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页 | 蒋经国传-江南 | 阅读 ‧ 电子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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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八一九防线

战争进入第二年（和谈破裂），共军反守为攻，国军精锐，象见到太阳的坚冰，快速融化。

毛泽东“宜将胜勇追穷寇”[1]的战略，就是看准蒋的弱点，不让南京有喘气的机会，由内线进攻，加速蒋氏王朝的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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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后来，蒋看到事态之严重，承认经济战场上，也遭受挫折，已生命垂危，再无法挽救了。

据董显光说：一九四八年夏间，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2]从社会经济的实情去了解，假定，以国立大学的教授收入作例：“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如以银元来计算，约等于十五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的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左右了。这份薪给，比之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3]这是一位教授的自述。再从当时流行的钞票面额来看，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九日，二十五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了，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二十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三百九十万倍，物价上涨的幅度，如此巨大，可真是“法币的末日”了。

造成这样严重情势的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外在的压力，是中共的控制地区，日益扩大，到这年的六月三十日为止，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二百三十五万平万公里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六千八百万。国库收入（田赋）锐减，但军费相反地直线上升。赤字成为天文数字。

国府更大的困扰，每失一地，即产生成千成万的难民，即这些人内心里拥护国民党，恐惧中共的“解放”、“翻身”。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统计，此项无家可归的难民人数，共达两千万之巨。政府无法坐视，需予人道救济，因而益增财政上的沉重负荷。

“无粮不聚兵”，早是支援战争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在战争中，已长期失去生息喘气的机会，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从事剿共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又持续数载，民穷财尽，筋疲力竭。

美援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唯一希望，而美援却不是那么说来即来。华盛顿夹带着附带条件，那就是：国民党先要自助，着手政治革新，推行民主运动，才肯慷慨解囊。

华盛顿的观点，并不全错，但也不全对，它不能用施舍的态度，无条件地送钱送枪送炮，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有一的钱的功效。然而，客观事实是，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育，再猛的药物针剂，短期间，亦无法使它恢复健康，进而生机勃勃。

至于陈伯达所说的“四大豪门”等等，和真实情况，并不全部符合。

谁当财政部长，谁也没有办法，唯有“凭了印刷机，把法币象洪水似的天天泛滥出来”，应付急需。其后果是“一方面冲淡了人民原有币值的购买力，一方面更以最强大的购买者资格，把都市的与农村的物资囊括而去，生活物价飞涨，币值日降。” [5]

渐渐地，灵符失灵，“举国已成法币世界，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6]换句话说，国府的财政经济和军事一样，面临崩溃的边缘。

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改革乃变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声，甚至“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7]

改革早在酝酿，下决心见诸行动，却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

七月下旬，蒋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京沪报纸盛传，币改如箭在弦。七月的最后一天，蒋突飞上海，在沪举行会议。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京前往牯岭，晤蒋会谈，于是订名为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新政策，始拍板定案。

八月十八日，蒋下山返京。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第三天，蒋、翁（文灏）联合招待民意代表及京沪银、钱业，同日宣布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二十一日，发表俞鸿钧和蒋经国的新任命。行动迅速和敏捷，显示政府的决心，非打赢这一仗不可。[8]

方案的条文甚多，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1)自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十月二十日前）收兑己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金圆券（其后又将限期延至十月三十一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紧急处分令，系总统根据宪法临时条款所授的权限，即西方所谓的Mandate，无需经过立法院的立法程序，和美国参议院在东京湾事件后通过的越战授权相同。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八月二十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来。文章说：

“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蒋先生实在没有别的王牌可打，只有太子于满朝文武中，赤胆忠心。而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认“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9]

经国的信心，来自他的潜意识，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困难，不就被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消灭了吗？他很自负地说：“假使将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10]

然而，民间舆论，却向他大泼冷水。

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带着严重的失望，在社沦中写着：

“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11]

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断言：“这是临时的镇静剂，可以缓和经济的贫血症，却不会有长久的功效。”接着说：“中国的一般情势是绝望的，蒋和翁的申明，已不再隐匿其严重性。”[12]

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更有直率的评论：

“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而且，除了内战以外，其它足以使这个改革能成功的条件，亦不具备。这些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有平衡的预算，健全的赋税制度，现在我们所能寄于希望的，莫过于此新出的金圆券，勉可通行一时。

负责拟订这个改革方案的是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财长。据王乐观估计，币改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三十六亿金圆券，税收在按战前标准调整以后，可得二十五亿，赤字仅及十亿。弥补的办法，可以靠出售国营事业（棉纺厂公债），美援物资，以及增加侨汇。”[13]

经济学家，则大不以为然，“税率按战前标准调整后，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征得到手的（两个月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但支出却不能等待，假使在调整税收所需期间，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目也必与物价等比增加，一切岂不都成泡影？”[14]

国营事业，经过官营的结果，早是烫手的蕃薯，民间收买的兴趣，微乎又微。而出卖公债的可能性更小，升斗小民，公教人员，有心无力，大商贾对飘摇毋定的局势，缺乏信心，有力无心。

侨汇的增加，有其一定的幅度，无外力可使；而且，统计数字显示的结果，一丸四八年较一九四七年，更为减少。

基于平衡的理想，政府希望今后在节流开源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是增加出口，减少浪费，撙节外汇。这个说法，其实是信口开河。战争一天不停，战争的机器，就无法停止，这些燃料滋补从哪里来？当然，要靠外汇，而撙节又从何说起？

王云五最大的如意算盘，希望美国拿出五亿美金作后援。王特别专程赴华府，但是杜鲁门政府给他吃了闭门羹。

经国带着他“新赣南政冶”的资本，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的旧干部，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就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照政府公布的物价管制办法，规定所有货品，必须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市价上，即官方称谓的“八一九防线”。管制的目的，打击投机市场，“革上海人的命”。

在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二十三、二十七两天，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全部出动到全市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七十天的经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八一九”到十月二日，是第一阶段；十月三日抢购开始，到该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通过议案，放弃限价，是第二阶段。

最不愿意和太子合作的，当然是上海的财阀和“教父”，要是他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其次是国民党内部的官僚集团。

经国上任不到三个礼拜，派系斗争的裂痕，已由里层而表面。南京消息，宣铁吾将调衢州绥靖副主任，遗缺由经国继任，宣表示“今后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就是一付酸溜溜的口气。

跟着吴国桢市长，也跑到南京，向蒋递辞呈；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对抗；内争一升级，外侮自然会加剧。[15]

第一个向经济紧急处的命令挑战的，是轰动一时的陶启明案。陶任职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结果案破服刑。这是对经国办事的决心，初次考验。杀鸡警猴，为中国自李斯以来，严刑峻法，借以慑服人心的原始法则。

随后送命的有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官员戚再玉（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长，勒索罪被杀），因囤积而处死的有王春哲，入狱的包括巨商大户共达六十四名。这在上海那个“有条有理—有金条有道理”的世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经国要建立法律权威，要铲除恶势力，的确很给望治心切的上海人民，不同凡响的观感。外国记者把他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人称为“雍正皇帝”。

有些手段，连经国自己都认为“多少是不近人情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家鞋帽公司，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被罚一千元，老板托人说项，蒋的答复：“好好！看你的面子，加罚两千元！”令出法随，铁面无私，固是好事，从纯法治的观点看，未免有些近乎即兴主义。

但经国是下定决心，和上海的财富集团，拼个你死我活。在那篇《上海何处去》的演讲词里他向上海的商人，下达了“哀的美敦书”，他说：

“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言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16]

接着他疾言厉色的警告他的敌人说：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编，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己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于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17]

由戡建队喊出来最响亮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所揭示的四大工作目标，也提出“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18]对于群众心理的掌握，经国真不愧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宣传家。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成为传诵一时的政治格言。

上海人民感到最吸引的，莫过于他的人民哲学，“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19]这套口号，当时在苏北、华中、鲁南…“各解放区”，早已是中共动员民众的口头禅，好在经国不怕戴红帽子，前进的青年，苦闷的民众，对经国的印象，可就与其它的官员迥然相异。

当群众的情绪，被鼓动的和商人们对立的时候，商人就会被孤立起来，有利经改工作的开展。所以，假使斟建大队是他的骨干，人民服务站和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则是力道无边的两条竹节金鞭。

经改命令下达的第十天，上海成立了十一个人民服务站，它的任务，主要是接受告密。九月十日，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选拔了一万二千三百三十九人，分组为二十个大队，有组织地扩展群众运动的基础，青年们的反应，其热烈的程度，“如怒潮排壑似的投身到服务总队的旗下来”。不过，等“削反队”受训完毕，经改的好景已过，瞬将成为不治之症。

至于智囊人物，贴身干部，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根本格格不入，他只相信他的留苏同学和新赣南的旧干部，这批人的确出了大力气，是推动经检的主力，初期的表现，真有些气象万干。

经国的地位，随着经改暂时性的成功，在上海成了一位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以收兑黄金为例，一个月中，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三亿七千三百万元，其中包括黄金十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二两，美钞三千二百八十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元。中国的农村和小城市居民是把黄金视同生命的！没有土地的农民，把黄金看作土地。

这些黄金美钞，全是上海升斗小民的，他们愿意和政府合作，一说明，经国的声誉，已在他们心目中生根。王云五沉不住气，马上沾沾自喜，他对立法院说：

“……本人不仅应以口头及在短期内以书面分别答复，并决以事实答复（鼓掌）……今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头脑冷静的专家，看问题就透彻得多了。他们把政府冻结物价的措施，比喻为用“立正”、“稍息”的军事口令，来建筑“经济上的马奇诺防线”。[20]也有人指责，是“漠视工业再生产的可能性和商业商品流通的必需条件。结果限制不敷成本，工商业再生产和再循环，必然引起紧缩，生产衰落了，流通呆滞了，而在政府强力压制下，工商业者只能忍痛地把现存无法匿藏的商品，亏本出售。”[21]它的后果是使大多数善良的工商经营者以及民族企业遭殃。

在执行上，取缔囤积居奇，禁止奢侈品进口与贩卖，停止证券市场的交易，禁止外资的外运，捕捉黄牛党的活动……，都是消极的行动。要执行得有效，须依赖积极的行动，譬如游资的疏导，生产的鼓励，物价的调整，出口贸易的促进，尤为稳定经济的根本问题。但是任何足以稳定通货的办法，无法立竿见影。没有安定的人心，和前方来的胜利消息，都只能治标于一时，解决不了根本。

不错，上海一地的管制，在军警的压力下，形势暂时稳定了，搞囤积的大户，玩套汇的老千，摔交的摔交，坐牢的坐牢，市面物资供应受严厉检查登记、没收的打击，已收釜底抽薪之效。在经济原则上，单上海一地守住“八一九”阵脚，这些现象对全局并不有利，也不合理。商品社会，物资总往价高处流。现在上海物价相对低平，则一切流入上海的物资，势将瞻顾不前，结果，造成全国压迫上海的形势，上海一孤立，目前的畸形稳定，早晚会决堤。

支持国民政府的台柱是江浙财团。这支地方势力，既能载舟亦能覆舟，连他父亲都晓得其中的利害，再怎样，也得罪不起的。经国初到上海，虽然，“爷爷叔叔”在国际饭店和他们礼貌了一下，可是真要用打击赣南绅士的手法，蛮干硬干一通，经国的道行，比起这群千年老道来，就不是对手。象杜月笙的儿子杜维

屏之被捕，对人心的刺激诚然有功效，打击圈过分扩大的后果，一旦让他们集合起来反扑，兹事体大了。

共产党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当然，也不会放过经国的。中共的策略，一则扣紧瓶头，不准“解放区”的粮食及工业原料，流入都市消费中心，使生产和消费脱节；一则以高价收买金钞及民生必需品，造成粮荒，增加上海市民的恐怖心理。’[22]

回到市场上的实际情况。币制改革，生产萎缩了。

私有财产社会是为追逐利润而生产的，生产无利可图，而要赔累，必然不能维持生产。币改前物价剧功，生产成本无法计算，生产过程较长的事业，都不能安稳生产。物价突然停摆，尤其在一个偶然的，高低不一的地方歇下脚来，对生产更其不利。最成问题的，是原料仰赖外地的生产事业，购买外汇突然增加百分之五十，捐税加重，运费加昂，成本涨，售价不涨，当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

即使，国内就地取材的工业原料，情形亦大同小异，内地农民，受够通货膨胀的教训，“重物轻币”心理，根深蒂固，对于金圆券和限价没有信心。要买原料，必须物物交换，或以银币支付，原料要以高于限价的价钱买进，多生产多损失，于是剩下减产的一条道路。

其次，游资压迫物价，金圆券出笼，日有增加。此项资金，原先本质上是贮藏的财富，现则变成金圆券冲到流通中来。原有法币转换金圆券不变，财政支出不

变，金圆券的动脉进出收回并不调匀，膨胀现象仍存在，因此游资在高涨，在寻求出路。先从囤积之路，被检查所堵，只得远走高飞，往管制松的地方逃。逃亡虽也被拦阻，但钻隙窜空，防范不易。《大公报》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一篇社论中警告说：“涌涌游资，不能导进正当的生产事业，有朝一日，必将冲毁管制的藩篱。”

商人的自卫战术，先是消极抵抗，把上海七百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物价虽稳定，有市无货。上海的西餐馆，因买不到鸡肉菜类，将西餐取消，改卖面包炒饭。经管会手足失措之余，宣布限期登记存货。九月三十日那天，曾动员五千六百人，组成一千六百二十八个小组，由市警局俞叔平局长担任总指挥，实施物资总检查，规定“如发现有隐匿未登记者，一律查封，若登记数量不符，或自行移动者，报督导处核办。”执行当局的用意，是希望彻底掌握物资，防止奸商兴风作浪，兼可根据物资情况。调节供应，收一石二鸟之功。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人的反击策略，不是那样容易对付的，囤积技巧，层出不穷，有些商人利用火车来囤积，多付运费，让货物留在货车内，今日漫游无锡，明天开到镇江，活象一所活动仓库，俾蒙过检查人员的耳目。

起初，商人以原料缺乏为由，要求停工，进而改变战术，据官方的记载，他们“唆使收买一些流氓和无

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这就是十月四日市场波动的缘由”。上海的流氓势力，的确很大，假使当局真有足够贮藏的物资，商人的计策，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击破的。这个解释，似乎有存疑的余地。

抢购摆长龙的现象，开始于十月四日，南京当局，却自一日起，加强管制扩大区域，经国的权限已不止上海了，《生活杂志》说，“相当于一个法国的面积”。

反映当时情况的经国日记，最具参考价值：

十月三日……十时，主持检查委员会例会，讨论实施总检查的办法，大家的气已不如以往的旺盛，这是和今天的困难环境互相发生关系的现象。

十月四日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方面因为烟酒涨价，同时亦因通货数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现象。目前抢购之对象，为纱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一夜未安睡，且内心非常不安，因责任所在而不敢忘也。

十月五日人心动摇，抢购之风仍旧继续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今天决定加紧取缔美钞和黄金的黑市交易……。

十月六日抢购之风，虽然比较好转，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解除。米的来源空前来得少，而市民向米店买米量则较往日增加一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真是日夜所不能安心者……。[23]

经国所说的“困难环境”，指的是济南失守，他在十月的《反省录》里，曾坦承是“军事以及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局势。”经国强调过政治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是不可分的，现在济南失利，人心动摇，应变措施当然会把金圆券拉下马来。

最矛盾的是，政府一面严格限价，一面领头加税，十月初，宣布“卷烟、熏烟草、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丝、烟叶，七种税额，增加七十一倍”。烟酒燃起了星星之火，再加上燎原的油棉，抢购潮乃变成万马奔腾的洪流，迅成泽国。这等于中央主管单位，先给经国砍断一条腿。

上级扯经国的腿，地方干部也要捋他的虎须，有个现成的例子，市政府社会局长吴开先，未得蒋氏同意，批准绒线厂盘上涨五成，并发表谈话，列举数字，说明批准涨价的苦衷，被经国所否决。

“扬子案”是这个阶段最大的打击因素之一，经国过去一个多月来的声威，从此全部输光，上海居民，把他的政冶口号，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扬子案”众说纷纭，真相如何，到今天还是个谜，据经国自己的说法，是外面扩大其事。二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可是，另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K. M. Panikkar）在其旅华回忆《In TwoChinas, Memoir of a Diplomat》所记，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市。翌晨（十月一日）飞沪，经过宋美龄从中干预，此一丑闻，喧嚣中外，不日，孔令侃飞美。

另据曹聚仁的记载：“当宋美龄带着大公子（孔令侃）去看蒋先生的时候，经国己经束手无策了。”退职记者在《哀江南书》里提到，孔令侃看姨父的时间，是十月九日的上午，在经国“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之后。参考各种可得的史料，相互印证，“第一夫人”插手“扬子案”，使经国受挫，已成不争的事实。

家族干政，豪门当道，群情哗然的后果，接着就是“市民人山人海，抢购物资忙。”总崩溃前夕的这一幕，乃在观众的惋惜声中，黑灯暗场。

了解十月三日以后的情况，我们不妨把这以后大公报的新闻摘要，检查一下：

十月三日无锡、杭州有抢购现象，食米限购五斗，鲜鱼鸡蛋绝迹。黄牛、单帮大活跃，有组织的抢购物资外运。

十月八日两监委到沪调查扬子囤积案。造纸业建议销毁法币作原料，可维持六个月之用。

十月十六日经管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使用全力扑灭黑市行动。金钞黑市已发现，换发身分证，准备全面配售日用品。

十月二十一日工业界在无办法中挣扎，实物交换盛行。

十月二十二日翁文灏邀蒋经国商谈安定经济新办法。

十月二十三日排队买面包。

十月二十四日北平教授（毛子水，朱光潜等）为民请命。

十月二十九日蒋经国赴京前，告重要干部，坚决反对开放限价。食米藏入棺材，床下抄出火腿。

从上列新闻中所勾出的一幅图画，可用四个字来说明，“危哉殆矣”。经国自己的描写，“本星期（十月三日至九日）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更是不断的告急警报；十月十四日，“上海整个的空气是在恶转中”；十月十六日，“今天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扑灭黑市的严厉办法，但是并没有见效”；十月十八日“……许许多多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一天天严重。”抢购到了排山倒海的地步，捉拿、枪杀……这些手段，也就到了黔驴技穷的阶段。经改会斗法的对象，非仅是“奸商”、“流氓”，还加上警察和七百万人民。面对如许庞大的势力，即使是“戡建队”“青服队”一百倍的力量，也难照顾周到。

经改会的最后一着棋，是在市区的一个小菜场上，每天派出服务小组，配合辖区警察，执行检查监督。别看市场虽小，“小菜场是大上海社会的缩影”，服务工作最容易发生困扰的也在小菜场，流氓持暴凌弱，到处造成群众骚动，需要派武装人员持枪实弹前往镇压。“警察和商人勾结，设法帮商人疏通，包庇商人为非作歹”。管制人员在场内管制，买卖双方则在场外交易。所以经国看到这个莫可奈何的现象，才写下“今天最要紧的是要沉得住气，有若干干部，心理已经开始动摇，这是如何可虑。”

干部动摇，首脑部门，何尝不动摇。高阶层立场的动摇，十月中旬即开始，二十日翁文灏召集经管要员开会，“无具体结果”，但次日经国访翁谈话的结论：“财政部没有一定的办法和主张，颇有动摇不定的状态。”二十七日的会议，经管的丧钟，终于响起了。

会议开了三天，“鸽”、“鹰”两派，曾有激烈的争辩，主题在“议价”、“限价”之争。主张议价的，实际上是投降派，认为限价既未能阻止物价上涨，反而形成抢购物资的现象和黑市猖撅的结果，事实上倒加速了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故不如干脆议价为宜。主张限价的是“改组派”，也就是所谓的“死硬派”，“力争限价的取消，就等于宣告经改工作的失败，等于宣告金圆券的崩溃，结果徒使物价——甫经就范的野马（事实并未就范），又脱去缰绳去任性奔驰，民命国脉，将不知伊于胡底。”改组派还认为，只要政府能掌握物资，就可随时动用，可以用区域间以货易货的办法，换取必须的食粮和农业品，其次配合精确的配给制度，使这些物资合宜地分配到市民手里，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免掉黄牛党的套汇囤积。

经国的立场，自然是站在“死硬派”这一边的，他在日记里，有很清晰地交待。“十月份的最后一星期，恐怕亦将成为限价政策实施的最末一周。问题不是在于限价不限价，而表示政府无能，怕困难和没有决心，处在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的时候”。最后他说：“我的主张既与此相违背，则本应辞职……。”这段记载，正印证了那时京沪报纸，“经国坚决反对开放议价”的报导。

行政院的经改讣闻，到十一月一日正式公布，但公布前夕，尚有两处起程炮。

代表“民意”的立监两院，在十月二十九日那天，立院十五次院会开会讨论经济危机，“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不要只顾面子，不肯承认失败”。监院提出纠正，结论“未能镇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造成生产减缩、黑市猖撅现象。”这表示，负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们，对政府已不止是怨，而是恨怒交织。

真正反映知识的子的失望和悲观情绪的，是来自北方的“停教宣言”，北大教授周作人等八十二人，在他们共同签署的声明中说：“……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十月二十五日）起忍痛停教三天，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教授要停课借贷，该是多么讽刺的写照。这代表着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绝望和悲呼，哀莫大于心死，由小市民到知识的子。至此，一心一意地等待毛泽东那个红太阳的来临了。

经改失败，翁内阁倒台，起草人王云五退位让贤，经国这场全本武戏，只好落幕告终；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表示一番歉意，说了些沉痛的话，于十一月六日，悄然离沪，回杭州蒋寓，和蒋方良团聚去了。

金圆券昙花一现，等于把国民政府的外衣剥光，这以后，四野挥师入关，中原震荡，军事上出现雪崩的局面，已毫不足异。而对经国的教训，不仅是“读了一部经济学”，更读到了政治经济学，懂得经济规律，硬用政治手段去对付，必败无疑。曹聚仁写道：

“经国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这显然是一场骗局，他曾经呼吁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经远远离开他了，新赣南所造成的政治声誉，这一下完全输光了，有的人，提起了经国就说他是政治骗子；有人原谅他，说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24)

杨贵妃系指着宋美龄。为了“杨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25)不过，话说回来，没有宋美龄的破坏，经改也不会成功。

《大公报》刊有《打虎赞》，既讽刺也写实，堪为本章结尾的插曲。[26]

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浦。

米纱烟纸实仓库，一夕被抄泪似雨！

惋惜市场变幻多，任从此辈作风波，

笙歌华屋优游甚，哪问贫民唤奈何？

更把黄金通显贵，达官交往恣狐媚，

官商一气共沆瀣，浑水捞鱼力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