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页 | 宣传-刘海龙 | 阅读 ‧ 电子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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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中国共产党宣传观念的冲突与体制化

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儿女》上演。此片取得巨大成功，一直到今天依然作为红色经典长演不衰。这部电影改编自巴金反映朝鲜战争的中篇小说《团圆》。故事的主线是主人公王芳的哥哥王成在战场英勇牺牲后，作为文工团员的她受到哥哥事迹的鼓舞，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勇敢开展宣传工作。这是一部宣传英雄主义的影片，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宣传自身的故事。电影中王芳创作了宣传王成英雄事迹的歌曲，但是政委王文清（即她的生父）却认为歌词的后半部分过于悲伤，缺少积极向上的精神。经过启发，王芳重新写作，终于写出既感动人又鼓舞人的歌词。影片中这首名为《英雄赞歌》的歌曲今天仍然脍炙人口，知名度甚至超过了影片本身。

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宣传本身竟然成为宣传的内容。尽管电影中王成“向我开炮”这句台词让人印象深刻，但这部电影要表现的重点不是王成的英雄事迹，而是将它包装、重新赋予意义和宣传的过程。魔术师总是希望向观众隐瞒自己的手法，但是把宣传者的后台行为展示给观众不但没有降低影片的宣传效果，反而强化了观众的认同感。宣传不仅成为日常生活中见惯不怪、理所当然的现象，而且具有正面的意义，以致宣传本身都能起到宣传的作用。这一现象缘于中国独特的宣传语境，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1949年以来宣传社会化、社会宣传化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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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把延安时期发展成熟的宣传体制推广到全国。最明显的变化是宣传的范围扩大。不再只局限于一个地区，而是扩大到了全中国，情况更加复杂。其次是宣传的对象有所变化。延安时期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农民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而1949年后，加上了文化素质较高的城市居民，而且他们长期生活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对宣传的内容缺乏认同感。第三是宣传的内容有所变化，由围绕军事斗争的宣传，变成以经济建设宣传为中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宣传的形式有所变化。延安是一个军事化的政权，共产党由上至下管理着一切事务，宣传主要是党组织内的传播。而1949年后，宣传的对象不仅数量增加，而且更加复杂，此时的传播形式，变成了以匿名的大多数为对象的大众传播，对受众的控制更加困难。

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四个措施应对上述新变化。一是通过建立群众宣传网络，将宣传渗透到公民日常生活之中。二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三是结合具体环境，对延安时期的新闻与宣传体制进行调整，建立起有利于政权的宣传体制。四是对新解放地区，尤其是城市的大众媒体进行接管和改造。对于传播观念的考察来说，前三个措施是本书关注的重点，第四点现有的新闻通史已有比较全面的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上一章已经讨论过，本章将重点研究群众宣传网络建设和新闻宣传体制的调整。

“使我们的国家整个地变为一座伟大的学校”

宣传网：宣传的组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最大任务是巩固政权。让广大群众对新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政策产生认同感，是巩固政权的基础。当时全国的共产党员只有448万，各地的宣传干部更是捉襟见肘。据官方文件，1951年各中央局宣传干部较多的地方是20余人，西南局宣传部只10余人，新疆分局宣传部除一个部长外再无其他工作人员，地委宣传部往往只有部长而无其他工作人员，西南及中南有些地委根本没有宣传部长。县一级宣传部则更弱。在党组织较健全的河北省，其邢台地委所属16个县，有6个县无宣传部长；在知识分子干部较多的浙江省，77个县中只有48个县有宣传部长，川南35个县，只有5个县有宣传部长。

面对新解放的广大地区，必须在组织建设之外采取非常措施，建立有效的群众宣传组织。经过前一年在东北厂矿、北京和上海市区的试点，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按照该决定，每个党支部都应挑选党员、青年团员和“支部周围的人民群众中自愿在党的领导下担任宣传工作的劳动模范和其他革命积极分子”担任宣传员。宣传员的任务是用简单通俗的形式向周围的人民群众进行有关国内外时事、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的宣传解释，批判谣言及错误思想。此外，还应经常将人民群众中的情况向党的组织报告，以改进上级宣传工作。

除了基层宣传员以外，宣传网中还设立了报告员。报告员一般由各级党员的书记或委员担任，是一种“高级宣传员”，并且是宣传员的领导者。顾名思义，每个报告员必须每两个月向城乡群众的集会和代表会做至少一次政治报告。

中国宣传网的宣传员、报告员制度模仿了苏联的鼓动员和宣传员的模式，背后的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普列汉诺夫对宣传与鼓动的区分（见第四章），将日常人际宣传与固定的正式的群体宣传结合在了一起。

1951年5月7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宣传网建设成为“把党的群众宣传工作经常化”的重要措施。胡乔木在讲话中指出，要按月发布宣传要点，由省市县各级党委按月召开宣传会议布置宣传任务，将各机关各团体的宣传组织、宣传站、宣传队、居民小组、文化馆、读报组、收音组、识字班、民众夜校、黑板报小组、广播小组和各种宣传工作中的积极分子联系在一起，变成有组织的宣传队伍，并运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代表会、控诉会、展览会等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他提出：

在一切群众活动场所，例如工作场所、娱乐场所、游览场所、旅行场所、交易场所等等，进行适合群众需要的经常性的宣传，使我们的国家整个地变为一座伟大的学校。

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推动下，宣传网建设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人民日报》连续刊登各地宣传网的建设情况和正反经验，督促各级党委建立宣传网。尽管宣传员数量的增长有形式主义的嫌疑，但是到1952年底为止，全国宣传员与报告员总数已经达到近400万（见表9–1）。宣传员并不完全与党员重合，但均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等于增加了党在基层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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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宣传网建立初期的规模增长

宣传网建立初期最大的困难是宣传员的遴选。在党组织系统外再设立宣传员职位，给党员增加了负担。由于党员数量有限，在基层地区要发展大量非党员成为宣传员。不少基层宣传员缺乏宣传能力，必须针对宣传员投入大量的动员与培训工作，很多宣传流于形式。随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经济建设成为中央工作重心，宣传网的宣传重点也转向了将政治宣传与生产宣传相结合，在工矿企业和农村选拔生产模范对群众进行技术指导，取得了更理想的效果。

宣传网建立之后，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增产节约、爱国卫生等运动中发挥了动员作用，然而从宣传观念的角度来看，宣传网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宣传网通过挑选在群体中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进行传播，激活了日常人际网络与共产党组织的连接点，使国家权力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通过建立宣传网，新中国成立之初尚显薄弱的党组织对基层的渗透与控制能力大为增强。这些宣传员的角色丛中既具有工作模范的角色，同时又具有贯彻党的宣传意志的宣传员角色。现在看来，宣传员宣传了什么政策或取得了什么宣传效果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代表国家权力和意志的宣传在宣传员与群众的日常接触中被自然化与正当化。

由身边熟悉和信任的宣传员发起或主导的谈话、演说、传递消息、读报、广播、快报、书写和绘制宣传文字图画表格、墙报、会议（座谈会、漫谈讨论会、技术会议、晚会……）、宣传牌、宣传台、流动红旗、光荣册、光荣榜、照片、文娱活动等宣传形式把国家政权具体化，并通过日常人际影响中自然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一直伴随在他们左右，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被宣传体制过度渗透的社会，实现了“把国家整个地变为一座伟大的学校”的目标。

宣传网制度虽然在建国初很短的时间内起到了将政治社会化和社会组织化的重要作用，但是毕竟有其先天不足，如建设时间仓促，人员构成良莠不齐，没有专门编制，缺乏统一组织和领导等。当共党的基层组织逐步建立后，社会宣传走向正规化与日常化之后，作为一种临时的组织，宣传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宣传活动已经实现了常规化的机构，很早就撤销了宣传网。比如武汉市委在1953年5月就做出了撤销机关和学校中宣传员组织的决定。中共中央也在当年8月将此做法推广到全国。1956年之后，党报中关于宣传网的报道就已经大为减少。1958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认为宣传网在许多地区已经名存实亡，故不再作统一规定。

宣传网是一次建立独立的全国性宣传组织的尝试：试图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组织外专门设立一个垂直的部门来完成群众宣传与动员工作。事实证明，由于缺乏组织，很快这场运动便流于形式，甚至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还产生了冲突：

随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制度的日益烦琐，这一制度神秘化、封闭化及形式化的弊端初显端倪，重形式轻实效，重组织轻服务的问题日益突出。很多地方的宣传员、报告员，由于党委缺乏认真的领导，以至不能经常起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宣传网组织甚至形成了独立于党、政、工、团之外的另一套组织机构，设有“留网查看”的处分和“组织介绍信”等专门规定。

宣传网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媒介技术的发展，这一点之前的研究者很少提及。宣传网是利用人际传播进行的基层群众宣传。尽管不少传播研究都证明人际传播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由于大部分基层宣传员政治水平有限，结合生产进行宣传尚可，政治宣传确实强人所难。蓬勃发展的广播正好弥补了政治宣传的不足。20世纪50年代也是广播事业大发展的时期，据统计，1956年底全国广播电台的发射总功率比1952年增加了4倍，全国有线广播站发展到1458个，比1952年增加3.4倍，广播喇叭达到50.6万只，比1952年增加 28.5倍。广播可以直接将中央的政治宣传传达到基层，提高了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和影响力，替代了宣传网的一部分功能。

作为一个象征物和断裂，宣传网的出现与消亡将中国的宣传社会化的发展过程显现出来。它揭示出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国家宣传网络如何由非正式转向正式，最终消失在既有的政治体制之中，遁于无形。

读报组、扫盲与政治课：政治社会化

除了宣传网以外，新中国成立初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有效措施将政治社会化。其中与大众传播最相关的是读报组的推广和扫盲运动。

早在延安时期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就在农村和部队建立了读报组。进入大城市之后，这一做法被推广到城市居民之中。以上海《解放日报》为例，在1949年刚发行时，发行量一直在10万份以下，相比于被停刊的《申报》、《新闻报》等不下30万份的销量来说，影响非常有限。再加之同期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普通民众对订报阅报缺乏积极性。为了打消市民顾虑，提高影响，《解放日报》集中力量进行了通讯员网络和读报组建设。

具体来说，《解放日报》在沪东、沪西通讯站设专门管理读报组的接待站，召开座谈会交流经验、组织时事讲座。报纸选拔1156名读报组积极分子参加通讯员学习班，将业务刊物“通讯员”改为“通讯与读报”，后来又将其改成单独编印“读报员参考”，印数增至10000份。1952年9月开始在《解放日报》专门在四版中间每天刊登“读报员参考”。将每天的重要消息改写成比较通俗的文字，使读报员能抓得住当天报纸的重要内容。每天有2～4条，每条450～ 600字，对“读什么”“怎么读”进行指导。除此以外，每天该版还有两道“讨论题目”、每周无特殊情况还有一次“时事测验”。

每周“时事测验”考察读报组一周的读报情况，题目覆盖每天的读报内容，先用“是非法”、“填空法”让读报组群众搞清所宣传的方针政策的根本点；“问答法”集中于当前具有宏观指导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像9月份三次“时事测验”中两次都关于“党的建设”：“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为什么还要整党整风？”（8日）“上海市整党建党工作，为什么要以建党为主？”（29日）

1951年中央号召建立宣传网以后，已经建立的读报组和通讯员网络又成为了宣传网的重要结点。尽管目前看的材料大都取自官方文件或参与者角度的回忆，读报组的实际效果方面的材料还有待挖掘，但从传播观念来看，这些措施背后具有明确的将社会纳入政治系统的动机。

读报组对扩大报纸影响，毕竟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还是让大众，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民众有条件直接接受政治的影响。列宁曾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他认为，只要存在文盲，政治教育就是不可能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总人口的5.5亿人中，有80%以上是文盲，农村文盲率更是高达 95%，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不过20%左右。有鉴于此，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便把扫盲列入了教育工作的重点。1949年12月 23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争取在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1950年6月1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12月14日政务院批准并转发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

1952年11月15日，政府在机构改革中设置了“中央扫盲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等部门。扫盲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扫盲运动不再是教育问题，而成为了政治问题。中共中央在《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1958年，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扫盲协会会长陈毅在18个省、市、自治区的扫盲先进单位代表座谈会上指示：要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改变中国又穷又白的面貌。

因为有了以上目标，50年代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扫盲运动开展得最集中，也是最有成效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运动的三个高峰均产生于50年代，它们分别是1953、1956和1958年。第一个高峰是由于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在全国的推广，第二个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协会”的成立，第三个是由于扫盲运动的“大跃进”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

扫盲运动除了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外，也是对接受者尤其是农村接受者进行政治教育的良好时机。首先是因扫盲聚集起来的人群为政治课提供了机会。扫盲学校一般同时开设有政治课程，并且有的还有专门的政治教材。

更自然的是在扫盲的学习材料中渗透进政治教育的内容。1952年，《人民教育》围绕编写《农民文化课本》展开争论，对脱离政治、经济和学员生活实际的单纯识字观点提出了批语，提出只有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扫盲识字运动才是有意义的。识字是手段，不是目的，扫盲的真正意义在于使广大工农群众认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与责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当时国内外政治斗争的趋势和特色，为巩固政权服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扫盲的识字工作便兼有政治教育工作的性质。如1955年教育部认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本年10月出版的《农民识字课本》（第一册）中“大口小口，一月三斗”一句与目前的粮食统购工作有抵触，下发通知要求将该句改为“大口小口，十升一斗”。另外在《民校识字课本（三册）》中是这样介绍国旗的：“美丽的旗、庄严的旗、革命的旗、团结的旗。四颗金星，朝着一颗大星，万众一心，朝向人民革命。我们爱五星红旗，像爱自己的心；没有了心，就没有了生命。我们守卫它，它是我们的尊严。我们跟随它，它引我们前进。革命的旗，团结的旗，旗到哪里，哪里就胜利。”

和扫盲运动几乎同步进行的是文字的改革。为了让普通民众更容易学习汉字，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对汉字进行简化。1955年10月《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经全国文字改革会讨论并通过，517个简化字分四批向全国正式公布推行。第二是1958年2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51年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时就使用了拼音作为“拐棍”，受此启发，文字改革没有采取提倡者吴玉章所主张的激进的汉字拉丁化的建议，而是把拼音只作为一种辅助学习汉字的工具。事实证明，拼音的引入确实给扫盲带来了新的活力。

文字改革委员会为了推行拼音和便于阅读，将文字排版方式由原有竖排改为由左至右的横排。新闻出版署规定，今后报纸和教科书一律改为横排。自1955年开始至1956年，《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先后改为横排。

在文字改革过程中，不少人把它与秦始皇的“书同文”相提并论。文字改革不仅是书写方式的便利化，它本身还是政治权力的宣传。“新”文字象征着“新”的国家权力，使用全新的文字和排版方式，就是对现有政权权力的认可，对“旧”文化及其所依附的制度的否定。文字作为国家权力的载体，进入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之中，要求他们为政权的正当性背书。

通过扫盲运动脱盲的大量基层干部和群众（1953年是295万人， 1956年是743万，1958年是1000万）成为了列宁所说的“处于政治之内的人”，他们成为了大众媒体宣传的潜在受众。扫盲和颇具争议的文字改革还产生了另一个更具有深远意义的结果，这些一开始就学习简化字，接受横排版式，阅读新华体的国民几乎没有能力阅读共和国建国前繁体竖排的文字资料，更不必提更早用文言文写作的古籍。无形之中，“新”中国制造了一个文化上的断裂，对于居于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他们能够接触和阅读的仅限于在1949年之后生产的文本。这些措施为政治宣传制造了一批理想的受众。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新闻出版机构进行了登记和接管，然而1949年前的出版物毕竟还无法一夜之间完全消失。对群众宣传威胁最大的是个人经营的租书店和流动摊贩仍然在继续租售通俗读物和连环画。据文化部1955年的统计，当时省会以上城市约有租赁书籍和连环画的店铺、摊子和流动摊贩一万个以上，其中八大城市就占了约七千个左右。在这一万个铺摊中，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出租旧小说，其余都是出租连环画。估计全国租书铺摊共有图书二万种以上，一千万册左右，读者每天达一百五十万人次左右。这些旧出版物的存在是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障碍，它争夺了中下层民众的注意力。

从1955年开始，政府对租书摊铺进行了整顿。管理者们意识到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取缔或收换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而不改造租书铺摊和其他有关行业，或者只注意取缔或收换坏的图书，而不同时输送新的适宜于水平低的读者阅读的有益无害的图书，那都是效果不大的。”

整顿工作首先是对书刊进行处理。对于“极端反动和极端淫秽的”予以查禁，这类图书的例子有《我的奋斗》、《中国之命运》、《蒋先生奋斗史》、《请看今日之华北》、《苗疆风云》、《科学原子弹》、《第一号勋章》、《性史》、《淫妇性史》、春宫图片等。对于“淫秽的色情小说和荒诞的武侠图书”则进行收换。这类图书有《云破月圆》、《红杏出墙记》、《蜀山剑侠传》、《青光剑侠》等。收换的比例为基本是二比一的比价，即二元旧书换取一元新书。

予以保留的图书包括：①“五四”以前出版的图书（但将古典文学中的淫秽文字编辑成书如《金瓶梅补遗》等不在保护之列）；②“五四”以后的一般新文艺作品，如郁达夫、沈从文等人的作品；③鸳鸯蝴蝶派作家所写的一般谈情说爱的“言情小说”，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④虽有一些色情描写但以暴露旧社会黑暗为主的书，如《如此人家》；⑤一般的侦探小说；⑥神话、童话及由此而改编的连环画；⑦真正讲生理卫生知识的科学书。

其次要求书铺和书摊进行登记和领取营业执照，同时文化部门和街道办事处要经常召集书铺书摊人员座谈，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和业务指导，并且进行经常性的检查。

再次是对上游的私营印刷、出版、发行和照相业加强领导和改造工作。

最后是对以青少年为主的群体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增加文化产品的生产，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对他们进行引导。

通过这一系列“综合治理”，加之对媒体与出版机构的接管与改造，50年代的信息环境实现了“一元化”的目标。之前不少远离政治的普通人也第一次被政治包围。为了进一步对青少年进行塑造，新中国在学校中开始设立政治课。

于光远认为新中国政治课的首创者是陆定一。早在1948年，陆定一就提出要对人数多、可塑性大的中学生开设政治课，并把它作为正式学校课程。在中宣部的推动之下，新中国第一批政治课教材《中国革命读本》、《政治常识读本》、《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问世，并开始系统地培养高等、中等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师资。政治教育不只体现在政治课上，而是渗透于所有人文学科之中。因此在“三反”运动中，让高等、中等学校的教师挨个“下水”、“洗澡”和“过关”，政治立场和思想不合格的教师调离人文课程，只教技术课程甚至开除教职。

通过这一系列政治社会化的措施，政治成为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学校。这一观念在毛泽东“文革”前夕发布的《五七指示》中发展到极端。《人民日报》在经毛泽东审定过的社论中这样诠释这一指示的核心思想：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7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政府通过一系列社会政治化的措施，对新中国的信息环境进行了根本性的整顿，初步实现了一元化的目标。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使得个人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处在被他人与自我监控的状态。同时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制造了大量标准化的个体，从清末开始的“唤醒民众”的工作到此才真正实现。这些被政治化了的大众成为宣传的理想受众。但是为了让大众有统一的反应，仅仅有一体化的信息环境还不够，还必须让他们具有相似的感情与反应，这主要通过制造象征来完成。

制造象征

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中的权力诗学时，曾专门探讨过革命的象征和意象。她借用吉尔兹的理论，总结了那些能够让革命政治权威具有正当性的“文化架构”或“主导性虚构”（master fictions）。这些与特定文化，甚至与更普遍化的文化产生共鸣的象征符号最终将建构起民众对于权力代理人的认同。

近现代中国的宣传也制造了大量这类象征符号或意象，来自西方革命传统的旗帜、进行曲、纹章、图像、服装、词语和修辞等在20世纪大量涌现。50年代是这些象征符号产生的高峰。尽管和更早的延安时期、表面上更繁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这个时期似乎平淡无奇，但是它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延安时期的象征符号和意象被加以重新定义和规范，并为后一时期的象征符号泛滥奠定语法规则。

在新中国的象征符号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毛泽东的形象。在近现代的革命中，领袖人物本身往往成为政权的象征。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对毛泽东视觉形象的制造。而延安时期当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之时，关于毛泽东形象的象征符便大量增殖。赵超构在1944年访问延安时就注意到这一现象：

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

以陕北民歌改编的《东方红》、《高楼万丈平地起》等革命歌曲将毛泽东的形象与太阳联系起来，将原始宗教中太阳图腾的集体记忆与革命领袖的形象勾连在一起。但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形象还缺乏统一管理，处于自发状态，它与其他形象的关系也未清晰地定义。比如当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墙上就既有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也有蒋介石和毛泽东、朱德的肖像。在中共七大的会场上，毛泽东像与朱德的侧面头像也并列出现。毛泽东的形象在延安时期已经开始成为党的象征，但并未获得绝对的地位。

1949年后，毛泽东并没有统一的形象。1950年初，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萨空了看到美国一家报纸在报道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消息时，所刊登的毛泽东照片还是在延安时期拍的，和身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相比，相形见绌。于是萨空了便建议为毛泽东拍摄一张标准像，迅速向国内外发行。此事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于是有了第一张毛泽东的标准像，据说仅1951年，这张标准照便印制了2000多万张。其后1951年、1959年、1964年中央又先后公布了其他三张毛泽东的标准照。延安时期斯诺和斯诺夫人所拍摄的毛泽东像更为延安以外地区的人们所熟悉，在斯诺夫妇的镜头中，毛泽东是一个不修边幅，稍显柔弱的文人形象。但在标准像中，毛泽东则成为一个端庄、慈祥、从容的政治领袖形象，身穿得体的中山装，不再是松松垮垮的粗布军装。这些标准照随着《毛泽东选集》、宣传画、大会、游行等活动进入民众日常生活。

表现毛泽东形象的雕塑与浮雕则标准化程序稍逊，除了具有权威性的王朝闻的作品外，大量毛主席像章的制作均由不知名的作者完成。据估计毛主席像章品种在一万种以上，数量在28亿枚以上。大量不知名的作者一起共同制造了毛泽东的象征符。

毛泽东的形象具有强烈的政治寓意。当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地纷纷建造自己的大型雕像表示不满时，中共中央1967年7月13日的指示明确表示，塑像就是政治：“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像都应当保障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传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毛泽东形象具有政治象征不仅是制造者有意塑造的，接受者也不断地生产自己的意义。在公布第三张标准照之后，便有群众认为半侧面像只突出一只耳朵，且左眼珠偏上，似乎毛泽东在“偏听偏信”。于是便有了1964年公布的第四张正面露出双耳的标准照。这张标准照给人的感觉是：“无论在哪个方向看，主席的眼睛都在看着你。”

将毛泽东身体的神圣化本身也产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当作为普通的身体与象征符号的身体产生矛盾时，宣传体制所制造的整个符号宇宙的正当性也会受到威胁。例如不止一人在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提到当意识到毛泽东也可能死亡、排便或者育有后代时，他们的整个信仰体系便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下面这个故事更展示出了欲望与政治之间的冲突：

1977年，一群雕塑家在北京为毛主席纪念堂塑像。毛泽东身体姿势的选择，让这些雕塑家争执不休。在供选择的两个方案中，一种姿势是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双腿分开；另一种姿势则是两腿叠起。在两种姿势中选择一个，这个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却让身负重大政治责任的雕塑家们深感焦虑。当他们初步确定采用更为庄重的双腿分开姿势的时候，一种反对的意见让他们为难：由于塑像高度的关系，前来凭吊的人其头部视线正好对着双腿分开的毛泽东的裆部！踌躇再三，雕塑家们最后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林肯纪念堂的林肯坐像。林肯的坐姿正是被中国的艺术家们所回避的那种“不雅”的姿态（当然，让美国人觉得尴尬的可能是另一尊被他们悄悄放置在华盛顿历史博物馆角落的华盛顿像。这尊全身像把华盛顿塑造成了不伦不类的古希腊神祗的模样）。毛泽东形象的神圣性是国家权力正当性的象征，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他屡屡在关键场合，用亲自出场来力挽狂澜。最典型的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八次亲自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上百万的全国青年。

毛泽东的形象与身体所构成的丰富的象征话语资源并不是自发形成，这一象征的运用在50年代被小心谨慎地规划过，目的是将它模糊的含义变得更加清晰。例如一到重大节庆和纪念日，中共中央就会详细地规定应该挂什么人的像，次序如何安排等。比如对1950年国庆节中共中央就作了如下规定：

在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用八月一日登报的面略向左平视的像，该像已由新华书店大量印制，过去各地所挂开口像片及仰视像均取消不得再挂），但游行群众则应抬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五人的像。

第二年（1951）国庆，会场仍然只挂毛泽东像，但对游行时抬像的规定更加具体，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为毛泽东、孙中山；第二排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第三排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下是各国人民领袖像。而1954年国庆的抬像又有新的变化。第一排自左至右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第二排为孙中山；第三排为马恩列斯。这里并不想再探讨上述排列变化背后的政治意义，那已经超出本书的主题，这里想说明的是宣传部门对于象征资源的使用规定得十分细致，试图建立起一个标准的、各地完全一致的象征。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1952年五一庆祝活动时，规定游行时所抬画像安排为：第一排马恩列斯，第二排毛刘周朱，以下是各国领袖。但10天后中央便对这个顺序进行了调整，改为第一排自左至右孙中山、毛泽东，第二排刘周朱，第三排马恩列斯。这种精致的象征符号语法慢慢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形式美学和政治学，以至于排名、形象本身成为了宣传系统中象征政治权力的重要部分。

除了通过领袖的个人形象建构新的权力体系正当性外，其他符号也被加以创造性地转化，比如当天安门广场的空间进行重新设计规划之后，天安门的意义被转化为领袖居高临下检阅群众的场所，天安门与领袖的这种关系使它同时具有象征权力正当性的功能。除了建筑和空间外，一些事件也成为象征资源，其中最典型的是长征。通过50年代的叙事转换，长征的意义逐渐由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成为政治正当性的主要来源之一。长征以及相关的象征性意象在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被形象化和固定化。

并不是所有与权力正当性有关的象征都可能被认可，对于一些缺乏改造可能的象征或具有固定含义的象征，则被否定。这些不在场的符号也为新政权的革命性提供了注脚。例如1961年中宣部就发布了不要用龙来象征中国的通知：

帝国主义者常常利用龙的形象，和传说中龙的可怕，影射和污蔑中国。长时期中，龙是中国封建统治的象征。它的形象也很难看。因此，今后在文字、图画和其他形式的宣传品中，在对外宣传中，在展览会的布置和装饰中，在各种庆祝活动中，一律不要再用龙来象征中国和中国人民。

除了象征性符号外，新的修辞方式也逐渐成为“新中国”的名片。从延安整风时期开始，“文风”问题便是改造的对象之一。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将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分成了两个潮流，一是继承了五四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潮流，另一个则是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即要批判的“洋八股”。他号召学习“人民的语言”，将外国语言和古人的语言化为群众能够听得懂的通俗语言。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文章指出：“这种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纯洁语言运动首先是词汇。大量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词汇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其中一些还作为标签和社会分类规定人的身份。此外，类似“三反”、“五反”、“大跃进”、“放卫星”、“反右”等大量新的政治词汇被创造出来。有研究者还发现这些词汇本身成为一种具有魔力的象征，比如毛泽东的“冒进”，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再到毛泽东反击提出的反“反冒进”，以及像“左”与“右”的界定（如毛泽东“文革”初期批评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等都展示了语词本身所具有的强大政治力量。

除了词汇外，风格也是革命修辞中的重要构成。作为党八股的最早提出者，毛泽东的文章成为学习的范本。他的文章确立了一种气势磅礴、嘻笑怒骂、极富战斗性的新的修辞风格。这一风格在与苏联论战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达到炉火纯青，并开创了“文革”时期批判文章的先河。其次，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代表的党的信息发布机构成为革命文风的样板。由左派知识分子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等知识分子模仿毛泽东写作方式，形成了所谓“新华体”，通过大众媒体的扩散也影响深远。另外经过最高权威确定的一些文本，如《雷锋日记》、政治课教材、文艺和政治批判以及后来的《毛主席语录》等一起确立了一种以马克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和词汇为核心观念，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依据，以战斗为隐喻、批判为风格的全新的语言形式。如果沃尔夫一萨匹尔假设成立的话，一直到今天，这种语言都在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至是身份认同。

报纸批评的兴与衰

“在一切公开场合”的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宣传观念调整除了体现在群众宣传领域外，针对大众媒体和新闻报道的宣传观念也经历过一次重大调整。这主要体现在政治精英和党内外新闻专业工作者对新闻媒体功能的大讨论之中。

毛泽东的宣传观念（见第八章）是中国共产党宣传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对于大众媒体宣传功能上的判断，在整体一致中也存在着局部的分歧。在西柏坡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刘少奇就提出了与毛泽东略微有所不同的宣传观念。毛泽东强调宣传的一元化和大众媒体的党性原则，媒体的思想教育功能；而刘少奇则更加强调大众媒体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记者既要宣传，同时也要表达群众的意见。

1949年之后，毛泽东强调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中共的宣传观念也有所调整，突出了大众传媒的批评监督作用。1950年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刘少奇直接领导了这个文件的起草，并逐字逐句作了修改。研究者认为，这个文件几乎可以算作刘少奇本人的著作。该决定指出：

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黑体字部分为刘少奇加入的修改）

刘少奇在修改中增加了“党外”批评部分，把被批评对象也由党政领导机关，扩大到“经济机构和群众团体”，并且通过“一切公开场合”和“一切错误和缺点”，显示了推动媒体批评的决心。

为了保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该决定提出：“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同时还规定：“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

这个决定确立了大众媒体独立负责的批评原则。即只要内容属实，可以不经被批评对象的同意，自行发表。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一条很难实行。但是新闻工作者仍然形成了一个共识：实际未征求而批评错了的是极少数。这个规定试图改变大众媒体单向的宣传功能，赋予其独立监督的角色，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话语中，尚属首次。这一调整反映了党内开明派在建国后锐意进取的新气象，但另一方面，这个规定与既有政治体制中组织原则存在根本性冲突。在批评实践开展之后，这些冲突将反过来导致批评的举步维艰。

尽管如此，该决定的颁布在短期内还是促进了50年代报纸的批评监督，一时间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民主局面。1950年3月，就在《决定》发布同时，《人民日报》批评了“濮阳运粮事件”。由于领导失职，运粮人车拥挤，造成人员四死，牲畜一百多头死亡的重大事故。《人民日报》批评了濮阳地委、专署，同时指出“平原省人民政府和平原省委”也要负一定责任，批评直指省一级干部。在“三反”“五反”中，大众媒体发挥了更大的批评监督作用。1951年 12月，《人民日报》对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黄逸峰压制批评，欺骗上级，打击批评群众，拒绝纪律检查部门的检查和处理进行了集中报道。在这一时期，类似的批评层出不穷。

“在党委领导下批评”

然而不久，大众媒体的批评就遇到困难。《人民日报》发生了有关批评的“八大案件”。这些“案件”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党报派驻地方的记者直接批评地方政府，被认为“干预”了当地工作，脱离了地方党委的领导。理想化的报刊批评原则与党的一元化组织原则相互冲突。《人民日报》批评报道的“八大案件”中有一个典型的事例。1950年，《人民日报》记者于明批评安徽省委在农业技术改革中强迫命令。记者虽然将稿件送交省委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审查过，但是刊登后还是遭到了其他省委书记的抵制。地方领导通过党中央，要求《人民日报》更正。对于一个没有事实错误的600字的报道，“更正”无从谈起，报社工作人员只好折衷处理，在《来电照登》栏刊登了1600字的说明。

因为这样的事件较多，被认为是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影响了中央党报与地方党委的关系，1953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记者采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中，对新华社记者和地方党委的关系进行了如下调整：

新华社的各地记者必须在总社领导下同时在各级党委的监督下进行工作。必须注意防止任何不尊重党委意见的现象发生。……为了工作的便利，兹规定：新华社记者反映地委以下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的资料，可直接发给新华社总社；反映省市一级工作中的问题的资料，要送给省市委负责人阅后发给新华社总社；如省市委对资料提出不同意见而记者认为仍应向中央反映时，应将省市委意见一并报告新华总社。……中央分局和省委报纸的记者在反映地一级工作的问题时，应该送地委负责人阅后发报社，如地委提出不同意见而记者仍认为应向分局和省委反映时，应将地委意见一并报告报社。市委报纸记者与区委关系同。

按照内外有别的原则，内部参考的批评尺度要大于公开出版的报刊。上述规定，事实上废除了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的原则。

1953年的“宜山农民报事件”标志着50年代初中共党内宣传观念调整的受挫。1952年3月底，在广西省宜山县的复查干部运动中，基层干部对地委书记祖某的个人婚姻和生活作风问题提出批评，主要问题集中在祖某因与刁某谈恋爱，和原妻张某闹离婚的事情上。干部们认为这违反了《婚姻法》，而且认为地委无原则，互相包庇，互相批准对方离婚。祖某和地委组织部长秦某对提出批评的基层干部进行了打击报复。《宜山农民报》记者杨炎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写出了长篇报道《对前中共象县县委书记祖××的离婚和因而产生的种种事件的调查报告》，在主持报社工作的副社长刘国正的要求下，报社又邀请祖某的前妻写了《祖××为什么和我离婚？》，配发了《把不能见天的事情拉到太阳底下来》的社论。上述文章在征得了代理地委日常工作的王升阶的同意后发表。这些调查和评论言辞比较激烈，如说“县委形成了一个黑暗的小集团，你帮我离婚，我帮你离婚，互相包庇，互为打手”等。地委宣传部认为报社错误地理解了《婚姻法》的精神，又批评了同级的党委，便向省委宣传部请示，省委宣传部向中央宣传部请示。1953年中宣部作了《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给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

关于《宜山农民报》在报纸上批评宜山地委一事，我们认为广西省委宣传部的意见是正确的。党报是党委会的机关报，党报编辑部无权以报纸与党委会对立。党报编辑部如有不同的意见，它可以在自己的权限内向党委会提出，必要时并可向上级党委、上级党报直至中央提出，但不经请示不能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这是一种脱离党委领导的做法，也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党委会如犯了错误，应当由党委会用自己名义在报纸上进行自我批评。

1954年4月，毛泽东向《人民日报》提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其中的“好”指的是“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管”指的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

1954年5月，中央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陆定一在会上对《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说明。他强调，批评报道必须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事实要完全正确，而不是基本正确；第二，批评要有利于实际工作，有利于团结，要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以至于对被批评者都有帮助，反对破坏性批评；第三，批评的态度要正确；第四，批评发表的时间要请示党委，解决问题在先，自我批评在后。他还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

需要自我批评，并不是为了减弱领导，而是为了加强领导，为了把纸上的和没有威信的领导变成有生命的和真正有威信的领导。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要有领导。谁领导？党委领导。报社要不要独立负责？要独立负责。这个独立负责是在党委领导下面的独立负责，而不是脱离党委领导的独立负责。脱离党委的独立负责，就是闹独立性，那是不对的。

50年代初期中共部分领导人宣传观念的调整，从增强执政能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角度出发，尝试对延安时期军事化的单向传播模式进行改革，试图把宣传与报道分开。这一调整与既有的政治体制尤其与党的组织原则产生了冲突，最终以失败告终。在中国宣传观念的发展中，50年代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一次在政治环境发生改变时的改革尝试。这场改革的失败，再次确认了延安时期建立的一元化宣传模式的统治地位。

此外，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从大众传播管理体制到教育体制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再加之复杂的国际形势，也没有为宣传观念的调整提供足够的条件。

从“党的报纸”到“人民的报纸”

除了在中央宣传部门的文件中可以看到50年代初期宣传观念的调整之外，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媒体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其指导思想是强调新闻报道的独立性，摆脱单一的宣传角色。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原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党报，报道的受众和内容都有了巨大变化。人员不足与工作方式落后令50年代初的报社工作捉襟见肘。《人民日报》的班底是从平津地区城市来到解放区的青年新闻工作者、青年学生、地下党。进入北京后，又补充了不少原在大城市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和革命学生。1952～1953年，全国撤销大行政区一级建制，原大行政区几家党报有的终刊，有的转为省报。《人民日报》利用此机会调进120多位优秀干部。这些人员包括当时的负责报社工作的领导，年纪都在三十上下。不少人认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新闻工作要改变过去解放区的地方经验，由过去的组织传播转变为大众传播。

进城之后，原有的通讯员网络不复存在。由于不熟悉全国情况，《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感觉孤立无助。记者整天忙于开会，报道政治新闻过多，缺乏关于公众的报道。社长范长江号召进行“大转变”，雄心勃勃要重新建立联系群众的通讯网络。虽然响应这一号召在各地建立了记者站，但是通讯员的稿件用处不大。现有版面既不能容纳，而且通讯员稿件的处理费时费力，实际并没有达到联系群众的目的，这一工作遂放松。延安时期的经验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报社工作人员开始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50年代初学习苏联经验，使报纸的版面和内容都变得暮气沉沉。受“反对教条主义”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影响，《人民日报》在邓拓的推动下，开展了1956年改版。经过了长达半年的调查研究和准备，《人民日报》出台了改版报告。这次改版由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主管，改版报告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同意。在改版报告的修改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修改，对过去的宣传观念进行了修正。其中胡绩伟加入了两条重要的修改。一处是：

采用适当方式对读者表示：报纸上的文字，除了党中央少数负责人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也可以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因此，都有讨论的余地，就是中央负责人的文章和社论，也不是不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只要这种意见是正确的，也可以发表。:

另一处是：

在读者来信中有对于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意见不同的，或者对某些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个别措施有意见的，这种意见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有值得注意的可以讨论的地方，也准备酌情选择发表。重要的发表全文，次要的发表摘要。发表这种来信并不表示编辑部同意他们的意见，所以一般不拟征得被批评者同意。对于这些来信所提的批评意见，一部分必须答复（编者答复或被批评者答复），有的也可以不答复，让一般读者自己去判断。

胡乔木在报社起草的改版报告中也加入了一些内容，其中有两则比较引人注意。一是在报告原文“在国际宣传方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和亚洲各国的情况报道很少”之后，加上了“新闻限制过严，致使国内外许多重要消息在报纸上缺少反映，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比较浓厚”。二是在报告原文“增加新闻和通讯……努力使新闻生动、有色彩、有感情”之后，加上了“对于国内外重要消息逐步扩大报道范围，国内工作的缺点适当地多报道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多发表一些，对于现在的参考消息和内部材料选择一部分应公开登报”。

在胡乔木执笔的改版社论《致读者》的开头和结尾中，明确提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社论还指出：

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首先，报纸的编辑部无论凭着什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样一副神气，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做出绝对正确的结论。不是的，事实决不是如此。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为了便于开展自由讨论，我们希望读者注意：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这不是说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就不可以讨论，而是说，我们发表的某些文章的某些观点跟编辑部的有所不同，这些文章的作者的观点彼此也不同，这种情形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

以上两个文件，加上中央对《人民日报》改版的批示，都对延安时期形成的强调党性和纪律的宣传观念进行了修正。具体地说，是将宣传与新闻工作区分开来，确立报纸相对独立的地位，完成由“党的报纸”向“人民的报纸”的角色转换。在话语使用上，《人民日报》通过“人民的报纸”的话语，不再把自己单纯定位于宣传某一意识形态之党报，而是中立的“公众论坛”。当然，这一独立并不是要完全脱离党的组织原则，因为它没有改变“将社会见解引入正确道路”的宣传观念，其出发点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希望通过大众媒体的监督，纠正共产党在工作中的错误。

这一立场也反映了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形态中保护媒体自身利益的一面。媒体一旦不代表党中央的声音，就不必像50年代学习《真理报》时提出“没有错误的报纸”的目标而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也不必因为做不到“全面真实”和“本质真实”而放弃正当的报道和监督。因此，《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可以视为党内的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宣传观念的一次协商。党报希望借着转换角色，不再承担追求模糊的“真实”的任务，而是作为党内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者帮助党达成国家富强的目标。这种党内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并不是要否定宣传本身，而是希望通过另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使党的领导更加稳固，最终促进国家的发展。这种宣传观念与之前提到的自由主义的反宣传话语不同，它并不是站在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批评传统宣传观念，而是赞同群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的前提，只不过希望在具体操作中，不必事事强调一元性。

这种立场将1950年《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中未隐含的前提用更加清晰的方式表述出来，并无根本性的突破。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最后在实践中无法落实，同样地，《人民日报》所提出的改版计划最后也成为一纸空文。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邓拓因为基于自己的判断，消极执行中央“引蛇出洞”的策略，再加之以前在党内经济发展政策的分歧中赞成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稳健路线，被毛泽东面斥为“书生办报”和“死人办报”。随着邓拓的离职，1956年的《人民日报》改革半途而废。

新闻专业主义与一体化宣传观念的冲突

“苍蝇”还是“蜜蜂”？

如果说《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革是党内知识分子对一体化的宣传观念表示怀疑的话，那么1957年春发生的左叶事件和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则在反右前夕这一极其特殊的语境下，将上述疑问发展成质问。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国逐渐形成的新闻专业主义与一体化宣传观念出现了激烈的碰撞。

所谓新闻专业主义，是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新闻工作者建构的一套调整新闻工作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固定规则。这些自律性的规则在新闻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协商中形成。专业主义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不断变化的话语或体制，它既约束了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同时也保证了新闻报道本身的正当性。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专业主义为他们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的和历史的论据，它说明了新闻工作“应该如何”。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批判者来说，它又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或神话。它将新闻工作神秘化，并与其他社会实践区别开，掩盖了新闻业的自身利益，从何使新闻工作的正当性不被公众质疑。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比较成熟，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典型代表，它具有如下一些基本原则：①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②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③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把关的标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④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⑤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共同体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近年来对新闻专业主义最全面的表述当属科瓦齐和罗森斯蒂尔（Bill Kovach and Tom Ronsenstiel）的总结。他们将新闻专业主义归结为以下十个特征：

1．新闻工作首先必须做到对真相负责。

2．新闻工作首先必须忠于公民。

3．新闻工作的本质是用核实加以约束。

4．新闻从业人员必须独立于被报道对象。

5．新闻必须成为权力的独立监督者。

6．新闻必须成为公众批评和妥协的论坛。

7．新闻必须努力使重要的信息有趣并且和公众息息相关。

8．新闻必须做到全面均衡。

9．新闻从业人员有义务根据个人良心行事。

10．公民对新闻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上述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语境中逐渐形成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新闻在独特的政治场域与经济场域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比如《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种中国式的表述，这种表述与实践也为西方同行承认。美国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曾将1941年“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Missouri Honor Medal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 in Journalism）授予《大公报》。在反抗日本侵略和国民党战后独裁的民主运动中，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逐渐成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夹缝中，涌现出不少坚持新闻理想和操守的著名报纸和著名报人。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和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一样，在媒体商业化的基础上形成，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主张新闻媒体的独立自治，与一体化宣传观念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私营报纸逐渐被国家所有或停办，不少在1949年前从事新闻工作的资深报人不得不离开新闻行业。领导新闻工作的共产党干部年纪都不大，普遍缺乏专业训练和经验，多数人把宣传理解为简单的上传下达。各级领导普遍轻视新闻工作，记者和编辑在采访中经常遭遇困难，新闻工作者积蓄了一定程度的不满。1957年的左叶事件成为这一冲突爆发的导火索。

1957年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刘少奇的陪同下参观农业展览会，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一直挡在记者的镜头前，引起记者们的不满。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韩德福拉了左叶一把，示意其给记者方便。据记者报道，左叶转过脸来大声喝斥记者说：“你重要还是我重要？你们给我滚出去！”接下来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也批评了记者。在当时知识界大鸣大放的社会背景下，《中国青年报》记者洪克发表了一篇名为《部长助理和摄影师》的文章，以此事说明“近来记者们在采访活动中受到的无理的限制、阻碍是很不少的，这几乎已成为北京新闻界的一种苦恼”。

左叶事件立刻引起全国新闻界的强烈反响。5月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闷》报道左叶事件，同时配发社论《尊重新闻记者》。9日《工人日报》发表了车工的评论《“辛苦了”和“滚出去”》。5月10日《人民日报》副刊上也有了此事的反应，其中包括袁水拍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梁汝怀的杂文《要学会尊重人》和方成的漫画。5月11日，首都各单位记者在《北京日报》编辑部就记者在采访活动中遇到的人为困难进行座谈。第二天，《北京日报》发表《要求尊重记者反对无理干涉》，《光明日报》发表《首都新闻界座谈工作中遭遇的阻难》、《重视记者的呼声》。这些报道和评论集中反映了新闻工作者对宣传制度中官员和秘书不尊重记者、按报纸级别、党员与非党员划分记者级别、政府信息不透明、缺乏新闻报道自由等问题的不满。

从反右运动开始后，左叶事件就成为另一个版本的“罗生门”。5月2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张直刚写的《对〈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的意见》，批评林克文章以偏概全，指出根本问题出在记者扰乱了现场秩序。6月初反右正式开始后，7月13日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会长邓拓主持下开会调查和分析此事之后，宣布原来报道失实。左叶在会上检讨了自己当时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他承认他说了“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而不承认说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句话。8月14日《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社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将“左叶事件”定性为是右派进攻全国新闻界所使用的武器之一。

不论左叶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在反右前夕的大鸣大放的特殊语境中，它客观上充当了记者们表达不满的符号。在记者们看来，“你重要还是我重要”这句话集中体现了政府官员对记者和新闻工作的轻视和官僚主义作风。在大鸣大放中，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地记者纷纷举行座谈会，揭露了大量类似的问题，记者们点名批评了总理办公厅副主任张彦、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续纲，甚至上海市市长陈毅也被批评不尊重记者。《文汇报》在社论中写道：

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国民党在重庆、南京的年代时常封锁新闻，设新闻检查机构，甚至殴打、逮捕、处死新闻记者。记得采访“国民参政会”新闻，记者们也曾受过搜身以及参政员走大门、新闻记者走旁门的伤害人权的污辱……八年以来，新闻记者们所遇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也是特别多的，因为这项行业是有特殊性：接触面广。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

1956年10月1日复刊的《文汇报》和1957年4月1日完全交给民主党派管理的《光明日报》在一批老报人的领导下，想扮演一个独立的党外监督者的角色，恢复1949年之前的新闻专业主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提出要把报纸办得和共产党的报纸不一样。他认为《光明日报》的任务是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报纸和党、政府存在根本矛盾。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储安平还在报社内提出要向解放前的旧报纸学习，报纸不要像过去八年一样只写歌功颂德的或教条主义的社论，要有独立的意识。

《文汇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则提出要拆掉各种看不见的“墙”，请求宣传管理者不要歧视民主党派的报纸，同时改善党对报纸的领导方式，不一定要由不熟悉新闻业务的党员来直接管理。他认为“作为一个非党的同志，对党的拥护，不在于对个别党员的顺从依附，而是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他还提出要重视中国报纸的传统，发扬文人办报的传统。这种传统就是“敢说敢言”。“报纸被封闭后，再办；办报的人被抓了，再办。报纸的主张上受到限制，就办副刊。……他们办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国家有所贡献。这就是中国报纸的优良传统。”

徐铸成、浦熙修在《文汇报》的编辑方针和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改革，从行动上挑战了延安时期形成的一体化的宣传体制，在党报之外独辟蹊径，尝试不同的报道视角与风格。他们试图在不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恢复文人办报、同人办报的传统以及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意识，主张在党报体制之外独立地报道和监督。但是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这些探索被迫终止。

新闻工作座谈会

如果说左叶事件和《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改革是通过新闻实践对八年来的一体化宣传观念的质疑的话，那么1957年5月16日至18日在“引蛇出洞”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新闻工作者则从理论上对宣传观念和体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由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新闻教育界和实践界的二百多人参加了会议。

三天会议中，发言者中既有顾执中、王芸生、陈铭德、邓季惺、张友鸾、毛健吾等老报人，也有新闻工作一线的编辑、记者如张黎群（《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郑白涛（中国新闻社记者）、邹震（新华社记者）、杨重野（《文汇报》记者）、萧离（《大公报》记者）、范四夫（《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赵琪（《人民航运报》记者），此外还有新闻研究和教育工作者，如复旦大学的王中、中国人民大学的莫如俭、北京大学的陈诗经等。因为处于“大鸣大放”的氛围之中，发言者们畅所欲言，宣泄了对当时新闻宣传体制的不满。他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了一体化的宣传体制上。

一些发言者提出要实现新闻自由，形成党报与非党报并存的格局。新华社记者邹震（《益世报》前总编）提出：“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过去，这三大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给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里去。我们的自由被‘三害’给剥夺了。”他认为应该提倡“民主办社”和“民主办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邹震在其后发表的《民主办社此其时矣，广开贤路不亦宜乎》一文中，呼吁新华社让内行、专家、懂新闻的人管理，由最高领导开始，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广开贤路，为民主办社扫除障碍。《新民报》的创办人陈铭德以及邓季惺、赵琪也提出，非党报纸太少，可以允许更多同人报纸和非党报纸存在，执行监督作用。

新闻工作者对集中化、一体化的宣传体制表示了不满。张黎群以《中国青年报》为例，说明现在报纸缺乏主动性，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宣传机构发布的文件、指示、发言后面，做“留声机”和“翻版书”，没有反映日新月异的生活。他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厘清报纸的责任问题。张黎群认为由于没有给予报纸新闻工作人员以应有的足够的独立负责的权力，目前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人员的从属性比较大，这就引起了某些编辑人员的独立负责精神的减弱和衰退。《文汇报》记者杨重野认为新华社统一发稿，使得各报记者没有办法创新，新闻的写法也变得非常僵化。

新闻工作者对宣传部门以宣传代替新闻报道，不尊重新闻规律提出了批评。顾执中认为报纸的内容过于教条，宣传部门不懂得尊重新闻的特殊规律，把鲜活的新闻变成干巴巴的宣传材料，尤其是新闻的时效性完全不受重视。他总结说：“从解放以来的七年，来鸟瞰地看一看中国的新闻事业，显然可见，中央宣传部不但不懂得什么是报纸，连宣传也似乎并不熟悉。”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认为党委忽视了报纸的特点，或者仍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阶级斗争时期的做法，对新形势下报纸应起的作用认识不足。报社如按着党委的旧习惯去办报，便会造成报纸脱离群众。他以《文汇报》复刊后销量增加为例，提出党委不仅对报社要放手，而且要积极领导报社，使党报办成为群众所喜爱的读物。

有的人重申了政府应该重视和尊重新闻工作。资深报人张友鸾则借左叶事件，说明记者“是蜜蜂，不是苍蝇”。他说，有些人之所以讨厌蜜蜂，只是因为蜜蜂有刺。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

从事新闻教育的与会者提出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过于教条，滞后于实践。曾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新闻教育家顾执中提出要摆脱苏联轻视新闻教育的影响。王中还在会上对党性与真实性的矛盾，报纸除了阶级性之外还具有商品性等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成为会议上理论论争的焦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莫如俭认为列宁对于报纸的定义（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是在特定条件下做出的，已经不适合中国当前的实际。为了解决报纸与读者的矛盾，应该改变过去报纸单一的领导功能，提倡服务功能，这样政治性和商品性、党性和人民性就可以统一起来。

尽管新闻座谈会上的不少言论带有一些情绪，但是这些发言还是反映了当时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一些共同看法。他们对1949年后过于僵化和教条的宣传管理方式提出了质疑，强调不同领域的特殊性，用专业主义的话语，对抗教条的政治宣传。客观地讲，他们并不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只是想实现新闻专业独立、自由报道新闻的权利。

但随着1957年夏季反右运动的开始，这些言论便被定义为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而受到批判。毛泽东在6月12日将一篇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印发党内，对上述言论作了严厉批判：

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6月24日到7月3日，中华记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大新闻专业、复旦新闻系联合举行了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第一次座谈会上发言的顾执中、王中、邹震、莫如俭、陈铭德等人成为批判对象，同时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等人的办报思想和实践也成为被讨伐的对象。毛泽东总结说：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由于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从反右开始，中国近代形成的新闻专业主义被当作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受到批判，导致新闻媒体监督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小。新闻报道中何为“本质真实”的判断经常受到管理者主观愿望的左右，现实存在的问题被视为“一个指头”、“现象真实”加以否定。新闻工作者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当时流行逻辑：凡是好的，就是‘九个指头’、‘主流’，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就认为是代表了多数地方的情况。‘支流’就与群众疾苦、革命事业无关吗？”敢于揭露真实情况的记者被批斗，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思考能力受到压制。

在50年代两种宣传观念的冲突中，一体化的宣传观念，即苏联的总体宣传观念占了上风。结果导致从群众宣传到知识分子宣传，都建立起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统一、单向的体制。这套体制以信息垄断为基础，以压制思考、制造象征、反复灌输为手段，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短期效果看，这种宣传体制十分高效，保证了新中国成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运动的顺利开展，对巩固新政权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随着社会走向稳定，本应以更多元化的宣传观念代替这种僵化的宣传观念，然而受到毛泽东本人错误的影响，这种宣传观念和体制不但继续存在，甚至变本加厉。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通过打倒“彭罗陆杨”集团，解散了中宣部。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意味着原有宣传体制的崩溃，但实际上这只是意味着宣传领导权更加集中，并且摆脱了任何机构的制约，哪怕这个机构是为党服务的。

50年代以来建立起了党报党刊用一个声音统一舆论的局面，大众媒体成为领袖的化身和来自中南海的声音，越过党政机器直接领导群众运动。这种在一元化观念主导下畸形发展的宣传体制走上了极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就在中国仿效苏联，建立一体化宣传体制的时候，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的消费社会和电子媒介技术的新环境下，正在完成一次宣传的蜕变：由战争时期的那种一体化简单说教的形式，开始向着更隐蔽、更具弹性的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