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远离阿尔茨海默病

斯图尔特：

你知道，这真是相当叫人不快。我一直为奥利弗感到难过。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应该——不，现在我可以举出很多理由——只是，这件事太令我不快了。我本不应该对他有这种想法的，但是我确实有。你见过那种布谷鸟钟吗？里面有一个预报天气的小人的那种。钟敲响时，布谷鸟就叫，接着一个小门打开，出来一个预报天气的小人。要么出来一个预报好天气的小人，满脸堆笑，穿着晴天的衣服；要么出来一个预报坏天气的小人，带着雨伞，穿着雨衣，一脸的暴躁。要点是，这个小门每一次只能出来一个小人，不是因为两个小人一起出来就无法预报天气，而是因为这两个小人是用一根金属杆连在一块儿的：一个出来时，另一个只得待在里面。我与奥利弗也总是这样的情形。我一直是拿雨伞穿雨衣的那一个，被迫待在漆黑的屋里。现在，该我出来见太阳了，那样的话，奥利弗就得委屈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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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机场的样子真是惨，我觉得我们也帮不了他。我们在克里特岛度过了三星期无比美好的日子——美丽的天气、很好的饭店，还有游泳，真是快活极了——即使航班延误了，我们回到盖特威克机场的时候，心情还是奇好无比。我在旋转传送带那边等行李，吉莉去取小推车，等她回来的时候，行李早就来了。我把行李装上小推车，她推起小推车，发现有一个轮子在晃，不能走直线，还吱嘎吱嘎响，好像在不停地提醒海关官员:“快来查查这家伙的行李。”在我们通过绿色通道的时候，我想，手推车这样吱嘎吱嘎响，就是这个目的吧。

所以，我们进入大厅的时候没有看到奥利弗，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没有人知道我们坐的是这个航班。另外，说实在的，我们两个人只管相互照应着，没有顾及别的。所以，在乱哄哄的接机人群中，有一个人拿着名字牌在我们的面前晃，我想也没想就把他推开了。我真的没有好好看他，但我马上闻到他一身酒气，心想哪一家公司竟派一个醉醺醺的司机来接机？这样的公司肯定长不了。这个人是奥利弗，戴着司机帽，手里拿着的字牌上写着我们的名字。我装出很高兴见到他的样子，而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却是，我与吉莉无法静静地坐火车回维多利亚站了。奥利弗来了。是不是太扫兴了？我说我为他感到难过，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他的样子很糟糕。他好像瘦了一大圈，他的脸很白，很消瘦，他的头发，一般都是很整齐的，现在也是乱成一团。他站在那里，等我们看到他之后，一下子扑上来，又是拥抱，又是亲吻。不是什么正常的举动，因为这种欢迎仪式让人觉得怪怪的。他满身酒气。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的航班延误了，他就去酒吧待了一会儿，还说——谁信？——有一个女人一定要“请他喝酒”，但是他说话的语气显得很虚空，吉莉和我都不相信他的话。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并没有问我们蜜月过得怎么样，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问。他一上来就不停地说吉莉安的母亲是如何不愿意告诉他我们去哪里了。我心里在想，我们能让他开车送我们回家吗？看他这醉醺醺的样子。

后来，我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你永远不会猜到吧？他丢了工作。他终于成功地让莎士比亚英语学校的老板炒了他鱿鱼。凡事都有个开头。我不知道奥利弗是怎么给你说起这个学校的情况的。要我说，这个地方烂透了。这个学校是怎么得到办学许可的？想想都叫人不寒而栗。我去过一次。那一带有古老的斜坡大屋，大概是维多利亚早期的，门廊的柱子又大又粗，大街上有栏杆，有台阶通往地下室。但是整个地区已经变得大为萧条了。电话亭里贴满了妓女的拉客电话，街道脏得不行，或许从1968年以来就没人打扫过。在某些阁楼里，还有残余的嬉皮士没日没夜地弹奏着疯狂的音乐。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况且，这个学校还是在地下室；况且，校长看上去像一个连环杀手；况且，奥利弗终于成功地让人炒了鱿鱼。

他不想谈这件事，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他辞职不干了，因为他明年另有重要的安排。他还没说完，我就起了疑心。不是说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的确，这还很符合奥利弗的做事风格——而是我现在不太相信他说的话了。这太糟糕了，是不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他深表同情，但这也于事无补啊。一两年前，我还会相信他的话，但是几个月后就会有真相。现在，直觉告诉我：噢，不是的，奥利，你不是辞职的，你是被炒了鱿鱼的。我想这与我有关——我得到幸福了，我结婚了，我知道自己的处境：我现在比以前更明白世事了。

所以，等下次我与奥利弗独处的时候，我平静地问他：“你告诉我，你不是辞职的，对吗？”他沉默许久——这不像他的风格——然后承认，他被炒了鱿鱼。我问他什么原因，他悲哀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苦笑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说：“性骚扰。”很显然，就是那个女孩，我想要么是西班牙人，要么是葡萄牙人，奥利在他的公寓里单独辅导她，他以为她对他有意思了，他对她动了几次手，以为她只是害羞，然后就想吻她，就是这样老套的、低级的故事，对吗？结果，这个女孩不只是一个想提高英语水平的虔诚天主教徒，她的父亲还是一个工商业大佬，在大使馆有很广的人脉……女孩告诉了父亲，一通电话之后，奥利弗就被赶到了满是聚乙烯泡沫汉堡盒的臭水沟边，连一分离职费都没得到。他讲着讲着，声音越来越低，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也无法面对我了。到最后，我意识到他在哭。他说完，抬头看着我，满脸泪水，对我说：“借我一英镑，斯图。”

还是像上学的时候那样，可怜的奥利弗。这一次，我出手大方，给他开了一张数目不小的支票，并告诉他不用想着还的事。

“啊，我会还的，我必须还。”

“呃，这事我们以后再说。”

他擦了一把脸，然后拿起那张支票，他湿乎乎的大拇指将我的签名都弄脏了。上帝啊，我真为他感到难过。

你看到了，照看他的生活，成了我的一份职责，就好像我在回报他在学校的生活照顾了我。多年前，我与他交上朋友好几个月之后(他从我那里借了好几次钱了)，我对他说，有个叫杜德利——杰夫·杜德利的坏蛋一直在欺负我。我从《爱德华人》杂志上看到，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我国驻中美洲某国的贸易参赞。这么说，他现在或许成了一个间谍。为什么不能？在学校时，他最好的功课就是撒谎、偷窃、盘剥、敲竹杠，还是一个黑帮头目。我们这个学校还算是一个文明的学校，所以杜德利的黑帮成员其实只有两个：他自己，加上“大脚”肖菲尔德。

如果我更擅长于游戏，或者我更聪明一点儿，我就会更安全的。我没有一个可以保护我的兄长：我家里只有一个小妹妹。另外，我戴着眼镜，不像会柔道的样子，所以杜德利就盯上了我。还是老一套：要钱，为他做事，无缘无故的侮辱。一开始我没有告诉奥利弗，怕他看不起我。他没有看不起我。他只用两星期，就把他们搞定了。他先是对他们说，不要再碰我。他们嘲笑他，说碰了又怎么样。他的回答只是：“那就等着一连串不可解释的不幸吧。”这不是学生常用的说辞，所以他们嘲笑得更厉害了，等着奥利弗来挑战，好好打一架，但是奥利弗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确，一连串不可解释的不幸事件发生了，但没有一件能明白无误地证明是奥利弗干的。一天老师在杜德利的课桌里发现了五包香烟(那时，一包香烟就够打一顿的了)。在学校的垃圾焚烧炉里，发现了肖菲尔德的运动用品，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了。有一天，到了午餐的时候，老欺负我的这两个家伙忽然发现他们的自行车座都不见了，他们这一路骑车回家，照奥利弗的说法，骑得“极其难受，近乎危险”。不久之后，有一天下课后杜德利拦住奥利弗的去路，或许正要建议各自戴上金属指节套中午到自行车棚后面决一死战吧，奥利弗就一拳打中了他的喉咙。“又一个不可解释的不幸。”他说，看着杜德利躺在地上直喘气。从那之后，那两个家伙再也没有来找过我麻烦。我向奥利弗表示感谢，作为答谢，我甚至提出来他欠我的有些钱可以另行处理。但他只是耸耸肩膀走开了。他就是那样的人。

“大脚”肖菲尔德后来怎么样了？他的绰号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只记得，这个绰号其实与他的脚没有关系。

吉莉安：

你不可能确实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爱上一个人的，是吗？没有这样的事：突然间，音乐停止，你盯着另一个人的眼睛，第一次这样盯着他看，诸如此类。也许有些人是这样开始恋爱的，但我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她告诉我她是这样爱上一个男生的：一天早上醒来，她发现他晚上没有打呼噜。这没多大意义，是不是？只不过是一个事实罢了。

我认为，人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往往会选择过去的某一个特定时刻，将它深深刻在脑子里。妈妈老是说，她看到爸爸装烟管的时候手指特别灵巧轻柔，就一下子爱上了他。我半信半疑，但是她说起这事时总是信誓旦旦的。每一个人都得有个说法，对吗？我那样就爱上了他，我所以就爱上了他。这是一种社交需要。你总不能说，唉，我忘记了怎么爱上他的。或者，原因不怎么直截了当。你不能那样说，对吗？

我与斯图约会过好几次。我喜欢他，他与别的男生不同，一点儿也不死心眼，除了一心一意想让我开心，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让我心里美美的。我老是想说，这挺好的，别忙活了，我的确太开心了，慢慢来。这慢慢来，不是“身体移动不要太迅速”的意思。我的意思正好相反，我还没有吻够呢，他总是先停下来了。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有一次，他主动提出来为我做顿晚饭，我说好啊。我大约8:30到了他的公寓，闻到了烤肉的香气，这时天还没有黑，他却点上了蜡烛，桌子上还有一碗印度零食，咖啡桌上插着鲜花。斯图尔特穿着上班时的裤子，但衬衣换过了，上面罩着围裙。看到我，他的脸似乎一下子分成了两部分：下半部堆满笑容，表示见到我很高兴；上半部却皱着眉头，正为晚餐焦虑不安呢。

“我不太做菜的，”他说，“但我愿意为你做。”

我们吃了羊肩、冻豌豆、烤土豆加肉。我说，我很喜欢土豆。

“先把土豆煮个半熟，”他一本正经地说，“然后用叉子刮，刮成脊形，这样烤起来更脆。”他肯定看他妈妈这样做过。我们喝了一瓶美美的葡萄酒，每一次倒酒的时候，他总是有意识地将酒瓶上的价格标签挡住，事先他忘了把它撕下来。看得出来，他特意用手挡住标签，也许是不好意思吧。他在想他本来应该把标签撕下来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一直想着撕下标签来着。

吃完饭，他不让我收拾。他走进厨房，出来的时候端出一盘苹果派。这是一个温暖的春天夜晚，我们吃的是冬季的食物，这没有关系。我吃了一块苹果派，他给咖啡壶盖上盖，转身上厕所去了。我站起来，将布丁盘送回厨房。我正要放下盘子的时候，看到香料架上斜放着一张纸。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一张时间表。

6:00　刮土豆皮

6:10　做饼

6:20　开烤

6:20　洗澡

后面还有：

8:00　开红酒

8:15　看土豆是否变棕色

8:20　泡豌豆

8:25　点上蜡烛

8:30　吉莉驾到!!

我赶紧回到桌边，坐下。我的身体在颤抖。看到这张纸条，我心里很不安，因为，我想斯图尔特一定会以为我在偷看。但这纸条上写的事都与我有关，不只是最后一条。8:25点上蜡烛。我心里想，没关系的，斯图尔特，我到了之后再点蜡烛也没有关系。接着是，8:30吉莉驾到!!这两个惊叹号真让我感动。

他从厕所里出来了。我竭力克制住自己，不告诉他我看到了纸条，也没有对他说，这样做不傻，不神经质，也不无可救药或别的什么，这正好说明做事体贴周到，令人感动。当然，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的动作肯定不一样了，他也意识到了，因为从这时起他显得更为放松了。那个晚上，我们在沙发上厮磨缠绵了很长时间。如果他提出来要我留下过夜，我会留下的，但他没有提，那也没有关系。

斯图尔特这个人心事很重。他真的想把事情办好。不只是为他自己，为我们两人。现在他特别担心奥利弗，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纠正一下，其实我知道。他在莎士比亚英语学校里想占那个可怜的女孩的便宜，结果被开除了。这是我从斯图尔特告诉我的那些话里听出来的。斯图尔特有偏心，总是从奥利弗的角度看问题。事实上，他偏心过头了，我们还为此发生了可笑的争执。斯图尔特说一定是那个女孩在引诱他，是她主动的。我说，她也许很害羞，被老师的动作吓坏了。最后我们两个都意识到，我们谁也没见过这个女孩，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只是瞎猜而已。但是，即使是瞎猜，也让我现在对奥利弗产生了反感。我真的一点儿也不赞同师生恋，原因我就不说了。斯图尔特说，他借了一些钱给奥利弗，我想这是没有必要的，但我没有说出口。毕竟，奥利弗是一个身体健康的青年，还有一张大学文凭。他能找到新工作，为什么还要找我们借钱？

不过，眼下他失魂落魄了，这是真的。那天在机场真是可怕。就我们两个人。站在行李大厅时，我记得当时想，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两个人站在一大堆陌生人中间，要对付很多事情，比如跟着路标前进，取回你的行李，然后接受海关的检查，没有人会特别在乎你是谁，你在干什么，所以，你们两个人得相互照应，相互打气……我知道，这也许是有点儿伤感，但是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等过了海关，我们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因为终于安全回家了，就在这时，这个戴着司机帽的醉醺醺的人一下子趴到我们的身上，那张纸板牌差一点儿触到我的眼睛，他还踩到了我的脚。你猜怎么着？是奥利弗。面如死灰。他显然觉得这很好玩儿，他的做法很好玩儿，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好玩儿。我觉得很可怜。我觉得，这就是奥利弗这一类人的问题所在：当他们不在眼前的时候，还真是好朋友，但他们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离好朋友可差得远了。没有中间状态。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回过神来，假装很高兴见到他，然后让他开车送我们回伦敦。他一路上疯疯癫癫，废话不停，过了一会儿，我就不再听他说话了，头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接下来，我只记得车子猛地停下，我们到家了。只听奥利弗在说话，语气相当古怪：“顺便问一下，蜜月过得怎样？”

奥利弗：

抽支烟？不抽？我知道你不抽——你以前给我说过。你反对抽烟的想法依然闪烁在霓虹灯里。你这紧锁的眉头太像《卡塔·卡班诺娃》[1]中的那个丈母娘了。我有一条恶作剧般的新闻要告诉你，今天我在报纸上读到，如果你吸烟，那么你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可能比不吸烟的要小。惊到了吧，真的惊到了吧？来吧，抽一支，熏黑你的肺，保全你的脑。人生不就充满有趣快活的矛盾吗？你正以为大功告成了，不承想上来一位膀胱大如猪的痴人，一拳打到你的鼻子上。

对了，我绝不是白痴。我看得出来，吉莉安和斯图尔特在机场见到我，是极其兴奋的。如果我哪怕有一丁点儿的失礼之举，我都能感觉到。奥利，老兄，我对自己说，你的青涩幼稚的兄弟情谊算是白搭了。赶紧将他们夫妇放下，别舔他们的脸了。当然，这情谊并非真的幼稚，也算不上兄弟情谊。我去机场接他们，是因为我爱上了吉莉安。其他一切都是做做样子罢了。

从机场开到伦敦的这一路真是怪异。怪异？是的，各人怪得各有特色[2]。吉莉安坐在后座，很快就睡着了。每一次我从车内后视镜看过去——我是一个非常小心的驾驶员，如果我想小心驾驶的话——我就能看到这个慵懒的新娘，闭着眼睛，散着头发。她的脖子靠在后座的上部弧线上，这就使得她的嘴巴上扬，就像在等别人的亲吻。我不断看着后视镜，当然，你知道，不是在看来往的车辆。我漫游在她的脸上，她的这张熟睡的脸上。

斯图尔特呢，安静地坐在我旁边，这个胖乎乎的、被房事掏空了身体的斯图尔特，看上去真他妈的……心满意足，在机场看到我假装很高兴的样子。他这会儿也许正在盘算着如何把那张没有用过的从盖特威克机场到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回程票退掉，也好捞回来点钱。斯图尔特这个人啊，我可要告诉你，在钱的事情上可是门儿清。每次出国，他总会提前在机场买好返回伦敦的火车票，原因有三：一、这样就可以在两星期里省下千分之一秒的时间；二、确定他是要回来的；三、万一在这期间票价涨价呢？谁能预料巴西狂欢节女皇不会偶遇他？谁还在乎在两星期之后的那个可能的星期六在盖特威克机场的小窗口排队买张票？以前我在报纸上读到过这样一则新闻：一个男子在地铁站跳车自杀。审理此案时，他们说也许他本来是不想自杀的，因为他们在他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回程票。对不起，法官大人，还有别的解释。他买了一张回程票，因为他知道这样做就能消除他身边亲人的疑虑。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可能就是斯图尔特这样的人。如果斯图尔特决定想给火车司机放六星期的同情假，或者发放其他什么福利，他就会买一张回程票。因为，他会想，要是我不自杀呢？万一我在最后一刻决定不自杀了呢？想想托特纳姆法院路上的自动售票机前的那个可怕的长队吧。是的，我还是买一张返程票，以防万一。

你觉得我不够厚道？听着，最近我的脑子在想太多的东西。我现在急切需要一副退热药。我的小脑运转过度，都要炸了。想象一下：开始我是有点儿恼怒，我全部的爱的对象正窝在我的后视镜里，而这胖乎乎的新郎——我最好的朋友，过去三周在希腊的阳光下与她享尽鱼水之欢，此刻正坐在我的身边，小腿间夹的免税货叮当作响。我丢了工作，路上别的司机加大油门飞奔着，犹如在参加一级方程式的赛车。你叫我冷静？你叫我厚道？

在这样的心境下，我做了这样的事：马上启动奥利式的重奏模式，与斯图尔特天南海北地谈，既要逗他开心大笑，但又不想吵醒美丽的吉莉安。即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紧紧抓住方向盘，因为我真正想做的是这样一件事：停止我对斯图尔特的说笑，将车停到硬路肩上，面对着我的乘客，说：“顺便告诉你，斯图尔特，我爱上了你的妻子。”

这是我想说的话吗？我太害怕了，我太紧张了，我真他妈的胆战心惊。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我将如何对他说？我将如何对她说？

你以为你懂得别人的心，不是吗？好吧，你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他结婚了，就在他结婚的那一天，你爱上了他的妻子。你的好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会有太好的反应，我想，“啊，我完全理解你的情感”，坦率地说，这样的反应显然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是，拿起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来一场决斗。流放，这是法律的最轻判决。人们将叫我为古拉格·奥利。但我不会被流放。你明白了吗？我不会被流放。

必定要发生的事是这样的。吉莉安必须意识到她爱的人是我。斯图尔特也必须承认她爱我，斯图尔特必须下台。奥利弗必须上台。谁也不能受到伤害。吉莉安和奥利弗从此结合，幸福到永远。斯图尔特必须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这就是必定要发生的事。你觉得我的胜算有多高？与大象的眼睛一样高？(这个比喻是说给你听的，斯图尔特。)

啊，求求你，别用这种不满的目光看着我。你难道不觉得，几星期、几个月或几年之后，这样的美好生活就会源源不断地向我奔来吗？让我喘口气。把你放到我的位置试试。你会放弃你的爱情，优雅地退身，从此变成一个孤独的牧羊人，终日与箫为伴，以哀怨的乐声来抚慰你痛苦的心灵，任由无头无脑的羊群在丰美的水草中咯咯磨牙？谁也不会那样做。听我说，如果你愿意走开，甘愿做一个牧羊人，那只能说，你从来没有爱过她。或者说，你更爱这闹哄哄的装腔作势的场面。或者更爱山羊。也许，假装爱上别人，这只不过是你的一个精明的就业策略，这样就可以让你进入新的放牧领域。你并没有真的爱过她。

我们陷在这里了。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我们，我们三个人，都陷在高速公路上的这辆车里了，而一个人(司机!——我!)将手肘倚在中央锁定系统的按钮上。所以，问题不解决，我们三个人就要困在这里。你也在里面？对不起，我咣的一声关上了门，你出不去了，我们就一起待在这里。好了，抽支烟吧？我要抽烟。如果斯图尔特很快也抽上了烟，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来吧，抽一支。远离阿尔茨海默病。

[1]捷克作曲家莱奥什·亚纳切克创作的三幕歌剧，首演于1921年。

[2]原文为意大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