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页 | 蒋经国传-江南 | 阅读 ‧ 电子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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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副部长·部长

进入六十年代，台湾承继前十年的安定，虽进取不足，在安定中求发展，却绰有余裕。

政治上，发生几件大事，大致上，喜多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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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临去秋波，趁旅日之便，顺道访台。蒋、艾森豪威尔南京时代，有过一面之缘。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美国总统屈驾，对蒋先生和他的自由中国的声望，如同火箭升空，光耀环宇。

也有些细微的挫折，无非“小小苍蝇嗡嗡叫”并无伤大雅。

雷震判刑下狱，海内外愤怒激烈的舆论，比想象中更来势汹汹，可谓继吴国祯、孙立人、“五二四事件”以来，最震撼的政治风波。

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断然和北京建交，[1]使国府在西欧的外交防线，出现严重的缺口。

湖口事件，[2]有惊无险。但反映出，少数军队将领对现状的不安与不满，非单纯的“违纪案”那么单纯。

当局的因应，不外乎强化控制手段。五中全会后，举行“党员总登记”，“反攻授旗式”，内容、形式，早已陈旧不堪，难期振衰起弊的作用，可是，观众再无反应，戏还是要演。

经国个人，晋升为二级上将，[3]关于升阶这件事，各方看法，十分分歧。很多战功卓著的将领，发出不平之鸣。“太子凭什么升上将，他有战功吗？”同情者认为，彭孟缉之流，由军安副司令而代参谋总长，以直升机升空的速度向上爬，经国难道不该升上将吗？

这一期间，经国的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其余的如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委员、党的中央常委等等，与军方根本沾不上边，国家安全会议究竟是什么性质？属于国防部的建制？抑总统府直属的机构？亦如五十年代初总统府那个资料室那样，妾身未明。

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既无硬性规定要军人出任，他的几位后任如黄少谷、沈昌焕等，甚至是道地文人。蒋先生此举，除非有意安排经国出任参谋总长，晋阶的本身，殊少积极意义，和苏联勃列日涅夫苏维埃主席任内，升为陆军元帅一样滑稽。唯一的合理解释，为太子未来做国防部副部长[4]铺路。

辅导会的担子，经国挑起来，驾轻就熟。一来，他自己勤奋，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一来有美援作后盾，无资金匮乏之虞。辅导会开山筑路，实业大兴。数年间，又是一片他自己的新天地。

敌人方面，大陆经济，稍见复苏，无外患，无内忧，正是安定民生，经济建国的黄金时期。

敌我形势，相互消长，颇使蒋先生生“观衅而动”的决心。

一九六二年五月，突下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配置行动，北投的政工干校，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收复地区的党政干部，从事培训工作。

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中，通过“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公开倡言，“为反攻复国开路，贯彻革命任务。”

宁静的宝岛，无复宁静，好象“反攻圣战”，已迫在眉睫。蒋先生不断接见外国记者，重申“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等信念。

北京宣布：国军游击队九批，计一百七十二人，曾先后在大陆沿海海丰、惠阳、惠来、台山等地登陆，遭到擒获，证实，台湾蠢蠢欲动，并非只说不练的宣传攻势。

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诚然，有利于国军采取行动的时机。单靠台湾一岛的力量，想旋转乾坤，蒋先生尽可舌灿莲花，毕竟曲高和寡。

解放军可以放手让国军在闽粤沿海登陆，受地形限制，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在这一边的山区施展。遇到优势兵力的围歼，国军顿成瓮中之鳖，山东之役的故事，即会重演。

国军总兵力，号称六十万，如倾巢而出，台湾空虚，分兵出击，寡不敌众。退一步说送一个野战兵团，约十至十五万人，强行抢滩登陆，暂且不提海军支援，哪来如许规模的渡海工具？登上去，后勤补给又怎么办？后继部队，如何运补？

蒋先生寄希望于“大陆同胞揭竿而起”，这是一厢情愿。曹聚仁说：

“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5]

毛先生的声望，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依旧是“红太阳”，困难只是暂时的，想“揭竿而起”的那一批，早在“肃反”运动中，荡然无存。

蒋先生的一言一行，北京方面，冷眼旁观，可是并不重视。倒是，华盛顿的年轻总统，沉不住气了。这年（一九六二年）八月，肯尼迪提出警告，他说：“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台湾此举，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6]

台北出版的英文《中国日报》(CHINA NEWS),毫不隐讳地，予以揭载，官方或半官方的中文报纸，奉命一字不提。

自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先中立台湾海峡，杜勒斯签的协防条约，比杜鲁门的中立化，虽有进步，华府却是个现实主义者，奉行决不轻易陷入中国内战泥淖的原则。国军的任何行动，悉在美军协防司令部的监视下，它们的杀手锏是，从汽油、零件，到弹药补给，最多仅有两至三个月的贮藏量。国军轻启战端，肯尼迪指为“自杀”，一语双关，自非过甚其词。

迫于形势，一场虚张声势的“反攻圣战”，继停止征收国防捐，而悄然收场。

肯尼迪不仅反对国军轻举妄动，甚至有意和中共改善关系。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倡“围堵而不孤立”之说，罗斯福的遗孀艾莲诺以美国联大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建议中共代表中国，进入联大。上列政治气球，台湾的反应，难堪其次，生时移势易的惊恐是主要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蒋上将以行政院政务委员身分，奉命访美，官方的理由为“会谈中、美共同关切的问题。”背后的文章，那就只好尽在不言中了。

十年前，经国以总政治部主任访问过美国，从心底里，他对美国没有好感，“五二四事件”，稍舒积郁。但也使他自己愈得不到美方的谅解，被迫韬光养晦，六载于兹。

喜不喜欢美国，是个人的情绪，任令情绪左右自己的意志，会阻碍事业的发展。因此，踏上征程，势所必需。

时机上，“五二四”的记忆，一般美国人已经淡忘，正可借此重拾旧欢。陈诚副总统的健康，日益恶的，经国为了接班，寻求美方的认识、谅解，有未雨绸缪的意义。

华府和台北间，再没有共和党时的水乳交融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蒋先生感到忧心忡忡，他自己声言，光复大陆前，决不出国，这项外交任务，只好由经国担任。

美国方面，了解台湾的政局，正在加速新陈代谢的步伐，蒋先生是年七十七岁，身体再好，终究风烛残年，钦定继承人陈诚，不久于人世。所以，美方同样有需要，对这位台湾未来的掌舵人，有个熟悉、面对面了解、评估的机会。

经国此行，采的低姿势，美方亦避免过事声张，双方会谈内容，没有公报，没有共同声明，原则上，皆大欢喜。

但蒋先生，早订下走下一步棋的腹案，经国甫卸行装，政治行情高涨。

蒋先生先召开九全会议，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长严家淦，继陈辞修组阁。

陈患十二指肠溃疡，历有年矣。一九四八年由东北回南京，转沪疗养，住虹桥医院，施行胃部手术，发现肝脏中度硬的。一九六三年，肝疾复发，养病高雄大贝湖，健康每况愈下，召开内阁会议，均扶病出席。

生理状祝，辞修先生早不堪繁剧，精神上，更其烦躁，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坐二望一，但实权和名义，相距甚远，好比为夹心三明治。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

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因而，影响病情。开完一中全会，向蒋先生坚辞院长兼职，蒋先生批示“辞职缓议”，给假一月，暂予静养，经陈再三坚辞，蒋先生“勉强”接受。

经过这段过门，陈去严来，新闻界喻为“黑马”，事实诚是事实，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先生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先生慧眼独锤，一个唯唯诺诺的严静波，不可否认，有私字的成的。

严家淦，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一九0五年生，比经国大五岁，下面是《联合报》写的经历简介：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杭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于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的贡献。

他在福建省担任财政厅长职务五年之久，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杭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调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司年三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严先生平素对人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他常勉励部属，当某一件事发生争执时，心里要记得八个字‘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他认为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多面特殊的成就。但因各个人意见不同，相处在一起时，难免发生争执，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末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了。

他并要求部属最好能‘公尔忘私’或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凡是能遵守‘先公后私’、‘易地而处，这两句话的人，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做愉快的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7]

细读这一段经历，静波先生“功在党国”，做人方面，则“治事严谨，生活朴素”，达到完人的标准。

我们体谅新闻人员的苦衷，跟风为环境所逼，所以，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和官方宣传正相反，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yesman（唯唯诺诺的人），张群、魏道明型的大官僚。

做台省主席期间，一般耳熟能详的批评说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有段关于他拘谨不负责任的故事，经杂志揭载，曾传诵一时：

“去年西班牙戈耶画展举行前，中央暨省级有关机关均拨助少许经费，外交部更竭力襄助，因戈邓画展系中西文化协会主办，正当中西二国邦交积极开展之际，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襄助玉成，自属义不容辞。中西文化负责筹备戈耶画展之范君，曾书就呈文，透过私人关系往谒严主席，请拨款（只是三两千元之事）襄助。

主席满口‘好的，好的’，然后在呈文上批示：

‘交教育、财政两厅核议’。公文旅行多日，经教育、财政两厅核议的结果：‘似可照准，惟因经费短绌，如何之处，呈请钧裁’。上行下效的推回主席办公室，范君再谒主席，又是满口‘好的，好的’，并再批交该两厅二度议核。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尚且迟迟不决，其施政大端可想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严氏过去多年来所养成的拘谨习惯，虽荣膺主席，但此一习惯，却无法改变口”[8]

这个故事的精义，在于说明严家淦遇事推事的本领，和张岳军的名言“原则同意，技术研究”，半斤八两，蒋先生，口口声声，要革除官僚政治，他偏偏喜欢这类官僚，原因无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党内资历，除是“忠诚的国民党员”，七大始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九大，临时抱佛脚，升为中央常委。其难服众，显而易见。

宪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由总统提名，咨请立法院同意，如果立法院诸公，稍露不满，一九四九年，居正组阁受阻的先例，照样历史重演。幸严挨家逐户，登门作揖，兼国民党中央，发动组织机器，强迫支持，立法院这一关，轻舟强渡，顺利抵岸。蒋先生为什么看中这位“新人”呢？说穿了，见怪不怪。我们认为的严的缺点，正是严的优点，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严静波新阁一登场，次一步内阁局部改组。各部会人事，依例提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所谓“通过”，并非靠投票决定，如党章所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总裁交议的事，人人赞成，常会的功能，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绕了这么大的圈子，目的为经国的上升，找个陪衬而已。严家淦接到指示，提名太子为国防部副部长，做数学家俞大维的副手。新闻报导，经国事先一无所知，那天他在合欢山休憩。但和他一道的，却又是他的前任，国防部副部长梁序昭上将，[9]益见假戏真做之不易天衣无缝。

俞大维九年前出长国防，弹道专家最大的长处：（1）不过问内部人事，因此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2）他是真正的文人，符合宪法精神，除了跑美国争取军援，即是去金门，慰问驻军将士。

派经国去国防部担任俞的副手，我们可以看出蒋先生爱护儿子的苦心孤诣，以小蒋的能力、经历，他无须屈居他这位亲家的名分之下。

其次，经国本身是政务委员，政务委员为不管部部长，和俞在内阁中的的量，完全等同。派甲委员担任乙委员的副手，体制不合，除非先免经国政务委员的兼职。

蒋是不肯尊重法制精神的，唯我独尊，为所欲为。

经国呢？一踏进台湾五角大厦的门槛，先把政见诉说一番，[10]似乎，也没有把他的上司放在眼里。

走完过场，经国扶正，那是第二年一月的事。一月十三日，总统明令：

“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黄季陆，政务委员经济部部长杨继曾请辞职，均应予照准。此令。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此令。

特任俞大维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特任蒋经国为国防部部长，阎振兴为教育部部长，李国鼎为经济部部长，均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内阁改组的曲折，参阅《联合报》的一篇特写，字里行间，趣味横生：

“国防部长俞大维的计划，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位做了十年国防部长的弹道专家，最近决心挂冠的原因，是由于他所患的糖尿病，影响了他的健康，同时右耳也聋得比过去厉害，因此他决定向严院长保荐他的副手蒋经国先生。严院长虽然恳切的予以慰留，但他的去意甚坚，他向严院长表示，他在国防部已经整整十年，也该换一位比他年纪轻一些的人，来接替一下，他告诉严静波说：他的亲家蒋经国将军（按：俞大维的公子为蒋经国的女婿）比他能干得多，他并且说：他推荐蒋经国将军，并不是由于他们是儿女亲家，而是因为国防部需要蒋经国这样能干的人。最后严家淦乃接受了俞大维的辞呈，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俞继续留在内阁中，担任政务委员。

俞大维这次请辞，并推荐他的副手继任他的职务的消息，经晚报发表后，外间的反应，至为良好，人们相信，能干而且负责的蒋经国将军，由于十几年来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包括他先后在国防部总政治部、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以及国防部副部长任内的辉煌成就，现在主持国防部，实是最理想的人选。”[11]

俞大维告诉记者的一段话，有真有假，似真似假，如果纯为了健康，他挂冠的“决心”，早该下了，把位知名的弹道专家，放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且一放“十年”，糟蹋人才，莫过于斯，除非，蒋先生早有打算，作为经国上升的过渡。

大维是个聪明人，蒋先生的心意，怎瞒得了他，乐得顺水推舟，严家淦虚伪地“恳切慰留”，慰留功败，以政务委员作附带条件。只能说，是戏！戏！西方人永远也弄不懂的东方政治哲学。

事实上，内举不避亲，象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约翰·肯尼迪，任命乃弟为司法部长，他就没有什么顾忌。阿根廷的庇隆，任命庇隆夫人为副总统，菲律宾的马科斯，派太太做大马尼拉市长，从未躲躲藏藏．蒋先生奉行渐进主义(lncreme11tal15m)兼受封建传统的束缚，才这么瞻前顾后，进退失据。

外间反应“良好”，应是诚挚之词，一方面人心求变，一方面相信，只有经国出来，真能做点事。

六十年代中期，过去台湾一潭死水的局面，的确在变，且变的速率，有日益加快的趋势。

经国出任部长的第二个月，陈诚副总统去世。[12]

陈的人望，仅次于蒋，大陆沦亡前，畀以保台重任，出任台湾省主席。实施三七五减租，使耕者有其田，整饬吏治、安定最后根据地，是他前期的功绩；两度组阁，为台湾的经济繁荣扎基，是他后期的贡献。

宪法规定，如果总统病故，副总统依法继承，出现下列情况，经国的政治前程，肯定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蒋先生不幸于五十年代去世，陈诚继任，经国能否顺利从陈氏手中接过去，那就连上帝都无法预知的变化。

．陈氏一八九八年出生，去世时不过六十八岁，假如他的健康情况，允许他益寿延年，活到八十三岁，蒋先生归天时，他堂堂正正地坐上总统总裁的宝座，轮到经国承继，小蒋已七十衰翁，英雄迟暮。

．陈诚健康如常，蒋先生固可把他自副总统的宝座上拉下去，以严代蒋，但内部团结，将出现巨大裂痕。

天夺其志，陈一死让贤，经国稳步接班，无以名之，时也运也。

陈卧病期间，蒋先生两度探视，他的心情，悲喜交集。老战友遽而亡故，悲悼出自内心，为儿子的事业打算，阻力自动消失，莫非人助天助？

经国仅发表一简短的谈话，他说：“陈副总统逝世，在国家和党来说，是无可补偿的重大损失。在我个人来说，尤其是失去追随了近三十年的导师。”

有人认为，这是经国的鳄鱼眼泪．主要来自外间多年的传说。

“你大概也听到外面说我和经国冲突的谣言，这完全是匪谍在挑拨离间，散布谰言。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绝无可能。从当前处境及奋斗目标来说，团结就是力量，静则安定台湾，动则反攻大陆，都需要集中举国意志，团结一切力量。从总统爱护提携培植我来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忠实的干部，感恩图报，鞠躬尽瘁。在总统领导之下，完成复国大业，凡有损这神圣任务的，绝对不容许其发生。从经国个人的才具与努力来说，这几年，他的辛勤建树，值得夸耀，无论军中政治工作，无论退除役官兵辅导工作，无论青年运动，他都做得有声有色．清清楚楚摆在大家眼前，我只有尽量帮助他，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也是使他负更重的责任，让他发挥更大的才能，俾国家得到最高最大的利益。我和他还有什么可争可夺的。[13]

敌人最怕我们团结，一定要千方百计来制造我们内部纠纷，希望我们内部冲突、摩擦、矛盾、斗争，我和经国都负着相当责任，故共匪也集中目标于此，不断地散布我们二人间不协调的谣言。你回到香港去，如遇到此种谈论，可以说明此乃子虚鸟有。”[14]

政治家的否认与承认，往往认真不得的，我们只能姑妄听之。外间传说，活龙活现，固找不到史料引证，陈氏虽去世，经国还活着，很多回忆录之类的旁证，恐怕短期间，无法出笼，因此，我们仅能引用中国官场的一句老话，“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来泰然处之。

陈、蒋有冲突，毋容讳言。冲突的内涵，可能是性格的、思想的、政策的。他们本来代表两个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对立力量（Force），各人都有旺盛的意志，强烈的事业心。

陈历史悠久，资历雄厚，为蒋股肱之臣，经国后起之秀，为蒋氏哲嗣，年龄相差十二岁，很多看法上，产生“代沟”，本无足为奇。

蒋先生在两者之间平衡，有时候，比较偏向爱子，使杠杆的另一端上扬，以私灭公，人之常情。

经国派特务机构，监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未免过分滥用特权。陈还以颜色，在政治部要求的经费方面，予以克扣，稍失长者风度。

陈的权力超过经国，一方面感到嫉妒，因此杯葛谣言，相互交攻，譬如说陈某次邀胡适、梅贻琦、蒋梦麟、王世生四人，相偕南下中坜、台中，参观农复会的建设成就，马上传播出“高山四皓”的谣言，[15]播弄是非，附会构陷。

胡、梅诸位，是隐士，也负重望，但台湾的政局里，谁是擅政的吕后呢？蒋在世一天，陈诚能有林彪的胆量吗？

经国手下如王升、江国栋之流兴风作浪，无事生非，扩大对立面，自合情合理。

坐上国防部长的位置，经国已彻底掌握台湾的军权。根据“国防组织法”，军令、军政系统的管辖权，向由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分享，这一制度，仿效美国，其用心在文人领军。[16]可是，什么制度到了中国，就象淮南的桔子到了淮北一样，大变其质。俞大维做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权倾一时，现在经国出任，参谋总长等于部长的幕僚。

体制上，国防部长文职，如由军人出任，必须办军职停役的手续，查遍资料，没有经国卸任军职的手续，换句话说，他仍旧是陆军二级上将。

一九六五年九月，经国三度访美。这次，系接受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邀请。

“这次蒋部长访美，究竟与美国政府谈了些什么主要问题，新闻上未见有半点透露，从蒋部长与麦克纳马拉部长的联合声明上，也找不出什么两人会谈的实质内容，‘所有这次蒋部长与美政府的磋商内容，都被高度的保持机密，在美国的报纸上，连臆测性的文章也不多见，只有蒋部长在单独接见《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时，作了一些属于背景性的谈话。”[17)

这段评论性的报导，说了等于没有说，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访美是台湾的主动，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的性质，远胜其它。

经国所负的使命，大致是一九六三年的翻版。唯一不同之处，那次官居政务委员，现任国防部长，美国的总统，由肯尼迪换了约翰逊。中共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海峡两岸的均势，出现逆转。

第二年三月，台北进入每六年一次的政治季节，第四任总统选举，因陈诚去世，需要产生新的形式的继承人。

这幕戏，比严家淦组阁，热闹多多。

向例，国民党中常会先行开锣，确定人事政策。下一步国大启幕，选举正副总统。

为了确保领导中心，总统候选人是谁，不问可知。至于谁是副手，稍具头脑的人，押严家淦的注，十拿九稳。但既是演戏，必须演得情节逼真。

三月六日，蒋先生告诉出席三中全会的党员：党尽一切可能提拔新进，中兴以人才为第一，然后又恳切期望党中央另行考虑总统候选人的人选，让他专心负责党务和军事。

投票前夕，招待全体国代的餐会中复称：

“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对局发展的枢纽，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18]

提拔“新进”，自然要排除元老级的张群、孙科、何应钦等人，专心“党务和军事”。国代餐会中的一席话，根本是违心之论。

但蒋私下又向张群表示：希望张做副总统候选人，有名的老狐狸张群，赶快推说年事己高，建议选七十岁以下的人为宜。

中央社扮演道具的角色，发张、孙、何、严等四张照片备用，煞有介事。

蒋先生的锦囊，其实早被人识透了。只是报纸的报导，故弄玄虚，抄在下面，供读者共赏此今世奇观。

“由蒋总裁提名在三中全会投票通过哟国民党籍第四任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昨天下午六时在复兴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复本报记者询问：他什么时候才知道他将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时说：在蒋总裁正式宣布提名之前，他本人毫无所悉。以崇法务实，处事周详著称的严家淦所说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在昨天下午三时以前，三中全会连选票都还没有准备。当大会开会前，蒋总裁临时邀约张秘书长岳军及中央常务委员，征询提名意见后，才决定提名严家淦先生。

严家淦被提名以后，蒋主席曾说了两句意义深长的话，他说：‘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的短处。’这是颇富有哲学意义的话。

投票开始后，严家涂自己投了一张空白票，因为他自己未进入圈选处，即直接向票箱中投入。另外有一张是废票，因此他的得票率应是七十三分之七十二。

中央委员以七十二票之多数票选出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显示了党的真正团结，和党的力量，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另外党内的元老所显示的风度，也是令人欣慰的，特别是张岳军先生，在开票后他很尊重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在晚间聚餐时，他已经把第二个位子让给严家淦。这种尊重制度和职位的风度，固然是岳军先生的泱泱大度，也是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风度。

严家淦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国人颇有清新之感。人们更敬佩蒋总统之‘大公无私，用人唯才’和‘提拔新人’。因为人们知道严家淦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派系。他初到台湾时，仅是省府的交通处长，十多年来，由于他的卓越表现，乃由处长、厅长、部长、主席，而行政院长，这种情形，在过去政坛上，是很少见的。”[19]

《联合报》的社论，把提名结果说成“反攻复国最后胜利的奠基”，下面是段更有趣的妙文。

“由上述以论，这次蒋总统的提名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候选人，我们更可以深深体会到其用心的深长，谋国的忠荩。因为这充分显示了唯才唯德、不次擢拔的廓然大公精神，打破传统，栽培下一代的为国择人态度。我们深信，由于这次蒋总统之俯顺典情，候选连任总统，睿智抉择，提名严家淦先生候选副总统，以及国民党三中全会一致拥戴总统连任，热烈通过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则本月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公为总统、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之日，也将是未来历史家写下此乃中华民国获致反攻复国最后胜利莫基之时。”[20]

提名枯燥乏味，国大投票选举，小有高潮。

“国代”来势汹汹，一派主张积极争取四大民权中的创制，复决两权，与立法院分庭抗礼，一派希望改设“常设机构”，供代表们经常活动，变无给职为“有给职”，[21]总而言之，是为了争权和争钱。

选举主席团，已闹得不可开交，趣闻处处。一位民社党的代表，暗发起签署，要代表们推举经国竞选副总统，被“有关方面劝止”。[22]

严家淦列席国民大会，作施政报告，却又缺席质询与建议。立委魏惜言在立院提出质询，问他根据宪法何章何条？列席国大备询。

不少代表，狮子大开口，要严院长（行政院长）答应福利条件，否则传出空气，将出现“难产”。

投票日，共发出选票一千四百一十七张，收回一千四百一十六张。过半数当选，严得七百八十二票，可疑票占六百三十四票，引起废票标准的争辩。致国代翟宗涛和“政治和尚”于斌，大吵一场。

于斌：废票认定标准第四项规定，不圈在候选人姓氏上端，致不能确定被选举人者，及第五项记入其它文字或符号者，才算是废票。因此，画两个圈的或三个圈的，不算“其它符号”，而且候选人只有一人，并不至于无法确定被选举人。所以，多打圈的，应该算有效票。

翟宗涛：怎么可以这样解释？依常规就是画一个圈，其他的都算废票，你这种认定法算哪一国的？

于斌：怎么不能说？这好象打作文成绩，画一个圈可以，画两个圈三个圈更好嘛！多画圈表示更支持。而且，我参加过各种会议，有的国家投票赞成就是打x，为什么不行？

翟宗涛：讲话要于法有据，一定要让严家淦光荣的当选，该投第二次票就投第二次票！

于斌反驳：什么于法无据？要依法的话，只有监察员可以决定，我不过和别人私下研究，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我不跟你吵！[23]

严得票数，不如国大连署的人数，且一党提名，别无对手，出现险胜镜头，无以名之，党内有反对派，名义上，反对严家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箭头其实是对着蒋先生的。

严家淦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换汤不换药，蒋先生行年八十，他随时可应中山先生之召，经国继承的布局，全部就绪。

经国虽然是内阁阁员之一，他的时代，悄悄地来临，院长先生，不过庙堂里的神像，历史的齿轮，向后转到二世纪，严家淦原来是刘协[24]再生。

“政治，有时很严肃很残酷，有时也很滑稽很幽默，好象一场精彩的卡通，使人忍俊不住。”[25]你说不是吗？

注释：

[1]建交日期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2]卜少夫著《莺歌事件之启示》，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装甲兵代理司令赵之华，在湖口装甲兵基地，煽动起义，官方从未公布详情。卜少夫称为“莺歌事件”，谅系传闻失实。卜文说：“从二月初起，台北的外国通讯社曾发出两三次关于装甲兵团的一位军官煽动‘叛变’的电讯，综合所有电讯，我看不出是一件有计划的事件，比较具体的一些报导，是一个军官召集数个单位的司令官开会，会上他激昂地痛骂政府中某些官员，接纳‘两个中国’要大家跟随他去驱逐这些人。一位政工人员在场以枪制服了，此案被捕者约三十人左右…。’

[3]一九六O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日期不详。

[4]国防部副部长，由特任或上将担任。见夏宗汉著《由蜕变的角度去看国府国防部改制草案》，香港《明报月刊》，第150期，一九七八年六月，第14页。

[5]曹聚仁著《采访新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六年一月，第254页。

[6]《纽约时报》当时的记载。

[7]台北《联合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版。

[8]罗伯特著《严家淦主台十四个月》，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

[9]《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香港《新闻天地》，第840期，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第19页。

[10]《新梦、新人、新情势》，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第7页。该文说：“在他年前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以来，就以节约建军为号召……。”

[11]于衡著《行政院改组前后》，台北《联合报》，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四日。

[12]陈诚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肝癌病故。

[13]台北《联合报》，一九六五年三月六日。

[14]卜少夫著《敬悼一位诚实的政治家》，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第893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