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悲剧之路

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改写了整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萨达姆曾经留给英国人的印象是一个“带着迷人微笑的漂亮年轻人”，丝毫没有自己同僚的那种“虚伪的友善”，说话“从不拐弯抹角”。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驻巴格达大使认为，萨达姆“是条汉子，只要你多了解他一些，就有可能和他共事”。法国人将萨达姆视作“阿拉伯的戴高乐”，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曾受到希拉克总统的高度赞赏。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还曾经打算支持萨达姆，以提升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美国在该地区的立场”。

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12月告诉他的心腹顾问，进攻科威特是伊朗门事件后的自卫手段，以及对美国两面三刀行为的报复。但其他国家可不这么看。入侵爆发之后，一系列经济制裁随即展开，联合国也要求伊拉克立即撤军。看到巴格达对越来越大的外交压力视而不见，各国开始酝酿更强硬的措施来解决问题。1991年1月15日，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授权对伊拉克展开军事行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履行宪法赋予总统和三军统帅的职责和权力”。批准动用“美国海陆空的常规军事力量以及盟国部队”的美国国家安全部第54号令一上来并未提及伊拉克的侵略行动以及它对科威特主权和国际法的侵犯，相反，布什总统的表述是这样的：“获取波斯湾的石油以及保护该地区重要的盟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为之后30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调。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是对美国力量和利益的直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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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攻击随即展开，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军负责指挥由众多盟军组成的多国部队。他的父亲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军的一员为保护伊朗而战，并且参与了阿贾克斯行动（导致了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的下台）和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组织萨瓦克的组建（该组织在1957至1979年间一直是伊朗人民的噩梦）。多国部队空袭了伊拉克的防空力量、通信设施和军工厂，同时地面部队从伊拉克南部和科威特登陆。这场沙漠风暴行动规模壮观、场面宏大，而且动作迅速。1991年1月行动开始后仅6周，布什总统即宣布停火，并在2月28日的电视讲话中指出：“科威特获得了解放，伊拉克军队被击败，我们的军事目标已经达成。科威特再次回到了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科威特人手中。”他接着说道，“现在还不是狂欢的时候，斗争尚未结束。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到胜利和战争之后。”

布什的支持率飙升，甚至超过了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德国投降后的水平。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此次战争目标明确且迅速实现，同时多国部队的人员伤亡也很少。美国并不打算推翻萨达姆政权，除非后者使用“生化或核武器”、支持恐怖袭击或破坏科威特的油田。布什总统表示，如果发生以上情况，“替换伊拉克现有领导层将成为美国的明确目标”。

然而，尽管伊拉克军队已经破坏并点燃了许多科威特的油井，美国还是做出了及早结束军事行动的决定，并受到了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国家的广泛支持。20世纪90年代末，布什总统在他与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合著的一本书中写道：我们忽略了伊拉克的这些破坏行为，部分原因是进攻伊拉克首都看起来有些“画蛇添足”。除了阿拉伯国家及其他盟国的反对之外，美国也意识到，进攻伊拉克本土并“消灭萨达姆”的代价过于高昂。

“我们决定不进入巴格达。”1992年，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在“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的一次讲话中说道，“因为那绝不是我们的目标。那不是美国要干的事，也不是国会要干的事，同样也不是这些盟国团结在一起的初衷。”他接着说道，“而且，美国也不想陷入接管和治理伊拉克的泥潭。”推翻萨达姆是一件困难的事，他承认，“我所考虑的问题是：萨达姆还值得我们付出多少伤亡？答案是：决不能太多。”

不过，决定保留萨达姆政权仅仅是美国的公开立场，在私底下就很难说了。1991年5月，就在美国宣布停火的几周后，布什总统批准了一项计划，目标是“创造条件将萨达姆・侯赛因搞下台”。他为此划拨了1亿美元的秘密活动经费。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积极地扶植符合其不断膨胀的战略利益的政权。如今再一次证明，为了将其观念强加给这一地区，华盛顿不惜颠覆当地的政权。

在20世纪90年代初，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美国人的勃勃野心。德国的柏林墙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不久倒塌，而在美国击败伊拉克后几个月内，苏联也自己解体了。1991年的圣诞节那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联总统职务，并宣布苏联解散为15个独立的国家。这简直是“《圣经》里才会出现的巨变”，布什总统在几周后评论道，“上帝保佑，美国打赢了冷战”。

在俄罗斯，巨变所引发的权力之争最后以一起宪法危机收场：1993年，军队坦克炮轰了俄罗斯政府所在地莫斯科白宫，保守派势力遭到了清洗。这一时期的中国也在经历重大的转型：邓小平等人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开始取得成效，将这个国家从一个偏远的地区性势力改造成为一个经济、军事和政治抱负不断提升的大国。南非严酷的种族隔离政策也开始终结。自由、和平与繁荣的胜利鼓声正在敲响。

布什总统在美国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说道，世界曾一度被分为两部分，而现在“只有唯一一个大国：美利坚合众国”。西方胜利了。当美国用高于一切的手段将他们的标志和礼物“民主”扩散至全世界时，他们在伊拉克的道德瑕疵也就无关紧要了。

因此，在入侵科威特事件发生后的10年间，美国所推行的政策既模棱两可又野心勃勃。它不断宣扬解放伊拉克的功绩，并极力推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它也时而多疑、时而粗暴地维护或扩张自己的利益，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联合国通过687号决议，在保护科威特主权的同时也对伊拉克实施了制裁：禁止向伊拉克出售或提供任何非食用、药用和卫生用的商品或产品。为的是强制裁减伊拉克的军队，终止生化武器计划，同时迫使其签订承认科威特主权的协议。全面限制伊拉克出口和金融业的计划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对穷人来说。据医学刊物《柳叶刀》（Lancet）初步估算，这些政策实施5年后，直接导致约有50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1996年，莱斯利・斯塔尔（Leslie Stahl）在电视节目《六十分钟》中采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时指出，伊拉克儿童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945年的广岛。奥尔布赖特回答道：“我想，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但是她接着说道：“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

制裁不是停火后针对伊拉克的唯一措施。达成停火协议后，北纬32度以北、北纬36度以南被划出了多个禁飞区。在90年代，美国、法国和英国一共出动了20万架次的武装飞机进行巡视。这些禁飞区覆盖了超过一半的伊拉克领土，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北部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和南部的什叶派教众。划定禁飞区是盟军的单方面行动，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显示出西方势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意图，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便会亲自插手。

这一点在1998年再次得到了证明。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伊拉克解放法》，表示美国官方“支持旨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成立新政府的努力”。克林顿还宣布，美国正在为“伊拉克民主派反对党”筹集800万美元的资金，明确表示要调和各种反对萨达姆的声音，“使它们的行动更加有效、统一”。

为了得到它们想要的东西，美国及其盟国的动作并不仅限于伊拉克。比如，克林顿总统就向伊朗领导层提议展开对话，以改善伊朗门丑闻及1988年伊朗客机被美军舰文森斯号击落事件后的美伊关系。尽管尚不明确伊朗会采取哪些全方位的报复行动，但是众多证据表明，以美国为目标的系列恐怖袭击已经展开，其中可能包括1988年12月泛美航空公司（Pan Am）103号航班的洛克比（Lockerbie）空难，以及1996年发生在沙特阿拉伯达兰市（Dhahran）附近的美军基地爆炸事件。

当美国调查表明后一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之后，90年代末，克林顿总统在一封由中间人转交的信件中向伊朗总统塔哈米（Khatami）表示了抗议，要求伊朗为这19名士兵的死亡负责。伊朗的反应十分强硬，驳斥美国的指责是“错误的、无法令人接受的”。而且，伊朗强调，既然美国根本不打算指控并引渡那些容易确认的、要为10年前伊朗民用客机坠落事件负责的美国公民，美国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恐怖袭击。不过，德黑兰也为将来留了一些余地。伊朗答复道：（美国）总统可以放心，伊朗对美国人没有恶意，“伊朗人民对伟大的美国人民不仅没有敌意，而且是满怀敬意的”。

同样的策略也被用于阿富汗。1996年，通过中间人，美国与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的塔利班政权建立了联系。初步接触进行得十分顺利。美国驻喀布尔大使在一份关于首次会谈的机密报告中提到，一位塔利班的高层领导说：“塔利班很重视美国”，塔利班不会忘记在与苏联的圣战中美国对塔利班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希望同美国搞好关系”。除此之外，一些当地的老朋友也表示会在今后为美国与塔利班的关系提供帮助，这让双方都对未来充满期待。其中一位老朋友便是军阀贾拉鲁丁・哈卡尼，他自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一直是美国中情局的合作人。他对社会政策和妇女权利（相对而言）持有自由主义立场，在塔利班内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然而，美国最担心的还是阿富汗会成为激进分子和恐怖主义的温床。自1996年塔利班控制喀布尔之后，邻国愈发担忧地区动乱、宗教激进主义的兴起，以及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再次涉足该地区的可能。

这些担忧在1996年与塔利班重要成员于坎大哈举行的高级别会谈上被提出。塔利班向美国官员保证，激进分子训练营已经被关闭，并且会为核查人员创造核实条件。当然，美国情报人员最关心的还是奥萨马・本・拉登。中情局认为，本・拉登与1992年索马里美军士兵被袭事件、1993年纽约世贸大楼爆炸事件有关，并参与“建立了位于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招募中心和窝点”。正如一位情报人员在报告中所说的，本・拉登是“全世界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最重要的赞助者之一”。不过，关于本・拉登情况，塔利班官员——包括毛拉・高斯（Mullah Ghous），阿富汗实际上的外交部长——的回答令人感到欣慰。

美国官员告诉阿富汗代表说：“我们希望塔利班能够告诉我们他在哪儿，并保证他不会发动（恐怖）袭击。”阿富汗官员回答道：本・拉登“是我们的客人和避难者”，而依照普什图（Pashto）文化，我们有义务“尊重和款待客人”。他们接着说道：“塔利班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土地进行恐怖活动。”本・拉登已经承诺，无论如何，他不会在阿富汗发动恐怖袭击。后来，当塔利班怀疑他所住的贾拉拉巴德南部靠近托拉博拉（Tora Bora）的山洞，并让他“搬出来住到正常的房子里”时，本・拉登也表示了同意。

尽管这有一些安慰作用，但还不是美国人想要的。“这个人很危险。”美国官员向塔利班使节强调，“所有国家，即便是强大如美国，也需要朋友。阿富汗更需要朋友。”这是个警告：如果本・拉登今后卷入任何恐怖袭击，后果会很严重。塔利班高层领导毛拉・拉巴尼（Mullah Rabbani）的答复很明确，再次表达了之前的意思：“如果一个人寻求避难，那么他就会得到庇护，这是这里的规矩。但是如果有人要进行恐怖活动，那么你可以把他们指出来。我们有自己的观念，不会允许任何人进行这种肮脏的活动。”他的回答被全文发回华盛顿，并转发给伊斯兰堡、卡拉奇、拉合尔和吉达的美国使馆。

然而这些保证从未被兑现过。1998年春天，中情局正在准备一项被策划者称为“完美行动”逮捕计划，需要阿富汗“部落”的支持和配合。到了5月，一份精心撰写的中情局报告称：“引渡（本・拉登）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行动方案“详尽、缜密、可行”，尽管不无风险。但一位参与者却担心该计划能否得到批准：“可能性只有50%。”一些高级军官对此并不抱希望。据称，三角洲部队司令认为该计划的细节“不太合适”，而美国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也觉得中情局的计划“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尽管“最后的分级演习”进展顺利，但该计划还是不了了之。

就在对付本・拉登的最终方案出台之前，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1998年8月7日，“基地”组织同时对位于肯尼亚最大的城市内罗毕和坦桑尼亚重要的港口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发动炸弹袭击，造成224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本・拉登立即被认定为嫌疑人。

美国在两周内就采取了行动，向“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大本营发射了78枚巡航导弹。“我们的目标是恐怖主义，”克林顿总统在8月20日的电视讲话中说道，“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打击由奥萨马・本・拉登建立或与他有关的激进组织，此人是当今国际恐怖主义最大的组织者和赞助者。”克林顿当时正深陷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性丑闻中，他在三天前要求安排这场与丑闻无关的电视演说。在做出这些试图消灭幕后操纵者的行动之前，他并未与塔利班协商。“我希望得到世界的理解，我们的行动不是针对伊斯兰教。”这位因丑闻而焦头烂额的总统先发制人地宣称，“伊斯兰教是一个伟大的宗教”。

对付奥萨马・本・拉登的计划以失败告终。更糟糕的是，这还引起了塔利班的不满，他们对美国在阿富汗本土的军事行动感到恼怒，况且攻击的还是他们的一位没有证据能证明其参与了东非恐怖袭击的客人。毛拉・奥马尔宣布，塔利班“绝不会将本・拉登交给任何人，并且将会用我们的鲜血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他”。一份美国情报评估报告指出，本・拉登及其极端主义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当地主流观点认为穆斯林人民受到了歧视和不公的待遇：“美国通过扶植一些腐败政权……有预谋地分裂、削弱、压迫阿拉伯世界。”该报告的结论是，几乎没有人完全认同本・拉登的恐怖主义，但是“很多人都至少赞同其部分政治观点”。

毛拉・奥马尔本人也持有这样的看法。在遭到美国导弹攻击后的第三天，他致电美国国务院：“这次（导弹）袭击得不偿失，将激起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在这通最近才解密的电话里（这是阿富汗领导与美国政府唯一的直接联系方式），毛拉・奥马尔提到了由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所引发的“美国国内的困境”。考虑到这一事态，同时也为了“美国能在这次鲁莽的单方面攻击之后重塑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毛拉・奥马尔说道：“美国国会应当迫使克林顿辞职。”

塔利班首席发言人瓦基勒・艾哈迈迪・穆塔瓦基勒（Wakīl Ahmed Mutawakkil）称，美国的袭击是对“全体阿富汗人”的攻击。据艾哈迈迪所言，袭击发生后，在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很快，艾哈迈迪就袭击事件与美国官员进行了磋商。“如果（塔利班）能够以类似的攻击报复华盛顿，”他说道，“我们早就干了。”就像当初萨达姆・侯赛因发觉美国在口头上声称支持伊拉克而在背地里却卖武器给伊朗时一样，阿富汗也感受到了这种被背叛的感觉：美国一方面表示友好，另一方面又冷酷无情。

对于美国在导弹袭击后所提供的毫无说服力的证据，瓦基勒・艾哈迈迪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塔利班领导层一直都很清楚，如果本・拉登被发现在阿富汗本土发动恐怖袭击，他一定会受到制裁。毛拉・奥马尔要求美国国务院立即出示确凿证据，他强调说，有些人认为该指控是莫须有，而另外一些人则指出本・拉登“曾经是接受美国资助的训练有素的游击队员”。美国人所提供的是一份最多不过几页的“文件”，显然很难构成证据。美国曾怀疑一卷移交给塔利班的录像带中包含关于本・拉登的“新动向”，但最终却尴尬地发现该录像带毫无证据价值。

艾哈迈迪说，袭击造成了许多无辜的阿富汗民众的死亡，是对阿富汗主权的十分无耻的侵犯。他最后说道，如果美国人真的想解决本・拉登问题，他们就应该去和沙特人谈判，这样立马就会有结果。讽刺的是，一系列外交电报、调查文件和向利雅得寻求支持的建议显示，美国自己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此次美国袭击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美国情报机构在一年后发布的一份对“基地”组织的研究表明，此次袭击不仅没能消灭本・拉登，反而在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中树立了后者在“面对侵略暴行时不屈不挠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文化傲慢自大”，这才是真正的危险。该报告警告说，美国的袭击“被质疑缺乏道德”，在某些方面和本・拉登的袭击没什么不同，都造成了大量无辜人员的伤亡，美国不得不通过一系列政治议程为自己使用武力进行辩护。可以说，“这次报复性的巡航导弹袭击确实是利大于弊”。该报告预见性地补充道：美国应该意识到，空中打击很可能会“招致新一轮的恐怖爆炸阴谋”。

其实在此之前，失败的干涉行动就已经造成了一系列恶果。面对这些表里不一的西方国家，塔利班领导层内部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开始变得僵化。这种被包围的心态促进了强硬宗教立场的发展，并使得激进派将伊斯兰教推向全世界的意愿更加强烈（尽管一项同时期的中情局报告判断，这几乎不可能成功）。

然而，来自美国的压力已经促使那些伊斯兰教保守派越来越接近宗教激进主义。诸如塔利班的二号人物及喀布尔议会领袖毛拉・拉巴尼这样的人担心，美国驱逐本・拉登行动的失败将加深阿富汗在国际上的孤立。他们输给了毛拉・奥马尔，后者那不与外人合作、不向外人屈服的强硬政策占了上风。于是，塔利班开始向好战的本・拉登靠拢，目标是将穆斯林从西方国家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回到中世纪之前那梦幻般的美好世界。

这也是九一一恐怖袭击的目标。早在1999年，一份情报就已经指出，如今的本・拉登“自我膨胀，将自己视为古老历史舞台上的英雄，认为自己正在抵抗当代的十字军”。在双子大楼遇袭后所公布的每一份录音带和录像带都清楚地表明，他不断地在提及十字军，并将之作为参照。革命者通常热衷于唤起人们对历史的理想化激情，但是很少有人会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来反思自己的恐怖主义行为。

九一一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情报人员指出“基地”组织的威胁正在升温。2001年8月6日的一份“仅供总统阅读”的备忘录有个不详的标题：“本・拉登决定要攻击美国”。该备忘录报告称，根据“全国范围内大约70项全面调查”所收集到的数据，联邦调查局认为，“所有可疑活动都指向劫机或其他类似的袭击方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为如何保持与喀布尔政权的关系而焦头烂额。美国人保证“他们不是针对塔利班，也不想摧毁塔利班”。关键在于本・拉登，如果能够解决掉他，“我们将迎来一种全新的双边关系”。

然而他并没有被解决掉。2001年9月11日8点24分，人们感到了明显的不安：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在按指示攀升至35,000英尺的高度后，便与空中交通指挥中心失去了联系，眼下已经过去了11分钟。就在此时，人们突然接收到了一条意料之外的答复：“我们手里有几架飞机。请冷静，你们没事。我们正在返回机场。”美国东部时间8点46分，这架波音767客机撞向了世贸中心的北塔。在接下来的1小时17分钟内，又有3架飞机被劫持并撞毁：美联航175号航班撞上了世贸大厦的南塔；美航77号航班坠落在五角大楼；美联航93号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尚克斯维尔（Shanksville）附近坠毁。

共有2977人在九一一事件中丧生，其中包括19名恐怖分子。世贸中心双塔的倒塌使得曼哈顿闹市区顿时化为一片废墟，五角大楼受到了结构性破坏。同样巨大的还有心理创伤。针对美国大使馆和海外军队的恐怖行动已经令人震惊，而对美国本土目标协调一致的袭击更是灾难性的。飞机有预谋地撞向建筑物的恐怖画面以及之后的灾难、混乱与伤痛在人们心中久久挥之不去。“我们正在极力调查搜寻这些暴行的幕后操纵者，”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袭击当晚的电视讲话中说道：“我已经命令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全力找出幕后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他警告说，“我们不会将实施这些行为的恐怖分子和幕后黑手区别对待。”

世界各个角落都传来了支持的声音，甚至包括一些与美国关系堪忧的国家，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都表达了“对受害者的深切哀悼和同情”，并说“打击恐怖主义是一项国际职责”。很明显，本・拉登就是幕后黑手，尽管塔利班驻巴基斯坦大使声称本・拉登并不具备实施如此“组织有序的计划”的必要资源。瓦基勒・艾哈迈迪・穆塔瓦基勒在袭击发生后第二天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塔利班“谴责此类恐怖袭击，无论其背后是谁”。

袭击发生后仅几小时，一系列关于如何处理本・拉登的策略就已制订完成。9月13日早晨发布的一项行动计划指出，联合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政府是至关重要的，它们都是阿富汗的邻国或近邦。美国计划“在此后一周内动员上述国家，使它们做好对塔利班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九一一事件后的第一反应，就是邀集这些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

阿富汗的某个邻国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巴基斯坦从一两代人之前就对塔利班持同情态度，并且一直与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情报机构首脑被告知，伊斯兰堡需要立即“在黑与白之间”作出抉择，“没有灰色地带”。该国“要么和美国一起打击恐怖主义，要么与美国为敌”。

各国各部都做好了进攻阿富汗的准备。塔利班收到了来自巴基斯坦总统或其安全主管的最后通牒：“交出所有‘基地’领导人、关闭恐怖分子的营地，并允许美国接触恐怖分子的所有设施，这对你们的利益和生存都有好处。”如果被发现“任何与阿富汗有关的人员或集团”参与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行动，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塔利班政权的所有支柱都将被彻底摧毁。”这份最后通牒强硬而明确地写道：交出本・拉登，否则将承担严重后果。

尽管美国在不遗余力地搜寻本・拉登、摧毁“基地”组织，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华盛顿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更大的目标：彻底控制中亚地区。权威人士强调，必须全面改造这片土地上的国家，这样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安全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在与魔鬼掷骰子。数十年来，亚洲的心脏地区一直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心脏地区已经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处于东西方之间的地理位置使亚洲在超级大国的竞争中占据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这里的自然资源——首先是石油和天然气——也使得海湾地区及其周边国家的任何举动都影响着美国的国家安全。

九一一事件爆发三周之后的2001年9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向总统提出了他的战略构想，主要是关于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能够和应该去争取哪些利益。“一些针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空中打击已计划妥当”，这标志着战争的打响，必须“说服或迫使一些国家停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然而他接下来的表述则流露出令人震惊的野心：“如果战争不能明显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美国就没有达成目的。”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想要实现目标，就必须在阿富汗及另一个（或两个）关键国家建立新政权”。这两个关键国家不需要他专门指出，很明显就是伊朗和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