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马拉松：内啡肽旋风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神经学家坎迪斯·珀特（Candace Pert）最近发现，大脑内存在阿片剂受体。这表明，身体有一个内在的止痛分子机制，其效果就像吗啡。就像人们逐渐认识到的，内啡肽减轻身体的疼痛，同时在心理上产生欣快感。研究人员在一组长跑者的血样内检测到内啡肽水平的提高，看来似乎一切都相符。运动让大脑充满吗啡样物质的理论与每个人得到的愉快感正好匹配。它带给我们“跑步者的欣快感”，这是运动效果的终极版。对我而言，这是我首次接触到运动与情绪的观念。
● 内啡肽快感（endorphin rush ）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类似内啡肽带来的心理上的欣快感，甚至像内啡肽一样，可以减轻身体疼痛。
压力激素有40种，它们的受体遍及大脑和全身。内啡肽也被视为是压力激素，在剧烈运动期间，它们能够镇静大脑并缓解肌肉疼痛。它们就是英雄行为的灵丹妙药，当我们生理负担过重时，它们帮助我们忘却疼痛，让我们能够完成手头的工作。
我在第3章中提到的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派尔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位马拉松选手，他为自己总能跑完全程而自豪，但有一年的波士顿马拉松赛成为他的巨大挑战。在起跑线附近，一个塑料袋缠住了派尔斯的双脚，结果他膝盖着地摔倒在人行道上。他猛地跳起来继续跑，没有比这更令他愤怒的了。不过跑着跑着，派尔斯的步伐开始变得费力，跑到接近29公里的时候，肿胀的膝盖开始罢工。他的大腿骨骨折了，每迈开沉重的一步都会引发削弱意志的剧痛。派尔斯说：“我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这必定是内啡肽的作用。
疼痛与抑郁有关。继珀特的发现之后，其他人进行了一些实验来研究内啡肽是否真的是运动和变好的情绪之间的纽带。研究人员期望看到内啡肽类阻断药物能防止跑者过于兴奋，但却得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后来研究者发现，体内产生的内啡肽——就是在长跑者体内检测到的这种内啡肽——无法进入到大脑中。于是，对内啡肽快感的研究热情逐渐减退了。内啡肽显然不是唯一的答案，于是它们很快被丢弃在实验室里。而现在，我们又回来关注它们。研究显示，大脑内直接产生的内啡肽会产生愉悦感，这种感觉常常伴随运动一起出现。不过，我们还不能确定内啡肽对愉悦感能产生多少贡献。
完全用生物学来诠释心理学的难点在于，有时候我们忽略了心理、大脑和身体相互影响的事实。当我们运动时，除了感觉愉快之外，还会自我感觉良好，另外运动对我们还有一种积极的影响，只是你无法追溯到大脑内的某种特殊化学物质或某个区域。如果你已经情绪低落，运动一下就会让心情变好，那种知道自己就要好起来和自力更生的感觉将彻底改变你的心态。只要养成这种习惯就能大大改善你的情绪。显然，一些改变正在发生。
最好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口学实验室（Human Population Laboratory）进行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阿拉米达研究（Alameda County Study）。研究人员从1965年开始跟踪随访8 023名年轻人长达26年，调查其生活习惯及健康有关的众多因素。他们回顾比较了受访者在1974年和1983年的情况。起初，所有人都没有抑郁的迹象。在这些受访者中，9年内渐渐减少运动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是经常运动的人的1.5倍。另一方面，那些起初不运动的人开始逐渐的增加运动量，到1983年，与一直运动的人相比，他们罹患抑郁症的风险并没有增加。换而言之，改变运动的习惯，就能改变患抑郁症的风险。
另外几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从几个略微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相关性，所有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006年，荷兰公布了一项针对19 288对双胞胎及其家庭的大规模研究。结果表明，运动者很少焦虑、抑郁或神经衰弱，而且更乐于与人交往。1999年，一项涉及3 403人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周至少运动两到三次的人与那些很少运动甚至不运动的人相比，会更少有抑郁、愤怒、压力感、愤世嫉俗、怀疑一切的心态。这是一项包括情绪问题在内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调查，也就是说他们研究的是一系列比临床抑郁症更广泛的症状。2003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系公布了一项涉及8 098人的研究，结果证明运动与抑郁之间成反比关系。
-------------------------------
殊途同归
畅销药百忧解上市时，它是第一种能够改善单一神经递质失衡的抗抑郁药物，同时也是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SSRIs）药物的鼻祖。这类药物阻止血清素被神经突触吸收再循环利用，以留出更多可以利用的血清素，理论上恢复了大脑中这种神经递质的正常水平。百忧解的出现令人欢欣鼓舞，因为许多人服用后都有效果，而且它意味着抑郁的诸多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百忧解的巨大影响在于，它不但消除了消极情绪，还增强了自尊，而缺乏自尊正是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特征。
20年后的事实表明，百忧解和它的SSRIs后代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那些针对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或三种神经递质任一组合的抗抑郁药也是如此，问题之一就是副作用。比如，那些服用SSRIs见效的患者在几个月后出现了性生活问题。有些评估表明，有五成以上的人抱怨他们有过这类困扰，其程度涵盖缺乏兴趣到性功能障碍。（这意味着SSRIs 类药物可被用于治疗早泄和性侵者。）
人们很容易忽略或排除考虑性方面的问题，尤其当他们在其他方面感觉良好时，但这些问题会向我们悄然逼近并引发其他问题。性感受和性欲是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驱动因子，遏制会导致我们对生活失去全面的激情、缺乏亲密行为或者可能失去很多机会。总之，尽管这些副作用肯定不会比抑郁症更严重，但对许多人来说，它们影响了生活。现在需要警惕SSRIs类药物的是，它可能会增加儿童和青少年自杀念头及自杀行为的风险。这一结论还在争议中。结果是，患者很难停止服用这类药物，尤其是文拉法辛（商品名叫郁复伸，Effexor）。
最近，我正在治疗一位事业成功的企业家。他因婚外情和妻子分居，生活一团糟。同时，他还丢下了自己的工作。他来找我是想进一步了解在婚姻治疗中意外出现的一个问题，而且他一直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者。
因为他坚决反对让任何“非自然”东西进入到自己身体内，所以他拒绝吃药。而妻子的压力以及他对欺骗伴侣的内疚感，使他最终同意使用药物治疗。我们试了好几种不同的药，但很快就停用了所有的药物。因为他出现头痛、胃痛以及肌肉疼痛的症状。
我告诉他，注意力问题暂放一边，他的首要问题是抑郁情绪。他不爱运动、没有积极性而且对任何事情都会感到失望。他也没有付出任何努力来调整自己的工作状态。尽管这种状态已经持续数月，但他拒绝承认这是一个问题。有一天，他来到我这里，情况看起来变得更糟糕了。平时特别整洁的他，胡子拉碴、头发凌乱。他告诉我他挣扎了好久才起床。
我坚持让他尝试一种抗抑郁药，并向他介绍SSRIs类药——草酸艾斯西酞普兰（商品名叫来士普，Lexapro）。他闻听此言，立刻恶心呕吐。他说他不想再试新药。
他过去一直进行体育锻炼，所以我告诉他，实际上应该坚持每天运动。其实，我之前就一直这样说过，不过有了来士普这个插曲后，我开始向他解释运动对大脑的巨大影响力，并且给他看相关研究唤起他的专业敏感。
两周后，他看上去像是另一个人。他面带微笑充满自信，而且他对自己几乎每天长跑的这个事实感觉很满意。又过了一个月，我看到他开始认真寻找工作，同时在与妻子和解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他第一次告诉我，他对与妻子重归于好充满希望。最令他惊讶的是，他感觉自己如此不同，而且他能够保持这种感觉。
除了增加内啡肽以外，运动还调节所有抗抑郁药锚定的神经递质。首先，运动可以瞬间提高大脑某个区域内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那是希尔德克劳特最喜欢的神经递质。运动唤醒大脑，并促使大脑提高自尊感。自尊是抑郁症的一个组成要素。
运动还促进了多巴胺分泌，而多巴胺能改善情绪和幸福感，并启动注意力系统。多巴胺与动机和注意力都有关。研究证实，长期运动可增加大脑内多巴胺的储存量，而且触发大脑奖励中枢内制造多巴胺受体的酶大量生成，由此产生一种类似成功完成某件事后的满足感。一旦出现这种满足感的需求，多巴胺基因立刻被激活产生更多的多巴胺，以便让这些通道获得更稳定的调节，而这也是控制成瘾的关键。
真正的检验
不久前，我们才了解运动和抗抑郁药影响的化学物质是相同的，但还没有人把这两种方式系统地进行面对面的完整比较，直到1999年，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了这个工作。这个具有里程碑的研究被亲昵地称为“微笑”（SMILE），即“标准医疗干预和长期运动”（Standard Medical Intervention and Long-term Exercise）的缩写。在这个为期16周的实验中，詹姆斯·布鲁曼索（James Blumenthal）和他的同事把运动与SSRIs药物舍曲林（商品名左洛复，Zoloft）相较。他们把156位患者随机分成三组：左洛复组、运动组以及联合治疗组。安排运动组在监督指导下每周3次行走或慢跑30分钟，强度为其有氧运动能力的70%~80%（不包括10分钟的热身运动和5分钟的缓和运动），结果如何呢？这三组患者的抑郁症都有了明显缓解，而且每组都有约一半的人完全走出抑郁的森林进入缓解期。另外有13%的人症状减轻，但仍没有完全恢复。
-------------------------------
布鲁曼索得出结论：运动与药物同样有效。我的有些患者对运动可以通过改变脑内化学物质来治疗抑郁症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于是我把这个研究的资料复印给他们。因为它清楚指出精神病学界希望传递的信息，至少到目前为止确是如此。这些成果不只应该在医学院内传授，更应该让所有医疗保险公司充分了解，还应该张贴在全美国每一家养老院的公告栏内。因为在养老院里，接近1/5的患者有抑郁症。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运动的效果和左洛复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真正减少这种疾病的发生了。
仔细琢磨“微笑”研究的言外之意，可以发现某些复杂的问题，正是它们阻碍人们把运动视做一种医疗方法。就像安德利亚斯·布鲁克斯在1997年针对运动与抗焦虑药氯丙咪嗪所做的比较。尽管两组的改善水平最终相同，但服药组患者得到了更快速的缓解。乍看之下，这似乎与制药公司提醒抗抑郁药可能需三个星期才能起效的说法相矛盾，但这只是一个统计数据。过去几年中，我有很多患者服用抗抑郁药才几天就有了效果。
反过来，对那些仅一次运动就能改善情绪的研究，大家会怎么看呢？例如，2001年，北亚利桑那大学（Northen Arizona University）的心理学教授谢丽尔·汉森（Cheryl Hansen）指出，短短10分钟的锻炼就能快速提高健康被试的活力和情绪。不过，假如汉森在数小时后重新检查被试的情绪，她很可能会发现它们又回落到基线（boseline）水平。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一次运动就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还要记住若想长期改善情绪，需要长期坚持。这两点都同样重要。
布鲁曼索在研究中每周评估一次被试在运动前的情绪。他发现有些患者的情绪很快就有了改善，但效果并不像药物那样显著。抑郁症康复的一个关键指标是，你可以预测5分钟后仍然会感觉良好，然后过5个小时到最后，你会很自信地预测第二天早上你的感觉一样好。间断性运动如希望达到这个效果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项研究结束后第6个月，布鲁曼索和他的同事对当初的被试做了调研，以了解他们的情况。结果发现，运动的长期效果比药物还要好。运动组中大约有30%的人仍有抑郁症状，服药组的比例是52%，而联合组的比例则是55%。（布鲁曼索对联合组的这个结果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稍后我会介绍。）而那些在研究初期进入好转期的患者中，运动组只有3%复发，而服药组的复发比例是38%，差距相当明显。
最初4个月的实验后，被试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治疗方法（或不治疗），这使结果更为复杂。有些患者参加心理治疗，有些服药组的患者开始运动，而有些运动组的患者开始服药，由此使大量可变因素开始起作用。布鲁曼索的研究团队发现，预测某个人是否感觉更好的最重要方法就是看他们的运动量。尤其是，每周运动50分钟和抑郁几率下降50%之间的联系。布鲁曼索认为现在还不能断定运动是抑郁症好转的原因。或许反过来也成立：那些患者之所以继续运动，是因为他们抑郁情绪减少的缘故。当运动与情绪之间存在相关性的时候，科学家面对的就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经典问题。不过，究竟运动使你情绪好转，还是你情绪好转了才运动，这真的很重要吗？不管怎样，你的感觉越来越好。
-------------------------------
那么对联合组那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又做何解释呢？布鲁曼索原本设想，既运动又服用左洛复的效果应该最理想，但这组患者的复发率却最高。他推测可能有些被试不赞成服药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来参加的是运动对抑郁症影响的研究。当发现自己还要服用药物时，有几位患者显得特别沮丧。在实验期间，有些患者表示，药物破坏了运动的有益之处。从生理学角度看，这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服用药物削弱了运动赋予被试的自我掌控感，这是有可能的。布鲁曼索在研究中解释道：“患者并不相信‘我全身心投入而且努力实现了运动计划，尽管这不容易，但我战胜了抑郁症’。相反，他们可能相信‘我是服用抗抑郁药才好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