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更完美的专制主义

莫斯科国家的涌现和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特征；君主政体依赖贵族，造成俄罗斯农民逐渐沦为农奴；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专制主义在俄罗斯取得更为彻底的胜利

 

尤其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兴起的21世纪初，俄罗斯联邦成为政治学家所谓的“选举式威权”政权。[1]政府基本上是威权的，受控于政治家、官员和商业利益所组成的灰色网络，但仍然举行民主选举，使继续执政获得合法性。俄罗斯民主的质量很低。政权控制几乎所有的主要媒体，不允许对政府的批评，威胁反对派候选人，或使之丧失参选资格，还向自己的候选人和拥护者提供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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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法治上的表现，比民主质量问题更为糟糕。揭露官方腐败或批评政府的新闻记者突然死去，没有看到找出杀手的真正努力。私人企业遇上政权内线人士的敌对接管，便会遭到政府部门的诬陷指控，从而被迫放弃资产。不夸张地说，重要官员即使参与谋杀，也可逍遥法外，无须负责。专门调查世界上腐败水平的非政府机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俄罗斯排在180个国家中的第147名，劣于孟加拉、利比里亚、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稍稍优于叙利亚、中非共和国。[2]

很多人看到21世纪的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连贯性，又因俄罗斯人经常表达对斯大林和苏联岁月的怀旧，而得到放大。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七十年，共产主义扎根于俄罗斯，当然塑造了当代俄罗斯人的态度。

但在共产主义的下面藏有很多龟。如果仅把当代威权主义归罪于20世纪的政治，首先就要解说，共产主义为何在俄罗斯和中国获得彻底的成功。当然，发挥作用的还有更古老的专制传统。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俄罗斯已发展了强大的中央国家，其行政权力只受法治或负责制立法的软弱约束。布尔什维克之前的俄罗斯，其取得的专制主义的性质，不同于法国或西班牙的旧政权，更接近于前现代中国或奥斯曼。个中的原因与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对它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

俄罗斯专制主义的来源

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俄罗斯国家起源于乌克兰的基辅地区，基辅曾是主要的贸易站，连接北欧和拜占庭帝国等。它的持续存在中断于13世纪30年代末，其时，拔都可汗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军队侵占俄罗斯，基辅遭到彻底摧毁。身为教皇使节的大主教迦儿宾（Carpini）写道，经过基辅时，“我们看到现场有无数死人的头颅和骸骨，该城曾经很大，人口众多，现在却一片荒芜，只有两百栋房子还立在那里，俘虏在从事着最为恶劣的苦役”。[3]蒙古占领持续了将近二百五十年。很多当代俄罗斯人，被问到为何他们的国家和政治文化迥然不同于西欧时，立即把责任推到蒙古人身上。西方也有观察俄罗斯的悠久历史，如侯爵德·屈斯蒂那（de Custine）。他坚持俄罗斯应被视作“亚洲”强国，它与蒙古人、奥斯曼人、库曼人和其他亚洲人的互动，对它的成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4]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出现，见解已经转变。新一轮修正主义的历史评论，以更为肯定的语气解说蒙古人的作用。[5]

不管怎样，蒙古入侵对俄罗斯后续的政治发展施加了重大影响，且多半是消极的。[6]首先，它切断了俄罗斯与拜占庭和中东的贸易和思想交流，后者曾是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的来源。也阻碍了它与欧洲的联系，这意味俄罗斯没像西欧那样，深入参与相关的历史进程，比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其次，蒙古占领大大延误了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基辅遭到彻底摧毁后，基本上需要重头开始，当代乌克兰的基辅地区曾是俄罗斯老祖宗的定居点。蒙古人抵达之前，俄罗斯国家已经开始分裂。政治权力向无数自称为王的小封地流散，又因蒙古占领而获得确认。俄罗斯的重心从黑海北部的欧洲本都地区（pontic）转向东北部，当地的莫斯科大公国崛起，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不像持续八百年的欧洲封建主义，俄罗斯的封地仅生存两个多世纪——从1240年开始套上鞑靼轭（Tatar yoke）到伊凡三世当政的16世纪中期——很快，小封地的领主必须面对日益强盛的中央君主政体。

最后，蒙古人破坏了继承于拜占庭的法律传统，使政治生活变得更为恶劣、更为残忍。与欧洲的基督徒君主相比，蒙古统治者把自己看作纯粹的掠夺者，其目的就是从所控制的居民身上榨取资源。他们仍处在部落层次，从未发展出政治制度或正义理论，可以带给所征服的居民。他们不像传统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并不矫饰自己是为被统治者而存在的。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表，愿意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大规模榨取资源。他们严惩任何抵抗力量，为了杀鸡儆猴，甚至愿意处死整座城镇的居民。他们招募俄罗斯的领主成为自己的征税官，包括将来创建俄罗斯国家的莫斯科大公。他们以自己的掠夺策略，训练数代的俄罗斯领袖。事实上，他们通过联姻而融入俄罗斯人口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