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灾难之路

伊朗革命使得美国在该地区搭建的纸牌屋轰然倒塌。其实，那里早就已经出现不稳定的迹象了。君主政权的腐败、经济萧条、政治瘫痪以及当局暴政，为那些勇敢的批评者提供了太多的把柄，使他们的改革承诺逐渐深入人心。

不少人为伊朗的前途愈发感到紧张、担忧，因为有迹象表明，苏联正积极密谋着如何利用这一局面。即便在克格勃失去了其在伊朗最重要的外交渠道艾哈迈德・莫哈拉比（Ahmad Mogharebi）将军之后，苏联的活动仍在继续。莫哈拉比因其“关系网遍布伊朗各精英阶层”而被莫斯科誉为“俄罗斯最优秀的代理人”，但他与克格勃上线的会面引起了萨瓦克的怀疑，并在1977年被逮捕。这促使苏联人的活动更加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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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初的瑞士货币市场上，伊朗里亚尔被大量交易，这一反常的现象便是苏联代理人受命资助其伊朗支持者的结果。印刷精美的《纳维德》（Navid）是左翼党派人民党发行的报纸，该报社承认，他们不仅得到了苏联的资助，连这些报纸都是在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印刷的。不断向伊朗反对派灌输游击战和马克思主义思想，预示着莫斯科正准备涉足这一君主倒台后权力空缺的国家。苏联人的身影同样出现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他们开始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Assad）提供更多的支援，尽管克格勃认为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自大狂”。

另一方面，1978年底，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发了一份题为“难以置信”的电报给华盛顿，极力主张马上实施应急方案。沙利文认为，美国应在霍梅尼掌权之前尝试与他沟通接触，而不是在他掌权之后。然而这封电报连同沙利文的建议一起，都华盛顿被忽略了。白宫里的主流声音是，美国能够控制局势，继续向伊朗国王提供支持，并同意1979年1月底伊朗首相沙普尔・巴赫蒂亚尔（Shapur Bakhtiar）提出的建议：如果霍梅尼回到伊朗，就马上逮捕他。

几天之后，这些想法就被证明是毫无远见的。1979年2月1日，在被迫流亡14年后，霍梅尼再次踏上了德黑兰的土地。人们蜂拥至机场欢迎他的归来，并尾随他来到德黑兰以南12英里的烈士陵园。在那里，还有25万名支持者等候着他。他怒吼道：“我将用拳头击向这个政府！”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他的演讲，并估计大约有500万人随他一同进入了首都。

随着霍梅尼的支持者控制了该国，局势开始急转直下。2月11日，美国关闭了驻伊朗大使馆。沙利文大使在发回美国的电报中说道：“军队投降了，霍梅尼赢了，我正在销毁所有的保密文件。”三天之后，一些敏感资料还没来得及粉碎完，武装人员就已经攻破了美国大使馆的院墙，并很快在霍梅尼副官们的管控下恢复了秩序。2月16日，沙利文大使见到了伊朗新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Mahdī Bāzargān），并且告诉他，美国没有兴趣干涉伊朗的内部事务。不到一个星期，美国就正式承认了（伊朗）新政府。经过全民公投，伊朗在4月1日更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年底，人们又举行了第二次公投，通过了新的宪法。新宪法宣布：从今以后，“本国所有的民事、刑事、财务、经济、行政、文化、军事、政治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必须基于‘伊斯兰的’标准”。

数十年来，美国人在伊朗和伊朗国王身上投下了重注，如今，赌博失败的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革命带来的影响波及全球，导致石油的价格几乎涨了三倍。这给急需石油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面临着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危机带来的恐慌四处蔓延。截至6月底，全美有数不胜数的加油站因缺油而停业。卡特总统的支持率下降到28%，和因水门丑闻而跌到谷底的尼克松差不多。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步入高潮，德黑兰的政权更迭似乎成了一个左右竞选结果的关键因素。

威胁着西方经济的不仅仅是飞涨的石油价格，还有大量被取消的订单，以及工业的迅速国有化。在失去了占其全球产量40%的油田之后，继承了诺克斯・达西公司承租权的英国石油公司（BP）不得不进行重组、抛售股份。一夜之间，那些兴建钢铁厂、升级航站楼和改造港口的合同全部都作废了。1979年，霍梅尼取消了与美国的90亿美元采购合同，让那些生产厂家面对惨白的账本欲哭无泪。他们只能尝试将数量惊人的库存卖给其他不像伊朗国王那样热衷于军事的市场。

革命爆发前，伊朗不堪一击的经济已经使得其核计划进展缓慢。革命发生后，这些计划干脆就被取消了。法国的克勒索・卢瓦尔（Creusot-Loire）公司、美国的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和西德的联合电力公司在该地区的业务损失高达3300亿美元。不过，一些人在面对逆境时却显出了令人敬佩的坚忍。“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在伊朗国王时代做得多么出色，”中东事务专家、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外交官安东尼・帕森斯爵士写道，“英国的工商业在伊朗赚到了巨额利润。”事实上他或许应该这么说，好时光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其哀叹未来的损失，还不如庆祝过去的收获。

对美国而言，代价并不仅限于经济和政治方面。虽然霍梅尼及其宗教伙伴几乎没有给苏联留下任何输入无神论政治的可乘之机，也不同情或亲近伊朗的左派分子，这些多少是个安慰。但即便伊朗国王的倒台没有导致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依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被动局面。之前一些坚如磐石的据点现在却变得岌岌可危，有些甚至都丢失了。

在掌权之后，霍梅尼立刻关闭了美国在伊朗的情报设施。这些设施曾是防范苏联核攻击的预警机制，以及监视中亚地区导弹发射的监督哨。这让美国丧失了一条搜集对手情报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当美苏重启了关于把战略导弹发射器的数量限制在现有水平以内的谈判之后，这些情报变得更为关键。情报站在核实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它们的关闭迫使美国人不得不在僵持了数年的战略武器协议上作出让步，并且还危及到了一些正在进行的敏感谈判。

1979年初，中情局局长、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重新建立对苏联导弹试验和研制的监视系统，至少需要5年时间。中情局负责苏联情报的官员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日后成为中情局局长和国防部部长）指出，如今伊朗人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得美国在伊朗的情报搜集工作出现了“真正的断层”。

……

与此同时，伊朗革命虽然没有在政治上倒向苏联人，但却在军事上帮了他们忙。尽管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已经在拼命地粉碎一些重要文件，翻天覆地的变革浪潮还是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伊朗国王曾经购买了一组F-14战斗机群，以及当时最先进的“不死鸟”（Phoenix）空对空导弹系统、“霍克”（Hawk）地对空导弹和一系列高科技反坦克武器。这让苏联获得了一些宝贵的近距离武器照片，以及某些装备的操作说明。这不仅仅是面子上的丢失，更将严重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

华盛顿越来越觉得，原先那个熟悉的世界正在迅速崩溃，因为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伊朗。美国一直在留意阿富汗的局势，自霍梅尼革命之后，阿富汗的战略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例如在1979年春天，中情局的一个小组就展开了一项调查，以评估阿富汗是否有可能代替伊朗成为新的情报站点驻地。然而阿富汗的局势瞬息万变，甚至似乎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伊朗。

阿富汗的混乱始于1973年，喜好国际象棋的查希尔（Zahir）国王被其侄子穆罕默德・达乌德废黜，后者任命自己为总统。5年后，达乌德本人也被驱逐。他的下台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要归咎于他那越来越残暴的统治：政治犯常常未经审判就被处决，面部朝下倒在喀布尔近郊那座臭名昭著的、常年人满为患的普里查可希（Pul-i Charkhi）监狱的地板上。

取代了达乌德的共产党同样态度强硬，坚决要推进该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声称，要大幅度提高人们的识字水平、打破部落体系的“封建”结构、结束种族歧视、给予妇女权利，包括平等的受教育权、工作保障和接受医疗。全方位变革的决心引发了热烈的反响，特别是在一些穆斯林阿訇当中。但正如之后的21世纪初时那样，改革的尝试仅在团结一致的传统派别、地主、部落首领和毛拉那里取得了成功，他们有着保护自身利益的共同目标。

紧随而来的是激烈的反抗。1979年3月，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首先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人们受到国境线另一边伊朗革命的鼓舞，强烈要求民族独立、回归传统并清除外来势力。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暴徒们的目标，包括居住在这里的苏联人，他们惨遭暴民屠杀。暴乱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如贾拉拉巴德，那里的军队拒绝与起义势力作战，转而杀死了他们的苏联顾问。

对此，苏联人表现得十分小心谨慎。老成的政治局认为，应该支持既烦人又好战的阿富汗领导层（其中一些人与苏联关系紧密），以帮助他们扑灭已经波及喀布尔的暴乱。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力挺总统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uḥammad Taraki）领导的政府。莫斯科非常重视这个人，还因他写过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而称其为“阿富汗的玛克西姆・高尔基”——这可是相当高的赞誉。大量的粮食被源源不断地从边境线运送进来，同时阿富汗还被免除了借款利息。为了充实阿富汗政府的金库，苏联甚至提出以过去十年两倍的价格购买阿富汗的天然气。尽管驳回了阿富汗对化学武器和毒气的请求，莫斯科还是提供了其他军事援助，包括140门大炮、48,000挺机枪和将近1000台榴弹发射器。

这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美国人密切地关注着苏联对阿富汗“逐步而明确”的介入。一份高层报告指出，如果苏联向塔拉基提供直接军事援助或者派出部队，这将不仅影响到阿富汗本身的局势，并且会波及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甚至亚洲屋脊之外的其他地区。1979年2月，美国驻喀布尔大使被刺事件使得原本不确定的未来开始变得明晰起来。就在霍梅尼回到祖国后仅仅几天，阿道夫・杜布斯（Adolph Dubs）所乘坐的装甲车于光天化日之下在阿富汗首都街边的警方检查站被绑架。他被扣押在喀布尔饭店（即现在豪华的塞雷纳酒店 Serena Hotel），几个小时后在一次失败的营救行动中被杀。

尽管尚不确定绑架大使的幕后黑手及其动机，但这足以让美国更加直接地介入该国事务。美国立刻停止了对阿富汗的援助，并且向反共人士和其他反对新政府的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美国人一项新的长期策略的开始：他们主动寻求与伊斯兰教徒的合作，这些抵制左翼势力的伊斯兰教徒与持相同立场的美国人是天然的盟友。这一交易的代价要过上数十年才能显现出来。

在这一新的进展背后的，是美国人对阿富汗可能倒向苏联的恐惧，后者在1979年下半年似乎正在为军事介入阿富汗作准备。苏联的介入成为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重点，众多的简报和意见书都在讨论这一话题，然而这并不代表人们能够对将要发生的事有所察觉。一份提交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题为“苏联正在阿富汗做什么”的报告以其无可厚非的坦率态度承认：“简而言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尽管莫斯科的计划让人难以捉摸，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伊朗国王的倒台使美国失去了一个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人现在担忧的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使局面变得更糟。

苏联也在担心同样的事情。由于霍梅尼掌权后没有向苏联敞开大门，反而减少了合作的机会，因此在莫斯科看来，伊朗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给苏联带来什么好处。于是，苏联军方设计了一系列应急方案，一旦（如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所言的）“友好的阿富汗政府”需要支援，苏联便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部署。美国人监视着伊朗和阿富汗北部边境的军事活动，他们观察到一支苏联特种部队正在朝喀布尔开进；同时据中情局判断，有一个航空兵营被派到了贝格拉姆空军基地，该基地是苏联物资进入阿富汗的主要据点。

在这一关键时期，阿富汗的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1979年9月，野心勃勃、难以捉摸的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在权力争夺中取代了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作为体现苏联政治局意图的喉舌，《真理报》（Pravda）曾在社论中将阿明称作是有希望的阿富汗领导人。而现在，莫斯科指责他是革命的敌人，为了一己私利试图操纵部落斗争，是“美帝国的间谍”。苏联十分关注阿明已经被中情局收买的谣言，而阿明的政敌也在大力地散播这一谣言。苏联政治局的会议记录表明，莫斯科非常担心阿明会投入美国人的怀抱，华盛顿极力想在阿富汗扶植一个亲美的政府。

苏联人的焦虑与日俱增。阿明在发动政变前频繁地与美国派驻阿富汗的使团接触，这似乎表明华盛顿正在从伊朗政策的失败阴影中走出来，并开始重整旗鼓。随着阿明对苏联人的态度愈发冷淡并且在掌权之后立即向美国示好，苏联动手的时机到了。

如果苏联现在不采取强硬措施来支持它的盟友，它将不仅仅输掉阿富汗，而且会输掉整个中亚地区。瓦连京・瓦连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将军后来回忆道，政府高层在“担心，被赶出伊朗的美国人会把他们的基地迁到巴基斯坦，并控制住阿富汗”。在其他地区，苏联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挑战，看上去已经落于下风：政治局讨论了70年代中国和美国双边关系的进展，指出莫斯科在这里又输了一局。

1979年12月，苏共的高层官员对勃列日涅夫说，美国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横跨中亚的“新奥斯曼帝国”，而苏联在南方边境却没有一个全方位的防空体系，这意味着美国能够在苏联的心脏地区插上一把匕首。正如之后不久勃列日涅夫在接受《真理报》的采访时所指出的，阿富汗的动荡是对“苏联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显然，苏联人准备动手了。

勃列日涅夫在与高层官员举行会谈两天后，下令制订入侵计划，初步部署7.5万到8万人。实事求是的守旧派军官、苏联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Nikolai Ogarkov）将军对此大发雷霆。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工程老兵，奥加尔科夫指出，这些兵力根本无法维持通信线路的畅通以保证该国境内关键据点的安全。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i Ustinov）驳回了他的反对意见，这位喜欢吹嘘苏军辉煌战果的圆滑政治常青树说道，苏军的战斗力能够“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任何任务”。

无论他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重要的是，他及他那一代二战老兵正在迅速丧失对周围变化不断的世界的把控能力。他们确信，美国正计划在这一地区取代苏联。据报道，乌斯季诺夫曾在1979年时发问说：“如果（他们能够）在我们的鼻子底下做这些勾当，我们为什么还要忍气吞声、畏首畏尾，然后失去阿富汗？”在12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乌斯季诺夫连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等一群头发花白的老头儿，批准了出兵阿富汗的方案。几天后，《真理报》引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这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

两周后的1979年圣诞前夜，作为“333风暴行动”的一部分，苏联军队开始鱼贯越过苏阿边境。就像苏联外交官和政治家在之后的十年中不断重复的那样，乌斯季诺夫对指挥越境行动的军官们说：这不是侵略，相反，这是在应喀布尔政府的要求“向友好的阿富汗人民提供国际支援”，以恢复和稳定“中东地区动荡的政治和军事局势”。

这对华盛顿来说无疑是个糟糕的麻烦。尽管美国在阿富汗的扩张让苏联人感到担心，但是美国自身在本地区的虚弱也令人苦恼。自1979年初逃离德黑兰之后，伊朗国王辗转多个国家以寻求一个永久居所。当年秋天，卡特总统在其政府高级官员的鼓动下，允许这个垂死的老朋友进入美国接受治疗。得到这一消息的霍梅尼政府新外交部长直截了当地告诉总统的顾问们：“你们这么做是在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白宫的记录显示，卡特很清楚这样做的风险有多大。他曾问道：“如果（伊朗人）占领了我们的大使馆并劫持我们的人，你们这帮家伙能有什么建议？”没有人能回答他。

11月4日，即伊朗国王入住纽约康奈尔医疗中心两周后，激进的伊朗学生冲破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防线，控制了整个使馆区，并扣押了大约60名外交人员作为人质。尽管他们最初可能只是打算针对美国接纳伊朗国王事件组织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抗议，但是事态很快就升级了。11月5日，霍梅尼对使馆事件发出表态。他没有呼吁保持冷静，而是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是“阴谋”的孳生地，他们正密谋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接着说道，这些阴谋的首要策划者是“万恶的美国”。他要求美国交出“卖国贼”，让其回国接受审判。

一开始，美国还试图避免因应对不当而让事态升级为大规模的混乱。一位谈判代表带着卡特总统的私人建议来见霍梅尼，但是却被拒之门外，也没能将信件送出去。另有消息称，美国甚至还派人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接触，希望通过他们来与伊朗进行沟通——该组织成员曾策划了像慕尼黑奥运会人质屠杀事件这样的恐怖活动，其宗旨是赶走以色列人并建立巴勒斯坦国。然而令人更为尴尬的是，伊朗人根本拒绝让巴解组织充当此次危机的中间人。

于是卡特总统决心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不仅要解救人质，更要传达一种强硬的态度，即虽然伊朗国王倒台了，但美国仍是亚洲中心地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79年11月12日，作为对霍梅尼政权经济制裁行动的一部分，卡特总统宣布对伊朗的石油实施禁运。“没有人，”他宣布，“可以低估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决心！”两天后，总统又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冻结了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进一步显示了他的坚定意志。这些举措在美国国内颇受欢迎，也使得卡特总统体验到了自盖洛普（Gallup）民意测验发明以来涨幅最大的支持率。

然而，这种虚张声势的策略收效甚微。伊朗人毫不在乎石油禁运。“世界需要石油。”霍梅尼在卡特宣布实施禁运一周后说道，“但世界不需要美国。其他国家要找的是我们这些产油国，而不是你美国。”从逻辑上看，禁运也难以奏效，因为伊朗的石油常常通过第三方进入美国。制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供应压力和石油价格的上涨，这反而给伊朗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收入。

美国人没收伊朗资产的行为，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人们认为美国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僵持局面加深了美国与沙特等国之间的分歧，双方对中东政策的见解并不一致，特别是在以色列问题上。正如在禁运实施几周后的一份中情局报告中所提到的：“就我们目前的经济压力来讲，这一政策不太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甚至还会造成负面影响。”

许多欧洲国家也不愿卷入这场越来越恶化的德黑兰危机中。“现在很清楚，”卡特写道，“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欧洲盟友，也不打算因美国人质事件而参与到石油禁运或者其他危及它们自身的外交策略当中。”对此，美国人只能“威胁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卡特的国防部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随后被派去欧洲，他传达的消息是，如果各国不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将采取单边行动，甚至（有必要的话）在波斯湾布雷——这当然会进一步推高石油的价格，从而给发展中经济体造成压力。华盛顿不得不借此威胁它的盟友们。

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措施无疑是有欠考虑的。正当这一令人绝望、事与愿违的做法令局势大为紧张时，突然传来了苏联军队向南开进阿富汗的消息。这完全出乎美国政策制订者们的意料之外。就在入侵行动爆发前四天，卡特总统还在和他的顾问们谋划着夺取伊朗的近海岛屿，以及采取秘密的军事行动推翻霍梅尼的可能性。

现在，美国人一边要面对悲观的人质局势，一边还要被迫认真应对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大规模扩张。而且，华盛顿和莫斯科几乎观点一致，即一个超级大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很可能是进一步扩张的前奏，这将损害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利益。据1980年初的一份情报推测，苏联下一步的行动目标很可能是伊朗，那里注定会被革命者们搞乱。于是总统开始考虑，“在此局面下向伊朗派遣美国军队”。

在1980年1月23日的国情咨文中，卡特进一步发挥了他的雄辩才能。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意味着这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陷入危险，他说道，莫斯科的行动使得缓冲地带不复存在，并且还将“蕴藏着全球石油三分之二储量的地区”以及“绝大部分石油运输都会途径”的霍尔木兹海峡纳入其军事打击范围。对此，卡特总统用强硬的措辞发出威胁：“在此我要表达我们的立场，”他说道，“任何外部势力想要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企图都将会被视为对美国生存命脉的侵犯，这种侵犯必将会遭到任何必要手段的反击，包括动用军队。”这一目中无人的声明完美体现了美国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态度，以及最初由英国确立、后来被美国继承的立场：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做法都将遭到猛烈的还击。这是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政策。

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与卡特虚张声势的言辞正相反。与伊朗人就释放人质的谈判一直在暗中持续进行，而且越来越滑稽：一方面，美国总统助理要戴着假发、假胡子和眼镜去和德黑兰代表对话；另一方面，随着谈判的进行，霍梅尼不断发表演说，称“美国正在侵吞世界”，要给“这个大魔头”一个教训。

最后，在1980年4月，决心解决问题的总统卡特批准了“鹰爪行动”：秘密解救德黑兰人质。8架直升机从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上起飞，计划在伊朗中部的塔巴斯（Tabas）附近与地面部队会合，在那里他们将接受查理・贝克卫斯（Charlie Beckwith）上校，以及一支名叫“三角洲”的特种部队的领导。然而，该行动的结局却让中学生都感到脸红：一架直升机因为天气原因返航，另外一架因螺旋桨开裂而退出，还有一架的液压系统受损。贝克卫思认为该行动无法再继续，经总统同意后取消。当这些直升机返回尼米兹号时，其中一架因和C-130空中加油机靠得太近而相撞，导致两架飞机双双坠毁，共有8名美国士兵丧生。

这对美国的形象来说无疑是一大污点。霍梅尼称这是真主干预的结果，因此并不令人意外。其他人则对此次愚蠢行动的结果瞠目结舌。美国无法通过谈判或者武力解救人质，这足以说明世界已经发生改变。甚至早在解救行动失败之前，卡特总统的一些顾问就已经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来加强自身威慑。“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说道，“要让埃及人、沙特人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其他人相信美国不会放弃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他的意思是现在就“在该地区建立明确的军事地位”。

不过，美国不是唯一想要在这一混乱局面中维护其利益和面子的国家。9月22日，伊拉克突然袭击伊朗，轰炸了伊朗的机场，并且兵分三路从地面入侵伊朗，目标是胡泽斯坦（Khūzestān）省，以及阿巴丹（Ābādān）和霍拉姆沙赫尔（Khurramshahr）两市。伊朗人毫不怀疑入侵行动的幕后黑手是谁。霍梅尼怒斥道：“伊拉克的袖子里伸出的是美国人的手。”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Bani-Sadr）声称，这些攻击是美国-伊拉克-以色列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企图推翻伊斯兰政府、恢复国王统治或是将伊朗分裂为5个共和国。他坚信，华盛顿向伊拉克人提供了入侵的线路图。

尽管一些人认为美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并得到很多人的附和，但却没有过硬的证据能够证实外国势力插手了这场战争。相反，数百万页的文件、录音以及2003年从巴格达总统府发现的资料充分表明，萨达姆是单独行动的。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乘虚而入，想要夺回在5年前两伊领土协议中失去的地盘。这些资料显示，在巴格达决定突然入侵伊朗前的几个月，伊拉克的情报部门为此扩大了情报搜集的范围。

驱使萨达姆发动战争的是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狂妄自大。以色列的存在，以及阿拉伯世界无力击败这个“英美势力代言人”的事实，都让萨达姆坐立不安。同时他还抱怨，任何针对以色列的攻击都会招致西方对伊拉克的报复。他提醒伊拉克的高官们：“如果我们攻击以色列，美国人会向我们扔原子弹。”他指出，西方攻击的“首要目标将是巴格达，而不是大马士革或安曼”。所以，萨达姆的想法是，如果攻击以色列会让伊拉克面临亡国的危险，那么不如在此之前先将伊朗拉作垫背。

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高官们不断声称以色列和伊朗存在勾结，伊拉克应当承担起领导所有阿拉伯人的责任。为了收回1975年领土协议中被“霸占”的土地，伊拉克果断地在1980年进攻伊朗。萨达姆向其高官们断言，这一行动将鼓舞所有被赶出家园的人们站起来，要回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这无疑是说给巴勒斯坦人听的。萨达姆相信，入侵伊朗将有利于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鉴于这一奇怪的逻辑，难怪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会将伊拉克形容为“可能是除卡扎菲之外最不可理喻的阿拉伯政权”。

伊朗的革命也激怒了萨达姆。他认为，伊朗国王的倒台以及霍梅尼的上台“完全是美国的决定”。他声称，目前的动荡是一个更庞大计划的开始，该计划将利用穆斯林阿訇“吓唬波斯湾人民，使得美国人可以插上一脚并随心所欲地左右本地区的局势”。当然，除了想象力，萨达姆还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例如，伊拉克领导人立即意识到苏联出兵阿富汗的意义，以及这将给伊拉克带来什么影响。苏联会不会有一天在伊拉克如法炮制？它会不会以提供援助为借口在伊拉克扶植傀儡政府？这都是萨达姆所担心的问题。他质问莫斯科：“这就是你们对待未来朋友的方式？”

当苏联试图利用伊朗的反美情绪接近霍梅尼和他身边的人时，萨达姆更加不安了。萨达姆意识到情况不妙，莫斯科有可能为了讨好伊朗而抛弃伊拉克。他在1980年对约旦外交官说道：“应该遏制苏联在本地区的渗透。”由于感觉到和苏联渐走渐远，萨达姆准备背弃曾经在70年代力挺他掌权的苏联人。因此直至攻击发动前一天，萨达姆才通知苏联，而莫斯科对此反应冷淡。另一方面，据伊拉克情报部门的报告，此时伊朗正在经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无力“进行大规模防御”，这无疑是个不容错过的绝佳机会。

伊朗国王的下台引发了一系列混乱。至1980年底，整个中亚地区都在暗潮涌动。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命运扑朔迷离，取决于它们各自领导人的选择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想要抛开该地区的整体形势而去猜测单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美国而言，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在20世纪早些时候，该地区就已经埋下了反美情绪的种子，但完全不至于发展成纯粹的仇恨。然而美国近20年来的策略，使得这片位于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地区对美国的态度不断恶化。

很显然， 80年代初的美国陷入了困境。一开始，美国的政策制订者还将伊拉克的进攻看作是一个福音，萨达姆・侯赛因的侵略行为被认为是开启与德黑兰谈判的机会。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毫不掩饰地声称，伊拉克的进攻是个积极的信号，将迫使伊朗释放人质”。华盛顿认为，为了应对伊拉克的侵略，霍梅尼非常需要曾经购自美国的武器零件，这将给伊朗人带来谈判压力。伊朗人被告知，如果人质得到释放，华盛顿可能会考虑放行价值数亿美元的相关物资。这一方案已经得到了总统本人的许可，但是德黑兰对此却不予理睬。伊朗人再次棋高一着：他们的路子很广，成功地从其他地方买到了急需的零件，包括像越南这样在战争期间缴获了大量美军装备的国家。

伊朗还从以色列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装备，而这是萨达姆・侯赛因无论如何都要阻止的。鉴于霍梅尼一向的反犹立场，伊朗人和以色列人想和对方做生意的意图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出人意料的。霍梅尼曾在70年代写道：“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的第一个敌人就是犹太人，他们是所有反伊斯兰阴谋的源头。”如今，多亏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伊朗和以色列亲密得好似一家人。

这也是80年代初霍梅尼在提到少数派和其他宗教时言辞变得温和的一个原因，他认为犹太教是“一个在普通人中兴起的、可敬的宗教”。但是他将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区别对待，至少在他看来，后者是一场政治（以及剥削性）运动，在本质上是反宗教的。这种态度的转变非常明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甚至发行了带有耶稣基督形象和亚美尼亚语《古兰经》箴言的邮票。

以色列和伊朗不仅仅是在武器交易方面进行合作，在军事行动上也承诺彼此配合。关乎双方共同利益的一个打击目标，是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按照一名情报人员的说法，甚至在萨达姆发动攻击之前，伊朗和以色列的代表们就已经在巴黎的秘密会谈中讨论了对该设施进行打击的计划。在伊拉克入侵仅仅一周后，4架伊朗F-4幽灵战斗机大胆地突袭了该反应堆的实验室和控制大楼。8个月后的1981年6月，以色列的战斗机飞行员更是在关键时刻摧毁了该反应堆。

伊拉克人的目标是取得一场迅速的完胜。因此即便伊朗空袭了奥西拉克，他们仍对战局充满希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面开始对伊拉克愈发不利。为了惩戒伊拉克的单方面行动，苏联取消了对它的武器供应并暂停运输相关装备，这让伊拉克的领导人捉襟见肘、倍感沮丧。萨达姆像往常一样召集心腹，坦率地承认战争不像想象中那样顺利，并且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抱怨那些捕风捉影的国际阴谋，将它们视作是伊拉克遭受挫折的原因。不过最重要的是，伊拉克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确技不如人且装备落后。萨达姆曾经在1981年中时无助地问将军们：“要不试试从黑市上买些武器吧，我们能找到和伊朗人一样的路子吗？”

事实证明，伊朗人的确足智多谋，他们日益强大、野心勃勃。到了1982年夏天，伊朗军队不仅成功迫使伊拉克人撤出了伊朗土地，并且还攻入了伊拉克的领土。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当年6月的一份特别情报中明确指出：“伊拉克基本上已经输掉了和伊朗的战争……即便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也很难扭转战局了。”在此大好局面下，伊朗人试图将伊斯兰革命思想传播到别的国家。他们向黎巴嫩激进的什叶派武装力量——如真主党（Hezbollah）——提供了资金和后勤上的支持，同时还在麦加煽动暴乱，并资助巴林的政变。198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曾说道：“毫无疑问，伊朗人威胁到了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伊朗正被一伙疯子掌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失败却给美国人带来了天赐良机。尽管随着一项幕后协议的达成，德黑兰终于释放了被关押了一年多的美国大使馆人质，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局有所改善。相反，正如中情局所警告的，苏联一直在向霍梅尼示好。苏联人在阿富汗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他们占领了多座城市并保障了交通线的安全，看起来即将掌控局面。向苏联施加的外交压力——包括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收效甚微。在华盛顿看来，情况不容乐观，除非政策制订者们能够接受一个决策上的转变：支持伊拉克。

正如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后来所指出的，如果伊拉克继续后撤，该国将很快崩溃，而这将是“美国的战略性灾难”。这除了会引发波斯湾和整个中东地区的骚乱外，还会让德黑兰抢占到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强势地位。于是，一项新的政策终于应运而生：美国决定在伊拉克身上投下重注，这是华盛顿最有可能影响中亚地区局势的地方。只有支持萨达姆，美国人才能继续留在这里，才能遏制伊朗和苏联的前进脚步。

支持的形式有好几种。美国先是将伊拉克从恐怖主义支持者名单中除名，然后开始帮助伊拉克进行经济建设：增加了农业财政贷款，并允许萨达姆购买非军事装备以及“军民两用”技术，例如能够将装备运往前线的重型卡车。欧洲的西方国家政府也受到鼓励，向伊拉克出售武器；而美国外交官们则拼命地劝说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如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帮忙分担伊拉克的军费开支。美国人还会将搜集到的情报传达给巴格达，通常是通过约旦的侯赛因国王这个可以信任的中间人。为了应对因两伊战争而导致的波斯湾运输问题，美国还鼓励、促进通往沙特和约旦的石油管线建设。此外，里根政府还帮助伊拉克扩大石油出口，以便增加后者的财政收入。这一措施的目的是“矫正伊朗与伊拉克石油出口的失衡”，换句话说，即拉平双方的竞争力。

另外，从1983年底开始，美国制订出了一项“坚定行动”（Operation Staunch），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削减对伊朗的武器和零部件销售，以遏制伊朗在战场上的优势。美国外交官们接到指令，请求所在国家“考虑停止与伊朗之间现有的任何渠道的军事装备交易”，直到双方同意停火。外交官们还强调，战争将“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必须“削弱伊朗打持久战的能力”。

这些措施都旨在赢得伊拉克人和萨达姆的信任。即便美国采取了所有这些行动，他们仍然对美国及其动机抱有戒心。因此，里根总统在1983年底将他的特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派往巴格达，目的是与萨达姆・侯赛因“开启对话并建立私人友谊”。拉姆斯菲尔德在工作报告中写道，他试图让伊拉克的领导人相信，美国“将把任何伊拉克的挫折视作西方的战略失败”。美国人和伊拉克人都认为，拉姆斯菲尔德此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而且，在同样担心霍梅尼向中东地区输出什叶派伊斯兰教义的沙特看来，这次会谈是“了不起的进展”。

为了提升与伊拉克的关系，华盛顿甚至准备放弃追究萨达姆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责——尽管曾有一份报告指出，萨达姆“几乎天天”都在使用化学武器。尽力阻止伊拉克的这种行为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要在私下劝阻，以“避免在公开场合使伊拉克感到难堪”。还有人指出，如果公开指责伊拉克使用《日内瓦议定书》中明文禁止的化学武器，就会被伊朗舆论所利用，而且无助于局势的缓和。于是美国只好尽量杜绝那些可以被用来制造芥子毒气的化学品进入伊拉克，并努力游说其他国家向伊拉克施压，让它不要再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特别是在伊朗于1983年10月将此事提交到联合国之后。

不过，即便伊拉克人在1985年针对伊朗的“巴德尔进攻”（Badr offensive）中明显了使用毒气，他们仍然没有受到公开的指责。美国只是发表一份措辞温和的声明，表明自己强烈反对使用化学武器。毕竟，正如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所指明的，伊拉克的化学武器的制造商“主要是来自于西方的企业，可能还包括一家美国在海外的子公司”，这一事实令人十分尴尬。因此不少人怀疑，在萨达姆获得甚至使用化学武器的过程中，一定存在同谋。

到了后来，美国人连那些无关痛痒的、公开或私下恳求伊拉克高层不要使用化学武器的声音也懒得发了。80年代中期，当联合国的报告认定伊拉克对其本国公民使用了化学武器时，美国选择了沉默。面对萨达姆对伊拉克库尔德人采取的残暴而持续的镇压，没有人站出来指责，仅仅是在美国的军事报告中提了一句，伊拉克针对平民大规模地使用了“化学药剂”。对于美国来说，伊拉克要比国际法重要得多，更别说那些受害平民了。

同样的，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提高了巴基斯坦的战略意义，因此无人理会该国的核计划。纵观全球，人权问题远不及美国的利益重要。美国并没有从伊朗革命中吸取教训：美国人本身并不赞同恶行，但是由于他们支持的都是一些独裁者、一些虐待本国人民或一心要挑衅邻国的人，因此美国会不可避免地背负骂名，并为此付出代价。

援助阿富汗叛军的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人因反抗苏联的侵略而被西方媒体称为“圣战战士”（Mujahidin）。实际上，他们的成分很复杂，有民族主义者、前军官、宗教狂热分子、部落首领、机会主义者和雇佣兵。他们之间偶尔还会互相争夺兵员、资金和武器，包括中情局从80年代初开始提供的数千架半自动步枪和RPG-7火箭筒，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巴基斯坦运来的。

尽管组织松散，但这些抵抗势力对苏军进行了持续的骚扰，有效打击了后者的士气。在主要城市及萨朗（Salang）公路沿线，恐怖袭击已经司空见惯；从乌兹别克斯坦向南到赫拉特和坎大哈这一苏联向阿富汗运送军队和装备的主要线路上也是如此。前线在发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指出，愈发频繁的敌对行动令人担忧，而且很难确认凶手是谁，叛军往往混在当地居民中间以躲避搜查。

阿富汗叛军不断取得令人惊讶的战果。例如在1983年，贾拉鲁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发动了一次突袭，成功缴获了两台T-55坦克，以及高射炮、火箭筒和榴弹炮等武器。他把它们藏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霍斯特（Khost）附近的隧道里。现在，这些武器被用来攻击暴露在公路上的车队，从而向当地居民证明，强大的苏联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诸如此类的胜利使得苏军士气低落，后者对此发起了凶猛的还击。在目睹了同志和战友的伤亡后，复仇和嗜血的欲望再难以遏制。报复行动是残忍的：儿童被杀害，妇女被强奸，每个人都被怀疑是圣战战士。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支持叛乱的阿富汗人越来越多。一些苏联指挥官冷静地意识到，红军的铁锤无法砸开行踪诡秘、各自为战的敌人的外壳。

叛军的力量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开始不仅仅满足于遏制苏联在阿富汗的扩张。1985年早些时候，人们已经在谈论如何打败苏联并将他们彻底赶出阿富汗。里根总统在三月份签署了第166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称“（美国）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清除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改善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军事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大幅增加对叛军的武器供应。这一决议引发了关于武器供应是否要包括毒刺（Stinger）导弹的漫长争论——这种导弹比当时的其他导弹精准得多，能够在3英里外击落飞机。

像贾拉鲁丁・哈卡尼这样的人，是该新政策的受益者。其抗击苏联的成果和宗教热情使得美国众议员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好莱坞大片《查理・威尔逊的战争》的原型）相信，他是“正义的化身”。在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武器装备之后，哈卡尼开始在阿富汗南部建立起自己的地盘；1985年之后美国提供的大批武器更让他战无不胜，从而巩固了他的强硬路线。但这并不表示他对美国抱有任何忠心，事实上，他在后来让美国人非常头疼：九一一之后，他被列为阿富汗第三号通缉犯。

美国大约支持了50名这样的指挥官，每月根据战果和形势支付2万到10万美元不等的行动经费。出于对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以及对那些受压迫的穆斯林的同情，沙特阿拉伯也提供了大笔资金用于支援圣战战士。那些志愿来阿富汗参与战斗的沙特人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出身名门、能言善辩、风度迷人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便是其中之一，他获得了大笔来自沙特资助者的资金。毫无疑问，这些资金会反过来让他们成为圣战组织中的重要人物。直到后来人们才认识到这一事实。

……

大量的援助使得与苏联红军作战的抵抗组织不断壮大。苏联发现自己屡屡受挫，不断地遭遇武器、人员和财产上的损失。1986年8月，喀布尔城外的武器库发生爆炸，损毁了大约4万吨、价值2.5亿美元的军火。之后，美国的毒刺导弹在贾拉拉巴德附近击落了三架苏联米格-24武装直升机。面对如此高效的毒刺导弹，红军不得不改变他们在阿富汗战场上的空中支援方式：苏联飞行员被迫修正他们的空降队形，同时为了减少被导弹击中的概率，夜间飞行的任务开始越来越多。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局势开始好转。美国费尽心机地与萨达姆・侯赛因交好，终于与伊拉克建立了信任；阿富汗的战局在苏军被迫采取守势之后也开始扭转，最终苏军在1989年初被彻底赶出阿富汗。无论从哪方面看，美国人都是大赢家：他们不仅打击了苏联在中亚地区扩张势力的企图，而且还成功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网。1985年春天的一份情报文件写道，过去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那“长期的、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关系”竟是如此脆弱，真是让人脸面无光。一年前，伊朗被正式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这意味着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武器出口和销售禁令、对军民两用技术和装备的严格控制，以及各种金融和经济制裁。

不过，大约同期的另外一份报告指出：不幸的是，美国在与伊朗打交道时“没有什么牌可出”。该报告的作者建议，也许值得考虑一个“更大胆但也可能存在风险的政策”，让双方都能获益。霍梅尼已经很老了，而且疾病缠身，华盛顿急于确认新一代领导层中谁将上台掌权。按照一些报告的说法，伊朗政坛中存在一个“温和派”，他们渴望与美国取得联系并使两国恢复邦交。如果能与这些温和派成员建立友好关系，未来一定会有回报。美国还希望伊朗能够劝说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释放80年代初扣押的西方人质。

伊朗方面也同样在寻找更具建设性的政策。阿富汗局势的进展是个不错的开始，美国和伊朗的利益在这里十分吻合，这将使两国的有效合作成为可能。另外，一些其他因素也促使伊朗急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自1980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万的难民越过边境进入伊朗。伊朗很难收留这些难民，德黑兰的领导人也许更加希望通过建立友谊从而减少本地区的动荡。同时，伊朗发现在与伊拉克的持久战期间很难获得武器装备。尽管胜利的天平正在向伊朗倾斜，在黑市上也可以买到各式军火，但伊朗仍然渴望从美国获得更多武器和零件。于是，双方开始初步尝试打开沟通的渠道。

最开始的接触并不顺利。为了争取伊朗人的支持，美国提供了一些后来被证明是“半真半假的情报”，例如强调苏联对伊朗部分领土所谓的不良企图，以展现与美国结盟的好处。然而随着谈判的进行，信息交流的重点转向了一些美国特别关心的地方，如苏联的武器。为了搜集这方面的情报，美国人还花5000美元购买了一支苏军装备后不久即被阿富汗人缴获的AK-47突击步枪。美国人聚精会神地听取了阿富汗士兵的介绍，以评估T-72坦克和MI-24“鳄鱼”武装直升机的优缺点；他们学到了凝固汽油弹和其他苏联毒气弹的使用方法；他们还了解到苏联的雪域特战队在横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为什么战绩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与其他红军相比，他们受到了更好的训练。即便在20年后，这些资料仍充满价值。

美国与伊朗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共同利益。比如，伊朗对“苏联向他们灌输意识形态”的做法非常不满，与美国对待共产主义的立场有着相似之处。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这一时期的苏联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一位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说道：“苏联正在杀害伊朗士兵。”伊朗和美国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从最大的敌人变成最好的朋友，但是他们越来越愿意抛开彼此分歧，为了共同的目标通力合作。试图在大国竞争的夹缝中寻找一条通道是前几代伊朗外交官和领导人的共识。

美国人急于巩固与伊朗的关系，甚至不惜违反自己的制裁政策而向伊朗运送武器——尽管他们同时仍在向其他国家施压，禁止它们向德黑兰出售武器。一些人对此表示反对，其中包括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他强调，这一做法将让伊朗过于强大，并引发“该地区新一轮的反美浪潮”。另外一些人则争辩道，让伊朗和伊拉克拼个两败俱伤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舒尔茨的助手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在前一年的国务院听证会上称：“（伊朗或伊拉克）任何一方的胜利，都会给美国在军事和战略上带来麻烦。”白宫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同意他的观点。

不管怎么样，首批100枚采用筒式发射、光学跟踪、导线传输指令的陶式导弹还是于1985年夏交付给了伊朗。负责此次运输的是渴望与德黑兰建立联系的以色列人。虽然在21世纪初，伊朗领导人不时发出威胁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清除”，但是在80年代中期，两国的关系却亲密得令人瞠目，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甚至宣称：“以色列是伊朗最好的朋友，而且我们不准备改变我们的立场。”

以色列之所以参与美国的武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迫使伊拉克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在东方的邻国上，从而无暇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不过，凡是涉及伊朗的问题，都是相当敏感的。美国的方案是以色列先行向伊朗运输军械和装备，之后再由华盛顿补给以色列。因此，以色列政府要求得到确认，保证美国政府高层对该计划完全知情。事实上，该计划是由里根总统亲自批准的。

1985年夏至1986年秋，伊朗从美国得到了好几批武器，其中包括2000枚陶式导弹、18枚“鹰式”防空导弹，以及两批鹰式导弹系统零件。这些武器并不都是经由以色列之手运送，美国人很快就开始直接交付给伊朗了。而当其中部分军售的所得资金被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时候，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浑浊了。自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华盛顿就对美国家门口的共产主义威胁提心吊胆，开始热衷于资助那些能够有效充当抵抗左翼言论和政策堡垒的活跃力量。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实际上是一支组织松散的叛军集团，而且内部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便是美国反共产主义教条和盲目外交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正如在中东那些言行不一的做法一样，美国也向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尽管法律严格禁止它这么做。

1986年底，当一系列泄密的文件揭发了这一切，事情最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11月13日，里根总统在黄金时段发表了关于这一“外交政策中极端敏感而且影响深远的事件”的全国性电视演说。成败在此一举，他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总统不希望自己的演说被认为是在道歉或是辩护，他只是在作出解释。他详细地阐述了该地区国家的意义，声称美国需要不计代价地拥有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他告诉目瞪口呆的观众：“伊朗占据着一些世界上最关键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苏联前往印度洋暖流的通道之上。地理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苏联要出兵阿富汗以控制该国，并且有可能的话，还想控制伊朗和巴基斯坦。伊朗的地理位置使得敌人能够利用它干预波斯湾周边国家石油的出口。除了地理之外，伊朗的石油储量也是维持世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说道：“因此，向伊朗运送少量的防御性武器和零件”是完全合理的。里根总统没有明确地说明交付给德黑兰的武器种类，他只是说“一架运输机就能够轻易装下所有这些货物”。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结束伊朗与伊拉克之间“长达6年的血腥战争”“消灭有政府支持的恐怖组织”并“确保所有人质安全获释”。

不过，这样的表述还是在华盛顿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认为这是赤裸裸的交易，以向伊朗出售武器来换取美国人质的获释。后来当人们得知那些“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等丑闻”的密切参与者正在销毁能够证明里根总统本人批准了这些秘密而非法行动的文件时，事情变得更加不妙。里根本人向一个受命调查此事的委员会辩称，他的记忆力不是很好，无法回想起他是否曾经同意卖给伊朗武器。1987年3月，他在另一场电视讲话中表达了对“那些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擅自行动”的愤怒——正如后来里根自己承认的，这番言论是站不住脚的。“几个月前，我对美国人民说，我没有以武器换人质。我的内心和良知仍然告诉我这是真的，但是事实和证据却给出了另外的答案”。

这次丑闻深深动摇了里根政府，众多政府高官随后被指控串谋作伪证或者扣留证据。他们中间包括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及其继任者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负责美国国内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以及一帮中情局高官，如行动处负责人克莱尔・乔治（Clair George）。这份显赫的名单显示出美国为确保其在世界心脏地区的地位下了多大的决心。

当然，对于相关人员的指控也不过是装装样子。所有的高级官员后来都得到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的赦免，或者在1992年圣诞节前夜撤销了对他们的有罪判决。“无论他们是对是错，他们共同的动机是——”赦免书上写道，“爱国主义。”总统接着说，他们在个人财产、事业和家庭上所受到的打击“与他们的罪行或错误是非常不相称的”。在这些获得赦免的人中，大多都曾被宣判犯有伪证罪或向国会隐瞒信息，只有对温伯格的审讯要拖延到两周之后才开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避重就轻的、充满弹性的司法案例，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华盛顿特区。

当美国与伊朗勾结在一起的消息爆出后，萨达姆・侯赛因顿时怒不可遏，因为直到这之前，伊拉克还相信美国是支持自己与这个邻国兼敌人作战的。在1986年11月里根的第一次电视讲话后，萨达姆立即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都说了些什么。萨达姆怒斥此次军售是无耻的“背后放枪”，美国的做法刷新了“恶劣及不道德行为”的新低。他推断，美国想让（伊拉克人）流更多的血，而其他人也同意，目前被揭露出来的可能只是阴谋的冰山一角。几周后，伊拉克的一位高级官员称，美国一定会继续其针对伊拉克的阴谋；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Tariq Aziz）附和道，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惯用伎俩。遭到背叛的愤怒让伊拉克人刻骨铭心。“不要相信美国人！美国人是骗子！不要相信美国人！”20多年后，从巴格达找到的一卷录音带中还可以听到这样的劝告。

伊朗门丑闻不仅导致了华盛顿的大换血，它还在80年代中期从根本上造就了伊拉克人的受害心理。如今，由于美国的背叛，萨达姆及其政府官员觉得到处都是阴谋。伊拉克领导人开始关注间谍，并声称如果被他找到，他将切断他们的喉咙。其他与伊朗或美国距离太近的阿拉伯国家也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后来美国的一份高级别报告指出，萨达姆在伊朗门事件之后坚信“华盛顿不值得被信任，甚至打算抓住他本人”。

伊拉克人普遍相信美国善于两头下注并出卖朋友。美国人曾经和伊朗国王交朋友，而现在他们却试图巩固与霍梅尼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军事及经济援助被送给阿富汗的乌合之众，仅仅是为了对抗美国的长期敌人苏联。当萨达姆符合华盛顿政策制订者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帮助他东山再起；而当他不再有用时，就被牺牲掉。美国人这种利益至上的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他们必须在实行帝国主义式外交政策的时候更加小心翼翼，对后果更加深思熟虑。20世纪下半叶，为了争夺丝绸之路沿道国家的控制权，美国每次都是只顾眼前不计后果，有时还会给今后埋下一些更加棘手的问题。将苏联赶出阿富汗的目标的确实现了，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美国在伊拉克显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正如美国国防部长所指出的，脸上无光的美国官员在伊朗门丑闻后竭力“挽回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信用”。他们为伊拉克偿还数额巨大的透支信用、制订促进贸易的政策（包括放宽对军民两用和其他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并资助那里落后的农业。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重新赢得萨达姆的信任。然而事实上，巴格达方面对此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尽管伊拉克领导人接受了这些提议，但他认为这一定是另一个陷阱——也许是在为军事入侵作准备，也许是企图给正在为偿还两伊战争的债务而焦头烂额的伊拉克人火上浇油。

据美国驻巴格达大使称，伊拉克人“坚信美国的目标是伊拉克。他们每时每刻都对此表示抗议……而我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对此也深信不疑”。1989年底，一则关于美国正在策划反对萨达姆政变的小道消息开始在伊拉克领导层不胫而走。塔里克・阿齐兹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伊拉克已经掌握了美国图谋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证据。这种危机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严重的妄想症，无论美国做什么，都很容易被误解。

伊拉克的不安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当华盛顿突然在1990年7月取消了白宫曾经批准的贷款担保之后，原因是这项为巴格达提供财政援助的议案遭到了国会的阻挠。更糟糕的是，除了撤回了7亿美元的资金，美国还开始因伊拉克曾经使用毒气而对他们施加制裁。在萨达姆看来，历史再一次重演，美国又耍起了他们那说一套做一套的偷偷摸摸的手段。

此时，伊拉克军队正在该国的南部集结。“我们不会插手这件事。”1990年7月25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在拜会萨达姆・侯赛因时这样说道。一份20世纪末最为人诟病的文件详细记录了此次会谈的内容：大使告诉萨达姆，“她接到了布什总统关于改善美伊关系的直接指示”，并赞赏萨达姆“为重建国家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格拉斯皮还对这位伊拉克领导人说：“我们知道你需要资金。”

后来，另外一份同样被公开的备忘录显示，萨达姆在会见过程中显得“很诚恳、理智，甚至充满热情”。他承认，伊拉克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萨达姆说道，天然气的钻取、长期的边境争端、低迷的石油价格，当然还有两伊战争所带来的债务，都是目前伊拉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如果伊拉克能够控制与科威特存在长期争端的阿拉伯河水道，目前这些问题就都可能被解决。他问道：“美国对此是什么态度？”

“我们认为伊拉克与科威特的争端属于你们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对此我们不持任何立场。”大使回答道。她进一步解释道：“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指示我再次强调美国曾经在60年代对伊拉克所作的表态，即科威特问题与美国无关。”于是，得到美国许可的萨达姆在一周之后放心地入侵了科威特。

一场灾难从天而降。在接下来的30年中，发生在这些亚洲屋脊国家的事件将左右全球的局势。为了控制和影响这些国家，战争、叛乱和国际恐怖主义层出不穷。但与此同时，机遇和希望也开始在一个广阔的地区生根发芽：不仅局限于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还有黑海以东的那些国家，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哈萨克斯坦到吉尔吉斯斯坦，从土库曼斯坦到阿塞拜疆，以及从俄罗斯到中国。这一地区从来都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每一事件都与新丝绸之路的出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