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伟大的西北

赣南的事业，一帆风顺。但家庭方面，却遭到突如其来的变故，生母毛福梅，在溪口蒙难。发生的时间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1]

毛太夫人生前，经国屡次要接母亲前往赣南而不果，其经过见曹云灵女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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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夫人平日关心乡人疾苦，深得乡人爱护，他多次要接太夫人来赣南，太夫人都因舍不得家乡人，而不忍离家。最后一次，蒋氏和夫人偕同孙儿女一起跪在毛太夫人膝前，央求一同来赣，并称太夫人如不答应，即长跪不起。这样太夫人只得允许来赣，正收拾行装，定期起程。消息传出去了，近亲和乡人纷纷来到蒋府，聚集成群，又跪在蒋府内外，恳求太夫人不要离乡。太夫人感于乡人的深情，终于决定，’再不离乡’，最后打消了来赣的念头。”[2]

这样一位善良，且是虔诚佛教徒的老太太，等了十二年，刚和儿子媳妇团聚一载，日机肆暴，夺去生命。

做过奉化县长的曹钟麟先生（现天津市政协委员），追记如斯：

“一九三九年我在浙江省政府任秘书，有一天秘书长李立民突然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是奉化县溪口镇被日本飞机轰炸，经国生母毛夫人在炸后失踪，命我代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昼夜兼程赶赴出事地点，寻找毛夫人踪迹。我奉命后即搭省府大轿车开往溪口。下车后，即偕民夫在丰镐房附近的断垣残壁中进行挖掘，当夜幕降临，终于发现了毛夫人的遗体。最初发现的是一只胳膊，胳膊上戴有金手镯。有人认出了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就是毛夫人，果然不久就挖出了毛夫人的遗体。我站到遗体前默哀致敬。当时，经国先生任江西省赣州专员，闻讯后搭黑色小轿车星夜兼程赶到溪口，一进门就抱起尸体，号啕大哭，旁观亲友也失声痛哭起来，我亦难抑悲愤，连连落泪。”[3]

一时找不到坟地，暂葬老太太生前念经的地方—摩诃殿北隅，竖墓碑一座。[4]遇难处，蒋亲笔题字“以血洗血”，刻石留念（作者一九八0年访问溪口，目击碑石仍在）。

经国曾经写过一本书，题名《鲜红的血》，哭《王继春》、《悼周崇文（干事）》和《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篇篇有血有泪，肺腑哀号，嘶声啜泣。曹聚仁说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凡是认识他的人，一致同意。

丧母之痛，伦理关系，更胜“同志之爱”“手足之爱”，其佘，处他的情况，顾到继母宋关龄的颜面，无法学雷震，写一篇《我的母亲》。[5]因此，对母亲的事，只是在日记里，私下提提。

当了专员后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蒋先生打过主意，派他去新疆，[6]接替盛世才。夏天，奉命随政治部长张治中（西北宣慰团）越秦岭，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跨青海，跑遍西北国防前哨。

蒋的考虑，其来有渐，我们且先回到全局，作一鸟瞰。

一九四一年，抗战进入中期，日军占领武汉后，气焰更盛。以武汉为战略据点，积极作点面的伸张，长沙两次会战，如箭在弦。

中原战局，固乏善可陈，环顾国际形势，益形黯淡。自前一年冬夭，日军的势力南进后，法国少爷兵，当然不是日军的对入，越南失陷，从华北到华南的海岸封锁线，因而为敌人所严密控制。暹罗湾口可能是代替东京湾的缺口，不幸见风转舵的泰国执政当局，却

甘愿为东京的走卒，借投降以自保。剩下唯一的希望是缅甸。伦敦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竟在日本的要求下，落井下石，把中国唯一的国际通路—滇缅公路，予以切断。同时那位爱抽雪茄的老狐狸邱吉尔，下令停止对中国政府作财政上的援助。

在这样悲观灰暗的气氛中，就重庆的领袖而言，唯一足以自慰的，是来自新疆的喜讯。土皇帝盛世才，终于为中央所制服，结束他在西北七年称孤道寡的割据统治。

盛世才，东北辽宁人，少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过书，留日返国，曾参加韶州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在郭松龄麾下充任下级军官。一九二七年，自日本归国，为蒋罗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由丁偶然的机会，邂逅了鲁效祖（新疆统治者金树仁手下的秘书长），以军事长才的资格，应聘前往西北。

引进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上校，对新疆的当权派，无疑的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正如中国人惯用的比喻所说“引狼入室”，或“开门揖盗”。

果然，盛掌握了此一难得的良机，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运筹帷握。几年间，赶走金树仁，挤垮马仲英，取彼自代，驰骋天山南北，大有《沁园春》那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

盛世才统治新疆的作为，不仅视南京的中央政府为无物，高举六星红旗，仿效苏联格伯乌，成立“六星社”，且公开倒向苏联。“信仰”共产主义，标榜亲苏政策“不仅是建设新疆的最光明的灯塔，不只是解放中国的最明亮的灯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灯塔”。进一步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割据称雄。一则唱新疆为中国的领上，一则亲苏以杭中央。

令得南京当局感到最不安的，是新疆早晚将为苏联所并吞，划入红色帝国的版图，这是远虑。盛于一九三八年朝苏归来，亲苏同时亲共，延安和迪化的关系，将日益接近，形成近忧。

盛世才翻云覆雨，毋沦莫斯科，重庆，延安方面，都感到他是只烫手的蕃薯，他的转变之快，较之倒戈将军冯玉祥还胜一筹。

德苏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瞬即转变，新疆王的统治梦，跟着起了新的变化。当斯大林忙着应付德军的闪电攻势时，蒋介石置于河西走廊的重兵，亦将伺机向盛下手，盛在朱绍良的威胁利诱下，乃摇身一变，由新疆铁托，转为反苏倒共的民族英雄。

盛苏交恶，西北大局，由危而安，青天白日旗取代了六星旗，抗战的低气压下，出现这么个喜讯，重庆当局的踌躇满志，可想而知。

蒋先生考虑派经国去挑大梁，是因为经国懂俄文，了解苏联，由他去，比较放心。可把盛的根，从新疆

的沙土里．彻底的拔掉。而经国自己，受到赣南治迹的鼓舞，也颇自信，认为收抬新疆这副残局，非他莫属。

据曹聚仁说：经国的确是得到中枢的示意的，他就曾向曹聚仁约邀，请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到迪化去办一张象样的报纸。假使没有以后的突变因素，也许就能成为事实。

曹聚仁说：‘他从西北回到重庆，中枢就决定让他担任新疆主席的职位。在当时，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不过，由于老头子左右的阻梗，一夜之中，又变了计划。”[7]

蒋先生做事，一向一石数鸟，经国的西北之旅，我们从局外推敲，至少可看出如下的层次来：

盛世才既从斯大林的怀抱里转变过来，中央的政策，不外乎先联合，再斗争。经国虽是赣南的地方官，但他是元首的儿子，他到西北，是以蒋特使的身分，给叛将以安抚，给盛吃颗镇静剂。

其次，蒋借着这个机会，以安抚为名，查访为实，从经国那里，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洞悉新疆的虚实，作为未来对付盛的一着预布妙棋。

让经国先去看看，熟悉一下情况，预布他取盛自代的棋局。

老头子从来没有忘情西北，延安是他的心腹之患，抗战那样的艰巨，胡宗南的一支重兵，却总是打着拱

卫西北的幌子，监视着延安的军事动态。派经国去经营新疆，正如曹聚仁所说：“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新疆居地理要冲，内战烽火一燃，苏联给予延安的援助，即无假道可能，任何爱将近臣，总没有自己的儿子更足信赖吧！

经国从前没有到过西北，他的活动半径，一直局限干东南和西南，北疆之旅，他对中国地理的认识，更深一层，读他所著《伟大的西北》，仿佛我们听到民族的声音，和时的的呼唤：

“洛阳是河南的最前线。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战争的景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伟大的国防工程，这是动员了十万人建筑成功的。洛阳的城很小，工事都在城外，早晨天都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听到做国防工事的几万个工人，开始工作的声音，同时又听到火车站上搬运军火工人的呼喊，这许多劳动者的声音汇合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劳动进行曲。”[8]

这里是他路过潼关时的惆怅：

“到了X X时候，天快傍晚了，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上象涂满了血一样地发红，刚被炸毁铁桥残缺的影子，无力的斜躺在路上，四周寂静得听不到什么声音，那时的情景，激动一个旅人的心，是悲哀，还是壮烈？是惆怅，还是依恋？已经是辨不出它的滋味来了。”[9]

从重庆到西北，绵延数千里，其间多的是山川河岳，名都胜迹，无不代表中华文化的渊远流长。登秦岭、俯仰中原，看苍茫大地，不知道，我们这位预备继大业的太子，有无“谁主沉浮”的雄心壮志？

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时候的经国，尚未经过权力的腐蚀，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虽然在莫斯科，也唱过国际歌，踏着斯大林的音乐节拍，发出为苏联祖国效劳的誓言。

他的民族观，在下列一段文字里，跃然纸上：

“出张掖向西过临泽、亭台，就到肃州，肃州就是酒泉。这里是关内第一个县，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各种民族都有，有一种叫哈萨克的民族，他们有一种叫英雄帽，戴这帽的人凡是杀一个人，就在帽上插一根鸣毛，杀人愈多。鸡毛插得愈多，就表示他是英雄。这些人，脚很短，所以他们总是骑马的时候多，骑在马上，上山下山过河都可以，但是下了马，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肃州，我们请了一次客，一共到了十一位客人，有纳蒙克、他木龙（蒙）、马彦寿、马志强（回）、雷廷龄、安维峻（藏）、马通、哈一、阿无阿林（哈萨克）、李志正、赵天夫（汉）。

我认为这一次的请客，是最有意义的。我这一次请客，是请了各种民族，每个民族派代表两人。所以，在席上有汉人、有回人、有蒙古人、有哈萨克人……。那一天，正好有月亮，看着那塞上的月亮，心里有无限的感触。我们这许多民族代表，大家都坐在月亮底下，毫无拘束地，毫无隔阂地畅谈，大家都很诚恳、坦白，我心里感到非常快乐，同时我更想到过去我们认为西北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容易得到解决的。平心说一句话，在边疆最坏的还是做生意的汉人。我可以举个例来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蒙古人在店铺内买东西，一样东西是一元二角，蒙古人因为知识程度低，算了半天，不能结出个总数来，那家店铺内的人就说：‘算一你放下五块钱走好了！’那个蒙古人没有办法，只好给了五块钱才走。好象我们买黑羔皮袍，在肃州一带向蒙古人买，每件只要二百多块钱，但是商人把它运到兰州就要卖三千块钱。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看了，也会气愤的。所以，我相信边疆的少数民族，还是真诚、坦白、单纯的，将来我们要建设西北，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总理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一定会亲密的团结起来的。过去回汉之间，曾经发生过好几次很大的冲突，但是差不多都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听说有一次是为了回教人演戏，汉人的小孩子来看戏而闹起来；有一次为了汉人在回教人家里杀一只鸡而没有把毛先拔掉而闹起来。我们相信这些情形不应该有的，将来也一定不会再发生的。

那一天晚上，我们大家谈得很高兴，什么民族问题都讨论而得到了解决，后来，还举行了游艺，蒙古人出来打了拳，藏民演了一个打小孩子不去看羊的戏剧，回民真奇怪，他们唱了一个满江红的歌，哈萨克跳了一个打老虎舞，直闹到天亮，实在太有意思了！”[10]

西北归来，经国总结此行的感想有三：

(1)确认西北地理的优越性，“地大物博，有无穷尽的宝藏”。“过去，我们认为安西是我们的西北了，但是安西还仅是我们西北的心脏。”他说：“从安西到苏联的边境，坐汽车还要走六、七天。这样广大的土地，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用无限的热烈，无限的忠诚，无限坚强的力量来爱护它、来保存它、来发扬它，我们要坚持西北的进步，西北的进步，就是中国的进步，没有新的西北，就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2)强调西北是军事力量的重心，那里有新的中国空军，新的机械化部队，西北是将来反攻力量的中心。

(3)西北是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建设新中国的原动力。

就国防的观点出发，西北是中原的屏障，几千年来的外侮，也都是肇始于此一河西地带，岳武穆那股“踏破贺兰山缺”的壮志豪情，是感情上的愿望，同是意志的语言。

经国从西北回到重庆，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认识到“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因此提倡建设新的西北，要为西北同胞谋幸福的生活。旧调重弹，把他父亲在《中国之命运》里的老套搬出来，重呼“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这一期间，经国的西北热，的确在他个人的水银柱上升涨得很高，他觉得东南已有成，不妨去西北。殖边垦牧，为人所不为，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然而，父子之间的思想差距，好象总无法靠得拢似的。蒋先生依旧沉溺在他的统驭公式里，以妥协代替果敢。经国的主席梦没有圆成，盛世才的官衔，却愈加愈多。

注释：[1]曹云霞说毛夫人遇难是一九三九年，唐瑞福说是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二，年代不确。曹锺麟曾任奉化县长，《奉化墓待祭扫》一文，肯定是一九三九年。蒋自著《五百零四小时》，《明报月刊》第113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近日心中有二事，始终不能忘者：一为先母罹难，此为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证明唐“农历”之不确。

[2]曹云霞著《赣南忆旧录》，第60页，香港《七十年代》出版。

[3]曹锺麟著《奉化墓侍祭扫》，香港《大公报》（一九八一年）。

[4]墓碑“显妣毛太君之墓”，为吴稚辉所题。安葬时俞飞鹏点主，石料由施季言（武岭校务主任），负责采自上花山。

[5]雷震著《我的母亲》，被台湾当局没收，雷抗议：“经国可写他的父亲，我不能写《我的母亲》，宁非天下怪事！”

[6]参阅一九四一年六月《东南日报》。

[7]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8]蒋经国著《伟大的西北》。

[9]同[8]。

[10]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