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页 | 蒋经国传-江南 | 阅读 ‧ 电子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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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台湾—历史的起点

当西昌失陷的电文，抵达台湾，蒋先生正隐居台中日月潭的涵碧楼。数十年来的惯例，喜欢寄情于名山巨川，冷静地思考军国大计。大陆时代，常去浙江的莫干山、江西的庐山，退处海隅，只好以高雄寿山、桃园角板山和日月潭取代。

已是黄昏时刻，潭水如镜，掩映着似血的残阳，看苍茫暮色，兴英雄末路，时不我与之叹。老人悲怀无语，百无聊赖，忽然告诉随侍的经国：“我们下山散步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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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并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满怀创伤的父亲，父子俩走了一段山路，蒋先生突兴垂钓之念，经国盼咐侍卫安排一只船，老人孤舟，瞬即潭中荡漾，随波逐流。稍顷，绳线轻蠕，鱼竿低垂，老人意识到，鱼儿上钩了，使劲一拉，鱼线绷得更紧，连忙收杆，一条约五尺长的大鱼，[2]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3]

船夫乐不可支地说。

“好！好！”蒋先生频频点首，带有水滴的双颊，微微露出欣慰的笑靥。

这一年中，丧师失地，受尽奚落，除了“金门大捷”，老人忧郁仿徨的面庞，有过颜开笑绽的机会，跟着重庆弃守，成都转进……。恶讯踵至沓来，哪来轻松的时刻呢？

蒋先生是个很迷信的人，一向听信风水先生和阴阳术士的话，凭他自己的第六感，他肯定今晚是件好的征兆。[4]否极泰来，为时已近。

第二天，一九五0年的元旦降临人间，万家伊始，一元更新，父子俩的心情，异常开朗。做完祈祷，回到现实面，筹思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退此一步，别无出处”奇*書$网收集整理，那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新华社的广播，声色凌厉，重申其渡江前“向全国进军”的立场，“‘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时评”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它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5]

中苏谈判，仍在莫斯科秘密进行，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气势固盛，仍不脱延安时代的革命本色，不仅缺外交知识手腕，更缺外交情报，起码对美国的政情，

一无所知。杜鲁门政府，公开或私下地表示，“不予蒋庇护”，“任任其自生自灭”。

国府迁都广州，司徒雷登大使滞留南京，持观望等待态度，意图明显不过，试探外交承认之可能。即使毛宣布“一边倒”后，华府的首脑，仍怀希望，幻想中共成为东方的南斯拉夫。

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华府内部，数度集会，反复探讨美国的态度，和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的可行性研究。美国这样做，有其内因：亲蒋派和军方的压力为其一；杜鲁门政府逃避“失掉台湾”的责任为其二。

十二月初，有当时高华德之称的史密斯和诺兰参议员，联袂飞东京，会晤驻扎日本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上将，要求他用军事行动，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联．合参谋本部的意见，建议杜鲁门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防守台澎，但不同意派遣三军，直接占领。(6)

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另持异议，他们认为“台湾之陷落，人所预期，援助也是枉然。”[7]易言之，采袖手政策（oft hands policy）。艾奇逊发表“白皮书”于前，送备忘录于后（致驻外使领馆），他早看透杜鲁门的心思，等着看蒋的笑话，所以不闻不问。

二十九日，杜鲁门在白宫内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作最后的集思广益。会议为两派，联合参谋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驻台，代表美国鹰派的典型意见，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

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威胁。国务卿艾奇逊予以驳斥，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杜鲁门作最后的裁决，支持艾奇逊的见解，于是尘埃落定。[8]

如果近一步了解蒋、杜鲁门关系，杜鲁门作此决定，纯属意想之中。杜鲁门一反他前任罗斯福对蒋的偏爱，来自各方面的报告，指责国民党政权贪污腐化，已深恶痛绝，派马歇尔赴华，使命失败铩羽而归，杜的颓丧可知。两党竞选，蒋派陈立夫来美，以现金支援杜威。不幸，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这位密苏里的老农，向以脾气倔强著名，轮到他泄愤的机会，他能放过吗？

第二天，美国的决定，国务院正式通知驻美大使顾维钧。五天后，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赤裸裸地将美国的意见诉之于众，他说：

“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奇 -書∧ 網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9]

美国公开抛弃台湾的宣言，传及世界每一个角落，而受到严密控制的台湾报纸杂志，奉命只字不提，仅

少数人，了解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政府的用意，怕进一步削弱民心士气。

美国同时宣布，自台撤侨，更使蒋先生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华府的苏联问题专家们，再度推动美国承认北京的新浪潮。他们的有力说词，认为延迟建交，只有利于苏联，使毛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到美国的远东利益。[10]

一九五O年新正，顾维钧大使循例到白宫贺年，新闻界揶揄，说“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次”(This may bethe laSt) 。《新闻周刊》评论中国的局势时，使用最悲观低沉的语调说：“所有传达给美国公众的消息，宛似行动迟缓的珍珠港事件。”“我们接受一次严重的惨败”。[11]

当一切希望趋于破碎之际，宋美龄乃于一月十三日黯然归国。蒋夫人曾在美受大学教育，和美国朝野保持良好关系，抗战期间，出席参政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过动人演说，受到罗斯福总统非凡的礼遇，获“出色的国民外交家美誉”。可惜，物换星移，人事全非。杜鲁门的接待，冷漠鄙夷，打心底里，认为蒋、宋是一群“偷盗之徒”。[12]天时、人和两方面，注定使命失败，虽逗留经年，却知音乏人。

蒋夫人于危难中赋归，有助于民心的激励。为有心开溜的高官富贾，树一反面榜样。经国自告奋勇，专程马尼拉接驾，更含有高度的政治技巧。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简称“妇联会”，在夫人的推动下，迅速成立，缝征衣、慰征属等故事，台北各报，纷纷以特写专栏方式出笼。蒋氏一家，实行总动员，力挽狂澜。除经国辅佐蒋先生，军队政工、特务一把抓，蒋纬国任装甲兵旅长，蒋方良、石静宜（纬国的首任夫人）纳入“妇联”工作。

陆续败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的国军，人数约六十万之众，虚张声势有余，英勇拒敌不足。一项公开的秘密：败兵残卒，乌合之众，未经整补训练前，难挡强敌；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为普遍现象；官兵成的，五花八门，职业军人，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野战师团，零零星星，系临时由流亡学生、保安团队拼凑。由江西撤退到金门的十二兵团（司令胡琏）即是众例之一。这使我们联想起，刘备败走新野后的惨状。

陆军不可恃，且力量分散，官方宣传的“海上长城”，无非又是一套空话。三年内战，如果照中央社宣传的歼敌人数总和，会超过当时的全国人口，幸而九十英里的台湾海峡，和尚算完整的海空军，还可提供最后的心理凭借。

《新闻周刊》的估计：周至柔指挥的空军，兵员八万五十人，各型飞机四百架，唯缺乏维修的零件，真正能作战的仅有半数，汽油储存量两个月。桂永清控制的海军，官兵三万五千人，舰艇约为五十艘，和空军面临相同的困难；零件不继。该刊的军事评论家指出：实际发挥战力的海军攻击舰艇，不及半数。如果双方胶着，长期消耗，连这最后的本钱，亦将输光。[13]

蒋先生对全盘形势的了解，比谁都清楚。再希望美国给予援手，为事实所不许，但仍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他急需的是时间。由古宁头战役得到印证，解放军擅长陆战，遇到海洋，就和十三世纪大汗忽必烈的蒙古骑兵一般，难逞其强。再根据太平洋战争的经验，海岛易守难攻，如果不能掌握绝对的海空优势，没有大量的运输船只，掌握沿海气候、潮汐、交通、地形等情况，贸然发动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成算亦小。

时间对毛泽东同样重要，双方在竞走中，都想击败对方。中共的积极准备，预备在是年台风季开始前，大举进攻，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有如下记载：

“在是年整个春季，尤其是在海南岛沦陷以后，彼等在福建沿海各城市作种种两栖的与空军的进攻准备。彼等所准备的空军，到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已有飞机四百架。上海的龙华大机场一度几为我政府炸毁者，现已借俄人之助，修复至可供使用。长江以南各地约有三十个空军基地，包括对日战争时美军所建筑的若干基地，亦已恢复至可供运用之程度。在面对台湾之厦门、福州、汕头及其它港口，大量之登陆艇与种种型式之船舶皆在准备中。因此，在是年五、六月间，台湾亦在防备敌人之进攻，而这种进攻在蒋总统认为是不可避免的。”[14]

台湾于一九四五年光复，“二二八事变”留下创伤的烙印，内战的烽火，虽从未直接波及这新近归回的海岛，覆巢之下无完卵，人民的生计和经济秩序，仍或多或少地受到株连。他们对“戡乱建国”本没有什么兴趣，现在要他们同舟共济，保卫台湾，号召起来，殊为不易。年轻一代的知识的子，受到中共巧妙的宣传影响，他们内心里，对“解放台湾”的态度，欢迎远多于畏惧。

中共对于情报战的运用，三年内战中，屡建奇功，当然它不曾放弃“从敌人内部瓦解敌人”的机会。“中央‘政治局联络部”以及“华东局”，分别从各种渠道，向台湾渗透。甚至光复不久，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即于是年十二月设立。蔡以下有负责组织的陈泽民，宣传的洪幼樵和武装工作的张志忠。除陈、洪两位，原籍福建、广东外，余则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早年参加中共，属长征干部。[15]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为下列五项：（1）搜集境内军政情报。（2）向动摇的军政人员策反。（3）建立地下组织。(4)发展党组织。(5)秘密政治宣传，在台东偏僻山区，建立武装根据地，利用山区的天然条件，发展游击力量。

其次，策反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和另一位陈宝仓中将，设法争取陆军阵前起义；搜集防御布置等重要军事情报。间谍网遍布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空军部队。

就全盘形势而言，台湾只是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政治上“内则谣诼纷传，人心惶惑，其私蓄较丰而意志较薄弱者，纷纷避地海外，或预作最后打算。”[16]加以注脚（footnote），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江；曾任第一绥靖区司令的李默庵，避秦南美。

四月底，行政院颁发紧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这项措施，沿用到七十年代，全面开放观光护照，始予取消。

经济上，一样令人忧虑。台湾的面积只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山脉占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六百万，承继日人留下的交通建设、工业基础，人民生活，尚称康乐。一下子涌来两百多万军民，人口压力随增，经济情况，早趋下坡，生产失调、通货膨胀，于今尤烈。这种情势，得不到改善，将无可避免地重蹈大陆时代的覆辙，改革币制，稳定金融，乃当务之急。

蒋先生保卫台湾的步骤，益见其老谋深算，处变不惊。对外，稳住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法律地位，争取与国。对内整顿军队，改革弊端，改善经济，肃清“匪谍”。

三月一日，蒋复行视事，重新打出中华民国总统的招牌。法统上，李宗仁赴美就医，“医病”为名，留美其实。他早在新泽西州做起寓公，使总统的位置虚悬。蒋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实际执行陆海空军大元帅的职务，究竟名不正言不顺，不符宪法精神。联合国的席位，由苏联带头，已酝酿由中共取代，复职出于现实形势的需要，事在必行。所谓“顺应群情”，固有玩弄政治把戏的成的在，蒋先生的声望，在岛内爬升，并非过甚之词。

董显光说：

“蒋总统在考虑复任此不易讨好的任务时，深知只有使自由中国的人民重申信念始能免于灭亡，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扰豫，使政府人员的信心渐渐消失，南方与西南最后之崩溃实为失败主义与武人意志薄弱之结果。中国现已到达这样一个时日，惟有意志上的奇迹始能把它挽救，蒋总统自知，在国民党的阵营中，只有他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

当然，蒋总统如复职，他所遭遇的困难自多，他如专为自身打算，自仍以引退为宜。复职后如不幸失败，不是有生命的危险，便是饱受指责，蒋总统所享受中国的尊荣已达于最高峰。今后所遭遇者或不免有下坡之事，故从个人利便的原则而论，他最好是置身局外，而避免最后奋斗的艰巨责任。但蒋总统自非规避责任的人，早己以身许国。他不计自身的安危，也不顾现实的顺逆，他毅然接受了国人的最后要求。”[17]

陶希圣所撰《我们怎么办？》的文章，道出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是“明知其不能也要为”。以蒋的倔强性格，不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绝不轻言牺牲。董说“只有他（蒋）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在那样危殆的时刻，一个坚强的领袖，的确不可或缺。至于大陆崩溃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李宗仁，归结为“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犹豫。”董是用的栽赃手法，为公正客观的史家所难接受。果如董氏所说，渡江之败，应由李宗仁负责，那末，东北之失、平津之失、徐州之失，又是谁的责任呢？保卫广州、保卫重庆、保卫成都，李未插手，蒋一人包办，难道也是李“动摇犹豫”之罪吗？

复职以后，蒋先生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中，对两千名党的中上级干部，发表了动人的演讲词。演说要点：(1)虚心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3)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董说：“当他演说时，在座听讲之人多有落泪者。”足资采信。

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加强安定内部的部署：提名新的行政院长人选，接替倦勤已久的阎锡山；新阁揆为陈诚将军，时任东南军政长官辖东南各省。陈历任军政要职，如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等。个性耿直，操守廉洁，为国军将领中之佼佼者。陈的台省主席遗缺，前年十二月由吴国祯递补。吴出身清华大学，美国普林斯顿的博士，有“民主先生”之称。为了改变蒋独裁统治的形象，吴的任命，再恰当没有。尽管吴和经国不和，这时候的小蒋，尚未具人事支配的力量，何况大敌当前，御侮第一。至于内哄的发生，已是朝鲜战争爆发，转危为安以后的事了。三军高级人事，同时更易：发表周至柔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孙立人陆军总司令；海军不变，仍由桂永清担任；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改总政治部主任。

蒋先生此项任命，深具划时代的意义。老将如何应钦、顾祝同等，不复当权，由新生代的周至柔擢升。孙立人非黄埔出身，出掌全体陆军的兵符，意味着蒋先生大公无私，人才至上，有打破传统的决心。

政治部主任，交给经国，当时的环境下，众望所归。青年军时代，经国已初试锋芒，仅限于浅尝辄止，配合政工改造，环顾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干部中，只有这位共产党出身的小蒋，能够胜任。这年，经国四十初度，年龄、体力、经验，均属黄金时代。一般相信，只有他能对国军的再生，赋予活力和希望。

除了政治部的官衔，蒋先生赋予他更重要的两项使命：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

前年七月，蒋先生在高雄秘密集会，成立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以唐纵为召集人，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18]

一九五O年，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实际由经国一手包办，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资料组设副主任，由陈大庆担任，调张师执行秘书，彭孟缉的保安处，则为直接行动的基干。政治部第四处主管保防，实际等于夺取了毛人凤保密局的业务。

“保密防谍”的口号，透过各种传播媒介，普及全岛每一个角落。功效亦有目共睹，破获的中共间谍网，如蔡孝乾案、吴石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国际间谍如李朋案，居高职的“台糖”、“台电”总经理，亦因“通匪”伏法。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

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19]翻开一九五Q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

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20]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罪，琅珰入狱。

受害人童轩荪的遭遇，提供我们活生生的故事，益证特务们如何荒唐与无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深夜三点多，情治人员猛敲大门，闯进童宅。他们借户口检查为名，到处翻搜，但一无所得，仅搜去一本翻译小说《汤姆历险记》作为罪证。便将童轩荪押走。

在逮捕童轩荪之后，情治人员又将他公司的经理、会计及其它职员全抓到刑警总队。保安司令部出示封条，将公司查封，童家偌大财产，就这样毁于一旦。

童轩荪最初被送到刑警总队，三天内被押往西宁南路保安处。保安处座落在日据时代的东本愿寺，警备司令部最早时在那里设立调查处，侦讯政治犯。提起这“最可怕的黑地方”，童先生余悸犹存地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随时可以枪毙人。”

童轩荪在保安处关了三个月，刑求盘问，查不出任何罪证。童太太问说：“没有罪是不是可以释放？”他们回说：“进来容易出去难，还要留一段时间做‘参考资料’。”

由于查无罪证，情治单位便以“思想左倾，意志不坚”为名，发交内湖新生营感训七个月。这样，童轩荪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段“历险记”。

所谓“思想左倾”，唯一能够找出的“罪证”便是一本小儿读物《汤姆历险记》。童轩荪大为不解，问说：“这本书和我有什么关系？”侦讯人员说：“这上面明明印着马克·吐温的字样，那不是马克思一家吗？你看这种书就是思想有问题。”这使我想起老友陈映真《小说家》被捕时，他们要他写下读过哪些作家的作品，当他写出《左拉》时，那位侦讯人员目光为之一亮，瞪大了眼问：“这是谁，这是谁？”映真忽然明白过来，笑笑说：“啊！左拉是音译，他是法国作家，并不属于左派。”[21]

特务所逮捕的，自有不少同情中共的分子，但其中，更多是无辜的人民或光复初期来台的知识的子。当局如是血腥遍野，肆无忌惮的原因，报复主义为其一，大陆丢了，他们又想腐蚀台湾，把这些人作为发泄情绪的对象。肃清主义为其二，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不论。报销主义为其三，彭孟缉领导的军安司令部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持着经国的上方宝剑，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彭孟缉后来坐直升机，爬到参谋总长的位置，即种因于此。

五十年代的大屠杀大恐怖，迄今争论不休。患有恐共症的极右派，认为经国的铁腕政策，为台湾存亡所必需；开明派如省主席吴国祯，则持异议，指责蒋、彭作风，过分践踏人权，与国民党倡导的民主自由，名实不符。吴、蒋后来闹到公开决裂，此处不赘，将在以后详加论述。

孙立人以陆军总司令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沿海加建碉堡防御工事，日以继夜，不眠不休。防空演习、民众组训，次第展开，那首扣人心弦的《保卫大台湾》歌曲，[22]响彻街头、学校、空中。其中第一节的最后一句“我们已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悲壮激昂，反映军民心声。

前面说过，国军除了台、彭，尚控制一系列岛屿，其中仅远在雷州半岛的海南面积较大，军事价值较高。假如国军能同时保持台、琼，蒋先生未来的声势，将因而倍增。其奈，国军的力量，无法兼顾。

西昌失陷后，海南守将薛岳，专程晤蒋，要求主动撤离，蒋予拒绝。[23]蒋先生的苦衷，值得体谅同情，但他的固执，往往导致更大的失败。不听魏德迈的建议，东北未保、华北放弃，促成骨牌式的倾倒。

五月十七日清晨，林彪所属十五兵团的三个军（四十、四十三、四十五），终于采取攻势。只六天时间，守军不支溃退，“海南转进”。

海南之失，距离重庆陷落，逾时半载。过去一百八十天中，政局渐趋稳定，至少再没有听说什么丧师失地的消息。枕戈待旦声中，再传恶耗，对七百万台湾军民的打击，自不待言。领土收缩，台湾即成为次一目标。所以，政府当局必须找出令人心服的说词。

经国首次以总政治部主任，出席政府发言人办公室沈昌焕的茶话会，予以辩护。他说：

“海口对于海南岛，在军事上讲起来是个极重要的据点；而整个海南岛，在反共抗俄战争中，自然亦有他的价值。毋论哪一种战争，能够多一个人，多一支枪，多一个乡村或城市，就是多一分力量。反过来说，能够多消灭敌方一个人．一支枪，多夺得一个城市和乡村，就是多增强自己的力量，这是战争的定理，所以，我们能守住海南岛任何一个地点，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战争是最现实的，而且一切应以争取最后胜利为打算。……由目前的形势看来，自从国军撤出西昌之后，海口已失去了‘跳板’的作用，同时我们反共抗俄的最高策略，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准备反攻大陆。所以军事力量的分散，就是战略的失败。在过去政府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海南岛布置必要的防务，所以海口的放弃，就是基于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24]

经国列举了四个中共进犯海南的理由：(1)压制大陆人民反共情绪。(2)苏联用以为海空基地，准备世界大战。(3)以海南的铁砂运苏联，制造武器。(4)海南是国军军事上的弱点。最后要求大家“用冷静的头脑来判断千变万化的形势，沉着的态度来应付危险万的的情况，坚强的决心来贯彻反共到底的政策。”[25]

上列意见，只第四点说的真话。果如他所说，西吕失陷，“海口已失去‘跳板’作用”，何以国军未在西康陷落之后，主动撤退？而拖到林彪大军进攻，才仓惶出走？

备多力散的道理，人人都懂，国军无力防守南海，为公开的秘密，经国偏偏说。“政府尽了最大的力量。”

不是骗人吗？明明国军且战且退，党的《中央日报》却宣传“国军大捷”、“歼匪逾万”，岂不自我糟塌政府的威信？

海南的余波未定，两周后，位于东南沿海的舟山，再沦海南的命运。

且看董显光记述舟山撤退的原因：

“一次代价更高的撤退是在次一月内自动将舟山群岛放弃。

国军凭借舟山群岛的海空军行动，使上海的经济生活濒于瘫痪者不止一年矣。此举延缓了匪党对于整个长江地区的稳定。匪党首领们遂决计以消灭舟山的威胁，作为进攻台湾的初步。他们以杭州湾为屏障，结集了大批的帆船与种种船舶，准备对定海作两栖的进攻。

蒋总统前此对海南岛所为的决定，此际的舟山问题又呈现于眼前。他应否栖牲台湾所有资源之半以保守舟山群岛呢？此举固可使共匪付出极大的代价，但蒋总统也知道如果他们愿付这样的代价，那是无法阻上他们的。于是最重要的决定便是在敌人得到撤退消息以前，赶速把这十五万的精锐国军撤离舟山群岛，”[26]

同一时间，万山群岛放弃，福建海外的东山岛，为解放军所占，好在地方小，无足轻重，不甚受人注意，焦点仍在舟山的放弃。

自舟山撤退，迫于形势，蒋先生的决定，十分明智。保全十五万人的实力，远比平白牺牲要好。但宣传上，海南的故技重演。五月三日，假舟山“革命干部学院”，举行陆军官兵第一届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确认三民主义是救中国救世界的唯一主义，蒋总统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好象是经国代他们拟的原稿，找人念一念而已。经国专程前往致词，特别把战争的性质予以歪曲，说“我们的战争，是民族的战争，不是狭义的内战”，有“一万俄兵开到上海帮助共匪制造枪炮”等等。

原来，大会只是撤退的烟幕，石觉司令早于五月七日秘密赴台。一周后，撤军开始，全师回航。

接二连三的挫败，怎么向台湾本岛的军民交待呢？前面说过，政府笨拙的宣传，一再自打耳光，信用扫地。挖空心思，乃于十六日，发表蒋的一篇演讲——《军人魂》，俾转移视线，作迎接挫败的心理准备。

《军人魂》的要义非常可笑，重弹革命军人“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声言蒋先生曾有意和南京共存亡，发誓台湾一旦陷落，决定以身殉国。满纸低调，正义凛然，第二天，发表广播演说，道出舟山撤军真相。

文告强调，放弃舟山，“为了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同时开出“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政治支票。这张支票，因永远兑不了现，到六十年代，始悄悄失踪。

蒋夫人亲自出动，到基隆劳军，台湾省党部，发出《告全省党员同志书》，呼吁“齐一步骤，齐一战斗”，中央党部举行宣誓式“宣暂效死，确保台湾”。

五月十九日，经国二度登场，但改变技巧，以“复函批露”的形式，在《中央日报》答“明丰先生”。其中一段．这样写着：

“你还提到舟山的撤退，使得抱失败主义的人，更加倾向于失败，动摇分子，更加动摇；想靠拢的人更是靠拢，甚至香港想来台湾的人，也会不敢来了！是的，这些都一定是事实。朋友，天下最可怜的，就是这些把不定方向，只顾现实而没有理想的人；最可耻的，就是这些拿不定主张为了苟且偷安而出卖灵魂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恐怕将是最悲惨的。人各有路，那末最好还是想一想再走路。天下‘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人很多，时代是最残酷的，时间是最不留情的，总有一天，我们的战争将要胜利的结束，到那时候，一切自然都会水落石出的。总而言之，事在人为，今天的日子虽穷，生活虽苦，环境虽然险恶，人心虽然浮动，但是只要有志气有骨气的人，大家肯咬紧牙关，真正能够觉悟，并且体会到环境的危险和困难，一心一意来从事于反共杭俄的大业，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台湾会有新的胜利环境和乐观现象产生出来。”

结尾时说：“朋友！我们所争的不是一时的成败利钝，我们所争的是国家千秋万世的大业。”试问火已经烧到眉毛，来日安危未卜，谁有心情去谈“千秋”之大业？

失去海南舟山，相当于割断台、澎的手足，毛泽东的下一步，将是渡海攻台，九十英里的台湾海峡，假使荷兰人三百年前，抵抗不了郑成功的海师，国军凭什么能“确保”呢？

蒋先生自日本请来军事将校一批，其中包括前华北派遣军司令根本博中将在内，蒋亲自去澎湖，共商防御大计。剑拔弩张，大战在即。

国民党进入它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台湾，这最后的堡垒，在本年台风季节来临之前，蒋先生日月潭垂钓的好兆，至少此刻尚无影无踪。

注释：[1]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54页。

[2]照片陈列于台中日月潭。

[3] Brian Crozier, Eric Chou,‘The Man Who Lost China” Charles Scribner＆sons，N．Y. 1976 P.349 “On seeing it, the fisherman exclaimed that he had seen no，ich sight in twenty years. A good omen,thought Chi-ang Kai-shek．”

[4]同[3]。

[5]《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新华月报》第一卷第1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6]“Formosa：Climax of the China Tragedy"News week,Jan.16,1950

[7]同[6]。

[8]同[6]。

[9]同[6]。

[10]同[6]。

[11]"CCP Virtually Completed Thier Increasing Bloodless Conquest of the Mainland" Newsweek, Dec. 9,1949 P.27

[12]Meril Miller, "Plain Speaking,AnOral Biography of Har-ry Truman" Berkeley Publishing Corp.N.Y."They are thieves,every damn one of them.

[13]同[6]。

[14]同[1]，第581－582页。

[15]李资生著《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香港《新闻夭地》，一九八三年丸月九E1。该文作者的真实姓名夏晓华，原供职保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