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页 | 蒋经国传-江南 | 阅读 ‧ 电子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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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育长·主任

假使我们说，蒋先生早就有意把棒子交给他的儿子，那实在是一种过分大胆的假设。但是，说他老人家从四十年代开始已蓄意培植经国，就比较接近事实了。

一九三九年，甫行就职专员，经国接“委座”指示，“克日登程赴渝”，[1]入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在国民党的官场里，通常被认为，这是一个镀金的机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到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无数的院校团班，训练过十万的党政干部。获得遴选，象征着明日的希望，从关系学的方面看，更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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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认为，多经过一次熏陶，干部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对领袖的向心力，会益形加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样适应经国的情况。经国是个特殊的例子，他只是要经国和别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在国民党的体制内，茁壮成长。

蒋先生一方面让经国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正规训练，为儿子未来获膺新命铺路，一方面，巧妙地，解决原来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问题。

由重庆回到江西，任命发表，派经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儿乎是火箭的速度。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成立于武昌，[2]集复兴社cc系组织的大成。党内有党，派外有派，对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蒋先生偏偏有他独到的奥秘。

经国的政府官职，以江西起步，抓党组团，同是发物于江西。经国自苏联归来，深切体会，没有组织做后盾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

做行政专员，他有旧官僚、土豪劣绅等敌人；领导江西的三青团，和他作对的对手，对付起来，也不大容易呢！

名义上，蒋先生任团长，康泽组织处长，涉及权力，即使是团长的儿子，一亦寸步不让。

经国一跃为团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之一，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实质上是江西团的首脑“第一把手”，康泽怕这位太子，将来抢了他的地位，先使个杀手钢。在江西支团的干部安排上，大动手脚。

康泽安置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架空经国。书记彭朝钰以下，清一色的康派。而彭“每天跑专员公署，表面上尊重蒋主任，实际是玩弄手段，不让蒋主任亲自来支团部办公，蒋主任那张办公桌形同虚设。青年招待所保送学生受训或就业，彭朝钰都一个个召见谈话，彭朝钰亲口告诉青年招待所学生说，蒋主任是兼职，忙不过来，他是中央派来的，一切由他负责。”[3]

经国到赣南的第一场遭遇战，就遇到自称“中央派”的康泽系，几番较量，这批人有眼不识泰山，才知道经国在莫斯科顶礼膜拜来的斗争经验，关老爷面前的大刀是舞不得的。

太子的策略，表面按兵不动，却积极培训干部，巩固阵地。

设在赤朱岭的“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每期招收一百二十人，经国从制订计划，到招生训练，概一手包办。自任“精神讲话”课程，标榜“三青团不是少爷小姐俱乐部，不是官僚政客摔交场”，倡“赤朱岭精神”。

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组织联系。

时机成熟，经国反攻，一九四一年四月，举行支团第三次会议，康系人马，弃甲曳兵，全被排除。“清干班”的基础，不断扩大，经国且办了江西青年夏令营和虎岗青年夏令营，更多青年子弟，受其罗致。

一九四三年，江西支团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其中一些干部如胡轨、詹纯鉴、王升、许素玉[4]等，始终追随经国，由江西而台湾。

只四年工夫，经国在江西党政方面的成就，连主席熊式辉的光辉，都相形失色。十二月，太子辞赣县县长，授任江西省府委员，虽无实权，却有更上层楼的意义。

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是无神论者，为了迎合蒋先生和宋美龄的心意，接受洗礼，成为美以美教会的基督徒。教徒这个事实，外间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他不仅很少参加礼拜活动，甚至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禁止国军官兵信教，[5]其虔诚可知。

一九四四年元月，蒋先生改派爱子出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自然，他热心推行的“新赣南建设计划”，亦人去政息。辛苦造就的忠贞干部，跟着去了重庆的新天地，另树旗帜。

“中央干校”的筹备工作，由李维果主持。原兼任“中央青干班”主任的康泽，雄心勃勃，改班为校，自兼教育长一职，理所当然。但李看透蒋先生的心思，提议经国担任，“照准”的批示，马上发下。

蒋先生的构想，经国到赣南，终究是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等于做生意积累资金。他个人的崛起，不就是黄埔打下的基础吗？

客观地说，经国具备的条件，毋论组织技巧，训练方法，刻苦精神，黄埔学生，难望其项背。

国民党的表现，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早趋祚微，蒋先生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已有觉察，三青团的成立，即含有补救的意思，经国这时候才三十三岁，年龄、形象、声誉，都是担任教育长的适当人选。

一九四四年五月，干校开学，但只有研究部，[6]经国的意思，先培训“干部的干部”，第二期培养专业人才，设地方自治科、师范科、管理科、生产管理科，后来场面开始扩大，增办“东北青年训练班”、“青年政工人员训练班”。

干校的性质，类似苏联的“孙大”，不能用一般高等院校的标准去衡量，诚如曾任该校区团部书记的蔡希曾（省三）所说：“蒋经国所考虑的迫切课题，是借着主办‘中央干校，的大好机会，如何用最短的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

兼校长蒋先生说的更明白，“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

“革命”一词，在中国官员嘴里，从来缺乏严谨的定义，几乎任何事，都可套上一顶革命的桂冠，加以演绎，革命即是追随领袖的同义词。

经国根据父亲的训示，提出下列口号：

“中央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培养革命的干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总而言之，经国的任务，是培养一批新的门徒。当时抗战接近尾声，战争的目的是保家卫国，反对日本侵略，和革命发生什么关系呢？

为了把学校办好，自招生、入学、新生训练、生活管理、政治组训、课程等等，他无不躬亲参与，别出心裁。规定的教学重点，计有：

（1）高深的政治素养。

（2）高层的领导才能，要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

（3）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

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构想很好，其奈客观条件不具备，也做不到。平白给人一个印象，他喜欢说空话，然而我们也不能抹杀他办教育的一些灵活做法和许多独特的设计。

最具民主色彩的活动，首推“全校师生大会”，主张“师生团结，共商教学大计”，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还要前进。但是，所办的大聚餐、大联欢、访问贫苦人民、劳动竞赛、实验治校等，[7]可是典型的苏联式群众运动。

如果经国能心无旁鹜地把中央干校的事业坚持下去，“二十年的远景规划”，不能算是空中阁楼，他的成就，将非常可观。环境却强迫他，不停地改变计划。主要，战时的中国，情势瞬息万变，任何长远的规划，随时可化为泡影。

一九四四年六月，长沙沦陷，八月衡阳失守，日军的秋季攻势，锐不可当，独山失守，直趋贵阳，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九月，经国奉命，曾至西康部署。十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由蒋委员长亲自提出。配合这个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蒋先生重想到他的儿子，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

过去，经国的经历，集中于党政方面，现在开始尝试跨到军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抓枪杆子”。政工班第一期学生甫毕业，中央宣布，成立“青年军总政治部”，经国是主任，总部且设在中央干校内。军政部依国军序列，编为八个师，[8]各师设政治部，政治部第一科（管组织、训练），科长和团教导员悉由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学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不用说，是经国遴选，上级任命的自己人，包括现在台湾的报业巨子余纪忠（二0三师），司法部次长范魁书（二0八师）在内。

苏联的党的表制度，北伐时期一度在国军中移植。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名存实亡。相隔十五年，经国把它重建起来。一则，他驾轻就熟；二则，他对这个制度的功子，深信不疑。推行开来，党指挥枪，那末，就是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认真地实施政治训练，规定上政治课二至四小时，各师聘专任政治教官，强化思想训练。

公开的口号如：

“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

“青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

“青年军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先锋队！”

“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

秘密地，通令政工人员，向全军上下“灌输中心思想”；“必须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

政工既是首脑，经国等于掌握了全军灵魂。加上青年军没有实际的统帅，各师师长乐于臣服，他已是实际上的统帅。

照青年军成立的原意，入伍三个月训练结束，随即进入实战训练，进入第二线，准备随时增援第一线。经国介入，性质变了，作用也变了。

本来命名“青年远征军”，那是要归陈诚、罗卓英指挥监督，经国把它自立门户，于是“远征”两个字悄然失踪。

训练期满，延长训练，蒋先生有私心，经国的嫡系部队，“不到牺牲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直到日本投降，这八师部队，仍驻原地。没有“远征”过，更没有向日军放过一枪。

抗战胜利前夕，国府受美国的压力，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经国受命，担任宋子文的随员，后调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办理对苏外交（下章将予详述）。此处续谈青年军复员各节。

一九四六年年初，蒋先生下令成立“青年军复员委员会”，陈诚任主委，蒋经国任副手，研究拟订复员办法。

复员当然非复员不可，蒋先生另有想法。他指示：

“青年军复员，不是青年军的结束，而是青年军新发展的开端，今后要制定一套办法，使青年军成为国军后备兵员的精英，同时要加强复员青年军的政治组训工作，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9]

何谓“革命力量”？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效忠领袖”的力量。四月，“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成立，陈诚处长，蒋经国和彭位仁[10]副之。

复员青年，受到升学和就业的优待，有的进大学，有的进先修班，程度不够念大学的，进青年中学，[11]就业的，原来在机关任职的，回原单位，又升级又加薪，原来没有职务的，介绍职业。

复员工作，经国的确卖过无数力气。但是，“青年从”、“国大代”、“军官总”等，仍被社会公众，列为五害之一。[12]

复员后的组织，经国仍不放松，约有下列数项：

．成立“复员青年军联谊会”，中央设总会，领导机构是干事会，经国自兼总干事。联谊会设南京中央路德润庐中央干校校友会内，成为太子的卫星组织。省市设分会，机关学校设通讯组，层层组织，纵横联系。

．青年军八师的建制，保持原状。师设“军士教导营”，让志愿留营的，接受训练后，升为次期青年军的班长。

．复员管理处，改为常设机构。

四月三十日，国府还都，五月五日，中央各机关在南京恢复办公。经国班底的有形力量，仅剩下“中央干部学校”最后的堡垒。CC系建议，中央干校和中央政校合并，设立“国立政治大学”。

“政大”预定蒋公自兼校长，经国任教育长，严格地说，蒋的学历，不符合大学校长的资格，他在日本只从振武学堂，拿到一张文凭，做个小学校长，都非常勉强。但中国的情况特殊，蒋曾兼任所有军事学校的挂名校长。

CC的如意算盘，吃掉干校。而经国暗中的计划，吞没政校。

政校的前身“中央党校”，在南京红纸廊，战前即有校舍，国府接收的同时即修葺校舍，师生陆续回京复员，一九四六年秋季始业，正式招生，合教职员、师生有一千多人。

干校创校伊始，在南京没有片瓦，到一九四六年夏，专修部第一期，刚毕业的发，研究部第二期，草草结束。大学部这年未招生，相形之下，和政校不成比例。于是合并也者，成了“政校吞并了干校”，谈判代表游馄说，对方“人多势众”。

补救办法，干校争得一席训导长，侍从室传达，蒋公要教育部签呈举荐蒋经国为政大教育长。命令发布后，经国一身三职，除“政大”外，尚兼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组训）处长和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处长（后改“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不仅他个人志躇意满，认为虽有东北之失，仍有可为。他的亲信干部们，更意气奋发，准备到“政大”，大施拳脚一番。

天下的事，就这么难说，煮熟的鸭子，长着翅膀冲天而去。蔡省三先生的记载，兹原文引录：

“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

‘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X X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珠炮发出震耳的口号：

‘反对儿子教育长！’

‘反对父子家校！’

‘蒋经国滚开吧！’”[13]

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1）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2）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3）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反对蒋经国，等于间接地反对蒋先生。据到现场观察过的蔡省三、倪志操（中央团部第五处调查组长）的结论：“那种强烈的反蒋气氛，使人明显地看出，决不是某些学生的一时冲动。”敢“向蒋氏父子开火，显然有人在幕后支撑。”[14]

蒋先生勃然大怒，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并令陈立即告诫学生，克日复课，遵从命令。

经过陈立夫的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在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

陈立夫向蒋先生复命，陈报调查所得，反蒋风潮的幕后，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鼓动，并非CC从中捣蛋。

经国的反应，又气又怒。有几天闭门拒客，随后在他私人的办公处—南京励志社，召集中央干校校友会核心分子，举行会议，大发一顿牢骚外，郑重宣布，他已经向教育部送出辞呈，决心不干那个教育长了。最后带着训勉的语气，要求校友会人员，注重加强干校校友的联系和团结，作为事件收场的尾声。

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经国心情之颓丧，可以想象。现在，他才真正体会到，事业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谁有力量，谁就成功。”[15]

和CC的对抗，败在没有力量。如果说东北使命的失败，败于外交，究非不战之罪；“政校”之挫，罪在战而无功。讲到利害冲突，连他父亲的心腹，都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冷酷的敌人。政治的无情，多么可怕！

经国懂得忍耐，不露声色，这就是他懂得辩证法的好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