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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航渡路上的电影明星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在上海电影译制厂所译制的很多译制片的演职员字幕表里，其中一大半是上影厂的演员。从历史沿革来看，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是不折不扣的“兄弟单位”，因为上译厂的前身是上影厂翻译片组，与演员剧团同属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直属二级部门，直到1957年4月1日，翻译片组才独立出来成立了“上海电影译制厂”。所以，这两个单位无论从血缘上还是从合作关系上都是紧密相连的一家人。
之后，虽然上影厂演员参与译制片工作的人数和频率没有以前多了，但直到1990年代，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之间的纽带一直维系得非常紧密，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于上译厂第一代配音演员中的大部分人是话剧和电影演员出身，而且后来第二代配音演员中也有如童自荣、乔榛、杨成纯、孙渝烽、曹雷、程晓桦、严崇德、翁振新等相当一部分人是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的毕业生，并且当年不仅有大批上影厂演员来上译厂配音，上译厂的一些配音演员也会不时出现在上影厂拍摄的电影里（如1960年代初毕克参加《51号兵站》的拍摄，1970年代末邱岳峰参加《傲蕾·一兰》和《珊瑚岛上的死光》的拍摄，乔榛参加《珊瑚岛上的死光》的拍摄，而孙渝烽更在1980年代后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楚天风云》等二十余部影视剧的拍摄并担任重要角色）。
说到这些“两栖演员”，我们就必须首先提到表演艺术大师孙道临。孙道临先生不仅是表演艺术大师，他其实也是配音艺术大师，是一位在影视艺术领域里无论放在哪儿都不会被埋没掉的“天皇巨星”。孙道临不是一个上译厂的“替补队员”，而是一位能够担纲难度大、分量重的角色的伟大配音艺术家，他配的《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一角所建筑的语言艺术高度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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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认识孙道临先生。从万航渡路时代开始到永嘉路时期，我不仅经常在上译厂见到他，而且也时不时在他位于淮海中路1842—1858号武康大楼的住宅里见到他。由于当年我父亲的老师、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王人艺先生（王人艺：1912—1985年，著名电影演员王人美之兄，著名作曲家聂耳的小提琴老师，曾培养过包括潘寅林、颜陵、陈新之、钱舟等一批优秀小提琴家）就住在孙道临先生隔壁，而且他们两家共用一扇走廊总门。在我小时候，我父母经常带我去王先生家玩，那时我们一出大楼电梯，我总是急急忙忙地跑在前面，抢着去按走廊总门外的门铃，却又每每按错，而此时出来开门的就经常是孙道临伯伯。他一开门总是笑眯眯地说：“又是你！”接着随后赶到的妈妈总是先跟孙先生道个歉，然后两人会站在门口再聊上几句。后来我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进入上影厂工作后，我跟孙道临先生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在那几年里，我早晨上班时经常会在上影厂斜土路四号门附近见到从15路电车上走下来的孙伯伯，有时他手里会拿一副大饼油条，边走边慢条斯理地吃着，而孙伯伯在厂里见到我时总是亘古不变的那句开场白：“最近怎么样？妈妈好吗？”后来在出国前我妈带我去武康大楼见孙伯伯，请他给我写封英文推荐信，孙伯伯一口答应，还认认真真地就信里的遣词造句跟我推敲了半天。后来他每次去香港都要与我妈妈见面叙旧，一起回忆早年他们一起工作时的情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伯伯是1999年在上海虹桥机场一号航站楼出发层的入口处。我当时是某跨国公司驻上海和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经常搭飞机穿梭于京沪两地，而那次恰好遇到孙伯伯与秦怡阿姨一起飞郑州参加活动。那天早晨我在虹桥机场航站楼前一下车就看到他们俩正站在入口处说着话，当我走上前去跟他们打招呼时，没想到孙伯伯一开口居然还是那句老台词：“最近怎么样？妈妈好吗？”
从《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片目录》上可以看到，在几乎贯穿整个1950年代的漫长时间里，大量影片的配音演员名单上曾频繁出现过孙道临、舒绣文、上官云珠、张瑞芳、程之、仲星火、舒适、陈述、中叔皇、韩非、朱莎、林彬、高博、齐衡、张伐、梁波罗、天然、张鸿眉、温锡莹、方伯、史原、奇梦石、关宏达、李纬、凌之浩、董霖、阳华、周伯勋、崔超明、夏天、于明德、张莺、孙景璐、宏霞、李浣青等当时在观众心目中如雷贯耳的上影厂演员的名字。在那些年里，译制导演的名单上也出现了孙道临、冯
、傅超武、高正、韩非、叶明［叶明（1919—2000年）：原名王怡名，中国著名电影导演。生于北京，1938年进上海大同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41年上海沦陷，他在上海各剧社演出了许多话剧并得到观众一致好评。1946年导演桑弧约他加入文华影业公司当演员，从此开始表演生涯，并在影片《假凤虚凰》中担任重要角色，成为他表演生涯中一部重要的作品。1947年在拍《好夫妻》时担任导演洪谟的助手，后以副导演身份参加了多部影片的拍摄。叶明后来在黄佐临大师帮助下进入导演行列，1951年黄佐临将影片《光辉灿烂》交与他独立导演，后他还与陈西禾共同导演影片《家》。1959年，叶明导演了中国第一部舞剧艺术片《宝莲灯》，此片跻身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之列，同时该片与《五朵金花》《冰上姐妹》成为出口第三世界国家数量最高的影片。1961年叶明又导演另一部舞剧影片《小刀会》。1962年他还曾协助谢晋改编《大李、小李和老李》电影剧本。叶明先生是我国电影导演史上一位硕果累累的艺术家，而他也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时的恩师。在他的指导下，我在电影导演专业学习过程中受益良多。当年我出国前曾想求谢晋导演写一封推荐信，但由于胆小而不敢开口，结果叶明老师不顾自己身体虚弱，亲自挤42路公交车到上影厂，找到他的老友谢晋。谢导当即允诺，还感叹道：“潘争要推荐信，让他自己找我不就行了嘛！还要请你出马。你这个老师做得真是够可以的。”之后，谢导留叶明老师午餐，然后派车将他送回长乐路家中］、蒋君超（上影厂导演，著名演员白杨之夫）等上影厂导演和演员，真可谓是“精诚合作，亲如一家”了。另外，在查阅《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片目录》时我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史实：在上译厂1959年译制的苏联电影《红叶》的配音演员名单上甚至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中国这两大配音机构的演员所组成的联合配音班子，那部片子的翻译是叶琼（上译厂），导演是胡庆汉（上译厂），配音演员包括毕克（上译厂）、贺小书（长影厂著名演员）、胡庆汉（上译厂）、向隽殊（长影厂著名配音演员，曾为影片《蝴蝶梦》《流浪者》《人证》《静静的顿河》《冰山上的来客》等四百余部中外电影配音）、邱岳峰（上译厂）、车轩（长影厂著名配音演员，曾参加《攻克柏林》等两百余部电影的配音）、张玉昆（长影厂著名配音演员，曾为电影《百万英镑》里由美国老牌电影明星格里高利·派克扮演的角色亨利·亚当配音）。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只要是上影厂演员一来，上译厂万航渡路大院的演员休息室里就比平常显得热闹许多，这些叔叔阿姨在配戏的间歇就会聚在演员休息室里或在阳台到录音棚的铁制扶梯下高谈阔论，聊到开心处他们还会哈哈大笑。当年孙道临、朱莎、高博、温锡莹、康泰、中叔皇、吴文伦是我在万航渡路时期最常见到的上影演员。那时我感觉上影厂演员的性格明显要比上译厂配音演员来得活跃，而相形之下配音演员就相对比较沉默。在采访中吴文伦叔叔也证实了这点，他说那是因为电影演员的性格本来就活跃一些，而且这是一个很念旧、很讲感情的群体。由于上影厂不坐班，因此当他们被借到上译厂配戏时，那些平时不太见面的老朋友能在那里碰头了，这样大家都很高兴。后来到了19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在上影厂当助理导演时，有一部影片的导演想请中叔皇老爷子出山演个小角色。因为戏份就几个镜头，导演不好意思自己去请，生怕给他这么小的角色会被拒绝，于是就问我：“哎，你跟中叔皇熟吧？”“熟呀。”导演狡黠地一笑：“熟就好，你就跑一趟去请他吧。”于是在当天下午我就骑车去了位于上海市西区愚园路上的中叔皇家。老爷子见了我挺高兴，问候之后，我直接说了来意并讲明戏份很少，不料中叔皇却毫不在意：“好呀，本子拿来让我看看。”1987年夏天，当时读大一的我第一次在上影《古币风波》摄制组实习，老牌大明星舒适老先生在那部戏里出演一个也就不超过二十个镜头的配角。在影片拍摄期内，每天第一批演员需要在早晨5点开始化装。由于我那时还是个实习生，且导演组里就数我最年轻，导演就安排我跟班早晨化装。有一次通告安排舒适老爷子拍次日早晨第一场戏，于是我在凌晨4点半就赶到厂里，那天我本以为自己已经来得够早了，岂料刚进化装室就看到舒老爷子已经身板笔挺地坐在化装镜前了，而他年轻时在影片《红日》里所饰演的国军名将张灵甫的那种帅气依然清晰可见。由于时间尚早，摄制组的化装师还没到，见我进门后愣在那儿，舒老爷子冲我微微一笑，我就赶紧毕恭毕敬地趋前向他问好。就这么一次，舒老爷子可算是让我彻底服了！打那儿以后，无论是在上影厂实习还是后来正式在上影厂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拍戏时就没有迟到过哪怕一次。回想起来，那次舒老爷子的确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几年前我也曾抱着玩票的心态参与过电影拍摄，也去过一些剧组探班，经常见到现在的一些年轻小演员，不但技艺不精，而且还“口气比力气大”，整天端着一副比他们实际名气大得多的明星架子，动辄耍大牌。每次看到那些小字辈，我就会想起当年舒适先生等老艺术家的严谨和平易，也就不由自主地会在心里发一句鲁迅小说《风波》里九斤老太的感慨：一代不如一代！
万航渡路上的电影明星
前排左起：胡庆汉、柯刚、姚念贻、张同凝、苏秀、陆英华、陈述
后排左起：刘琼、高正、毕克、周伯勋、董霖、关宏达、张捷、邱岳峰、杨文元、傅超武、程引、周起、富润生、潘康、程之
吴文伦是上影的老演员，从1960年代初开始他曾在上译厂、上影厂及上海电视台参与了几十部电影和电视剧的配音工作。吴文伦配的著名角色有美国电影《乱世佳人》中的白瑞德、法国电影《沉默的人》里面的沙先生、日本电影《生死恋》中的野岛、美国电影《达·芬奇密码》中的天主教影子议会议长以及动画片《功夫熊猫》中的乌龟大师，此外他还参与了经典译制片《橡树，十万火急》（罗马尼亚，1978年）、《华丽家族》（日本，1978年）、《金环蚀》（日本，1979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朝鲜，1979年）、《姿三四郎》（日本电视连续剧，1981年）、《新干线大爆炸》（日本，1992年）、《戴罪立功》（意大利、美国，1995年）、《恐怖地带》（极度惊慌）（美国，1995年）、《巴顿将军之死》（美国，2004年）、《碟中谍3》（美国，2006年）的配音工作。早在1962年，当时还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二年级学生的吴文伦就有幸被借到上译厂参加配音，而他参与的第一部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片目录》登记在册的译制片是在1976年译制的、编号为“特内11号”的英国电影《绑架》。该片由黄佐临先生翻译，译制导演是孙道临先生和戴学庐。紧接着，他又参加了日本电影《生死恋》（卫禹平执导，与刘广宁和乔榛合作）和由黄佐临先生翻译、孙道临先生和李成葆执导的另一部意大利电影《醒目狗救主擒凶》（与丁建华合作）的配音工作。
说到配音，吴文伦叔叔就情不自禁地提到了陈叙一。1977年，他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由老厂长亲自翻译和执导的英国电影《福布什先生与企鹅》中为戏中的唯一主角配音。一个配音新人在陈叙一亲自指导下在一部只有一个角色的戏里全程跟老厂长一起工作的经历让吴文伦获益匪浅。在1962年，当吴文伦第一次跨进上译厂万航渡路大院的大门时，里面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简陋而新鲜。他在上译厂参与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影片《鬼魂西行》，那部戏的翻译是舒适先生的第一任夫人慕容婉儿（病逝于1970年），由老导演时汉威执导。由于那时电影专科学校正在排练实习作品《青春之歌》，而吴文伦在里面也有角色，这样他就成了两头都要的“香饽饽”，忙得不亦乐乎了。由于这是吴文伦参加的第一部译制片，所以他的戏并不多，但从那时起他就进入电影译制片这扇大门了。作为一个二十挂零的大学二年级学生能够被借到上译厂，即使在当时既无酬金也无津贴，连客饭也欠奉的条件下，吴文伦还是觉得很得意，因为上译厂能请他就说明了他手里“有玩意儿”。
到了上译厂后，吴文伦跟上译厂的老演员们一见如故，他们没拿他当外人，而他更没拿自己当外人，大家相处得非常和谐。一个小青年和一群四十多岁事业有成的配音演员能够那么相处本身就不太容易，用吴文伦的话来说这就是“文化”，而且越是有文化就越是和谐。据吴文伦的回忆，当年万航渡路大院里的演员休息室里中间有一张大桌子，周边围着一圈木椅子，靠窗一字排开摆着几张破沙发，都是让组里的女士们坐的，而男士们都是“做苦力”。其中令吴文伦印象最深的是富润生，他好像有瘾似的整天没完没了地修理演员组里那几张破藤椅（也就是因为如此，直到1980年代，那几张藤椅还完好无损地摆在上译厂永嘉路大院的演员休息室里），而于鼎总是在忙着装订剧本。有时他会把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带到厂里上班，吃饭时尽把好吃的让给她吃。下午他妻子有时会进厂里的女浴室洗澡，之后就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了，急得于鼎在女浴室门外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还得请女同事把她骗出来。另外整个演员组里数胡庆汉最爱干净，大家总见他在演员休息室里抹桌椅，做清洁工作。至于打开水的活儿就由邱岳峰全包了，他经常双手提两个热水瓶从楼下水房往楼上的演员休息室打水。吴文伦说当年这些男演员把同组的女士们照顾得很好，吴叔叔跟我妈妈同岁，他形容我妈年轻时经常“往破沙发里一坐，也不太干活，嘴里还
里唆地发牢骚，一百个不满意的样子”，一副大小姐做派。而那时演员组另外一个固定坐破沙发的人是赵慎之，只要她们几个在，别人就不会坐那几个单人沙发。那时候，伍经纬、严崇德、苏秀三人总是聚在一起旁若无人地聊天，相对而言毕克就比较沉默寡言，虽然他偶尔也参与聊天，但总是感觉他老是不大痛快。吴文伦说那年头胡庆汉老是被陈叙一拿出来抓典型，好在胡老汉是个老好人，整天嘻嘻哈哈地也并不在乎。他其实也很卖力，上班前老是帮大伙儿打开水，可就因此经常迟到个几分钟。要知道陈叙一的规矩是一到早晨8点上班铃一响就要放片子的，大家之前就必须各就各位准备好，而胡老汉却经常是提着水瓶踩着点到，因而他就又要挨陈叙一骂了：“打水早点打呀！”胡庆汉嗓子好，朗诵“大跃进”的诗尤其有力，但他是安徽人，发音有个“犲狀”和“犲狀犵”不分的毛病。有趣的是给他纠正发音反着说就对了，也就是朝错的地方去纠正他，他接下来就说对了。尽管当时万航渡路大院的环境简陋，但那些老演员还是很有生活情趣。李梓在厂里养的龟背竹长得很茂盛，而邱岳峰也把他的文竹和三片叶子伺弄得非常好看。
吴文伦说他自己第一次配戏的时候语言是没问题的，但技巧不够，业务也不熟悉，跟不上大家的节奏。他在棚里横一遍竖一遍地就是过不了，导演不满意，但为了照顾一个临时借来的年轻学生的自尊心，导演又不大好意思训他。就在这令人尴尬的状态下，于鼎说了句“跟我走”，就把吴文伦带到旁边的小放映间里去“开小灶”了。在小放映间里，他在于鼎的悉心指导下把台词反复排了几遍。由于他天资聪慧，多练了两遍就已感觉得心应手了。从那儿开始，吴文伦就慢慢进入状态了，他悟到其实所谓的“技巧”必须是从人物出发，而他一开始时的认知是有问题的，而从此以后这就成了他的基本功了。艺术领域里的规则是演员有本事就有导演找你，没本事就得靠边站。这听上去很残酷，但这就是现实。上译厂搞内参片的阶段，上影厂演员剧团去上译厂配戏的演员很不少，但不知为何一直轮不到他。就这样吴文伦在奉贤上海电影系统五七干校一待就是四年。从干校开办一直干到关门，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等于又上了四年大学”。后来，直到1976年上译厂准备配日本电影《生死恋》时，李梓才又找了吴文伦，问他：“你看看野岛谁配合适？”当时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野岛嘛，电视导演，长头发，人长得帅，童自荣配合适。”李梓当时没作声，过了没多久，执导这部影片的卫禹平就通知吴文伦来配男二号野岛，于是他就跟我妈进行了首度合作（在那部片子中，我妈为由日本女明星栗原小卷饰演的女主角仲田夏子配音），而这部戏的男主角大宫雄二由乔榛配音。吴文伦形容这部影片本子好、台词好、演员表演也好，准确而不夸张，他觉得这戏配得很舒服，让他回味无穷。说完这话，他忍不住又发了句牢骚：“现在哪有这种戏，没这种戏了，也没这种修养了。”
从《生死恋》之后，吴文伦再次开始了他的译制片配音生涯。在之后的两年里，他先后参加了《醒目狗救主擒凶》《福布什先生与企鹅》《华丽家族》《橡树，十万火急》《光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等影片，成为1970年代后期以来上译厂配音最多的上影厂演员。1979年上译厂译制由胡庆汉和伍经纬执导的罗马尼亚电影《光阴》，由于戏里人物较多，导演就让吴文伦兼了好几个角色，而他也不挑食，叫配什么就配什么。影片译制完成鉴定的时候陈叙一来了，其实平时鉴定大家说话也就是过过场，主要是请老厂长发表观点。那次陈叙一一开口就问：“这是谁配的？”吴文伦心里一惊，只听导演胡庆汉回答道：“吴文伦配的。”陈叙一严肃地说：“词儿是说清楚了，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老厂长说完停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话：“不怪演员，导演用人不当！”吴文伦感慨道：“老头啊，真是当家的，不仅艺术上当家，就连气温不到三十五度不能开空调他也要管，总是背着手到处巡查。他又不是共产党员，但作为领导他非常严格，同时也平易近人，并不高高在上。”陈叙一离休后有段时间在上影厂演员剧团当顾问，当时剧团把美国大片《乱世佳人》的译制任务从上海电影资料馆弄到他们那儿译制，就由陈叙一翻译剧本，老演员高博执导。吴文伦说那个本子搞得非常有味道，语言传神。有一场戏原文里白瑞德跟郝思嘉说“那我们做个游戏好了”，可陈叙一就不那么翻，他把这句话翻成“那我们结婚玩玩好了”。之前在搞《猜一猜谁来吃晚餐》时，邱岳峰配的丈人有一段长达十分钟的台词，大意是“你们要扛得住。我不反对你们，我支持你们的爱情。但你们要注意，以后你们走出去后边一定有人会指指点点，到时候你们两个人就转过头去告诉他‘去你妈的，关你什么事’！”。后来在鉴定的时候陈叙一发表了他的观点：“这词不是‘去你妈的’，‘去你妈的’没劲，应该是‘
你妈的，关你什么事’！否则戏就不到位，配得再好也不行！”那天黄佐临先生也在场，而这样的翻译片工作就令人非常愉快。在《乱世佳人》开始正式配音之前，陈叙一还送了参与配音的上影演员们每人一句话：“最后告诉你们啊，朱莎呢，你嘎嘣脆就可以了，吴鲁生你好好说话，吴文伦你别玩帅。”后来吴文伦理解了，老厂长指的这个“帅”不是真指语言处理上的帅，如果那么处理就“飘”了。不过他倒是觉得老厂长很帅，吴文伦指的那个“帅”并非是指老厂长穿得时髦，而是老厂长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气质。在吴文伦的眼里，陈叙一穿着很考究，大大方方，绝对不俗。冬天一袭中式丝棉袄，戴一条围巾，颇具风采，这点与我对老厂长的印象倒是不谋而合。后来电影资料馆的一个导演问吴文伦要陈叙一搞《乱世佳人》时的导演本手稿，可惜吴文伦当时没保存下来。“那词翻得真好！”说到这里，吴文伦不禁长叹了一声。
我从小就与吴文伦叔叔非常熟悉。我小时候他家就住在长宁区天山路附近，而我们家住在同区的新华路上，所以当年他从位于武康路上的上影厂演员剧团下班回家必定会经过新华路。在我的记忆里他当年总是打扮得很精神。夏天上身一件雪白的衬衫，下面一条深色西裤，脚蹬一双皮凉鞋，骑着自行车从新华路一路由东向西飞驰而过。我有时在阳台上见到他骑车过来就会叫他一声，吴叔叔也会向我挥挥手。有一天下午，突然天降大雨，当时我放学后正在家做功课，忽然间吴叔叔冲了进来。只见他浑身湿透，淋得像落汤鸡一样，赤脚，手里拎着双皮鞋，平素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乱成一团。他狼狈地跟我说：“好大雨，让我躲会儿。”我连忙倒了杯热水给他，他就这么一边脱下湿衣服搭在椅背上晾着，一边坐下跟我聊天，一直待到雨停之后方才离开。吴叔叔也曾跟我谈起往日的情景，他经常在下班路上看到我妈在我家沿街二楼的西班牙式小阳台上站着，我爸在里面练琴，说“那穷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听到他这句话，我不禁联想到鲁迅小说《风波》里的一段情节：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九斤老太的话。这时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还是死的好。立刻就要吃饭了，还吃炒豆子，吃穷了一家子！”我们家当年在新华路上海市文化局宿舍大院的日子可并不是如他所见的那么浪漫滋润。可见我们眼里所看到的别人的生活与那人实际的生活终究是有些不同的。
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觉得把吴文伦搁在上影厂演员剧团是放错了地方，但他自己却否认了这一点，因为那时他一直梦想成为电影明星。吴文伦经常会跟我妈提起一个关于他为何不进上译厂的故事，说当年还在万航渡路的时候，邱岳峰一天到晚喜欢提着热水瓶去打热水。有一回，吴文伦跟邱岳峰一起上楼。走到一半楼梯时，手里提着两个热水瓶的邱岳峰忽然开口低声说了句：“吴文伦，快过来吧，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儿了。”他的意思是提醒吴文伦赶紧打报告要求调到上译厂来工作，可惜当时还满心火热地想着当电影明星的吴文伦并没接邱岳峰的茬，他低着头，眼睛里看到了邱岳峰那天穿着一双凉鞋，鞋尖部露出一堆挤做一团的脚趾……这个场景他一直记到了现在。
由于与上译厂合作多年，吴文伦与很多老演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他的印象里，李梓平时话不多，戏好，路子正。虽然她并没有上过什么艺术院校，但工作起来却非常专业。作为山东人，李梓虽然说话不唆，但她高兴起来时还是挺能聊的。苏秀在专业上很有想法，喜欢做文章，搞学问。童自荣有玩意，是不折不扣的配音王子。他的同学杨成纯，虽然在学校里并不拔尖，分配到上译厂后一开始也只是个话筒员，但他非常勤奋，后来把自己的嗓子用得很扎实老到。总之各有各的风格和套路。吴文伦和李梓、赵慎之等老太太关系非常好，以前经常被她们叫到家里去吃饺子。他们三个都是北方人，李梓擅长做北方风味的饭菜，不多花钱还好吃。早年由于李梓家的住房面积较小，不方便招待客人，后来她搬到了新华路新居后条件大大改善了，有了独立的客厅，于是大家就经常去做客吃饭了。据吴文伦爆料，赵慎之老太太晚年时的老伴儿还是由他牵的线。当时赵老太独自住在虹桥路上一栋房子的二楼，有个老先生住在三楼，他俩经常能打个照面。由于当时老太太单身，吴文伦就经常去看她，当知道这楼上楼下的两个老人一来二去已经对上眼，但又不好意思彼此说破时，吴文伦就招呼他们二位一起吃了顿饭，并当场对他们说：“以后你们俩就可以一道吃饭了。”就这样，两位老人的恋情就这么公开了。据吴文伦说，那个老头人不错，与赵老太太感情也很好，这段黄昏恋给赵慎之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和快乐。后来老头先走一步，没几年赵老太也驾鹤西去了。直到现在，吴文伦还为自己做的这件善事而感到欣慰。
“文革”前、中、后先后有几批上影厂演员剧团的电影演员改行当了配音演员，充实了上译厂的演员团队，从李梓和潘我源开始，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上影厂演员剧团向上译厂先后输送了卫禹平、乔榛、孙渝烽、程晓桦、程玉珠、孙丽华等演员，他们中的佼佼者后来甚至成为上译厂导和演两方面的台柱子和厂领导。而从1960年代初就开始活跃在上译厂录音棚里的吴文伦却为他的“明星梦”所误，嗓音条件极好却痛失良机，最后就在上影厂演员剧团一直干到了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