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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破坏他们的工作前景

2005年前后，我和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们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直升机式养育不是过眼云烟的时尚潮流，而是已经生根发芽。当时，我还不了解在过度养育方式下长大的年轻人在职场中的情况。如果家长觉得孩子的大学生活这么关键，要事无巨细地参与，而学生们也需要并欢迎家长的参与，那他们在职场的挑战就更大了。直升机父母会继续跟随年轻人进入职场吗？我们会看到，答案是肯定的。¹

千禧一代在职场上被称为“兰花”²和“茶杯”³，前者意指出了温室就不能生存，后者意指容易破碎，进而毁灭。在我看来，对于这些在过度养育下长大、而后进入真实世界的年轻人，最有预见性的比喻是“牛肉”（veal），这个说法是马萨诸塞州教育家乔·马鲁什恰克（Joe Maruszczak）创造的，意指他们在被控制的环境下长大，然后被赶进了屠宰场……这当然只是个比喻。我们谁也没有上过名为“如何阻碍孩子成长”这门课，但对于21世纪的职场生活，直升机式的养育为孩子们提供的准备的确严重不足。

面对这种情况，父母们该怎么办？

21世纪职场的特点是全球化、节奏快、变化此起彼伏。要想取得成功，具备以下这些能力的重要性变得前所未有：主动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抗挫力。无论员工年龄大小，他们都会竭尽所能地寻求帮助。在这种大环境下，年轻求职者和员工的父母所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做才是帮忙，而不是帮倒忙？

为他们提供建议和反馈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只能到此为止。父母替年轻人做他们必须自己完成的事，结果往往会弄巧成拙。例如，2014年，有位母亲在克雷格列表网站出价几千美元，雇人帮她儿子找工作。她儿子是个倒霉蛋吗？还是身有残疾？亦或刚遭遇过严重的困境？都不是。他不仅是研究生，而且还是著名法学院的研究生，不仅做过两个见习职位，还是加州律师协会会员。但愿他的客户不会知道他妈妈打广告帮他找工作的事。不知道你怎么想，反正我希望捍卫我权益的律师是自己找的工作。

来自人力资源经理的警示故事

2005年，理查德从一所常春藤盟校毕业已经两年了，在纽约一家著名的投资银行干得风生水起。那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他当时的年薪是25万美元，但工作时间很长。他的妈妈简认为，抛开收入不说，老板让儿子工作得太辛苦了，于是她做了一番打探，找到了理查德老板非常私人的座机电话号码，然后挑了个周末时间给他打电话，发了一通牢骚。那位老板表面上彬彬有礼，实则怒火中烧。星期一理查德上班时，保安在电梯口拦住他，转身递给他一个纸板箱。箱子里装着他办公桌上的个人物品，上面贴了张纸条，写着：“问你妈去。”

理查德的老板是个混蛋？好像是。他可以采取另外的处理方式吗？对。理查德希望母亲掺和吗？谁知道呢，这些都不重要，反正老板大权在握。在父母参与成年子女职场生活的故事中，这件事的结局还算不上最坏的情形，但这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警示，它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还像孩子童年时期那样对他行使权力和控制，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大学在不同程度上容忍了家长的参与兴趣，但我发现雇主完全不能接受。他们关心的是员工能做什么，而不是父母能做什么。毕业招聘会是看似成功的过度养育终告结束的时刻吗？

苏珊娜·卢卡斯带着孩子从费城搬到瑞士后，那里游乐场上的吊绳、锤子和钉子令她抓狂。她本人也是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领导，我之所以知道她，是因为她根据曾任医药公司人力资源经理的经验，专职撰写过人力资源方面的文章。⁵卢卡斯在线文章的月点击量达十数万人次，有各行各业负责招聘和员工管理的人力资源经理同她的交流讨论，其中也包括与年轻员工发生过摩擦的人。她说现在的典型情况是，家长来电询问孩子为什么没有得到工作或实习机会。接到这样的电话时，卢卡斯的回答直言不讳：“因为是你在联系我，而不是他自己。我需要有动力的人。”⁶

在瑞士待了5年之后，卢卡斯终于摆脱了“美国人的担忧”，转而接受了瑞士人养育孩子的理念，诸如鼓励幼儿园的孩子独自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学，为4岁的孩子安排“森林游乐小组”活动，参加这个活动的孩子风雨无阻，每周去森林游览4小时，在那里锯木头、锉木头，中午围着篝火烤热狗吃。在《为什么我孩子会成为你孩子的老板》（Why My Child Will Be Your Child's Boss）一文中，卢卡斯谈到了一些看法，各地同事无不赞成。

洛拉·米切尔是俄亥俄州中部一家救护服务机构的人力资源总监，该机构为养老院、州监狱及心理健康机构提供救护服务，他们需要招聘急诊医师。近年来，有些青年男女带着父母前来参加急诊医师的面试，她说：“父母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等候区说的话，我们都听得见。”⁸他们会说这样的话：“这件事你做得下来！你没问题！”这会引起招聘人员的警觉。

更让人担心的是，家长还会帮孩子填写求职申请书，希望参与孩子的面试，“显然他们在主导着整个过程”。米切尔说：“如果急诊服务机构的员工需要由家长陪同面试，那这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很可能难以独立做出决定。处治罪犯或精神不稳定的病人时，你没法打电话问妈妈该怎么办。”如果候选人多于所需人手，米切尔就不会考虑带着父母一起前来的候选人；但如果人手不够，就只好将就了。

用米切尔的话说，她碰到的一些年轻员工希望主管“像爸妈一样管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希望主管把每一个细节交代清楚，“他们往往干不长”。

家长凭自己的意志联系雇主时，雇主搞不清楚那是因为家长溺爱孩子，无法置身事外，还是因为不成熟的孩子求助于父母，甚至请求妈妈介入。而这是一个重要的分野：第一种情况只是让雇主厌烦而已，第二种情况则会令人担心员工的能力。

霍普·哈迪森是跨国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人力资源总监，富国银行的雇员超过26万。有一天下午，她打开了一封让她感到迷惑不解的邮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哪种家长，哪种员工。⁹那是在2013年的冬天，她收到了一位母亲的邮件，询问她儿子的绩效考核情况。她说：“这位员工早就过了18岁了。我大吃一惊，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她妈妈写邮件的事。无论他是否知道，这件事对他都不好。”

哈迪森并不认识这位员工，但仍然为他感到悲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是否知道这封邮件的事，或者是否愿意家长发出这封邮件，家长的行为都给他造成了不良影响，就像可怜的理查德一样。下班的时候，哈迪森从这封邮件中得到了一些积极的启发。她笑着说：“我要参加12岁儿子的家长会，它提醒我别做‘那位’家长。”

然而有时候，员工显然仍非常依赖父母，这会让雇主感到担忧。美丽美国项目的总顾问特雷西-伊丽莎白·克莱说，项目成员有时会把父母当作自己和机构之间的中间人。他们会对机构说：“我一直在和父母讨论这次招聘，可以让他们听电话吗？比起我给他们复述整个过程，这样要容易些。我想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然，孩子需要我们的建议；当然，我们也愿意给孩子出谋划策。但雇主希望年轻员工表现出成熟与自信，希望他们有能力处理事情，并且是自行处理。

年轻员工需要和父母一起讨论与招聘有关的例行程序，人力资源部门的人会因此心生疑惑，而且这种阴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挥之不去。例如，就美丽美国的新成员想让父母一起听电话的那个互动情节，克莱说：“那会让人担心这个人是否可以很好地应对即将进入的工作环境，那可是很有挑战性的。在与各地区的持续沟通中，我们会提示这位员工派出地区的工作人员：他看起来非常依赖父母。”¹⁰作为家长，你不必怀疑，那样的警告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的作为让他们松懈

我的妈妈从事科学教育工作，她给中学老师讲授如何教科学课，我从她那里了解到，教学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全美范围内，许多教师干上两年就辞职了。美丽美国主要为资金不足的学区提供额外的师资，这些地区的贫穷程度触目惊心。美丽美国从全美招募最优秀、最聪明的6 000名大学生，按照一些老成员的说法，他们面对的工作环境可能是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要想知道千禧一代是否可以从事一项极受追捧、享有盛誉，而又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这里可以说是最值得深入了解的地方。

美丽美国的领导非常清楚，项目成员的经历极具情感挑战性。与军队、警察工作以及消防、急诊室护理之类的重要服务工作一样，这项工作中经常会发生难以预料的意外情况，需要及时处理。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他们挑选的年轻人必须具备“坚毅”和“抗挫力”的品格，这两个词近来颇受关注，它们预示一个人能否承受严峻的挑战，并坚持不懈。美丽美国期望年轻人“从父母那里得到巨大的情感支持”，获得尊重，同时也受益于家长的支持。家长有时作为项目的支持者，能够帮助该项目和特定的学校获得资源。

然而，家长对项目成员工作生活日益扩大的介入范围令项目领导感到愕然。他们认为，项目成员向父母抱怨或发泄职场压力很正常，但是，如果父母听到这些抱怨，为之忧心，并出手干预，那就表明年轻人和父母之间仍然互相依赖。“每当父母代表已是成年人的子女进行干预时，我总是猝不及防。”该项目在旧金山湾区的执行董事埃里克·斯克罗金斯（Eric Scroggins）如是说。

在斯克罗金斯接到过的家长电话中，比较典型的是传达这类情况：听女儿说，她每天往返学校的途中会碰到某些令人讨厌的人。或者，她因为上班时间离开学校去办点事情，违反了学校政策，受到了校长的责备。或者，她与某位学生或同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家长会对他说：“这个地方不适合我女儿，不安全。”或者“你得给她换个工作。”或者“她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你得给她提供帮助。”或者“每天都应该有人和她一起待在教室里。”

有时候，与斯克罗金斯或者克莱交谈后，父母会感觉好一些，但有时候，忧心的家长会坚持自己的要求，例如，他们可能会抱怨孩子的校长“完全不称职”，认为学区政策“要是在我们公司绝不会得到容忍”，结论是“这种行为令人震惊”，“需要立即解决”。

美丽美国项目的领导人意识到，孩子在苦苦挣扎时，父母也会很难受，而许多家长的担忧源于他们对低收入社区的刻板印象。首先，他们尽最大努力让父母了解，他们只听到了事情的一面；其次，学校有自己的规则和文化，可能与父母自身的职业经验相去甚远；第三，由于项目成员是其所在学区学校的员工，即便有心，美丽美国也不能采纳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

斯克罗金斯告诉我，说到底，如果所有学区都运转良好，那就不需要美丽美国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份高风险的重要工作，工作环境非常不正常，资金不足，又极具挑战性，可正因如此，年轻人才报名参加这个项目。“但事实上，父母会因为孩子‘被迫接受’这些而感到震惊和不安。”

跟理查德的情况一样，美丽美国的项目成员并不知道他们叫叫嚷嚷的父母会给项目办公室打电话。“他们从我们这里听到消息时，”斯克罗金斯说，“会意识到无论他们对父母说了什么，只要父母因此打电话给我们，都会让我们觉得他们不够成熟。事情通常就此告一段落，这是项目成员的一项学习活动，我们努力帮助他们理解自身言词对父母的影响。”

斯克罗金斯有关父母行为和美丽美国的分享让我想起了丹尼丝·波普博士和我为斯坦福大学新生家长举办的会议。我们向家长介绍学生可能会打电话谈哪些事情，讨论如何倾听及辨别学生是要求家长“做点儿什么”呢，还是只是想“发泄”一下，需要有人倾听。

清单化的童年会让父母自食其果

有时候，工作中的问题源于孩子们自己，与父母是否出现、是否给老板打电话抱怨无关。孩子们有时会遇到认知问题，这可能源于老是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导致他们从来没有过冒险的机会。

“如果你告诉他们做一二三四，他们会做得很出色，而且做的时候很勤奋、很专心，”克莱告诉我，“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们：‘瞧，我们的目标是四，我们只告诉你一到三点五，剩下的创新部分，你自己解决去吧。’那他们真的会很为难。他们的心态是：‘告诉我路径，即使很难，我也会跟着走。让我自己闯荡、自己解决？那我做不到。’”这就是清单化童年在作怪。

“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问题就是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克莱说，“一些项目成员比较缺少真正自主的经历，因此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较差。其他教师的平均年龄是他们的两倍，还有性别和种族差异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同大家建立起同事关系，被视为同行，而不是‘孩子’。”她还谈到，美丽美国期望二十二三岁的员工通过生活经历和教育获得某些个人能力，包括成熟、责任感、主动性、负责任等，“如果他们不具备基本的发展能力，不具有完备的基础条件，那我们的工作就要困难得多”。

克莱认为，这种缺乏所需能力的情况源于大学的“客户服务、顾客服务关系”。“我们常常觉得大学没为我们和其他雇主提供经过良好培训的可用之人，因为在真实世界中，他们不可能得到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同等服务。新员工可能抱有这样的心态：‘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想为我做对我最好的事情吗？’一旦他们发现存在利益冲突，而且他们的需求并非最重要的，那他们真的会感到措手不及，进而意志消沉，觉得这种交往很不公平。这时我们就会接到父母的电话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而情况往往是，孩子没有得到在大学里享有的那些特殊待遇。”

我承认，她的话让我有点儿尴尬，不仅仅是有点儿。我自己就是她所批评的那些为学生提供服务和支持的大学工作人员之一。但现在跟大学拉开了一定距离以后，我可以理解，大学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换取远远超出通货膨胀水平的学费，他们必须提供更多的服务，在有些方面，我们误入歧途，开始对学生进行手把手的指导。但我对这种心态产生的根源抱有疑惑，并把我的看法如实告诉了她：来大学的时候，学生们就已经带有这种心态了，大学很难用4年时间消除18年过度养育造成的影响。

职场文化可能不会改变

有些企业欣然接受千禧一代与父母的密切关系。谷歌和领英发起了“带父母上班日”。¹¹《哈佛商业评论》有一篇文章介绍百事可乐公司CEO的做法，她在招聘过程中给应聘者的父母打电话，并写信“感谢他们培养了孩子”。¹²

很多机构先行一步，主动调整工作方式，以适应行为方式不同的千禧一代。安永全球副总裁南希·阿尔托贝洛（Nancy Altobello）就是其中之一。在她管理的19万专业人员中，千禧一代占据了半壁江山，阿尔托贝洛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喜爱之情。但如同任何极好的关系一样，她首先得了解他们，然后才能达到那样的境界。¹³

“10年来，就如何与千禧一代最好地合作，我们感到束手无策。我们考察他们愿意工作多少个小时，希望在哪里工作，想要在团队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他们的意见是否得到了倾听。”经济衰退后，公司进行重组时，阿尔托贝洛和她的同事意识到，千禧一代在劳动力市场中会占据很大的比例，因此费尽心思琢磨如何适应他们，才能最好地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

“他们希望有人给他们布置任务，如果不理解任务的语境，他们就不会参与；他们关心公平问题，所以透明度很重要；他们希望知道谁负责什么事。我们还发现，他们强烈渴望不同的工作方式及高度的灵活性，这并不意味着少干工作，他们最在意的是控制自己的工作方式。因此，我们真的很重视语境的设定，向他们解释我们期待怎样的最终结果，然后授权他们思考实现的方式。我们的经验是，如果你给他们布置有趣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如果他们明白这份工作将实现怎样的商业目的，他们就会像其他任何一代人那样努力工作，并以非凡的方式完成工作任务。”

对于为什么今天的父母在员工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她也能够理解。然而，有时候她还是觉得太过分了。“去年有个爸爸打电话给我说：‘我只是想让你了解下我女儿的工作时间，但如果她知道我给你打电话，她会很生气的。’我了解了一下情况，发现那位父亲说得很对。我非常高兴那位年轻女士跟她爸爸讲：‘我非常挣扎，我需要帮助，但还是希望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他和女儿一起坐下来，帮她准备与我们的讨论，情况可能会更好。那是父母可以扮演得更好的一个角色。”

作为父母，我们希望孩子遇到像阿尔托贝洛这样的老板，而不是那个投资银行的混蛋，但这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我们的任务是培养他们，让他们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中，也有机会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