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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受到了心理伤害

2013年，美国新闻纷纷报道了大学生精神健康危机的统计数据，其中，服用抗抑郁类药物的学生人数之多，尤其令人揪心。芝加哥拉丁学校（The Latin School of Chicago）是一所私立中学，在校学生大约1 100名，这所学校的退休董事长查利·戈芬（Charlie Gofen）把数据以邮件方式发给了另一所学校的同事，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们学校的家长是宁愿孩子在耶鲁大学过得郁郁寡欢呢，还是在亚利桑那大学过得开开心心？”那位同事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猜75%的家长宁愿孩子在耶鲁沮丧压抑。他们认为孩子可以在二十来岁时理顺情绪方面的东西，但不可能倒回去拿到耶鲁大学的本科文凭。”¹

我们的意图太合情合理了：因为我们太爱孩子了，巴望他们得到最好的一切。然而，由于对安全的恐惧，由于军备竞赛式的大学录取，也许还因为我们的自我太过贫乏，在对孩子来说什么是“最好的”这一问题上，我们的认知完全失去了平衡。我们不希望孩子碰得头破血流，不想让他们情感受伤，却甘冒让他们心理健康出问题的真实风险吗？

接受调查的153所学校涵盖全美50个州的小型文理学院、研究型大学、宗教型大学和小型、中型及特大型非高校。心理健康危机并不是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特有的问题，而是发生在各地的孩子们身上。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反映了我们逼迫孩子获取学术成就的严重程度，但由于问题发生在各层次学校的孩子身上，因此这似乎不是进入精英大学的成本，而是产生于美国式童年本身的某些方面。

过度养育与心理健康

结论是没错，可为什么过度养育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呢？你这么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还没有研究证明这两者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它们之间的确有相关性。

2010年，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项研究开宗明义，⁴承认迄今为止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足，强调从逸闻趣事转变为实证研究的重要性。该校研究者帕特里夏·萨默斯（Patricia Somers）和吉姆·塞特尔（Jim Settle）采访了全美190所大学和学院的学术与学生事务专业人士，他们估计所在大学的直升机式父母比例介于40%～60%。萨默斯和塞特尔试图区分有益与有害这两类父母行为。

与积极的参与相反，“负面的”直升机行为则包括“不当地甚至有时候偷偷摸摸地涉足孩子的生活和人际关系。”

同样是在2010年，新罕布什尔州基恩州立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尼尔·蒙哥马利（Neil Montgomery）调查了全美300名大学新生，发现如果父母有直升机式养育行为，学生对新思想和行动的态度便较不开放，也更容易受到伤害，常感到焦虑和不自在。蒙哥马利发现，“如果父母赋予孩子责任，不老是监督他们，让他们成为所谓的‘自由流浪者’，情况就恰恰相反”。⁵

2011年，田纳西大学查塔努加分校的特里·勒穆瓦纳（Terri LeMoyne）和汤姆·布坎南（Tom Buchanan）考查了300多名学生，发现有直升机父母的学生更有可能服用抗焦虑和抗抑郁药。他们之所以进行这项研究，⁶与他们在自己的教室里看到的情况有关：“开始的时候，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学生非常优秀，他们很能干，交作业的情况非常好……但一旦涉及独立决策，如果不给他们具体的指示，他们就会感到不安。”

2012年，《青春期杂志》（Journal of Adolescence）发表了一项针对438名学生的研究报告，称发现了“初步证据，证明这种养育方式与成年后出现的发展问题相关，因为它限制了孩子在成人过程中练习掌握重要技能的机会，使他们无法独立。”⁷2013年，《儿童与家庭研究杂志》（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刊登了一项针对297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在抑郁水平和对生活感到不满方面，有直升机父母的大学生数量显著高于其他同龄人。研究者认为，学生幸福感低下的原因在于，“对自主和能力的基本心理需求受到了妨碍”。⁸

2014年，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的研究人员率先指出，高度结构化的童年与较低的执行功能相关。⁹执行功能指的是确定在什么时候执行什么目标行动的能力，有注意力缺陷障碍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缺少这些能力。儿童参加结构化程度较低的活动机会越多，自主执行功能越强；反之，则预示自主执行功能较差。

洛杉矶的拜特·舒瓦戒毒中心（Beit T'Shuvah treatment and recovery center）的研究者近期有一项研究发现，在富裕家庭长大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中，抑郁和焦虑的发病率与监禁中的青少年相当。¹⁰哈丽雅特·罗塞托（Harriet Rossetto）主任说：“如果你一出生，父母就已经为你做好了所有的选择和决定，然后把你丢进大学，这就像殖民统治下的国家一样，一旦独立，立刻分崩离析。他们进了大学，可是不明白为什么去，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茫然无措。在这样痛苦的境地下，他们通过毒品和酒精、赌博、自残之类的有害方式麻醉自己，这些事情表达了他们的空虚感与绝望感。他们之所以吸毒，往往是因为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可做。”¹¹

生活能力缺陷与心理健康问题

如果父母习惯于帮孩子处理生活琐事，诸如叫醒、接送、提醒最后期限、课业、付账单、提问、决策、承担责任、同陌生人交谈，乃至对抗当权者，那么等到上了大学或工作后，父母放手让他们独自面对世界时，他们可能会相当震惊。他们会经历挫折，对他们来说，挫折就等于失败。而且悖谬且讽刺的是，他们无法很好地应对失败，因为他们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的实践经验。

一个孩子看似健健康康，却是在过度养育中长大的，那么等他上大学后，往往难以应付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比如室友对“清洁”有不同理解，教授要求修改论文却不明确指出“错误”何在，朋友不再那么友好，暑期学习班和服务项目只能二选其一……这些时候，他们会觉得举步维艰，不知道如何处理分歧，何况还要面对不确定感、伤心感，以及决策过程。不同于忍受某种程度的不适以及琢磨各种选项、找个人好好讨论然后做出决定，这种应对事情的无能感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心理学家卡伦·埃布尔博士（化名）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型公立大学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服务中心任职，她在工作中也遇到过这类孩子。这所大学约有90%的学生住在校园及周边几公里内的地方。因工作性质敏感，她要求匿名。

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埃布尔指出：“过度介入的养育方式严重损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他们无法在父母和独立做决定之间达到平衡。”¹²

她跟我解释，自己和学生们的谈话，是这样展开的：“开始的时候，一旦觉得需要帮助，他们会立即联系父母。从心理学角度讲，他们并不是真的需要帮助，如果可以挺过不知该怎么办的那段不适期，基本上就等于是在操练技能，他们早晚会学着自己动手。学生们还不具备批判性思维、自信和独立能力，我就和他们一起操练。但是，如果他们最终还是给父母打电话、发短信，那就没有按照我希望的方式练习这些技能，也就意味着还是没有掌握。”¹³

埃布尔和我并不是说成年的孩子永远都不应该给父母打电话。“魔鬼”存在于谈话的细节。如果他们打电话谈一个问题，或者需要做一个决定，我们会告诉他们怎么办吗？还是说，我们可以若有所思地倾听，根据对情况的感觉提一些问题，然后说：“好的。那你认为可以怎么处理呢？”埃布尔补充说，社交媒体加剧了这一倾向：学生会首先找父母，而不是自己想办法，而父母则立即作出回应：“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没有给他们自己去弄清楚该怎么办的时间。”

年轻人无法将自我与父母分开，这是需要处理的问题的实质。有些年轻人可以培养出这种自我意识，但对于另一些年轻人，无法区分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从幕后一瞥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后可能遭遇的情形，做父母的可能就会感到好像穿上了一件紧身衣。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当孩子远离家人，独自感到迷乱、困惑、恐惧、难过时，除了我们，谁还能来帮他们？

要点在此。直到近期数据开始出现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研究指出，“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是精神健康的关键因素”。孩子身处问题甚至危机当中时，这个事实令人难以接受，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他们最好的药物。如果你的孩子还年轻，那么你有足够的时间正确做到这一点。

造成心理伤害的三种过度养育方式

心理学家、作家玛德琳·莱文（Madeline Levine）博士在加州马林县开了一个诊所。这个地方在金门大桥以北，以风景秀丽著称，周边有很多葡萄酒庄园，是个富饶之地。凭着《纽约时报》畅销书《给孩子金钱买不到的富足》（The Price of Privilege）和《给孩子软实力》（Teach Your Children Well），莱文享誉全美。她在书中详细阐述了中产阶级年轻人的压力与紧张情绪。她应全美各地的家长教师协会、学校董事会、社区中心邀请发表讲座，劝诫各地家长冷静、撤退。¹⁴正如莱文所说，孩子生活中潜伏的最大危害，并不是街上有陌生人从天而降之类的偶然事件，而是父母为孩子做得太多，结果导致他们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近年来，莱文向数以千计的社区中的上万名家长宣讲了这个话题。2014年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听了她的演讲。自从我加入由她和丹尼丝·波普共同创立的“挑战成功”（Challenge Success）组织的董事会，我们就成了朋友，这个组织主要关注孩子面对的压力。所以我参加她的讲座，主要目的是欢迎她来我们社区，以示支持她题为“养育孩子，实现真正成功”的讲座，同时，我也是为本书而去。我想看看，对她有关过度养育危害的研究，爸妈们反应如何。

讲座在甘恩中学举行。这所学校是全美顶尖的公立中学之一，我儿子索耶在这里上学，女儿埃弗里很快也会成为这里的学生。因此我出席这次活动不仅是作为演讲者的朋友和对演讲主题感兴趣的写作者，同时还带着家长的身份。我丈夫也去了，与会的还有其他几百位父母。莱文博士以一段有关父母认知的开场白，点燃了我们的热情。她的话大致如下：

“当前，一个说服力极强的流行故事说，成功是一条直线，从正确的中学，到正确的大学，到正确的实习，到正确的研究生院，到所选的职业。如果这是你走过的道路，请举手。”大约有5%的人举手。

“没错，”她说，“在所有人群中，走直线的人只占1%～10%，大多数人的道路都是迂回曲折的。”

“但孩子们不知道这个故事，”莱文继续说，“你的孩子以为你是天才。他们不知道你挣扎过、失败过，这是我们不让孩子知道的最大秘密。孩子需要了解我们面对的日常挑战，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人生道路告诉他们，尤其应该讲讲我们的失败。”

在场的爸爸妈妈们面对经验和态度之间的失调，发出了紧张的窃笑。莱文任重道远。她讲了大约1个小时，接着是提问和回答问题时间。

莱文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应该提供适合孩子的机会，支持他们成为他们自己，而不要试图让孩子成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成为的那种人，并接受尝试和犯错的好处。这个观点令我感到安慰，我觉得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莱文分享了自己的发现，她认为有三种可能造成心理伤害的过度养育方式。

• ◆　为孩子做他们已经可以自己做到的事情。
• ◆　为孩子做他们几乎可以自己做到的事情。
• ◆　教养行为的动机基于我们的自我。¹⁵

一旦开始以这三种方式养育孩子，我们就剥夺了孩子的机会，使得他们没有机会去表现创造力、尝试解决问题、培养应对技巧及形成抗挫力，没有机会探索什么能给自己带来快乐，更无从了解自己是谁。简而言之，我们剥夺了他们成为人类的机会。虽然过度养育的目的是保护孩子，而且可能带来短期的收益，但事实上，我们的行为所传递出的信息对他们的灵魂极具毁灭性：“孩子，没有我，这些事你一样都做不成。”这增加了孩子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概率，使他们把刀锋对准自己，甚至意图结束生命。¹⁶

莱文博士的演讲结束后，房间里的气氛从紧张变成了“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一切”的感受，我感觉到，也许有些人会找到勇气，改变我所谓的“在当地水平下的自家饭菜水平，从而对自家孩子的生活质量带来一些影响，即使我们对屋子外面的规则无能为力。

然后，莱文请大家提问。家长们提了几个问题。有人问如何激励考试得C的学生；有个家长说自己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在大家围成一圈时不能安静坐好，他希望知道该怎么办；还有个家长想了解如何激发她四年级孩子的学习热情，她说：“我女儿真的热爱写作，老师说她有罕见的才华。我一直鼓励她参加写作比赛，但她不肯。她说她不会赢得比赛，她就是自己写着开心。但我认为她可以做得很好。怎样才能让她参加比赛呢？”

我丈夫和我扬了下眉毛，相互对视了一眼。屋子里响起翻阅节目单的沙沙声，有人左顾右盼，好像在说：“她没听懂。”但莱文接受了提问，满面微笑着说：“你女儿喜欢写作，那太棒了！别干扰她，让她写。”一小部分父母鼓掌赞同，其中有我和我丈夫。从掌声中可以推测，同意莱文的观点并感到舒服的人，远远少于没鼓掌的人，后者心里想的可能是：不强迫她参加比赛，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这是在帕洛阿尔托吗？

为“失败”所付出的心理健康代价

有些家长提倡专制的养育风格，给孩子规定狭窄的学业和课外目标路径，如果孩子没有持续取得优异成绩，就施加惩罚。这样的父母通常会忽视，或者不相信我们讨论的心理健康问题。我在所有种族和各社会经济阶层中，都遇到过这种父母。

弗兰克·吴（Frank Wu）是美籍华裔教育家、活动家。我没有提及同我交谈的多数人的种族背景，不过，由于蔡美儿把她那种专横的养育方式称为“美籍华裔风格”，所以我想咨询一下美籍华裔社区的人士。像蔡美儿一样，弗兰克·吴也是华裔美国人。

弗兰克是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的院长。该校位于旧金山，与诸多机构建立了联合关系，其中包括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和历史上属于黑人的霍华德大学、招收聋人的加劳德特大学，以及两年制、只招收26名男生的深泉学院。年近50的弗兰克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看到了为数不少的所谓“受伤的小老虎”，即专横的“虎爸虎妈”的子女。他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¹⁸还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著述和演讲。

“我为《赫芬顿邮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亚洲移民父母教给我的东西一无是处’，”弗兰克告诉我，“我以为读者会朝我扔西红柿，可相反，所有亚裔美国人都点头认可，我这才意识到，‘哇，我发现的问题引起了共鸣’。”作为法学教授和院长，他攀上了职业的高峰，但他说，“我母亲还是希望我上医学院”。他不是在说笑，他解释说，像许多亚裔的美国父母一样，他爸妈认为只有不够聪明、学不了“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些学科的人才会去学法律和人文学科。“老虎型家长的策略可能适合在其他的时间、地点或代际中应用。”弗兰克理解那些家庭，他们仓皇逃离专制政权，作为移民，渴望在美国获得第一个立足点，“但现在他们是在帮倒忙”。

弗兰克认为虎爸虎妈对成功的定义刻板、僵化。“如果你成为神经外科医生兼钢琴家，恭喜你，那是由于父母的敦促，如果没人迫使你做家庭作业和练琴，你就做不到这一点。但每一个类似的成功故事背后，可能有99个孩子的生活就这样被毁了。”弗兰克太清楚了，他了解那99个人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或多或少符合这个主旨：“亚洲移民把所有的一切都投注到孩子身上，自己往往吃尽了苦头，直到孩子成人了，上了一所好学校，进入了一个行当，成了家，有了一所漂亮的房子。从表面上看，这个人非常成功，但父母还是感到羞愧，因为这个人虽然成功了，但并不完美。”

弗兰克告诉我，当毕业生代表的人选结果公布后，气恼的不是那些平庸的学生，彻底绝望的是那些位居第二的孩子。他们觉得自己本来也可以成为毕业生代表的。“被压力伤害的并不是不成功的人，他们非常成功，但因为不是第一名，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谈到这儿的时候，我和弗兰克通话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他助手安排的时间，但他想到了更多的故事，所以和我继续交谈了下去。他的语言既有哲学意味，又风趣幽默。眼看下一个会议就要迟到了，他才做了个总结。

有关孩子心理健康的数据只不过证明了这种做法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在生活技能方面，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如此之少，而在坚持我们为他们制订的学业计划和永无止境的学术成就时，又对他们要求得如此之多。他们在心理上不堪重负，又不具备应对压力的韧性，而我们则沿着施压的道路一路狂奔，好像这种伤害没有发生，或者觉得孩子为这种痛苦而挣扎是“值得的”，或者将来是“值得的”。

典型美国学区的指导中心公告都会公布青少年咨询服务方面的信息，以及著名专家有关青少年压力方面的报告讲座消息。最近，我看到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发布了一个类似的公告。这里在弗吉尼亚州北部，靠近华盛顿特区，拥有几所全美顶尖的公立学校。费尔法克斯县公立学校努力推行针对青少年压力、幸福和抗挫力的活动，包括举办有关“压力与生活或与学校的平衡”“学术期望的平衡”以及“度过大学招生阶段”等话题的小组讨论，还有关于抑郁症处理的方法和感言。每次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出席会议的学生可以获得社区服务积分。”

我赞赏学区提供类似项目的做法。在学校和其他社区机构的努力下，成千上万人已经观看了2010年的纪录片《无目标的竞赛》。该片由维基·埃伯利斯（Vicki Abeles）导演，审视了“成就文化”的压力。¹⁹看完影片后，观众们纷纷激动地议论现实情况是多么糟糕，很多人眼中噙着泪水。但我们为此采取了什么行动呢？

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出席有关大学录取过程压力的研讨会，学生因此可以获得社区服务积分奖励，从而给大学招生官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做法本身就证明了我们面对反乌托邦、复制娇妻式的情形。

在学业方面对孩子实施专制培养的父母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2014年，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他石破天惊的宣言式著作《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²⁰

被德雷谢维奇称为“优秀的绵羊”的人，在我看来是“存在性无能的人”。这正是英语教授特里·卡斯尔谈到的现象，她说：“尤其是现在，要想获得智力和情感上的自由，绝对的前提是培养违抗、揭穿或者让父母失望的意愿。”作为教务长，我私下里目睹了这种智力和情感自由的欠缺，这是一种存在性无能。我的办公室里就有这种“优秀的绵羊”。

学生抑郁潮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后期，过度养育下的千禧一代学生开始步入大学校园，随后，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当其冲，成为我们这些参与学术指导和学生生活的人需要处理的当务之急。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影响了他们在教室、宿舍或校园正常做事的能力。

有时候，我会亲自把学生从办公室带到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陪着他，直到当班的治疗师前来接待。大多数学生的需求不那么强烈，只需推荐他们去中心，之后进行跟踪、督促和说服就行了。这些学生往往学业很好，他们忙于功课和课外活动，追求卓越的暑期实习经历。但我在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在存在性问题方面往往显得比较单薄、机械。

在担任教务长的那些年里，我听到过很多大学生的故事。他们认为必须学习科学或者医学、工程学，必须弹钢琴，必须为非洲做社区服务，等等。有些同我交谈的孩子对学过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有些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提不起兴趣却又懒得思考，只是两肩一耸：“我爸妈知道什么对我最好。”

有个孩子的父亲威胁说，如果女儿不学经济学，就要和她母亲离婚。这个学生用了7年时间，而不是通常的4年才完成学业。过程中，这位父亲事无巨细地监管女儿的一举一动，包括要求她每周末去她叔叔家学习。在父亲的坚持下，有一个工作日，女儿在办公时间去见她的经济学教授，但事后忘记给父亲打电话报告这件事的进行情况，结果当天晚上她回到宿舍时，叔叔已经在宿舍大厅等她了。他不得不“强迫”她给她爸爸报告最新情况，为此，他显然觉得很不自在。后来这个学生告诉我：“我对生活缺少控制，几乎要发作惊恐症了。”她倒是学了经济学，可父母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

有些学生不动声色，直到终于逃离了父母的巢穴，尽管通常是借由上家长认可的研究生院；有些人会表达出对父母的愤怒。我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到了无奈。

这些学生往往天资聪颖、才华横溢，他们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尽力让脆弱的自己不致分崩离析，他们屈从于这个事实，即这种表面的成功是他们可以拥有的悲惨生活。

费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个大二的学生，在美国东北部长大，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三个孩子中排行老大，我在办公室接待了她。父母让她上医学院，他们每学期都审查她的课程表、安排她的课外活动，暑期实习选项也得经过他们预先批准。谈话过程中，她下巴紧绷、眼神凌厉。我没有发表评论，只是抬抬眉毛表示回应，然后继续问问题。我不确定费思为什么来找我，她强忍泪水解释说，如果她告诉父母，她对这个夏天他们心目中的医疗实习不感兴趣，会怎么样。我俯身向前，点点头，轻轻笑了笑，把问题集中到她的感觉上。她说只要她学业成绩优异，父母可能就会对弟弟妹妹宽容些，说到这里，她眼中闪过一抹光亮。我问到迄今为止她的学习成绩时，她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自豪，只说她在斯坦福大学的绩点在4.0以上。

这次交谈令我心碎。费思坐在我办公室里，神情泰然自若，美丽而有才华，看着眼前的她，听她倾诉时，我分明感到她好似一个溺水的人，奋力让头露出水面，脸上还挂着笑容。当然，所有这一切对完美的追求，即使学的是不喜欢的东西，从长远来看也可能有一定的“价值”，也许一个不具备特殊才能的孩子将来会后悔：要是父母不允许他放弃弹琴该多好。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我会讨论如何设定恰当的期望。而当前，我想着重谈谈这个问题：当强迫孩子接受不一定合适的苛刻期望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斯坦福大学的很多学生都在寻求心理健康咨询，有些学生休学了一段时间，有些学生则彻底崩溃了。

要说有形的成功衡量标准，我认为更好的指标是一个城市的青少年自杀率，而不是优异的成绩，或者SAT考分。每次我穿过帕洛阿尔托东梅多大道的铁轨时，这个念头就油然而生。2009年，一群青少年在这里卧轨自杀。他们多数都是我两个孩子所在的甘恩高中的学生。当年我有幸成为该校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盛典的背景是刚刚发生的巨大悲剧，为了找到恰当的说辞，我可谓煞费苦心。

这么多年后，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东梅多火车道口安装了一台监视器，火车通过时，乘务员会向监视器敬礼，并拉响汽笛。即便那些悲剧性的死亡已过去这么多年了，每次坐在车里，看着乘务员敬礼，听到孤独的汽笛声响起，我眼中都会翻涌热泪。我们必须住手，不可以把孩子推向这样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