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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成了“学习毒品”成瘾者

据诊断，约11%的美国儿童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为了提高注意力，其中过半（6.1%）患儿服用了阿得拉（Adderall）、利他林（Ritalin）和莫达非尼（modafinil）之类的兴奋类药物。¹凭着ADHD诊断书，学生可以在学业上享有包容性待遇，如延长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和考试时间等。

我儿子索耶是4级ADHD患者。他完成家庭作业非常困难，特别是作文。一个又一个夜晚，他坐在餐桌旁，双眼凝视远方，有时候把铅笔尖都戳进了指甲盖里。他很聪明，我认为他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学业，眼看他什么都不做，别提我有多苦恼了。更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的挣扎也影响到了他爸爸、妹妹和我。为了让他学习，我们努力维持一个安静的环境，免得分散他的注意力。

我感到不厌其烦，迫切地想解决这个问题。我需要一个良方，不是为了学业竞争，实际上他的学业表现还不错，而是为了让孩子从耗时漫长、极易引发戏剧化情景的晚间家庭作业中解脱出来，让他年轻的生命重获一些空闲，也让家里其他人喘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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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许需要吃点儿阿得拉，就像我需要咖啡因一样。我知道咖啡因不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选项，但我可以借助它完成工作。这就是我希望给到索耶的。我觉得至少应该让他试一下，否则我担心会把他置于一个不利的境地。但我丈夫担心药物会对他的长期健康造成影响，力主采取可以提高他注意力的策略、心理治疗和其他办法。

我们的困境，即是否服药这件事，是所有ADHD患儿家庭的共同难题。但围绕是否用药，美国却流行着另一种令人震惊的态度。有些孩子获得了ADHD诊断，随之获得了服药和考试要求降低的待遇，然而，他们其实并没有这种障碍。2006年，哈佛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詹姆斯·佩林（James Perrin）博士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采访时说，家长让孩子服用ADHD药物的情况日益普遍，而孩子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的ADHD症状。²

这种可能性令曼哈顿一位名叫杰西卡的妈妈怒不可遏。她知道，在她家住的那个非常富裕的社区，有些孩子“完全正常”，而他们的父母却花费上万美元让孩子做一连串的测试，好让他们“获得”这种诊断。杰西卡担心，那些孩子“SAT考了2 350分，可成绩单上并不会注明他们投入了额外的备考时间，所以大学并不知情，”杰西卡告诉我，“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医生和心理学家很难确定到底什么是ADHD。诊断的主要依据是教师和家长对孩子行为的观察，是高度主观的定性评价。富裕社区的确诊率更高，因为在孩子挣扎时，这类父母有条件寻求医疗解决方案，也许，富有的童年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孩子患ADHD的可能性，或者如杰西卡暗示的那样，因为这些父母可以“买到”诊断赋予的“好处”？当然，只有对非ADHD儿童而言，药物和额外的时间才能被称为“好处”，对确有ADHD的儿童来说，药物和额外的考试时间只是接近于公平的竞赛条件。对于确诊的ADHD患儿，父母和老师的包容，就像是为视力欠佳的孩子戴上眼镜。

ADHD诊断结论可以操控吗？有人靠给富裕社区的父母发放ADHD诊断证明谋生吗？也许吧。或者，那只是曼哈顿部分区域和其他富裕社区的都市传说。如果真有这种事情，那是严重的伦理和医学问题。以恰当的方式帮助孩子，和把孩子变成另一个人，好让他们进入“更好的”大学，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我认为同样关键的是，杰西卡和美国的很多家长都觉得存在这种事。这种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担心，即如果那些孩子服药并获得了额外的时间，那我们的孩子就不能胜出，由此激起了吃药考高分的军备竞赛。

使用学习兴奋剂的做法

目前还没有确凿的统计数据，不清楚有多少父母为孩子的学习或考试而寻求这类药物，但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确在为自己寻找“好成绩药片”“学习药物”和“聪明药物”。

2013年，詹姆斯·肯特（James L. Kent）在据称是大麻信息与文化的头号源头的High Times博客发表文章，把阿得拉称为“美国最受欢迎的苯丙胺”，并通过谢里和丹的故事，分享了他对大学生使用苯丙胺的文化报道：⁸

谢里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她平时上午上课，下午在一家咖啡店上班。谢里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ADD），如果不吃药，早晨就很难起床，连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琐事都难以完成。她服用阿得拉，最好是30毫克的阿得拉XR缓释胶囊。但谢里没有健康保险，承受不起看医生的几百美元和每月两三百美元的药费。好在谢里运气不错，因为她认识丹。丹根据学生购买阿得拉的药量，每瓶收取5～10美元的费用。丹的生意很兴隆，因为阿得拉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一种苯丙胺，尤其受大学生欢迎，他们准备考试时，用它来维持长时间的注意力。

商贩水平的阿得拉经销商或商人可以以低于零售价的价格卖给学生。对于像谢里这样没有保险的学生来说，每月需服用的阿得拉处方药零售价合每片6～8美元。丹从仍然享受父母健康保险计划的学生或军人手上买来阿得拉，要知道，军人就像领薪水一样，每月按配额领取阿得拉。有军人折扣或者保险折扣的话，每粒阿得拉XR的价格还不到1美元，然后他可以以高于原价3～5倍的价格卖出。丹有办法从合适的人手上，以15～20美元一瓶的价格买到30毫克的阿得拉XR，所以，一瓶价格便宜的阿得拉XR就像是丹的活期存款账户、投资组合计划兼零花钱。如果没有时间，或者没钱吃饭，他也可以吃一片阿得拉XR，这样就能保证6个小时不会有饥饿感。

流行药丸的压力

为数惊人的大学生认为，服用兴奋剂是必不可少的成功手段，但他们并非都对这种做法抱乐观态度。亚当（化名）刚从东海岸一所著名的公立大学毕业，他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儿了解到我在写这本书，于是联系到我，想谈谈学生普遍把阿得拉拿来吃着玩儿的现象、年轻人这么做的原因，以及这个习惯的后果。由于话题敏感，他希望匿名。

我问亚当的第一个问题是，仅出于好玩儿的目的，学生如何能搞到阿得拉。他说：“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有个把朋友有办法从医院开到这个东西。”亚当知道有个人的父母帮她开了这个药，而她根本就没有经过医生的诊断，纯粹是为了学习上的好处。他补充说，许多以合法手段得到这个药的孩子，得到的药量都超出了需要，所以有多余的药可以分享出来。他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很昂贵的药，他认识的用这个药的人都是富家子弟。

“获得好成绩的压力非常大，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很团结。如果每个人都在赶一篇明天就要交的大论文，或者老师要你完成一篇很长的作业，或者期末考试，朋友们就会互相帮助。有人会说：‘嗨，如果大家今晚有需要，我手头有阿得拉哦。’或者‘一起做吧，把资源集中起来。’”

亚当语气沉重，言词小心谨慎。他说，谈这件事，他感到不舒服，但他还是想谈，因为他关心同伴和其他同龄人。他的朋友吃了阿得拉后性格发生了改变：本来很正常的学生变得一心专注手头的学业任务，把电话放在一边，成天学习，完全不考虑个人问题和人际交往问题。

在亚当看来，阿得拉带来了看似无限的短期表现收益。当我问及阿得拉有什么缺点时，他说：“当然有，它让人产生挫败感。这是一种让你拼命工作、拼命玩儿的药，它给你超人般的能力，实际上，可以说是让你成为神人。完成论文、拥有真正活跃的社交生活和学术生活，这些事一件都不拉下。”谁有挫败感？那些接受了自己作为人的局限性的孩子。他们没有服用药物，考试成绩不如服药的同学，“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孩子都质疑这事的伦理本质。”亚当说。

我自己也在与短期收益的诱惑相抗争。索耶快上中学时，作业量增加到了我觉得几近让他崩溃的程度。六年级的学生每天晚上要做3小时的家庭作业，这在哪个宇宙是合理的事情？我开始觉得，作为家长，如果不考虑药物这个选项，那简直就是失职。

有一天，索耶的注意力特别不集中，我问他身体里有什么样的感觉，他回答说：“就像电视机接收不到信号时的那种混沌感。”提起吃药的时刻到了，我抓住机会问他：“如果有一个神奇的药丸能够消除你精力不集中的状况，你会要吗？”他兴奋地叫道：“要！”停顿片刻后，他抬头看着我说：“等一下，它会改变我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它会让我变成另一个人，所以……不要。”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这眼泪是为一个热爱科学的孩子所流，也是为我自己而流，因为，尽管我非常希望索耶试试那个药，但我的答案是：不要。

亚当和他的一些朋友也担心大脑中出现的化学反应。亚当告诉我，无论他的朋友是处方药使用者，还是吃着好玩儿的用户，大家都在质疑阿得拉尚不为人知的长期影响，他说：“事实上，有关研究很少，这真的让我感到害怕。”他们也讨论过进入职场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否还需要继续服用这种药。多年来，它帮助他们应付学业压力、期望和绩效标准，“这涉及我们要选择如何生活的问题。”亚当说。

他的这些话令我的情绪昂扬了起来，我看重的是这些年轻人在实现自我、为自己做决定并承担后果。这些孩子坐在著名大学空洞的教室里，对阿得拉在他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报以质疑，这让我看到了希望。

“我们谈论制度是多么的不公平，”他告诉我，“这不是说阿得拉是个了不得的东西，只是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服用阿得拉是我们反抗父母、教授和同伴压力的一种方式。它只是一种对付我们被强加的东西的方式。”

在上大学的某个时期，亚当曾屈服于压力、嫉妒和诱惑。“深夜两点，在图书馆里，你感觉快要昏倒了，而桌子周围坐满了还没睡觉的孩子，劲头十足地在学习。”于是他开始服用阿得拉，真的有效。但他对阿得拉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他觉得这么做不尊重他和教授的关系，因此，他只有在大课堂上服用阿得拉才能感到放松，因为在那样的课堂上，他和教授没有私人联系，这是他平息自己内心不安的方法。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为服用阿得拉而感到自豪。但是你很难在美国东海岸找到一个年轻富有，而又没有服用过阿得拉的学生。”

如果我们的孩子成了化学合成版的人，否则就是不完美但典型的人类自我，如果他们觉得为了取得成功需要那样做，那么，何时何地才是使用这个药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