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收拾一下，走人

斯图尔特：

我要走了。这就是我的命。这里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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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三件事我无法忍受。

我不能忍受婚姻的失败。不，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不能忍受的是我这个人的失败。我突然开始关心起人们是如何讨论这些事的。“婚姻失败了，”他们说，“婚姻崩溃了。”噢，这真的是婚姻本身的错吗？听着，我想通了，其实世上根本就没有叫作婚姻的东西，只有你和她，所以不是她的错，就是你的错。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她的错，现在我觉得是我的错。我让她失望了。我让我自己失望了。我没能让她幸福，没能让她永远待在我身边。我没能做到这一点，我失败了，我为此感到羞耻。相比之下，我才不管别人有没有说我的鸡巴不管用呢。

我受不了婚礼上发生的事。她的尖叫声至今还在我的脑子里回响。我不是去坏事的。我只想在现场，悄悄看着他们，也不被他们看见。但一切都乱套了。我怎么能道歉？只好走了。

更令我无法忍受的是，他们竟然说想与我做朋友。如果他们只是说说而已，那就是虚伪；如果他们确实这样想，那情况更糟。都发生这样的事了，他们竟然还说得出这样的话？我的罪过——我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就这样不合时宜地短暂插了一杠——就这样被宽恕了。呃，滚蛋，你们俩。我不会就这样接受你们的宽恕，你们也不会就这样被宽恕，你们听到了吗？我现在已经忍无可忍。

所以，我只得走开。

我唯一放不下的一个人，说来有点儿好笑，是怀亚特夫人。从一开始她就对我坦诚相见。昨天晚上，我打电话告诉她我要走了，同时也为我在婚礼上的所作所为向她致歉。

“别想这事了，斯图尔特，”她说，“你做的或许是对的。”

“您的意思是？”

“或许是这样：如果一开始就是一场灾难，那么等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就不会假装那事原本很完美。”

“您知道吗？您是一个哲学家呢，怀亚特夫人。”

她笑笑，笑得很奇特，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以这样的方式笑过。

“真的，”我说，“您是一个睿智的女人。”

不知怎的，这句话让她笑得更厉害了。我突然意识到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调情高手。

“多联系，斯图尔特。”她说。

她人真好，不是吗？我或许会与她联系的。

奥利弗：

时不时地，总会让人想起，人生有讽刺性的一面，不是吗？这位是斯图尔特，快乐的银行家(《我是快乐的银行家》——为什么以这一行业为题材的歌剧如此之少？我纳闷，我纳闷)，小小的但坚固的资本主义堡垒、市场力量的东奔西走的拥抱者，具有敌意的无形并购者，买入卖出的跑腿者。我是奥利弗，容易轻信他人的、用别针和眼罩投票的自由派，温和的和平艺术马戏团领班，本能地支持弱者反对强者：支持鲸鱼，反对全日本捕鲸船队；支持幼海豹，反对短夹克衬衣的野蛮猎杀者；支持热带雨林，反对腋下除臭剂。不过，当这些相冲突的哲学观念的传播者将注意力转向爱情问题时，一个人突然相信保护主义和垄断委员会，而另一个人则赞成自由市场的天然智慧。猜猜哪个人相信了哪种主张？

这也与啪啪啪有关，与床第之欢有关，与引发了多少焦虑的那根可伸展的小肉棒有关。心之神谕——有多少吟游诗人高唱低吟——最终也是通向床上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我在此必须抵制必胜主义者的高调(尽管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谨慎地注意到：自由市场主义者变成了保护主义者，或许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商品不符合市场要求；有时候，只是像摇晃早餐麦片罐那样摇出哧——咯——哧——咯——哧——咯的声响是不会让情妇心旌摇荡的，那要到太阳下山才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人们呼唤夏日的闪电闪过亚撒哈拉的天空。天上依然还有流星的时候，谁会要带着塑料螺旋桨和拧紧了橡皮筋的飞机模型？人类之所以与低等动物不同，难道不就是因为人类立志高远？

但是，在爱情问题上，如果一个人不可避免地要挥舞一根猎杀海豹的大棒，如果一个人内心的捕鲸船必须被派到南方的海域去执行任务，那么，这也不意味着，当他回到港口之后，一定还会继续做以前那样的野蛮事。可怜的斯图尔特——我依旧向他伸出友情之手。事实上，我给他打了电话。尽管那个意外事故带给我脸上的伤疤至今还在(很好：我是扬扬自得的决斗者奥利，而不是半失业的犯罪受害者奥利弗·拉塞尔)，我还是要连哄带骗地将他拉回正常的生活。

“你好，我是奥利弗。”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这沉默的时间长得有些叫人无法琢磨。接着我听到一句话，无须琢磨：“滚你的，奥利弗。”

“等等……”

“滚你的。”

“我能想象……”

“滚你的滚你的滚你的。”

有人还以为我打电话给他是为了向他道歉，你以为是我毁了他的婚礼？那个老水手[1]没有能挡住斯图尔特的路，斯图尔特就这样到了教堂，还尾随我们到了餐馆。你知道，我真该找警察把他抓起来。警官，您发现那边那个老家伙了吗？他一直缠着别人说话，说什么要淹死一只海鸥。麻烦您马上赶走他，最好叫他在纽盖特监狱[2]待上一夜，听凭女王陛下发落。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可我竟得到了这样的回报——一连串的“滚你的”犹如意力士牌滴耳药直灌耳膜。如果知道这部电话机——从中不断传来滚蛋声的这部电话机——不是别的电话机，正是那部外面罩着亚黑色外皮套的便携式电话机，正是我用来向他妻子表白的那部电话机，这一切就显得尤为粗鄙了。要是我的朋友不急于挂断电话，在电话线上多停留片刻，我也许就会与他分享这个高妙的讽刺性故事了。

当然，我没有拨斯图尔特的——她的——号码!我只是按下了那个神圣的、永远不会忘记的1号键!——完全是我主动按下的。有的时候，一件高尚事件的诞生，往往需要女助产士的协助。是吉莉安建议我给斯图尔特打电话的。

顺便说一句，你不要误解了吉莉安。我从没有想过，在梦到她的时候，要对着光线举起彩色幻灯片。只是因为她比我厉害。我向来就知道这一点。

我喜欢这样。用丝线将我绑起来吧，求求你。

吉莉安：

奥利弗说斯图尔特不想与他说话。我也给斯图尔特打了一次电话，他接了。我说：“我是吉莉安。”我听到一声叹息，他就挂断了。我不能怪他，对吗？

斯图尔特接手了我们的房子属于我的那份按揭。财产分割是很公平的。你知道斯图尔特是怎么做的吗？他做了一件让我吃惊的事——让我吃惊的别的事还不少。我们同意离婚的时候——更准确地说，他同意和我离婚的时候——我说我讨厌让律师到我们的家里来决定财产如何分割，谁拿什么谁不拿什么。离婚的事本来就已经够让人痛苦的了，再让律师介入，让我们为每一个便士吵得不可开交，这只能让事情更糟。你知道斯图尔特怎么反应？他说：“我们何不让怀亚特夫人来裁决呢？”

“妈妈？”

“我相信她比我见过的所有律师都更公平。”

这不是太超乎寻常了吗？她来了。我们告知律师我们达成协议了。法庭批准了。

还有一件事。我们离婚与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不想把细节讲出来，我只想这样说：如果有人认为他或她没能在性生活上得到满足，那么，他或她只会更加努力地去做爱，不是吗？反过来，如果他或她认为性生活非常完美，那么，他或他可能变得懒一点儿，甚至不愿意多做爱。所以对旁人来说，这两者的差别并不大。只要夫妻双方认为是好的，就行了。

我搬出去之后，斯图尔特说我可以继续使用工作室。他也不愿收我租金。奥利弗不喜欢这样，他说斯图尔特也许会打我。他当然没有打我。

分割财物的时候，斯图尔特一定要让我把妈妈送给我们的玻璃杯——或者说是剩下的几个玻璃杯——都拿走。本来一共有六个，现在只剩下三个了。真好笑，我不记得自己打碎过啊。

怀亚特夫人：

婚礼上吉莉安的礼服出了问题，我很后悔。我不是存心想让吉莉安难受。但她的想法太荒谬了。岂止荒谬，简直傻得不能再傻。两次结婚都穿同一套礼服——你们谁听说过？所以，有时候做母亲的就要拿出做母亲的样。

婚礼是一场灾难。真的不夸张，什么都乱套了。我不能不注意到，香槟酒不是产自香槟地区。一开始吃的那些黑黑的食物，拿到葬礼上吃可能更合适。斯图尔特再来添乱。灾难，真是灾难。最后，奥利弗一定要给我们点意大利的消食饮料，这样的东西或许你用来擦到生病孩子的胸口还差不多。放到你肚子里？绝对不行。要我说，这婚礼完全是一场灾难。

瓦尔：

我说他们就一年。我是说正经的。我愿意打赌。你出多少？10镑，50镑，100镑？我就说一年。

听好了，如果斯图尔特，这个天生的好丈夫和这厉害的泼妇——她可是能捏碎男人的蛋蛋呢——只过了那么几天，那么奥利弗这个家伙能搞多久？没钱，没前途，还是一个酷儿。这场婚姻能维系多久？说不定哪一天他在床上会把她喊成斯图尔特。

还有……

奥利弗和斯图尔特：

出去。

把那婊子赶出去。

快。

出去。

出去。

出去。

瓦尔：

他们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让他们这样对我。我一样是有权利的……

奥利弗和斯图尔特：

出去。要么她出去，要么我们出去。出去，你这个婊子。出去。要么她，要么我们。

瓦尔：

你知道这是完全违反规则的吗？

我的意思是，你知道现在你在干什么吗？你知道这可能会酿成什么后果吗？你考虑过后果吗？这是队员的权利。嘿，你——你难道不是想做经理吗？你难道不是想完全掌控这个球队吗？

奥利弗：

你有围巾吗，斯图？

瓦尔：

难道你还看不清现在的形势吗？这是在直接挑战你的权威啊。帮帮我，求你了。如果你帮我，我就告诉你他们的勾当。

奥利弗：

我去抓住她，你堵住她的嘴。

斯图尔特：

好的。

瓦尔：

你们太变态了，知道吗？你们俩，太——变——态——了。

斯图尔特……

奥……

奥利弗：

呜呼。真好玩儿。被制服的瓦尔达。呜呼，呜呼。

斯图尔特，看……

斯图尔特：

不。

奥利弗：

就像过去那样，不是吗？就像过去那样，你还记得吗？《祖与占》？

斯图尔特：

滚，奥利弗。

奥利弗：

我拿回你的围巾之后，我可以把它转送给别人吗？

斯图尔特：

滚开，奥利弗。

如果你再张嘴说话，我……

滚，快滚。

奥利弗：

我最近在看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瓦尔刚刚的闹剧让我想起了回忆录的前几页，作曲家在那里写道，他将尽可能只写真人真事。肖斯塔科维奇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结识了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他将尽量诚实地记录这些人和事，而不去加以捏造或歪曲：他的回忆录将成为一个目击证人的一份证词。很好，太好了。接着，这个被低估的讽刺家继续写道，我在此原文引述：“当然，我们俄罗斯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他撒起谎来就像一个目击证人’。”

这正是瓦尔的写照。她撒起谎来就像一个目击证人。

还有一个脚注，或者说这也是斯图尔特或许愿意讨论的问题——如果他心情好，愿意为我腾出时间的话。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歌剧《麦克白夫人》中写道：“这部歌剧也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如果这个世界不是充斥着那么多邪恶的事，那么爱情又会怎么样？摧毁爱情的正是邪恶。还有法律、财产、经济的忧虑，以及警察国家。如果情况不一样了，那么爱情也会变得不一样。”说得没错，情况改变爱情。那么如果出现了极端情况，比如斯大林主义的大恐怖，又怎么样呢？肖斯塔科维奇继续写道：“人人似乎忧心如焚：爱情会怎么样？我认为，爱情将永远是那样，给人的感觉似乎永远是，爱情的末日就要到了。”

试想一下：爱情之死。这是可能发生的。我想告诉斯图尔特——你知道我给你颁发了一张市场力量和爱情学的博士文凭，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张文凭究竟有多少意义。这不过是一个重奏，真的。现在我意识到我明白了一些事理。“如果情况不一样了，那么爱情也会变得不一样。”说得很正确，相当正确，只是我们对此所做的反思太少。爱情之死：这是可能的，这是可以预想的，我真受不了。“见习军官拉塞尔，你为什么想加入这个团？”“我想为爱情缔造一个安全的世界。我正是这么想的，长官，我正是这么想的!”

戴尔夫人：

那个年轻人住在这里的那些日子我很开心。当然，他爱说谎，谎话张嘴就来。另外，他还欠我最后两周的房租，他本来说好会寄来的。

如果你问我，我得说他是有点儿疯疯癫癫的。我老听见他在房间里自言自语。他的确谎话连篇。我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电影编剧。他从不把自己的车停在街上。你觉得他到底有没有艾滋病？他们说得了艾滋病，人就会发疯。那样可能就解释得通了。不过，他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他走的时候，问我是否可以从外面的树上砍点东西带走。做个纪念，他说。于是他拿走了智利南美杉的一些枝叶。

吉莉安：

斯图尔特要走了，我想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有时候我想我们也应该离开这里。奥利弗总说他要一切从头开始，但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个城市，依然干着这同一个工作。也许我们也应该离开。

奥利弗：

当然，测试结果是阴性。我知道肯定会是阴性的。你真的没有为我担心，是吗？不好意思，我真的感动了。要是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一知道结果就会马上告诉你的。

怀亚特夫人：

你问我对他们俩怎么看，斯图尔特与奥利弗，我更喜欢哪个？我不是吉莉安，问题就在这里。她对我说：“我想，我知道了被人爱是什么感觉，但我不知道被人喜欢是什么感觉。”我说：“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拉着长脸呢？”就像你们英国人说的，如果你拉着个长脸，那么连风向都会改变。

真是世事难料——事情从来不按照你希望的那样发生。和别人家的母亲一样，我也会偏心自己的女儿。我第一次见到斯图尔特的时候，以及之后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就在想，看你敢伤害我的女儿。他每次坐在我面前，就像在接受医生、小学校长或别的什么人的盘问一样小心翼翼、规规矩矩。我记得他的皮鞋总是擦得油光锃亮，每当他觉得我没有注意他的时候，他便眼睛向下看看皮鞋，不让皮鞋蹭到什么地方。他非常急切地想讨得别人的欢心，我的欢心。我觉得这是很让人感动的，当然我也有一点儿抗拒。是的，你现在很爱她，我看得出来，是的，你对我彬彬有礼，把皮鞋擦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希望再等几年看看。当周恩来被问到怎么看待法国大革命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的时候，他说：“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这也是我对斯图尔特的看法。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年轻人，也许有点儿迟钝，但赚的钱足以养活吉莉安，这是个不错的开始。但是，如果说我在审视他——就像他以为的那样——那么，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的：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过几年再看不迟。所以，我在等待，我在观察。我从来没有这样反过来问自己：如果我的女儿伤害了斯图尔特，该怎么办？所以你看，我不是一个那么睿智的女人。就像那些堡垒，他们把所有的枪口都对准那个方向，以为敌人就从那里发起进攻，结果敌人从后门发动攻击，城堡失守了。

现在吉莉安与斯图尔特离婚了，跟了奥利弗，我对此怎么看？奥利弗认为把皮鞋擦得亮不是讨得我欢心的最好方式。相反，他的一举一动让人感觉到，要让我不喜欢他，那是不可能的。他办事说话的样子就好像我们早就彼此熟悉了一样。他对我说，哪种英国鱼做浓味鱼肉汤最好，可以替代我无法买到的地中海鱼(他首先都没有问我是不是喜欢浓味鱼肉汤)。我想他是在以某种方式与我调笑吧。他从来都没想过我会阻止他拆散吉莉安与斯图尔特的婚姻。他想——我该怎么说呢？——他想让我分享他的一部分幸福。这说来怪怪的，却也感人。

你知道几天前他对我说什么吗？“妈妈。”他说。他不称呼我怀亚特夫人，自从他拆散吉莉安与斯图尔特的婚姻之后，就这样称呼我了，他这样叫我，我总觉得有些怪异。“妈妈，您为什么不让我们给您找个丈夫呢？”

吉莉安盯着他，好像他说了什么最不该说的话，也许是吧，但是我不介意。他说得是有点儿轻佻，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要是没有遇见我的女儿，他就会向我求婚。多不要脸？是的，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讨厌他。

“我想我不会再结婚了。”我说。

“一个蛋就够了？”他说，对着自己讲的这个笑话咯咯地笑了起来。这算不上什么好笑话。吉莉安也笑起来，笑得很厉害，我没想到她竟然这么会笑。他们忘记了我还在这里，这一会儿把我忘记了——这倒也是一个好主意。

你要知道，我想我不会再结婚了，噢，但我没说我不会再爱上别人了。这是两码事。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每个人对爱情都是没有抵抗力的，除非你死了。但是婚姻……我要告诉你我对婚姻的看法，毕竟我与戈尔登过了这么多年，不管你们怎么想，那大抵是很幸福的时光，我要说，我与别人一样幸福。我对婚姻的结论是：你一直与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你就会慢慢地丧失使他们幸福的能力，而你对他们造成伤害的能力丝毫不减。当然，反之亦是如此。

这个看法不乐观？可是，一个人的乐观只在别人眼里，不在自己眼里。啊，你会说——奥利弗肯定会说——这只是因为你与戈尔登生活过，他让你备受折磨，人生对你不公，所以，爱情啊，你得让它再来一次。这不只是因为与戈尔登生活过，我才有了这样的婚姻观：我看过太多太多形形色色的婚姻。我开诚布公地告诉你吧。如果人生只给你展示过一次真相，那么你还可以忍受这样的真相。这样的真相就不会压迫你，在这样的真相旁边你仍然可以打上问号。但是，如果同样的真相向你展示两次，那么，它就会压迫你，让你窒息，这竟然是真的，两次都是真的，我就不能忍受。所以，我就要离那个真相远远的，离婚姻远远的。一个蛋足够了。你们英国人还怎么说？不打破蛋，怎么能做蛋卷？所以，我不要蛋卷。

[1]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在1789年发表了长诗《老水手之歌》，诗中写道，一位出海多年的老水手上岸后拦住一个正赶路去参加婚礼的男人，对他讲海上传奇故事。

[2]曾是伦敦最重要的监狱，位于老贝利街和纽盖特街交会处，由伦敦老城西边的旧罗马城门改建而成，1188年开始使用，1902年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