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好，就去布洛涅

奥利弗：

我有一个梦想。我有有有有有有一个梦梦梦梦梦梦想。不，不是梦想，是一个计划——奥利弗改头换面计划。浪子回头，再也不能与妓女鬼混了。我要去买划船机、健身自行车、越野滑雪板、握力器。还没买，但差不多在这样准备了。我正照着一个广告的提问来设计这个重大的自我改造项目。“45岁没有退休金？”“你的谢顶属于哪种类型？”“为你糟糕的英语而羞愧吗？”我将会领到退休金，我的头发浓密如王冠。而且，我不为自己的英语而羞愧，所以就也少了一个忧郁的来源。但是，从其他的所有情况来看——这是一个30天的人生再造计划。你想阻挡我？来试试。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我的确游手好闲得太久了，这是一个悲伤的事实。有时候你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你终归要知道一天到晚酗酒绝对不能是一个正当职业。到此为止吧，奥利。改变自己。决定的时刻。

首先，我要戒烟。更正：我已经戒烟。你看我有多说话算话？多少年来，界定我生活的意义的，难道不就是烟草叶的芳香吗？或者至少说，我的全身不是时刻散发着烟草叶的芳香吗？从多年前的略具懦弱的小资情调的“大使馆”，到如同带有所爱的人的姓名缩略词花押图案的拖鞋般魅力的“巴尔干寿百年”(加入薄荷，焦油低至令人讨厌的苛刻地步)，到真正纯手工卷制的“左岸”(加不加芳香剂皆可)，及其机器制作的粗糙的等同品(我永远无法降住那些斯达汉诺夫式碾压机和松软的橡胶帆布躺椅的味道)，再到如今信任有加的高卢和温斯顿(这两种牌子不分伯仲，我能完全平衡地享用)，有时也抽一下一上来味道极强的一种瑞士品牌——以阿尔萨斯人的名字命名的“王子”。呜呼!呜呼!我都要把它们放弃了。不，我已经放弃了。刚才，就刚才，我都没有向她要烟。我猜想她是愿意我抽的。

其次，我要找一个工作。我能找到的。我虽然从可恶的莎士比亚英语学校落荒而逃，但也没有忘记从他们那里榨取了一份充满不知羞耻的沙文主义意味的文件。现在我手上有了不少证明我的能力的小小材料，每一份都能恰如其分地满足我未来老板的性腺需要。我为什么辞职？哎呀，我母亲死了，我还得绞尽脑汁为我父亲找一家养老院。如果有哪个老板生性冷酷，竟要去核查我的说法是否真实，那就我就死也不会为他打工。我的母亲总是生命垂危，就剩那么一口气了——这些年她倒是帮了我的大忙。可怜的爸爸还不断要求欣赏到适合老年人身心的各种景致。他是多么渴望放眼望到无边的森林，让心里生起无限的惆怅之情。他是多么深情地回忆着那些遥不可及的岁月：那时荷兰的甲壳虫还没有啃光英国的榆树，那时候高地还没有被圣诞树环抱。透过风景如画的窗户，我爸爸看到了遥远的古代。嗒，嗒，嗒，古老的伐木工用他那心爱的斧子，在满是结节的树干上用古老的北欧文字刻上记号，警告他的伐木同伴小心长在树底下的一棵毒菌。看!在永远生长着苔藓的河岸之上，棕色的熊在嬉戏玩耍!——永远不可能有如此动人的画面。如果你一定要知道，那我告诉你，我父亲是一个老杂种。记得下次提醒我，我给你讲讲他的故事。

最后，我要把欠斯图尔特的账全部还掉。我不是忘恩负义的古列尔莫，纯朴和诚实是我最大的美德。我小丑一般的面具再也无法遮挡我那颗破碎的心，所以，还是赶紧扔掉它吧。如果能脱掉的话，我要马上脱掉那双破烂的拖鞋，不能再穿那条丢人的裤子了。换句话说，我不能再这样瞎混胡闹了。

斯图尔特：

我一直在想，我们得帮帮奥利弗。我们必须这样做。如果我们有了困难，他肯定也会帮我们的。那天在花店里遇到他，那可怜样。他没有了工作，没有了自信——要知道，奥利弗，从小开始，就是一个自信满满的人。他敢与任何人斗——连他父亲都敢斗。我想他的自信就是这么来的。一个15岁的孩子，有这样一个父亲，你还敢跟他斗，这世界还有什么让你害怕的？但是，现在奥利弗确实担惊受怕了。与那个西班牙女孩惹上了可怕的麻烦。他本不该……有这样的麻烦，即使有，他也会趁机溜之大吉的。他可以讲一个笑话，将事态转化，变得于他有利。他真不该第二天早上出来为女孩买花，否则也不会被我撞见。那样子好像在哀求：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全世界到处说这事，我会受伤的。他以前可从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听他怎么解释的，那个可怜样：“昨晚我真是搞砸了。”小学生的说辞。要我说，他的车子要掉了，很危险了。我们得帮帮他。

吉莉安：

我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我非常担心。斯图尔特昨晚回家依然是兴高采烈的，吻了我，抱住我，让我坐下，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

“去度个假怎么样？”他问我。

我笑笑：“好啊。不过，我们刚刚度蜜月回来。”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至少四星期了，五星期，去度假？”

“嗯。”

“我想带奥利弗一起去，让他开心起来。”

我没有说话，至少没有马上回应他的话。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现在还是朋友，只不过现在暂时没有联系了——名叫艾莉森。我们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待在一起。她的家住在苏塞克郡的一个地方，一个中产乡村之家，一个很完美的家，家人相亲相爱；她的父亲没有离家出走。艾莉森大学毕业后就结婚了，那时只有22岁。你知道她母亲在她结婚前跟她说什么吗？她母亲对她说，非常严肃地对她说——好像是一条从远古时代起就代代相传的母亲对女儿的忠告——她母亲说：“女人总是要防着男人。”

那时我听了不觉好笑，不过这话我至今不忘。这是母亲传授给女儿的御夫法宝。母亲传给女儿，女儿再传给她的女儿，就这样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宝贵经验，这里面有什么深刻的智慧？“女人总是要防着男人。”这话真让我沮丧。我想，啊，不要这样，我结婚的时候，要是我结婚的话，我要把一切放在阳光下，摆到桌面上。我不要玩儿什么游戏，不想有什么秘密，但是情况似乎早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也许这是无法避免的。你觉得这句话用在别的地方就不灵了吗？

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想把一切都摆到桌面上，那么我就应该告诉斯图尔特，奥利弗怎么到了家门口，我又是怎么将他送来的花处理掉的。这样一来，我是不是还要告诉他，奥利弗第二天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喜欢这些花？是否要告诉他，我告诉奥利弗我将花粉碎了冲掉了，这时他不说话了，我最后问他：“你还在听吗？”他撂下一句“我爱你”，就挂断了电话。这些事情我是否一五一十都要告诉斯图尔特？

不，我不想告诉他。所以，所以，我对他的度假建议开了一个玩笑。“早就厌倦与我在一起了？”——斯图尔特误解了我的意思，这是不奇怪的。他以为我生气了，马上涨红了脸，赶紧告诉我他有多么爱我——那也不是我想听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然是我总是想听的话。

我把这件事当作一个玩笑。我不是要防备他，但是我把这些事当成了一个玩笑。这么快就想通了？

斯图尔特：

我建议我们三人一起去度假，可是我觉得吉莉安对我的建议并不感兴趣。我正要解释呢，她就差不多把这事否定了——她倒没说什么，不急着表态，只是微微转过身，去做别的事了。她的这种反应很好笑，但我这辈子好像早已熟悉她的那个小习惯了。

因此，三人度假的事到此为止。我们改变了计划。长假，就我们两人。星期五早上先开车到多佛，然后向法国进发。星期一正好是一个假日，我们就有将近四天的时间。找了一家小旅店，看看早秋多彩的风景，去市场买好几串大蒜，这么多大蒜，还没等我们吃完，可能就要发霉。不要事先安排了——我本来是一个喜欢事先做安排的人，或者说，如果事情不经过事先安排，我就会忧心忡忡。也许是吉莉安对我产生了影响的结果。现在我敢说这样的话了：“我们为什么不来个说走就走的旅游？”我知道，我们走得不远，时间也不长，法国北部的旅店被别人订完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即使如此，对我来说这也是破天荒头一遭。头一遭。我现在正学着如何随遇而安呢——开个玩笑。

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奥利弗，他显得不太高兴。我想，这说明他现在真的很脆弱。我们一起去喝了一点儿酒。我告诉他我们准备去法国度周末。他的脸差不多都变色了，好像我们将他抛弃了似的。我本来想补充一句“我们很快就回来了”，或者别的类似的话，但朋友之间嘛，什么也不用说了，是吧？

他开始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问我们到了法国住在哪里。

“我不知道。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

听到这里，他似乎高兴起来，回复到了从前的那个奥利弗的样子。他用手轻轻碰了一下我的额头，看看我有没有发烧。“你没事吧？”他问我，“这不像你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毫无计划了？从来没有过的事啊。赶紧到药店配一副退热药吧。”

我们就这样说笑了一会儿。他想知道我们坐哪班渡轮，是在加来还是在布洛涅登岸，朝哪个方向走，什么时候回来，等等。在那个时候他这样问来问去，我并不觉得奇怪。但事后回想起来，我却感到很奇怪，特别是：他竟然没有说一句“祝旅途愉快”之类的话。

分别时，我对他说：“我会给你带一些免税的高卢烟。”

“不用麻烦了。”他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一点儿也不麻烦。”

“不用麻烦了。”他又说了一遍，听上去几乎有点儿发怒。

奥利弗：

天哪，我真是惊慌得要死。我们在小酒吧见了面，在一个昏黑的洞穴一样的地方，斯图尔特，这个毛茸茸的小东西，是这里的常客，他倒是可以快活地蹲在这改造过的火炉(仿的是诺曼·肖的风格)边上，喝着麦芽酒——几千年来他的自耕农祖先就一直这样喝。上帝啊，我痛恨小酒吧，戒了烟之后尤其痛恨(戒烟这事，我的好朋友斯图尔特竟然一无所知)。啊，我也痛恨昏黑这个词，我想不能再用它了。如果我再用了，你就使眼色提醒我，好吗？

我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在这个鬼地方，白葡萄酒比那自耕农的麦芽酒更难喝，他们的高地麦芽远不是上等的，我还要吸进别人嘴里吐出来的尼古丁，真是要把我的胰腺刺破(用廉价烟来熏我，来吧，来熏我啊——为一支丝卡烟我可以出卖我的国家，为一支温斯顿烟我可以出卖我的朋友)。这时，斯图尔特的脸上现出令人不寒而栗的扬扬自得，突然宣布：“我们就要走了，你知道。”

“什么意思？”

“我们星期五就出发，多佛。先坐轮渡，然后你就见不到我们了。”

我惊慌不已，我必须承认。我以为他要带她远走高飞，永远不回来了。我仿佛看见他们一路狂奔，特斯拉斯堡、维也纳、布加勒斯特、伊斯坦布尔，一路向前，永不回头。我看见她新烫的卷发迎着风向后扬起，敞篷车一路向东，离奥利越来越远……我暂时重新摆出一副爱开玩笑的样子，但内心非常惊恐不安。他能带走她，我想，他能这样做，他有这样的权利来伤害我，这个毛茸茸的小东西——他甚至没有发现我已经戒了烟。他现在有本事了，可以不假思索做出残忍的事了。是我给了他这样的本事。

当然，这只不过是这个快乐的夏眠者的一个度假计划，一个他所说的“周末假期”(毫无歧义)的计划。夏眠这个词，多用在动物身上，意为以懒散的状态度过夏天。还有秋天。他的大多数日子。他现在突然有这个能力来伤害我了，这个斯图尔特。

他说他会寄一张明信片给我。他说他会寄一张操他娘的明信片给我。

吉莉安：

这是我们在电话里的对话——

“我们找个时间去逛商店怎么样？”

“逛商店？当然好。你想买什么？”

“我给你买。”

“给我？”

“衣服。”

“你不喜欢我现在穿的这身衣服，奥利弗？”我尽量把口气变得轻松些。

“我想让你穿我买的衣服。”

我想，为了不让事态再发展下去，最好的办法是变得干脆一点儿。“奥利弗，”我说，语气尽量像他的母亲(或者至少像我的母亲)，“奥利弗，不要叫人笑话。你连工作都没有。”

“哦，我知道我没有钱去买，”他不无嘲讽地说，“我知道我兜里空空，不像斯图尔特钱包鼓鼓。”过了一会儿，他的语调变了，“我就想让你穿我买的衣服。就这样。我有办法。我想带你逛商店。”

“奥利弗，你这样说太好了。”我说，然后，我再次干脆起来，“我会把你的话记在心里的。”

“我爱你。”他说。

我将电话挂断了。

这就是我将要做的事，我已经决定要去做的事。干脆，有礼，将电话挂断。太可笑了。他现在显然生活得一团糟。他或许在嫉妒我们的幸福吧——当然他自己不一定知道。我们一起玩儿，我们三个人，但是现在斯图尔特与我结婚了，他感到被排斥在外了。不是三人了，而是二加一，他感觉到了。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我想他一定会想通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不会介意与奥利弗一起逛商店。老实说，斯图尔特这方面不行，不是因为他不喜欢逛商店，而是因为我无论试什么衣服他都说好。他说，任何衣服穿在我身上，无论什么款式，无论什么颜色，都是好看的。我从试衣间出来，即使腰间缠着垃圾袋，头上戴着台灯罩，他都会说好看。这话是很甜，很叫人感动，但是你可以想象，没有实际的作用啊。

奥利弗：

不要以为我在想入非非。一点儿也没有。毫无疑问，你一定在这样想象，我是这样想象吉莉安的装扮的：《鲍里斯·戈多诺夫》中那件旋转的紫貂大衣，里姆斯基的色彩，刚出道的罗西尼的浅色夏季印花，普朗克的欢快配饰……不，对不起。我既不是流着口水在支票上大笔一挥的富豪(我怎么可能是)，也不是被切除睾丸的行路者，我只是碰巧知道我的眼光，我的色彩感，我对布料的感知，比斯图尔特和吉莉安两个人加在一起还要强。甚至比他们两人的平方、他们两人的立方都要强。至少，一切看结果来评判嘛。即使是不在乎穿着的人，穿上裁剪得当的衣服，也马上让人眼睛一亮。即使是那些口口声声说不在乎外表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关注起外表来。每个人都会关注其外表。有些人穿着难看的衣服，还以为很好看呢。这些当然是傲慢无知之徒。我看上去邋里邋遢，那是因为我的心思放在更高尚的事物上，因为我太忙，实在没有时间来洗头，如果你爱我，那么你就应该爱我这副模样。吉莉安绝不是那样的人。恰恰相反。我马上就要把她改头换面了。

改头换面(make over)。重塑形象。这个词，在斯图尔特的脑子里，还是尔虞我诈的商业和经济世界的一个术语。To make over，及物动词。意为：将(一件物品、一个头衔)的所有权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

斯图尔特：

我们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从加来出发一路向南，没有具体的目的地，想左转时就左转，结果发现我们来到了贡比涅附近。天黑了，我们在一个村子里住下来。一个半木结构的家庭旅店，房间连着吱嘎作响的木制阳台，这样的阳台庭院两边都是。当然，我们去了一个小市场，自然而然地买了好几串大蒜，这些大蒜不等我们吃完就会发霉的。所以，我们最好送给别人。天有点潮湿，谁在乎呢？

老实说，直到我们坐上了回程的轮渡，我才想到了奥利弗。我记得我曾答应给他买些高卢烟。吉莉安告诉我他已经戒烟了。好奇怪啊。这不像他。

吉莉安：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也不知道该在哪里结束，该如何结束。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的错，但是我深感内疚。我知道这怎么说都不是我的错，但是我依然深感内疚。

我也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也许我不应该这样做。也许我这样做，其实就成了一个同犯，或者看起来好像可能会成为同犯。也许所有事——其实也没什么事——在那个时候都应该光明正大地摆到桌面上。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可是……我们过了这么几天开心的好日子，我想我得把这样的好心情持续下去。

从布洛涅坐轮渡返回多佛的时候，雨停了，这是这几天里第一天不下雨。真是有些讽刺意味，这就是天意吧。

我们从伦敦出来，从多佛横跨海峡到加来，然后我们一路奔驰在高速公路上。想下来时，我们几乎随性地选择高速出口——天黑了，我们就到了这里。我们是星期一吃过早饭离开家的，在蒙迪迪耶附近停下来吃中饭。吃完中饭，我们向亚眠开去，在风挡玻璃上雨刮器的啪嗒啪嗒声中，我们经过了被雨水浇透的谷仓和牛群。开出亚眠好远了，我想起了加来的汽车渡轮码头。他们先让你开车在城里到处转，然后让你与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道进入一个系统，这样你就一点儿也不会感觉到你开车到了一个海滨城市，然后又上了船。我的意思是，那就是应该有的感觉，不是吗？所以，我向斯图尔特建议，我们转向去布洛涅。他开始有点儿不同意，因为从布洛涅出发的轮渡不多。另一方面，这样我们就不用在雨中多开30英里的路程。我还说，到了布洛涅，如果在几小时内没有轮渡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加来赶。我努力让我的口气听上去像是在争辩，但是其实一点儿也不像。这是一场快乐的讨论，接着就形成了一个轻松的决定。斯图尔特从来不让我觉得他意气用事，不管我们的决定是出于我的建议，还是出于他的建议，他都不从他的尊严出发来考虑。这是我一开始就感到他迷人的地方。如果你建议改变一下计划，大多数男人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或批评，即使他们不是有意这样想——其实那样更糟，他们不能容忍你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说了，斯图尔特就不是这样的。“好吧，就去布洛涅。”他说，这时另一辆雷诺车闪着灯从我们旁边开过，溅起的水将我们的风挡玻璃弄得一片模糊。

重要的是这个，没有人知道我们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我们决定在哪里过夜。我们离开了家，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旅行，随走随停，四处瞎荡，不断改变计划，第一次从不是我们来时登岸的那个港口坐轮渡回家。奥利弗竟然在这条船上。

天下着雨。其实这几天雨就没有停过，我们排队等候去轮渡码头的时候还下着。船里面也是湿湿的，台阶和护栏都是湿的。我们坐在一个大厅里，这里也是一个巨大的酒吧。窗户上凝结着水珠，雾茫茫的，即使你擦掉水珠，还是看不到窗外的景色，因为外面雨下得正大。大概开到海峡的半中央，有一个穿着塑料雨衣的男子回到座位上，说雨终于停了——我们真走运，他加了一句。我和斯图尔特听了，马上起身寻找最近的出口。你知道在轮渡上的样子——你会感到晕头转向，不知自己是在A甲板上还是在B甲板上，或者，穿过一扇门，也不知道来到了船的哪一个部位：船头、船尾，还是船舷边。所以，我们任意选了一个出口，跨过一个高高的门槛——门槛做这么高，大概是为了防止海水灌到大厅里吧。我们站在一边船舷的中央位置，我抬眼往左边看去。奥利弗!奥利弗站在离我大约15英尺远的地方，正凝视着大海。我看见的是他的侧面。他没有看到我。

我赶紧转过身来，推开了斯图尔特。

“对不起。”我说，回到了船里面。斯图尔特跟着我进来了。我说我突然感到恶心。他问我是不是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我说就是因为突然吸了新鲜空气才让我恶心的。我们又坐了下来。他非常担心我。我说一会儿就没事了。我的眼睛不时地盯着那个出口。

几分钟之后，斯图尔特觉得我没事了，便站起身来。

“你要去哪里？”我问。我有一个可怕的预感，我一定不能让他到甲板上去。

“突然想起我得给奥利弗买几包高卢烟，”他说，“免税。”

我不知道我是否控制得住我的语气。“他不抽了，”我说，“他已经戒烟了。”

斯图尔特拍拍我的肩膀。“那我给他买几瓶杜松子酒。”他说，然后就走了。

“奥利弗不抽烟。”看着斯图尔特的背影，我不由自主地对自己轻轻地说。

我盯着那扇船门。我等着斯图尔特回来。我们得赶紧溜走，不能让奥利弗发现。我觉得我们的幸福都维系于此了。我嚷嚷着非得排在第一个不行，好赶紧下到放汽车的那层甲板上。船梯还是很湿，走下去还是很危险，跟我们走上来的时候一样。斯图尔特到头来还是买了几包高卢烟。他说他可以放在家里，等奥利弗戒烟不成重新抽烟的时候再送给他。

这都是什么事啊？

奥利弗：

我终于把他们安全接回了家。这就是我的最大心愿。或许你预想着会有一些动静不小的海上遭遇，比如西南风掀起巨浪，将船打个粉碎？但是，不管怎么样，海上风平浪静，我终于把他们安全接回家了——把她安全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