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蒋经国时代

七十年的台湾上空，阴云四起，一股自美洲大陆吹送去的寒流，凝聚不散。

中华民国最忠诚的盟友—美国，外交动向上，有异动的趋势，尼克松总统于就职演说（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中暗示，将与北京修好，同月二十七日的记者招待会中，希望恢复华沙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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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使台北感到不安的事实是，第一百三十五次与一百三十六次会谈间，相隔仅一个月，国务卿罗杰斯说，将来会谈的地点，可能改在美国境内或北京举行；

跟着，尼克松政府采取一连串的行动，向中国示好。计有：

．国务院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宣布，六类美国人可以观光身的访问中国大陆；从海外归来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价值一百美元的中国大陆制品。

．国务院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宣布，美国

公司可以与中共进行非战略性商品的交易，早先所定的限制美国公民携回中国大陆商品价值的规定加以废止。

．国务院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承认，美国第七舰队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已由定期改为不定期。

．白宫于同一天宣布，美国反对提供一中队F－4D型飞机给中华民国。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于一九七O年一月二十六日与二十八日投票通过，在军事援外法案中，将原供台湾购买前述一中队F-4D飞机用的五千四百五十万美元经费，予以删除。[1]

这些不平凡的迹象，台北当局愈来愈感到疑惑和不安，甚至忧虑。刚做行政院副院长的经国，乃奉父命，在“邀请”的名义下，五访美国。

此行任命，共为下列各项：

（1）台湾急于想知道，美国在华沙会谈中，它将作何种让步。所谓拟议中的“和平共存协定”，究系何指？

（2）要求美国重申，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大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席位。

（3）假如北京再次攻打福建外海的金门、马祖，尼克松是否信守艾森豪威尔任内，参院通过的决议案，提供援助？

（4）向美国提出对台独分子的关切，和更新军事装备问题。[2]

华盛顿虽向经国发出邀请函，也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诚如沈剑虹大使所说，这可能“是尼克松向他在中华民国的友人”一种“道别”的方式。

四月二十二日，经国和基辛格举行第一次单独密谈。事后沈剑虹问他，基辛格是否带给他任何重要讯息，“他只笑笑，未发一言”。尼克松、奇 -書∧ 網蒋正式会晤，“尼克松很有札貌的倾听，但是未作任何承诺。”[3]

五月十一日，罗杰斯致函参院外委会主席霍尔布莱德，表示国务院“对废除台湾决议案与其它三项决议案的建议案没有明确的意见。”

美国外交的态势，已非常清楚地表明，要改变历史了。

四月二十四日早晨，邀约台北各报驻美记者，同进早餐。餐点是特制的寿桃寿糕，借以庆祝他六十岁华诞。席间，恺切致词，强调“国家的处境虽然很困难，反共复国的前途，还是充满希望与光明。”[4]

九点散会，即驱车华府近郊的安德鲁(ANDREW)空军基地，飞往纽约，继续他的官式访问日程。

十二点十五的，在布拉萨大酒店前，发生阻击谋杀事件。这天是星期五，幸而还不是十三日，据一位现场目击记者的报导，是这样的：

“蒋副院长是于十二时十分离开下榻的庇尔旅社，在警车开道下，坐一辆专为迎宾的‘林蒙生’长形黑色桥车，驶往布拉萨酒店。庇尔旅社座落在酒店的左前方，仅距两条街之遥，副院长原拟步行前往布拉萨酒店出席美东工商协会（Far East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Industry）的餐会，虽然有人告以有捣乱分子在希拉萨酒店示威，副院长本人毫不介意。

中午的曼哈顿闹区，交通十分拥挤，只是两条街之距离，在警车鸣笛开道下，也走了约五分钟。记者的采访车紧随在车列中的第四辆位置，当十二时十五分抵达布拉萨门前时，即见约有二十五名学生（台独联盟）站在对街，手持标语向副院长座车狂喊乱叫，这个时候，也有不少纽约市民围在四周观看。

布拉萨酒店正门，有八级有红色地毯的台阶。蒋经国车抵门前，即由国务院自华盛顿派遣随同前来纽约的两名安全官左右护从，以及纽约市警察局的两名便衣警探殿后，步上台阶。正当副院长走完台阶将要进入正门之际，突有两名“台独分子”自正门两侧的大理石石柱后迅速闪出，分由两旁冲过警卫，图谋不轨，随在副院长后面的便衣警探之一亨刊·苏尼兹（Henry Suare）一把将自左边窜至的黄文雄抓住，但一眼又瞥见黄文雄手中握有手枪，遂立刻向另一便衣警探詹姆士·沙德叫道：‘注意，吉美，这小子手上有枪。’说时迟，那时快，蓄意行凶的暴徒黄文雄已举起手枪，瞄向蒋副院长身后，而蒋副院长此时正由守卫推动扇形转动门向内走去，该暴徒几乎是前脚跟后脚的向内跟进，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两名警探也已迅速扑到，詹姆士·沙德首先自腋下以擒拿手法擒向暴徒黄文雄引机待发的右腕，使枪声起处，子弹遂偏高射出，由于暴徒正在转动门的两扇玻璃折门之间，子弹乃穿门而入，嵌入旅社内楼大餐馆的墙上木壁中，副院长化险为夷，未遭暴徒所逞。待该暴徒挣扎着还想冲进旅社发射第二枪时，另一警探苏尼兹已用脚将转动门顶死，使暴徒夹在门折缝里动弹不得，另两名警卫遂会同沙德将凶徒缴械制服。

另一个涉嫌伙同行凶的暴徒蔡成竹（郑自才之误）在此同时，亦被两名警卫人员以擒拿法压倒在地。该凶手曾向警卫挥拳拒捕，记者见警卫毫不容情地以警棍向其头部猛击，致该凶徒血流如注，一副眼镜被打碎落地，警卫将其制服后，更将其头部压在路旁的石板上，直至警车将其载走。”[5]

经国访美的过程，在美国新闻记者眼中，算不到一件大事，倒是尼克松、蒋会谈当天，拉菲亚公园内“台湾独立联盟”发动的抗议示威，稍受注意。遇刺不遂，反而变成全美电视、报纸，最热门的新闻。

消息传到台北，当地时间是午夜零点三十分，蒋先生早已就寝，他的反应，报刊略而不登。老人闻讯惊喜交集，应是合理的推测。

两名凶手，（台独联盟称为义士）均来自台湾。三十二岁的黄文雄，就读纽约康奈尔大学，和他同年的亲戚郑自才，业建筑师。

他们的动机，非常明确，借暴力手段，杀害蒋经国。没有小蒋的台湾．立即面临继承人的危机，国民党政权即使能幸存一时，动乱不安，势所难免。因为，蒋先生是年八十四岁，失去爱子，将无法承受那样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培养新接班人，时不我与。

“台独”把这天称为“四二四事件”。经国虽有惊无险，大难不死，事后追忆，余悸犹存，如不幸成为安藤利吉第二，将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蒋氏家族的悲剧，可能是国民党的悲剧。

经国是基督徒，也许他归结为主的保佑，佛家则为因果之说。不管是哪种情况，险则险矣，何在，黄郑二位，稍为沉着冷静一点，他能逃此大劫吗？

出事当时，经国临危不乱，事后，表示“不足介意”，希望地主国从宽发落，是否出于他的内心？其从容不迫的气度，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领袖气质，至少甚获各方赞许。

尼克松变脸，经国已闷闷不乐，东部自由派的报纸，发言倨傲，外加盛气凌人，《明星报》的一篇社论，就非常挪揄地，奚落这位远东的盟友。它说：

“但是国民党的统治，假使是有效的话，依旧是外来的，几乎和日本人五十八年的占领，同出一辙。以国民代表大会为例，一千四百四十六名代表中，台湾人只占三十二席，尽管政府努力把省籍人士引进地方政府，内地官员仍有效控制上层结构。所有提高台湾民族主义的尝试，悉遭无情的扑灭，主其事者，即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那个加过冕的前秘密警察头子。所以，蒋经国成为可能与‘台湾独立联盟’有关的暗杀对象，毫不足奇，这个机构，很多台籍旅美人士，暗中予以支持。

尼克松政府所能做的，已经做了：包括道歉，增加安全措施，和不停地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6]

表面上，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可是彭明敏在调查局严密监视下，神秘失踪，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打个转，即前来密歇根。报章杂志，因不受政府的控制，有时候，又巧合地一鼻孔出气。这类文章，相信经国看不到，否则，比尼克松的告别式，更为难堪。

跑完全程，途经东京，经国于五月一日，重归故土。

抵达台北的时间，上午十一时，国际机场，出现万人以上的欢迎场面，新闻报导，说是“数年来全国各界欢迎出国归来之政府首长最热烈的一次”，诚非虚言。［7]

“热烈”的原因，与他遇刺有关，举岛上下，感到经国安危，和他们切身利益的紧密联系。正如蒋先生一九三六年，由西安回到南京那次一样受人爱戴。政府当局为了表示内部团结，促进民众的爱戴。正好利用此一时机，向劫后荣归的未来领袖，转达拥护之忱。《联合报》说：“这是历史上一种新力量的勃兴，一位新政治家的崛起。”至少，部分反映出，台北当时的人心。

纽约枪声，如果说有什么正面意义，则莫过于，把经国的时代向前大力地猛跨一步。

新时代看不到光明。无风无雨的好景，终成历史的追忆。代之而起的政治口号，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虽被很多人引为笑柄，但“变”字是未来十年的历史重流，蒋先生“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再无法适应了。

一九七O年十月，加拿大承认北京，和台北断交。跟着联大席位，发生动摇。美国过去曾连续十年，使用延期战术，即当此问题提出时，使其不能在大会中认真地讨论，获得成功。后来，改为“重要问题”，再维持十年。可是，随着北京外交成就的进展，这一设计，已不复有效。

一九七一年九月，美国以“双重代表权”的新战略，期保持台湾在联大的代表权，同时又宣布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十一月，僵持了二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顺利解决。合北的困窘、惶恐、 仿徨，以及愤怒，可想而知。但也同时给国民党高层的乐观派、保守派，当头棒喝，让他们从梦幻中醒过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放弃幻想，面对现实”。

就在被逐出联大的几星期内，除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会籍以外，台湾实际上已从联合国所有有关或附属机构退出。数月间，二十几个国家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的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国，外交部被讽刺为“绝交部”。[8]

再一步使台北更难堪，更寝食难安的大事，是尼克松翌年二月的中国之行，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再三保证，华府与台北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也不寻求台北与北京“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尼克松、周恩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台北却认为“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文件”。特别是提及四次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名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官文书用语。

九月，北京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远东区最重要的对象据点，再度失落。

外交上的颓势，和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前的军事形势，几乎完全相类似。唯一的区别，非战之罪。老实说，蒋先生的外交成就，当年败而不

乱败中求存，能维持二十年之久，已是空前奇迹。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腐并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我自巍然不动”。

转眼，第四届总统任期届满，台北势必把六年前的旧剧本，搬出来重演一次，老演员，旧剧情，自然没有什么新奇的感官上的刺激。勉强算得上新场景，一是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一是提名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说：

“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六天后，立法院以三百八十一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权。平常出席院会的委员，维持半数（二百人左右），这天到了四百零八，“几位身体不太好以及年事太高的委员”，都“一早到了立法院”。旅港四位委员，特地从香港飞到台北。

各方对经国期望之殷由陶百川先生的一段话，略窥端倪：

“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仍引《出师表》），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强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永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固大可为也。”[9]

说得具体一点，是经过突来的“大地震”后，台湾上下普遍的觉醒，寄望于经国，新人新政，救亡图存。

新阁不仅阵容新，气象新，活力也新，平均年龄六十一点八岁。人事调整，亦非过去那种打麻将扳庄的作法，彼此轮流，而是彻底换班。非但改中央，亦改基层。五月三日《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作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的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

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一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宏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亦有力的显示了台湾复兴基地的时代意义。正所谓地不的南北，人不分畛域的号召。而台湾省政府的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发本省同胞为桑梓服务，提供贡献。

第三是新阁人事的安排，或则见其新人的延揽，或则表示人才的新发掘，或则是人与事的新配合，又或则是对专家学者的重视，一开始便有一新观感，一新气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阁人事不少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摧长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县之长而跃任特别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10]

经国做副院长的时候，和戴笠做军统局副局长一样，实际上当家做主的就是他。严家淦虽是个供奉的神像，毕竟要供着，不宜过分喧宾夺主。何况，蒋先生只是半退休状态。

“香蕉案”[11]大快人心，外贸会主委，中英银行总裁徐柏园，因而丢官。事件发生，尚在副院长任内，他自己不爱钱，也最恨官员爱钱，就任院长，是放手大干的时机。所以，在他提出的“十大革新”号召中，廉能政治，高占榜首，且先从他的令亲王正谊着手。

王曾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兼中央公务人员购置住宅辅助委员会主委。因涉嫌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舞弊案，贪污美金十三万七千五百元，经国下令沈之岳收押侦办，经过三次庭讯，判处无期徒刑。(12)

如果，蒋先生继续当权，刑及王太夫人的亲属，办得到吗？

海关副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贪污受贿，判处死刑。

高雄市长杨金虎贪污，被判五年，杨妻加倍，刑期十载。

革除贪污的同时，禁止兼职，各部会首长及政务委员，纷纷辞去公私机关兼职，绝无情面可言。

经济方面的事务，经国原是外行。陈诚去世之前，没有他插手的机会，但是发展经济，为台湾未来唯一的生路，外交虽频遭挫败，假使继续保持高水准的经济增长，人民安居乐业，则无虑分歧分子的挑战和北京的统战攻势。

他的经济思想，散见其言论，从中可理解其经济决策的基线，吴立朝曾予以归纳，兹节录如下：

．自由制度，他说：“我们的经济社会，是架构在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我们尊重人民意愿，保障合法权益，维护自由贸易，在谋致经济繁荣的各项努力中，政府与民间，同为主体，同作贡献……。”

．统合平衡，他说：“我们策进经济建设的策略路线，注重于：农业与工业的均衡发展；公营事业与私人企业的合理分工；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同时并进；资本形成与资源供应的适当分配与运用……。”

．平等公开，他说：“政府的财经措施，不能仅从增加经济增长率高低来评断其得失，也要从其措施是否足以扩大或缩短贫富的差距来衡量。所以我国政府今后财经政策一定要以促进所得能有较平均的的配为目标。”又说：“今后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除国防，外交两部门外，悉交立法院公开审查。”[13]

简言之，以自由经济为手段，均富为目的，全部实现，当然不容易，做到八成，已非常出色。

体现上列经济思想的具体步骤，荦荦大者，如下列方案：一九七二年九月，宣布“加速台湾农村建设的新措施”，拨款五千万美元，作为加强农村建设之用。主要工业快速增长，农村劳力外流，农业呈衰退现象，任令发展，将影响全局。翌年十月，宣布九大工业建设计划，它们是：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高雄大钢厂、高雄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和挑园国际机场。[14]

九项工业设施，投资总额为六十四亿美元，筹措如此庞大的资金，即非易事，但经国说：“就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史实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本身没有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经济发展一定会受到影响和滞碍。”“所以，我们在未来五年中间，要为经济建设奠定一个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

事实证明，没有当年的远见和魄力，后期经济的起飞，和工业产品结构的升级，那就是缘木求鱼。

经国的一项信念，“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所以，一面从事经济建设，一面降低国防预算，从百的之八十的最高点降到百的之四十八点九（一九七四年）。

一九六五年，美援终止，而外贸年年高涨。一九七二年，出口增百的之四十八，进口增百的之四十七，总数六十亿美元，两年后的贸易额，升至一百四十二亿美元，国民平均收入，由一九七二年的三百七十美元，增至七百美元（一九七四年），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与新加坡。

外销产品，过去以香蕉、凤梨等农产品为大宗，改以工业产品取代，工人工资，获得提高，机器设备，更新换代，由劳工密集，渐变为资本密集。

七十年代的经济顺境，最重要的是，增强了经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江西时代，虽然，雄心勃勃，尝试过各种建设计划，究竟限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欲求大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九七四年，因中东石油危机，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台湾经济，深受冲击，经国剑及履及，及时定下“当前经济措施方案”，经济增长，固降为零增长，受伤害的程度，亦降到最低。

我们试看《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的评述：

“台湾的经济行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世界经济因高油价而出现萧条为止，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已经减缓蒋院长应付国际地位低降和北京威胁的难题。这个海岛发现到，即使没有外交承认，仍然能从事商业往来和维持非官方的关系，生活水准的提高，人民感激。油价提升，出口减少，使得一九七四年的经济增长降到零点，但是，台湾的因应能力，比别的国家强得多了，失业人口，并不很高。本地人对经济情况，略呈不满，较大陆居民的预期，则进步得多。”[15]

经国掌舵，经济上可得满分，殆无疑问。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某些方面，勉强及格，某些方面欲进又退，出现开倒车的现象。

兹以《大学杂志》的出现，为分水岭。

如陈鼓应教授所说“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南京时代的延续，‘政治流动性极低，国民党的整体性格更趋军守’”[16]，因唯我独尊，它成了“司令之神”和“福祸之缘”，凡任何人的言论、行动不合乎它的“路线”，随时可以大祸临头。

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写杂文出名的柏杨（郭衣洞），为调查局逮捕。导火线微不足道，只为了金氏出版社的一幅漫画－《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原刊《中华日报》，该报副刊，由柏杨妻子艾玫主编，按理这位作家不应该负连带责任。但是在原稿上找到柏杨的手迹，[17]于是用引证法，加以株连，以“侮辱元首”罪，捉进官里，进而扩大，再送上一顶“推行匪方文化统战工作”的“金箍帽。”

柏杨百口莫辩，军事检察官引用《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第八条、第十条和“军事审判法”第一百五十条，提起公诉，判处徒刑十年，送绿岛执行。

孙观汉博士的一段评语，读者不妨参考：

“几乎在柏杨判刑入狱的同时，警备总部开始软禁另一位作家李敖，一禁禁了一年两个月。最后，以‘涉嫌叛乱’罪，押到保安处，交军法审判。先判十年，又改判八年，这位深通史学的硬汉，‘在庭上一直一言不发’，法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有说话。’凭心论，李敖的文字，再泼辣、再凶狠，除了《文星》封杀以前的那篇《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的社论，对国民党略有不敬，枪口瞄准的也不过四组的谢然之。李敖下笔很审慎，他的自制工夫，超过雷震和殷海光，分寸掌握得很好。[18]

而且，自《文星》被禁后，他再没有发表文章的园地，他早是一个缴了械的勇士，靠收买天母美军的旧电器过日子，对这样才气纵横的‘跛脚鸭’，何必一定要使其变成猎物呢？

比柏杨、李敖案发较早几年的是殷海光案。殷先生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他的反共思想，系从自由、真理、人道主义出发’，而非‘为一党或一个政权的现实得失出发’。由此项分歧，激怒当局。

先逼殷先生辞台大教职，强迫接受教育部的聘书，派警总官员投送。一九六六年九月，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约殷去参加为奥国经济学者海耶克（F. H. Hayek）的座谈会，受‘便衣人员’的阻止，殷问：‘这是谁的意思？’对方说：‘政府的意思。’

继‘封口’‘封笔’‘封耳’之后，实行禁书和经济制裁，殷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甫经出版，当局一纸命令，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为理由，查禁没收。[19]

一九六七年，殷先生患严重胃癌，加上经济困难，美国某著名大学伸出援手，聘他来美从事研完工作，当局拒发出境许可。”(20)以上只是比较为人熟知的三个例子，没有确切证据，支持外界的指责，这些罪过，全有经国的份，但经国控制着台湾的情治单位，他手里操着生杀大权是客观的事实。即使，他一无所知，很多罪恶假他的名义而行之，背黑锅的仍然是他。

从思想的根源上，研究当局胡来的成因；这种病态的产生，一来是封建的余毒，一来是党化思想的病菌，蔓延扩散的结果，殷海光先生《政治的神经衰弱症》一文说：

“不仅如此，共党是我们的敌人。在‘共党意象’背后，遂隐藏着‘敌人意象（enemy-image)’。于是，‘共党意象’一经扩大，‘敌人意家也随之扩大。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若干标尚反共者就把他们视作敌人的人看作共党或其同路人。同样认为罪大恶极，同样视为眼中之钉，一概当在铲除之列。这样一来，他们满眼都是敌人。满眼都是敌人者，觉得天下之人对己没有丝毫善意，人人可疑，事事可虑，因此其内心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中。内心一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之中的人，情绪无法维持平衡。情绪无法维持平衡的人，对人对事也就无法产生健康的判断。从不健康的判断出发来对人对事，又常觉人人不可靠，事事不顺眼。这么一来，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一经形成，便成为一条牢结不解的铁链子。这条铁链子把这样的人士死死套在里面，让他们在里面兜圈子，象走不出迷津（maze）的老鼠一样，无论怎样都不能从这自造的心理死结中自由解放出来。”

一位文学家，感慨系之的说：

“非常奇怪，对任何一件影射到它的好事，充耳不闻。未必是影射到它的坏事，必定非向自己身上套，穿凿附会，惊恐万分。”

情治党工人员的低能，不学无术，和上级推行的过分保护主义，相互结合。连续了达五分之一个世纪。

台湾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要不噤若寒蝉，要不备尝迫害之苦。

这样的局面，在没有外力的冲击下，诚然可以好恶我自为之。进入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局势的激荡，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及知识青年的大量涌现”，过去的顽固军守，再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因此，当局因应，出现“保钓”运动发展成的“自由化运动”，进而“政治改革运动”。

运动产生的背景，据陈鼓应的的析：

“经济发展固然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繁荣，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政治问题——有受民主政治教育的新生代知识分子纷起要求较多的民主与合理的改革。加之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历史包袱，因循苟且地拖到七十年代。它的‘合法’统治地位因着国际身分的变动，而面临重大的危机。一九七一年十月，它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为中共的北京政府所取代。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纷纷转移他们的外交承认。

在内政方面，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大陆时代的中央政府体系，‘中央民意代表’继续连任形同终身职，他们早已丧失了反应新的社会情况的功能了。因此，它作为民意机关的代表性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府合法性也越来越引起怀疑并受到挑战。

一九七一年发生钓鱼台岛事件，是为触发青年变革要求的契机，也为新生代向元老派挑战的成熟时机。

台湾东北方的一系列小岛，在历史上一直属于中国的领土，并且台湾的渔民一直使用着它们。但是由于在那儿发现为石油地带，因此日本竟宣称要加以占有并属他们所有。一九七0年底美国归还琉球时答应将钓鱼台列屿转交日本，由是激起海外留学生和岛内大学生风起云涌的保土运动。

面对日本欲占据钓鱼台岛的举动，国府缺乏具体的对应行动，并对知识青年的爱国运动给予诸多的牵制。因而这一保土爱国运动遂由对外反抗侵略转而对内革除弊政。

当保钓运动的方向由外向内移动时，在校园内，学生运动发展为：自由化运动与社会服务运动。在社会上，则由各大学校友为主（包括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归国的留学生及新兴青年商人等成员），以《大学杂志》为发言台，推动着政治改革运动。”[21]

自雷震判刑，《自由中国》停刊，将近十年时间，台湾的言论界，进入冬眠期。《文星》月刊甚至是非政论性的刊物，亦遭封杀。但以杨国枢为首的新生代，突破现况，重登言论广场，他们毫不畏惧地表达意见，“呼吁国府权力机构的调整与革新，要求重新改选‘中央民意代表’”。

一九七一年十月，杂志的主要成员张俊宏、陈鼓应、许信良、丘宏达、杨国枢等十五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国是诤言》，对当前政治提出共同主张。

接着是《国是九论》，同期陈鼓应发表《开放学生运动》一文，台大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的盛大辩论，听众踊跃，校内校外，风起云涌。

当局一反常态，非仅没有压制，且予鼓励支持，一九七0年十月经国派秘书长张宝树，通过张绍文的介引，邀请陈鼓应、王晓波等举行座谈，彼此沟通，相互交流。经国自己，以救国团主任身分，纷纷召见青年学者和学生领袖，听取他们对国是的意见，提倡“青年要多讲话，青年要关心国事”等号召。

用中共的术语说，这是台湾知识界的“鸣放时期”，也有些捷克在亚力山大·杜布切克主政，实行自由化时期的活泼开放继或称为“台湾之春”。

热烈讨论的主题为：争取参与权；要求言论开放；抨击舆论垄断；呼吁解除戒严令；呼吁人权保障等等。

其中若干点，触及国民党的要害，过去不许提，不敢提，国民党的容忍、开明，的确超出无数人的意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早春呢？认真观察，那是经过巧妙设计的高招，即“政治艺术”之谓。

经国能继承父亲的权力，而不能继承父亲的声望。国外容易，多跑几次东京、汉城、曼谷，多亮相，知名度就逐渐高升。在国内，要慑服人心，特别是知识界，就要靠处事作风，政策效果，他的形象，一面是官方蓄意制造的“青年导师”，一面是民间自然形成的原型－“恐怖人物”。

改变此一形象的办法，是利用台湾面临的危机时刻，有限度的开放言论，知识界能有宣泄情绪的机会，它就不可能过分积怨于政府，而找其它发泄的途径。

国民党内的元老派，不尽服膺经国的领导，他正好利用青年一代求变的心理趋向，向元老派摊牌夺权，排除阻力。

利用这机会，为国民党僵化老化的官僚层，吸入新血。李钟桂、施启扬、关中等，因而摇身一变，扶摇直上。

经国凭这几下惠而不费的措施，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他被海外一位学人，称为“伟大的政治家”，并说“蒋经国先生为台湾的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

这位先生，还举了两个实例：

“二、三年前殷海光先生遗孀能出境来美定居，便得之于经国先生之亲自批准。殷夫人访美第一站，来西雅图舍下，亲口道及此事，我们也很感激。以后殷海光嫡传弟子之一，曾任台大哲学系讲师而是台籍青年的英锐之刘福增先生，也得蒋氏特准，而能排除猜踏，得遂留学深造的宿愿！”[22]

中央研究院院士许淖云先生，甚至对沈之岳发出“肯定的赞美”，留下“难忘”的“极深印象”。[23]

‘冶大哲学系师生事件”，或“民族主义”座谈会，当局能从宽处理，未始不是改变观感的做法。

然而，早春三月，不管多么喜人，终经不起西伯利亚横扫的寒流。

《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在党报《中央日报》刊出（一九七二年四月），强烈意味着，当局开始收了，该文借批驳陈鼓应对学生运动的论点，抵制革新思潮。当局为了扩大这种意识流，“前后印行六十万册，广泛的发到军中、学校及公营机构，令中学生写报告”。

由《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引起的一场论战，当局更是不安，连原任职中央党部的张俊宏，亦被解职。政治气压低迷，初期的改革运动，暂告段落。

总的来说，这一段时期的蒋经国时代，有正有负，负大于正。

注释：[1]沈剑虹著《使美八年纪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第6页。

[2]同[1]。

[3]同[1]。

[4]作者应邀在场。

[5]杨镇著《蒋经国遇刺目击记》，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0年五月九日。

[6]“Washington Star，，April 25, 1970．

[7]台北《联合报》，一九七0年五月三日。

[8]江南著《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台湾日报》，一九七0年。

[9]同[7]，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廉能之治与志士之气》。

[10]同[7]，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

[11]香蕉案主角是高雄青果社理事主席吴振瑞，于该社二十周年纪念时，大送真金果盘，打击对象徐柏园。

[12]伍三思著《王正觉失足千古恨》，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13]詹立朝著《台湾经济的稳定与成长》，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

[14]《蒋院长行政工作口头报告》，台湾《中央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版。

[15] Tillman Durdin, "Chiang Ching-Kun's Taiwan" Pacific Co-mmunidy. Oct. 1975.

[16]陈鼓应著《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新生一代的改革运动》，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二年四月。

[17]孙观汉编《柏杨及其冤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第27页。

[18]李敖著《千秋评论》（一），台北四季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第133页。

[19]黄展骥著《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六七年六月，第二卷第6期。

[20]《政治神经衰弱症》，台北《自由中国》，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

[21]同[16]。

[22]谢文著《从海外遥望：蒋经国在合湾象征什么？》，台北《大学杂志》一九七三年七月，

[23]同[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