结论呢？不管怎样，这对于那些思维开阔的西方人来说都是一个偏怪的问题，他们会不可避免地运用西方标准来加以衡量。打个比方，绝大多数西方人都将依赖性看成一种消极的东西，而东亚则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认为它是积极的。谁对谁错？无从判断。鉴于这些国家中相互依赖的力量和政府家长式作风的存在，一方面，东亚社会的下滑都可以看成向集权主义和一党政府发展的一种趋势，另一方面，这种家长式作风也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政府和领导者享受不同类型的信任，人们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来改变方向和政策。他们不会受到类似西方领导人那样的限制。在某些方面，东亚领导者更加平易近人，因为他们是从大局出发来审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同时，人民对他们也采取类似的态度。他们享有的许多权威，植根于家长制和依赖性的共生关系中，这促使他们采取较为长远的姿态，来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需要。

极具特色的东亚政治，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但它们是否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弱化呢？某种程度上，它们正在变得愈发强劲。总之，随着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削弱，人们逐渐回归到更为传统的家族观念中。而且，虽然家庭这个组织本身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由男性或家长统治整个家庭的风气远远少于以前——但是它与西方的家庭仍然存在极大的不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价值观和态度方面：事实上，在亚洲所有的组织单位或结构中，家庭习俗的变化最为缓慢。正是这种深厚的力量，有助于塑造亚洲政治的特殊性，无法设想这些社会正不知不觉地失去它们的政治特色。

与生俱来的现代性

这四个例子并非要展示西方化的广泛影响，它们主要体现了西方化令人惊讶的局限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普遍性结论。第一，囿于西方化影响的有限性，东亚社会及其现代性仍然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而且扎根并形成于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中。同时，这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只是简单地甚至主要依靠从西方借鉴经验，而是具备一种变革并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能力，换句话说，其现代化根源于本土而非舶来品。获得亚洲现代性的第一个国家日本，便是例证。它可能从西方广泛地引进了大量的经验，但是最终结果却完全是极具特色的日本现代性。第二，如果只是原封不动地移植现代性，它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人们必须相信，现代性本身就根植于他们中间并且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所有东亚国家都深受西方或日本抑或两者兼有的影响。的确，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现代性都具备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混合性，它们都是各种各样的本土与外来元素的结合。但是如何划定这种外来影响与本国固有特性之间的界线，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社会感觉自己的现代性从本质上讲是被强行附加的，是一个舶来品，一个移植产物，那么这种现代性一定会被抛弃，其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当时的殖民者故意压制殖民地人民，防止他们与自己国家的产品竞争，这些肯定都是殖民主义时代没有一个殖民地社会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腾飞的深层次原因。殖民地的性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殖民地受异域的殖民者和文化的控制。唯一的例外是白人殖民地，由于它们与殖民者英国人是同一种族，血统相同，所以经常能获得不一样的待遇。

考虑到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独树一帜的特性，不言而喻，中国的现代性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取得成功，那就是让中国人民感觉其现代性进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中国现象。关于这个话题的唇枪舌剑，从1850年以后就开始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即“中国本质”和“西方方法”。直到今天这仍旧是核心之争。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中国古老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争斗，在我组织的一场讨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参与讨论的都是来自复旦大学20岁刚出头的学生。其中两个女生，高义和黄永依，不久就要去美国读博士，另外两个男生，王建雄和张晓明，刚刚在上海的美国公司里获得了理想的工作。他们可谓是精英，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终受益者，也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赢家。

王：20世纪，中华文明处于世界文化的边缘，西方文化则占据了全球主导地位。中国一直以来更关注过去，关注历史，而对同时代的西方则投注了相对较少的精力。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无法发展。西方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危机。

高：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的西方价值观一直存在着冲突。在如何处理这种冲突上，我们总是不知所措。这两种价值体系永远都是相互抵触的。我们经常都觉得很有必要回归历史，从中了解和理解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之所以对历史如此专注，是因为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十分强大。

你对未来抱有更乐观的态度吗？你认为中华文明将继续处于边缘位置吗？

王：我们的文明正在步入一个关键时期。20世纪，我们主要使用西方的思维来发展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这并不是很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自己的方法论，来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照搬外国思想。这是我们20世纪已经主要在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21世纪，中国人将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知识体系。

如果中国做到了这些，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会变得更加中心和重要吗？

王：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中国将会实现自己的现代性，而且这种现代性既不同于美国——顺便说一句——也不同于前苏联。那将是一种全新的东西。

这种现代性的与众不同将会体现在哪里？

王：我们可以以中华文明为基础，来创建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当然，我们会利用西方文化中的部分内容，但是我们不会将它们移植到中国。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犯了一个錯误，就是总想把它们的体系和机制移植到其他国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精髓。我总是喜欢把重点归于文化精髓：改变或排除文化精髓是不可能的。

那么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王：5000年的悠久历史。

这种文化精髓的价值观是什么？

王：这种价值观是由艮多因素组成的，例如我们对生活、家庭、婚姻等的态度。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因为我们的祖国是如此幅员辽阔，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态度。

你和张晓明都是学习国际金融的，但是你们所说的全部都是关于中国特色的东西。

王：全球化是西方化，但它应该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接受西方的思想，同时西方国家的人们也应该尝试着理解甚至接受我们的一些观点。现在的情形完全不是那样的：仅仅是我们在接受西方的观念，反过来却并不如此。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我们失去了自身文化中的很多东西，这不禁令人忧心。现在我们都很害怕失去自己的文化。我们接受西方观念，不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好处，而是由于它们的新颖性。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所以我们接受它们。但是总体来看，我并不认为它们对我们有益。可能再过20年，就该是我们放弃它们的时候了。

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些中国人希望改变，另外一些则想保持原样。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整个社会，我们都生活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在清代，我们闭关销国，拒绝与外界接触，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我们认为自己优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个理由是无法全部接受的。当我们最终打开国门，才发现自己与西方国家相比，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现在，我们再次打开国门，正是因为这种开放，让我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影响。我们害怕会失去自己的文化和特性。我想要改变，因为目前中国的某些情形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但我也很担心，在消除自己文化缺陷的同时，我们可能也会失去中华文明中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

黄：尽管目前西方带来的影响无比巨大，而且有时还附加了一定的侵略性，但我认为中国不会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因为它毕竟体现了一种厚重的历史积淀。哪怕表面的一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其本质却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存在一种强大的核心文化，即便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这种文化也不会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经常会重现。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茫然的时期，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之所以感到迷茫，主要源于现代性与传统观念之间的潜在冲突。不过，我还是坚信，新东西终将出现，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将会继续屹立于神州大地。

高：我们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比如我们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现在我更有信心。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并没有遭到侵略，但是我们确实正在受到西方的影响。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会被西方化，我们的核心文化依旧傲然挺立。

现代性竞争

当今世界的力量均衡，正在发生急速的变化。1973年，美国、西欧、日本以及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笔下的所谓“西部分支”例如澳大利亚等国所组成的发达国家俱乐部，以加起来只拥有全球总人口的18.4%的比例却占有世界GDP的58.7%的压倒性财富优势，独占世界鳌头。到2001年时，这种景象却大为改观，这些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已下降为52%，同时其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4%。期间发生的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急剧上升，即从1973年的16.4%—跃而至2001年的30.9%，而其人口比例从1973年的54.6%略增为2001年的57.4%。预计在未来几十年里，这种变化趋势将表现得更为显著。据估计，到2032年的时候，所谓的“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可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所组成的G7集团的相应份额等量齐观。预计到2027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为了阐述世界可能以何种方式日益走向多样化，还必须考虑其他11个发展中国家，到2050年，这些国家的GDP总和将达到G7水平的2/3，它们分别是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将稳步上升，但亚洲人口总量相对稳定地保持在略低于60%这一比例，其中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人口大国加在一起，2001年时已拥有世界总人口的37.3%，预计届时这一比例会略微有所下降。发达国家的人口比例将继续稳步下滑。

19世纪和20世纪都是西方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即将结束。到21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将不到一半，表明西方时代行将成为历史。中国、印度、巴西、韩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不仅代表着一种经济力量均衡的巨大转变，同时还包含了更广泛的寓意。经济的繁荣有助于这些国家增强自信心和改善本国形象，也促使它们在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内宣传其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亚洲新兴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们原本对西方的一切都充满了渴求，恨不得抛弃自身的所有特性去追求现代性，因为自身的特性与贫穷和落后划上了等号，而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发展，它们逐渐迷恋上自己土生土长的特性，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对西方事物情有独钟。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关注传统中国家具的台湾人为数甚少，但是到90年代早期，他们的态度大为改观，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工艺品产生了兴趣。又如拥有类似经历的音乐，差不多也是在同一时期，本土或本地区的流行音乐取代了西方音乐的影响力。换言之，传统并未被抛弃，而是作为一种新型本土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重新表达。

同样的情形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1980年，很少有人知道或用心关注本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全球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个众人向往的地方——美国。在信息、音乐、政治、雄心、教育、电影、志向和心愿等方面，自东向西的追捧如洪水般势不可当。大多数东亚人对发生在纽约、华盛顿和伦敦的一切，远比对东京、首尔、北京和吉隆坡所发生的了解得多。东亚国家仍然非常密切地关注来自美国的消息——当然，这是与美国对东亚国家的一无所知相比所得出的结论，但是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詹宏志很贴切地描述了这种心态的变化：

“当我还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西方文学和思想上了，我的儿子现在十三四岁，相比之下，他更有机会实现创新，因为他可以同时学习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

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世界不只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性（当然西方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多元化现象），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现代性。很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具有多重现代性的时代：到21世纪中叶，我们将悠然自得地坐拥其入怀。一直以来，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西方制造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经济、政治和文化均不可抵抗地呈现出自西方流向其他国家的单向性特征。如今，一切皆已开始改变。国家之间的交往和流动已经变成了双向的进程，或者更为实际地说，是一种多向的进程。关于板球比赛规则是怎样被打破的，可以说明这一点。以前，板球比赛规则是由英国以及两个前白人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定，但到了2008年，印度占板球比赛总收入的80%，并建立了板球超级联赛和8支球队，代表印度的不同城市和政府，而且正在招募许多全世界最优秀的板球手，让一向以板球比赛中心自居的英国板球官方非常懊恼。显然，板球的未来属于印度次大陆，这个地区将在决定板球比赛特征、偏好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曼联队和利物浦队在全球都拥有足球迷基地，那么旁遮普邦和钦奈也会在板球场上朝着类似的方向前进。

西方时代的标志，并不仅指西方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还有它们在文化、科技理念、绘画、语言、体育和医学等几乎所有领域的领先优势。西方霸权意味着，任何与西方相联系的事物都拥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声望和影响力。白种人在全球都很受欢迎，在亚洲也是如此，因为它是权力和财富的同义语。鉴于同样的原因，西式服装在全世界也都非常流行。英语之所以成为全球通用语言，与美国在世界中的极端重要性也是密不可分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西方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更为人们所熟悉，因为西方向心力迫使或促使他们了解这些历史。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西方拥有全球范围内唯一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价值观和观念。但是现在，西方已不再是现代性的唯一家园，随着其他国家逐渐成为前现代性国家，全球均衡在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印度教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印度服饰也是如此。现在，把中国的政治传统作为过时的遗迹从中央王国时代废除已经是不可能的，而且把西方看成现代化的化身和将中国与印度当做农耕时代的残存也是不可能的。随着非西方人口的不断增加，人们也会像现在熟悉西方历史这样熟悉中国历史，这一趋势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从根本上说将不再是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是逐渐演变为同一水平线上不同现代性之间的平等竞争。在这个提倡合作的世界中，带有自身文化特征的中国、韩国和日本，正与差别极大的欧洲竞争，而且通常会取得巨大的胜利。

20世纪的特点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始于1917年十月革命，在1945年之后的冷战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最终随着1989~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当今世界的每一次冲突和每一场分裂，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分裂这个棱镜折射出来，接着又以极快的速度瞬时蒸发、烟消云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和他们的朋友们，想让我们相信，新的全球分裂体现为反恐战争——即他们所描述的第四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冷战），但这是对历史的根本性误读。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的这个时代，最好形容为现代性竞争。不同于冷战时期，它不能定义为一个巨大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鸿沟，而是一个总体的文化竞赛。新型现代性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在现代性的问题上，西方不再享有实质性的垄断地位，而且这些社会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也应该得到某种新形式的肯定，再也不能被视为“落后”或“失败”。相反，这些社会和文化日益感受到来自外界的肯定，并体验着一种新的合法性：不再对西方俯首称臣、毕恭毕敬，它们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信。

迄今为止，整个世界一直都是以西方的傲慢自大为特征的，西方国家相信它们的价值观、信仰、制度、机构和安排均优于其他国家。这种心态的影响力和持续性不应该被低估。对于因宣传民主和人权的需要而向其他国家兜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西方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感到内疚或进行自我限制。这种心态绝非仅限于政府，它多半反映出一种流行的文化共识。例如，许多西方女权主义者臆断西方国家的性别关系，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先进，而且与其他文化中的妇女相比，她们解放和独立的程度更高。

在西方，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深深嵌入的心理优越感，渗透至强大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种族等各个方面。一个具有多重现代性的世界的崛起，正挑战着这种心态：现代性竞争时代将会破坏它。“先进”、“发展”和“文明”之类的观点将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代名词。这预示着西方社会将面临一次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其政治后果我们无法预测，但带来的影响肯定无比深远。这种假设已经巩固了许多代西方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看法，它已经越来越身陷囹圄。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本身具有普遍性，给其他所有国家都提供了毫无疑问的模式和榜样力量：这将成为未来若干可能性中的一种。正如在本章开头所引用的保罗·柯文的说法，这是一个至少直到近期，西方国家对此可能都毫无准备的推测：在未来的日子里，西方必须更多地将自己看成是相对值而不是绝对项，必须了解其他国家并向它们学习，不再假定自己拥有根本的优越性，不再认为自己具备了对世界的终极理解能力，不再视自己为文明智慧的聚宝盆。中国将在这场改变中承担重任，部分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以及其文化和视野的特质。另外，和日本不一样，中国即使发展千年或更久，还会始终认为自己具有普遍性，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认为自己实质上代表着全世界。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