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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大学时不要只盯着那几所顶尖名校

我们生活在乌比冈湖（Lake Wobegon）的泡沫中。我们拥有社会经济地位的优势，所有父母都毕业于名牌大学，我们当地中学的学生就可以填满常春藤盟校。学术界荒诞可笑，被拒的孩子SAT成绩能考过98%的孩子，空闲时他们的父母却在治疗癌症，或忙着盖房子。这对父母来说太疯狂了，对孩子来说也太疯狂了。⁽¹⁴⁾

——威廉·里维拉父亲，来自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

有天晚上跟朋友喝酒时，听说帕洛阿尔托的一位母亲宣布她的儿子刚考了个B，她对儿子说：“你在想什么呢？你以为可以凭那样的成绩进入斯坦福大学吗？我看你只能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你以为我会为这种学校付学费吗？我才不会呢！”显然，这位母亲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评价不高。她可能不知道，这所大学贡献的富布赖特学者人数在全美排名前10，有史以来卖座第二的浪漫喜剧电影《男人百分百》（What Women Want）的制片人苏珊·卡特索尼斯（Susan Cartsonis）是该校校友，以自己的名字为设计的手袋命名的设计师凯特·斯佩德（Kate Spade）也是该校毕业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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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判断一所大学是否适合孩子。我们垂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可它只反映了一所学校费了多少心思才挤上去，反映了其他教育者的看法，而这也正是很难挤进排行榜的原因。2007年，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米切尔·史蒂文斯（Mitchell L. Stevens）在他的著作《创造一个阶级》（Creating a Class）中，批评了广泛将录取选择性作为一所大学的声望和教育质量评估指标的做法。²他写道，没有一个能准确评价教育质量的系统，招生统计数据已经不只是地位的指标，而成了“地位”本身。他认为这是一种同义反复：“越多人想去的地方，文凭越高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载的录取比例数据绝对没有传递一所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也不表示它适合你的孩子，然而，我们就是为之痴迷。

孩子们把我们的痴迷看在眼里。大多数孩子的“常春藤短视症”不仅来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名单，斯沃斯莫尔学院教授、畅销书《选择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hoice）³的作者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¹⁵⁾认为，这也来自父母的影响。施瓦茨发现，“父母告诉孩子，只有考进最好的大学才行。他们无意间给孩子传达了这个标准，于是孩子们采取了同样的思维方式。把学校当成高压锅不只是没有意义，其恶果比没有意义还要糟糕。我的研究表明，如果你的决策态度是只有最好的才行，那就意味着麻痹和不满。”

巴里·施瓦茨在全美各地就此话题发表演讲时，喜欢给听众展示已故漫画家利奥·卡勒姆（Leo Cullum）的一幅漫画。这幅漫画刊登在《纽约客》杂志上，刻画了一个穿运动衫的年轻女人，她的胸前写着：“我在布朗大学，但我的第一选择是耶鲁。”

父母的思维导致孩子们没来由地对自己的大学经历感到不满，在我看来，父母的思想本身是他们所处的朋友圈、种族与社会团体、专业环境及家庭观念的产物。这座充满了地位、声望和价值，或美其名曰“质量”的意见大山让我们望而生畏，只有让孩子进了最难进的学校，我们才能真正为孩子和自己感到骄傲。这种带着恐惧的感觉成了我们给孩子戴上的眼罩，这样他们就可以专注于我们为他们设定的清单化童年。

这是孩子的生活，孩子的旅程，孩子的跑步比赛，而给孩子戴上眼罩的人却把孩子当做赛马，让他们冲向理想的终点。他们跑得越来越艰难，可在我们的推动、引导、激励和鞭策之下，仍然咬紧牙关，沿着这条赛道拼命奔跑，尽一切可能克服几乎不可能克服的困难。有些孩子做好了赛跑的准备，但很多孩子想选择不同的比赛，也许他们希望有机会享受童年的旅程，而不是浮光掠影般匆匆度过。我们知道，有些孩子只是得过且过。

还记得拉里·莫莫吗？他是纽约著名的三一学校的升学指导顾问，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招生官，他看到很多戴着眼罩的孩子。拉里知道他的学生在很多学院和大学都可以过得非常怡然自得，他面临的一大挑战是让学生的家长更广泛地考虑更多的选择。在一些非常能干的高年级学生中呈现出一个趋势，他们把申请大学的过程当作一场需要赢得的比赛，而不是进行匹配。他为此感到忧虑。“有一个问题要求学生回答：在那些他们认为自己具有现实竞争力的大学中，哪些具体的大学对他们有吸引力？这几年，他们的回答往往是：‘我会提前申请耶鲁大学，如果不行，我将正常申请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种态度忽视了这些学校不同的学术文化和校园文化，好像是为了赢得低录取率大学的彩票似的。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超低录取率现象。”拉里说道。与威廉·德雷谢维奇所持的观点一样，拉里认为，最有竞争力的院校录取率超低，其他许多学校渴望效仿，因此创造了这样一批大学生：他们“内化了大学录取过程的制胜策略，因此变得焦虑而厌恶风险。他们的思维方式过于策略化，整个人变得未老先衰”。

我们必须拿掉眼罩，扩大孩子和我们自己的视野，否则我们大多数人在过程最终结束的时候，会精疲力竭、黯然神伤，感觉很失败。在孩子本该为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感到兴奋的时候，我们却让他们觉得自己一败涂地。

第一步：对可能性持现实态度

如果重视大学挑剔程度的人有勇气把眼罩撕开一点，对大学的了解稍微多一点，就会发现，下一个层次的最挑剔大学有30所，2013年，它们的录取率为10%～20%；再把眼罩撕开一点，我们会发现有50所比较难进的大学，它们的录取率为20%～33%；被认为“最难进”的学校共有100所，总录取率不到33%；另外美国还有大约3 000所得到认可的四年制学院和大学，加在一起，总体的平均录取率是63.9%。

尽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不应该只盯着大学的高选择性，在本章后面的部分可以看到，有些学校能够提供最好的本科教育，是尚未被发现的瑰宝，它们没有收到大量申请，所以不是很挑剔，但如果我们的确很关心大学的高选择性，那么，至少让我们把眼罩撕到能够把“最难进”的100所大学看完整的程度。这些学校吸引了非常优秀的教师，以及非常有才华、有上进心又有趣的学生。他们有很好的资源，他们的校友生活得很好，有很好的工作，有朋友，过得很幸福。这不是最重要的吗？

前面提到过史密斯学院的招生官西多妮娅·多尔比，她直率的看法深入我的内心，影响着我对低录取率大学招生机会的看法。其实，我不是唯一一个被她改变想法的人。有一天，新英格兰州立法院的一位法官对多尔比说：“我记得你在我们当地中学的演讲，那次演讲给了我最好的建议。感谢你让我为最终结果做好了准备。”在多尔比的帮助下，我和那位法官取得了联系。以下是法官的话，由于职业规定所限，她只能匿名发言：

我像其他人一样争强好胜。我自己上的是耶鲁大学，我丈夫上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女儿史黛芬妮亚的智力水平远在我之上，所以，我们认为她会去那些学校。我希望我女儿拥有那样的优势。^l

在听到多尔比的演讲之前，法官希望把控史黛芬妮亚的大学申请过程，即便她是公立学校的孩子，史黛芬妮亚却不喜欢父母介入，也不喜欢朋友们所“享有”的那些私人大学申请咨询服务和额外的考试准备。她最好的朋友中有人请人帮忙“处理”整个过程，法官认为她女儿也应该有人助力，史黛芬妮亚却断然拒绝了她妈妈提出的帮她审阅论文的要求。法官问我：“什么样的父母才不会帮孩子审查这种关键性的论文？”女儿不让插手，当妈的只好在一边干着急：“你应该让我看！我可以帮你！”史黛芬妮亚不为所动，她想自己完成这件事。

就在这个时候，法官听到了多尔比的演讲。“我承认，虽然我按照史黛芬妮亚的要求退出了，但心里并不好受。我知道这些学校的竞争有多惨烈，你需要具备所有的优势，充分发挥你所具备的任何一点小优势。我愿意花这笔钱，别人都给孩子提供了这些好处，我却在努力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这个事实折磨着我。我知道赛场上人头攒动，史黛芬妮亚已经处在了最拥挤的位置。我希望帮她获得额外的支持，我在寻找说服史黛芬妮亚的办法，让她相信我是对的。”

但在听了多尔比的建议后，法官说她“转了一个圈儿”，彻底改变了想法。“一旦完成了这个转变，你的感觉就好多了，”她如释重负地说，“你可以做更好的父母，你可以给孩子打气，支持孩子。”

史黛芬妮亚申请了几所常春藤大学，一无所获后，开始接受其他选项。她选择了巴纳德学院，这是纽约一所令人崇敬的小型文理学院，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2013年，该校的录取率是20.5%。“多亏多尔比我们才转向了一些‘够得到’的学校，并开始强调其他学校的一些积极面，”法官说，“多尔比挽救了我。如今的孩子们可能具备所有条件，他们有最好的成绩、志愿服务活动、体育特长等，可还是进不了顶级的学校；如果他们没能进入那些学校，他们需要你百分百的支持，请告诉他们：‘你让我们很高兴，我们很开心。重要的是你要在大学里获得丰富的经历。’这才是最重要的。”

法官的女儿史黛芬妮亚后来在巴纳德学院过得如鱼得水，正好应验了作家丹·埃德蒙兹（Dan Edmonds）的观点。2013年，埃德蒙兹在《时代周刊》发表文章说：“满足了那些竞争激烈的学校对学业和课外活动的要求时，学生们仍然有机会进入低录取率的大学，只不过不一定会进入某一所“特定”的竞争激烈的大学。”⁴换一种说法就是，大学录取不是抢座位游戏，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第二步：为其他学校做宣传

法官承认，当其他家长说“巴纳德？没听说过”时，她心里会“发毛”，她说：“我心想，‘你应该听说过呀。没听说过？你什么意思？’记得当有人表示不知道时，我有些恼火。现在我意识到，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从他们的反应中，我也学到了一点东西。”

如果你了解巴纳德学院，那恐怕很难想象有人进了这所学校还会哭鼻子，更难想象有人竟然不知道这所学校。这就很好地说明，我们很多人受到了品牌宣传的干扰。所以，有人没听说过纽约有一所很难进的巴纳德学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威斯康星州的伯洛伊特学院、缅因州的贝茨学院、俄亥俄州的安蒂奥克学院，以及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有些大学非常好，却至少有一部分人“没听说过”，刚才说的这5所大学只是其中几例。我们执着于高校的品牌，就好像又变成了痴迷名牌牛仔裤的青少年，渴望拥有似乎每个人都有的东西。我们太不成熟，太缺乏自信，不敢独树一帜，去选择最适合自己和孩子的东西。

为了与品牌宣传相抗衡，我在帕洛阿尔托一有机会就在谈话中说起“谁也没听说过的”那100所最好的大学，我鼓励朋友们也这样做。哦，明尼苏达州的圣奥拉夫学院开始赞助我们当地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时，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可以想象爸爸妈妈们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去参加孩子活动的途中听到广播时，心想：“圣奥拉夫？那是啥？如果它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上做推广，那一定是很好的学校。”的确，随着更多的人骄傲地说起孩子在“没人听说过的”大学接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们的同辈人就会予以注意，那有助于他们摘掉孩子的眼罩，让他们的孩子及所有的孩子都更充分地了解各种可能性，做出对他们而言正确的选择。

第三步：了解去一所选择性稍弱的大学的好处

2000年，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和斯泰西·戴尔（Stacy Berg Dale）的研究对象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拿到常春藤盟校或类似高选择性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却选择上一所“选择性中等”的学校，也就是其他前100名的学校。事实证明，20年后，这些学生的平均收入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处于相同水平。克鲁格和戴尔发现，那些足够聪明、能够被顶尖大学录取的学生，后来的收入“相差无几，无论上的哪类大学”。换句话说，成功是因为学生本身，而不是因为他们所去的学校。⁵今天，大多数高选择性大学的招生官承认，符合他们录取条件的申请者有几千个，甚至几万个，而这些大学的新生名额，最少的只有150个，最多的有1 700个，大多数合格的学生只能去别的学校。好消息是，克鲁格和戴尔的研究表明，他们后来在经济上的实际水平不相上下，说不定在其他方面，他们表现得可能还更好。

那就是说，去别的大学对你有好处？一些思想领袖是这样认为的。在《优秀的绵羊》中，威廉·德雷谢维奇指出，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排名前20的学校里，通常90%左右的学生在高中班上属于前10%。“我会提防这样的学生，”他说，“并非每个前10%的人都是优秀的绵羊，但其中有很多人，你在决定接近前，需要认真考虑一下。”

卢·阿德勒（Lou Adler）表示赞同。阿德勒是公司招聘方面的专家，撰写了亚马逊畅销书《选聘精英5步法》（Hire with Your Head）及《招聘与求职的基本指南》（The Essential Guide for Hiring and Getting Hired）。他以常春藤盟校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为例，“遇到康奈尔大学的孩子时，你会发现他们都很聪明，但他们是不同类型的孩子。他们似乎更加脚踏实地，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常春藤盟校的‘底层’，根据某些人的标准，‘那些人’都在他们‘之上’。这可能摧毁了他们的自我，但他们表现出了更强的人际交往能力，更现实，不是眼里只有自己的那种人。”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尓说，就读于最难进的大学甚至对你有害。在畅销书《逆转》（David and Goliath）中他解释说，大多数孩子不应该去上他们进入的最有名的大学，因为在每所大学，都是只有最优秀的孩子才能得到关注、资源和机会，这些是他们在研究生院取得成功的条件。去一所你属于后50%的学校，不仅意味着你得不到老师的关注及其他类似的好东西，在所选的专业中也得不到特别好的经验，而且，格拉德威尔认为这还会损伤你的自尊心。如果你希望大学是你未来生命中最强有力的跳板，那么，格拉德威尔建议你去一所你知道自己会进入前5%或10%的学校。这个规则的唯一例外是那些来自弱势背景的人，对他们来说，无论他们在大学班上的排名如何，上名校似乎都会对他们大学毕业以后的选择有所助益。

在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采访时，谷歌人力运营高级副总裁拉斯洛·博克（Laszlo Bock）说，决定你是否能获得聘用的不是绩点，不是你就读的学校，而是你的能力，包括在百忙中学习的能力，以及作为领导，知道什么时候上前、什么时候退后的能力，要能明白自己的权属，懂得谦卑。弗里德曼在文中引用博克的话说：“没有谦虚精神，你就无法学习。”研究显示，这就是许多热门商学院毕业生裹足不前的原因。博克说：“因为那些成功的聪明人很少失败，所以他们没学会如何从失败中学习。”⁸

第四步：借鉴更有参考价值的最佳大学名单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束缚了我们的手脚，但他们的算法无关本科教育质量，不涉及更广泛的本科经历，也无关毕业生未来的职业与生活状况。年轻人是否能适应学校，是否有归属感，从而最大程度地插翅翱翔，这些都是他们的调查未涉及的可变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当孩子进入大学录取过程后，就一所大学为什么优秀、为什么值得起我们不菲的花费的问题，如果我们采取更为宽广的视角，那我们和孩子的压力都会得到缓解。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竞争对手很多，它们各展其能，纷纷试图提供在那些大学当学生、受教育的感受。其中，《费思克美国大学入学指南》（Fiske Guide to Colleges）是目前最畅销的指南，作者爱德华·费思克（Edward B. Fiske）曾任《纽约时报》教育编辑。这本指南自称对每所学校进行了主观分析，以自身在全美数百所大学的广泛联系为基础，最近已经开始对大学进行排名，以体验品质及费用为基础，即他们所谓的“物美价廉的好东西”。《福布斯》杂志也发布了自己的“美国最佳大学”名单，排名依据教育质量、学生体验，以及学生毕业后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

《普林斯顿评论》（The Princeton Review）提供的大学排名完全依据学生的意见，基于对全美13万名大学生的调查，从最佳课堂体验、最佳教授、经济援助、政治，到社交活动、校园之美、最快乐的学生等方方面面，包罗万象。

《改变人生的大学》（Colleges at Change Lives）一书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排名。这是一份短小的名单，只包含40所规模非常小的学校，这些学校致力于营造这样的生活和学习社区：本科生与教师、同学间相互密切联系，进行严谨的学习，做好进入职场和尽公民之责的充分准备。⁹名单最初由洛伦·波普（Loren Pope）编写。波普照曾任《纽约时报》教育编辑，1990年出版了畅销书《超越常春藤联盟》（Looking Beyond the Ivy League），对200所大学做了关键性的简要介绍，¹⁰之后他成了全美首批大学录取专家之一。为了编写最佳本科学校名单，波普亲自去往各大学校园，感受它们的建筑、气质和氛围。有40所大学获得了他的极佳赞誉，它们的学生、校友、教师和行政管理者众口一词：“这所学校改变了我的人生。”

波普于2008年去世，那是在继承他遗产的非营利性组织“改变人生的大学”（Colleges at Change Lives）成立之后。这是一个小机构，网站由志愿者更新，执行主管是兼职顾问，没有受薪员工，但有足够的可靠资源和忠实成员，保证波普的理念薪火相传。在“改变人生的大学”所提供的名单中，大部分学校在选择性上属中等或中等偏低水平，录取率介于50%～80%之间。

《校友因素》（The Alumni Factor）提供的是另一份让人大开眼界的榜单。这个排行榜2013年才面世，是大学排名典型范例之外的又一个版本。这份榜单是一位企业巨子与父亲的联手之作，他发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的大学排名数据不足以帮他的孩子做出有意义的选择。他想了解各大学校友在社会上“混”得怎么样，对自己和人生感觉如何。他调查了超过225所大学的数十万校友，调查指标如下。

• ◆　智力的发展。
• ◆　社交与沟通能力的发展。
• ◆　友谊的发展。
• ◆　为事业成功做准备的情况。
• ◆　直接就业机会。
• ◆　向未来的学生推荐母校的意愿。
• ◆　金钱价值观。
• ◆　再次选择这所大学的可能性。
• ◆　毕业生目前的家庭平均收入。
• ◆　高收入家庭占比，标准为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
• ◆　毕业生目前的平均家庭净资产。
• ◆　高净值家庭占比，标准为超过100万美元。
• ◆　总体幸福水平。

除了这些指标外，《校友因素》的排名依据还包括校友对移民、枪支管制、同性婚姻、平权运动、堕胎、执法中的种族歧视、校园祈祷和媒体偏见等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以便让未来的学生及他们的父母看到，各学校校友对这些问题最有可能表示支持还是反对，从而帮助学生判断是否能融入学校、班级及寝室的生活政治环境。

也许《校友因素》最引人注目的是“最终结果”部分。这部分排名是两方面特点的结合，如校友兼具经济上和学术能力上的成功，或经济上和幸福感上的成功，或人际关系上和学术能力上的成功。下面以首字母排序的方式，罗列了“最终结果”排名前50中的前17所大学。

• ◆　巴克内尔大学。
• ◆　圣十字学院。
• ◆　达特茅斯学院。
• ◆　葛底斯堡学院。
• ◆　明德学院。
• ◆　波莫纳学院。
• ◆　普林斯顿大学。
• ◆　莱斯大学。
• ◆　斯克里普斯学院。
• ◆　斯沃斯莫尔学院。
• ◆　美国空军学院。
• ◆　美国海岸警卫队军官学校。
• ◆　西点军校。
• ◆　美国海军军官学校。
• ◆　圣母大学。
• ◆　华盛顿与李大学。
• ◆　耶鲁大学。

萨姆·莫斯（Sam Moss）是独立学校大学升学顾问协会（ACCIS）的董事会主席，该协会是私立高中升学指导顾问的专业组织，是《校友因素》最早的用户。莫斯是达灵顿中学（Darlington School）的升学指导主任，这所学校位于佐治亚州的罗马市，是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大学预备学校，学生来自美国22个州及世界上的40个国家。莫斯已从事升学指导工作40多年，他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学指南。他告诉我，《校友因素》“彻底改变了我与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对话”。

莫斯告诉我，《校友因素》把最后一点讲得非常清楚：“不管他们关心的是经济上的成功、知识上的严谨，还是人生的幸福，很多学校的校友都能做到这些。但它会让孩子和父母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大学，比如投入与产出。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不要求受访者评价其他学校，只需要评价自己的学校和对教育的满意度。”

莫斯在田纳西州的西沃恩南方大学参加同学聚会时听说了《校友因素》。在那个周末的谈话中，副校长小约翰·麦卡德尔（John McCardell Jr.）告诉与会校友：“现在有一种评价大学的新方式，我们的校友似乎对我们评价很高。”为学生做升学指导的莫斯一听这话，耳朵立马就竖了起来。麦卡德尔曾任佛蒙特州明徳大学的校长，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西沃恩南方大学在《校友因素》上的排名感到满意：在文理学院总体排名中位列第十六名，在知识发展这一项上名列第一，在社交发展这一项上也名列第一，在校友是否推荐给现在的学生上排名第二，在友谊发展上排名第四，在职业成功准备情况方面排名第九。

我得承认我没听说过西沃恩南方大学，但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兴奋不已，很想做更深入的挖掘和了解。后来我了解到，西沃恩南方大学培养出了26位罗德学者（Rhades Schlars），塞缪尔·皮克林（Samnel F. Pickering）是该校著名校友，此人是电影《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中基廷先生的原型，由已故演员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扮演。该校也是不强制要求测试成绩的学校之一，这在后面将讨论到，而录取率达到了很友好的61%。

领英也在2014年秋季推出了一份大学排名，这份排名很可能在升学指导顾问及未来的学生和家长中引起了轰动。领英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职场网络平台，在美国有一亿用户，全球用户达三亿，他们拥有的数据超过其他任何渠道，大学毕业生最有可能在上面找到各个行业的工作机会。在领英上还可以看到不同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不仅对“我能找到工作吗？”这样的问题给予了响亮的肯定答复，也展示了那些专业人士职业选择的“长尾”，他们有更多的长期选择机会。领英的“大学排名”页面依据应届毕业生在各个领域成功找到理想工作的情况，排出了大学的名次。

我们讨论过的每一种排名都以某种类型的定性或定量调查为基础，而领英的排名依据来自数亿名专业人士不断增长和更新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领英负责大学排名产品的总监克里斯蒂娜·艾伦（Christina Allen）称它是“常青树”。这些校友的就业结果实实在在地证明，成功的专业人士来自各类学校和各个专业。“这些数据和系统的好处在于，”艾伦说，“你可以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待学校排名，对你父母希望你不要选择的研究领域，你可以给出一个结论：没问题，那些专业的毕业生会有好工作。”这些数据令人惊喜。

艾伦谈到领英的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此人来自艾奥瓦州玛赫西管理大学。在考虑拿计算机科学学位的好地方时，大多数人不会想到这所学校，然而这位先生是一个训练极好的计算机科学家，所以艾伦对这所学校很好奇。“查看玛赫西管理大学的毕业生数据时，我发现，他们在像微软、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无论是作为个人贡献者还是管理人员，都处于很高的水平。”关于全美哪些大学最好，领英的数据很可能会破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引领的刻板印象。

第五步：考虑不强调考试成绩的大学

除了扩充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大学名单范围，还有一类大学也值得考察：它们以更全面的方式评价申请人，而不以考试成绩主导审核过程。申请这些大学不仅可以减少过程中的压力，也可以促成学生与大学之间更好的匹配。

据美国国家公平公开考试中心（FairTest）的数据，¹¹有800多所大学不强制要求SAT或ACT成绩，或者以“灵活的”方式看待考试成绩。如果你提交SAT或ACT成绩，这800多所学校会给予参考，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你的高中在校成绩、论文和推荐信，因为这些指标能够体现申请人其他方面的学术能力和潜力，“灵活”看待考试成绩的学校会关心其他类型的测试。在不强制要求考试的大学和文理学院名单中，以下这些学校赫然在列。研读过排行榜的人对这些学校应该也不陌生。

• ◆　美利坚大学。
• ◆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 ◆　贝茨学院。
• ◆　鲍登学院。
• ◆　布兰迪斯大学。
• ◆　布林茅尔学院。
• ◆　克拉克大学。
• ◆　圣十字学院。
• ◆　迪金森学院。
• ◆　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
• ◆　曼荷莲学院。
• ◆　培泽学院。
• ◆　西沃恩南方大学。
• ◆　史密斯学院。
• ◆　维克森林大学。
• ◆　卫斯理大学。
• ◆　伍斯特理工学院。

2014年，有一所学校甚至不是考试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根本不看考试成绩，因此上了头条新闻。这所学校是位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的罕布什尔学院。¹²当罕布什尔学院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决定时，该校的招生及财政援助主任梅雷狄思·通布利（Meredith Twombly）说：“SAT基本上就是某年某天进行的一次考试。学生的高中成绩、公民生活参与历史、导师推荐信及论文体现的自我呈现能力告诉我们的信息，远远超过它。”罕布什尔学院入选了“改变人生的大学”名单，拥有一批著名的校友，包括Netflix的首席通信运营官乔纳森·弗里德兰（Jonathan Friedland）、纪录片导演肯·伯恩斯（Ken Burns）、认知科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以及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女演员露皮塔·尼永奥（Lupita Nyong’o），等等。2014年，罕布什尔学院的录取率为70%。

巴德学院位于纽约州哈得孙河流域的安南达尔，¹³在纽约市以北，距市中心大约有几个小时的车程。2014年，该校以其“革命性的大学招生实验”登上了新闻头条，¹⁴该政策给申请人一个选项：可以走寻常的申请程序，也可以从21个论文题目中选答4个。如果申请人选择后者，他们的论文将由巴德学院的老师进行评审，如果每篇论文都能获得B＋以上的分数，那你就进了。无须标准化考试，无须绩点，无须注水和充满虚假志愿服务的简历。¹⁵

2014年，丽贝卡·舒曼（Rebecca Schuman）在《Slate》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称，巴德学院的入学考试是“全美唯一真正的另类精英大学申请方式”。¹⁶她接着说：“巴德学院的入学考试瞄准的是这样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适合地狱般完美的牢笼，而是像巴德学生事务副校长、招生主任玛丽·巴克伦（May Backlund）告诉我的那样，他们‘真的很喜欢学习，但也许对他们眼中繁重的高中课业感到不耐烦，而投身于不被视为学业的地方，如音乐、艺术，或者干脆自己阅读。’”

2014年，巴德学院的录取率是38%。有些名牌大学的行事方式与众不同，我最喜欢的其中之一是马萨诸塞州梅德福的塔夫茨大学。现在，塔夫茨大学与前面两所学校属于不同的挑剔类型，2014年，它的录取率只有17%。我在这里提到它，因为它在名牌大学中开创了一个极好的先例，把考试作为总体招生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指导评估过程中的唯一因素。该校本科生招生官李·科芬（Lee Coffin）说：“我们愿意以更具弹性的方式看待考试。”我感觉科芬的方法是对的，因为2014年，他们录取了帕洛阿尔托一个非常聪明勤奋的男孩，我知道其他排名更高的学校不会看上这个孩子。我喜欢塔夫茨大学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已经接受了“间隔年”⁽¹⁶⁾的概念，让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有机会形成成熟的性格、自信和领导能力。¹⁷

科芬被同行称为“复古招生官”。许多招生官大谈更全面的大学招生方法，科芬则是著名的行动派。大多数学校领导盯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年度排名位置，试图通过争取更多的申请人，即使把80%～95%的人拒掉，来提高自己的排名。相比之下，科芬称赞塔夫茨大学董事会和校长“非常理智”。几年前，他接受聘任时，校长说：“我不会沉迷于申请量、录取率、收益率。我更感兴趣的是，你为塔夫茨大学招收的学生要一年比一年更积极地投入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

从此，科芬就兴致勃勃地执行着这个任务。“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申请者有能力学好我们的课程，知道他们可以学好我们提供的严格课程。”但同其他许多学校的情况一样，对于这个要求，在塔夫茨大学19 000个申请者中，75%都办得到。因此，科芬告诉我，他们的下一个环节是寻找那些能反映塔夫茨大学创始理想的品质：利用智慧改变世界的社区意识，有能力成为创造性思想者，还有善良。“善良？”我问科芬。“是的，”他说，“我不想要一群杀手机器人似的本科生。”斯坦福大学招生与财政援助主任理查德·肖也常常向我表达同样的理念。为了了解申请人的善良水平，科芬在评估每一位申请人时，远不只是关心绩点、分数。

何不就把学术能力合格名单上最前面的人录取了事？这当然不费神。一个原因是科芬和全美其他同事所说的为了“塑造一个阶级”，另外，他想招学业优秀的人，但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一拨。“最好的学生往往没有太多的故事，我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在统计数据上是超级新星就把他录了。你通过激烈的考试准备取得了很高的绩点和考分，但是你对知识投入吗？”塔夫茨大学一位政治学系的教授告诉科芬，他注意到，塔夫茨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就是那些正在申请极富声望的杜鲁门奖学金和罗德奖学金的人，体现出了一个模式，“面试时，分数最高的人不一定比分数低半格的人强，即得A的学生不一定比得A—的学生强，得A的学生不一定次于得A＋的学生。成绩低半格的学生在知识上很投入，他们有话可说。他们的成熟度似乎更高，而那些受训考试、总是拿A的人一旦离开“脚本”，表现就不一定总是那么理想了。”

科芬问申请者：“什么事让你感到快乐？”这是补充论文的选题之一。批评者认为这个问题很蠢，但对科芬来说，“幸福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什么事情让你感到快乐’对高中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年轻女孩回答说是翻旧书，以及翻旧书时，旧书的气息、感觉和声音；有个年轻男孩写他带3个弟弟的往事。补充论文的所有选项中，这个问题最受欢迎，回答这个问题的学生被录取的概率也最高。

重视健康和归属感

我在学术界的职业生涯期间，老有未来的大学生及他们的父母就如何选择大学征求我的意见。我的标准回答是：“这是一个适应和归属感的问题。”我会说，参观完学校，参加完情况说明会，看完视频等所有喧闹的正式活动之后，不要找学校的招生官，而要找真正的在校学生打听情况，比如：“你好，我想申请这里。你喜欢这儿吗？”问完这个切入话题的问题后，接着问：“如果有可能，你希望这里做出什么改变呢？”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充分说明一个学校的情况，不过也可能是充分说明了那个学生的特质，所以一定要问三四个不同的学生。

最后，你不仅掌握了有关这所学校的大量信息，同时也增加了你对自己的了解。产生了哪些共鸣？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你希望对教师有所了解的话，可以问问他们参与本科教学吗？还是由研究生上课？你的同学们呢？你愿意和那些孩子身处同样的教室、寝室、广场、实验室、俱乐部吗？愿意跟他们一起玩儿吗？最后，我告诉学生，问问自己：“在那里我能做我自己吗？真实的我会受到重视吗？”如果对最后两个问题的回答是由衷的“是”，那就符合我所说的适应和归属感。

现在我已经离开斯坦福大学了，自己也在做大学招生咨询，在工作中，虽然雇我的是学生的父母，但我还是努力为学生消除这个过程中的剧毒。如今，一个年营业额达数亿美元的行业正致力于告诉孩子们如何加工自己的童年，把自己“变得”符合大学的要求。申请过程中，论文是最具个性、最私人的部分，可那些自称“包装者”的冒牌专业人士和其他第三方大手编辑们，包括父母，有时干脆捉刀代笔。

作为教务长，我不喜欢与人为制造的孩子交往；作为家长，我非常反感这整个的观念。我改变不了那个系统，但一有机会和高中生促膝交谈，我就会把兴趣放在面前真实的孩子身上，努力把他们放在申请过程的中心位置。他们是谁，不是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是谁，而是他们实际上是谁？什么让他们兴奋？什么让他们烦恼？什么吸引他们？他们是怎么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的？

我们老把“寻找你的激情”挂在嘴边，好像大多数17岁的孩子都有激情，或者应该赶快去找一个激情，而事实是，大多数人还没有找到。

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通过不断提问，如果我可以帮助一个高中生了解自身的真实情况，那他就可以写一篇有意义、能得到大学招生官赏识的论文。

父母们都很感谢李·科芬在塔夫茨大学“采取人性化的招生方法”。从科芬、罕布什尔学院和巴德学院的招生方法，以及那些对SAT或ACT成绩灵活处理的学校那里，我感到有些大学的招生过程少了很多折磨。我们从《校友因素》《改变人生的大学》和领英的大学排名中了解到，在人生和经济方面都获得了成功的成年人，他们所上的大学五花八门，有些我们听说过，大多数都闻所未闻。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致力于鼓励孩子寻找他们觉得适合自己且有归属感的学校，有几种工具可以帮助他们弄清楚情况。如果我们撕开眼罩，不只关注最挑剔的学校，而像前面谈到的那位法官一样，为孩子所申请的和最终录取孩子的学校感到骄傲，那么，一切都会风平浪静。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人来说，大学4年可谓漫长，这份经历可能会很美妙，也可能改变人生。明尼苏达州布莱克学校的升学指导顾问弗兰克·萨克斯（Frank Sachs）说：“大学是一场需要完成的比赛，而不是需要赢得的奖品。”的确如此。去到那里就是奖励，那就在那里蓬勃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