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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宣传与革命

促成现代宣传观念出现的社会因素有两个，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外，苏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是诱因之一。苏俄的宣传观念是列宁的宣传理论与俄国现实结合的产物。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发明了一体化宣传体制，建立起了全世界首个高效的全国性宣传动员系统，保证了俄国革命的成果和建国初期的政治稳定。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对宣传工作尤其重视，他是这一新型宣传观念的提出者和实践者。

苏联的宣传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革命阶段、政权初步建立阶段与政权维持阶段。革命阶段的宣传以揭露、批评、动员鼓动为特征。列宁在宣传问题上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念：一是通过宣传建立党组织的设想，将思想的统一视为建立党的精英组织的重要手段；二是针对大众提出了将革命意识从外部灌输给他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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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初步建立阶段面临着党内思想不统一、内战和经济崩溃等问题，在列宁的坚持下，建立起了权力集中的宣传系统，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定。但是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的宣传观念不仅没有与时俱进，反而倒退，对统一性的强调替代了早期相对自由的讨论。尤其是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与言论控制达到顶峰，建立起极权主义的宣传制度。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虽然有所缓和，但对于宣传体制的问题仍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时期，美苏之间的冷战使得宣传成为美苏全球争霸的前线。

戈尔巴乔夫在当政期间对列宁确立的宣传观念进行了重大调整。长期严密宣传而被掩盖的社会矛盾突然公开化乃至爆发，导致整个思想控制系统全面瓦解。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昔日的社会主义大国轰然倒塌。

苏俄的宣传观念对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世界的宣传观念影响深远。中国的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深受苏联的影响。苏联的宣传观念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观念，对20世纪20年代“以俄为师”的国民党宣传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苏俄的宣传观念中，尤以列宁在建党和夺取国家政权期间的宣传观念对中国的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影响最大。为了探索中国观代宣传观念的源头，本章将重点对苏维埃革命前后的宣传观念进行探讨。

在苏俄宣传观念的确立过程中，列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的许多观念和制度，成为后来苏俄体制的基础。列宁本人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和宽容性，表面上看似乎斯大林所建立的严苛宣传体系是对列宁的“背叛”，但如果考察后来苏俄宣传体制的主要走向，它们基本没有脱离列宁的设计，在逻辑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列宁在革命前后对自己的宣传观念有非常详细的阐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追溯苏俄宣传观念建立和发展的最佳切入点。

宣传与职业革命组织

“整体地揭露”

按照列宁在革命前（1902年）的划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84—1894）是胚胎发育时期。这一时期也被他称之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主要集中在理论的传播上。由于有学术理论研究的伪装，沙皇政府并没有对其给予重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忽然打开了一条在受检查的刊物上发表的道路。列宁曾评论说：“用来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虽然是伊索寓言式的，但终究是一切‘感觉兴趣的人’都可以理解的。”比如沙皇政府禁止出版《共产党宣言》这类看似具有煽动性的小册子，但是却允许大部头的《资本论》公开出版。《资本论》的俄文译本出现在该书德文版出版后的第五个年头（1972年），是该书第一个外国译本。这个时期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多受德国伯恩施坦的影响，强调非暴力的社会改革理论。这些理论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是对一般民众却没有什么吸引力。

列宁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第二个时期（1894～1898）是童年期和少年期。政党出现，对民众的影响增大，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开始出现。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开始摆脱民粹派的影响，转向对工人的宣传。

俄国19世纪60年代，同时接受了社会主义和传统农业社会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成为最早的民粹主义者。以俄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为代表，这一批出身于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反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认为如果农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俄国的农业合作形式的农村村社就可以成为新社会的基础。这样俄国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直接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在此理论的指导下，19世纪70年代俄国出现了“到民间去”的运动。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们纷纷走向农村宣传社会革命。但是农民对于抽象的政治概念不感兴趣，并且对这些反复向他们灌输离奇思想的人持敌视态度。农民只想得到较多的土地和一般地改善物质条件。他们大多认为沙皇是支持他们对付贪婪地主和贪官污吏的慈父和恩人。他们很难接受革命推翻沙皇的思想。一些农民甚至直截了当地把从城市里来的陌生人当作反对沙皇父亲的煽动者交给当地的警察。到民间去的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理想化的“善良农民”形象也在一夜之间破灭了。

民粹主义者中的激进分子在宣传鼓动失败之后，转向恐怖主义。早在60年代民粹主义中的一支“民意党”就开始恐怖活动。从 1878年开始一个由三四十人组成的“民意党”使用暗杀的方式来鼓动民众，引起社会的注意。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为恐怖活动被政府处以死刑。

列宁在1902年所说的第三个阶段（1898年以后）是混乱、瓦解和动摇时期。根据列宁的总结，这一时期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中的“经济派”（列宁有时又将他们称为“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对立。后者企图仅仅在经济上反对沙皇制度，单纯通过工会组织，谋求渐进的经济改革。他们追求斗争的合法性，强调广泛民主，反对建立职业的秘密组织进行暴力推翻现有制度的革命。

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重点讨论过的落后的社会里如何进行革命。另一个重大问题是什么样的党的组织最有希望取得成功？更具体地说，就是在合法与非法斗争中，党的力量应该如何配置？

正是在这一时期，列宁系统、集中地对他的宣传观念进行了阐述。列宁是苏联的缔造者，他对于宣传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苏联的宣传体制。

列宁发表于1902年的小册子《怎么办？》对他一年前发表在《火星报》的文章《从何着手？》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在与各种不同观点交锋中，列宁表达了他的宣传观念。列宁认为，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革命要成功，仅通过工人组织自发的经济领域的斗争无法成功，必须依靠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他认为工人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阶级自身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在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经济主义者推崇揭露工人经济方面的不合理现象的宣传，但是列宁认为，要使工人的阶级意识真正觉醒，上述宣传远远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要完成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对沙俄的专制制度进行全面的揭露。列宁提出：

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的压迫是不够的（也像只是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与厂主的利益相对立的事实还不够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中各个不同的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所以我们如果不负起责任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列宁所说的阶级意识类似于库恩提出的范式，要实现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必须使工人能够用这种意识批判地分析所有社会问题，发现压迫与不合理。他认为只有这种整体的认知框架转换，才能真正为革命做好准备。因此，宣传要达到最佳效果不应只是就事论事，而是要突破经济领域的局限，对工人所生活的世界进行全面地再现。

在宣传观念上，列宁主义提出了“宣传是对个人意识的整体改造和整合宣传”的观点。如果说之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扩散还是自发的或无意识的话，列宁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基础上，明确地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的宣传必须让工人重新认识面前的整个符号宇宙，将整个世界按照工人阶级的意识和认知框架重新建构，建立起一个可以解释所有现象的、前后一致的意识形态。这种整体的宣传观念在苏联建国后得到了全面实施。当然，这种整体宣传观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有效性来自于每个局部的宣传都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证明。其背后的逻辑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拒绝。如果符号宇宙不同部分的意义都能保持一致，那么宣传的效果将非常明显。可是如果不同部分的意义相互牴牾，就会令宣传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为了保持强大的宣传效果，就必须对社会的所有信息进行控制。

在这里，世界的复杂性被简单化为几条固定的规律。与整个体系相矛盾的细节被视为最大的威胁。有时为了否定一个局部例外的真实性，需要编造更多的谎言来配合。甚至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还会按照人们相信的观念来改变那些矛盾的现实。这使得社会管理成本大为增加。所以它在增加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苏联后来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整体宣传模式不堪重负，最终失去公信力的结果。

在第一章讨论宣传的概念时曾提到“行为宣传”的概念。列宁将自己的宣传观念与民意党人的宣传观念区分开来。他不仅认为恐怖手段不能真正瓦解现有政府，而且认为这种恐怖手段本身不足以“激发”工人运动。因为现实的各种丑恶现象并没有真正地激发起工人的行动。所以和经济主义一样，恐怖主义的行为宣传本身也是崇拜工人自发性的一种表现。真正应该做的是通过整体揭露，把工人义愤的细流汇集到一起，形成洪流。

理论研究、宣传和鼓动

列宁还为全面揭露设计了具体的操作手法。他认为必须同时采用宣传与鼓动两种手法，全面地揭露沙俄制度的不合理性。列宁对这一对概念的区分受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曾提出：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

列宁进一步解释了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区分。他举例说：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

对于鼓动员的工作，列宁继续举例说，当他讲到这个问题（失业问题）时，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的最显著的例子就可以。譬如举出某某失业工人的家属饿死，贫困加深等等事实，并竭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向群众提供一个观念，即富者越富和贫者越贫的这种矛盾是多么不合理，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的现象的不满和愤恨。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的工作，则留给宣传员去做。

列宁将宣传定义为针对社会精英的理性说服行为，而将鼓动则定义为针对普通群众的感情煽动行为。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这一区分成为苏联关于宣传的一个官方定义。《苏联大百科全书》将共产主义宣传定义为：“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脑力行为系统。它分为宣传与鼓动”。

宣传与鼓动所使用的媒体也有所区别。列宁认为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文字的，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口头的。在他看来，文字媒介适宜于说明复杂的原理，同时文字阅读者的理解能力也较强。口语媒介则适于传达感情强烈的信息，不适于传达理性的充满歧义的复杂信息。在列宁眼中，口头鼓动只是一种权宜之针，真正有效的宣传是文字媒体的宣传。基于这种认识，在革命成功之后，在建立了以口头传播为基础的农村宣传网络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大力开展农村的扫盲活动，试图在口语鼓动中，加入文字媒体的宣传。

英美的宣传研究者比较重视列宁关于宣传与鼓动的区分。但是在列宁的宣传系统中，宣传的构成并不局限于这两个部分。事实上，对于列宁来说，除了这两个角色外，在阶级意识的宣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理论研究者。列宁在《怎么办？》中论述“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进行宣传揭露时提出：“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又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关于组织者的身份将在下面详细讨论。上面这段话将理论家、宣传员和鼓动员并列，看似矛盾，因为列宁所说的宣传员是通过文字工作，将“许多观念”传达到能够领会的少数人那里，按照这个描述，宣传员顺理成章就是一个理论家。列宁之所以将理论研究与鼓动、宣传并列，说明他认为宣传并不是一个自由的理性讨论行为，它只是将理论研究者已经得出的“科学”结论以理性的方式传达给高级受众而已。

因此，在列宁的宣传系统中，有三种主要角色：理论家、宣传员和鼓动员。尽管列宁提倡有能力者同时兼具这三种角色，但是还是可以从苏联的宣传体制中明显看到这三个角色的分工。理论家负责提供正确的理论。列宁认为，理论研究者的身份并不能简单地决定其理论的阶级性质，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研究者本身也不能逃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与西方学术中立的观念不同，苏联的宣传观念把理论研究也看成是宣传的组成部分。理论研究必须和一体化的宣传系统保持一致。在西方学术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实证主义者试图通过借鉴自然科学的操作程序，减少权力的介入。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者揭示出上述科学话语中隐含的权力。对于列宁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知识与权力相分离，既然知识总是与一定的权力相结合，不如索性明确知识对权力的归属。所以在他那里，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并不成其为一个问题，理论研究就是政治宣传的有机部分。

理论家在整个苏维埃宣传系统中处于较为特殊的位置，可以相对自由地讨论政治及学术问题。在列宁领导时期，有数个党的理论家存在，党内的不同意见还可以公开讨论。但是列宁去世后，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垄断了理论家的角色，斯大林甚至干预遗传学和语言学的研究。

列宁设计的宣传系统的第二个角色是宣传员，除了党报的编辑记者外，还包括教育工作者、外交人员、文学家和一部分学术研究者。宣传员的角色由知识分子充任，他们不创造理论，但是用理性的方式使人们接受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向其他国家的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宣传苏联的制度和建设成就。

列宁宣传系统中的第三个角色是鼓动员，包括各级基层的宣传员、军队中的政委、文艺工作者、广播电影电视工作者等。鼓动员的主要职责是将既定的方针、政策、一般性原理用简单、形象的方式传达给普通民众。在危机时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负责大规模的群众性动员。

在列宁对宣传角色的设计中，暗含着他对不同类型受众的区别。理论研究者的主要受众是国内的精英和国外受众。他们关注的是苏维埃政权能否能说明自己的正当性，更重视逻辑上的推理和论证。宣传员的受众则是国内精英。他们希望获得各项政策的详细说明与论证。这部分受众更加敏感，他们不仅满足于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还会关注政策和领导言行背后的动机和言外之意。相比于一般的大众，这部分人更加犬儒主义。他们不一定相信政治宣传中所说的表面的理由，但他们会接受背后领袖的意图与动机。鼓动的预期受众是第二章所说的分散的、原子化的大众，他们容易接受象征符号的暗示。

列宁设计的宣传体系，将全社会的信息环境管理都纳入宣传的轨道，当所有部分良性运转时，这个系统的效率非常高。为了保持整个信息环境的一致，这个庞然大物将很多不属于宣传的部分也吸收进来，增加了整个系统的脆弱性。当其中的一个链条出现问题，整个系统就面临全面危机。

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

在列宁的宣传观念中，最具原创性的一点的是提出了党报是建党的重要途径。列宁认为俄国的革命要成功，必须建立一支由职业革命者组成的“先锋队”——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样的政党人数不能太多（人数越少越不容易被剿灭，“捕捉十来个聪明人，要比捕捉百来个笨人困难”），他们具有坚定的意志和阶级意识，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处于秘密状态。列宁仿照阿基米德的话写道：“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为了建立这样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列宁想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创办全俄的中央机关报。他提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也是集体的组织者。”对于列宁来说，通过办全俄政治机关报来建党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从他使用的引线和架手脚两个比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石匠在建造一座巨大的前所未见的建筑物而在各个地点放置石头时，要拉一根引线来测定放置石头的适当位置，指明全盘工作的最终目的，表示不同部分的关系，这根引线就是报纸。在建筑以前，要先搭建脚手架，用于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引线和脚手架只是实现目标的中间过程，它们是用很差的材料搭起来的；这个临时的轮廓在建筑完成之后就可以拆掉当柴烧。

全俄机关报把合法的斗争与不合法的斗争结合在了一起，办报是一个合法的活动，但是通过报纸的网络，还可以联络非法的革命起义。列宁认为通过全俄报纸建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进可攻，退可守。全俄政治报既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但又不忘记自己日常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既可适应革命的高潮，也可适应革命低潮，是一个理想的建党中介。

列宁强调一定要办一张全俄党报而不是无数张地方党报，不仅因为它能够进行广泛的宣传，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机构将分散在不同地区的革命者联系在一起，通过日常的共同工作，交换材料、经验和人员，产生实际的联系。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由专门作家、专门通讯员、社会民主党人记者队伍、代办发行人员所组成的具有固定联系的人员网络，成为建立严密组织的基础。通过各地宣传员和鼓动员的相互调换，这些人员可以打破地方的狭隘工作和观念。更重要的是，“人们起初是为了党的事情，用党的经费作短程的来往，后来他们就习惯了完全由党供给，变成职业革命家，把自己培养成真正的政治领袖”。

“报纸创造联系”是19世纪以来托克维尔、藤尼斯、塔尔德等欧洲古典社会学家都提到过的命题。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约翰·杜威、乔治·米德和查尔斯·库利等人进一步阐发了这个原理，提出“传播创造社会（群）”的命题。他们认为传播可以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想象，形成社会，最终通过信息共享，实现公共生活的自治。这些学者所说的传播的联系作用侧重于信息共享产生的共同文化，而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命题则侧重于说明报纸促进传播者之间现实的联系。换句话说，列宁所说的组织工作是通过大众媒体的生产活动，在传播者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而不是受众之间建立起想象的联系。他认为不是宣传的内容，而是宣传活动本身能够教育和造就一个职业的革命家组织。因此，列宁设想的全俄报纸的宣传具有双重目标：一是通过报纸的内容进行面向大众的宣传鼓动，二是通过职业宣传活动，将宣传者组织成革命先锋队。列宁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发现了宣传运动对于宣传者自身的教育组织功能。

在正式建党后，报纸的组织作用让位于党的组织工作，列宁不再提起“报刊是党的组织者”这一观点，但是斯大林却错误地解释了列宁的观念，仍把报纸视为组织民众的工具。按照这种观念，必须使多数人成为宣传家，国家才能成为一个高效的统一的组织，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苏维埃夺取政权后，必须建立渗透到国家各个层面的宣传系统，也不难解释为什么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进行日常的宣传，并且日常的宣传要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这样，就把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人际传播联系起来，建立起了一个全景监狱式的相互监督的思想管理系统。

一体化宣传系统的建立

灌输与教育

列宁在批评经济主义崇拜工人自发性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来并通过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将它灌输给无产阶级的。列宁把这个理论的首创权归之于德国的卡尔·考茨基。

这个叙事很像基督教教义中施洗约翰为耶稣洗礼，耶稣再拯救人类的模式，它论证了无产阶级理论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这里姑且不讨论关于这个解释的争论，值得宣传研究者注意的是，列宁把宣传和教育画上了等号。列宁认为“全面揭露”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最佳方式。列宁反复强调，要通过政治教育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不是去迁就工人仅仅追求改变自己经济状况的自发的工联主义倾向。

列宁认为，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将马克思的理论加以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的修正就是在一个工人阶级比例并不占优势且无产阶级意识薄弱的国家，不能依赖工人自发的觉悟，而要通过人为的改造，造就一批能够意识到自身受压迫根源的先进群体。列宁为工人设计了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然后通过宣传灌输，说服他们接受。对于列宁这样一个拥有坚定意志的革命领袖来说，受众的选择自由并不重要，甚至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浪费笔墨。

他（列宁）习惯把“自觉性”与“自发性”加以对照，并对前者信心十足，而对后者根本不予信任……对于列宁来说，政治简直就是在整个宇宙范围内利用可能性的艺术；胜利只属于那种能够最明确洞见“下一步”的政党。列宁的政党是自觉性的化身，有着精确的预见性，而且万事皆有备而来。与此相反，“自发性”意味着冲动、蛮干或意志。……列宁对待自发性所持的乃是这样一种态度，即在尊重它的同时又带有强烈的不信任甚至恐惧的态度。

“灌输”是考茨基和列宁的共同发明，并且在他们之后似乎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但是研究者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提及过这个理论，甚至也不曾使用过这个概念。我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译文转译自俄译本，“灌输”这个词就随着被歪曲的俄译本进入了中国的文本。

列宁主义的灌输思想，带有明显的“社会工程”的特征。他坚信自己找到了解放俄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者的正确道路。就像面对一个巨大的社会机器，操作者毋须考虑机器自身的感觉，只需要按照科学的步骤操作即可。

列宁的这种社会教育的观念，直接影响了战后苏联的社会制度。尽管列宁对民主原则也有他自己的解释—一比如他提出民主原则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完全的公开性，二是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些原则。而且列宁所说的民主，主要限于工人阶级内部，而非针对所有公民，尤其是被列为不受社会主义欢迎的人是被排除在外的。比如在1918年1月5日召开的全俄第一次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上，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占据多数，否定了之前布尔什维克的停战和土地政策，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立即宣布“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力”，在立宪会议召开不足24小时后就通过武力取消了该会议。

从列宁本人的性格来看，他虽然脾气火暴，言辞激烈，但是冷静下来之后，还是能够理性客观地对待不同意见。他也能够把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列宁本人具有一定的民主作风，但是从制度的层面来看，这种工程－技术取向的教育观念，会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压抑不同意见、破坏法治、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等一系列弊端。这些问题不断扩大，使苏联国内大量矛盾与不满情绪无法得到宣泄和解决。

“齿轮和螺丝钉”

通过上面对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和“阶级意识灌输”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列宁关于宣传的观念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有效的宣传必须是整合的宣传（propaganda of integration）：不仅要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令他们厌恶资本主义制度，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要使全体党员参与到政治宣传之中，通过主动的信息传播，巩固党员之间的联系。

在夺取政权之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逐步建立了全国性的宣传教育系统，把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电影、学术研究、农村口头传播网、青少年教育、军队、外交等都纳入了宣传的范畴。

列宁对“言论自由”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媒体的自由应该从属于组织工作。早在1905年发表的《党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他就明确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原则。

列宁认为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存在矛盾。他认为虽然言论应该享有自由，但是结社自由也允许一个党派使自己内部在思想上保持一致，避免瓦解。因此“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列宁这里强调的是一个政党内部的思想统一，但是其后这一原则被原封不动地应用到整个社会，使言论自由权利形同虚设。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革命后，在取消言论自由的同时，苏联的其他政党组织逐渐消失或归俄共（布）控制，结社自由也逐渐消失，列宁的论证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类似第22条军规似的悖论。

列宁对言论自由做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资本主义所说的言论自由不过是一种伪善。“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绝对的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无政府主义的空话，而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既然不存在绝对自由，社会主义者应该明确地公开自己与资产阶级出版物的区别。因此列宁提出：

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党和党的出版物》发表于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当时政府放松了言论控制，出现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时期。针对当时党内派别林立的状况，这一时期列宁提出的出版物的党性原则目的是增强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统一。一种观点认为这只是列宁在特定的革命语境下、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革命胜利后，列宁并没有改变对出版自由的看法。在1921年的一篇文章里，他再次重申了对出版自由的否定态度。当时党内有人提出，可以通过出版自由，揭发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现象。列宁言辞激烈地批评了这种观念，他重申：“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他认为，如果实行出版自由，最终一定会给国内外资本主义复辟提供机会。揭发和批评不要通过出版自由，而要通过“吃力的工作”——通过党组织和党报进行。

在这一宣传观念的指导之下，1917年11月10日，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真理报》即公布了列宁签署的《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查封了公开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报刊。在此法令公布后的一个月内，几家重要的对立报刊被查封。为了进一步控制报刊的内容，监督其他资产阶级报刊，1918年2月22日人民委员会在《工农政府报》第30号上公布了《关于成立报刊革命法庭的法令》。这项由列宁签署的法令对报刊革命法庭的组成、审理的法律程序都做了明确规定，并授权该法庭执行罚款、关闭和没收资产阶级报刊等八项职责。

为了在经济上和物质上打击资产阶级报刊，列宁还签署了《关于国家统一管理广告业务的法令》（1917年12月8日公布）、《关于征用印刷所的指令》（1917年12月26日公布）。

在革命后，为了从根本上清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影响，1919年2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的决议案》，采取强硬措施，勒令其全部停办。到1919年底，俄国十月革命前出版的较重要的报刊，除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外，其他政治派别的报刊全部停刊或被查封。

在新经济政策期间，苏维埃政权在打击与中央言论不一致的“耐普曼报纸”的过程中，封闭私人报纸。至1925年，苏联的私人报刊全部停办。至此一个全国统一的，以党报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报刊网络成为苏联唯一合法的大众媒体系统。

在建国初期，由于纸张紧张，报纸印刷数量有限，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新政权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罗斯塔橱窗”（ROSTA window），罗斯塔是塔斯社前身俄罗斯通讯社的简称，当时这个通讯社同时还出版报纸。这些张贴在莫斯科繁忙路段和商店橱窗里的报纸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因此这种传播形式被迅速推广到其他城市。

在列宁当政时期，苏联的报刊管理政策虽然强硬，但是在“行动一致，批评自由”的党内思想交流原则指导下，党内舆论并不完全一律，在党报上经常可以看到革命元老之间的争论。这一传统来自革命前。列宁虽然一直强调党报的组织作用，但是党报只是在他的指导之下，并没有完全听从于他的指挥。在《真理报》创办初期，列宁的文章因为立场过于激进，有时甚至被拒绝或被修改。当时的编辑之一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就站在了列宁路线的对立面。列宁在流放期间写的《远方来信》系列文章有三篇没有刊登，刊登的一篇也被歪曲和删改。加米涅夫批评列宁《四月提纲》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刊登，并且引起许多孟什维克和列宁关系密切者的响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列宁起义的文章也发表在高尔基（他虽然屡次资助列宁，但在当时并不同意列宁的激进主张）办的报纸上。即使到了苏联成立后，主持《真理报》工作的布哈林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与列宁意见不同的文章，反对列宁与德国签订过于妥协的和平协定，主张“不使自己脱离农民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工业”，并且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反对允许资本主义和私人经济共同存在，主张用“最坚决的社会化”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到了斯大林掌权并开始大规模的清洗活动之后，媒体上不同的声音渐渐消失，直到只剩下一个声音。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的确立

在列宁时期，与教育、出版和大众传媒相比，文学艺术并没有受到严格的管理。尤其是第一位教育人民委员安纳托里·维·卢那察尔斯基是个有文化修养而且敏感的人物，在布哈林等一批温和派的领导人支持下，对艺术家包括先锋派，奉行一种比较宽容的政策。列宁只是在他怀疑卢那察尔斯基的容忍态度可能使党在文化领域里的指导作用受到威胁时，才加以干预。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和斯大林政治体制的确立，文化界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局面。以高尔基为名誉主席的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被认为阻碍了文艺创造的大规模发展，最终为苏联作家协会所取代。“拉普”文学被批评为突出个人，是布哈林的“长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发展。在斯大林的参与之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苏联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该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含义：

（1）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有闻必录地记录生活中的一切，而是要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真实，它要求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把握和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反映社会中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要求反映生活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和本质；（3）艺术作品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这是检验艺术效果的尺度。

上述主张作为一个流派而言无可厚非，但是当它被当作唯一正确的创作模式加以绝对化时，就使得文学艺术创造走向纯粹的宣传。大多数苏联作家在实践中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强制的原则：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小说或诗篇，都应有一个“正面的”中心人物，这个正面英雄通常是一个在个人方面、专业方面和思想方面都无懈可击的人，感情生活居于次要地位，“正面人物”总是反对次要“反面人物”斗争的胜利者，后者则不是代表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就是代表“人民的敌人”、“外国间谍”。一些个人化的作家如米·米·左琴科和安·安·阿赫玛托娃则受到粗暴的斥责和讨伐，直至被开除苏联作家协会，被禁止发表作品。

列宁非常注意电影的宣传作用，他认为“一切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电影。国内战争一结束，苏维埃就立即扩建了从旧政权接收过来的七个制片厂和一千个剧院。1919年8月，全苏联的电影工业即全部国有。仅仅十年间，他们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影剧网，上映国营制片厂拍摄的影片。之前苏联的电影生产数量和质量都不如西方国家，早期主要放映库存的西方影片，但是到1927年，国产影片的票房开始超过国外影片。这个时期的电影都是默片，这种缺陷本身反而变成了一种宣传上的优势，它可以突破苏联不同民族的语言差异，最大限度地扩大电影的宣传范围。20年代可称之为苏联电影的黄金时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为代表的苏联导演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1926）、《十月》（1927），普多夫金的《圣彼得堡的终结》（1927）等宣传十月革命的影片成为经典之作。

农村口语宣传网络的建立

在马克思的理论里，农民并不是革命的主力。在俄国的政治舞台上，农民一直是漠不关心的中立者，是无意见的背景。但是在列宁的宣传理论中，农民作为大众的典型成员，是鼓动的主要对象。

在革命胜利初期，不论是在与白军进行战争期间还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农民及农村问题一直是新政权是否能够保持稳定的关键。因此布尔什维克大力开展农村宣传网络建设。吸取以前民粹主义者的教训，新生政权以通俗易懂的口头传播网络为基础，进行农村宣传。《土地法案》以简明的形式向农民宣传，相比之下，白军则缺乏有效的农村动员措施，这为红军战胜白军奠定了基础。

《土地法案》是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的第一个法案，该法案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宣传材料，它重新分配土地的措施迅速赢得广大贫农的支持。新政权专门进行了农村鼓动宣传的培训工作，仅革命胜利后一个月，就有1万名鼓动员被派往农村，1918年7月全国到农村进行宣传的人数达到5万人。

在当时的一本培训和指导鼓动员的小册子［由波罗夫（Ia Burov）编写］里，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宣传的要点，并且解答农民可能提到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该书还详细地说明了农村宣传鼓动的方法和步骤。

这些方法包括：在宣传之前，要用一天的时间对该地区的政策知晓情况和政治状况进行调查，尤其要摸清该地群众中的领袖人物及其政治立场。接下来鼓动员在当地贫农中找二至五个有知识且信得过的人，向他们解释政治形势和政府的要求。然后，鼓动员才能召集群众进行公开宣传。在这些已经被发动的本地农民的协助下，村民们对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和平政策、政权问题进行讨论。鼓动员尽量不处于中心位置，他协助村民选出自己的领袖。接下来，鼓动员与农村传统的村社组织接触，如果村社政权掌握在反布尔什维克的人手中，就坚决要求进行重新选举。最后，鼓动员再和当地布尔什维克政府取得联系，汇报情况。俄国传统村社被认为是阻碍垂直宣传体制建立的主要障碍，为了削弱其影响，鼓动员还会发动对富农的批判，将贫农与富农对立起来，激起民众的仇恨，剥夺传统领导人的权威。不难发现，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土改与农村动员中借鉴了苏俄的方法和模式。

为了进行大众宣传，苏维埃政府还创造性地发明了“鼓动火车”、“鼓动轮船”、“鼓动车站”。鼓动火车最早起源于内战中的军队宣传，后来推广到广大农村地区。作为现代科技的象征，火车代表着新生政权的形象，火车外面装饰着英雄的士兵、农民和工人形象，写着标语，非常引人注目。火车的名称“列宁”号、“十月革命”号、“红星”号也是宣传的一部分。鼓动火车是一个流动的宣传站，一列火车有一百人左右，其中15～20人专门从事政治鼓动工作。车上配备有印刷设备和通讯发射设备，一路散发传单。火车上配备演说员、演讲厅、剧院，还带有电影放映设备。最新的科技在宣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民众最初的电影经验就是纪录片中列宁、托洛茨基等革命领袖的形象，自然会对他们产生亲切感。

俄国广大农村地区识字率不高，为了有效地进行宣传，苏维埃政权制作了大量宣传画，通过简单明了的视觉符号传达讯息。宣传者们还发明了和现代卡通画类似的多幅有故事情节的宣传画。除了在宣传的形象性上努力外，苏维埃政府还在革命胜利之后到20年代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列宁曾提出：“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1919年12月26日政府颁布了《扫盲法案》，规定8岁至50岁的公民必须接受扫盲教育。至1920年，有40%的成人可以阅读文字内容。扫盲运动对农村和军队的影响比较大，扩大了新政权的宣传范围。

教育与学术

列宁把宣传看作一种特殊的教育，同时也把教育看作是宣传的一部分，在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立即对沙皇时期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同时，取消了沙皇时代的高级中学。列宁断言，新的苏维埃中学要进行“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增进健康的体育锻炼”的综合教育。

1923–1924学年，教育人民委员会部颁发了学校必须执行的统一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的指导思想是：学校的教学工作和教育工作必须和社会及工农群众的劳动生产斗争结合起来。教学大纲提出了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这意味着学校教育不再侧重于素质教育而转向职业训练，人文学科受到轻视，而实用的自然科学则受到重视。

为了对青少年进行政治教育，“全苏列宁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少先队）和“全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迅速成立，它们都在党的监督和指导下，对青少年进行校内外的政治教育，为党组织培养后备军。

列宁对于知识分子态度复杂，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他认为知识分子受了过去整个生活环境的影响，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异己力量。“资产阶级”出身的教师，大多数被逐出校门，大批知识分子移居国外。但是随着工作重心转向国内经济建设，列宁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他指出：“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来把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时，才能建设成共产主义。想用另一种方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行的。”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进一步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党史的权威叙述。这种以不同路线斗争作为主线的党史编撰线索，也成为延安时期中共党史写作模仿的范本。与钦定党史不同的记录则被禁止传播。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也因为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革命元老在革命中作用的描写与官方的不同，原版被禁止发行。充满反讽的是，列宁1920年为该书所写的序言里却强调希望该书“被印成千百万册、被译为各种文字，因为它对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而异常生动的描写”。

军队与外交

在托洛茨基建立的红军中，没有采用传统的权威与纪律相结合的旧办法，而是把政治灌输放到重要位置。在以工人和贫农、中农为基础的红军中，托洛茨基首次配备了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包括维持纪律，监视战地司令员政治上的可靠性，进行教育工作，监督对战士的思想灌输。他们把过去主管教育的军官和牧师与执政党在军内的代表这种前所未有职责两者合而为一。

与之前的旧式军队不同，红军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为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每个士兵应该充满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和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献身的热情。虽然红军早期的战斗力未必很强，但是用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红军军纪严整，受到了不少人的欣赏。无论是孙中山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的组织上都借鉴了这种注重宣传的政治委员（政治代表）的管理方式。军队宣传也成为现代宣传观念引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苏俄引进的军队宣传经验作为成功的典型，被逐步推广到全社会。军事化管理让宣传的效率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现代政治精英对宣传的信心。

在外交与国际宣传方面，苏维埃政府也开创了全新的模式。列宁时期的外交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在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立即公布了沙皇政府与协约国签订的所有秘密条约，引起国际社会震动。在苏维埃政权与德国等议和的谈判中，出现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场面。1918年2月28日苏维埃代表团抵达谈判地点布列斯特的火车站后，一边接受德方代表的欢迎，一边把衣袋里的革命传单向那些感到惊奇的旁观者散发，号召他们用暴力推翻那些就要与苏维埃开始和平关系的政府。

苏维埃政府与他国政府的外交与面向他国公众进行的宣传活动经常同步进行。在列宁掌权时期，从未放弃马克思所提出的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愿望，号召和资助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发动起义或通过其他形式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夺取政权。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成立就是苏联试图领导各国无产阶级组织进行斗争的表现。苏联的革命和平民当家作主的形象，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全世界，尤其受到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欣赏。尽管马克思主义很早就被引进到中国，但是一直未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正是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他们在众多的思潮中选择了社会主义。

苏联开创了传统外交与通过共产国际宣传的双重外交形式。在西方学者看来，“苏联对外政策的双头现象在国际关系中是空前的。在相互对抗的国家中，彼此赞助对方的内部颠覆活动，这在历史上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共产国际的特点在于它是公开地、形成体制地一贯向所有的国家挑战，而且活动范围遍及全世界，这却是史无前例的。”尽管这一评价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但从结果上看，当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相继受挫之后，这种双头外交及宣传策略的不良后果即显现出来，社会主义引起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警觉，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关于国际主义、国家及民族主义的理论争论也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中所倡导的国际主义与现有国家主权、国际法之间的冲突。在实际条件的影响下，列宁具有国际主义热情的宣传政策，逐渐被斯大林强调苏联国家利益的更加务实的民族主义策略所代替。

宣传观念的变革与苏联解体

对于一个对未来有明确规划的意识形态来说，从掌握政权那一天起，乌托邦神话就随之破灭。当完美的理念遇上不完美的现实时，二者之间的缝隙就不得不通过宣传加以弥合。列宁为苏联的宣传观念奠定了基调，那就是通过一体化的宣传系统，进行灌输与政治教育，改造个人的意识，认同和支持社会主义制度。这套宣传体制强调效率，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政令得到贯彻，列宁强调纪律和党的领导，忽视民主。斯大林则在上述逻辑的基础上，使这一体制走向畸形，成为建立个人专制和个人崇拜的工具。“‘伟大领袖’的雕塑和画像到处都是，颂扬他的歌曲和诗集层出不穷，以他的名义进行的公众庆典没完没了，他的每一次讲话都被当作神圣的教条。而且，他的赞美者们还争先恐后地去发现更美丽的语言来赞颂和描述这位‘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因为是他带给了每一位正派的苏联人快乐，是他使社会主义的敌人心惊胆战。”

除了将斯大林时期畸形的宣传体制归结于领袖个人的意志外，不可否认的是在列宁创立整个社会体制和宣传体制之初，已经埋下了定时炸弹。这个宣传体制对国家利益的强调超过了对公民个人表达的权利保护，对统一思想的追求超过了对社会多元与宽容的追求。作为一个整体工程，每一个局部宣传的成败都与宣传的整体效果休戚相关。为了保证整个宣传体系的效率，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将苏联封闭起来，建立起一个自我证明的符号宇宙。为了证明这个符号宇宙的正当性，必须完全否定其他符号宇宙存在的可能性与正当性，营造起一个非友即敌的氛围。斯大林当政时期，在清洗与恐怖的辅助下，这一宣传体制发展到极端。

误导信息

进入“冷战”时期之后，苏联面临更大的国际挑战，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宣传。赫鲁晓夫在与美国“和平竞争”的过程中，不仅利用国际广播进行国际宣传，而且通过联合国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发明了“误导信息”的观念。

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的字面意思是错误的、不完整的信息。该信息的真实发布者的身份不为人所知，通过第三方传送、提供或证实。这个概念最早来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1955年新成立的一个局的名称——dezinformatsia。该局也被称之为A局，即“积极行动”（Active Measures）局的代称。该部门主要从事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和颠覆策反活动，目的是给敌对国造成危机。误导信息不仅包括错误的信息，而且还包括用来削弱敌方的新闻报道。这些新闻报道常常通过外国的特工或被收买的外国记者首先在其国家发布植入性报道（planted stories），这些报道通常半真半假，表面信源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中立性，容易迷惑受众。经常被提及的一个案例是关于艾滋病是美国的生物武器的信息误导。1985年10月苏联的《文学周报》（Literaturnaya Gazeta）转载了印度一份亲苏的报纸《爱国者》（Patriot）的消息，指出艾滋病系美国发明的一种新型生物武器。苏联经常通过代理人（通常是记者）在外国发布误导信息，可是这次印度这份报纸根本没有刊登这篇报道。转载本身增加了信息的可信度，该新闻被60多个国家的媒体转载，一直到1987年，美国的CBS晚间新闻、英国的《快报》和《星期日快报》还在报道该新闻。

在整个“冷战”期间，不仅苏联，美国也开展了大量误导信息战。包括“误导信息”这个概念进入公共视野的过程，也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宣传。1980年，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的误导信息部主任比特曼（Ladislave Bittmann）在美国国会接受听证，他揭露说苏联的情报部门在西方各国安插了不少代理人，其中记者的比例非常高，这些代理人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制造不利于美国及西方的言论。他的言论及著作，使人们对苏联的秘密宣传活动引起警觉。

1999年，在苏联KGB档案部门曾经工作过30多年的瓦西里·米特罗金（Vsili Mitrokhin）出版了一本名为《剑与盾：米特罗金档案》的书，披露了冷战时期苏联的大量秘密宣传活动。比如1971年 KGB特工在美国伪造种族仇恨的小册子和信件，挑动犹太人与黑人间冲突；1984年以3K党的名义，伪造信件，寄给奥组委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等。其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信息误导宣传。1975年，一个自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特工的菲利浦·阿吉（Philip Agee）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公司内幕：CIA日记》（Inside the Company: CIA Diary）。该书披露了250个CIA特工的名录，并且列举了CIA的大量错误行动。该书伪造信件，提出CIA是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背后元凶，这一说法甚至被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拍成影响颇大的电影“JFK”。但是米特罗金指出，这个名叫阿吉的人其实是子虚乌有，这本书是KGB和古巴情报部门编写的。

事实上，不论是苏联的KGB还是美国的CIA都在进行类似的信息误导，只不过由于苏联解体之后，大量文件解密，许多苏联进行信息误导的事实方为世人所知。美国情报部门的宣传资料大多处于保密状态，人们无从得知。人们常把信息误导归结为是苏联单方面的宣传活动，这本身很可能也是美国情报部门宣传的结果。

公开性与苏联宣传系统的解体

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也平反了一些冤案，这一时期被称之为“解冻”时期。但是总的来说，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苏联的宣传体制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任短暂的政府之后，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展开了他雄心勃勃的大改革。起初，他只延续了契尔年科时期提出的“加速”战略，但是随着地位的稳固，他逐渐提出了“改革”、“新思维”和“公开性”等口号。他在这些口号下对苏联传统的宣传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

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的困境归结为官僚阶层萎靡不振、效率低下。为了澄清吏制，他一方面惩治腐败行为，另一方面与新闻界结盟，大力提倡“公开性”，试图通过新闻界的舆论监督，整肃吏治。“公开性”是一个暧昧的概念，一位美国驻苏联大使解释说：

从字面上看，“公开性”意为“公开讲话”或“公布事实”。这个俄语词没有确切的英语对应词，这就使美国弄不清该政策的真实含义，它并不像某些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指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而是指官方机构的运作应该是开放的，因为它同我们的概念“透明度”相似。其目标不是新闻媒介的自由，而是为政策的变化进行更有效的宣传。戈尔巴乔夫最初认为公开性是他的工具，可以用来同反对他改革计划的那些官员进行斗争。

1986年戈尔巴乔夫会见新闻界代表时说：“无论在党内或者在国家机关中，都存在着许多由于没有反对派和不同意见造成的思想和行动停滞、守旧、错误和失误。现在，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我们的新闻界可以成为这种独特的反对派。”早在契尔年科执政期间，就已经开始实施政治公开化，并将党中央政治局每星期四例会的内容在报上公布，但戈尔巴乔夫走得更远。

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进一步重申了这一原则。他说：“对于我们来说，扩大公开性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没有公开性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民主以及群众的政治创造力和他们对管理的参与……有时谈到公开性，会听到有人打招呼：慎言我们在现实工作中在所难免的缺点、失误和困难。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列宁主义的答案：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真理……因此，我们把公开性变成一种不间断起作用的制度。”

对于大多数官僚阶层来说，他们还不能适应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能做到这一点。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苏联的所有大众媒体在事件发生后一直保持沉默。在戈尔巴乔夫的坚持之下，到4月28日晚间，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第一个官方消息才出现，它简短报道了事故，对那里实际发生的情况未作任何说明。新闻报道的缺席，使得居民没有得到准确信息及时撤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内紧外松”的传统报道思路指导下，当外国公众已经知道辐射污染值“略超过容许范围”时，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居民却被禁止了解事故的危险性。1989年媒体还揭露，事件发生后，为了防止当地居民测出日益升高的放射级别，以前作为民防计划的一部分而发放的放射线测量仪反而被政府收回。自事故的第一天起，实际辐射情况每天都向政治局、苏共中央、各共和国部长会议和州执委会报告，但是对新闻媒体却秘而不宣。直到5月2－3日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在实地了解情况后，才做出了电站周围30公里内人员疏散的决定。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介绍切尔诺贝利的灾难。

切尔诺贝利事件处理不及时和政府对公众安全不负责任，令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不满情绪进一步增加。“有控制的公开性”令苏联政府付出了重大的政治代价。另一方面，该事件引起的民愤，也为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推行公开性提供了正当理由。

在文学和学术研究领域，知识分子在戈尔巴乔夫“苏联的历史中不应有空白点和被遗忘的名字”的号召下，对历史与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过去不敢直面的现实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在这一阶段，中长篇小说、文章和回忆录取代了专业的苏联社会史学研究，斯大林镇压不同政见者的秘史被不断揭露出来，就连那些刚被“平反”的人也不能幸免，布哈林、托洛茨基这些在斯大林时代遭到不公正待遇的老革命，他们在红色政权下的反人道主义行为也不能逃脱人们的批评，甚至连人们通常认为比较宽容的列宁，也不是毫无瑕疵。1989年《莫斯科新闻》对内务委员会（克格勃化名之一）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一案的揭露，更是成为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

党的思想家无法控制过去，自然也就无法把现实合法化。苏共的历史成了罪恶、暴力和欺骗的历史，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逐渐失去信心。正如一位俄罗斯历史学者说的：“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

反思苏联的宣传观念与体制

苏联解体的原因十分复杂，它会和罗马帝国的衰落一样，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近些年来，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提出，苏联的解体主要是因为在信息心理战上败给了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是利西奇金、谢列平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该书作者提出，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国内许多关键位置就被所谓“意识形态专家”占据。这些专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各种机会，散布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坚固的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作者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放松了内部的意识形态控制和信息战，才导致社会主义堡垒在里应外合之下被轻易征服。

苏联的解体从反面让我们看到了其宣传体制对政权稳定的重要影响。列宁时代确立，由斯大林发展到极致的苏联宣传系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向国内民众提供了政权正当性的证明。共产主义宣传经常诉诸于抽象的理论与观念，现实中与之矛盾经验成为了偶然的“例外”。只要维护了包括新闻、文艺和教育等整个意识形态系统内部的一致性，就可以掩盖现实中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利西奇金等人向我们揭示出宣传的强大效果。然而他们除了对所谓“意识形态专家”动机的论证过于主观外，还错误地倒果为因，将宣传体制的松懈作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解体前恶化的经济状况、尖锐的民族矛盾、臃肿而低效的官僚体系才是其解体的根本原因。由于政权不够民主，这些问题长期被压抑，在突然被披露出来之后，引起了民意激烈的爆发。尽管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宣传本身不够有力造成的，但是恰好相反，这正是一直以来一体化的宣传体制掩盖矛盾所造成的恶果。

苏联宣传体制的建立与覆灭，折射出现代社会宣传的困境——强调效率与民主自由的矛盾。列宁时代由于国内外的条件紧迫，建立了过分强调效率和纪律的宣传体系。这个以国家有效动员为特征的体制帮助苏联奇迹般地渡过了难关。然而这些临时的措施中也蕴涵着许多不民主的因素。由于没能及时根据外在条件的变化调整宣传体制，在合适的环境下，这些毒瘤逐渐生长，成为苏联社会走向专制的工具。一体化宣传体制有效性的前提是各部分的合法性都得到公众承认。当任何一环出现问题，公众就将把罪过归因于整个政权，并对整个宣传体制的所有部分产生怀疑。一旦戈尔巴乔夫所提倡的“公开性”放松了国家对于信息系统的管理，公众长期被压抑的不满得到发泄，他们便将所有社会矛盾的原因归结于政权本身，最终导致公民对社会制度和国家认同感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