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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人的行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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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堂講的比較偏重講人，今天這一堂比較偏重在事。其實這兩個是不能分開的。人一定要有事，而事一定是人做的，並不能嚴格分開。不講事，人即無存在；不講人，事即無來歷。但是人和事還是有分別。我曾在美國同他們的一位史學家討論過這個問題。西方人講歷史比較偏重「事」，中國人講歷史比較偏重「人」，這是分數的關係。中國人比較看重人物，西方人比較看重事情，亦如我上次所講，兩者只是比較在分數上略有不同。
今天我們從事講起。事決不是由一人作的，單獨一個人不能成甚麼事。事一定由多數人，一個集團來創成的。在這個集團中間，定有個領袖，領導這個集團。有集團，就有領袖。有領袖，就有集團。兩者又是不可分的。可是在分數上又是不同的。有的是看重領袖，有的是看重集團。倘使看重領袖，這個領袖就是普通所謂的英雄，領導這個集團來做成某一件事情。
我看西方歷史似乎近是一種「英雄性」的。如講政治，古代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凱撒，到了近代法國的拿破崙，這不過是舉幾個代表性的例子講。這是由一領袖，領導一個集團，而成功了那時的一番事業。這都帶有一種英雄性。而中國呢？「集團性」更重於英雄性。所以好像不見英雄性。所謂不見英雄性，同顯見英雄性，這中間亦是一個分數的比較。我這不是一種議論批評，而是講事實。需把中國和西方歷史作詳細比較，便知我話的意義。
我想舉一個例講。古代不講，我們講秦代末年，所謂楚漢之際。項羽西楚霸王和劉邦沛公，兩人爭天下。顯然項羽帶有英雄性，而劉邦像似沒有英雄性。兩人相比的話，項羽是一英雄，劉邦不是一英雄。劉邦得天下後，成為漢高祖。他說，我能用蕭何、韓信、張良三人，而項羽只有范增一人，不能用，所以我得了天下。從來讀歷史的人，沒有人不承認漢高祖這句話講得切實。拿今天的眼光來看，蕭何是一個後勤，張良是一個參謀，韓信是一個前敵的大統帥。西方人在一兩百年前的近代，他們對軍事纔開始有這三種分別的觀念。本來軍事一切，似乎都由一大統帥來完成。而我們中國人，至少在兩千年以前，已懂得在軍事上有這三種的分別了。雖然那時並沒有特定的三種名稱，但從漢高祖話中所講，蕭何、張良、韓信三人的職務，拿近代的觀念來講，顯然是後勤、參謀和統帥三方面。有許多觀念，中國人早發明在先，而西方人則遠起在後，類此之例還很多。
我這六次講演最重要的是講一個文化問題。「文化」兩個字，在中國已有兩千幾百年的歷史。而西方人對文化的觀念，卻比上述的一觀念更晚。所以我們不能說西方是現代，而中國好像是在古代。從前在大陸，馮友蘭親自對我講，西方是現代的，中國則相當於西方的中古時期。這話也不是馮友蘭一人如此說，幾乎當時大家都如此說。這個觀念直到現在還仍存在，這是要不得的。但我也並非說一切觀念都是中國人提出在前，西方人繼起在後。
漢高祖以平民為天子，出身卑微，而成為一個統一中國的大皇帝，這真是曠古今而罕有的一件大事業。這事業完成的重要性，好像是在他的集團，而不在此集團之領導，即他個人。其實這句話亦不能如此講，沒有漢高祖來做這一集團的領導，蕭何、張良、韓信如何能在此大集團中分別各獻所能，來對付西楚霸王呢？這事很不容易。可見即單用我們的言語來講我們的觀念，這事不容易。我們中國人講：「辭，達而已矣。」講話要講出你的觀念來，但中間亦有困難。我們講話每不能十分表達出我們的觀念。即以我上一堂講的分別性與和合性為例，我所抱的觀念，把這兩個名詞來表達，是不充分、不圓滿的。分別性與和合性，其實只是一事，但這一事的中間有分數不同。我現在講的集團性與英雄性，其實仍是一事，亦仍還是有分數不同。但我若不加進我一些觀念，只來講此一事，便就無何意義可講。
老子說：「無生有，有生一。」一以下即有分數之別。其實只是此一。但若只有此一個「一」，即就無話可講，等於是無了。在這上，老子認此一為無，而孔子則認此一為有，此是兩人觀念不同。倘只是此一個一，則有此一與無此一，均屬無話可說。這些只在語言與觀念上生分別，而由此便可生出種種的大分別。我們亦可說，先天近似一無，後天近似一有，而先後天又只是一天。此處只是些觀念和言語的分別。請諸位務要從我的語言來認識我的觀念，不要只從語言上起疑生爭。
二
我們從漢高祖以後，仍用這個觀念來看歷代創天下的人和事，是英雄性的多，還是集團性的多呢？如漢光武，也以一平民為天子。我們如拿他個人的全部歷史來看，只有昆陽一戰，表達了他的英雄性。但他的全部事業完成，還像漢高祖，重要的還在他的集團性。而漢高祖連昆陽一戰都沒有。
再下去，我們看三國，曹操、劉備、孫權各霸一方。且不講孫權，曹操曾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但劉備平生多不曾表現他的英雄性。曹操好像是個英雄，然而亦不是。我們看曹操個人的全部歷史，他手下用的人物，所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每一件事，都由他手下人來表現。曹操亦並不曾十足表現出他個人的英雄性來。只比劉備、孫權兩人，他更見其似一英雄人物而已。再下邊就更沒有甚麼英雄了。在中國歷史上，作為領袖的，太多英雄表現，就不易成事業。
講到唐太宗，他應該是個英雄。然而我們拿唐太宗個人的全部歷史來看，開始有他的父親在上，還有他哥哥。在他獨當一面時，又有他的幕府，特別重要。中國歷史上，軍隊的大統帥，都有一個幕府。而唐太宗的幕府，尤其是在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所謂十八學士。這是個大團體，人人有能幹，有表現，不能專說是唐太宗一人的領導。我這句話，諸位讀唐初開國史便知。
宋太祖更無英雄性的表現。明太祖是僧寺裏一個小和尚，後來得了天下。諸位拿明太祖得天下的歷史來看，文的武的，有一個大集團。明太祖雖有個人表現，亦不過是在這集團中的一份表現而已。不能說盡由他一人在領導。至於元、清兩代，他們後來是中國人，但來入中國前，不是中國人，我們不去講他了。
“一代儒宗”錢穆臺北故居“素書樓”。園中一草一木多為錢穆夫婦手植，一入大門，楓香夾道、修竹相迎、山茶秀雅、古松競挺，宛如錢穆人生境界的最佳寫照
我們今天模仿西方人，要寫傳記文學。西方傳記文學都是個人性的、英雄性的，這是西方歷史。在中國一部二十五史，最主要的便是各人的傳記。譬如讀《史記》，漢高祖本紀內，只把開國事件逐年提一綱領。一切事件的詳細情形，都分別敍述在同時各人的列傳中。如蕭何、張良、韓信，此外還有曹參、陳平等幾十篇的傳合起來，纔見漢高祖開國的事業。《史記》如此，以下各史全如此。開國事件如此，其他一切重大的事件都如此。可見中國人認為事業以集團性為重。集團必有一領導，但領導性的重要，次於集團性。所以每一集團中的領導人，不易見其英雄性。而英雄性之表現，常在領導人之下。如漢高祖以下有韓信，韓信的英雄性表現反多於漢高祖。此下歷代莫不如此。明白言之，在中國人的觀念裏，英雄不宜為領導人，亦不易成大事業，如項羽即是一例。
此種觀念深入中國人的心裏。即在小說中，亦如此表現。如施耐庵的《水滸傳》，托塔天王晁蓋，為初創梁山泊七人中的領袖。然晁蓋在七人中，反而像是最無用，最不見英雄性，但他卻成為一領袖。倘使我們真要講這七個人中間帶有英雄性的，反而是最末的三人，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比吳用、公孫勝更表現出英雄性。後來宋江上梁山，接著晁蓋成為梁山上一百零八位好漢中正式的領袖，然而宋江最不表現有英雄性，而像是一無用的人。究竟在歷史上，真實的宋江是不是這個樣呢？我們不去管他。然而在有極高智慧，寫《水滸傳》的施耐庵的觀念裏，把宋江寫成這樣，是有極深用意，亦可說是一番極高真理。中國的歷史傳統，一番大事業的領導人，決不由他個人的英雄表現。宋江則亦是這樣的。若論宋江是否是一偽君子，像金聖歎所批，這個我們不論。總之，我們大家所看到的宋江，是這樣一個沒有用的人。而他下面如林沖、武松，卻全是十足的英雄人物。林十回、武十回的流傳故事以外，其他還有如魯智深、花榮、關勝、呼延灼等，亦全是個英雄。只有梁山泊的第二個領袖，副領袖盧俊義，卻與宋江一般無用。這可說《水滸傳》雖是一部小說，卻實把握到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精神在集團性與英雄性的比重上的甚深妙義。無怪要成為此下六百年來中國社會人人愛誦的一部書了。
更顯見的又如《西遊記》。唐僧是個最無用的人，至今幾乎人人皆知。孫悟空神通廣大，一搖身七十二變。其他如豬八戒、沙和尚，亦還有一點用。但唐僧是他們三人的領袖。這當然不是歷史，但亦不是一套哲學，只可說是中國人的一套傳統觀念。這有中國人的國民性在內，而中國的文化特性亦就在內了。諸位試先讀《水滸傳》、《西遊記》，乃及如《三國演義》等小說，再來讀中國一部二十五史，這中間的甚深妙義，不就明白顯見了嗎？
又如中國的象棋，車、馬、砲、士、相、兵，都各有各用。而車、馬、砲又見有英雄性。但一最高將帥，獨無用，讓一切有用的來保護它這無用的。豈不即是一項遊戲，亦十足表現著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嗎？
現在我們卻要模仿西方傳記文學，來寫秦始皇傳、漢武帝傳、唐太宗傳等，把中國歷史上幹大事業的人物，盡寫成英雄性。好像中國歷史上一切好事、壞事，全都由這少數的幾個人幹出來。這就違背了中國的歷史真相，而且亦違背了中國人的國民性。這卻不只是一個小問題呀！
三
倘使我上面這個講法有意義，進一層便又有另一問題需講到。試問在中國人這種觀念之下，又如何能來一個帝王專制的政治制度呢？這一種政治制度，是違反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的。如何一個開國皇帝得天下前不專制，得了天下便專制。又如何第一個開國皇帝不專制，第二個皇帝接下就變成專制了呢？
漢高祖一得天下，便下一求賢詔，希望天下賢者來同我共此天下。但到他在太子宮中遇見了商山四皓，把他心愛戚夫人欲廢太子改立趙王的意圖亦打消了。諸位倘肯細心去一讀那故事的原記載，便知其中有甚深妙理。漢高祖的心裏亦如我上篇所講，戰國時齊宣王見王斗，秦昭王見范雎般，他們都受有唐、虞、夏、商、周一千五百年以上悠久的文化薰陶，至少漢高祖決不存有天下可由帝王一人來專制的想法。在這故事裏，已十足表現無遺了。那能把我們今天接受了西方化的淺薄意見來想像。
下邊是漢惠帝，宰相是曹參。曹參是個英雄，在從高祖打仗時，身負七十二個創，戰功第一。然而漢高祖認為曹參只是一功狗，蕭何始是一功臣。但蕭何不像一英雄，漢高祖用之為相。蕭何死了，當時曹參在齊國，他立刻叫屬下趕快準備行裝，說，我要到朝廷做宰相了。漢惠帝果然召他回朝做相。但他回朝後，甚麼事都不幹。漢惠帝心裏不開心。曹參有個兒子在惠帝跟前做侍衛，每隔十天有休假，可以回家住一晚。漢惠帝特對曹參兒子說，你回家問你父親，他為何甚麼事都不幹。可是你不要講是我叫你問的啊！曹參的兒子回去，照皇帝的話問他父親，被他父親打了一頓，說，這些事你亦該管的嗎？曹參的兒子回到惠帝前，說，皇帝要我問的話，我問了，但被父親打了一頓。他把身上的傷處給惠帝看。待曹參來上朝，惠帝說，昨夜你兒子問你話，是我叫他問的，你為甚麼這樣打他呢？曹參回答說，我請問，皇帝比你父親來怎麼樣？惠帝說，那如何能比呢？我父親是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呀，我只是守成。曹參又問，你看我同從前的蕭相國比，怎麼樣呢？惠帝說，我看你亦似乎不如蕭相國。曹參說，那麼好了，你不如你父親，我不如蕭相國，我們還有甚麼可講呢？從前怎麼樣，我們亦怎麼樣吧。漢惠帝一句話都沒有。這是歷史上有名的所謂蕭規曹隨的故事。我們且看漢惠帝和曹參兩人如何的友誼相處，怎能說漢惠帝專制？而且曹參個人前後亦變了。他在齊國為相時，自謙是一戰將，不懂政治，親身問了齊國幾十位學者，聽了一位治道家言的老先生的一番教訓。他還朝做相時的一切做法，還是聽了那位老先生言而如此的。諸位試讀歷史，自知當時皇帝和宰相的那番經過，這又與政治制度何關。
下面是漢文帝。漢文帝是中國歷史上了不得的一個大皇帝。他是一讀書皇帝，欣賞一二十幾歲的青年學者賈誼，要重用他。當時朝廷一般老臣周勃、灌嬰等，所謂絳、灌之徒反對，他們都是當年跟漢高祖打天下的，年齡地位都比文帝高。漢文帝只得派賈誼去做長沙王太傅。去了一年，文帝召他見面。深夜對坐久談，談得高興，文帝覺得距離賈誼座位太遠了，不時把自己座位屢次移前去。甚麼問題都討教，政治問題、歷史問題、經濟問題，最後討論到鬼神問題。文帝說，我同賈先生分別後，覺得學問相差已不多，現在再見面，纔知道我相差尚遠。諸位聽，這那像皇帝和一卑職小臣相談。今天我們朋友相交，能這樣，還不是了不起嗎？我覺得漢惠帝、漢文帝那般皇帝，豈不仍值得我們欣賞？我們今天常說，中國社會多人情味。我們讀兩千年前的歷史，儼如讀西方小說般，故事如此生動，人情味如此深厚。但我們今天寧願把中國古書棄之不讀，認為中國是一套帝王專制的政治，而文言文亦已死去。這又是所為何來呢？
但是賈誼和漢文帝這次見面以後，仍去做梁孝王太傅。梁孝王是文帝最愛的兒子。文帝不能在朝廷上重用賈誼，看重他學問，命他暫時去做他幾個兒子的老師，這也算得是斟酌盡善了。不幸梁孝王出獵，墮馬身死。賈誼感於文帝知己之恩，自恨他沒有盡他為師的責任，竟亦憂傷短命了。這樣的君臣，真值得我們兩千年後的人來欣賞，來佩服。
諸位說，漢代要到漢武帝後，纔正式是帝王專制。讓我再來講漢武帝。我們現在說漢武帝重用儒家，為儒家思想便於專制。但武帝前景帝時，儒家轅固生與道家黃生在景帝前辯論湯武誅桀紂事。黃生說湯武是弒君，轅固生說湯武是受命。黃生說，帽子雖破，戴在頭上。鞋子雖新，穿在腳上，這是上下之分。轅固生說，依你說法，我們高祖如何該得天下？景帝說，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我們且把這問題擱起不談。這不是儒家贊成革命不便於帝王專制一個極顯明的例子嗎？儒家在漢代開國，引用湯武革命的故事來贊成。但在漢代晚期，又引用堯舜禪讓的故事來勸漢代皇帝讓位，以免革命。西漢一代的儒家。那有贊成帝王專制的？
漢代皇帝圖
依照漢代慣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賈誼在他的〈治安策〉裏，曾特別主張過這一點。漢武帝未即位前，他的老師就是儒家王臧。他十八歲做皇帝，信用他老師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那顯是他在青年時所受教育的影響。那裏是他早知要專制便該用儒家言呢？
以上是講歷史故事，倘論制度就比較要專門些，但我仍不妨舉一淺顯易明之例來講。在秦始皇當權前，秦代宰相是呂不韋。秦始皇當權後，秦代的宰相是李斯。呂不韋、李斯都不是當時一貴族，而且又都不是秦國人。當時的政治制度，皇帝下必有一宰相。皇帝是國家的元首，宰相是政府的領袖，不啻是一副皇帝。當時秦代博士官反對秦廷廢封建改郡縣，秦始皇還詢問李斯後，纔作最後決定。我們現在盡說秦始皇是一專制皇帝，我暫不詳細分析。漢代制度依著秦代一樣有宰相，仍然負政府一切行政實務，像我上舉曹參相漢惠帝事便知。中國這樣大，政治上一日二日萬幾，怎麼可由一人來專制？中國人不貪利，不爭權，守本份，好閒暇，這是中國人的人生藝術，又誰肯來做一吃辛吃苦的專制皇帝呢？中國歷史上亦有壞皇帝，每每荒淫無度，又怎麼能來專制天下？
漢武帝當了皇帝，當然得要一宰相。但是漢代慣例，非有功不得封侯，非封侯不得為相。所謂有功，只指軍功言。當時跟隨漢高祖打天下建立軍功的都封侯。在這些侯爵中，選擇一人為相。我們稱漢代初年是一平民政府，但亦同可稱之為是一軍人政府。後來這一般老軍人都死盡了，由他們子孫世襲侯爵的來當相位。漢武帝是一青年有為的皇帝，他讀了孔子、孟子的書，他認為不能全由軍人子孫來當宰相，特別選用了一位出身東海牧豕的老儒公孫弘來任宰相。這和他祖宗慣例違背了，群臣表示反對，漢武帝說，不要緊，我拜他相就封他侯，不就成了嗎。諸位若說，漢武帝這樣就是專制，那就無可再辯了。但漢武帝一依祖宗成法，我們又要批評他是封建頭腦。要做一個中國古人，而不受今天我們中國人的批評，那真是難之又難了啊！
照我上面的話來講，亦可說漢武帝做皇帝帶有一些英雄性。所以即在以前，亦多有人批評他。但漢武帝並未把當時的一番政治制度來重新改定，我們卻不能說漢武帝時代便是一個專制政府。漢武帝當時有內廷，有外朝。財政制度亦明白分開的，某些稅收由大司農管，供外朝政府用。某些稅收由少府管，供內廷皇室用。財政大臣明明分著兩個，在政治制度上又如何可說是由皇帝一人來專制呢？
當時有一朝臣汲黯，位至九卿，治黃老道家言，而性戇直。曾面斥武帝，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武帝怒了，竟為之罷朝，但仍亦任用如故。汲黯每見武帝，武帝必好好帶上禮帽纔見他。有一天，汲黯來見，武帝來不及戴帽，急躲在帳中，不敢出去，派人答應汲黯所奏而罷。汲黯為人實有令人難堪處，較之唐太宗時魏徵更有過之。汲黯屢次求退，武帝屢加起用，直到他老病不能再勉強而止。若說一專制皇帝對其臣下能如此敬憚，如此禮貌，如此重用，這亦還不可原諒嗎？
漢武帝的內朝有所謂文學侍從之臣，實是皇帝私人的秘書，等於軍隊裏的幕府。我且只舉朱買臣一人，朱買臣是個樵柴漢。諸位都知道他馬前潑水的故事吧。外朝的宰相用一牧豕的，內廷的侍從用一樵柴的，我們或許可說漢武帝如此用人是他的專制，但我們講到中國社會又要說是不脫封建性的，試問如何講得通？其實漢武帝的外朝和內廷，如此用人之例還多。我看漢武帝有些浪漫性，近似一文學家。作皇帝並不是沒有可批評的，但單用專制皇帝四字來批評他，總覺得不盡情實。
現在再講唐太宗，只看唐玄宗時人所編的《貞觀政要》一書，這是唐宋兩代做皇帝的必讀書，可說是當時皇帝的一本教科書。也是唐以下中國關心政治的讀書人所必讀的書。我們今天定要批評中國傳統政治是帝王專制，這本書亦應該讀，庶可知道中國的專制皇帝究竟如何般的專制法。
《貞觀政要》明刻本
今說中國傳統政治王位世襲，不經選舉，這是不錯的。但另有一套制度，直從秦漢下至清末，雖歷代有小變，而大體則一貫相承。自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納稅怎麼樣，當兵怎麼樣，選舉怎麼樣，考試怎麼樣，一切都有法。而這些法都從上到下，歷代一貫相承的，所以叫做通。這是中國人的通史。我曾有一本小書，名為《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把漢、唐、宋、明、清五代各項制度，從九通書裏提要鈎玄，簡單的寫下來。諸位且試讀此一小書，便知中國的傳統政治是不是帝王專制。我想定要照西方觀念來講中國的傳統政治，只可說是君主立憲，而絕非君主專制。
諸位不讀三通、九通一般政治制度史，且讀《史記》、《漢書》以下的二十五史，單從客觀具體的人物故事來看，亦便可判定此一問題之是非。從深一層講，我認為帝王專制不合中國人的內心要求，中國人不喜歡這種政治。我們只從歷史來看中國的國民性便知。
四
我今天的講演更重要的要講學術。或許諸位認為學問是個人的，但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學問是集團的。我舉一個大家極容易誤會的問題來講。譬如說，今天我們講你是一個哲學家，你是一個文學家，你是一個史學家，你是一個經濟學家，你是一個社會學家等，這所謂「家」，就指個人言。但中國古書裏如諸子百家的家，卻不指個人言。一個人就不成家。家是和合性的，個人則是分別性的，這兩面顯然有分別。我們現在把中國有學術成家的家字，來移用到西方人身上，如哲學家、文學家等稱呼，便大謬不然了。西方人做學問主要由個人來創造，這又是我上面所說的英雄主義。中國人做學問是集團性的。當然集團中還是有個人，英雄主義亦會要有集團，這又如我上面所說兩面只有分數上的不同。
《論語》一開始就說：「學而時習之」，這是個人的。接著就說：「有朋自遠方來」，那就成集團的。最後又說：「人不知而不慍」，那又是個人的。可見集團先要有個人，也不能限制個人之成就，但每一個人必在集團中成其為個人。個人集團還是一而二，二而一，有它甚深的和合性。這層我們先該有認識。
現在說到孔子與《論語》，要講孔子思想就該讀《論語》。《論語》是由孔門第三、第四傳的弟子所編纂的。現在亦不能考定是誰何人所編。《論語》第一章是孔子所說，第二章乃有子所說，第三章又是孔子所說，第四章則是曾子所說，後人遂疑《論語》或許是有子、曾子的門人所編。但我們再仔細說，則必是有人再會合著有子、曾子乃及子游、子夏等諸弟子之門人所記，而匯集成篇的。所以《論語》不僅記載孔子的言行，還記載著孔子弟子如曾點、子路、顏淵、子貢、有子、曾子、子游、子夏許多人的言行。當然他們最推尊孔子一人，但亦推崇到孔門中好多弟子，和合成一套大學問。所以《論語》不只是孔子一人言，乃是孔門一家言。亦可稱為是孔子當時的儒家言。孔子只是當時儒家言的一位領導者。
即如《孟子》七篇亦非孟子一手所成。他的弟子如公孫丑、萬章之徒，都合力來寫成這七篇。其他各家亦如此。這猶如我們普通一個家庭，不是由父親一人所成，一家有祖孫相傳幾十世、幾千年不絕的。學術上的家亦如此。我們的現代觀念，父子之間尚有代溝，這是分別性的。中國人重和合性，孔子儒家言直傳到今兩千五百年，中間自然有時代分別，但其精神大義則還是一線相承的。其他如墨家、道家、名家、陰陽家、法家等，只是傳世有久暫，但至少亦得傳三、四世，百年以上，纔成家。中國人學術上的家字如此講。
我們今天只用現代觀念來講古代的歷史，這如何行呢。我們只該從古代歷史來認識古代人的觀念才是。今天我們的現代觀念，實際是受了西方影響。今天我們中國人講的話，實際已多是西方人的話。卻反用這些觀念這些話來批評古代的中國人，宜乎是牛頭不對馬嘴了。
我們現在再說中國古人稱學生為弟子。如孔子的門人有顏淵、曾子的父親，他們年齡都和孔子差不多，這不如一家中的兄弟嗎？而顏淵、曾子之與孔子，則不如一家中的父子嗎？中國人講學術，又必牽連到師生間的情感上，一門講學又如在一個家庭中過生活。所以要講學就必得成家。而講學成家的大師們，如孔子、墨子、莊子、孟子皆稱「子」，此是當時封建貴族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子。普通家庭只是五口八口，講學成一大家，如貴族家庭般，所以稱子。如此說來，諸位又要笑他們是封建頭腦嗎？而學生之從師，亦必懂得要尊師親師，如一家中子弟之對其父兄般。學問與人生仍必和合為一，不該從人生中劃出自成學問。這些意見那裏像今天我們說的專家學者呢。但如我所說我們古人的觀念，我們今天亦並非不容易懂，只要且不用我們的現代觀念來輕率作批評就是。
現在再講到孔子之死，治喪的人是他的門弟子子貢。子貢的老一輩都已死去，所以門弟子中，推子貢來主喪，而不是由孔子的孫子來主喪。這又是一件值得我們提出來講的事。直到一千七百年後的南宋，朱子臨死，在他身旁的還都是他的門弟子，而朱子的家屬反退居在門弟子之後。再到明代的王陽明，他死了，前去迎喪的，還是他的門弟子，不是他的家人。這些都有記載可考的。這又可證明中國人學術上的所謂家，是一個學術的集團。而其集團的親情，則可比私人家庭更過之。這不是中國人和合性的又一表現嗎？
五
《論語》第一句就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又是個大問題。孔子說的「學」，指甚麼？是哲學呢？還是文學呢？還是史學呢？還是政治學、社會學，或自然科學呢？這又是近代人的問題。今天我們講哲學的，把孔子當做哲學家。講教育的，把孔子當做教育家。講政治的，把孔子當做政治家。其他學問，好像孔子都沒有份了。其實孔子講的學，仍是一和合性的，不是一分別性的。固然我們學哲學亦應學而時習之，學其他一切學，都應學而時習之。但孔子之所學，不像現代人分門別類的所謂專家之學。
我們再講第二句，「有朋自遠方來」。這就是孔門的七十弟子，孔子都當他們朋友看。國人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中國人舊觀念，做學問不應由一人做，應和朋友會合中做。來學的學生們既如子弟，亦如朋友，這又是中國人的觀念。
再說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慍」。做學問雖要與人共學，但亦有做到別人不易知我的境界。所以孟子說：「友一鄉之士，友一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上友古人。」孔子時時夢見周公，那就是孔子的上友古人了。周公時時來到孔子夢中，那亦不是有朋自遠方來嗎？這在孔子心中，亦自有一番樂趣，所以能人不知而不慍了。說到此處，已是中國古人做學問的極高深處。
孔子又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是個甚麼人，至今不能詳考，總是古代一個不很重要的人。孔子把自己來比他，這是孔子的謙虛。孔子說，述而不作，他只稱述古人所言，不由他自己來創作。今天我們最時髦的是創作，文學、哲學甚麼學問都要創作。但是中國人講學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僅孔子這樣，這是中國人做學問一套主要的，可稱為是一種生命學。人有自然生命，有人文生命。後人的自然生命，人文生命，全從古人來。生命是一體相承的。孔子稱述的古人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墨子則只稱述夏禹。他說：「非大禹之道，不足以為墨。」可見他還是述而不作。莊老道家他們在孔子前加上一個老子，在堯舜前加上一個黃帝，還是述而不作。不過他們所說只是假造托古。倘使孔子前真有一老子，如道家所言這般的教訓過孔子，孔子以後教學生，不該絕口不提到。他們說的黃帝，非信史，那更不用提了。道家外，有名家，惠施、公孫龍，他們不托古，只自己創說，這就有些像西方的哲學家了。其他如陰陽家，他們還是托古，只是羼雜著道家、名家言。性質又不同。
孔子全身畫像
關於名家，我曾寫過一本書《惠施公孫龍》。又曾寫了許多文章，收集在我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二冊。我對陰陽家，亦想寫書，但不容易寫。因名家到秦漢後即失傳，而陰陽家至今未絕，流傳在整個社會之下層，醫、卜、星、相都滲透了陰陽家言。我要來發揮中國的陰陽家，自己覺得學問不夠，可是這一家卻是有很深的中國觀念在裏邊。在中國的各種學術內，幾乎無不有陰陽家言。我想將來會有人來在此方面詳講。
我今天只說秦漢以下的中國學術界，可分儒道兩大派。道家站在反面，儒家站在正面。儒家言則全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秦漢以下的大儒莫如朱子，只稱述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上接孔孟六經，好像他自己沒有講過一句話。其實他並非沒有講，只是他所講的，據他自己說，我還是在稱述古人而已。他真可說是孔子以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個最好的榜樣。他的一部《語類》，就等於像一部《論語》，由他的門人弟子把他平日講話分類編纂而成。這不就是一部《論語》嗎？記他話的門人共有九十九位，哪一條由哪一位，在哪一時，哪一地所記，都有姓名、年代、地點可考。這不又是中國學術成於集團性和合性的一個很好例子嗎？至於朱子自己作書如《近思錄》，是他搜集了周、張、二程的話而成的。如《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乃是他把此四書中的逐字逐句注解而成。而且他的注解亦不由他一人來作，乃是他集合了其他前人的注解，不過加有他一人的意見而已。又有《詩集傳》、《易本義》等書，還是他在稱述詩與易，而不是他一人在創作。還有其他更多的書，幾乎全如此。
我們今天把朱子和西方的哲學家康德相比，即照他們著書的形式方面來講，這又如何相比呢？康德是「分別性」的，提出他個人的主張。朱子是「和合性」的，只會合著從前人的說話。再以兩人的生活相比，康德一生沒有結婚，只他單獨一個人，在學校去上課堂、聽講的是許多學生，回家來午餐晚餐，另有一批親朋，和學生不相干。朱子可說是家庭生活和師弟子生活打成一片，而師弟子生活佔了更重要部分。我們亦可如此說，西方學者是生活和他的學問有分別性的，而中國學者則學問與生活和合成為一體，不見有太顯明的分別。所以西方哲學家講的是一套哲學真理，而中國儒家如孔子、朱子，則講的是一套人生大道。這中間是顯然有分別的。
另有黑格爾，他講學便與康德各不同。正如柏拉圖以下有亞里士多德，他們講學又是各不同。亞里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西方哲學家在探討真理上，可說各自表現著他們的英雄性。而中國如儒家思想，是孔子以下兩千五百年，朱子以下八百年，他們都說尊師重道，似乎尊師與重道站在同一地位，是同一意義的。換言之，由中國觀念言，尊師本身亦即是一道。而西方人則從師僅是一手段，求真理仍是一目的。倘他只在尊師，其自身即不夠一大師資格。故必競標真理，乃始見其為一學術燦爛的時代。
近代我們又把孔子來比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的說話由柏拉圖記載下，試把來和《論語》一比，不要深入討論它的內容，即把外面的形式看，自見雙方又是大不同。我說中國學術是集團性的，而西方學術則是英雄性的。諸位試把那些具體的事實和表現在外的形式來看，自然可知了。
六
現在再講到唐代的佛教。佛教是宗教，來自印度。中國文化傳統中並未產生有宗教。印度的學術思想似乎較近西方。佛教傳入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一段長時期，下到隋唐，佛教已成中國化。當時天臺、華嚴兩宗，都有所謂「判教」。如何叫判教呢？就是把千年以上長時期的佛教經過，釋迦怎麼講，馬鳴怎麼講，龍樹怎麼講，一路下來，中國的僧侶們把來分別判定，都認為是釋迦牟尼一人的說法。開始第一期怎麼說，接著第二期怎麼說，下面第三期怎麼說。凡屬中國僧侶們所知道的全部佛教經典，都歸納成一整個的大系統。天臺、華嚴，判法有不同，所以各自成為一宗，但顯然同是中國人觀念，還是一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認為一應佛說都屬釋迦牟尼一人所說。如儒家孔子以下，孟子怎麼說，荀子怎麼說，董仲舒以下怎麼說，大體不都是孔子所說嗎？但不知佛教傳統並不然，這只可說是中國人說法。
天臺、華嚴同是佛教，在宗教信仰上來作此判定，尚有可說。但若用來講西方哲學，更有大不同了。豈可說蘇格拉底真如孔子，此下便都是由他一人說法所演變，亦是一線相承，我們亦可像天臺、華嚴般，把全部西洋哲學史專從蘇格拉底觀念來作一分期判定嗎？所以我們現代的中國人又要說西方是進步的，中國是守舊的。說中國人守舊，即是說中國人無進步。
再說禪宗，亦與天臺、華嚴同為佛教中國化之一大宗。遠自南朝梁代達摩東來，稱為始祖，衣鉢相傳至六祖慧能，以下五宗七葉，勢力掩脅全中國，直迄明清，中國佛教幾乎全成為禪宗的天下。其間儘有各種不同說法，但完全是六祖宗旨和合一體。這真十足代表了中國學術思想之集體性的一面。在慧能時，尚有北宗神秀，與慧能南北分宗，但雙方還是和合一體，並無明顯的爭辯。直到神會出來，在荷澤開大會，始激昂地提出了他南北分宗的主張。但此下南宗盛行，反不把神會提起，他的激昂地爭辯像被遺忘了似的。直到近代，他的辯論纔再被發現。這又顯出了中國學術界重和合不重分別的一例。
這見中國學術界和西方不同，若要勉強比附，中國的儒道兩家反而近似西方的宗教，而儒道兩家又實非宗教。所以在中國思想史裏，有了儒道兩家，便不再有宗教了。若再另換一句話來講，全部中國的學術史，好像是宗教性更重過於今天所謂的學術性。分門別類，各有主張的專家之學，在中國比較不看重。
七
但何以中國學問中亦有文學、史學之分呢？這是先秦以下的問題。讓我再來講到司馬遷的史學。司馬遷的史學承其父司馬談，乃是古代一種世襲的職官性的學問。但司馬遷又從董仲舒那裏聽講孔子春秋大義。《春秋》亦是一部歷史書，可見孔子的學問中就有史學。在中國史學與哲學本不嚴格分別。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三句話，可稱為是司馬遷的一番歷史哲學。中國人學問看重的是人文之學，人文從自然來，所以人文之學亦並不能脫離或違背了自然。明白了自然和人文的分際，纔能來講人文學。而人文學尤貴在世代相傳，行之能久，所以要通古今之變。這不是司馬遷的一番歷史哲學嗎？西方人講歷史哲學是把他一人的哲學來講歷史，中國人是要從歷史中來發現真理。而司馬遷所發現的一番真理，其實還是孔子所講的那番真理。所以司馬遷亦得稱之為儒家。既是發現了那番真理，自然希望其成為一家之言，希望大家都能認識此一番真理。但是司馬遷寫《史記》是他一人所寫，並沒有學生弟子們。所以司馬遷說，要把他的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了。但司馬遷以下，如班固、范曄，中國全部二十五史，都奉司馬遷為宗。這不是司馬遷的史學亦成為一家之言了嗎？
司馬遷，中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
講到文學，《詩經》三百首是中國文學史中最先第一部文學書。孔子常以詩經教弟子，這不是孔子學問中亦包含有文學嗎？此下如屈原《離騷》，忠君愛國，亦可把他視為一儒家。此下的中國文學，大體仍不外儒道兩家，此處不詳講。且舉韓愈、柳宗元為例，他們提倡古文，下有唐宋八家，直到清代有桐城派古文，這又是一線相承。雖然文學家有各自的表現，但其和合性集體性則仍是十分顯明的。
八
我今天這一講都是根據上一講而來，不過另換一個方面來講。惟此兩講都就政治學術兩項說之。近代國人又特重社會經濟，茲試再就經濟一項，略言如下。
古代中國社會經濟早就發達，如陶朱公、呂不韋，都是商業鉅子。陶朱公由政治舞臺轉入商界，呂不韋由商界轉上政治舞臺，兩人皆是一世有名人物。而呂不韋廣招賓客，編撰《呂氏春秋》一書，尤在先秦學術界有其重要的地位，諸位試讀《史記．貨殖列傳》，可見當時的經濟早已不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就近似現代資本社會的經濟了。而當時的資本家，卻有與政治家、學術家融為一體無大分別的。這又是我說和合性的一種表現。
再就次一層言，如江陵千樹橘。諸位試想，在今湖北省江陵一富人家，種一千棵橘樹，倘使每棵橘樹結子五百，就得五十萬。諸位又試讀《漢書．地理志》，當時在湖北江陵，又如何去推銷此五十萬個橘？於是又得裝上車，向外地去推銷。第一大都市就輪到首都長安。從湖北江陵到陝西長安，路途這麼長，車前有馬，車上有人，大隊人馬沿途停宿，需得人管理。第二大都市是洛陽，第三輪到齊國的臨淄，此外不詳舉。而那種橘的主人，則安居在家。分團出發，三十輛、五十輛車，都是大團體。尤其到了各地，推銷的對象都是些王侯貴人們。到門銷售，交際應酬，禮貌言辭，種種知識技巧，豈不需要一等大才幹的人。而且在此橘主門下，除卻大批勞力者外，還需水利、施肥、濬溝、開道、裝備、運輸種種分工，人數決不少，這些人在當時就稱為「賓客」。賓客是連人連戶在內的，無怪當時要把此橘園主人比之為「千戶侯」了。這是從戰國以前的貴族們變而為秦漢時代的資本家了。
這在當時是中國社會一大變動。遠起戰國，封建崩潰，井田封疆等都盡被廢棄，除卻我上述一般游士們傳食諸侯外，一般貴族又收養大批私人私戶。如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皆稱食客三千人。後來〈貨殖列傳〉裏的財主們，皆擁有多數賓客，即承此風而來。
在政府立場，自願社會人們都編列為國家的公民。但民間關係，自有他們的自由，又不得嚴格禁止。於是到富貴人家去做賓客的，政府皆一律稱之為奴隸。當時政治法規，每人需納人頭稅，即是國民捐。但出賣為奴的，他的那一份國民捐，需由買主加倍繳納，而他的公民的身份也就失去了。這樣的政府又豈得稱之為專制政府？而這般轉身為賓客的，他們的生活卻比一個普通平民要舒服多了。比起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在大公司大工廠工作的人，他們雖同是一自由民，而待遇上太不平等，罷工之風時起。而在中國當時貨殖傳裏財主門下的私人私戶，雖同樣是一大集團，但一邊是法律的，一邊是情誼的，兩面又不得相提並論。
我們今天又見西方歷史中有所謂奴隸社會，便要在中國歷史裏來找證明，不知中國歷史裏另有所謂賓客。直從戰國到東漢，如《戰國策》、《漢書》、《後漢書》所載賓客字樣不止數百千見，何以我們又不稱之為賓客社會呢？直到宋代，還有主戶客戶之分。直到清代之末，為人傭耕的，仍稱種客田。奴客二字連稱，亦屢見中國書中。這究與現代人稱的「奴隸」，其間還是有不同。所以賣身為奴，其實是賣身為客，出自他的私願。而所謂奴隸，則是當時一法律名詞。我們現在人好稱中國古代為封建社會，奴隸社會。不知封建在中國是一政治名稱，而秦漢以下已明改封建為郡縣。而賣身為奴，卻是民間一自由。只諸位肯細讀中國史，自知其中詳情。所以我們最需防戒的，是千萬不要用空洞的名詞、現代的觀念，來輕率批評我們的古人。
《史記．貨殖列傳》外，又有〈游俠列傳〉。中國社會只要有群眾會合，便會有集體組織，集體中亦自會有領袖，這是中國的國民性。「貨殖」、「游俠」在當時都是一經濟大集團，貨殖易知，游俠難講，在此處不詳說。只自漢武帝鹽鐵官賣的新經濟政策以後，中國的商人地位又大變了。而游俠集團則始終在中國社會下層潛伏，散見在歷代小說筆記裏的亦很多。直到清末有所謂幫會，青幫、紅幫。我們要研究中國社會史，不能不注意到這方面。孫中山先生亦特別注意到幫會。那些幫會主要是由元、明以來，由杭州到北通州運河上的運輸工人發展而來。在清代，海運漕運都是一大問題。講中國經濟史的不能不注意。幫會裏滲進有民族觀念，此處亦不講。現在我所講的只是從貨殖、游俠那些集團中，如何來表現出中國的國民性。所以我們要研究中國社會史，仍該從此一要點著眼。不能僅從西方社會史來依樣葫蘆找材料便得。
九
我今天總結的講法，是從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學術、經濟三方面，來看一切事業的背後，主要都不是一英雄性，由一個人來領導、創作、主使，而是一集團的合作。照我們今天近代的觀念，個人主義就要反對社會團體，社會主義就要反對個人自由。共產主義講組織，資本主義講自由，好像雙方互不相容。而中國人有領袖，有徒眾，有組織，有自由，其間亦有等級，而又有其平等性。
我特別要講，「人權」二字中國向來沒有。中國人只講人性、人情、人道、人品，不講人權。如論政治，亦只論職位，不講權力。君亦是一職，臣亦是一職。只說君位高出於臣位，不講君權高出於臣權。在家庭中，父母亦各佔一職、一位，說不到父權、母權。說到學術界，我們今天有所謂權威學者。學術那有權威可言？我們中國人兩千五百年來崇奉孔子，這是兩千五百年中國學術界的自由，那裏是孔子一人的權威。
現在我們所常用的一切字句、名詞，倘一一追求它的來源，如「權威學者」、「奴隸社會」、「專制政治」等，這些話究從何時起？我勸諸位不要講變了，我們的一切言語，一切觀念，都已通體變了。我們的頭腦全不是舊頭腦了。至少我可以說一句，諸位今天的頭腦和我當小孩時的一般頭腦完全不同了。連我現在亦隨著變了。因為不變便不能講話，我亦只得用現代觀念來講現代話，否則我們之間如何得相通。
可是我們讀書又不同，我們讀的是一百年前到三千年前的書。我們該虛心把自己的現代頭腦放在一旁，客觀的來讀古人的書，然後知道它和我們中間的異同，而後再用你的主觀來批判它的是非、高下、得失。我並不反對一個人用他自己的見解去批評這個對，那個不對，這個好，那個不好，這是個人的自由。然而我們的知識則該客觀。這是我這六次講演的大義。
錢穆先生的書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