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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外交特派员
长夜漫漫的抗战,中国人民疲惫不堪地祈祷胜利早日来临。
“珍珠港事变”象一个奇迹,为抗战军民带来黑暗中的曙光。中国再非孤立无援,凭血肉之躯,对付东邻强敌的飞机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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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彼岸的山姆大叔,被日本的一记猛鞭,清醒过来,日本过去敢于和苏联为敌,同样敢向美国挑战。
蒋先生日夜盼望的中美同盟,悠然而至。物资、武器、人员,越过驼峰,源源到来。
和史迪威的一些不愉快,蒋先生是胜利者,罗斯福看着他是远东区总司令的分上,撤换史迪威,派遣魏德迈,中美关系,情意殷浓。
重庆和华府间的军事计划,预备由东南沿海登陆,消灭日军,麦克阿瑟的蓝图,先用跃岛战术,砍臂削足,再登陆本岛,使东条就范。
罗斯福总统,一付妇人心肠,听取乔治·马歇尔和参谋本部的意见,[1]担心麦帅的计划,美军所支付的人命代价,过分巨大,不惜求助于盟友斯大林。
斯大林纵横裨阖,一代袅雄,他比坐在轮椅上的弗兰克林,不知险恶多少倍。看准罗斯福的心思,代价是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和不冻港旅顺、大连的控制使用。[2]
罗斯福觉得,东北是中国的东北,慷一点他人的慨,换取斯大林对日宣战的承诺,何乐而不为。
那个出卖盟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就在这黑海边上的避暑胜地,谈笑间,订下乾坤。[3]
可怜的蒋委员长,没有半点情报。被称为神出鬼没的戴雨农将军,原来,在国际间谍战方面,一筹莫展。
“协定”等到四个月零四天后,[4]才通知重庆,蒋主席感到很愤怒,可是对他的尴尬处境,却丝毫无能为力。
主要斯大林空洞的保证,把霍普金斯和哈里曼弄糊涂了。斯大林提出两点:
(1)苏联对日的军事行动,是以中国同意接受《雅尔塔协定》为先决条件。宋子文于七月一日以前,须到莫斯科。
(2)愿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中国。
斯大林处处勒索,一方面挟美国自重,压迫重庆就范;一方面威胁宋子文说:“中国政府最好赶快达成协议,要不然,共军会进入东北。”[5]中国进退失据,和事后充满阿Q式的自慰,卜道明《中苏条约》一文表达的淋漓尽致。
“苏俄即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第二天,苏军数十万即全线攻入东北。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乘势迅即占领整个东北。在此情形下,苏俄当可凭借武力实现其全部愿望。那时中苏间将发生种种权益和领土的纠纷,不难想象。我若提出交涉,美国将因我拒绝了《雅尔塔协定》,未与苏俄成立条约,对我不予援助:而对苏俄,则因《雅尔塔协定》的存在,反而有支持苏俄实现其全部要求的义务。我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将预定我之交涉失败。不仅如此,苏俄势必利用我之孤立状态,根据《雅尔塔协定》笼统的规定,乘势更进一步的分裂中国领土。在东北,内蒙、华北及新疆等地建立其傀儡政权,因此而造成更混乱的局势,那时中国要驱逐苏军出境,收拾混乱局势,除使用自己武力外,别无其它有效途径。而我在东北当时既无一兵一卒,抗战八年后的中国,亦无力对苏作战,也是显明的事实。反之,我国若与苏俄预先签订一项条约,用条约来限制《雅尔塔协定》的流弊,约束苏俄的侵略行动,并对日后苏俄可能违约的行动预先把握一种提出交涉的政治立场,那时我们不仅进退有所依据,而且美国对中苏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亦不能坐视无睹,而应根据道义与公理的立场予我以声援。”[6]
谈判的两期进行,第一期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开始,七月十三日结束;第二期从同年八月七日开始,到八月十四日为止。
宋子文(行政院长兼外长)任首席的表,经国和他的一位同学卜道明(外交部亚洲司长)担任随员。
蒋委员长打出经国这张牌的原因:派自己的儿子,对斯大林是一种亲善的姿态;其次,经国通俄文,曾.长住俄国,比较了解苏联人的想法和意图,从旁观察的析,补团长宋子文的不足。
经国所负的使命,可以忍辱负重四个字作总结。
斯大林仗着有罗斯福的签字,看准重庆的处境,中国的谈判地位,居于弱势。宋子文和他的前辈李鸿章,扮演的角色,并无差异。
斯大林盛气凌人,“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你看过这东西没有?”斯大林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7]
往返折冲,不过发挥一下谈判的艺术而已,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外蒙问题,经国奉命以个人资格去见斯大林,他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杭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杭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8]
经国这段话,讲的是实情,可惜,弄错对象。斯大林只认识力量,他的字典上,没有“同情”两个字,所以他说“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和斯大林谈判的经过,经国后来在《一位平凡的伟人》文中,有详细描述。实质上的东西,殊少透露,无非要读者相信,斯大林是个可怕的敌人。
假如没有《雅尔塔协定》,美国一样可以强迫国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同样可以拿取这些领土和权益。后者是前者的副产品,但是,苏联那样做,得不到美国的承诺,将失去合法的掩护。
蒋先生如果拒绝和美国合作,他可能激怒杜鲁门总统并失去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经援助,然而,他却会更能获得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苏联一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关东军未发一弹,即为苏军制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适在中国人民狂热欢呼胜利来临之际,白字变成黑字。[9]
宋子文珍惜令誉,辞去外交部长,签字的任务,改由王世杰完成,[10]后来王受人指责为卖国行为,持平而论,王是工具(instrument),非条约签订的决策人(decision maker),和经国一样,毋须背历史的黑锅。
莫斯科旧地重游,时距一九三七年束装归国,八载有余。苏联历经希特勒的蹂躏,浴血奋战,惨痛不下于中国,但是,愈战愈强,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超越英法,和美国平分秋色。
十四年前(一九三一年),[11]经国会晤过斯大林,还是克里姆林宫那个老办公室。一切如旧,惟略呈异样的是“从前斯大林的书桌背后,是挂一张列宁站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现在换上彼得大帝的画像。开始,他感到不解,经斯大林的秘书点醒,才恍然大悟。原来,“此一时,彼一时”,时代变了。
不是吗?当年经国是尼古拉同志,现在,他是陆军中将、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是蒋主席的私人代表。当年,斯大林送他去农村、去矿场、去工厂,受尽折磨。十四年后,平起平坐,唇枪舌剑。“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的巨浪,本来就是无休止地起落着的。
这次来莫斯科,担任外交使命,是一种新的尝试。中美关系早已是宋美龄的禁脔;日本关系,一向由张群独揽;和斯大林的交道,则非他莫属。想到这里,感到很自慰,当年的辛苦,并非丝毫没有代价。回到重庆,举国欢腾的历史场面,业已错过。复员还乡的胜利空气,弥漫了整个山城。军政官员,人人磨拳擦掌,忙于接收,抢地盘,为自己的前程,勾画出光耀夺目的远景。
经国并不例外,过去赣南的局面太小,战时首都的空间,毕竟有限,他已经头上顶着两顶帽子,一边是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人马八、九万;一边是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学生逾千。掌军掌团,集组织和干部系统于一身。这样的力量,进可无往不利,退可稳坐钓鱼台。
经国自认,他了解斯大林,相信斯大林的承诺。斯大林说:
“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他的视野,突然伸展到白山黑水的关系,他的干部们,更信心百倍,鼓励他到北域植基拓疆。
如果纯照中苏三十年友好条约的精神看,斯大林的着眼,无非是旅顺、大连和一条中东铁路;对延安的支持,苏联的态度是否定的。一代枭雄—斯大林的话能信吗?看透斯大林心机的,不止是那个多嘴的湖北参政员胡秋原,经国左右的智囊,同样向太子陈述过其利弊,认为关外的白山黑水,斯大林不会轻易放手的,劝他不必以自己的前途作赌注。
这位朋友的进言,计有三策,上焉者去日本就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也就是后来商震、朱世明的位置,重建中日新邦交,进而成立中日英三角同盟,横断太平洋,形成美苏外的第三势力。中焉者到台湾去,继承日本的衣钵,搞经济建设,走刘铭传的路子。下焉者远征西南,掌握川蜀的地理经济条件,开发西南大后方,步诸葛孔明的后尘。“到东北去是死路”,就是这位朋友的结论。[12]
当时的经国,一脑子的关外锦绣大地,自然这位朋友的衷言,难免听起来有几的逆耳。他就不相信,苏联的承诺,一钱不值。到《苏俄在中国》、《我们的敌国》等反苏文章间世,把斯大林说成混世魔王,已是时隔多年的马后炮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暂时丢下“青年军”和“中央干校”,经国和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
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浩浩荡荡直奔长春,新职是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的负责人。
新时代,“新事业”,胜利的花朵,含苞待放,一片芳香。
然而,事实证明,他那位朋友的见解,的确比他看得深远。斯大林从黑海和罗斯福晤面时起,即包藏祸心。
从斯大林的观点出发,日俄战争留下的仇恨,苏联有机会子不报吗?拿点铁路,抢走工业设备事小,甚至派军占领日本,叫它永远翻不起身。
蒋介石甘愿做美国的马前卒,中美携手,威胁到苏联亚洲部的的安全。中立的国民党政权既然是奢想,不如趁机培植延安的势力,消极地削弱蒋介石的统治基础,积极地建立中苏间的缓冲区。二十年代功亏一篑的事业,现在去完成。
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邀请经国访苏,言词间,把苏联的意向说得再清楚也没有。[13]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工具,他必要的时候,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14]
美苏争霸,殃及无辜。蒋主席的处境,除非有超人的睿智应付殊为不易。我们自无法,以五十年代尼赫鲁的外交策略,画一根平行线,将印度、中国等同。
蒋主席的困难:
(1)苏联的历史记录,记忆犹新。
(2)共产党的势力,构成严重威胁。
(3)采取中立政策,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4)迫切需要美国的军经援助。
斯大林胸有成竹,外交上,蒋主席亲美,他则全力扶植延安的毛泽东,等到共军的羽毛丰满,苏军再从容撤退。
几乎可以说,经国的使命,没有半点成功的希望。一开头遇到的问题就十的辣手,为了国军登陆,费尽了唇舌。想在大连登陆,苏方反对的理由:大连是商港,如允许军队登陆,就是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国军被诱到安东登陆,负责运送的是美国海军巴贝中将,登陆地点营口。可是,数千的不明部队己捷足先登,占领该市,企图在葫芦岛登陆的国军,同样受阻,陆路进军,复遭袭击。
经过多方的阻挠,国军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始进驻了东北,防守着沈阳、长春、吉林等几个主要的点线。可是,苏军已和林彪的“民主联军”[15]合作,布置好一个“请君入瓮”的陷阱。
根据条约,“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在三个月内撤完,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之期”,十二月三日,应为苏军完成撤退之期。中国军队预定由十月下旬开始在大连、营口、葫芦岛等港口登陆,另由山海关陆路进军,但苏方提议,改迟为第二年二月一日。
限期已届,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要挟,“谓经济合作方案未获协议前,不能预料苏军撤退之确实日期。”[16]
苏军拒撤,事态明显,且以治安暴乱作骚扰,迫东北行营自长春往山海关撤退。留下军事代表团和外交特派公署,继续交涉。
谈判重心,一度移到重庆,十二月初,在长春恢复。苏方提出“中苏共营东北工矿一百五十四个单位之要求,并声明东北之工矿设备均应视为苏军对日作战之战利品”。[17]中国的解释“动产可为战利品,不动产不能为战利品,战利品之名词仅适用于敌人之作战武器及军事直接有关之供应品”。
和苏联方面说理,当然无用。据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估计在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二十亿美元。”[18]蒋先生的数字,尤其具体,他说:
“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供应设备被苏联拆运而去,此外,鞍山、官原、本溪等钢铁工厂设备的百分之八十被搬走,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被劫掠而受害甚大。”[19]
军调部成立,停战令下,苏方态度变本加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挑衅事件,接二连三。计有十三日,共军万名侵入鞍山,停止锦州以西的供电。十四日,共军袭击营口,攻占盘山。军调处飞机一架被扣,十五日,国军运兵车,受苏军射击,十六日保安队被缴械,张莘夫惨死。
中国方面所受到的委屈、调侃、奚落,难以胜言。重庆所反应的节制、冷静,令人称道。一月二十二日,仍派宋美龄偕周至柔、董显光,飞往长春,向苏军表示慰问。苏方仪队军乐,很热闹一番,但北极熊的既定方针,永远不变。
接收受阻,救济物资,如医药卫生设备等,亦为苏方所不许。无故凌辱的事,更有多起,如行营赖秉拓少将的座车,持有卡尔洛夫少将的通行证,竟遭苏军抢夺他去。
万不得已,苏军撤退,却和共军的进攻,密切配合。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苏军自四平诡密撤出,当晚林彪的东北联军,即取包围态势。撤离沈阳,沈阳外围的铁路桥梁,悉被破坏。
国军接收长春,苏军以鼠疫为借口。苏军撤离,又和共军串通,炮制四平的把戏。即使溥仪引渡那件小事,亦横生节枝。
苏军终于五月二十三日,撤出国境。国军一度攻势凌厉,十九日收复四平,二十一日收复公主岭,二十三日拂晓收复长春,国军将领乐观估汁,哈尔滨旦夕可下。
九个月内,中苏双方共举行二十二次会谈。[20]大部的均由经国和董彦平中将,分别参加。
苏联一拖再拖的目的,说穿了是在执行斯大林掠夺和扶植中共的图谋,等一切就绪,拖着蹒跚的步伐,带着英雄式的微笑,回到苏维埃自己的国土去。
在东北的辛酸史,经国曾以日记形式,于一九五四年,以《五百零四小时》命名出版。[21]对整个交涉的经纬,裨益不多,他的心态,刻画颇深。
东北的任务完成,他跟着卸任,回到南京,东北的局势,败象毕露。
他的打击,自然不轻。出关前,那份美妙的蓝图,被撕得粉碎。东北不是他的赣南,原来是个多刺的玫瑰。那批准备跟他一块儿去闯天下的赣南旧班底,最早计划的三批北行,由于主帅后撤,只好相顾失色,留在中原,徐谋他举了。
美国军事专家魏德迈将军的诤言,[22]东北是守不住的。关外幅员那么大,把国军精锐,送到敌人的虎口,物资的消耗,兵力的分散,和战线拉得那么长,都犯着兵家的大忌。但是,蒋先生却一口坚持着东北不保,华北垂危的唇齿军事观,结果,一副血本,三两年间,被林彪的七次攻势,输得精光。
军事以外的因素,更不计其数,刊在《观察周刊》的一篇文章,可以在此作为注脚。
“胜利之初,东北有五十万久经组训的青年军,还有许多万义勇军,满盼着胜利来临,山河重见。中央恐怕他们奴化太深,投鼠忌器,所收容者不及十分之一、二,结果都挤到共产军里去,现成的饭,叫人家吃了……。
东北有久孚威望的军事将领,东北有久孚仰望的政治领袖,满盼着胜利后可以在地方效力,驾轻就熟,众意所归。中夹偏不用他,或仅给予有名无实的头衔,或叫他们的公子哥儿,当当省委,作为应酬他们的工具,叫他们有力无处用,若熊式辉、若关麟征、若杜聿明、若陈诚、若卫立煌,哪一个与东北天时地利人和上有过关系。近来报载又有起用杭战败将汤恩伯总绾东北军符之说,始终将东北这块肥肉当作私产,不敢用旁系人来抗肩。南辕北辙,放着那就地熟悉军情、地情、人情,有组织、有武装的现成人不用,而叫穿草鞋未见过冰的人来作冰雪战,所为何来?
可是自己的人又太给自己泄气了,多是为淘金而来,看着东北又‘噱头’、‘接收’、‘劫收’、‘搜劫’。沈阳市有三多:‘军人结婚的多,军人跨密斯的多,军人跳舞的多’。这种英雄与美人,真是与‘不怕死’三个字,距离太远。本地人哪能不眼红,岂不是把人心失掉得连影子也没有了。”[23]
作者在文中透露了许多笑话,譬如第五次攻势紧了,高级军政人员及眷属,纷纷逃跑,关金黄金一起入关;各级军官太太,退到沈阳,拉夫、占民房、占机关,纲纪全无;接收人员,终日争权夺利,分赃走私,贪污案重重,令人啼笑皆非。
这样的局面,焉有不溃败之理。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的辽沈战役结束为止,美式装备的精兵,牺牲了三十万,郑洞国、廖耀湘、范汉杰等抗战后期的名将,个个变成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东北一失,林彪人军进关,于是,华北成为覆巢之卵。
东北的挫败,内因外因,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认真讨论,亦非本书的主题所在。
回到南京,经国失魂落魄,颓丧不已。就他的政治前途,他面临两项抉择:(1)另辟天地,他身边的智囊旧调重弹,向他献计,到成都平原去,开拓川蜀。(2)留在京畿,守在父亲身边,躬亲左右,再俟机而动。[24]
蒋先生却别有打算,预备把他的政治黄埔—中央政治学校交给他,发表他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让他将来为自己扎点根,同时把陈氏势力,借机压一压。讵料,漏屋偏逢连夜雨,“政大”发生驱蒋风潮,经国摔交,只剩下一个青年军复员处和中央干校校友会的空架子,算是太子的势力范围。
为了消除心中积郁,一度和伏特加、漂亮的女人分不开,正是在石头城伏枥的阴霾岁月里。(25)
注释:[1]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G.C.Marshall) to the President.Memorandum fnrthe President, Jan 23, 1945.
[2]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斯大林把参战的政治代价,向哈里曼提出。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文件签字,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斯大林称《雅尔塔协定》。
[3]由罗斯福负责取得中国同意,至于何时通知蒋委员长,“依斯大林元帅之意见行事”。
[4]郭荣赵著《美国 <雅尔塔协定>与中国》,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
[5]同[4]
[6]卜道明著《我们的敌国》,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
[7]蒋经国著《一位平凡的伟人》,后收入《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手业公司出版。
[8]同[7]。
[9]签订日期,一说是于日,一说是十五日,何以日期相差一天,费解。
[10]宋子文辞外交部长,王世杰继任。
[11]同[7]。
[12]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0年)。
[13]《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1册,日本产经新闻出版,《中央日报》译印,第44页。
[14]同[13]。
[15]中共当时不便打出八路军的招牌,用“民主联军”的名义,混淆视听,中共中央政治局,派高岗、彭真、罗荣恒等潜入东北,发展实力。
[16]董彦平著《苏俄据东北》,台北反攻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十月)
[17]同[16]。
[18]同[13]。
[19]同[13]。
[20]同[13]。
[21]蒋经国著《五百零四小时》,一九五四年六月出版,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五年五月第113期转载。
[22]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U. S.Department of State 1949(即白皮书)
[23]《东北严重怎样促成的》,《观察》第4卷第5期(上海)。
[24]同[12]。
[25]据当时任亚州司副司长盛岳说,经国某次到外交部找道明和他,要到夫子庙去找一个最拆烂污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