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

 

中國人及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至今舉世莫與倫比。司馬遷《史記》始五帝本紀之黃帝，約略推計，已逾四千六百年。若據《周易．繫辭傳》，黃帝前有神農、庖犧，當亦五六百年。更不計莊子所言燧人氏、有巢氏等。中國人在此亞洲東部一塊土地上，自狹小漸躋廣大，自寡少漸臻眾多，緜延五六千年，可稱創建了一代表性的民族國家，一線相承。其間縱有不斷變化，要之，能自成一天下，自有一傳統，屹立常在，堪謂舉世人類一奇蹟。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除東亞外，尚有西歐，異軍突起。論其歷史文化，乃與東亞中國差堪匹敵。乃雙方接觸少，各自發展，不相關涉。直到最近五百年來，西歐勢力逐步震撼了全世界，而東亞亦受其影響。

中國人及中國，雖自古獨立成長，在其自所佔有之天下中，自生自育。然其人富敏感性，虛衷好學，凡所遭遇，莫不以其誠摯之同情心，和平之同化力，力求變異為同，化敵為友。史證明顯，不煩縷述。遠自明末利瑪竇東來，中國學人與其交往，如徐光啟等，即亦深受浸染。惟惜明清易代，此風不繼。直到清乾隆末，其時中國社會正值盛極而衰，久安思變。而西歐勢力則日益強大，威鋒迫人。魏源默深著《海國圖志》，及代賀長齡纂《經世文編》，一面注意國外形勢，一面注意國內政治變革，正可透露出清代嘉道以下知識分子學術思想轉入新途以求因應之一新趨向。

而不久洪秀全、楊秀清崛起，憑藉耶教，煽動愚民。洪秀全自稱天弟，奉耶穌為天兄，創建太平天國，所至焚燬孔廟，盛唱女權，興辦新科舉，政治文化兼求革命，後人雖稱之為開此下民族革命之先河。其實洪楊以專崇西化打倒中國傳統為其起腳點，於是激起了曾國藩、胡林翼、江忠源、羅澤南一輩舊式知識分子之義憤，起而反抗。湘軍之真精神真動機，實為保衛民族文化，抵禦西化侵入。而滿清政權，遂亦得苟延其殘喘。

真正之民族革命則端自辛亥革命始。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首曰民族主義，遠溯文化傳統，直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此與洪秀全之天兄天弟之號召，既絕相違異，亦與一輩專以中山先生比擬之於美國華盛頓者，仍有徑庭。華盛頓美國革命乃爭民主自由，而孫中山之辛亥革命乃尊民族傳統。故在革命前，以排除滿清為目標；革命後，則以五族共和為幟志，此非甚深體會於吾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大傳統之精義所在者莫能知。而中山先生知難行易之一套哲學，尤當為國人所深細體悟。否則亦將不能上承中山先生之遺志。

中華民國創建以來已近七十年，而國步杌隉，違離初志益遠。幾於今不如昔，人有同感。一方面固是牽於外患，而另一方面實多發自內亂。不僅對外維艱，實亦對內無方。竊謂今日我中國人及中國自救之道，實應新舊知識兼採並用，相輔相成，始得有濟。一面在順應世界新潮流，廣收新世界知識以資對付。一面亦當於自己歷史文化傳統使中國人之成其為中國人，與夫中國之成其為中國之根本基礎，及其特有個性，反身求之，有一番自我之認識。然後能因病求藥，對症下方。印度人當求印度人之如何自救，阿剌伯人當求阿剌伯人之如何自救，即在西歐英、法、德、意、比、荷、西、葡，乃及其他諸邦，若求各有改進；亦各有其自我傳統，即各有其對治良方。甚至如美國移民四百年，立國二百年，自有其天地，自有其環境，已遠與其祖國英倫相異，然而其文化傳統，其立國精神，亦尚不能不認其淵源之自來。若果自我迷失，豈有不得其體乃能見其病，而有海外異方可資救治之理。

民初以來之新文化運動，誤認為我自己固有舊傳統與海外新潮流一若水火之不相容，冰炭之不共存，非破除一分舊，即開不出一分新。一面高倡打倒孔家店，一面又叫全盤西化。不知提倡西化，為求自救。果使西化與自我敵體對立，則用藥即以自殺，復何良醫之求？

自新文化運動中轉出共產運動，至其尊奉馬、恩、列、史建國，則與洪楊之尊天父天兄何異？惟宗教尚屬世界性，尊奉馬列則顯屬西化。至其得操政權以來，亦已三十年，摧殘破壞可謂已不遺餘力，而中國人之舊傳統、舊習慣、舊性情、舊風俗、依然尚存，當感破除之不易。及今則國將不國，人將無生，尚何共產之可期？

余幼孤失學，弱冠即依鄉鎮小學教讀為生。然於當時新文化運動，一字、一句、一言一辭，亦曾悉心以求。乃反而尋之古籍，始知主張新文化運動者，實於自己舊文化認識不真。如當時競謂中國乃一封建社會，然秦以下中國既非封建。即夏、商、周三代史籍可考者，亦與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迥不相侔。又當時競謂中國自秦以下乃一君主專制政體，然遍考之二十五史、三通諸書，中國自秦以下，最少亦當稱其為是君主立憲，決非君主專制。否則一切典章制度均將無可解釋。又當時人競慕西方史上之文藝復興。實則西方之所謂文藝復興，亦僅以歷史回顧來代替了其宗教嚮往。今日國人方競以好古守舊自詈。中國文化中亦並無一普遍歷久之共同宗教。而今日之崇尚西化，則已儼成一宗教。所謂期求文藝復興，亦只期求西化而止耳。復何所謂復興？迷失了自己，而求復興，則中國古籍一番舊知識顯不可棄。此特舉其犖犖大者。要之，中國人與西方人各自走了他們一段歷史路程，難可一一相比。故欲從西方史來認識中國人，則必將面目全非，而亦更無性情精神之可言。

余於抗戰前期，即寫了一部《國史大綱》，其用意即在從歷史求國人對自我之認識。其後越兩年，又繼續寫了一部《中國文化史導論》，即求從政治史轉向文化史，來求國人能對自我作更深一層之認識。自避共禍，逃亡香港，又在臺北有《文化學大義》一講演集。繼此後有《文化與教育》、《民族與文化》、《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精神》、及《中國文化叢談》、《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諸書之編集。最近又有《歷史文化叢談》一書。自有文化史導論以來，迄今亦閱三十餘年矣，然求對中國文化能有一深切之認識與夫一概括之敍述，其事實不易，亦惟盡心力以求之而已。至其賡續對史學方面有所撰述，此不再詳。

去年冬，曾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邀，去作講演六次，根據錄音寫成此集。講法又略有不同，而大意則一仍舊貫。所根據盡皆舊材料舊知識，然於國人回頭認識自我，求對我中國人與中國之舊傳統舊精神稍有瞭解。或於此下尋求開新自救之道有所助益。則誠生平懇切以求之一大希望所在也。知我罪我，斯在讀者。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錢穆於外雙溪素書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