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 蒋经国传-江南 | 阅读 ‧ 电子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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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孙立人兵变

失去一江、大陈，颜面上使蒋先生感到无光，“光复大陆”之说，益见虚无飘渺。实质上，既有《中美协防条约》[1]为庇护，长期偏安之局己定，他老人家也就乐得称孤道寡，安享天年。

有父亲做后盾，经国认真地推动其权力之旅(TheJ ourney to Power) 。大陆时代，形势比较复杂，国民党内部，党中有党，派外有派。欲更上层楼，不知要排除几许阻力，还未必能如愿以偿。到了台湾，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呼风唤雨，点石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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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总政治部主任，摹仿苏联的政工制度，切实掌握军队。有了枪杆子，自然不怕拿不到政权，剩下党和特务系统，只是时间问题。

在蒋先生的默许下，经国兼程并进，或明或暗，或缓或急，表面从容，实际上，步步为营，处处扎根。

从江西时代起，经国即已着手建立自已的KGB，但都成不了气候。那时候，“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陈立夫的夭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戴雨农的禁脔，都直接向蒋先生负责，经国是插不了手的。退到台湾，局面小了，机构紧缩，正好给予小蒋登堂入室的机会。何况，陈立夫远走美国，毛人凤当家的军统，不复昔日雄风。

经国跨进情报单位的第一步，是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政行会是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在台北的圆山正式成立，即今“安全局”的大本营。成立之初，仅书记室和石牌训练班两个部门。

“委员会”因对外行文不便，旋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披着“总统府”那张老虎皮，自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机构，超越任何党政架构，就象其中一位工作过的同僚所说：

“政治行动委员会，到了太子先生手中，马上便不同了，由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名衔，真是微不足道，然而大家不要以为它仅仅是机要室下面的一个小小单位，而便小看了它，实际上它是一颗包在败絮里面的钻石，虽然没有关防大印，只有个木条刻戳，但是就凭这个木戳，有时再加上一颗太子先生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没有哪个机关敢不另眼相看！”[3]

资料组副主任陈大庆，曾任上海警备司令，因“打虎”和小蒋结为莫逆之交，执行秘书张师，军统老人，机构很小，受它监理督导的单位，则无远弗届，计党政军十八个单位。[4]

“内调局”（全名为内政部调查局）自陈立夫一九四九年八月赴美“重整道德”[5]CC的势力，日趋式微，但该局盘根错节，局长数易其人，到沈之岳接长，季源溥（前局长）升内政部次长，经过一番大整肃，(6)始由经国彻底掌握。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这位江山三毛之一，(7)自恃得宠于蒋先生，是“领袖的耳目”，把领袖的儿子，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明争暗斗，八方风雨，等到叶翔之继张炎元接长“情报局”（后更名）方受囊括。

经国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可也莫奈他何！毛不仅有蒋先生撑腰，还有夫人做靠山。经国虽以总政治部名义，抢去“军密局”的业务，在毛人凤眼里，经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毛怎么会服气呢？经国遇到这样负隅顽抗的特务头子，类似猛龙斗恶虎，速胜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渗沙子，挖墙角”的办法，长期图谋。先拉拢和毛失和的郑介民，次向毛手下的叶翔之招手，从内部去瓦解敌人。

叶翔之，浙江杭州人，原任职空军政工，一九三九年，经其妻兄李崇诗介绍，加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8]喻“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一九四九年，任“保密局”第二处长，因部署暗杀杨杰，[9]炸毁“译生”轮船，破获“吴石案”有功，为蒋先生所器重。但叶贪污腐化，品德低落，且为人桀骜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曾任阳明山管理局长），将相失和，形同水火。毛挖空心思，欲去之而后快，一九五一年，时机难得，叶办案敛财，为毛抓到把柄，叶共中饱黄金一百七十余条，东窗事发。毛人凤一面扣押叶的副处长侯定邦，一面签报蒋先生，要求严办叶翔之，处以极刑。

这下，叶翔之慌了手脚，向当时的经国好友王新衡（戴笠时代，军统高级干部）求援。王带叶去见经国，小蒋认为，报复毛的机会来矣，略施拳脚，将毛的签呈，从蒋先生办公桌上抽下，且调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郑介民）[10]兼中二组副主任。

叶贪赃免死，且因祸得福，摇身一变，为太子“最亲密的战友”。毛人凤的感受如何？不难想象。一九五六年十月，毛患肺癌去世，众口同声，说是为经国所气死，原是穿凿附会，不屑一顾。

由于叶翔之窝里反，经国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报复打击，不稍宽容。那位中国的电讯专家，前戴笠的电讯处长，国防部爆破总队长魏大铭将军，即以贪污罪，判罪下狱五年。

调离总政治部，经国的新职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这个机构，扑朔迷离，来路欠明。台湾上下，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组织职掌如何？究竟在党政军机关中属哪一环？建制上，属行政院抑国防部？经费从何而来？单听名称，好象和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性质类似，但NSC并非政府常设机构，只在有紧急事故，提供总统咨询，而无实际运作的权力。

蒋先生凭灵感办事，要设什么机构，反正不受立法的牵制，想设就设。国安会议其实由过去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或“总统府资料组”，繁衍，是制度化了的太上特务机构，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会议本身，设若干组，负责承上启下，但外强中干，又象是个空架子。秘书长先是顾祝同，后来周至柔，经国担任副手。如果，了解蒋先生的一套政治权术，这就是他老人家的火候，经国一辈子从政，担任无数次副职，正副只是名义，和权力的实质，并无丝毫关系，而经国总是把正副颠倒过来。

吴国桢的妙喻：蒋先生当总统，则为总统制；蒋任行政院长，则为责任内阁制。经国继承衣钵．就这一点，也学得唯妙唯肖，他做副的，即是他当家。温哈熊将军透露：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期间，外交部的事，都向国防部请示，个中玄妙可知。

经国坐在国防会议的办公室，直接指挥的有两局（“动员”、“安全”），间接听命的，除两局（“情报局”、“调查局”）－总司令部（警备）外，尚有党政方面其它无数的机构，在其遥控下，从事特务统治。蒋先生的意思是“我让我的儿子主管情治系统，你们谁有异志，小心一点！”经国接管后，对大陆派遣游击队的活动，[11]因前年大陈之失，砍去地利之便，近乎停摆，破坏渗透,惟赖港澳。可是，中共的篱笆扎得那样紧，败多成少，益形黔驴技穷，驻外机构，徒具形式。安全局（郑介民局长）的重点，只好以巩固内部为工作重心。第二年，毛人凤作古，连情报局的障碍，都消弭于无形。

内部情况，吴国桢大闹一阵，很使蒋先生在美国颜面无光。吴毕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于实际政治，已经绝缘。省府主席俞鸿钧的后任，是比俞更听话的严家淦，经国得心应手，尽可高奏凯歌。

唯一能称为政治势力的，剩下陈诚副总统。陈有野心，又是经国的父执辈，对太子并不轻易就范，以他过去的资历，现有的功劳声望，远非经国所可匹敌。但除非蒋先生突然归天，陈依宪法规定递补，经国认输。陈成功的偶数，非常渺小，一为年龄的悬殊，陈五十七，经国四十五，相差十二岁，时间对陈不利；二为陈的健康，患严重胃疾，早不堪繁剧。相对地，蒋先生精力过人，在生命接力赛中，冠军在望。

敌人相继溃不成军，只剩下时任参谋长的孙立人将军。孙如不除，芒刺在背，可能构成蒋政权潜在的威胁。且孙与吴的情况迥异，孙是武将，虽被解除兵权，在总统府坐冷板凳，但他过去带过兵，羽翼尚在。

我们先把焦点对准孙立人，将孙的出身和蒋的关系，作一交代，再回到事件的本身。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清华毕业，保送赴美，进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转入弗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Vtni) [12]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元帅(George Marshal)是先后期同学。毕业归国，入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邀孙出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

“八一三”淞沪战事，孙的税警第四团，参予是役，在温藻滨[13]中弹负伤，送香港养和医院医治。“新税警总团”在长沙成立，孙重任团长，后调贵州都匀驻防。

一九四O年十一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任师长，翌年远征缅甸。滇缅战役中，仁安羌解救英军，打通雷多公路，反攻缅北，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获英国皇家勋章。

缅北战争获胜，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四平、长春之役后，因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意见不合，解除兵权，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不久调台，任编练司令，负责

新兵训练。大陆沦陷，蒋重整旗鼓，申“明耻教战”的决心，且为了争取美援，确保台澎湖，打出孙立人这张己冷藏的王牌。一九四九年，任命孙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第二年三月擢升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一九五一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的处境，自美学成归国那天起，的确备尝嫉妒倾轧之苦。国军将领中，有留日派、保定和黄埔系，惟留学英、美，形单影只。假使，不是宋子文成立税警团，孙立人可能毕生从事军事训练，斯人憔悴，没有和盟军并肩作战的机会，孙亦不可能脱颖而出，中外驰名。那位西点军校出身的温应星将军，当了一阵税警团长，即消声匿迹，五十年代，参加香港的第三势力，和蒋先生隔海对抗，就是最好的例子。

孙的学识，卓越超群，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变成他的负数(liability)。蒋在一九四0年前，不让孙入野战军，带兵作战，多半基于现实形势的考虑。这一点，我们要承认，蒋作为最高领袖，权衡人事的综合平衡，有其过人之处。

据一位跟过孙多年的老部下说：“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14]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和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从来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15]

孙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认为他自己鹤立鸡群。也可能当时的情势，特别美国恢复军事援华后，制造他“非我莫属”的优越感。诚然，孙有学识，也有战功，是蒋的爱将，美军的宠儿，但孙是台湾整体里的个体，不能与人和衷共处，就会孤立无援，且遭致群体的打击。《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有如下生动的描述：

“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了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有时弄得蒋介石亦左右为难。例如空军与海军提出，在防卫台湾及反攻大陆的战争中，空军海军如何重要，如何优先，须获得优先装备，反正是一切优先。又如空军提出，空军官兵的待遇要超出陆军两级，飞行员待遇，要超出陆军十倍，空军官兵要新式美观服装。海军提出，海军是国际兵种，须按国际标准待遇，一般官兵要超陆军一级，另有航海津贴，要有海军自己的舞厅、歌厅等。以上诸不平等待遇，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是外甥提灯笼（照旧）。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老孙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老蒋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如何行，那末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象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老蒋打圆场，至于老孙在老蒋面前请求批准进军校再受训一词，更是家常便饭。由此可见老孙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高级将领间之矛质多深。”[16]

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他却犯着更致命的错误，和小蒋为敌，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抵制经国的政工制度。

一九五0年十二月，孙立人召开的“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17]

“良心会”的用意，也许不坏，但经国觉得，孙立人捞过界，这本来是该政治部发动的事。经国反击，推行“庆生会”，孙、蒋较量的火药味，乃全面扩散。

美军顾问团长蔡斯，他是带了支票签字权的美国大亨，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先生和经国所不满，孙、蔡不谋而合，蔡斯也主张撤消军中政工制度。经国疑神疑鬼，迁怒到孙的头上，认为孙假外人以自重。

蒋先生乃于孙的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连任一次后（一九五四年六月），调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孙为总统府参军长，再度打入冷宫。蒋做这样的决定，客观的原因是“狡兔死，走狗烹”，以孙做门面的作用消失；主观的情势，孙犯众怒，易导致内部的不和，且优虑孙为美国所利用，怕祸起萧墙。

孙的想法是“对于钧座尽忠效力，不惜贡献其生命以及一切，冀报万一”，[18]唯才不得展，志不得伸，参谋总长一职，居然，没有他的份，由黄埔系的桂永清，垂手而得，难免气愤填膺，险走极端。

孙是职业军人，“为了自己能独当一面，获得领导权，铲除那些贪污无能的官僚”诉诸枪杆子，原无足为奇。

《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五十五岁的孙立人，能干、勇敢，是最西方式的事军领袖。台湾很多政界人士，深为不解，孙将军何以能屹立那么久？孙坚信，在现有的领导下，台湾无法幸存，私下谈及大陆之失，纯由于蒋氏坚持，政府私人化，反共大业和他自己相连在一起……。主张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希望。”[19]

依官方公布的调查报告，以及其它非官方的资料，“孙立人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

主犯郭廷亮，三十四岁，原籍云南，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二期毕业，时孙任团长。改新三十八师，郭是中尉排长，改新一军，郭升少校营长，一九四八年六月，驻军沈阳，和米店主人白经武结识，经白介绍，与李玉竹女士结婚，白借机“以匪党言论煽惑”。沈阳失陷，郭要求白协助取得路条，白介绍其兄经文，任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白经文嘱郭到台时，须为中共工作。郭因而顺利离开解放区，经天津、上海转台。[20]

郭到台后，先后任孙部少校营长、陆总搜索组大队长、步校教官、陆总第五署督训组。但“郭在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八月以前，并无显著或积极之匪谍活动。”一九五四年九月，某晚七时许，有操北方口音的李X到郭家相访，李谓：“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执行所交代之任务，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零数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孙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孙。一九五四年八月和十月，孙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

从犯六人，为三十七岁的江云锦，曾任陆军官校干部训练总队大队长，“陆总”第五署督训组副组长。“借到部队督训机会，在每一团中，指定职阶较高，学识较优，年资较深之同学为负责人，与部队中之各同学联络。”田祥鸿，三十岁，四川人，任上尉情报官，受郭指示，“把军训班（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联络起来，结成一股力量”，“向政府提出改革事项。”刘凯英，二十九岁，安徽合肥人，供职某部，任第四军官训练班学生联络人。还有陈良埙，三十四岁，福建林森人，孙的随从参谋，和中校督导官李成亮。

六月初，国军在台南地区，举行总统亲校，孙等选定此时，为发难日期。郭廷亮于五月十五日，[21]台北谒孙，向孙报告，XX部队将在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日开始团教练。“此项休息时间为采取行动最佳之时期。”孙本人计划于五月二十五日左右南下，以XXX为指挥所，“将于五月底或六月初有所行动”。

事情发生变的，孙决定于二十八日去南部，但“奉谕”于三十日与蒋先生同坐飞机，郭廷亮则已于二十五日被捕，仅由陈良埙于二十八日乘车南下，沿公路通知各地人马。

六月六日，南部地区七万部队，举行检阅，来宾有专程自南朝鲜抵台的美国第八军军长泰勒中将和蔡斯团长。受检部队，规定晨四时半前，抵屏东机场受检位置。预定上午九时半，正式检阅开始[奇Qisuu.ｃom书]，但延至十一时三十的，始克举行，检阅台前，两度用扫雷器进行反复检查。[22]

一说，孙事机不密，已先后有二十余人，向当局告密，证诸郭廷亮于事发前十二日被捕，情治单位，早掌握同谋人的动态；一说，某炮兵连突奉命携带弹药，引起某炮长怀疑，偷偷溜出营房向政治部主任阮成章报告转报安全局，于是毛人凤奉命专机南下，事败案发。

孙的“同谋”事发先后，分别被捕，仅刘凯英脱逃，且获孙资助。但国民党当局仍不动声色。六日，蒋先生在高雄设宴，为泰勒洗尘时，陪客中尚有孙立人在座。此后，六月十五日的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校庆，和为蔡斯返国举行的联合欢宴席上（俞大维主持）再看不到将军的身影，孙实际上，受到看管侦讯之中。

外电率先报导孙被捕消息，当局却闷声不响。到八月三日，也就是说封锁了两个月，始公布孙辞职的消息。

辞职书虽吞吞吐吐，已呼之欲出。孙说：

“……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前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均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23]

那末，究竟是什么事，是陆军部队发生的“不肖事件”，使孙“抚衷自省，实深咎愧”呢？当局讳莫如深，贯彻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或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无奈心理，以致谣言四起，众说纷纭，甚至距今二十八年，迄无是耶非耶的公断。

亲台湾的《新闻天地》，在《孙立人将军被黜》一文中，即对案情公布的方式，坦言指责，认为“步骤仓卒”，“事前未有整个计划”，“予人以突兀含混印象。”(24)

八月二十日，蒋先生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包括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并指定陈诚为主任委员，案情有密锣紧鼓的趋势，调委会成员，除陈诚、何应钦（在日，根本未参与）是军人，其余七位，和孙都谈不上任何恩怨纠葛，如吴忠信、许世英，德未必昭，年事甚高，王云五、俞大维两位，非国民党员，理论上，“不致受到党组织的影响”，王宠惠，司法权威，“一定会坚持公正立场”，[25]可以看得出，蒋先生立意要制造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形象。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信誉欠佳，持独立言论立场的海外刊物，对当局处理孙案的公平性，颇“忧心如焚”，

试举《祖国》的社论为例，该文说：

“这一事件，实为蒋经国氏与孙立人氏冲突斗争的结果……就政府处理龚德柏与马乘风案件经过看来，也使我们忧虑政府当局，是否能做适当的处理。”

社论特别提到吴国祯和任显群涉嫌匪谍案，“尽管舆论沸腾，人心激愤，”其中几项政治案件，如今依然在“不审不判”之中。“这次如果对孙立人以及郭廷亮的案件，也照以往的办法拖成‘无声无臭’，或不顾舆论而专行到底，那不但对内要失尽人心，同时将再次降低国际声望，而使反共复国的大业更加重的蒙上一层愁云惨雾。”[26]

因此，《祖国》建议，善处此案的三原则，要求政府“认识事态的严重，幡然醒悟，改变作风”，“洗雪前衍，以正视听。”

“（1）解除对孙立人的软禁状态，使他获有足以向典论界公开的自由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否则使人只能听到当权者一面之词，无从判断事实真相。从法律观点和既有的资料来看，郭廷亮是否共谋，尚无充分证据，纵然是共谋，绝不能因为他是孙立人的部属，竟把孙立人也当‘准共谍’来看待，尤其在未能证明孙立人与郭案有犯罪关连之前，不能先以对待罪犯的方式软禁起来（设非软禁，则何以不予孙立人以公开发言的机会？）。

（2）对郭廷亮等的审判，应该公开，如果碍于实际困难不能公开，也应组织由公正人士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参加审判。绝不能在秘密拘禁之后，是否经过合法审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谋罪名将之夕上决。

(3)公开事买真相，是政府公正处理此事而能取信于国内外的首要原则。政府应即出面向舆论界，详细说明此案发生的原委，发表逮捕三百名军官的事实真相，并应说明到目前为止，获有哪些具体证据。单就传闻的资料来说，除了三月（六月之误）间那次军事演习时，配发实弹阴谋叛乱一事以外，反对政工制度及硬性规定师长级军官两年辞职两事，显然并不能证明郭廷亮等即是共谍。”[27]

不可否认，海外的舆论，的确使台湾对孙案的处理，既不敢造次，更不敢拖延，九人委员会，历时五十天，完成调查报告。孙将军接受侦讯时，地点在草山第一宾馆，“方式颇似座谈”。孙“坦白诚恳，在座诸人，有感极泣下者。”[28]

调查报告，长达一万六千余言，十月三十一日，正式公布。但其结果，和一九三七年的张学良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统命令，“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29]

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管教，孙立人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管教”也好，“察考”也好，词义有别，结果相同，孙立人送台中软禁迄今。

孙如真的图谋不轨，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先生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1）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2）坦白陈述。（3）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

然而，演戏和作假，究难天衣无缝。香港的《祖国》杂志．即以《孙立人案件献疑》为社论，提出下列疑问：

（1）孙立人身为陆军总司令，“部下军官何止千百”，没有人可以担保，其中“一个共谍都没有？”以此责孙失察，“实在不合情理”。

（2）孙立人的去职，既不能以“失察”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说他在“军中作小组织活动”，但《祖国》

作者提出一个疑问“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孙立人则不可以进行？”

（3）有联系活动，并不表示准备进行“兵谏”，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引人入罪，是无法服人的。

（4）关于郭廷亮案件部的，无确凿证据，仅郭本人的供词，该刊认为有下列疑点：

“①既无证人，又无证物，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

②既无证人证物，郭廷亮怎么会供认是共谋，自寻死路？

③假如郭廷亮是共谍，一定在台湾还有同伙，给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也应有通讯联络方式；何以他长期孤零零地无联系地进行工作？

④郭廷亮的证供，是否可能‘苦打成招’，经过别人歪曲？

⑤调查报告书，字里行间，‘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这种调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30]

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反问：“为什么台湾的报纸，对孙案的公正性，未置一词？”了然舆论工具控制在官方手里的特性，那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监察院，煞有其事，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五人小组，进行调查，可惜该项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列为监院密件“加锁加封”，甚至，事隔多年，当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阅，均遭挡驾，[31]个中蹊跷，应是本案的关键之一。

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这“颇有出入”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这位民国时的的赵构，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郭廷亮判定“匪谍”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的功劳，仅能说，经国有好生之德。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展布，愤世嫉俗，以至铤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的来源。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入人于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荆荪等，不一而足，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于闻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郭廷亮的自白和郭衣洞（柏杨）的自白．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甚至，我们可以说，孙的辞职书，未必出于孙的自由意志，办案人员能强迫郭廷亮“供证不讳”，何尝不可以对孙如法炮制？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冤案，如恒河沙数，历朝历的，消灭异己的手段，大同小异。

孙立人是政治的牺牲品，他自己既无申诉的机会，此案将永远无水落石出的可能，殆能断言。

至于外间猜测，孙有美国的支持，蔡斯因而事败调职，则纯粹是无稽之谈，或别有用心之徒的恶作剧。此际，艾森豪威尔当政，杜勒斯主管外交，大权在握，华府、台北的蜜月期间，美国没有理由，驱蒋拥孙。蔡斯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奉派赴台，到一九五五年，刚好任期届满，必须它调，而他这年高寿六十，依法需告老退休，有无孙案，买掉还乡，势在必行。再看，台北欢送礼节之隆重，《中央日报》出社论话别，其隆情厚谊，是象不欢而散吗？

孙立人受贬，彭孟缉上窜，由中将衔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继病故的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充分显示着经国的势力，更见抬头，情治系统出来的人物，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

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且借重青红帮歃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一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对孙案的回响和补救，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注释：[1]协防条约在参院通过时，仅两票反对，但密歇根大学的Alexander Deconde教授在《国家》杂志上，撰文提出疑问，题为(t TheDntangling Mr. Chiang》，见解精辟，立论深远，作者列举一七七八年，美国和法国结盟的例子。英国击败后，美国独立，但条约无法立即废止，一旦英、法开战，美国有可能被拖入战争危机。约翰，亚当斯上台，要求解除。法国反对，美国坚持，最后，以放弃时值二十四万的赔偿要求，双方达成协议。这个不愉快的经验，持续一百六十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面临苏联强大的桃战，始放弃此祖宗订下来的原则。一九七八年卡特任内，宣布中止，已历时二十四年。

[2]孙家琪著《蒋经国窃国内幕》，香港自力出版社出版。

[3]同[2]。

[4]同[2]。受指挥的机构（见注末表）。

[5]夏畏秋著《陈立夫举家重整道德》，合北《新闻观察》，一九四九年九月。“陈立夫八月四日晨赴美，陈诚送行”。“世界道德重整会”总部设瑞士，美国分会设密歇根的密金那湖，一九四八年陈曾假该会名义，在美从事游说活动。

[6]一位不能透露姓名的内调局高级官员告诉作者。

[7]三毛为毛人风、毛森、毛万里，均为浙江江山人，与戴笠同乡。

[8]程一鸣著《程一鸣回忆录))，群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出版。

[9]杀杨的凶手为阮九经，曾任情报局总务处长，前年癌症去世。

[10]郑介民与毛人凤失和，经国调郑任安全局长，王仲青人事室主任，即专门对什毛，使毛在经费、人事上处处受到控制。

[11]初期，大陆的游击活动，由毛森主管，经国令毛交卸，毛抗拒，遭台“通辑”，毛乃去琉球，投效CIA，现毛住纽约水牛城，闲来垂钓为乐。

[12]西点军校，位纽约州的West Point，乃美国官办的陆军军百学校，入校要求，极为严格．除学科成绩优异，尚需美国国会议员的保荐。VMI，设弗吉尼亚州的勒格辛顿，系私立，故毋须保送，台湾的温哈熊中将现任驻美采购团长，即在该校取得学位。

[13]《孙立入事件真相》，出版者不详，胡佛图书馆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