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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 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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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最後的一次講演。我這六次的講演,可以說是根據中國的舊材料,來批評我們現在的中國。或許諸位認為我們今天希望改造一個新中國,不需要這許多舊材料來批評,來解說。可是這話,我覺得是有問題的。譬如說,我們要有一個合理想的新香港,我們只能根據舊香港來改造,而不能根據香港以外的好榜樣,如倫敦,來改造香港。倘如此般的改造,亦決不能改造得同倫敦一樣。倫敦有泰晤士河,香港沒有。這是講自然地理。倫敦有西敏寺,有白金漢宮,有國會,這是倫敦的傳統歷史所造成的。香港亦沒有。所以香港的改造永遠將仍是一香港,決不能改造成一個非香港。所以我們決不能採用另一個榜樣來改造香港。新香港的理想還在舊香港的基礎上。雖然我們請到許多專家來幫香港設計,但是永遠不該設計出脫離舊香港基礎的一個新的非香港。有了舊的,纔有新。沒有了舊,亦就無所謂新了。
這裏有兩個大原則:第一個原則,我們必需根據歷史的舊傳統,纔能希望發展出此下新的來。第二個原則,任何一種希望改造,只能寄托於少數人的身上。譬如香港,現有五百萬人,這五百萬人只能在那裏希望,我們要改造一個更好更合理想的新香港。大家有一希望,但不能大家有一理想。即由此理想,而來設計改造,這不是多數人的事,是少數人的事。多數只能有要求,無辦法。我們講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改造,亦是這樣。其責任不在多數,而在少數。
1943年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錢穆《國學概論》
二
我們根據這兩個原則來講。譬如馬克斯,他寫他的科學的歷史觀,來主張他的共產主義。他的思想背景是在倫敦。諸位讀他的書,他所用的許多材料,都是根據倫敦當年報章雜誌所載有關各個資本廠家的種種內幕,種種的實際情形,才來發揮他共產主義的主張。
我們講共產,應分兩層來講。先是造產,沒有產要造產。而造產先要有少數人拿出一番資本來,有計劃,有機構的來造。這是少數人的事,非多數人的事。少數人的資本到後來愈來愈集中,到更少數人的手裏,到了少數中的最少數,而多數人盡成為無產階級,起來分產,把極少數人的大產業,由大多數人來分。而其先所憑藉造產的那一大筆資本及其計劃與機構,則仍然保留,可繼續照樣造產。只不過把極少數的主人,變為極多數的主人。把資本社會變為共產社會而已。必然先造產,再分產。這是馬克斯的理想。
列寧拿了馬克斯的理想,在俄國一並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上去推行,這可謂牛頭不對馬嘴,與馬克斯的思想背景絕不相同。這等於拿了改造倫敦的計劃來改造香港。而列寧對俄國還是有貢獻的,他的貢獻在哪裏?他借著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打倒了俄國歷代沙皇專制的政治,把俄國社會開了一新生機。即如最近俄國的索忍尼辛,在哈佛大學講演,還很稱讚列寧,就為了這原故。而他並不贊成史太林以下到今天的所謂共產主義。因為俄國本來產業少,一分產,變成了無產,就要拿共產獨裁來再造產。這是索忍尼辛所反對的。現在蘇聯所不如美國、德國、法國,及自由世界其他國家的,就是他的產業不夠。
從蘇聯到中國毛澤東。毛澤東的政策亦要共產。所謂馬、恩、列、史、毛,至少應分三個階段。第一是馬克斯,第二是史太林,第三到毛澤東。中國又與俄國不同。其實毛澤東只學了史太林,沒有學列寧。列寧主要在政治改造,史太林纔轉到社會改造,毛澤東主要亦在社會改造一條路上。中國社會比起俄國來更無資產階級,毛澤東起來要分產,結果使中國社會陷於破產,比蘇聯更不如。
今天毛澤東死後的中國共產黨要在破產後來造產。今日中國共產黨的大變實在此。但造產仍需憑藉社會上的少數來造,不能由一黨專政來造。而中國共產黨則憑藉政治專制來改造社會經濟,這種改造必然仍是破壞性,而非建設性,這是一無辦法的。所以中國共產黨開始大叫要打倒英美帝國主義,而目前又要大批派送留學生到歐美去學科技,準備回來再造產,這真所謂南轅北轍了。
今天大陸就希望再造產。但造產絕對是社會下層少數人的事。政治上層只能來加以幾許指示與限制,絕對不能由政府控制著多數來造產。從控制多數到崇尚少數,這在政治心理上先需有一大轉變。倘他們不先自覺悟,依然要一黨專制來控制多數,要使這被控制的多數來造產,這是斷無可能的。
現在大陸上正在普遍大量的熱烈的來學英語。但要進國外的大學,光學語言文字是不夠的。他對美國講,我要派一千人或五百人去留學,這是一個外交上的談判。你同法國或德國都好商量,可是你派甚麼人去呢?我講一個昨天纔聽到的故事,是從大陸傳來的,不一定正確。他們派人出國要經過考試,但不光考英語,還要考其他的知識。要學科技,當然最重要的是數學。學自然科學最基本的知識是數學,學人文科學最基本的知識是歷史,這是不同的。他出一個題目,½+½=?那時十幾個人考,有一人答等於2/4。請問,照這般程度怎麼可到外國大學裏去學科技呢?大陸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到今天已十二年,整個教育制度亦已破產。大陸的一般中學、大學不讓知識份子去進,而是無產階級子弟的特權。不論知識程度,只講政治掛帥。倘使一個十二三歲、十四五歲的青年,經過文化大革命,到今天二十幾歲,他們決不曾受過正常教育,如何能派到外國去?他只能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學畢業生,因為從前的大學還比較像樣些。經過這十多年,或都在四十歲左右了。並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還多數被下放,受了種種磨難。現在再要他們來為共產政府求知識,來為共產政權再造產,他們的興趣和信仰上應會大打折扣。這是今天大陸的大問題所在。可見一切希望,一切理想,都需根據現實作基礎。蔑棄現實基礎,便無希望理想可言。
共產主義到了蘇聯,到了中國,違反了我們前面所說的第一個原則,就是新的改革要根據舊的背景。在英國今天有個大問題。一百年前馬克斯在倫敦寫《資本論》的時候,正是大英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和其資本主義社會達到最高峰的時代。英國人當然亦受他的影響。但是經過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地沒有了,少數人的造產有了限制了,而多數人急乎要分產。造一份,分一份。造兩份,分兩份。罷工,怠工,要增薪。今天英國的資本主義已難再上進。甚至全世界其他高度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受了影響,他們的資本主義亦難急速的再上進。而且他們又都採用了社會福利政策,失業的人有補助金,退休的人、老年人,都有種種的公共福利的照顧。在美國罷工威脅沒有英國嚴重,而怠工的情形仍然免不了。雖其社會福利制度一天天在上進,然而它的經濟繁榮亦有了限制。這都是受了馬克斯思想的影響。
今天全世界工商業經濟最急速上進的,算是西德和日本。這因他們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敗國,他們兩國的民眾都有一個共同心理,認為他們是站在無產的地位,所以大多數人肯追隨著少數人來造產。到今天,他們心理又不同。倘使再過幾年,他們的造產再往上,怕他們亦要走上遭受馬克斯影響的路。就是無產階級多了,有產階級少了,罷工怠工更要增薪的心理,亦會逐步加強。因此有了馬克斯的書,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有了一限制,不會無限制地發展下去。而蘇聯與中國的社會,則並不合乎馬克斯當時一套思想的背景。而他們亦要起來推行共產主義,宜乎是困難重重了。
如我們中國,要使小孩們從小學起,立刻再來一套新教育,經過中學、大學,再到國外留學,那要經過多少年。我們走錯了路,再回頭來重新起步,我們今天大陸再要開始造產,這條路相當迂迴,相當遠,然而目前只有這條路了!
三
再說我們的產有兩種:一是經濟的,一是文化的。經濟的財產要根據科學來造,而文化的財產當然亦要科學,但還需要像我上次所講,宗教、道德和藝術等各方面,都要加進去。這兩種產業不同,即文化遺產與經濟遺產不同。老子說:「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這是指文化財產言。我的把來分給了人,自己反而更多了。
譬如孔子,把他的思想學問來分與他的學生顏淵、子貢、曾子、子夏等人,孔子的學問思想反而會更增多的。孔子的學問思想不僅傳給當代,還傳給後代。我這六次講演,我認為亦就是接受了孔子一家的遺產。接受了多少,是另一問題。今天所謂孔家店,他做生意賺下來的錢,不是愈來愈多了嗎?今天我們中國人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可以打倒,然而我們任何一個民族都應該有他的文化遺產。我們打倒了孔家店,我們的文化遺產幾乎全部損失了。我們的文化破產了,我們要重頭來再造一番新文化,這又待何年何月造成呢。
我們換一個人來講。譬如說耶穌,他生在猶太社會,他的教可以傳到羅馬,傳到歐洲,今天傳到了全世界。而特別重要的,諸位倘使學歷史,諸位看看羅馬帝國崩潰以後,為甚麼到今天有這樣子的歐洲,最大的力量還是耶穌教。諸位不能說專仗科學,科學亦有它的力量,而在西方文化體系中,所佔力量更大的,還是宗教。有個德國人寫了一本書,說,一般說中古時期是一個黑暗時期,後來才有文藝復興。但由他看法,歐洲人的黑暗時期怕在文藝復興以後,不在文藝復興以前。我們現在是拿科學的眼光來看歷史,拿資本主義的眼光來看歷史,因此認為下面是一路進步,上面是黑暗。這位德國作家,可惜我忘掉他的名字和書名。他認為歐洲人的黑暗時期在文藝復興之後,歐洲人所認為的黑暗時期反而是一光明時期。這個就是耶穌教在他們封建時期的一番大貢獻。倘使沒有這番貢獻,怕亦不會有下面文藝復興時期的來臨。我雖不信仰耶穌教,但諸位倘使研究西洋史,從羅馬帝國崩潰,一路看下來,耶穌教在他們歷史上的貢獻,是很顯然的。
就拿他們的學校來講,亦從耶穌教開始。如英國的牛津、劍橋,都由教會創辦。我當年到美國,曾詳細問過他們哈佛、耶魯建校的歷史,亦都由教會創辦。沒有教會,今天的西方教育從哪裏來?他們大學最先分神學院、辯證的邏輯學院、醫學院、法學院,都是教會為民眾服務而開始創辦起來的。到今天,教會勢力慢慢從學校裏退出去,它的影響力逐漸少了。這是歐洲今天的一個大變化。將來如何,誰亦不知。但從他們的歷史來講,有本有源,教會的貢獻決不輸於科學的貢獻之下。
1931年錢穆在課堂上
又如講佛教,本來在印度,後來才傳到中國,再從中國傳到朝鮮、日本及其他國家。這個產業就是剛才的兩句話「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孔子的一套雖非宗教,沒有宗教的形成與組織,而有一番宗教精神。我想孔子傳下的這一套教義,只要有中國書,有中國文字的地方,將來會有人接受這一個傳統,不必一定是中國人。譬如佛教,可以有歐洲人接受。耶教,可以有中國人接受。孔子精神,當然亦可有中國以外的人接受。這是文化遺產與物質遺產經濟遺產不相同的地方。
四
但文化遺產的保存與發揚亦要靠少數人,這是絕對的。孔子門下只有七十弟子。耶穌門徒只有十三人,其中一個還不能算。釋迦的最先信徒,今不可考,但絕然亦從少數開始。總之,經濟造產要少數人,文化造產亦是要少數人。而我們多數人都希望要做經濟造產的少數。你叫他發財,大家情願。讓他去試,真能發財的還是少數。你要叫他文化造產,多數人不肯,不情願。
釋迦牟尼要人出家的,其實耶穌亦等於叫人出家。耶教在羅馬的地下活動,去聽教的人都是無產階級,到後來這個教纔慢慢傳到政府去。在中國則大不同,去聽孔子講學的,都是知識分子。而孔子的經濟生活,「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他的弟子顏淵,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他們的經濟生活如此清苦,遠不能和當時一般富貴人相比。這種少數人在中國稱做「士」。但到今天,恐怕中國人已經不懂得從前的所謂士了。今天我們只稱讀書人,或稱知識分子,但都擔當不起一士的資格。
孔子說:「士志於道。」我們今天說耶穌傳道,這亦是對的。不過這是耶穌的道,非孔子的道。孔子的道與耶穌的道不同。我們先講這一點。耶穌說,凱撒的事凱撒管。他不問世事,其實當時的猶太人亦無法管羅馬帝國的事。所以凱撒的事只能由凱撒管。以下的西方政與教就分開。信教自由,在西方是由他們的政治界來講的。他們把教的一面讓給耶穌,這已是他們的寬宏大量了。而中國的孔子之道,則要干涉到政治。就拿《大學》一篇來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一以貫之,治國平天下的事,那裏是專由凱撒來管呢。這是中國儒家與耶穌教義精神本源上不同之點。釋迦牟尼要人出家,他的教義連自己的身都不看重。要使全人類的人生全歸於涅槃,涅槃並非天堂,更不論國家與天下,這又是另一道了。我曾說,擔任孔子之道的士,是半個和尚,但亦可以說是雙倍的和尚。到寺廟裏去做一和尚,這容易,中國一個士,自身過了像和尚般的生活,還要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都是我的責任,不是雙倍的和尚了嗎?不出家,而比出家更辛苦。這一士的精神,是中國所特有的。
五
而我們中國的社會呢?我們今天一天到晚爭論,中國的社會還是農業社會呢?還是工商社會?其實中國是一農業社會而又早進步到工商社會了。工商社會第一個標準就是有城市。西方人到文藝復興以後,在意大利半島,在波羅底海的沿岸,纔慢慢到各地都有城市興起。我年輕時,看見一本德國人畫的地圖,全歐洲各個城市都一一注明它興起在那一年,這就等於是讀一部近代的西洋史了。
中國的城市分為兩種:一是政治性的,很早就有,至少在西周的初年,中央政府所在地,如酆都、鎬京。封建諸侯的所在地,如魯國的曲阜,齊國的臨淄,這些都是政治性的城市。到後來又有工商業的城市,如齊國的臨淄,則是政治商業兼兩個性質的。趙國的邯鄲,其先是商業的,後來是商業政治兼而有之的。又如陶,則是一純商業性的。再講到廣州,從秦代起,這一城市直到今天已兩千多年,這是一很古的城市。其他如洛陽、成都、蘇州、揚州等城市,都亦在兩千年以上。果使中國無工商業,哪有這許多城市興起?
中國社會農業外,又有工商業,而上面更加一個士,成為一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士農工商」四字,始見在《管子》書中。這書是先秦時代的晚出書,但那時的中國社會早已成為一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了。這「四民社會」四字,是我個人所提出的。全世界除卻中國,沒有這樣一種社會。管仲亦是一士。
在中國封建時代有兩樣東西,西方封建社會中絕對沒有。一是都市,一是士。西方封建時代的貴族只有堡壘,沒有都市。他們的都市興起,封建就崩潰了。西方封建社會中有教堂,離開堡壘中的貴族而獨立。中國的士,是參加進封建貴族而活動的。從管仲到孔子都如此。而孔子以後,就變成所謂四民社會。
自戰國直到清代末年,中國社會都由少數的士來領導,來教化。他們不事生產,不講究私人的家庭經濟。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一個士應該志於道,就是從事於文化造產,再不顧慮到他私人及其家庭的物質生活。這就是我所說的,中國的士所有的一種宗教精神。他們的物質生活,則待社會來供養,這是中國文化的精神。
我們不講古代,講後代。如宋代的范仲淹,他是一貧家子。他父親死後,母親養不活他,再改嫁。他隨去,亦改了姓,不姓范,而姓他後父的姓朱。他在僧寺裏讀書,大家知道他斷虀畫粥的故事。但范仲淹在應試為秀才時,乃即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不像宗教信徒嗎?今天一個資本家,有誰在以天下為己任。這是中國的士。
到了明末清初有顧亭林,亦是中國一個士。他家與范仲淹不同,家裏有奴婢近千。他家是江南崑山一大富戶,但他一人離了家,跑到北方。他說:「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說的國家興亡指政治言,天下興亡指文化言。明代之亡,這是政府問題,他不做官,不能負其責。而中國民族文化的責任,他雖是一匹夫,亦得負責。這亦是中國士的精神。
他兩個外甥都在清朝做了大官。但是我講過,中國人做人要有最高道德,又要有最高藝術。有了儒家思想以外,還要有道家思想。顧亭林並不明白不承認他的兩個外甥,這是他的做人藝術。有一天,一外甥在北京做相國的,請他吃飯,他亦吃得很高興。這個外甥就勸他再留下來吃晚飯,說,我晚上派人拿燈送你回去。顧亭林生氣說,拿著燈晚上走路,不做小偷做甚麼?這話實在是不通。但他外甥已心裏明白,其他的客人亦都明白,就讓顧亭林回去了。諸位去研究顧亭林的一生,像此類的故事,或勝過此類的故事,還很多。然而三百年來到今天。顧亭林對於中國文化上的貢獻有他的大功。這就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了。
中國人的所謂士的精神,不僅孔子及先秦儒家,乃及諸子百家,漢唐以來,宋、元、明、清一路不絕。中國亦一路是個四民社會。但兩千五百年一路有分別。這我不詳細講了。
六
中國由四民社會中,又產生了士人政府。由漢武帝以下,而確立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不是所謂神權,所謂皇權,所謂民權,像我上面講的英國西敏寺、白金漢宮、國會所代表的神權、皇權與民權,這是西洋政治的演變。在他們有所謂民主立憲、君主立憲、君主專制。到最後民主立憲算是他們最高的政治制度。英國民眾投票選首相,美國民眾投票選總統,只要多一票就當選。民主政治是崇尚多數的。中國人則並不講多數。中國古人說:「賢鈞從眾。」先論賢,再論多少數。所以我上次講邱吉爾的話,亦有他的道理。民主政治不是最合理想的政治,是從他們的歷史傳統演變而來的。倘使先來一番選賢制度,在眾賢之中從多數,不是更合理想嗎?所以民主並不是無往而不可行的。
政治由民主,教育便不能由民主。今天我在此地講話,諸位靜靜的聽,我講的對,講的不對,由我一人負責。不能要我服從多數,我便無法講。只有開一辯論會,但辯論會的多數亦不就是對。學術思想是少數人的事。政治上不得已可以講多數,其他社會一切不能講多數。甚至於講經濟造產,亦得讓少數人去造。講知識更是這樣。諸位進大學,香港政府承認的就只有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兩個。有幾個人能進?諸位不是少數中的少數嗎?諸位受了高等教育,社會多數便該來聽你們的意見。然而你們又該拿出甚麼意見來讓社會聽從呢?該要有一番知識,並該有一份責任心,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士志於道了。中國社會大眾都能尊重士,信服士,而有士人政府的出現。這真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件絕大特出的事。
今天上午有一新亞同學告訴我,他近讀唐史,發現唐代宰相有一安南人。那時的安南,是屬於中國一個偏遠地區,但那裏的人,亦能進朝廷做宰相。因他當時亦是一士,經過種種考試制度,審核制度,而得晉升到如此貴顯的地位。這可見,中國的傳統政治亦另有它的一套。這需詳細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而始知。
倘使我們要研究中國歷史,研究中國的文化傳統,研究中國的四民社會,及其士人政府,其間又有怎麼樣的演變,這是一件大事。這是我們研究中國過去的一個中心題材。今天我可以說,我們讀書人已經不是從古相傳的士了。這個所謂士,今天我們並不看重,亦不瞭解。我們今天做一讀書人,只為謀職業。在政治上已無一定的出路,所以謀了職業便進而謀財富。要發財,發不了大財發小財亦得。這是個人主義。那個來管國家大事天下大事呢?這就讓民眾多數了。但我問,不受高等教育的多數民眾,又誰肯誰能來管天下國家大事呢?
西方從來沒有像中國一般的士來管政治,所以逼出他們的民主政治來。宗教家是不管政治的,科學家亦不管政治的,哲學家、文學家他們在政治上亦無一定的出路,所以他們亦都是不管政治的。史學家至少該懂得政治,但在西方,史學是最後才興起的,這和中國社會中國歷史顯然有不同。這就是我說的雙方文化傳統不同。
今天諸位不懂尊重孔子,不懂怎麼來做一個士,不細讀中國歷史,只說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有一個由皇帝專制的政府,全要不得。這下面又怎麼辦呢?空口說要復興文化,那文化又是甚麼一會事呢?今天我們對以往的舊中國,已可說是全無知識了。那麼對以後的新中國,我問諸位又有甚麼理想抱負呢?那麼我想要發財,便贊成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我自問發不了財,便贊成共產主義的社會。怕只有這兩條路了,還有第三條路嗎?我們中國民族將來的出路究竟在哪裏?這樣一想很可怕的。
我要告訴諸位一句話,資本主義的社會亦由少數人領導。你算算呢,美國的大富翁大資本家有多少呢?甚至於無產階級專政,亦由少數人掌握。你說我們大陸的共黨政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林彪都已死了,今天出了華國鋒、鄧小平,這是少數中剩餘的。他們既沒有栽培下面的,他們的少數亦沒有了。諸位當知,國家民族應該由少數人負大責任,來領導多數。沒有多數來決定少數的。甚至於今天最民主的美國,屢次的民意測驗,贊成卡特總統的百分比降了,不到百分之五十,到了百分之四十幾了。最近更降了,到百分之三十幾。但大權仍在他手中,未到總統期滿,還得由他怎麼做。這亦不還是由少數來領導多數嗎?
七
我這六次講演所講的全是些舊材料,但對以後新活動至少有參考的價值。我認為中國人為中國的將來,一定不該輕忽中國的一切舊材料。而這個責任,則在今天少數中國人的身上。這個少數人,從前中國稱之為士。將來你們縱不再承認有士,但是還得由少數人來負責,來領導。諸位今天已在少數人之列,諸位倘使喜歡像西方般的民主政治,拿出勇氣來,到街上去講演競選,這亦不錯。而我們今天的大學生,只要小職位,只要拿一份薪水養家活口。國家天下大事,則全置腦後。這又怎麼行呢?諸位已是少數,總要有人肯負大志,有大抱負、大理想纔對呀!
晚年的錢穆比較偏重于文化哲學的研究,就中西文化的問題作了很多深入的思考,在其一生的最後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中,對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了新的認識,並“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即在此。”
我這六次講演雖極平常,但諸位不要僅當作一番空理論來聽,需能反而求諸己,立志來做一個民國以後新的士。總希望在諸位中,能再出一范仲淹,一顧亭林,這是我這六次講演的希望所在。我們的國家民族才庶幾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