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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室明星
新华路211弄1号的小洋楼是由著名捷克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一栋三层楼花园洋房，后面还有一个近千平方米的大花园，里面有大块草坪和一片水杉林。这栋洋房原来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大班的宅邸，1949年后被政府先租后没收，变成了上海市文化局的宿舍，在里面安置了大大小小十一户人家。这栋楼的第一批住户全部是上海市文化局所属各文艺院团的职工。那时一楼的住户有上海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手张文广、上海乐团歌唱家严继华、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办公室主任徐谋达、上海管乐团小号演奏员陈雨庭、上海乐团木工谢阳生，二楼除我们家以外还住着上海市文化局车队队长王杰、上海交响乐团台湾籍小提琴演奏家王文山和他的日本籍太太及三个儿子、上海舞蹈学校办公室主任吴连丰，三楼则住着上海乐团副团长王辉和上海乐团男低音歌唱家杨家林两家。当时我们家住在二楼朝东南方向的一间十四平方米的房间里，由于我出生后地方实在不够用，经我爸与邻居商量，我们家就把与王杰伯伯家合用的洗手间外面靠我家门外的一小块走廊封起来，放置了一只我妈陪嫁来的五斗橱和一个铁皮碗柜，这样才算是多了两平方米的使用面积。1970年代后期，新华路派出所来了一位刚从部队复员的户籍警，他被指派负责我们家这片居委会的治安工作。上任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这位年轻民警就来到我们家进行例行访问。进门寒暄一番坐下后，这位民警便环顾房间四周，继而惊叹了一句：“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刘广宁居然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其实他所看到的已经是我们家最体面的待客场面了。由于面积狭小，我们家的一张饭桌和一张书桌分别给我和弟弟占用做功课，而我妈准备剧本就只好在地上铺一张凉席，然后在席子上面放一床被子当桌子，自己就这么盘腿坐在地上，身体前倾，弯腰驼背地俯身读着被子上摊开的剧本，“明星风范”荡然无存。当年有一次上海电视台编辑刘文国（他后来官至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艺术总监）带着电视台摄制组去新华路我家拍我妈的生活场景。由于当时家里面积实在太小，摄像机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拍全景的合适机位。最后还是摄像师想了个办法，把摄像机移到只有一平方米多的小阳台上，还把镜头对着我们家的大橱，从大橱门上的镜子里拍屋里的人，这才算勉强交了差。
尽管名声已经在外，但生活却是现实的。到1980年代初，我妈每月的工资还只有四十八元五角，好在我父亲参军早，工龄长，他的工资还稍高一些，每月有七十六元。照说在没有老人要负担的情况下，以当时的生活标准来说我们家四口人平均每人三十元出头的生活费应该算还可以了，却偏偏又遇上我父母都不善理财，结果家庭经济硬是弄得捉襟见肘。据我所知，我爸在我出生时先是把我妈的陪嫁之一的“红灯牌”大收音机卖了，后来在我弟弟出生时又把他自己的“西玛”牌瑞士表和家里的席梦思床垫给卖了。我妈有五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而且我们家在“文革”中还欠了房管所一笔房租，后来还是经由当时上海歌剧院的人事科长陈芝芸阿姨帮忙解决的。还有一次，在1970年代中，我父亲去河北省平山县的白毛女故乡演出歌剧《白毛女》。当时我爸人还在河北的时候，他借单位的二十元互助储金却到期了，于是我妈就在发到石家庄给我父亲的信里提到了这件事。由于我爸计划在结束平山县的演出后在石家庄我小姑妈（我父亲的二姐）家住几天后再回上海，我妈当时就把信寄往石家庄27军军部大院（我的小姑父当时是27军后勤部副政委）小姑妈家中，并请她转交给我爸。但小姑妈不知为何接到我妈的来信后就自己打开看了，这样她就知道了上海家里遇到的情况。过了几天，我爸从平山县到了石家庄，小姑妈见到我爸后先是责怪他不应该向单位借钱，然后就给了这个弟弟一些钱，这才算解决了我们家当时的窘况。后来我妈在1970年代末开始接受一些报纸杂志的约稿，同时还参加各种演出和录音，这才算有了些外快，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从那时开始才逐渐有了好转。
虽然收入不高，但当年我妈在厂里的劳动强度可不小。在“文革”中搞内参片时，很多时候上译厂的演职员都要开通宵加班加点，在上面规定的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把那些影片保质保量地译制出来。有时候北京方面要求在几天内就要拿到完成片，于是厂里就得紧赶慢赶地把活儿做出来，所以这些翻译、导演、演员除了必须有精雕细琢的功底外还要有“临时抱佛脚”的本事才能把影片赶出来。有几次我妈发高烧了却还坚持配戏，直到最后嗓子完全哑掉才作罢。还有一次她也是头疼发烧，嗓子也已经哑了，但戏已配了一半，马上就要送北京，再中途换人也来不及了，我妈就只好硬挺着把那部戏全部配好，最后的那些台词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硬念出来的。为了让这些价廉物美的“配音工具”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效能，厂里在万航渡路大院的演员休息室里支了个炉子，从外面搞了些劣质咖啡粉，煮了一壶咖啡让演职员喝了提神。我妈说那种“咖啡”的味道极为难闻，根本就没有咖啡应有的香气，且喝的时候既无牛奶也无白糖，难以下咽。但不喝吧又会睡着，所以大家就只好捏着鼻子硬往下灌。等配完这部戏做鉴定的时候，一方面我妈头疼剧烈，另一方面她的嗓子也完全哑了，连一个字都说不出了，在那种情况下就算老厂长发现有问题也没法补了，他就只好让厂里的车把我妈给送回了家。打那儿以后，我妈就患上了慢性咽炎，一天到晚咳个不停。因为那时我们在新华路市文化局大院的家就只有一间房，由于我妈日夜不停咳嗽，结果弄得全家人都整晚没法入睡。在那段时间里，我爸整天忙前忙后地给我妈熬药。“护妻心切”的他看到妻子浑身疲软、声音嘶哑，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就忍不住抱怨说：“这陈老头子简直就是个戏霸！”但是，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只要等到嗓音稍稍恢复、自己能够撑起来时，我妈就会马上恢复上班，再次投入工作。
早年上译厂的职工福利极其有限，但有一样东西却是他们近水楼台、得天独厚的，这就是当时在社会上炙手可热的“内参片招待票”。不像我爸工作的上海歌剧院，像《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等歌剧演到后来就是白送票也没人要了，当年上译厂的“土特产”——内部电影票是在社会上极受欢迎的稀罕物。当年上海歌剧院的领导们常常给所有他们能想出来的包括街道里弄在内的“关系户”都送上一堆票后，还把剩下大叠大叠的票给我拿去玩，而我则把那些整摞的歌剧票在我外婆家的弄堂里逢人就送，并且一送就是一把，结果送了几次后就再也没人要了。相反的是，当时上译厂的票却总是极受欢迎的。由于厂里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职工发电影票，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招待票（免费票），就算要钱也是每张一角、一角五分的价，所以我从小看电影是绝对不愁的。由于我后来大学读的是电影导演专业，在校期间我们每周都是雷打不动地看至少六部电影。如果碰到外国电影周时就曾经创下过一天内看六部电影的记录。记得有一次电影节期间，我们在连续一周的时间里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各看两部电影，一般看到下午第四部的时候我就支撑不住，在影院里呼呼入睡了。而从小到大这样的观影经历使得我直到大学毕业出国前就从来不认为看电影是应该付钱的。记得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有段时间，我妈有时会送几张内部电影票给永嘉路、襄阳南路口“乔家栅食府”里的一个老服务员。在当年那个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买肉必须凭肉票的年代，那几张内部电影票就能让我妈时不时地在那个服务员手里买上一大茶缸不要肉票的清炒肉片，等我妈把肉片拿回家后，我爸就会将其“深加工”一下，做个肉片炒花菜或肉片炒蒜苗之类的菜，那样一来我们家当晚的餐桌上也算是有一道荤菜了。另外我妈有时也会让我送些电影票给我学校的老师，但始料未及的是我初中的一个老师在得了两次票后居然“食髓知味”，养成了没事就上我家告状的“好习惯”——因为几次下来她知道每次造访我家后，我妈基本上是不会让她空手而归的。为了那个老师在她的“家访”中加之于我头上的各种“不实之词”，在初中三年里我不知挨了父母多少痛骂。另外，除了那些可爱又可恶的内部电影票，上译厂的另一种对我而言比较实用的“土产”就是厂里完成影片译制后废弃的旧剧本，我妈当年经常拿一大摞旧剧本给我们兄弟俩做草稿纸。记得在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译制完成后，我一下子从厂里拿了五六本该片的旧剧本。等我把那些旧剧本带到学校后，我的小学同学看着好奇，于是就这个来撕三张，那个来扯两页，没几天那些剧本就让他们给瓜分完了。直到现在，我们同学聚会时还会有人提起当年我拿到学校的旧剧本，甚至还能把里面的某些台词朗诵出来。他们告诉我；当时他们向我拿剧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看上面的翻译片台词。
在我小时候，我妈周围的同事总是把自己孩子夸得跟一朵花一样，但我妈却从来不会。跟我差不多年龄段的孩子里面像程晓桦阿姨的儿子汪译男、乔榛叔叔的儿子乔
、翻译朱晓婷阿姨的儿子刘春航、戴学庐叔叔的女儿戴青等人经常在厂里参加配音，但我和我弟弟小时候就去得相对少多了。当年我只要在话筒前一开口就经常让我妈贬得一文不值，而且她越骂我就越慌张，后来就干脆不配了。直到1990年大学毕业前我在上影《小丑历险记》摄制组实习时，由于后期配音人手不够时，我就临时上去顶了一个小角色。当时在录音棚里，该片导演于杰还问我要不要多看几遍原片，我回答说“不用”，就只看了一遍原片后直接实录，而且一遍就过了。当时于导演还以赞叹的口吻说：“看看，到底是刘广宁的儿子！”在读大学前的十几年时间里，在我妈的口中，厂里大部分的“译二代”都曾是我学习的榜样，直到后来我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并成为迄今为止仅有的两个（另一个是年龄比我小得多的老厂长陈叙一的外孙女贝倩妮）考入该院的上译厂子弟之一和参加1986年高考的子弟中唯一的大学本科生后，我才算重拾了一点自信。我考取大学后，我妈曾顺口告诉晓桦阿姨我考取上海戏剧学院了，晓桦阿姨再想问，我妈就多一句话都没有了。而我弟弟潘亮在1989年高中毕业时是当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上海考区通过专业考试的三名考生之一（后来因为担心当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余震而未去北京），但他小时候也不曾在上译厂配过什么像样的戏，长大以后也没有从事艺术工作。后来我弟弟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在一所著名日本国立大学任教，目前担任该校外交史教授。
我妈在上译厂工作的几十年中一直给同事们以“低调而率真”的感觉。她在单位里从不惹是生非，更不会张扬跋扈，就算在重要影片中担任主角，她也并不会因此特别改变平时在厂里和家里的做派和节奏。在这一点上童自荣叔叔就不同了，他太太曾经说过：“我家童自荣如果配个主角哦，我们家里就整个儿乱了套了。我们大家都得围着他转，在家里连声音也不能出的，作死了！”当年“文革”结束后，随着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的逐步宽松，大家都开始试图改变一下之前拘谨保守的生活状态，我妈就动了烫头发的念头。由于想找个陪衬的，她就把当时年轻漂亮的程晓桦阿姨和剪辑师钱学全阿姨给一起“拖下了水”，她们三人拿着我爸单位开的介绍信（当时“文革”结束后只有文艺团体的女演员才能凭说明是“因工作需要而烫发”的单位介绍信才能到理发店烫发）一起烫了个发，而当时李梓阿姨还曾对晓桦阿姨说：“晓桦，你怎么弄头了？”然而过了不久她自己也烫发了。
为了我妈的事业，我父亲一人承担了家中几乎所有的家务，一个人买菜、做饭、洗衣，无所不为。当年我爸爸经常戏称自己是“马大嫂”“大脚娘姨”，而我妈一直到了很晚才总算学会做两个菜一个汤。那“两个菜”其中一个是肉末土豆泥，另一个是炸猪排，而那个汤则是蔬菜罗宋汤。程晓桦阿姨说有一次我爸邀请她和另外几个同事一起去我们家坐坐，那天我爸还包了菜肉馄饨招待他们。由于那几位都跟我爸很熟悉，我妈就当着同事的面对我爸说：“你这馄饨今天怎么包的？连里面的青菜都没有切烂！”我爸和我妈也是互掐了一辈子，但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其结果几乎总是以我爸的完败而告终。程晓桦说有一次有人对我爸说“刘广宁的声音很好听嘛”，我爸就回了一句：“好听？我怎么就从来没觉得她的声音有什么好听嘛。”
刘广宁与丈夫潘世炎于1980年代中摄于上海市永嘉路385号新分配的住宅内
我爸当年做家务时有一套据说是根据“华罗庚优选法”自创的标准流程。每天他从上海歌剧院一下班就会首先去菜场买菜，然后一手拎着菜篮或网兜，另一只手扶自行车车把飞驰回家。一到家门口，他就飞身下车，锁好车后就三步并作两步奔上二楼，进家门放下手里的包和菜篮，然后迅速从米缸里舀上几罐米倒在锅子里，再拿起饭锅拎着菜篮一路小跑下楼，在楼下那个由十一家住户共同使用的大厨房里淘米、洗菜、切肉、做饭。在手脚不停做饭的同时，他通常会跟旁边一同烧饭的邻居说说笑笑。傍晚时分，当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楼来摆在桌上时，我爸经常是已经累得吃不下饭了。这还不算完，等一家人的晚饭结束后，一堆脏碗碟多数还是由他收拾干净拿下楼去清洗。如果遇到晚上要演出，我爸就会在下午把全家的晚饭做好，然后自己才夹着一个饭盒骑着车匆匆赶往剧场或音乐厅，等晚上演出结束后，他还会把剧院发的一包夜餐点心带回家来分给我们。虽然我爸不懂英文，但他还是靠用手指在我的英文课本上逐个字点数的方法给我背英语课文。由于他不知道英语单词是多音节的，我爸经常会在我背书的时候把字数点错，那时他就会大声呵斥我，说我“背错课文”了，然后我便急赤白脸地跟他辩解，如此循环往复数年。为了维持这个家庭的日常运作，我父亲在“文革”结束不久后甚至以“与领导争吵”的方式坚决放弃了上海歌剧院送他去上海市委党校全脱产学习半年的机会。若干年后，他当时本来要去的那个班的学员中的很多人日后都成了厅局级干部，其中更有个别人在若干年后甚至成为部级高官。由于家务所累，十五岁参军并有着四十三年工龄的我父亲在放弃了仕途发展后，直到1990年代初离休时，他也只是个“享受正处级待遇”的上海歌剧院管弦乐团团长。在放弃仕途的同时，他的小提琴演奏专业也因为要照顾家庭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当年我爸从1950年代早期开始师从上海音乐学院王人艺教授学琴九年。由于起步晚，他学琴时非常刻苦努力，无论酷暑严寒都勤练不辍。他曾经在大年夜的爆竹声中苦练到深夜，也曾在大热天躲进厕所里将双脚泡在一桶凉水中练琴。然而，由于要照顾家庭和保证我妈事业的发展，从“文革”中期开始，我爸自己主动从1960年代的乐队副首席位置上一路向后退，到1980年代末，他已坐到了第二小提琴声部最后一排的里档位置。由于那是个在小提琴声部里几乎是“叨陪末座”的位置，我当时还跟我爸说“你再往后坐就只能去后台给大伙儿泡水了”。就那样，直到他离休的时候，我爸的专业职称也只是个“国家二级小提琴演奏员”。后来上大学时我有一次跟我爸开玩笑，说：“我真不明白当年你为何不去市委党校学习。如果那时你去转一圈，今天我可能就是局长的儿子了，那可就比‘明星儿子’牛皮多了。”结果我爸两眼一瞪，说了一句：“如果我去党校，你们吃什么？”
回首我们家几十年的生活状态，应该说我妈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我爸“自废武功”的代价而获得的。
当年由于大家在经济上普遍匮乏，所以“吃”往往也是配音演员平时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文革”期间在万航渡路的时候，上译厂演员组休息室里经常是“众星云集”，孙道临、林彬、朱莎、康泰、仲星火、高博、温锡莹、秦怡、吴文伦等上影演员都是上译厂的常客。他们一来整个休息室就会闹得不可开交，大家都在苦中作乐。那些演员中以康泰最馋，而且他也很会闹，老抢别人东西吃，结果就有几个人商量合起伙来作弄他一下。那一天，那几个人先把一块切成细长条的肥皂包在糖纸里，然后几个人在那里假装抢糖吃。他们这么一来，果然就把康泰给吸引过来了，只见他上去三下五除二就将那块包着肥皂的“糖”抢到了自己手里，然后剥开糖纸不由分说地往嘴里一扔，边嚼还边挑衅似地望着大家。几秒钟后，只见他的嘴角就冒出了泡沫，而他的脸色也随之变了……
那时演员组的两个北京人于鼎和富润生擅长做炸酱面，于鼎还很会烙饼，所有演员组的老人都曾吃过他们做的这两样北京美食，而那时我也经常在演员休息室里听他们交流做饭的经验。记得有一次大约是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和我妈前一天是在我外婆家吃的晚饭。我太婆（我妈的祖母）是北京人，喜欢吃肉末烧饼。那天是外婆家一大早买了烧饼，晚上还炒了一大碗肉末，吃晚饭的时候，一家人就每人拿个烧饼从顶部剖开，再把肉末灌进去，就着粥吃。当天晚饭后我外婆就给了我妈几个烧饼和一小饭盒肉末作为我妈和我第二天中午的午餐。次日早晨，我跟着我妈去了万航渡路上班。到了午饭时间，大约是肚子饿了，我就抢先把烧饼拿了出来，而我妈在自己的拎包里找那一小盒肉末。就在这时，卫禹平伯伯走过来了，他一看见我手里的烧饼就说：“哎呀，今天这么艰苦啊，就吃烧饼啊？”我当时老老实实地说：“还有肉末呢。”于是老卫伯伯就咧嘴笑了：“哈哈，肉末烧饼呀，那可好吃啊！”关于卫禹平的历史有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那就是身为老译制导演、电影演员、配音演员的他是正儿八经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大提琴专业的高才生。卫禹平的大提琴拉得非常好，而他的剧本上画的都是例如休止符的音乐拍点符号。孙渝烽回忆说，在1974年卫禹平执导并主配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时，他的剧本上就标了大量音乐符号。开口以后停两拍，说话，说到哪个地方吸气，又两拍，镜头摇出去等四拍，然后镜头摇进来就马上开口说。他每天进棚后只要第一句台词对上以后，后面大段的词就按着本子哗哗地说，口型完全是对的，而这就是卫禹平工作方法上的一绝。孙渝烽一直在惋惜卫禹平的那本剧本没能保留下来，否则现在就是珍贵的文物了。
当年孙渝烽和伍经纬在演员组里都属于家庭负担比较重的那类人。如果老一辈里面的困难户是每月挣一百零三元的邱岳峰、于鼎、尚华，那么年轻一代里就数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八元五角的他们俩家境最困难了。那时孙渝烽和伍经纬的工资跟我妈的一样，但由于孙渝烽的父母和一个弟弟住在老家浙江萧山农村，他每月都要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挤出十元寄给他们，而伍经纬的父母则在唐山老家，兄弟姐妹好几个，生活也是很拮据。他们俩要赡养父母，资助兄弟姐妹，又要抚养子女，所以他们每个月的收支情况总是入不敷出的，到了月底都要向单位里借五元的互助储金。“文革”结束之后，他们俩很快就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就是给报纸杂志写影评和影片简介，“爬格子”挣稿费。由于他们俩都是译制导演，对自己所执导的影片有深刻的理解，因此这就成了他们“爬格子”的先天优势。其实当年上译厂喜欢爬格子的人不少，但目的各有不同——苏秀和曹雷等人之所以爬格子是因为她们喜欢写作，而孙渝烽和伍经纬干这个的初衷则是为“稻粱谋”。孙渝烽是从1976年开始爬格子赚钱的，而他的头发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掉的。他家里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当年在老西门的家也是非常狭小局促，家里唯一的一张小方桌在吃饭的时候是饭桌，吃完饭后两个小孩子做功课就成了书桌，孩子做完功课睡觉后又成了他爱人画图纸搞设计的工作台，最后等夫人完成工作后才轮到孙渝烽用，而那时基本上就已是时至半夜了。就这样，孙渝烽白天工作，半夜三更就趴在那张小方桌上写作，有时候写不出来就拼命挠头，然后定睛一看就往往发现稿纸上面都是脱落的头发……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孙渝烽一直坚持写作。因为当时媒体对外国译制片非常关注，观众对这类来自专业人员的影评文章也非常欢迎，由于孙渝烽看的资料和影片多，脑子里素材丰富，他每星期都能写个两三篇文章出来，很是高产。当年他曾用了很多笔名把文章分别发表在《电影故事》《大众电影》《电影文汇》《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知名报刊上，有一次他女儿还跟毕克说她最喜欢听邮递员送稿费汇款单时在大门外高叫“孙渝烽敲图章”的声音。在那个阶段里，孙渝烽的稿费收入不断提高，有时他的稿费收入竟会超过他的工资。这样一来，孙渝烽不仅能把寄给乡下父母的钱增加到了每月二十元，而且他还用稿费为家里逐步添置好几件当时还很稀罕的大件家用电器。
说起添置家电的事，孙渝烽和他女儿都记得一件苏秀的善举。当年孙渝烽结婚以后就在南市区老西门跟岳父一家住在一起，后来住在楼上的岳父买了台电视机，孙渝烽的女儿就经常跑上楼去看电视，而孙渝烽的老岳父还有一个孙子也要看，于是这两个小孩子就为了抢频道老是要吵架。结果孩子一吵架，孙渝烽的岳父就发脾气了，他对外孙女说：“你下次不要来看了！”于是孙渝烽的女儿就哭着跑下楼来了。这件事令孙渝烽很不高兴，第二天他到厂里上班时，苏秀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问：“怎么你看上去挺不高兴的？”孙渝烽就把事情告诉了苏秀，还说“因为这孩子的事弄得大人也不开心”。苏秀就对他说：“你买一台呗。”孙渝烽有些为难地说：“我是想买一台，但就是缺点钱。”当时买一台“日立”牌黑白电视机要五百元，但孙渝烽告诉苏秀说他还缺三百元。孙渝烽是在星期四说的这话，结果苏秀在星期六一早就拿了三百元给他，说：“小孙，你去买电视吧，明天就买！”结果在周六当晚孙渝烽的女儿就看上了电视。由于当时在上海拥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不多，在女儿看新电视的时候，周围邻居家的小朋友也都跑来看了。后来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孙渝烽就把那三百元还给了苏秀，当时苏秀还跟他说：“你留着用吧，反正我现在也不买什么。”孙渝烽坚持要把钱还给她，说：“不行，钱在我这儿，我感觉不踏实。”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孙渝烽靠着“爬格子”又先后“爬”出了洗衣机、电话、电冰箱等大件用品。
提起电冰箱，孙渝烽当年心里还有个情结。他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读书时有个叫郑梅平的同班同学，她是上译厂第一代配音演员姚念贻的姐姐姚念媛（又名“郑念”）的女儿，她后来在“文革”初期从南京西路国际饭店隔壁上海市体委大楼上坠楼惨死，死因至今不明。在19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的上午，孙渝烽在上影厂演员剧团开会，老师让他去通知一下郑梅平，让她下午来剧团开会。于是孙渝烽就骑着自行车到乌鲁木齐南路郑梅平的家里去找她。由于天气炎热，等孙渝烽蹬着自行车赶到郑家时已是热得满头大汗了。进门以后郑梅平就连忙递了一条毛巾让他擦汗，还问他渴不渴，孙渝烽说“渴”。于是郑梅平就去端了一杯水来递给他，热不可耐的孙渝烽当时接过来就是一大口，顷刻感觉到那水口感冰凉，差点把他的牙都冰掉了。孙渝烽连忙问她：“这水怎么这么冰？”郑梅平就告诉他说：“那是放在冰箱里冰镇过的冷开水。”由于那时的孙渝烽还从未见过电冰箱长什么样，他就好奇地过去看了一眼，就大感兴趣地说：“这个玩意儿在大热天用可太好了！”那天，孙渝烽感觉到这台冰箱对他的心理刺激要远比那口冰水所产生的生理刺激要大得多。最后，靠着“爬格子”，他终于如愿以偿地买了一台冰箱。当年在孙渝烽买了冰箱后毕克还问他：“你买冰箱了？”孙渝烽得意地回答：”是啊。”毕克还问他说：“你准备冰什么呢？”孙渝烽就说：“我准备冰啤酒啊。”由此可见，孙渝烽靠着自己辛苦熬夜赚来的那一笔笔稿费对于他们一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由于长期处于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状态，那时上译厂有很多职工家境贫困，个人身体状况不好，而当时厂里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也很不理想。1984年，孙渝烽执导的法国影片《国家利益》获得“文化部优秀译制片奖”，他因而第一次代表厂里前往北京领奖。在北京开会期间，上面安排孙渝烽在会上发言，他就大胆谈了几个问题，而其中第一个就是在电影审查中“剪片子”的问题。孙渝烽认为“剪片子”应该尊重译制片创作人员的意见，有些片段和镜头根本就不需要剪。他举例说比如美国影片《汤姆叔叔的小屋》里有一场戏是白人农场主利格里买了一个黑人女奴卡茜做他的情妇，而卡茜在换衣服时露了个背影。就是因为“露肉”了，上面不由分说就把背影的镜头给剪掉了，而孙渝烽认为那个镜头根本不必剪，因为这个背影给观众展示的是女奴背上一条条的鞭痕，从而能够激起观众对黑人奴隶制度的愤恨，所以这种镜头剪它做什么？当时孙渝烽讲完这席话后，下面一片掌声，与会的很多人都对此深表赞同。在谈完了有关“国家利益”的事情后，接下来孙渝烽就谈了上译厂的“单位利益”和创作人员的“个人利益”问题。他首先希望中影公司能给上译厂发更多的片子，以解决厂里译制片任务“吃不饱”的问题，另外他也希望中影公司能考虑适当提高一下译制片的加工价格，以提高上译厂的整体收入。接下来，孙渝烽就逐个介绍了厂里主要创作人员的生活和身体情况，谈到了他们的病痛和生活窘境，另外他也谈到录音棚里空气不好，很多长期在棚里工作的同事都患有慢性病，身体基本上都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情况。那次会议结束后，他的发言被整理成简报反映了上去，后来这份简报被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看到了，他就让文化部派员前来上译厂调查，结果发现孙渝烽反映的情况属实，后来上面就特批给进录音棚工作的演职员每人每天一瓶牛奶以增加营养。这本来是件好事，但陈叙一却为此生了孙渝烽的气。老厂长认为那种事情可以在厂里关起门来内部讨论，而不必拿到北京在大会上说。不过生气归生气，之后陈叙一倒是从善如流，开始着手改善第一线演职员的工作条件。厂里在录音棚外的演员休息室里靠墙摆了一圈皮沙发，同时也安上了空调，这样上译厂创作人员的工作条件总算是多少有了一点改善。
上文说到当年厂里发的内部电影票是我们家很好的公关工具，而这些票子对于孙渝烽而言也是他在社会上办事的一块无往而不胜的“敲门砖”。那时他只用了两张票子的代价就把跟菜场肉摊子营业员的关系搞好了，他去买肉的时候，营业员除了不收他的肉票就会按他的要求剁一大块肉给他之外还会把大骨头给他留着。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得的事，因为在那个“医生、司机、猪肉佬”吃香的年代，如果菜场营业员能手下留情，多卖给顾客一点肉，那人家里当天餐桌上的饭菜质量立马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精神和他们的胃一样饥渴，所以说当时谁能弄到“永嘉路译制厂的票子”在上海人眼里就是“路道瞎粗”（很有办法）的人了。那时上译厂每周给每个职工发四张招待票，而这四张票就金贵极了，他们有时都舍不得让自己家人看，而要拿票去与别人“资源互换”，做“对外公关”的工具。跟孩子学校的老师和卖肉的营业员搞好关系或者搞一张同样稀罕的手表票或自行车票都得靠内部电影票开路。可当时的情况是“僧多粥少”，上译厂的每个职工都得应付一大群要票的人，而每周四张票根本就不够分，所以大家只好把关系户挨个排队，轮流供票。
小时候我整天在上译厂万航渡路和永嘉路两处大院玩时就总结出创作人员在厂里经常出没的工作场所有三个，而他们在这三个场所里的交流方式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场所是演员组办公室（在万航渡路时期演员办公室和休息室是合二为一的，到了永嘉路后就分别有了在孔祥熙别墅二楼的演员办公室和在新建录音楼一楼录音棚外的演员休息室）。在永嘉路时期，演员们在办公室里通常表现得很轻松，但他们只要是穿过大院到了对面录音楼里的演员休息室里时，大家的表情就开始比较严肃了，其中特别是童自荣，只要到了那里就会皱着眉头，谁都不能跟他说话了。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意识，到了这个房间就不能胡闹了。只要在这个房间里，演员们互相之间的话题就仅仅限于业务方面了，我们小孩子也就不能乱插嘴了，至于最里面的录音棚就干脆是“禁地”了。有一次，有几个小孩不懂事，在演员休息室外面哇哇乱叫，结果正在里面录音棚为某部译制片当导演的伍经纬就怒气冲冲地从棚里冲了出来，用卷成一个圆筒状的剧本指着那几个孩子大声训斥道：“你们几个，出去！不许在这里闹！”我当年也经常进棚看大人配戏，因为棚里有空调，待着很舒服。但只要“实录”红灯一亮，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坐着，连走动都不敢。但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那些年里我在棚里所见识到的其实就是电影译制片配音过程中最珍贵、最不为人所知的部分。
当年在配音工作的后面发生在我们这批“译二代”身上的趣事其实也很不少。1980年，程晓桦主配“狐狸”的动画片《老狼请客》公映后，她那当时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汪译男的“麻烦”就来了。在那段时间里，只要他跟同学打架，那些小孩子就拿这个动画片做“重磅炸弹”来攻击汪译男，说：“你妈妈是狐狸！嘴馋！”于是汪译男就哭着跑回家跟他妈妈说：“妈妈，你以后不要再配坏人了！人家都说你好馋啊！”1983年，上译厂为香港电影《自古英雄出少年》配音。由于里面的孩子角色多，厂里就找了一群包括汪译男、戴青、刘春航等几个“译二代”来为片中的孩子角色配音，再加上程晓桦、刘广宁、曹雷、王建新四个女演员，凑成了片中“七条龙”的孩子角色阵容。在那部影片里，汪译男配哥哥，他母亲程晓桦配弟弟。由于老是担心儿子口型错，配戏的时候程晓桦就一直在旁边关照儿子。在录音现场，儿子配戏倒是没什么负担，但看着儿子配戏的妈妈精神负担却很重，结果儿子口型对了，当妈的却因为分神而错过了口型，于是导演连忙叫停。这下汪译男得意了，跟他妈妈说：“看看，你配得没我好吧？人家说我比你聪明！”
由于汪译男小时候配音配得多，厂里也开始给他发酬金。程晓桦记得她儿子的第一笔稿费拿了三十元，而那时程晓桦每月工资也只有五十九元五角，于是儿子汪译男的那笔“巨款”就让他妈妈给悄悄没收了。但由于当时厂里负责发酬金的剧务嘴快，把酬金的事告诉了汪译男，弄得他一天到晚缠着他妈索要那笔钱。不过无论如何汪译男在上译厂的待遇比我好，因为我记得自己只在阿尔巴尼亚电影《战斗的道路》和日本动画片《龙子太郎》等有数的几部戏里跑过龙套，其中只有一次厂里赏了我一份客饭，一荤一素三两饭，这大约也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食其力”的经历吧。不过除了这一次免费餐，我好像只是个“廉价劳动力”，从没在上译厂挣过一分钱。
现在想来，应该说我是在还没出生的时候就与电影、与上海电影制片厂结下了不解之缘。1967年春季的一天，我妈到上影厂四号摄影棚观看周璇和舒适主演的老电影《清宫秘史》。由于我妈进入摄影棚时影片已开始放映了，所以她就只好站着看电影。在电影的最后部分，我妈还没等到银幕上的李莲英把珍妃扔下枯井就突然感到一阵晕眩，然后就一头栽在地上昏倒了，结果在场的人便七手八脚地把她扶起来，让她坐在一把椅子上。过了两天，经过我父母的朋友，新华医院著名妇产科专家刘棣临教授的检查，我父母就被刘阿姨告知了我即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消息，而这就是我与上影厂的第一次邂逅。后来我妈告诉我，上影厂第一个“看中”我的人是剧照摄影师张泽英，那时大约五六岁的我跟我妈去奉贤文化干校，当时在干校轮训的张老太太端详了我一番，就对我妈大赞道：“小刘啊，你这个儿子可是相当的漂亮呀！”而我生平第一次进入位于徐汇区漕溪北路595号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并第一次看到摄影棚和摄影机时则已是1980年底或1981年初了。我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上午。当天我跟着被借到上影厂为影片《天云山传奇》女主角“冯晴岚”配音的妈妈去上影厂配戏。那天在进入上影厂漕溪北路一号门的时候，当时还在读小学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十年以后，我将会作为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被分配到这里工作。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电影摄制组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很艰苦，上影厂用来安排外借演员住宿的演员招待所（后来我大学毕业时，那个地方就成为跟我一同分配到上影厂工作的外地或郊区同学的集体宿舍）就设在厂里食堂的楼上，环境非常简陋，几个房间共用一个设在走廊里的臭气熏天的厕所。那天中午我们俩在《天云山传奇》中扮演另一女主角宋薇的王馥荔阿姨的房间里吃午饭，当时王阿姨的爱人、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演员王群叔叔也正好在上海探望妻子。我记得那天他笑眯眯地坐在床边，不大说话，而王馥荔阿姨则蹲在地上，在地板上一个小电炉上的一口小锅里下着挂面。正当王阿姨准备从锅里往外捞煮熟了的面条时，谢晋导演端了个敞着口的铝制饭盒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他一看到电炉上锅里热腾腾的挂面就乐了，笑嘻嘻地对王馥荔阿姨说：“你们能不能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赏我一口面条吃呀？”王阿姨连声回答“来、来”，就连忙加快了往碗里捞面条的速度。趁着他们说话的工夫，我偷偷瞄了一眼谢伯伯手里的饭盒，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两只冰冷的烧饼和一点颜色发黄的隔夜冷青菜。当时我觉得很惊讶，心想这么一位大导演的午餐怎么就吃那种东西，连一点荤腥都没有。而我对于那顿午餐的最后记忆是谢伯伯捧着那碗王馥荔阿姨做的面条“稀里呼噜”地吃得挺香，他一边吃还一边跟我妈说：“我的胃不好，就想吃些热面条。”后来我高中毕业前参加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入学考试前还曾请上影厂著名导演宋崇叔叔给辅导了一次。其实，我当年考这个专业时并没有太清楚自己的理想到底是什么。记得在距离高考仅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我正好去我家隔壁的上译厂大院传达室拿家里订的《新民晚报》。当我走进厂门时就一眼看到一辆挡风玻璃前插着一块“上海电影制片厂”标志牌的大客车停在大院里，而一群上影厂的演员（我记得其中有著名演员赵静）簇拥着一位导演模样的中年人正走出大放映间，陆续登上大客车。因为那时上影厂有在影片筹拍期间看参考片的惯例，想来那次应该是某摄制组来上译厂看片子。当那辆大客车缓缓驶过我的身边开出上译厂大门时，不知为何我突然有了一种一定要考进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冲动。有趣的是，由于当年上影厂车队的大客车数量并不多，仅仅在一年以后，当我在上影厂《古币风波》摄制组实习时，我就坐上了这辆大客车，而其时那块写有“上海电影制片厂”字样的长方形牌子还依然醒目地插在那辆车挡风玻璃前的老位置上。
从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曾经长期隐在幕后的配音演员开始走向台前，他们参加各种公开场合活动的机会逐渐增加。在1981年岁初的一个寒冷的清晨，上海电视台的年轻编辑刘文国带着一辆面包车来到了徐汇区一条安静的小街安亭路上，车先是在安亭路41弄西面出口的安亭公寓门口接上了仲星火、我妈和我，然后又来到了淮海中路、华亭路路口接上了上影厂老演员张瑞芳。接好张瑞芳后车又来到了巨鹿路停下，此时我就见到一口一个“老大姐”的上影厂老演员韩非满面笑容地上了车，同时还忙不迭地跟张瑞芳打着招呼，然后这辆车便载着一车明星一路疾驰，来到了位于威海路上的上海电视台，而他们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录制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台电视春晚——1981年上海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当年的这台春晚聚集了上海文艺界的一批顶级艺术家，参演者包括歌唱家朱逢博、施鸿鄂夫妇，电影演员韩非、张瑞芳、梁波罗、向梅，话剧演员魏启明，配音演员刘广宁、童自荣，芭蕾舞演员汪齐风、林建伟，京剧演员童芷苓、李炳淑，越剧演员尹桂芳、王文娟，沪剧演员邵滨孙、石筱英、杨飞飞、王盘生、马莉莉，淮剧演员马秀英，滑稽演员杨华生、绿杨、吴双艺、王双庆、李青、童双春、翁双杰，说唱演员黄永生，魔术演员邓凤鸣等。春晚由上海电视台导演张戈执导，由老演员韩非主持。对于这场晚会，我记得那天自己花了挺长时间看的是胡咏言兄（著名指挥家，现任中央音乐学院乐队学院院长，而当时他尚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师从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郑小瑛教授学习）在指挥上海芭蕾舞团乐队排练时就音准问题跟单簧管演奏员死磕。此外，我还差点闯了个祸。当时在电视台录像大厅里，我跟那天担任主持的韩非伯伯同坐一条长板凳的两端。一会儿，韩老先生便打起了瞌睡。过了一会儿，我不知为何站起来准备走开，于是那条长凳的另一头便一下翘了起来，结果韩老先生在睡梦里猛地一个趔趄，差点一屁股滑坐到地上。还好他老人家比较机警，一下子便自己稳住了，但这下可把我吓了一大跳。
除了上海本地的活动，上译厂的配音演员们前往外地参加活动和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有一次我妈跟乔榛叔叔一起到四川参加“百花、金鸡双奖活动”，当活动进行到万县时，我妈被热情的当地影迷围得水泄不通，无法脱身了。当时她看到那么多人有点害怕，就连忙高喊“小乔”，意思是想请乔榛赶紧过来帮忙解围，但她叫了几声之后就只听到远处传来乔榛含糊不清的几声应答。我妈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一望，发现原来他自己也被影迷围了个严严实实，已是自顾不暇了。在那个时期，除了对外交流，我父母与各方文艺界人士的交往也大大增加了，我们家时常会有大腕上门，他们中除了我父母的单位上译厂和上海歌剧院的同事外，还有中央乐团著名作曲家王酩。最有趣的是1984年早春的一天晚上，我爸在上海戏曲学校任教时的学生侯志群叔叔带了一个名叫王志文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来到我家，说他当时即将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所以请我妈给辅导一下。那时的王志文一脸青涩，但声音浑厚，嗓音条件非常好。记得那天晚上他在我家一本正经地朗诵了一段童话《猴吃西瓜》，然后满脸虔诚地听我妈如此这般给予了一番指点鼓励。过后不久，王志文成功地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1988年夏季，当时读大二的我去山东和河北实习采风后在北京停留期间还曾去位于海淀区北太平庄的电影学院跟当时即将毕业的王志文见了一面。时隔四年，他已成为了风流倜傥的影坛当红小生，而那天中午他还盛情招待了我一顿午饭。
回顾我妈这一代配音演员的发展历程，在长达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里，除非是在“脱贫”阶段，他们的注意力极少放在物质享受方面。相反的是，在解决了温饱的前提下，老一辈配音演员对于创作的追求几乎是无止境的，直到现在，我妈在接到活动或演出邀请时还是照样会提早认真准备。前几年有一次我妈去北京参加活动，到了机场后她才发现主办方给安排了头等舱。回上海后，她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这件事，神情里颇有些“天上掉馅饼”的欣喜，想来也是令人感慨。这个社会已经认同现在的明星带保姆助理、坐头等舱、住豪华酒店套房就与老艺术家报酬低廉、坐经济舱、住一般酒店一样的理所应当。应该说老一辈配音演员是“专业上恰逢其时，经济上生不逢时”的一代人。我妈此生获得过的唯一国家级奖项是在1985年因她为美国电视剧《天使的愤怒》中女主角詹妮弗·帕克配音而获得《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配音演员奖。时至今日，那座金光闪闪的奖杯已是锈迹斑斑，它现在寂寞地伫立在我家客厅一隅，在偶尔透进来的阳光中散射着昔日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