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页 | 蒋经国传-江南 | 阅读 ‧ 电子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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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蒋主任

海南、舟山撤守，台湾进入战时状态。五月二十七日的《中央日报》社论指出：“在这东南亚大战烽火一天天逼近的今日，我们要加倍警觉共匪声西击东的策略。它一面装腔作势，压迫着越南，而一方面向台湾进行军事冒险，因此我们大声疾呼，台湾是进入战时了。”

一般估计，台湾有三个月的危险期。九月开始，进入台风季，不利征战，海峡将因而暂时息兵。“煎熬中的台湾”，[1]处处充满悲壮的气氛，由经国主持的政治部发动，各部队“纷纷歃血连盟，誓死效忠领袖”，甚至效法二次大战末期日本的“神风队”故技，发动“反共敢死队”。把“成功成仁誓为国死”的情绪，导引至空前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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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以《发扬“同舟共济”的真精神》为题，重申“我们国家实在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

每个人私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再也没有一个时候能比现在更加一致。今日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每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大声呼吁，“在这个目标下，我们首先要求每人把所有的私的利益完全克服下去。”[2]

舆论带头，提倡战时生活。六月初，“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订定实践纲要，宣称“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要求“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3]

先后处决吴石、陈仪，接着公布检肃匪谍条例，强制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要告密检举。经国强调为“无形的战斗”，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保甲连坐”的现代版。

官方努力的次目标，是正面侧面地，灌输台湾必胜的信念。那篇《论海岛攻防战》的专论，[4]历举克里特岛、西西里岛和诺曼第岛登陆的例子，引经据典，史实奏证，至少具相当程度的说服力。有位军事权威家《台湾守得住吗？》的论文，那就荒谬的可以。他说；

“只要台湾的七百五十万人对战争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觉悟，一致参加战争，支持战事，台湾一定守得住的。战斗力好象一条铁链子，它的大小，由最弱的一环决定的。战略上打胜仗的秘诀，就是利用我们最强的一环打击敌人最弱的一环。”[5]

最后的结论，自然是条光明的尾巴：“台湾一定会守得住的，只要大家认清自己的责任，拿出决心和勇气。”

上海失陷前夕，谷正纲尚力竭声嘶地保证“共匪无法成功”，其理由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主义——三民主义和最伟大的领袖—蒋总裁”，这种教条口号式的说词，原十分可笑。是围着“主义、领袖中心论”的陈年老套，了无新意。不幸，台湾的“匪党理论家”、“三民主义理论家’”如任卓宣（叶青）之流，一味抱残守缺，照本宣科，并拿不出货真价实，掷地有声的说理文章来。

其实负责宣传的机构，在党有中宣部，在军有政治部，后者由经国总其成，以压倒优势，全面控制新闻舆论的走向。本来，他躲在幕后，指挥为数五万以上的特工，从事侦查逮捕可疑的子，破例披挂上阵，走到前台，会见记者，发表谈话，宣布案情（“匪谍”）侦破始末。在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中，除了行政院长陈诚，就数他最权高势大。

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一九五O年台湾的六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三十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被称为“民族救星”的蒋先生，无非绕着空洞的“成仁”哲学，大做文章。

“战争的台风”没有如蒋经国的预期，光临危殆中的台湾。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却在朝鲜半岛登陆。

那是个星期天，部队休假，机关停摆，金日成借用日本人的惯技，乘南朝鲜不备，跨过三十八度线，发动全线总攻击。李承晚的守军，仅有八个师的番号，约九万人，空军只有训练侦察机十余架，既无战车，又无战车防御炮。[6]强敌当前，摧枯拉朽。北军迅速占领开城、春川等要地，直到距离汉城仅二十五英里的议政府这一线，方遭南军第二、七两个师的有组织的抵抗。

消息传到台北，蒋先生正用早餐，负责简报的是经国。所获情况，零星混乱，直到深夜十点，始接邵毓麟大使首次报告，了解大致的进犯战况，半小时后，续电抵达。蒋先生望眼欲穿的三次世界大战，终露眉目，他的初步反应，大致和邵的研判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7]

前面说及杜鲁门和蒋关系，以及美国的“袖手政策”。假使，朝鲜战争未起，杜鲁门、艾奇逊乐得看蒋的笑话，看国民党政权的最后沉沦。蒋自己更清楚，华府彻底的遗弃他了。金日成挥军南进，使情势发生三百六十度的改变。[8]

美国可以无视台湾的存亡，朝鲜半岛代表着美、苏实力的对峙，如果华府向苏联的势力屈服，国内的右派不肯干休，而失去南朝鲜这个缓冲区，日本将受威胁。以麦克阿瑟为首的鹰派，结合五角大楼参谋本部的战略家们，更其众口一心，主张以牙还牙。杜鲁门的直接反应，咸认朝鲜战争非单独事件，为苏联全盘扩张政策的一部的，新中国不幸为此集团的新进成员。[9]

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杜鲁门由密苏里家乡，赶返华府，召集国家安全会议。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有关台湾部的，援引如下：

“……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10]

两天后，第七舰队的九艘船舰，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进入台湾海峡，并即开始巡弋。旋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访台，但别忘记，在是年六月以前，美国留驻台湾的只有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11]

形势突变，气氛迥异，七月底贾纳德少将，派驻台湾，接踵而来的是麦克阿瑟元帅戏剧性的台湾之行。

朝鲜战争的爆发，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关系，最后因兵戎相见，冷冻三十一年，所谓“台湾问题”，了无尽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国民党政权，因势利便得以在夹缝中生存迄今。

警报解除，台湾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蒋先生个人的声望，再度为美国新闻界高抬起来，台湾的国际地位，获得暂时的再生。蒋甚至幻想，乘着历史的浪潮，借外力重返大陆，收复失土。

政治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七月二十六日，蒋先生宣布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人选。声言，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

被提名的精英人物共十六名，[12]过去庞大的组织，由大改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撤消，改以二十五人的中央评议会代替。

改选委员会固出现不少新面孔，顶着地理学家头衔的张其昀，以黑马姿态，跃栏而出，担任秘书长。但真正的新人，却是四十岁的蒋经国。

如果论党的资历，经国赶不上时任台省主席的吴国祯，吴的重要性，不下于经国，但吴仅中央评议会的二十五位成员之一。蒋先生作此安排，已可嗅到人事倾轧的气味。

二陈兄弟，陈果夫卧病，膺选评议委员、姿态多于实质，真正的CC巨头陈立夫放逐美国新泽西养鸡。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先生送他五万美元的程仪，被迫束装就道。行前，向蒋夫人辞行，夫人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立夫的反应，颇出夫人的意外，指着墙上挂的蒋先生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非赶走CC的势力，才能铲除经国当权的阻力，那是父亲的意思。经国记住当年南京时代任“政大”教育长受阻的一箭之仇，也非报不可，父子俩心心相印，所见皆同。

经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国民党，党龄十二载，．过去占着团的据点，党的上层结构，没有他插手的机会。论劳绩，在正常的情况下，决不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跻进中央决策单位。可是，蒋先生打着改造的旗号，既“改造”便不宜沿用旧规，靠换几个麻将搭子，新阵容老班底的办法，来刷新党政关系。

从国民党组织功能去了解，国民党是党天下，党权高于政权，政府的一切举措，唯党命是从。这是当年抄袭于苏联的作法，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无本质的悬殊。中央改造委员相等于政治局常委的分量，是内阁之上的内阁，或太上内阁。经国要进入组织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最重要的阶梯。

蒋先生作此安排，含有磨练和培植的双重意义，好在撤退到台湾后，过去错综复杂的派系力量，经过大动乱的淘汰清洗，因祸得福，再无所顾虑内部的倾轧与平衡，蒋先生说了算。

当内部的肃清工作告一段落，经国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政工方面。政工为整军的主体任务，而军队又是保权专政的工具，个中利害蒋氏父子，心照不宣。北伐时期的周恩来、抗战时期的陈诚，[13]虽都担任同一职务，但经国的权威，却超越他的任何前任多多。

政工的重要性，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

“士兵与军官之训练，在政治的意义上尤有其必要。在过去，中国的将领只要其部下忠于个人，而不使他们知道对其敌人作战之任何理由。这就是军阀制度所由产生之故。蒋总统却具有大不相同的观念，要使官兵早日认识其所从事的政治目标。当然这些目标都是为着人民的福利。蒋总统认为士兵如果不知道为何而战，那他们就只是一种募兵，而募兵是不会成为优良士兵或斗士的。[14]

中国军队中所建立之政治作战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激励军队的高度战斗精神。为达此目的，每一军官或士兵必须充分信仰三民主义，并具有为三民主义而不惜任何栖牲之坚决意志。军队精神之完全统一必须确立，最高水准的士气达到，借此而使军队成为一支革命军，具有钢铁般的战斗意志。”[15]

“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的主题，大多数的国军官兵，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员来自农村，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参加军队的原因，如非强迫征召，即是受生活贫困所驱使。和他们大谈空洞的三民主义，“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至于“为谁而战”？是为国民党？为领袖？“领袖”和一个普通大兵又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呢？

中共不然，他们井不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

只是强调“农民翻身”、“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战争的目的，深入浅出，所以，三年内战，国军弃甲曳兵，一败涂地。

蒋先生要经国去改变这种思想战的劣势，曲高和寡，本来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难题，但新制（政工）实施后，对军队的福利、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著贡献，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依照组织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五项，[16]加以简化，则为政治和监察两种。前者“调查官兵思想行为”，后者“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平素没有战争，它最大的作用是“减少兵变风险”。

夏宗汉先生将此制度，比喻为唐代的监军制。肇始于武后光宅之年，分御史台为左右二台，各负有“监军旅之责”。讨徐敬业之役，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监其军，到肃宗时代，普遍流行，但皆为宦官。

但是，监军制度是有缺点的，夏说：

“由工商管理学的观点去看，政工监军制度的弊病在为了减少兵变风险，而分散指挥官事权，因此减低了效率。如果行之过甚，一则军队虽然忠字当头，没有兵变的危险，却也使指挥系统的效率降低，有碍克敌致胜。指挥官作业之最终目的在求胜，目标是战场上的敌人；政工监军之目的在肃反，其目标为军中内部的不稳分子。为了求胜，优秀的军事人才比较重要；为了肃反，政治热情分子比较受重视。而在专与红之间，两者往往难以兼顾。为了求胜，要统一力量，各级指挥如臂之于手，手之于指，随心如意；为了肃反，防止兵变，要集中意志，使带兵官无法独断或成独行群结党。”[17]

政工制度，虽由苏联红军的政委制衍变而来，却“性相近而习相远”，和中共比较，更差之远甚。解放军以党领军，党指挥军．政委是党代表。国军政工，只是亲院长的政治幕僚长，然而又自成系统，政工是一种专业，设立学校，专职培养，一九五O年九月，下令王升（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草拟建校计划。[18]第二年二月，成立建校委员会，选定台北近郊北投的竞马场为政工干校的校址，并手次年十一月招收新生。

从政工干部学校组织体系去看，和重庆时的的中央干校，如一对孪生兄弟，跑马场改为复兴岗，和原来的复兴关，也只是一字之差。说得更远一点，两个干校，都脱不了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幽灵。

干校的训导方针，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19]

在这个教学宗旨的基础上建校，求学当然其次，教育部亦不承认其为合法的大学机构。经国早胸有成竹，干校学生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卸下军服，进军党政各界，即是他掌权的班底。

胡伟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只做了半年的短命校长，乃由王永树接替。王升（先是教育长，后升校长）的造神运动，依次是“伟大领袖”、“青年导师”蒋主任。复兴岗俨然是经国的黄埔。一九七五年，蒋先生去世，经国接班，太子门生，如水银泻地，除财经界尚是一片干净土外，情治系统、文化娱乐以及党政新闻界，无不盘据侵吞。

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明文规定：“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因此，国民党在军中设立党部，从事党务活动是非法的，和行宪后提出“还军于国”的理想，大相径庭。国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党军，更具体的说，国军其名，蒋军其实。

董显光说，经国原“不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深知其父令出惟行，只得勉为接受。”[20]董先生自命为虔诚基督教徒，如此大胆说谎，真不知道他如何向上帝忏悔，董的潜在用心，恐怕还是为了下面一段：“在外人方面，颇有误会政治部之动机者。但如能彻底了解其作用，则误会当可消除。”

有“误会”是事实，“消除”则非易。外人乃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MAG）的官员，美军设新闻官，宗教官，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经国将苏式政工制度，党务活动，引进三军，使国军党化，私人化（Personalized），那是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顾问，所无法容忍的。

且看哥伦比亚大学《民国人物大辞典》的记载：

“五十年度初期，国民党控制台湾，主要以戒严法为依据。国防部下的总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置政工人员，进行控制监视，和苏联、中共的作法，殊无二致，美军驻台军官普遍厌恶。虽然，双方获得某些妥协，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我行我素，坚持为事实所必须。”

一九五三年九月，应美国防部之邀，经国赴美考察参观。[21]不言而喻，华府对这位“前共产党”是不怎么放心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礼遇．在白宫予以延见，但经国的思想底层，只想到权力的光辉，只想到对敌斗争，美国两个月的旅行，对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国民党七大召开，经国当选为中央委员，日益上升的权力，得到肯定。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22]蒋先生兼任团长，经国主任。

救国团的成立，事先未通过立法程序，也不属政府的任何部会，和教育部的性质类似，但教育部无权过问。所以后来被《自由中国》半月刊讥讽为经国的黑市机构。

成立之前，经国早在复兴岗政工干校内，设班储训干部，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

“青年是可爱的，尤其是军官学校的结业典礼中，前面一排都是各机关的高级长官，后面的都是年轻而刚毕业的学生，我心里便感觉到，唯有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足以接替前面的人所肩负的革命重担，才能完成艰巨的革命大任。今天中国的革命，没有青年起来，就不能成功，可是青年起来以后，如果没有组织去团结青年的力量，不能持久，最后还是全归失败。”(23)

浅看这段谈话，会以为经国一付范仲淹的胸怀，办救国团是为了要“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有准备交棒子的意思。

其实，他另有所图，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上，他说：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失败的教训，更知道要打倒中共，复兴国家，还需要组织青年，团结青年，给他们，种新的教育，灌输他们新的精神。”[24]

团结青年，为的是“打倒中共”，怕青年“被中共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后果，青年的矛头，就会掉转方向，向国民党政权挑战。

四十年代大陆的崩溃，学生运动，对国府的困扰，在某些方面，并不下于军事的挫败，国民党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情，也十分值得同情和理解。不幸它把学生运动与共党运动混为一谈，诚如李绿所说：“国民党逃难到台湾来，所做的总检讨，显然只停留在痛悔自已和共产党比起来，控制不够严密，手段不够残狠的技术层面上，对反省自我本质的工夫，则付之阙如。”[25]

自由派的人，反对“政治部”、“救国团”，老国民党人，或国民党中的死硬派，批评得更激烈，雷震即是一个例子。《自由中国》曾以多篇社论，主张撤销。其中一篇，箭头似乎瞄准经国。它说：青年救国团成立迄今，已五载于兹，但这一单位究竟是何种性质，社会上还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据青年救国团本身的解释：

“救国团是一个具有教育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青年组织。”（引自该团刊印的《新团员入团训练》教材）然另据青年救国团副主任胡轨说：“救国团的组织是教育性的组织，救国团的工作是教育性的工作。”[引自教育与文的社编印民国四十五年度（一九五六年）《中国教育与文的》] 显又置群众性和战斗性而不提。难怪社会上普遍的说，这是性质不明的组织。其实，青年救国团之几乎无事不可过问，以至无处不可插足者，也就是由于这一点。换言之，青年救国团正是利用这种方便，许多事情一把抓。不过，若仅从其组织之真正精神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关于这一点，青年救国团本身也不得不坦白承认：“救国团的名称是‘反共’、‘救国’，顾名思义，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见前引《教材》，下同）老实说，这个组织的性质，表面上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骨子里是以所谓教育性、群众性以及战斗性为手段，而以政治性为目的。很显然，这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此可从其团章及有关规定中，所谓信仰三民主义，所谓宣传三民主义，所谓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以至于所谓背叛三民主义是违犯团纪，而获得具体证明。甚至国民党内有人说，这不过是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所公开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作而已！[26]

所谓“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已呼之欲出，那就是“蒋主任”，社论又说：“今天这样惨局，青年人是没有什么责任的，这责任理该由老一辈的人负担，尤其是该由老一辈政治上始终身居要津的人负担。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可痛心的一点，便是极少数的政治掮客，做着青年贩子的勾当。因为这少数掮客，相信‘谁有青年，谁有前途’的说法，一如商人之相信谁有资本，谁可赚钱的道理，于是对于青年人的纯真和热情，加以充分的利用。结果是盗用若干美丽的名词和动听的口号，欺骗青年，愚弄青年，麻醉青年，进而牺牲青年，使自己的权位，建筑在青年人的鲜血头颅上。天下事之可悲与可鄙，宁有过于此者？此所以为了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防止政治掮客的残酷利用，青年救国团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假使青年救国团真是爱护中国青年，根本便该自动撤销才对。[27]

国民党会自动撤销吗？救国团这个机构，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经国认为，这是他走向“胜利之路”的桥梁。任何人反对，都是枉费唇舌的刺耳噪音。

注释：[1]程沧波著《煎熬中的合湾》，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十日第三版。

[2]《台湾进入战时了》，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二十七日。

[3]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四日。

[4]《论海岛攻防战》，《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十日。

[5]《台湾守得住吗？》，转载自《中国一周》，《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十日。

[6]邵毓麟著《汉城撤退前的漫长两昼夜》，《使韩回忆录》之十六，台北《传记文学》第193期（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

[7]同[6]，第103页。

[8]Klaus Mehner“Peking＆Moscow"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NY. 1963。

[9]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85页。

[10]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

[11]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