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烟灰缸里有一支烟

斯图尔特：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知道这件事我处理得不是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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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找我了。为什么我不去找他？

不，那样不太好。

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是想拖下去，还是想放手？两个都不想，两个都想。

拖下去：我想，等她看到我的时候，她或许会改变想法？

放手：就像上刑场不要求戴眼罩？就像转头向上，看断头刀飞速落到自己的头上？

看这烟灰缸里的香烟。这只是巧合，我知道，只是一个巧合。但这使情况更糟，因为这整个就是一个事故，就像变向的大货车冲破车道栏杆，将你的小车碾成碎片。我坐在那里，将我的一支香烟放到烟灰缸的一个烟灰槽里。这时我发现另一个烟灰槽里已经有了一支香烟。我很沮丧，一定是我放下那支香烟重新点起了这一支。我发现烟灰缸里还有一个烟蒂。烟灰缸里有三支香烟，两支还在燃着，一支已经熄灭。谁能受得了这个？一个人如何承受得了这种痛苦？你能想象我感受到的痛苦吗？不，你当然不能。你无法感受别人的痛苦，问题就在这里。这就是问题，整个世界的问题。要是我们能够体会别人的痛苦就好了……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怎么能道歉？

我得想个办法。

吉莉安：

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是斯图尔特的那张脸。他看上去像一个小丑，一棵大头菜，一个万圣节面具。是的，就像万圣节上的南瓜，你把它刻成一张诡异的笑脸，里面点上灯，一闪一闪的，透出鬼一样的光芒。斯图尔特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我想，我是唯一一个看见他那张脸的人，这个形象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尖叫一声，斯图尔特就不见了，所有人四处张望。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空荡荡的舞台。

婚礼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妈妈待在一起。这是奥利弗的主意。当他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我觉得他认为我需要妈妈来帮我做些事。其实根本不是那样。他这样安排，是想让整个婚礼显得更为圆满。从某些方面来讲，奥利弗是很守旧的。我即将成为那个离开父母家的孩子，将要踏上神圣之旅，去教堂结婚。只是，我做不了身披洁白婚纱、手挽父亲的手臂的处女新娘。

结婚前的晚上7点，我到了妈妈家。我们两个都有意识地小心翼翼。她叫我坐下，为我端来一杯咖啡，并叫我抬起脚，放好，好像我怀孕了似的。过了一会儿，她拎起我的箱子，进房间整理去了，这让我越发感到我是准备去医院似的。我坐在那里想事。我希望她不要给我什么忠告。我想，如果她给了，我会受不了的。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快发生的也不能改变了。所以，让我们静静地待一会儿，看看电视里的肥皂剧，不要说起任何要紧的事。

但是，母亲与女儿啊，母亲与女儿。大约90秒之后，她拿着我的一件衣服，从房间里走出来。她脸上挂着一副微笑，让我感到我好像一下子变成了老太婆，需要别人怜悯，需要别人照顾了。

“亲爱的，你装错了衣服。”

我抬起头：“没有啊，妈妈。”

“这是我买给你的衣服？”

“是的。”是的，你明明知道的。为什么做父母的都像公诉律师一样，对最显而易见的事实都要一一核实呢？

“明天你准备穿这个？”

“是的，妈妈。”

于是，话头打开，潮水汹涌。她开始用法语讲个没完——在她憋足了的气必须释放的时候，她总是用法语。过了一会儿，她安静下来，开始换成英语。说来说去，她的基本意思是，我一定是疯了。只有一个脑子有严重问题的人，才会想着穿同样的衣服结婚两次。这是没有品位、没有礼貌的做法，显示对高品位穿着打扮的无知，是对教堂、对参加两次结婚仪式的每一位客人(当然主要是对她)的冒犯，是对命运、运气、世界历史，以及其他一些人和事的冒犯。

“是奥利弗想让我穿这件的。”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他说，他就是在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爱上我的。”

她第二次爆发了。真叫人笑话，把脸都丢尽了，等等。自找麻烦，自讨没趣，等等。没有母亲参加的情况下竟然结婚——如果你们就是这样打算的话，等等。她差不多讲了一小时。最后我把公寓房的钥匙递给她。她拿起那件衣服离开了。她把衣服远远地挂在她那伸开手臂的外侧，好像这衣服里有辐射一样。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着另外几套衣服。我看了看，没有一件是我喜欢的。

“你来选，妈妈。”我不想吵架。明天的事看样子不会轻松了，我只希望能让一个人感到满意就行了。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两套衣服她想都让我试试。为了让她宽恕我以前的巨大过错，我必须像一个模特那样任她摆布。太可笑了。我把这两套衣服都试了。

“你选吧，妈妈。”但那还是不行。我必须自己选，我必须有我自己的看法。我没有第二次机会，真的没有。就好像在说：“看，吉尔，我想你恐怕明天不能嫁给奥利了，就这样。那么，你想嫁给谁呢？这位还是那位？”

当我把这样的想法告诉她，她对我这样的比较并不欣赏。她觉得这样的比较叫人不舒服。很不好的品位。那好吧。当我嫁给斯图尔特时，我可以只考虑我自己。这是你的日子，吉莉安。人们说，这是你的大喜日子。现在我马上要嫁给奥利弗了，突然之间，这却成了每一个其他人的日子。奥利弗一定要在教堂举办婚礼，但我不喜欢；妈妈一定要我穿这套衣服，但我不喜欢。

我醒来了，记得刚才做了一个烦心的梦。我在沙滩上写下了我的名字，但实际上不是我的名字。奥利弗用脚把这名字擦掉。斯图尔特在一边号啕大哭。妈妈站在沙滩上，穿着我的绿色结婚礼服，那表情既不是满意，也不是不满意。就这样等着。等着。如果我们这样一直等下去，一切就会乱套，就会证明你是对的，妈妈。但这又有什么价值？

我们到达教堂的时候，奥利弗紧张得不行。我们不用排队走过教堂的过道了：我们只有10个人，牧师让我们直接在圣坛前集合就行了。我们开始集合的时候，我发现又有了一个问题。

“对不起，”我对奥利弗说，“老妈就是听不进我讲的道理。”

他看上去好像没明白我在说什么。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不停地往教堂门口看。

“礼服，”我说，“对不起，这礼服。”这是一套大黄色的礼服，妈妈说，这是乐观的颜色，你很难想象奥利弗会注意不到我换了一套礼服。

“你的样子真像一颗珠宝。”他说，但他的视线不在我身上。

在我的两次婚礼上，两套礼服我都穿错了颜色。第一次，我本应该穿上这套愚蠢的代表乐观的大黄色礼服；第二次，我本应该穿上那套内敛的苍绿色礼服。

“我所有世间的财产都将与你分享。”这是我的誓言。关于誓言的问题，我们事先发生了一场争论。常见的争论。“我所有世间的财产都将赠予你。”他说他觉得应该这样：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语言代表了一种灵魂状态，分享有点精神低俗，赠予则充满诗意。我说问题就在这里。你要宣誓，这誓言的意思就必须明白无误。如果说他把他所有的都赠予我，我把我所有的都赠予他，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交换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用我正在按揭的公寓换他租来的那个房间——我觉得这似乎不是婚姻誓言的本意。而且，坦率地说，要论交换东西，我一定会吃亏。他说，那样说就小气了，也是钻在字眼里了。他说我们当然会分享所有东西，但我们用赠予这个词不是更好吗？他争辩说，还有什么词能比分享和赠予更能界定我的两任丈夫之间的差异呢？斯图尔特总是想做交易，而他，奥利弗，想的却是彻底地放弃。我说，他应该记得，我和斯图尔特是在婚姻登记处结的婚，我们当时既没有说分享也没有说赠予。

奥利弗找到牧师，问可否达成这样的妥协：在宣誓的时候他说赠予，我说分享？牧师说这不行。

“我所有世间的财产都将与你分享。”奥利弗故意重读了这个动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不同意使用这个字眼的。问题是，这口气听上去好像他在抱怨什么东西都给了我似的。我们站在教堂外面让妈妈给我们拍照的时候，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我愿把我所有世间的财产都租与你。”他回应我。现在他看上去轻松多了。“我要把我所有世间的一切都租给你，那些我自己真正想要的除外。我所有世间的东西，但是我需要一个收据……”诸如此类。一旦奥利弗这样说开了，最好不要打断他，就让他说啊说啊说。你有没有见过新的狗绳？那种带有很大卷盘的狗绳，在狗跑开的时候可以轻松伸长至好几百英尺，等狗站着不动的时候，在那里等着你的时候，你便可以轻松将绳卷回。在奥利弗开始长篇大论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想到了这样的场景。他就像一条大狗。但他会等在角落，等你追上他，拍打他。

“我所有的餐馆账单都将与你分享。”我们驱车好几英里，来到了奥利挑选的一家很好的餐馆。我们坐在后面的一张长桌子上。经理已经在我的座位面前放上了很多很多的红玫瑰，我想这经理真是出手大方，但奥利却用高声耳语说这些红玫瑰很蹩脚。我们坐下来，喝了一杯香槟，咯咯地笑着闲谈着，说哪个人在路上堵车了，说牧师好像对我们很有兴趣，虽然他从没见过我和奥利弗，说我们没有说乱我们的誓言，说我看上去真幸福。“在幸福上还有追加的吗？”奥利说，又没完没了地说开了，“有人说光芒四射了？我左边的先生说光芒四射了。现在，在光芒四射上还有追加的吗？美丽动人？我听到了美丽动人？谢谢，先生!现在，谁说的美轮美奂？精彩壮观？惊心动魄？现在我右边的是美丽动人……美丽动人……美丽动人……我前面的客人说的是精彩壮观。我听到了精彩壮观……你们都说精彩壮观？成交!买主是拍卖师本人——奥利先生。”他将一个胡椒研磨机猛然拍在桌子上，就像拍下一个小木槌。在大家的掌声中他亲吻了我。

第一道菜上来了。我感到奥利弗没有在听我说话。于是我顺着他视线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个人独坐在一张桌子旁，也不抬头看我们，只是静静地看他的书——这个人是斯图尔特。

接下来一切开始乱套，我只想把这余下的一段从我记忆中抹掉：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说的话，我们假装真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我无法抹掉这事件的结局：斯图尔特的脸突然出现在桌布上方，眼睛直盯着我，放出鬼一样的光，脸上露出恐怖的笑容。万圣节的南瓜灯复活了。我尖叫了一声。不是因为这张脸太吓人了，真的不是因为这个。只是因为这实在太令人悲哀了，我真的受不了。

奥利弗：

浑蛋!你这个整天手淫、吃屎、胖得像猪的小浑蛋!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都是为了谁!首先，是谁把你变得勉强有点人样的？是谁为了你的粗糙的外表整天打磨，累得抬不起手臂的？是谁把那么多小妞介绍给你，教你如何像模像样握刀叉的？不是我这该死的朋友？但是我得到了何种的回报？你搞砸了我的婚礼，你搞砸了本该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廉价、粗俗、自私的报复，你做的就是这个，虽然，毫无疑问在你灵魂的厕所里，你把你自己的这一动机隐约地看作是高尚的，甚至是正义的。好吧，让我来告诉你这位肥臀的前朋友：如果你胆敢再拱着鼻子来坏事，那你就是我不止一个意义上的前朋友了。我就会让你吃上整整一星期的碎玻璃，听好了，这话是绝不含糊的。千万不要对奥利弗存有任何的误判。我的心看似温柔，其实也是潜藏暴力的。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应该叫警察把你抓起来。以以下指控为由将你铐上：有企图地闲荡，大煞风景，无所事事，无端哀怨。将此人关起来，警官先生，他现在不能逗人取乐了，他不再风趣可笑了。上帝啊，我这是在开玩笑。爱开玩笑一直是我的弱点。要是我不再开玩笑，我就要上来将你两只毛茸茸的耳朵割下，把它们塞进你的喉咙，还要让你把你那副古董似的眼镜当作布丁吃下去。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直到我看到你穿过马路，情况就不妙了。你不动声色、颇有节奏地走在街上，活像一个执勤的卫兵。嘴里冒着烟，像阿诺德·贝内特[1]笔下的大烟囱，不停地朝教堂方向投来丑恶的目光。不用说，你一定在心里盘算着一个愚蠢下流的计划。因此整理了一下带有淡淡的红绿色的白色康乃馨花之后，我穿过令人致癌的大道去迎你。

“我是来参加婚礼的。”你说。真是这样打算的吗？

“你参加过我的，”你继续哼哼唧唧地说，“所以我来参加你的。”

我向你解释：你的意图违背了礼节的要求，即在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样一个进化不算很快的社会里，一个人，大体上来说，未接到邀请，是不会允许自己前去参加一个正式的活动的。因此，你与其前来质疑这个艰深难懂的礼仪传统，还不如立刻走人，最好在路上钻到一辆双层大巴底下。

我不敢说对你的离开有十足的把握，所以，在我们站在教堂里等待着牧师开始结婚仪式的时候，我一直十分警惕地注视着教堂的大门，没有一分一秒不在担心那扇橡木大门会被突然推开，探出你那张不受欢迎的脸。甚至在婚礼进行的过程中，我还想到，在我们到达一个重要环节——牧师问在场宾客，有没有谁对这桩婚姻提出异议，有什么东西阻止或妨碍我持有向美丽的吉莉安释放我身体的能量的权利——的时候，你或许会从教堂的某个阴暗角落里突然现身，表示反对。但你没有这样做。我和吉莉安嬉戏地完成起誓仪式。在那个讨厌的仪式中，你必须要说与你的妻子“分享”你所有的财产，于是我用反讽的口气说出了这个词。多少个世纪以来，每一个人总是起誓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赠予”自己的配偶——也就是，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对我来说，这才是婚姻精神完整的全部和核心所在，是婚姻本质的真正表达。但是，现在不再是这样了。律师和会计对一切说了算。吉莉安一再坚持要用“分享”这个词，我为此感到一点点郁闷，感觉讨论这个问题太有失身份了，好像我打算马上从教堂里冲出去，将吉莉安的公寓中属于我的一半立刻卖掉似的。我极有雅量地同意她那一时兴起的念头。你也许会说，我的新娘现在沐浴在龙夫人的和风之中。

事实上，这也是一场略显肮脏的交易。我决定在教堂结婚，而吉尔觉得无所谓，她看不出这个教堂婚礼比第一次婚礼有更多的意义。于是我去选择教堂，她去美化人生故事。另外，她还得搞定牧师。现在的教堂，你应该能料到，到处争抢客户，真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话虽如此，也不是每一个教堂都是欢迎像吉莉安这样的“堕落女人”去办婚礼的。我考察了各处的几个有可能接纳我们的教堂，但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答复都是含糊其词的。于是吉莉安亲自出马，她三下两下就把那个固执难说话的牧师拿下了。好一个罗马教宗派出的使节!将此与她以前说服斯图尔特扮演军官和绅士的方法比一比吧——她以前可是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开始的时候，只要提到不雅之词，他好像就成了史前洞穴人，但是吉莉安还是连哄带骗地叫他同意了。顺便说一句，这段世界史的细节我是不想多回顾的。吉莉安还在看她的第一任丈夫——看得过于频繁。她离开了第一任丈夫，却还保留着在第一任丈夫家里的工作室。奥利弗，却被从工作室放逐了。奥利弗，事实上，只能暂时保持沉默。我的地位现在真还不如那个被塞进汽车后备厢，只与备胎和过时的地图为伴的后座。

那样的日子结束了。可回复性，我妻子的那个职业的闪光口号，在家庭领域也起作用了。吉莉安和奥利弗成了一个课税单位，马尔贝拉的那个分时共享幽灵终于被完全放逐了。停柩门旁边的那棵山楂树随风摇曳，轻轻地撒下五彩纸屑——不要装在盒子里的那种，求求你——岳母大人为我们照了一套俨然是卡蒂埃·布列松风格的照片，照相前，我苦口婆心地对她说，根据那些摄影先驱的理论，总的来说，在镜头盖取下的时候，这个设备的工作效果更好。然后，我们心情舒畅地悄悄跑到艾尔吉阿蒂娜图大酒店。我答应吉莉安不把经理叫过来，因为，说实话，那个笑话如今只能逗我自己发笑。

普罗塞克起泡酒躺在了冰桶里。这将成为一场令人难忘的婚宴，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场胡刷信用卡的狂欢——你会在意大利餐馆点法国香槟吗？我们轻松地谈论着牧师的怪癖，谈论着通向大酒店的路——竟然是单行道，真是怪异。第一道食物上来了，是黑色的蛤蜊意大利[2]面。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说这食物不适于婚礼，更适合于葬礼。我只用一个玩笑加以化解——“妈妈，”我说(我已经解决了这个称呼的问题)，“妈妈，布列塔尼人举办婚礼时，他们在教堂挂上黑布。不管怎么样，当他们用刀叉将面条送入嘴巴的时候，一切争议就化解了。”我将这长长的、软软的、不可侵犯的面条吸入嘴中——就这样，我将幸福吸入嘴中。就在这时，我发现了那个小杂种。

让我来重现这个场景。在餐馆后部一个小小的凹室里，我们10个人坐在一条长桌子边(哪些人？噢，只是几个精心挑选的朋友和行家[3])——那样子有点儿像委罗内塞[4]的《最后的晚餐》。不远处，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就餐者，他们尽最大努力、不失礼貌地装出对这场热闹的婚宴毫无兴趣。(噢，多有英国范儿啊。不要打搅别人的欢笑，不要穿过餐厅去敬酒，就假装没有人在结婚就好了，除非他们动静过大，那你就可以去投诉……)我向低头小心吃饭的那些面孔扫了一眼，你猜我发现了什么？就在我们对面，无耻地坐着那位老练机智的第一任丈夫，就一个人坐着，假装在看书。多么滑稽可笑!斯图尔特在看书？他还不如伪装一下，站到椅子上向我们招手呢。

我轻轻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推开新娘想要阻挡我的那只手，走过去，来到我新婚妻子的前任前面，和颜悦色地请他走人。他不抬头看我。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眼前的一碗宽面条，用刀叉毫无效果地戳来戳去。

“这是公共场合。”他口气虚弱地说。

“所以我才请你赶紧走，”我说，“如果是在私人场合，我不会这么对你好言好语了。你早就分成好几块躺在人行道上了，早就被人装进垃圾箱里了。”

或许是我弄出的动静有点大，餐馆经理迪诺过来了。“艾尔，”我说，恢复到我一贯的爱开玩笑的风格，“我们这里有一颗眼中钉。这是你们餐馆的事故黑点。烦请清除。”

你知道吗？他不愿意。他拒绝将斯图尔特赶走。他甚至还帮他说话。好吧，我不想再进一步扰乱餐馆的宁静气氛，于是回到我的位置。我嘴里阴郁的意大利面条味同嚼蜡。我解释了英国餐馆法的技术细节，因为这个法律，十几个开心的出手大方的顾客无法安静地享受他们的食物了(还说什么应该站在这个倒霉蛋一边)，我们于是决定集中心思品味品味我们眼前的幸福(felicity)。

“啊，”我说，转过头去对着吉尔，“我不知道你名字的第二部分是菲丽希蒂(Felicty)。”大家都笑了起来，但这给奥利的感觉是，他好像在拼命开车上山，却挂错了挡位。尽管面前摆着光鲜夺目的带酱料的剑鱼[5]，大家的注意力还是一直转向那个可怜兮兮的斯图尔特，只见他用一个胖胖的手指头抽搐着画过书页(他绝对不是卡夫卡!)，一边看书，一边竭力地不让他挂着宽面条细片的嘴唇蠕动。这舌头为什么不可阻挡地要伸向那个牙洞？为什么舌头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搜寻那个粗糙的表面？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去摩擦它，就像母牛总是想摩擦那个柱子？斯图尔特就是我们牙齿里的那个粗糙表面，我们突然形成的那个牙洞。有这么一个烦心的东西，一个人怎么能真正快活起来？

有人建议我不要理他。其他桌子的食客开始离开了，这就使我妻子的第一任丈夫更加显眼了。他的桌子上面升起一股香烟的烟雾。这个被抛弃的勇敢者在向他失去了的妻子放出烟雾信号。我是已经戒了烟的。吸烟是一个愚蠢的行为，自我放纵的行为。而那正是斯图尔特现在所需要的，所向往的——自我放纵。到最后，这家餐馆里就剩下我们10个人(每一个人前面都有一朵火红的花[6])，坐在窗口的一对迟迟不肯离去的男女(他们肯定在筹划某一个令人神往的郊区偷情计划)，以及斯图。我站起来，看到他朝我们桌子的方向紧张不安地瞥了一眼，然后又点上了一支烟。

我在那个昏黑的厕所[7]撒了很大一泡尿，把他弄得有点儿出汗。然后我从他的桌子边上走过。本来我想居高临下地瞪他一眼，但当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大大吸了一口烟——真的要把肺吓得发抖——抬起头来颤颤巍巍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看着烟灰缸，将手里的这支烟放到烟灰缸的一个槽里，又抬头看我，突然放声哭了起来。他就这样坐在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呜呜哭着，就像被割破了的暖气片。

“啊，看在耶稣的分上，斯图。”我说，尽量不在脸上露出我的恼怒之情。过了一会儿，他嘟嘟囔囔地说起了香烟——香烟这，香烟那。我低头看了一眼他的烟灰缸，只见这孤苦无助的家伙在上面放了两支点着了的香烟。那表明，他有多么愤懑。同时也说明，这家伙抽起烟来是多么没有风度。我的意思是，即使是土得掉渣的烟鬼也是要讲求最基本的尼古丁派头的。

我伸手将正燃着的两支香烟中的一支掐灭——我这是无事找事吧，我想。看到这儿，他便抬头看我，脸色张狂，突然咯咯咯地发笑，然后又突然停止笑声，开始胡说乱讲。斯图尔特的这副又哭又闹的样子，我是很不忍心讲给你听的。接下去他又号啕大哭，就像一个丢了一整套泰迪熊的小孩子。于是，我把迪诺经理叫来，问他这下该怎么办。迪诺对我的态度看上去强硬起来，对我来了一通令人沮丧的拉丁做派，好像在公共场合发飙是他这个餐馆的重要特色，顾客就是为看这个才来这里的，好像斯图尔特是他雇来的大牌演员。他还真的上前安慰起这个身心俱伤的银行家了呢。这时，我立刻点了12杯双份格拉帕餐后酒，看他能不能马上放弃这项义务的安慰活动，去给我们准备餐后酒。点完之后我就悄悄回到了我们的桌子边。你猜怎么着？他完全是阴冷着脸，对我的态度是冷若冰霜。别人还会以为是我惹哭了那家伙。别人还以为是我搞砸了这整个婚宴。

“把那该死的双份格拉帕酒端上来，迪诺。”我喊了起来，这时，我这桌上的一半人，包括可怜的新娘和我混账的岳母，竟然告诉我他们不喜欢喝这餐后酒。“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我大喊。

到此事态完全失控了。餐馆工作人员纷纷走上来，围在斯图尔特周围，好像这餐馆原本是他预定的，整个婚宴已经完全没有了欢庆的气氛，那对偷情的男女也明目张胆地盯着这边看，那几杯餐后酒像便秘似的迟迟上不来：老奥利是什么心情？坦率地讲，他感到自己好像成了一个放了三天的臭鱼头。不过，我天才的机智犹存。我恶声恶气地吓唬一个服务生，叫他赶紧拿来了他们店里最大的桌布。不管别人的反对，我移过来两个帽架，拿来几个空酒瓶做压重物，用刀子在桌布上整齐地划出两个洞。好了：我们做成了一个简易的屏风。那对探头探脑的情人不见了，嘟嘟囔囔的斯图尔特不见了，格拉帕酒上来了!奥利的机智过人的胜利!他开始发挥说笑逗乐的才能，想重新点燃婚宴喜庆的气氛。

这还真差不多成功了。经理脸上的冰霜开始融化了。大家都觉得应该再加上最后一把火，将欢快的气氛推向高潮。我正对着客人们兴致勃勃地讲着长篇的奇闻趣事，这时远远地传来椅子的吱嘎声。噢，天哪，他终于滚蛋了。但是，只不过几秒钟之后，正当我要把故事推向高潮之时，吉莉安尖叫一声，接着就放声大哭。她的脸色煞白，好像看见了鬼一样。她的双眼盯着我刚刚做好的这个临时屏风的顶部。她看到了什么？只有那墙皮斑驳的天花板。她的眼泪似乎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她的脉搏跳动得就像割断了大动脉。

没有人想听我把那个故事讲完。

吉莉安：

一个小丑。一棵大头菜。一个万圣节面具……

[1]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 1867—1931)，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煤气灯下》。

[2]原文为意大利语。

[3]原文为意大利语。

[4]保罗·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 1528—1588)，意大利画家。

[5]原文为意大利语。

[6]原文为意大利语。

[7]原文为意大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