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切从这里开始

斯图尔特：

一切从这里开始。我对自己不断地念叨着这句话——一切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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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我向来成绩平平。从来没有人鼓励我应该争取上大学。中学毕业后我进修了一门经济和商业法的函授课程，然后被一家银行录用为一名普通实习生。我在外汇部上班。我最好还是不要提这家银行的名字，怕他们不喜欢我这样做。但你一定听说过这家银行。他们对我说得很清楚，我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但是每一家公司总是需要一些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普通职员，做普通员工我心安理得。我的父母属于这样类型的家长，他们不管你做什么事，心头总会感到一丝失望，好像在任何细微的地方你都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我觉得这就是我姐姐离家搬到北方去住的原因。在另一方面，我倒看清了我父母的所思所想。我过去是有点儿令人失望。我对我自己也有点儿失望。我以前解释过，我为什么不能与我喜欢的人自在相处，我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看到我的优点。现在我意识到了，我的大部分生活就是如此。我无法让别人理解我的想法。但是这时吉莉安出现了，一切从这里开始了。

我想奥利弗的话让你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我在结婚的时候是一个童男。毫无疑问，在提出这个假设的时候他用了很巧妙的言辞。不过，我想告诉你，这不是事实。我不会把什么事都告诉奥利弗。我敢打赌，你也不会把什么事都说给奥利弗听。他一高兴，就满嘴跑火车，他一不高兴，就恶声恶气，变得非常不友好。所以，不让他知道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是人之常情。我们经常搞四人约会，但这样的约会无一例外，都统统失败。奥利弗总能找来女孩子，我总是出钱付账，一般情况下我总是提前将他该付的那份钱悄悄塞给他，这样，女孩子就不会知道这账实际上是谁付的。有一次，他甚至叫我将所有的钱先交给他，这样，看上去好像所有人的钱都是他付的。我们去一家餐馆吃饭，奥利弗非常霸道，什么事都要他说了算。

“不行，你不能把那个做主菜。你的开胃菜里已经有蘑菇和奶油了。”要么小茴香和潘诺酒。要么这个，要么那个。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这个世界是不是对食物的兴趣过多了？我的意思是，毕竟，很快就会在那一头出来的。你无法储存食物，无法储存很久。这个不像钱。

“但我喜欢蘑菇和奶油。”

“那么把它做主菜，将茄子做开胃菜。”

“不喜欢茄子。”

“听说过这句话吗，斯图？她看到光溜溜的茄子就退缩了。好吧，今天我要把你改造一下。”

如此这般，接着就与服务生讨论葡萄酒。有时候我在这个点去上洗手间，奥利弗会先对大家说：“今晚我们来一瓶亨特河霞多丽怎么样？”

在理论上征得了大家的同意之后，他就开始折磨这可怜的服务生了：“你要建议我们喝‘珍藏酒’吗？你说这酒瓶装年份足够了吗？我喜欢霞多丽的浓烈和黄油味，但是也不要太浓烈和太有黄油味，你懂的。这瓶怎么样？我发现殖民地的居民对葡萄酒瓶使用木塞痴迷过头，你没有发现吗？”

大多数情况下，服务生会奉陪，知道他是这样一个顾客：尽管问个不停，实际上不会听取任何建议，就这样慢慢折磨他，就像钓鱼人钓上了一条鱼，不慌不忙收着鱼线。终于点完餐了，但我的焦虑并不到此结束。奥利弗还得在大家面前表现出他对自己选择的葡萄酒十分满意的样子。为此，他咂吧咂吧嘴巴，把酒含在嘴里久久不咽，半闭着眼睛，神秘地沉思半晌。接着，他说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一篇文章，上面说不用倒在酒杯里就能品味出葡萄酒的好坏，要诀就在于，不要去看这是否是你喜欢的酒，但一定要确信这酒瓶没有使用木塞。如果你不喜欢这酒的味道，那就太糟糕了，因为这是你自己选定的。你该怎么办才好？如果你是酒场老手，你就把酒杯一晃，鼻子一闻，你马上就知道这酒是否淡而无味。这就是奥利弗常常做的动作，他将他的表演压缩为这样的连贯动作：喝下去的时候声音弄得很大，紧接着是敷衍了事地点头。有时候，如果有一个女孩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长篇大论地解释他为什么实际上没有品尝到这酒的味道。

我必须说，我与奥利弗出去这么多次，他点过不少下等酒。很多酒瓶是用木塞的，我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那有什么关系？我认识吉莉安的时候，我是不是童男，又有什么关系？我说过，我不是童男，但是，即使如此我也不欺骗自己，我向奥利弗隐瞒的这一生活细节是我人生的辉煌战果中的一个。我想，这非常普通——不管这普通两字在这个语境下意味着什么。有时候，这非常好，有时候这又令人焦虑，有时候，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不要想中间状态的其他事情。普通，你懂的。接着，吉莉安出现了，一切就从这里开始了。是时候了。

我喜欢这个词，是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了。不再是以前了。以前已经过去了。我让父母失望过，这没有关系。我让自己失望过，这没有关系。我不能让别人明白我的想法，这没有关系。那是以前，都过去了。现在是时候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突然改头换面，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不是那只被哪个童话里的公主轻吻了的青蛙。我没有突然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聪明和好看——你会注意到的，是吗？——我没有突然变成了一个有宏大抱负的人，我也没有一个可以将吉莉安揽入怀抱的大家庭。(世上有那样的家庭吗？在电视里你总看到那些令人向往的家庭，有无数的古怪老姨妈，无数可爱的孩子，各色有趣的大人，他们生活沉浮不定，但总是能同舟共济，“站在家族的一边”——不管这个词语意味着什么。)我的生活从来没有像那样。我所认识的人似乎都有一个破碎的小家，导致家庭破碎的原因有多种：有的是亲人去世，有的是父母离婚，有的只不过是家人意见分歧，或家庭生活无聊。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家庭”的感觉，只是有一个他们喜欢的妈妈、讨厌的爸爸罢了，或者有一个他们喜欢的爸爸、讨厌的妈妈。我所遇到的古怪的老姨妈之所以古怪，是因为她们是不为人知的酒鬼，身上的味道就像没有洗过澡的狗，或者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或别的什么病。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一直过着与以前一样的生活，现在看来，我以前什么样，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公主轻吻了这只青蛙，青蛙也没有变成英俊的王子，这没有关系，因为她喜欢他青蛙的样子。如果我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王子，吉莉安可能会让我——让他——马上离开家。她，吉莉安，不是奔着王子来的。

我可以告诉你，我去见她母亲的时候真有点儿紧张。那天早上，我把皮鞋擦得油光锃亮，将一切安排停当。岳母(我心里早就把她当成这个角色了)？法国岳母？她被一个英国男人遗弃，今天她女儿带着另一个英国男人来见她，这个英国男人说是想娶她女儿。我想象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冷若冰霜，坐在一把镀金小椅子上，身后是一面花哨的镀金镜子；或者：身体肥胖，满脸通红，从炉灶边出来，手里拿着一把木勺，浑身散发出大蒜和汤锅的味道，上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总的说来，我绝对愿意她是后面那种女人，但是结果她哪种都不是(真是各人有各样的家庭啊)。怀亚特太太，或怀亚特夫人，穿一双黑漆皮鞋，一套带点棕色的漂亮套装，上面别着一枚金胸针。她彬彬有礼，但是并不表现出过分友好，她带着不屑的神情看着吉莉安身上穿的牛仔裤，但没有说什么。我们一道喝茶，一道谈论各种事情，但就是没谈我非常感兴趣的两个话题：我爱上了她女儿，她丈夫跟着一个女学生跑了。她没有问我的前途如何，没有问我挣多少钱，也没有问我有没有与她女儿上过床——所有这些，我以为，都是可能的谈资。她是——从前、现在都是——一个人们所说的结实好看的女人。结实好看，这个说法总让我感觉有点儿自命不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大概如此：有令人惊奇的迷恋价值，如果迷恋那个年纪的女人，是被社会认可的话。或许有人真的——过去和现在——迷恋着怀亚特夫人。我倒愿意真有这样的事。)也就是说，她体格坚实，身材匀称，可能染过的头发显然经常梳理，她的一举一动表明，从前她走在街上是有百分之百回头率的，希望你也能明白这一点。喝茶的过程中我多看了她几眼，不是出于礼貌的注视，而是想借此努力想象吉莉安以后的样子。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关键时刻，对不对？第一次见到你妻子的母亲。你应该要么去跑上一英里，要么快活地瘫倒在地。哦，是的，如果她以后变成那样，我就更能处理了。(这就是这个年轻人脑子里打转的东西，这未来的岳母一定是明白这一点吧？或许她们故意装出非常可怕的样子，好将他吓跑。)但是在怀亚特夫人身上，这两种反应我都没有看到。我看着她的脸，看着她下颌的形状和前额的弧线；我看着这位母亲的嘴巴，这可是这个姑娘的母亲——这个姑娘的嘴巴我是怎么也吻不够的。我看啊，看，虽然看出了母女相像的地方(前额、眼睛的结构)，但我要说，别人可能自然而然会将她们看作母女，但我不这样看。我看不出来吉莉安将来会变成怀亚特夫人的样子。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吉莉安不会变成别的任何人的样子。她当然会变化。我是爱上了她，但我不会笨到连那个也不知道。她会变，但不会变成别人，她只会变成另一个版本的自己。我会看着她变的。

“怎么样？”我们开车离开家的时候，我这样问她，“我通过了吗？”

“没人考你啊。”

“哦。”我有点儿失望。

“她做事不是那样的风格。”

“那她是怎样的风格？”

吉莉安没有马上回答，她换了挡位，咬紧了嘴唇。这嘴唇真像——又一点儿也不像——她母亲的嘴唇。过了一会儿，她回答道：“她喜欢等。”

一开始我不喜欢她的回答。但是，后来，我想，很好。我也可以等。我可以等到怀亚特夫人看清我的为人，等到她明白吉莉安为什么会看上我。我可以等到她认可我，我可以等到她明白我为什么能给吉莉安幸福。

“开心吗？”我问她。

“嗯。”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左手短暂地放开了换挡杆，拍拍我的大腿，然后将手收回，换挡，“开心。”

我们要生孩子的，你懂的。不，我的意思不是说她已经怀孕了，当然如果她现在怀孕了，我也不会太在意的。这是一个长远计划。说实在的，我们还没有好好讨论过这件事。有一两次我看到她与小孩子相处，她好像天生喜欢孩子。他们在一个波段上。我的意思是，她好像习惯于孩子们的行为方式，对孩子们遇事的反应也不感到惊奇。她似乎觉得孩子们的行为都是正常的，她可以接受。我一直认为孩子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们。我看不透他们的心思。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对小事大惊小怪的，对要紧的大事却不管不问？他们一头撞到电视机的角上，我想这下要撞得头破血流了，但是他们的身子弹回来，啥事儿也没有。下一刻钟，你看到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屁股鼓鼓的，垫的尿布得有15张吧，突然间他们哭开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丝分寸感？

即使这样，我还是想与吉莉安生小孩。这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我想等时机合适了，她也一定想要小孩的。等时机合适了——有些事，女人是明白的，不是吗？我早就对他们，就是我们将要生的这些孩子，许下了一个诺言——我不会像我自己的父母那样去对待你们。我要努力去理解你们的意图，不管你们的意图是什么，我会支持你们的。不管什么事，凡是你们想做的，我都支持。

吉莉安：

有一件事我很为斯图尔特担心。有时候，我在这里，在工作室里工作很久——这个工作室不大，只有12英尺见方，但工作室这个名字听起来却有点儿大——收音机里飘着音乐，我几乎处在一种自动工作的状态。我突然想到，我希望他不会感到失望。你结婚才一个月，就说这样的话，也许有点儿令人怪异。但情况确实如此，这是我的心里所感。

我一般不向人提起我曾经做过一个社会工作的实习生。我倒是不在乎有人会说风凉话，或做出粗鲁的推断。比如，显而易见的是，我想为客户做的事情，就是弥补他们的人生，修复他们的关系，但我却无法为我的父母做这样的事。对此，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对吗？除了我。

即使我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做这样的事，我当然一无所成。这样的活儿我干了18个月，然后就打包走人了。在这段时间里，我见过太多失落的人。我几乎天天看到伤害，看到生活出了大问题的人，感情上的，社会关系上的，财务上的——有时是自我造成的，大多数是别人给他们的伤害；家庭带给他们的不幸。父母，丈夫，她们永远无法释怀的东西。

还有别样的伤心失落的人。那些伤害真是够大的，无法挽回。这些人开始对世界抱有很高的期望，然后都把一切交给精神病患者和幻想家了，都去相信酒鬼和打手了。他们就这样维持了很多年，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真不可思议，在毫无理由可以再相信什么的时候，在只有疯子才可以再相信什么的时候，他们继续保持着信仰。直到有一天，他们只得无奈放弃。有一个名叫吉莉安·怀亚特的22岁的社会工作实习生能为他们做什么？听我的，专业人员加上乐观情绪，对这些客户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人的精神垮了，这就是无法面对的东西。后来，我开始爱上斯图尔特的时候，我就想：请不要让他失望。以前我与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这一点。从来不担心他们的长远未来，从来不担心他们到头来会变成什么人，从来不担心他们最后回望人生时会怎么想。

听着，我不再玩这个……游戏了。坐在角落里，嘴巴里塞着手帕，这同样毫无意义。我想说什么，就去说什么吧，知道什么，就去说什么吧。

在认识斯图尔特之前，我与很多男人约会过。有好几次几乎可以说爱上人了，但有一年时间，我没有找任何男人，没有性生活——这两种情况都很麻烦。我找过的不少男人，有人说“年纪大得足以做我的父亲”。我也找过很多年纪不大的男人。那又怎么样呢？有人得到一丁点儿消息，就马上去炮制他们的理论了。我嫁给斯图尔特，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不会像我父亲那样令我失望？不，我嫁给他是因为我爱他。因为我爱他，尊重他，迷恋他。我开始并不迷恋他，不那么迷恋。迷恋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除此之外，从我刚才的说法中得不出任何别的结论。

我们曾经手里拿着雪利酒杯，坐在那个酒店里。那是选美比赛吗？不，这是一群有理智的人迈出了人生中非常有理智的一步。这样的方式正适合我们两个，我们很幸运，但是我们不“只是”幸运。自我哀怜地孤坐一旁，并不是交友的好方法。

我认为，人活着必须弄清楚自己擅长做什么、不会做什么、想要什么，然后朝着目标努力，这样就不至于以后后悔。上帝啊，这说起来很好听。话语不能总确切表达你的想法，是吗？

也许那就是我热爱我的工作的一个原因。不用嘴巴说话。坐在顶楼的房间里，手拿拭子、溶剂、刷子和颜料。我的面前只有画，想听音乐，就打开收音机，这里没有电话机。我真的不希望斯图尔特有事没事老打电话过来，那会打乱这里的工作气氛。

有时候，你在修补的这幅画会与你交谈。这个工作最有意思的方面就是这个，你去掉厚厚的颜料，结果发现底下意想不到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情况不常有，但是一有这样的情况，一切辛苦都值了。比如，19世纪的油画画了太多的女人胸脯，有时候，你在修补一个意大利贵妇的画像，慢慢地你却发现有一个婴儿在吃奶。这个贵妇在你的面前成了圣母。这么多年来，好像你是第一个揭开这个女人秘密的人。

前几个月，我在修复一幅表现森林的油画，结果发现里面藏着一只野猪，这就完全改变了这幅画。原来以为这是一个骑马人悠闲地穿行在森林里——应该是在郊游吧——等我发现了这只野猪，一切就完全清楚了：这是一个打猎的场景。这只野猪竟然在一个很大的但不甚清晰的灌木丛后面隐藏了差不多100年。在我的工作室里，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一切都摆在你眼前了，好像这画本来就如此。只要你把厚厚的颜料刮去就是了。

奥利弗：

啊，见鬼。

都是因为她的那张脸。那时，她站在结婚登记所的外面，身后是市政厅的那个大钟，正嘀嗒嘀嗒地记录着幸福婚姻最初的闪光时刻。她穿着一件亚麻套装，豆瓣菜汤那样的灰色，一条裙子正好露出膝盖。亚麻，我们都知道，是很容易起皱的，就如腼腆的爱情，但穿在她身上毫无褶皱。她的头发往后梳向一边，面露微笑，但这微笑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人。她并没有紧紧贴着臀脂肥厚的斯图，但她还是挽着他的胳膊，这是事实。她站在那里光芒四射，她的身体完全在那里，但是她的心却不在，她的心离开了这热闹的场面，躲进了某一个私密的角落。只有我看出了这一点，其他人只看到她面露幸福的光芒。但是我能看出来。我走上前去，吻了她的脸，对着她那只没有被头发遮住、没有耳垂的耳朵轻轻地送上祝福。她听到了，但是表现出我并不在她面前的样子，于是我对着她的脸做了几个动作——信号员对失控的快车使劲挥旗，差不多这一类——这一下，她的注意力暂时放到我身上了，笑了笑，接着又回到了她隐秘的婚事喜悦中了。

“你的样子真像一件珠宝。”我说。但她没有反应。如果她有反应，或许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因为她没有反应，所以我多看了她几眼。她的脸整个是绿色加栗色，喉咙闪着翡翠绿的光芒。我的视线在她的脸部上下漫游，从她突出的额头的曲线，到她的下巴上梅子一样的凹陷；她的脸颊常常是苍白的，今天涂抹成了粉红色，就像提埃坡罗[1]画的黎明，但是我不知道这支化妆笔是外在的，装在她的手提包里的，还是内在的，是由心中的狂喜而形成的，我猜不到，也不愿意去猜；她的嘴巴被一种好像永远不会消退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包围；她的眼睛是她最丰盛的嫁妆。我在她的脸上漫游，你听到了吗？

我不能忍受的是她那似在又不在的感觉，我好像在她面前，又好像不在她面前。记得某些哲学家的理论吗？他们说，我们只有在别物或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存在的情况下才是真的存在的。在新娘子对他摇摆不定的认可中，老奥利感到他的存在是摇摇晃晃的，是充满危险的。如果她一眨眼，我就可能消失。也许这就是我将自己变身为抓取快乐瞬间的黛安·阿勃斯[2]，手握照相机，快活地上蹿下跳，为的是找到一个角度，将胎盘时期就甲状腺肿大的斯图尔特的身体变成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T形。替代性行为。你看得出来——绝对的失望，对遗忘的恐惧。当然他们永远猜不到。

这是我的错，但又不是我的错。你知道，我想要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我想做伴郎。我的这个想法，他们当时不理解，我也不理解。我们都没有宗教意识，家里也没有人是正统的基督徒，所以无人能抚慰我们。但是，没有穿镶褶边的白色神袍的家伙在场，也不至于导致因为继承权的剥夺而切腹自杀。但是奥利弗一定是有先见之明的。我说我想做伴郎。我说我想让他们办一个教堂的婚礼。我一直在他们耳边唠叨这件事。我后来还大喊大叫了。变得有点儿像哈姆雷特了。那个时候我喝醉了——如果你一定想知道的话。

“奥利弗，”过了一会儿，斯图对我说，“你是不是疯了？这是我们的婚礼。我们请你来，是叫你做我们的见证人的。”

我提醒他们两个人，古老仪式的力量有多大，能带来多少的婚姻幸福，镏金的《圣经》又是多么庄严。“快点，”我最后请求他们，“快叫牧师来。”

斯图尔特那肥嘟嘟的小脸一下子紧绷到了极致。“奥利弗，”他说，在这个神圣的时刻，竟然滑稽地用上了冷冰冰的商业语言，“我们请你来，是来做见证人的，这是我们最终的邀约。”

“你们会后悔的，”我大喊起来——来自中欧的一个工商业大佬就这样被垄断委员会击败了，“你们会后悔的。”

我所说的先见之明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们在教堂举办了婚礼，她就要穿白色蕾丝边的新娘服，就会有头披婚纱、婚裙拖地之类的场面。我或许会在教堂外面看着她，就像看又一个流水线新娘一样。这样，以后的所有故事就不会发生了。

一切都是因为她的那张脸。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想那时我也只是兴奋了一点儿，与其他人一样。但是我就此消沉了。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像魔鬼那样坠落，像1929年的股市那样坠落(这是说给你听的，斯图)。就此我也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彻底改变了模样。你一定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壳虫。我是那个甲壳虫，早上醒来发现自己有变成人的可能。

不是说，那个时候我的感知器官明白了这一点。坐在婚宴上的时候，我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平常不过的看法：我脚下沙沙作响的废弃物就是一堆包香槟酒瓶的衬纸。(我必须要求亲自开启这无年份的小小的香槟酒瓶，这样的酒斯图尔特买了一大批。这年头没有人知道怎么开香槟了，服务生也不会。服务生都不会。我一再对他们说，要点不在于将瓶塞噗的一下麻利弹开，于是瓶口猛地喷出香槟泡沫。不，不要这样。开瓶要轻，那声音就像修女放一个屁。按住瓶塞，摇晃瓶子。这是秘诀，我还要重复多少次？别提白色餐布上的花样，别提按在木塞头上的两个大拇指，别提将瓶口对准天花板凹槽里的顶灯。只要按住木塞，晃动瓶子就行了。)那天下午像风滚草一样打到我脚踝的不是无年份的玛姆酒的泡沫，而是我的前身丢弃的皮，我的甲壳虫硬壳，我的蜕去了的棕色外皮。

惊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不管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当我意识到，我竟然不知道他们将去何处度蜜月，这种惊慌尤其加深了。[对了，在法语和英语中都保留了这同一个词语“Lune de miel”，真是太愚笨了。你可能会想我们当中会有人抓耳挠腮去想出一个新词，而不是接受这个现成的语言学遗产。或者说，问题出在这里：词语一样，是因为经验一样。对了，如果你对词源学有强烈兴趣的话，你应该知道英语中的蜜月一词(Honeymoon)只是近期才出现的，用来指代一个主要用来购买免税商品，在同一个地方拍太多彩色照片的婚后假期。约翰逊博士在他那本不时叫人哭笑不得的《大辞典》中，如此定义蜜月——他可不是想让你发笑的：“结婚后的第一个月，除了柔情和快感，别无其他。”伏尔泰，这位更具同情心的先哲，一不小心给自己倒了最好的勃艮第酒，而让客人享用普通的酒。他在其中的一个哲学故事中写道，紧接着蜜月之后，下一个就是苦艾酒月了。]

你明白了吧，我突然感到无法忍受了，因为我不知道接下去的三个半星期里，他们两个人要一起去哪里。(不过回头看来，我倒是在想，是不是新郎的下落让我大为恼火？)午宴即将结束之时，斯图尔特歪歪斜斜地站起身，告诉客人们——为什么非得选这个时机来宣布这忏悔性的请求——他接下去“只是想给酒换瓶”(听听他们用了何等可怕的说辞：我的朋友是从哪个携带猎兔犬去打猎的部门经理那里偷来那个说法的)。听到这里，我一句话没说，就从椅子上起身，一脚踢开我过往生活的废墟，就是现在我脚下的一堆香槟瓶衬纸，跟着他朝男厕所走去。

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与屁股平齐的瓷做的便器前，目光严肃，向前盯着，好像英国人盯着墨西哥行刑队，谁也没有斜眼偷看一下对方的便器。我们就这样站着，一对情敌，但是心里还不完全明白对方是情敌，各自抓着自己的阴茎——我是不是要向新郎提供如何调度那玩意儿的建议？——将几乎没有变质的可以重新装瓶的无年份的玛姆酒洒进装清香剂的紫罗兰色的小方盒子里。(如果有很多钱，我的生活将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会不断干这两件奢侈的事：让人每天早上为我洗头，朝碾碎的冰块上撒尿。)

我们撒的好像比喝下的还要多。斯图尔特尴尬地咳嗽起来，好像在说：“原来是你啊，我还没有撒到一半呢。”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问他婚后计划到哪里去撒野的好时机。但我所得到的回答是，斜眼的傻笑和嘘嘘的撒尿声。

“不要这样，真的，”大约一分钟之后，我一边洗手，一边又问他，他在毫无必要地用一把臭烘烘的塑料梳子刮着他的头盖骨，“你们要去哪里？你要知道，万一有事我要联系你们。”

“国家机密。甚至连吉莉安都不知道。我只告诉她带上轻便的衣服。”

他还在那里傻笑，于是我想需要用上少年时期的猜谜游戏。我随便抛出斯图尔特可能会去的多个地名，比如佛罗里达、巴厘岛、克里特岛、西土耳其……每个地名都会被他扬扬自得的点头所否定。我试了世界上所有的迪士尼城，猜了几个以沥青铺路的香料之岛；我猜他会去马贝拉，想他一定会去桑给巴尔岛，最后直接猜到他要去圣托里尼岛。我什么也没猜着。

“要知道，可能会有什么事要联系你们……”我又开始这样说。

“在怀亚特夫人那里留了一封信口封好的信。”他回答我，一反常态地用一只手指碰了一下鼻子，好像他在间谍学校学来的就是这些。

“别他妈的这么小资。”我喊了起来。但是他就是不告诉我。回到宴会桌上，我的情绪昏黑了几分钟，然后又强作欢颜，继续履行我逗乐婚礼来宾的任务。

他们去蜜月旅行的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怀亚特夫人，你猜怎么着？那个老浑蛋竟然不告诉我。声称没有打开过这信封。我说我想他们，想打电话给他们。这是真的。我的确想他们了。我差不多要在电话里哭起来了，但是恶龙夫人就是不从。

到他们该回来的那个时候(是的，是克里特岛，我猜到过，但他未置可否，这个两面三刀的杂种)，我知道我坠入爱河了。我收到了来自希拉克里翁的“阳光加性爱”明信片，设法弄清楚了他们的返回日期，我打电话到机场，查询了他们可能乘坐的各个航班，然后到盖特威克机场接他们。当展示板噼里啪啦打出他们航班的“行李已到大厅”的信息时，在我的肚子里很多敲钟人同时拉动了他们手中的钟绳，我脑子里响起的这可怕的当当声只有靠酒吧里的几杯酒才能平息。然后，我就等在栏杆外面，周围的各色人等都为马上见到心爱的人而兴奋不已。

我看到他们了，但他们还没有看到我。斯图尔特推着一辆一个轮子被锁住的小推车——他就是那样，专挑这样的推车——他滑稽地弯着身子，在海关人员温柔目光的注视下从那里走了过来，他推着车歪斜地走着，这个样子遭到了吉莉安无所忌惮的大笑声和小推车无休止的吱嘎声的嘲弄。我理了理这顶借来的司机帽，举出用粗糙的笔画写出的标牌，上面写着“斯图亚特·休斯夫妇”——这故意拼错的名字，我想应该算是我的一个杰作[3]。我深吸一口气，准备直面我那即将到来的混乱不堪的生活。在她发现我之前，我就一直在注视着她，我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切从这里开始。

[1]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C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1696—1770)，巴洛克及洛可可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威尼斯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

[2]黛安·阿勃斯(Diane Arbus， 1923—1971)，美国知名摄影师。

[3]奥利弗故意将Stuart错拼成Stew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