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雪芹生卒

生卒年在一个作者事迹中是首先要考查清楚的。而曹雪芹的生卒，却始终并未清楚；过去都只以胡适考证的“结论”为根据。胡适的说法，中经修改，过去的就不用赘叙，单说最后的“定论”，是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而卒于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一），得年四十五岁。他定雪芹卒年，还有所依据，因为甲戌本卷一正文开始时有一条脂批，说：


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壬午便是乾隆二十七年。这似乎是不成什么问题了。谁知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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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敏的《懋斋诗钞》里在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癸未春天作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说：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这就发生了问题：如果雪芹真在二十七年除夕死了，敦敏如何还能在二十八年上巳前三天约他去赏花饮酒？再看这本诗集排到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春，敦敏才有《河干集饮题壁兼弔雪芹》一诗，这一点再与敦诚《四松堂集》的《挽曹雪芹》诗，下面注明“甲申”而且是甲申开年的第一首诗这个事实来合看，则雪芹本系二十八年（一七六三）癸未除夕死去的，次年敦敏兄弟才挽弔他，绝无可疑。

我初次得见的《懋斋诗钞》，是个清钞本，年月次序，清楚明白，诗是编年顺录的，按内容推到这首《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是癸未年春天。而其前二首的题下也正注明“癸未”二字，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一诗又有自注云：“先慈自丁丑见弃，迄今七载。”自丁丑越七年，正是癸未（注意传统算法，凡说越几年，都指“连头带尾”共包括几个年头，经历几个干支，不是“核实”了满十二月才为一年的意思）。因此敢说癸未年并无错误。

迨后又见到了原底稿本——圈选以备付刻的底本，事情更清楚了，底稿本是随作诗随续抄上去，本来就是按年照月，连“编”都用不着的。这再不会错。这个底本因付刊前要删割有避忌的诗（清代曾获罪的宗室如敦家，写作是要非常小心的，不然就要惹祸），遗有空白处，后来收藏者“燕野顽民”得到此本，见有脱粘等处，怕有零落，因此略为粘缀修整，并为此写下识语。未想这却引起有些研究者的误会，说诗集的次序不可靠了，被他搞乱了。其实全非如此。想证明此本并非编年的提出了一些论证，但都难成立。

再说，癸未年的“上巳前三日”，即三月初一正是敦诚的三十岁整寿，敦敏“代简”的含意是邀请雪芹来给敦诚过生日。又敦诚在甲申开年作挽雪芹诗，自注说：“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从作诗人说这话时往前推“数月”，当然是前一年癸未年的某月里。如果曹雪芹早在“壬午除夕”死去了，那么就成了先死的父亲因“感伤”后死的殇儿而“成疾”的怪事了，也断不可通。乾隆癸未年北京曾发生严重痘灾，幼儿死亡殆尽，亦正合榫。

不执着孤立的一点，综合地看证据和所联系的事情，我认为曹雪芹确是卒于癸未年的除夕，合公元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

至于脂批的话，是记错了。史书、碑版、文章，误记干支的例子，简直多得不可胜举，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为什么对脂砚斋的“壬午除夕”四个字又信他“除夕”呢？这很好理解，一个人在大年除夕逝世，这样一个日子不会记错。情理需要具体分析，而不能囫囵吞枣。

若说起生年，就更麻烦。胡适之所以推为生于康熙末年，毫无根据，只有两个理由：一是根据敦诚挽诗“四十年华付杳冥”的话，断为曹雪芹“至少”活到四十岁（为什么不能是“至多”活了四十岁？他却没有说）；二是因为雪芹如果生得晚，“就赶不上曹家的繁华”了，所以要把“四十年华”放长五年，特意叫他“赶”到康熙末年，经一经所谓当年的“繁华”。后一论断实在可笑得很。

我的看法却两样。我们应该相信敦诚的话，在别无旁证可求的条件下，只能暂按四十岁的年寿，把雪芹生年推为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或迟早各一二年，自属可能，但无法确定。）

如果照胡适之说，生在康熙五十七年，死在乾降二十七年，活了“四十五”岁，那么挽诗说“四十年华”，还勉强可通，如果照后来王利器先生的主张，认为曹雪芹是颙之“遗腹子”，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则是活了四十八九岁，——这一来就更不对头了，在旧社会里，是没有人肯为亡友“减寿”的，如果挽一个四十八九岁死去的人不说“五十年华”而偏说“四十年华”，那就是太没情理，迹近开玩笑了，我想敦诚比我们知道得总要清楚些。

现在再就胡适的那个“赶繁华”说几句。假如曹雪芹真个生于康熙五十七年，到雍正六年曹氏落职籍家北返时，他算起来已十一岁，该把南京情形记得清清楚楚。但雪芹书中于此，正面一笔都没有。依胡说他是要写当日南京的“繁华”的。那么为什么要写的主题反而一字不写——或是一字写不出？足见他并不记得。此其一。又如第五回宝玉向警幻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脂砚的批说：


“常听”二字神理极妙！


也可以从侧面窥见雪芹之对于南京的印象遗存不多，他只能从旁人嘴中“听说”而已。“十一岁”的雪芹如果这样记忆薄弱，是说不通的。若依我所推生于雍正二年，到六年北归，刚刚五岁，其记不清南京，便不足怪。说列这里，则要雪芹“赶上当日的繁华”一节，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实，即使雪芹真是生于康熙五十七年而在“十一岁”上离的南京，他又有什么“繁华”可赶？他祖父在康熙五十一年已经死去，接着人亡家败，惨不可言。要他“赶繁华”，早生五年六年，正是糟糕！赶上了最坏的几年。“赶繁华”至少得早生十五年才行，换言之，雪芹须活五十五岁。那么，“四十年华”的诗怎么交代呢？

迨后又发现了敦诚的《鹪鹩庵杂记》（记字后笔改为”诗”，不可据。此本系“杂记”用的册子，改钞了诗，但不得因此而造“杂诗”之名），其中挽雪芹的诗原是两首，其“四十年华付杳冥”句作“四十萧然太瘦生”。这是最可注意的，诗人两次定稿，改动顿大，“四十”二字独无更易，可说是大书特书，明白无讹。难道可以推诿为事出偶然？

如照“四十年华”实推，还有一点可作旁证。曹家的命运，从雍正初年倒霉之后，到乾隆皇帝上来，又曾小小“中兴”。雪芹如生于雍正二年，到乾隆元年为十三岁，还未成丁，所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于元年开始征集档案资料时不曾载入“曹霑”一项，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如果他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元年即已二十二岁，早达成丁之年，那么《氏族谱》为何已载曹天祐而不载曹霑其人？

综合我的证据，我坚持我的意见：曹雪芹是生于雍正二年（一七二四，甲辰）左右，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的除夕，合公历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实际的年龄约是三十九年半。


引自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五章，134-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