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老兵不死
俗话说“时间是把杀猪刀”。经过四十年的起步、发展、蓬勃、辉煌，随着时间进入1980年代后期，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第一代演职员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老，那棵曾经郁郁葱葱的大树上的枝叶开始凋零、脱落。
当年上译厂烟民不少，而后来演员组里的老烟民卫禹平、富润生、毕克、陈叙一、周翰的喉部或肺部先后都出了问题，而且都或动了手术全部或部分切除了声带，或在最后抢救时被切开了气管。1988年，当卫禹平病重的时候，厂演员组安排男女同事分别在晚上和白天陪护他。有一天晚上轮到孙渝烽值班，到了第二天早晨，接白天班的人还没来，当护士刚把吸痰器拿去冲洗，气管已经被切开的卫禹平却突然剧烈咳嗽起来，结果喷了一屋子的痰。痛苦至极的卫禹平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三个字：别吸烟。而那三个字就成了他最后的临终遗言。卫禹平离世后第二年的1989年中，一向身体精干、不知疲倦的陈叙一也病倒了，被送进了瑞金医院。一开始医院还以为是心脏病，反复检查几次后方被确诊为喉咙出了问题。由于情况严重，不久医院就发出了病危通知，老厂长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陈叙一患病手术期间，前来探病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由于当时大家都对他隐瞒了病情，来的人都是打足十分精神，王顾左右而言他，唯恐让老厂长看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来客中最老实的就是尚华和于鼎老哥俩，当时他们一进病房后，尚华看到陈叙一就直接哭了，而于鼎则还能说几句话。当时陈叙一对着他俩时还尚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等曹雷她们一拨人来探病时，老厂长却突然把手捂住脸，掩面大哭。女儿小鱼递给父亲一块写字板，他流着眼泪在上面写了四个字：“从此无言！”一时间，在场的众人全都默然无语。后来还是金铃（SMG译制片导演兼配音演员，当年上译厂的小配音演员）开了口：“老头，你最精彩的话不是说的，是写的！”这个发生在陈叙一病房里的场面酷似1984年电影《甲午风云》里李鸿章的扮演者、辽宁人艺老演员王秋颖病重时的场景。当时在同一部影片中扮演邓世昌的著名演员李默然在外地拍戏时突然收到身患肝癌的老同事王秋颖病危的消息。他急忙飞回沈阳，希望在王秋颖临终前见老搭档一面。但当李默然赶到医院时，医务人员却不准他进入病房，于是双方就起了争执。情急之中，李默然的嗓门便不由得高了起来。就在这时，忽然病房里传来王秋颖的一声喝问：“谁在二堂喧哗？”李默然闻声一把推开医务人员，大步闯进病房，然后站在王秋颖的病床前将衣袖左右拂扫，趋步向前，单腿打千，低头道：“回大人，是标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当时已届弥留之际的王秋颖顿时泪流满面，他紧紧握住李默然的手，两人相对无言。少顷，王秋颖合上双眼，溘然长逝。如此看来，梨园袍泽情谊，大抵如此。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等老厂长病情有所缓解出院后，对其脾气了如指掌的老同事们便纷纷前来找他合作，这样他的精神就可暂时得以放松了，因为陈叙一这人是只要有剧本翻，整个人就会显得神清气爽，像没事一样了。但如果一旦脱离了工作，他的状态就立马不对了。在出院后的那段时间里，陈叙一一直在家工作，他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还是老规矩：一大早起床，到早晨8点就在写字台上摆好摊子开始工作，干到中午11点30分收摊吃午饭，午饭后打个盹，到下午1点30分就又开工，一直干到下午3点就“果断”收摊，然后匆匆忙忙出门去接宝贝外孙女放学。
童自荣眼中的陈叙一是并非能跟每个人都相处得很融洽的。对有些老朋友他可能会“烟酒传情”，谈得热火朝天，但童自荣对老厂长却始终是“敬而远之”，因为他认为“崇拜”是一回事，而“亲近”则是另一回事。内向的童自荣本来就有点儿怕陈叙一，而老厂长也从不会跟他们这些1970年代后进厂的年轻一辈表现得过于亲近。不过童自荣觉得这也没什么，因为他认为作为领导，陈叙一只要能把他的那份工作做好就可以了，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不必强求一律，更何况童自荣真心地认为天才就是很应该有些怪癖的，因此他对此完全理解。以前他其实知道老厂长就住在陕南村那一带，离他家并不远，但他却从来没有去登门拜访过。然而，在老厂长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连从来不串门的童自荣也终于破例到访陈宅了。他对自己第一次造访陈家的经过印象深刻，童自荣是在老厂长手术之后去的他家。那时的陈叙一说话已不太利索了，而且在他登门的时候老厂长没戴假牙，因此当时老头的表情就显得特别仁慈和蔼，跟他平常对老厂长“可敬不可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陈叙一手术后在家中与家人和友人的合影
后排左起：陈叙一女婿贝国强、艾明之、刘琼、白穆、陈叙一
前排左起：陈叙一孙子陈旭旻、贝倩妮、陈小鱼
这样的日子，陈叙一过了三年。
1992年初，陈叙一的病情又一次恶化了，他的喉癌开始从原发灶悄悄向其他器官转移，他不仅剧烈咳嗽，而且痰中带血，高烧不退。而那时老厂长大概也已经渐渐了解自己病情的严重性了，但他还是坚持过了年才入院。1992年的春节刚过，陈叙一就再一次住进了瑞金医院，而且就此再也没有出来过。入院以后，老厂长就在病房里与前去看望他的瑞金医院李副院长说：“我就会在这张床上走的。”在入院后的一个月内，他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但就是查不出问题来，而最后的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正好是陈叙一生命的最后一天。那天俞卓伟教授在半夜里陪着小鱼大姐去看片子。俞教授一看到片子就说：“没有办法了。”因为经医院诊断，当时陈叙一的癌症已经转移到了肺部，肿瘤已经长到了十厘米，并且病人还伴有咳嗽发烧的症状。院长也说：“小鱼，没有任何办法了，而且那也不能开刀，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受不了了。”因此小鱼大姐估计之前她父亲之所以不肯年前入院也就是害怕面对残酷的现实。
等片子看完，时间已经过了半夜12点了，俞教授让小鱼大姐先回家，小鱼大姐还跟他说：“请你明天做一个假的报告。”由于三年前第一次入院时陈叙一就敏感地问医生他是不是患了cancer（英文“癌症”的意思），后来开刀前小鱼就请医生一定给她爸准备一份假报告。后来那个“假”做得极为彻底，连他所在干部病区护士室里所有关于陈叙一的检查报告全部都是假的，上面都无一例外地写着“疑似”。在1989年那次手术前其实小鱼大姐就已知道手术将是“全喉”（声带全部切除），但她还骗她爸说是“半喉”（局部切除，而以前富润生的手术就是“半喉”）。手术前，俞卓伟教授跟陈叙一说：“如果万一在手术时需要全切除，而你已经麻醉睡着了，我们就不跟你商量了。”陈叙一也同意了。手术前几天，他还不想让他最宝贝的外孙女倩倩去医院，小鱼大姐却鼓励女儿去，让她在外公手术前跟他说“爷爷加油”。手术结束后，陈叙一就被安排到监护病房了，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周密，即使是当高年资医生带着一群在瑞金医院实习的医学院学生巡视监护病房走到陈叙一床前时，带队的医生说的也还是：“这个病人是疑似，但为了不要让病情有进展，所以才……”就那样，那个“骗局”一直维持到1992年陈叙一最后那次入院。而那时他已经全明白了，也再也不要看假病历了。
由于那时自行车正好被偷了，小鱼大姐那天晚上离开瑞金医院后是由俞卓伟教授护送步行回家的。然而，当她回到家里才睡下不久，也就是大约半夜三四点多的时候，家里电话就响了，医院通知她说“你爸不行了”。于是小鱼大姐即刻起身，在出门前她还镇静地给上译厂领导、她哥哥以及陈叙一的老友白穆打了电话。等赶到医院后，小鱼就在那一夜里看到了之前在电影里才见过的所有抢救场面。医生一直在尽力抢救，最后连电击都用上了，当时负责抢救的医生还问：“为什么他还有心跳？”小鱼大姐回答说那是因为她父亲之前装了心脏起搏器。很快，上译厂厂长陈国璋等人也赶到了瑞金医院。到了最后，俞卓伟教授看着弥留中的陈叙一，觉得他已是真的不行了，就试探性地征询小鱼大姐的意见：“怎么样？”小鱼大姐沉重地说了一句：“停吧！”就这样，在1992年4月25日清晨5时许，一代电影译制片宗师陈叙一先生的生命就定格在了那个曙光初露的清晨，享年七十五岁。
据小鱼大姐回忆：在她爸生病以前，直到每年的11月他都还是用冷水洗澡的，倩倩也说是“弯扁担不断”，因为她的外婆莫愁老师虽说一直是病恹恹的，倒也活到了年近八十，而她的外公陈叙一从来就不生病，但一病就是大病。小鱼大姐说：“他确实很脆弱，有时他就像个孩子一样需要别人悉心照料。”在老厂长住院期间，由于小鱼大姐忙于照顾父亲，那时家里也没空调，平时只能靠取暖器取暖，而在那段时间里倩倩有时就一个人在家，当妈的又因为担心女儿的安全而不敢开取暖器，结果那年冬天倩倩生了满手的冻疮，让小鱼大姐心疼不已。
与苏秀的观点相仿，童自荣也认为上海电影译制厂是一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学，因为任何一个大学都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的大导演“请来上课”，也不可能把全世界各国的有成就的演员“请来上课”，但上海电影译制厂做到了。这个说法很有趣，细细想来也颇有道理。从上译厂开天辟地起到1990年代初，在这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上译厂的演职员见识了欧美日苏诸多著名导演的大批作品。以拍《桂河桥》的英国导演大卫·李恩为例，上译厂先后就先后译制过他执导的作品《孤星血泪》《雾都孤儿》《老古玩店》《印度之行》。由于译制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庖丁解牛”的过程，从剧本翻译到初对、复对、实录、鉴定、补戏，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导演、翻译、演员、剪辑、拟音乃至上海电影乐团等部门的精雕细琢，因此所有演职员在这个过程中就等于是从各个角度把影片都完全吃透了，而这对上译厂所有演职员来说就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上影厂翻译片组的初创时期，由于电影译制片对于包括陈叙一在内的所有演职员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事业，他们是怀着清教徒般虔诚的心情和小学生般地好奇开始他们的工作的。几十年下来，在“教师爷”陈叙一的领军下，这些当年各具天赋的“小学生”经过希区柯克、劳伦斯·奥利弗、费里尼、卓别林、罗·昂里科、弗朗西斯·科波拉、罗曼·波兰斯基、库布里克、弗朗索瓦·特吕弗、邦达尔丘克、罗姆、丘赫莱伊、格拉西莫夫、梁赞诺夫、山本萨夫、山田洋次、熊井启、深作欣二、中村登等大导演及无数全球顶级影星作品的熏陶，他们快速成长，其中许多人在几十年中不仅达到“大学毕业”的程度，而且成为这个领域的教授级人物。已故著名作家程乃珊曾几次提到，如果没有译制片的话她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从创立至今，上海电影译制厂已经经历了六十多年的漫长历史，但那些曾经创造过辉煌历史的演职员，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大牌配音演员和导演，却几乎很少有人能靠在这个事业上的成功为自己换来一份体面的生活。从结果来看女演员们还相对好些，而几乎所有第一代的男性配音演员都是晚景凄凉，最后在贫病交加中默默离开人世，他们是实实在在地为了这个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辈子，但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境界特别高”，而是时代的大环境根本就没有为他们提供那种客观条件。
由于苏秀和赵慎之在1980年代中期就到龄退休了，结果连第一次职称评定都没赶上。“文革”后上译厂首批两位“国家一级演员”分别是毕克和李梓，第二批是乔榛和刘广宁，而苏秀和赵慎之等人却并没有享受到高级职称所带来的那点待遇——因此她们根本就没有职称。按时下的风尚，苏秀老太太如果现在印名片，大约就只能在上面印上“曾享受国家两斤黄豆特殊津贴专家”的字样了。而贵为“国家一级演员和厂艺术委员会主任”的毕克在1980年代遭遇丧子之痛后，本来就比较沉闷的他性格变得更加怪异，加之太太和次子长期生活在美国，退休后的毕克就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上海生活。可能也是由于几十年里吸烟过度，最后阶段的他完全丧失了呼吸功能，只好切开气管，完全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有一次苏秀去医院看望他，在写字板上写“医生说你比前一阵好很多”。毕克苦笑着摇摇头，口型清晰地说：“不可能！”苏秀后来说那段时间电视台老是不停地在播放一些像《音乐之声》《琼宫恨史》《尼罗河上的惨案》等老译制片，其中很多都是由毕克担任主要配音演员的。当时她还想下次再去看他就不再问他“胃口好吗？”或者“睡得好吗？”等那类家常问题，而是应该跟他谈谈当年为这些影片配音时的趣闻逸事，苏秀猜想或许这样可以让毕克得到哪怕是短暂的快乐。“但是，我的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他却已经走了。”说到这里，苏秀缓缓地摇着头，遗憾地叹了口气。
杨文元从青海回来后一开始就住在老厂长批给他的那间小房间里。1984年，上译厂在永嘉路厂门西边和徐汇区政府合造了一栋住宅楼，杨文元终于在那栋楼里分配到了一套一室半的小套。由于分给他的那套房子位于二楼，而距离那栋住宅楼南面不足五米处就有一幢三层高的洋楼，所以他家里的阳光基本上都被前面的那幢房子给挡掉了。不过当时他能在上译厂份额内有限的十几套房内分到这么一套就已是非常幸运了，而我妈也是在那次才第一次享受到福利分房，那次我们家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实际面积仅有二十七点八平方米）的单元，这样我们才得以从新华路文化局宿舍大院那间居住了二十一年的十六平方米小屋里搬出来，而此时距离我妈进厂工作已经整整二十四年了，并且这也是我妈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的三十多年里所享受过的仅有一次分房。除了杨文元和我们家以外，演员组的苏秀和赵慎之也搬到了这栋楼里，同样，这也是她们在上译厂工作几十年后的第一次分房。杨文元是在从青海回上海后五十多岁时才结的婚，婚后他生了一个儿子，后来我经常看见当时已年近六旬的他抱着年幼的儿子在上译厂大门口附近的永嘉路上晃悠，脸上带着父亲特有的满足，但在我看来，那个场景却有种说不出来的凄凉。后来杨文元退休之后也是贫病交加，有一次年轻演员狄菲菲去看望他时，他竟幽幽地说了一句：“我真恨不得从这个楼上跳下去……”
1997年下半年，一场意外的车祸导致尚华的左半身髋关节骨裂。由于他自己的弟弟也是一个老司机，善良的尚二爷当时并没有追究那个年轻司机的责任。然而，从那以后，车祸所引发的病痛就开始久久困扰着他。为了日后行动方便，车祸发生以后，尚华到医院自费安装了一个两万多元的人工关节。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过了不久，尚二爷在家中又不慎两次扭伤关节，光是为了保持肌肉的活力而打的三针“营养能量补针”就花了他近八百元，使得生活本来就不宽裕的他在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因此尚二爷不禁哀叹：“恐怕所剩的积蓄今后都得花在看病吃药上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在第一线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还是会为一段戏念上六七十遍，也还为“此生未能有一部如邱岳峰的《简·爱》那样令自己满意的‘绝配’电影”而老泪纵横。2005年4月22日凌晨1时30分，尚华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三岁，他在身后留下了大大一堆对事业的不舍和对家人后代的担忧。而他的老兄弟于鼎则早在1998年5月20日就同样因心脏病突发而归隐天国，去世时只有七十三岁。
我最后一次见到赵慎之老太太是在2014年10月老一代配音演员刘广宁、童自荣、曹雷等人做电影译制片回顾活动《辉煌年代》时在上海大剧院后台见到的。当时老太太精神矍铄，还是照例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之前他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做同样的活动时，由于赵老太血压突然升高而临时不能演出，但她还是坚持着让工作人员用苏秀为自己备用的轮椅把她推上了舞台，向观众致歉。她在观众持续热烈的掌声中被推下舞台，然后旋即被送往医院。当这个活动在上海大剧院举办时，她还是坚持从位于嘉定南翔镇的养老院来到大剧院后台与老同事们相聚。岂料，那个演出才过去两个多月，赵慎之就因突发心脏病发于2014年12月26日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岁。而在2014年初的1月5日，另一位配音艺术家李梓也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而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据她的孙子，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任重回忆，他奶奶在晚年意识逐渐消退的情况下，整天在无意识之中念叨的还都是跟配音有关的话。在李梓去世后，她的老伴，《新民晚报》前副总编辑任荣魁先生在治丧期间一再坚持要求的居然是“在李梓的遗体上覆盖党旗”，可见他为之不忿的最大事情也只是要为争取了几十年但直至离休前后才被批准入党的妻子“讨个公道”。
配音演员中结局最为悲惨的应该算是1981年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后考入上译厂的演员盖文源了。盖是个大孝子，据说在“文革”中的一个冬天，他母亲生病想吃鱼，他竟然冒着刺骨严寒敲开冰面为老人捞鱼。盖文源的声音条件非常好，悟性也高，可惜表现太散漫，自律较差。当年上译厂的工作纪律非常严格，老厂长虽然自己也爱喝酒，但是上班时间里他决不允许任何人喝酒，这是一条铁律。但这条铁律竟是从盖文源开始被打破的。三十多年前，离上译厂不远的复兴中路靠襄阳南路口有家小小的东北饺子馆，祖籍哈尔滨的盖文源中午常拉着于鼎等人到那儿吃饺子。光吃饺子倒也罢了，北方人吃饺子时喜欢来点酒，“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于鼎作为老人还尚能控制自己，但盖文源的自控能力就不行了，他从一开始在饺子馆喝，发展到后来中午拿热水瓶出去打啤酒在演员休息室里喝，再后来，盖文源的工作纪律越来越差，经常在社会上混，使得厂里很多老人都为他担心。终于，在1995年，盖文源的旷工、在外面与人发生生意纠纷等问题集中爆发。当时的厂领导和某些演员组同仁就抓住那些问题不放，坚持要开除盖文源。尽管厂里有二十几名配音演员在他的检讨书上联署名字为他担保，希望给他一次悔过的机会，尽管盖文源自己也写了检讨承认错误，又尽管盖文源的岳母找到厂里请求厂领导不要开除盖文源，以挽救他和妻子已经濒临崩溃的婚姻，但在当时厂领导和某些同志的坚持下，他还是被劝退，并因而导致了婚姻的最后破裂。陷入众叛亲离境地的盖文源在1996年8月生了一场大病，他的家人曾一度将他接回哈尔滨休养，但不知为何才过了八个月，他的家属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将他打发回上海。回到上海时的盖文源已经步履蹒跚，吐字不清了。到了1998年底，盖文源再度中风，只能靠朋友的接济度日。据说为了治病，他变卖了唯一的住房，自己流落到街道地下旅馆栖身。后来在一直帮助他的几位战友、朋友的奔走下，不到五十岁的盖文源才被送进上海松江第四福利院，而当时他随身携带的唯一财产就是一台老旧不堪的12英寸彩电，之后他还欠下福利院几万元的医疗费和生活费。由于脉管炎等疾病的发作，他的双脚皆有脚趾被截掉。心中的苦闷使盖文源陷入了更加自暴自弃的状态，重病之下的他依然酗酒，而去看望他的老同事和朋友每次都会在看望他后转去福利院附近的小卖部，帮他偿还赊账买酒所欠下的款项。最后，盖文源又被转往徐汇区的另一家福利院，并于2013年6月7日怀着愤懑离开了人间。后来，曹雷、刘广宁、程晓桦等一些老同事为他在位于上海青浦区的福寿园捐了一个衣冠冢。说是“衣冠冢”，其实里面不但没有他的骨灰，就连他生前穿过的衣服都没有一件。盖文源也许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但大伙儿都认为他是个好朋友。作为盖文源的老同事、老朋友，他们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盖文源的同情和不平。
上译厂演员组老同事探望赵慎之时合影于她当时居住的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的养老院内
前排左起：程晓桦、曹雷
中排左起：孙渝烽、赵慎之、戴学庐、苏秀、刘广宁
后排左起：狄菲菲、童自荣
原来，在译制片银幕上的美妙声音背后，竟还有着如此凄惨悲凉的故事。
早年赴美定居的配音演员施融曾经给老同事孙渝烽发来一篇《纽约时报》发表的内容为介绍德国译制片行业的文章。讲到在德国，如果外国电影不译成德语就休想进入本地市场，就连时代华纳的老板都知道必须要把他们出品的美国电影在输入德语区市场前要将影片先译成德语，否则就会损失惨重。德国是一个有八千万人口的“大国”，如果加上瑞士和奥地利的德语区人口其市场就更大。据说为007配音的德国配音演员配一部译制片的要价在一万五到两万欧元，而在德国就算是跑龙套的普通配音演员也能日进七八百欧元。除了德国以外，法国和意大利的译制片事业也非常发达。最后，施融在信的结尾部分写了一句颇有些酸楚的话：“你看了要吐血的。”
从1980年代初邱岳峰去世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苏秀、赵慎之、毕克、于鼎、尚华、李梓先后退休了，1991年，我妈也提早退休了，1992年，老厂长陈叙一去世了。2004年，第二代配音演员里硕果仅存的几位配音大腕中的童自荣也退休了，他表示：“后来的情况很不理想，有些工作方法我到现在也不赞同。什么戴耳机，我就不喜欢。边上没什么对手互相交流，一个人从头到尾录，这个特别没劲，又没有老厂长把关……”同时，童自荣更认为“单轨录音”的方式是“机械的，不像搞艺术的，不活，不是有机体”。由于原来的配音方式中人和人之间是互相激发、相互沟通的，而现在的生产流程将“人人沟通”变成了“人机沟通”，那种创作人员之间的互相激发、感染的创作交流已不复存在。
电影是一个产业，它是以大批量的拷贝发行来实现产品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电影观众审美观在逐渐发生变化，我自己当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也曾在一段时间观点激进；因为在那个时期我所接受的电影美学观点是力求保持原片内所有元素的原汁原味，原片中演员的形体表演和声音表演应该通过同期录音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我刚开始学导演不久，我就跟我妈说：“电影译制片本来就是幕后工作，而你现在应该退到‘幕后的幕后’，不用再干了。”但是，后来又过了若干年后，当我把《虎口脱险》和《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原片找出来看时，我发现自己却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不能接受那些原片了，而我所喜欢的竟然还是上译厂配的版本。直到那时，我方才醒悟过来，电影译制片是一项“艺术再创作”，也就是上译厂的配音演员对原片的声音进行了艺术再加工，使得译制片角色的中文声音魅力远远高于原片演员的声音魅力，况且这对我个人（恐怕还有那个时期的数亿中国观众）来说还有个“先入为主”的问题。所以，我现在是不看以前上译厂译制过的那些外国电影的原片的，而与之相反的是我现在也同样不会看现在配音的外国电影甚至香港电影的，现在我要看外国影片就一定会坚持看原版片。就算是邱岳峰或李梓再世，但如果缺少了像陈叙一这样一位集“艺术管理、翻译、导演”三大核心能力于一身的灵魂人物，译制片还是一样会衰败。我相信这是一个业内带有普遍性的观点，而市场也已印证了这一点。所以，在今天这样的观众市场和产业环境下，在如此的理念冲突下，中国电影译制片行业的衰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而我们所能做的就仅仅是在对昔日的缅怀中凭吊译制片那曾经有过的灿烂辉煌。令人感动的是，时至今日，进入晚年的刘广宁、曹雷、童自荣、乔榛等老一代配音演员们仍然奋力游走于各种场合，以他们的一己之力努力延续着配音艺术的传奇。
2012年中秋节，刘广宁（左一）在长子潘争（右一）、孙女潘凌逸（左二）陪伴下和老电影演员梁波罗（右二）参加克勒门文化沙龙活动
童自荣对老厂长的感情和崇拜是非同一般的，他甚至认为“老厂长声音洪亮，可以当配音演员”，并且扬言说“他的观点就是跟人家的不一样”。在与童自荣叔叔聊天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从1973年进厂到2004年退休，花了整整三十一年干同一件事情。如果时光允许他穿越回考大学之前的时空，如果那时他还有别的机会选择其他的职业，他会不会改弦易辙？听到这个问题，童自荣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不会，我永远会喜欢这个行当。”而且他表示：“只要有老厂长这样的人才来招兵买马，我依然会热烈响应！”说完这句话，童自荣的眼神变得有些黯然，停顿了一会儿后，他又低低地嘟囔了一句：“但是这样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了……”
有人说过：陈叙一走了，译制片死了。在我采访邱必昌的时候，他神情落寞地说：“先是我父亲去世了，后来陈叙一也没了，再后来永嘉路大院里的那棵大树也被锯掉了，翻译片从此一蹶不振……”任何产品都有它的生命周期，电影译制片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环境下由一群特殊的杰出人物所创造的一个特殊的艺术现象。如果把译制片定位为“商品”而不是“作品”，那样的精雕细琢是无法符合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标准的；因为它既不能量产，亦不可复制，更不具有高增长性和高利润率。因此，在今天的环境里，像以前那样不惜代价磨出一部译制片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译制片”曾经向亿万中国观众干涸的精神家园里注入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同时也为从1949年开始被封闭了几十年的他们打开了一扇可以遥望世界的窗户。而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的两次译制片回顾活动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多观众的热烈响应和追捧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观众借这个场合向当年曾给予过他们极大精神享受的老配音艺术家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同时，这也是广大中国观众对于中国电影史上这页曾经的辉煌篇章所给予的最大肯定和褒奖。
1951年4月19日，被杜鲁门总统解职的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美国国会大厦所发表的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说中有这么句话：“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会慢慢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老一代配音艺术家们现在业已离开了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录音棚。在这片夕阳余晖中，我们只能是在他们永恒不变的声音中，遥望着他们逐渐远去的身影，并用我们的心灵和笔触将他们的名字用大大的金字镌刻在中国电影史的丰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