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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他们的心声
我们催他们出门,催他们准备打棒球,催他们完成作业。家不是绿洲,而是灾难。如果我们所有人,不管是居家父母还是在外上班的人,都可以摆脱种种外部活动的疯狂,花更多的时间,有意识地与我们爱的人在一起,那会怎样呢?
——玛丽娜母亲,来自加州圣克拉丽塔
爸妈们越来越热衷于打造孩子,希望孩子未来能进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排名前20的大学。安妮·弗格森(Anne Ferguson)像许多高中指导教师一样,站在保护孩子们的第一线,她是马萨诸塞州安多佛菲利普斯学校的升学指导顾问。2014年2月,我和她通了电话,当时,她和毕业生及家长刚刚开始进入大学招生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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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跟十一年级的学生见面时,我们会问:‘想到大学时,你头脑里出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把它写在卡片上。’最常见的回答是‘SAT、压力、自由、独立、申请’。下一个问题是:‘如果可以对父母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孩子们在卡片上写下这样的话:‘我知道你们爱我,你们想做到最好,但请你们走开好吗?’”接下来,弗格森和学生家长见面时,让他们拿出一张卡片,给孩子写一段话。如果她没有先出示学生的卡片,父母们会写这样的话:“力争最好!”“我知道你认为你进不了哈佛,但努力吧。”然而,如果他们事先看了学生写的卡片,就会这么说:“你全权负责。”“我完全支持你。”
弗格森把学生的留言给家长看时,他们显得局促不安。
然后他们就会给孩子写下更鼓舞人心的话。“气氛变得温暖动情起来,家长们说:‘我们没那样做。’每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要做正确的事情。但申请过程一升温,那次家长会的魔力就消失殆尽了。很多父母又回到了神经质的自我状态。”弗格森说。
弗格森目睹了父母的焦虑情绪对学生的影响。一个十一年级的学生来她办公室谈大学申请的事,弗格森整理着思路和材料,琢磨该如何跟这个孩子交谈,抬眼一看,见他双手抱头坐在那儿。她打住话头,把材料放在一边,稍事停顿后,她问孩子是否还好。他说不好。他告诉弗格森,他爸爸让他上安多佛菲利普斯学校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进哈佛大学,然后他说:“我数学考得不好,上哈佛是不可能的。”他说他睡不好觉,常常做噩梦。
“我们这些升学指导老师应该做看门人,守护孩子们。”弗格森告诉我。她跟男孩的家人谈了谈:“你的孩子压力很大,为什么不让他享受这段经历,看看情况会怎么样呢?”与此同时,她对那个在她办公室双手抱头的孩子同情不已,她对他说:“我知道你不以为然,但没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具体上哪所大学并不重要,如果你的健康状况不好,在哪所大学也待不下去。”他相信她的话。与关心他的人在一起,他感到如释重负。
为了达到具体的目的,许多父母都习惯于对孩子的生活施加诸多控制。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申请更多的大学,大学的选择难度也加大了。眼下并不存在什么进哪所特定学校的秘诀,都是个人的猜想。于是,高校招生游戏的现状,连同父母对游戏缺乏控制的事实,可把父母们给“吓坏了”。弗格森知道,如果她能把父母的眼罩撕开一点,让他们看到更多奇妙的可能性,整个过程的压力就会减小很多。但是,在看似一团漆黑的情况下摸索,父母、孩子和弗格森都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在像帕洛阿尔托那样充满奋进精神且竞争激烈的地方,父母不花时间倾听孩子,这样的情况早就开始了。有位叫梅芙的妈妈以前住在帕洛阿尔托,后来,为了让生活不那么紧张,她搬到了俄勒冈州的本德。我问及她对两个不同养育环境的印象,她说:“只要父母有意识地与孩子建立沟通关系,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那么事情在帕洛阿尔托的环境下也会进行得很好,”她说,“在帕洛阿尔托进行不好的问题是,不停地东奔西跑,听不到孩子说话。大家那么忙碌,在外面有那么多责任,我们发现家人之间无法真正地沟通。我们希望能有时间自由地交流,一家人一起说说话。”
如何真正地倾听你的孩子
美国心理学会指出,倾听和交谈是父母和孩子,尤其是和青少年建立健康关系的关键。以下内容基于美国心理学会“给父母的沟通建议”。1
1.让孩子找得到你。
如果你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请集中一段时间跟每个孩子单独交流。选择你知道孩子最愿意说话的时间,是睡前时间,乘车去训练的途中,还是事情不多的周末早晨?找到合适的时间后,发起谈话。不要从你心中的问题开始,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对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事表示兴趣。青少年常常觉得父母只想谈成绩、成就或大学申请。向他们表达你对他们的关心,关心他们的兴趣、快乐和忧伤。如果你那样做,那就有利于你提出你所关心的话题,比如什么时候动手写大学申请书。
2.让他们知道你在认真听他们说话。
放下手上的事情,听孩子说话。保持眼神接触,听的时候不要打岔,即便你很难接受他们的看法。他们说完以后,把他们的话复述一遍,你可以说:“所以听起来你真的很喜欢这个……”或者“你觉得这件事压力很大吗?”询问他们解决问题时是否需要你的建议或具体帮助,还是说只是希望你听他们发泄一番。
3.以他们听得进去的方式回应。
孩子们经常考验我们。他们往往先讲部分情况,测试一下我们的反应,如果你认真听,鼓励他们说下去,你就可以了解到全部情况。一旦我们情绪化或发火,孩子就会三缄其口,所以请注意你如何通过这道关隘。关注他们的情绪,尽量保持自己的情绪平稳;表达你的感受和想法,但不要否定他们的观点,不要争论谁是谁非。你可以说:“我知道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这是我对这件事的感觉。”
在研究本课题的过程中,我有机会倾听许多年轻人的看法。作为一种练习“倾听”能力的方法,作为了解倾听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理由,我在这里呈现三个年轻人的故事。很难决定分享哪些故事,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大学新生、一个大学毕业生和一个研究生,他们都体现了我们希望成年孩子所具备的价值观和能力。
布兰登的故事:拥有做自己的自由
布兰登来自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郊区,在那里,高中足球就像《胜利之光》(Friday Night Lights)里描述的情形一样。在高中球队,他打过中卫、直传球接球手、侧卫、边锋、后卫等多个位置。2014年夏天和我交谈时,他19岁,刚刚在非常难进的莱斯大学念完一年级。
布兰登的妈妈在上大学时生下了他,“她让周围的人挨个抱我,”他笑着说,“我从小自由自在,按自己的想法去发现新事物,学我想学的东西,做我想做的事情。”他在得克萨斯州南湖的卡罗尔高中(Carroll Senior High School)上了三年学,这是一所公立高中。高三那年,他妈妈与继父离婚后,他搬到了旧金山湾区,与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高中的最后一年,他住在圣马特奥,就读于阿拉贡高中(Aragon High School),也是一所公立学校。
“我从来独立行事。六年级时,我吹过小号,那纯属个人兴趣,并不是父母为了让我出人头地强迫我学的。我吹了两年,吹得也很好,但我更喜欢足球,于是就放弃了。我父母对此没有意见。我在莱斯大学的许多同学拉过小提琴或弹过钢琴,我问他们为什么现在不弹了,楼下的大厅休息室就有一架钢琴。他们说:‘没兴趣。是父母让我弹的,不是我自己的选择。那不过是我以前做过的事情。’
“高中时,我选了很多高级课程。高三的时候,我非常讨厌英语,我准备选AP化学和数学。我告诉妈妈我不打算选AP英语,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问:‘你的理由是什么?’我说我不想学得那么辛苦。她说:‘你终究应该努力学习,而不该那么说。’她像顾问一样,问我问题,我回答以后,她又在我回答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她对我有推动作用,但我做的事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作为男人,我继父要专制些。他就像一个主教练,在场外训练我,尽力让我做好在场上战斗的准备。场上就是人生。我一上场,他就爱莫能助了。我前进的方向取决于我自己。
“写大学申请论文的时候,我全靠的是自己。我让父母读过一遍,我妈在上面画了很多红线,看起来触目惊心。我和她讨论了一下,然后像往常一样转身上楼,自己决定哪些要修改、哪些不改。我对大多数红线置之不理,因为我认为我的方式更好。无论是作业还是大学申请,红线从来都不是终极权威。
“我有很多同学的父母都投入到了大学申请的过程中,投入程度不亚于他们本人。父母和他们一起写文章,或者花钱请别人代写。”
成长的力量
HOW RAISE AN ADULT
大学申请文章写的应该是学生的心声,而不是父母或父母请的人的想法。它应该是个人性格最纯粹的体现。他们本来应该呈现最真实的自己。
“申请时间到了,我选择了能给我较大成功机会和所需资源的学校。我申请了斯坦福大学,因为它是一所很棒的学校,但我没能入围。我还申请了几所常春藤盟校,还有莱斯大学和加州的一些公立大学。说到底,为了我的人生,我到哪里接受教育不是我父母的决定。那不是他们的人生,不是他们的教育,而是我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一直就是这样看的。”
布兰登没有进入莱斯大学的足球队,其实他们很早就找他谈过,但他想把学习放在运动之上,于是就谢绝了。“可惜的是,4个月后我又想踢球了,可是为时已晚。”于是他就加入了橄榄球队。“我和很多很酷的人在一起,在校园里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可以,未来三年我要坚持这一切。”布兰登的声音有一种膨胀感,似乎一切都有可能。
布兰登是医学院的预科生,为了完成医学院预科的要求,他主修了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我对拉丁文也很感兴趣,所以正在修古典文学的双学位。也许我四年级时会去罗马,在那儿刨故纸堆。我对神经科学也很有兴趣,所以也许会做一些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布兰登听起来很兴奋。
“我看到很多医学院的预科生僵化、刻板,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会说这种话的人:‘你必须成功。医学院预科是最好的。在这件事上你别无选择。’我父母都是金融界的,我想他们会希望我学金融,但我可以自行探索,学我想学的东西。如果我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我可以决定做更多的了解,我有获得知识的自由,我的兴趣发自内心。”
布兰登认识的一些学生说,自己是在父母的严格监控下长大的。“他们的动力完全不是来源于自身。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如何去做,这是一种生活能力。就以选课为例,如果父母向来深度介入孩子的事,那等孩子上大学后,选课就会有困难。有些同学说他们‘想当医生’,顾问会告诉他们需要选什么课,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为进入医学领域做准备,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准备。他们从来不必考虑‘怎么做’的问题,因为一直都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做。我的室友每天都要和他爸妈通一次电话,讨论他的日程安排以及当天做了什么,他没法设定自己的目标。即使是现在,事情的做法对不对,他也得问父母的意见。我欲言又止,我得让他做他自己。
“我不想淡化我父母发挥的作用,”他总结道,“他们做得太好了。我爱我妈妈和我继父,他们一直很支持我,采取了各种办法。在养育我这件事上,他们做出了最佳选择,让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艾玛的故事:所谓没用的学位
我们都不希望孩子拿个“没用的”学位,然后赖在我们的沙发上,啃着汉堡包度过余生。所以,2014年我在《时代周刊》读到这篇题为“为什么我让女儿拿一个‘没用的’大学学位”的文章时,就想对作者做更多的了解。2一周后,我与文章作者兰迪耶·霍德(Randye Hoder)和她那个拿了“没用的学位”的女儿艾玛开着免提电话,进行了三方交谈。
2014年春天我们交谈时,艾玛刚从斯克里普斯学院毕业没多久。斯克里普斯学院是一所非常精英的小型女子文理学院,与波莫纳学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培泽学院和哈维穆德学院等4所姐妹大学一起坐落在洛杉矶东南部。艾玛所谓没用的学位是美国研究,正巧那也是我的主修科目。
艾玛的大学生活始于约3 000公里以东的奥伯林学院,那是另一所备受推崇的小型文理学院,在俄亥俄州。虽然奥伯林学院不适合艾玛,但第一学期有一门叫“美国研究导论”的课却吸引了她,并把她推进了后来成为她知识家园的领域。
艾玛告诉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并没有‘我想当律师,我想当医生,或者别的什么人’的想法。”在查阅奥伯林大学的课程目录时,美国研究包含的话题,如殖民主义、美洲土著历史、监狱工业区、城市食品问题等内容吸引了她。课程大纲上的主题非常广泛,加上有一位“极其迷人”的教授,艾玛于是决定选这门课。“美国研究这门课程允许我进行探索,我学到了我想学的东西。”决定从奥伯林学院转学时,她高兴地发现斯克里普斯学院在美国研究方向也提供了一个很强的研究项目。到斯克里普斯学院后,她积极主动地与系主任会面,决定主修这个专业。她重点关注食品、政治和文化。
霍德的文章说得很清楚,她和丈夫都支持艾玛主修美国研究专业的选择。他们接受这样的理念:在人的一生中,最受用的是获得最好的教育,并找到自己的激情。在艾玛身上,这两点都实现了。但霍德告诉我,如果孩子希望追求一个没有明显职业前景的领域,父母为此感到担忧,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市面上谈大学‘投资回报’的文章可以说汗牛充栋。如果孩子学的是英语专业、美国研究专业或者什么食品政治与文化专业,作为家长,你难免担心他们会无法在这个社会上谋到一份职业。”
“这是增长最快的领域!”在一边听妈妈说话的艾玛大声说,“我得到了很棒的实习机会!”
“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霍德笑着说。她拥抱人文价值,撰文提出“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科目不应该是社会帮助下一代在竞争激烈的社会求得发展的唯一答案”。对最近的文章将专业与经济上的成功等同起来的观点,她感到黯然神伤。
有时候,霍德也发现很难跟朋友解释艾玛的专业选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意识到自己心里觉得有必要为艾玛的专业进行辩护,于是决定不再这样下去了。“我做了更多的解释,试图合理说明艾玛的选择将如何变成稳定的薪资来源。好像她的就业状况是对我丈夫和我为她做的教育选择所进行的全民公决。回想起来,我落入了一个常见的窠臼:把艾玛的个人成功等同于我自己作为家长的成功。”
对于这些担忧,艾玛心里像明镜似的,但她不为所动。她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我们先来做饭吧:探索为什么美国人应该回归厨房,以及怎样才能做到”。她考察了美国下厨人数持续减少的趋势、导致20世纪中期这一生活方式变化的原因,以及纠正这股趋势的各种努力,如社区园艺、饮食教育、抗击“食物沙漠”(17)等。
毕业前的那个夏天,她在一个叫作Food52的网站实习,并在那里获得了绝妙的体验。这家网站的创办人是《纽约时报》美食编辑阿曼达·赫瑟(Amanda Hesser),在那里,她测试食谱、协助编辑工作,她有一位非常好的女领导,而且,她就生活在热闹时尚的纽约市。回到校园写论文时,她发现同学们的研究课题大相径庭,但都同样引人入胜:“有个女孩写乡村音乐如何改变了后9·11时代,另一个女孩的研究课题是一位写女性指南的历史人物,还有一个女孩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悲伤。太刺激了!”我跟艾玛在电话上交谈,无法看到她的表情,但她语速很快,语气中很有权威感,声音自信、清晰。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艾玛让我想起我过去的学生杰夫。杰夫也是对自己想学什么很确定的人,即便别人会质疑“你拿那个学位有什么用?”来到斯坦福大学的时候,杰夫考虑学哲学或其他允许他探索人类存在的学科。最后他决定主修人类学,希望把它与自己相当强的摄影能力结合起来。一年级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梦想是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工作。
毕业没几年,杰夫成了《逐冰之旅》(Chasing Ice)的导演、制片人和摄影师。这部纪录片获得了圣丹斯奖和艾美奖,引起了美国公众对冰川融化和气候变化的关注,《国家地理》买下了影片的版权。
我对食品政治和文化一无所知,然而,艾玛对她所做的研究和兴趣的解释把我给迷住了,感觉像是杰夫的故事重演了一遍。确实,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但这一切对杰夫来说都无关痛痒,现在,对艾玛也是如此。他们心里有目标,这就是激情的样子。
史黛芬妮亚的故事:我真心认为我可以自己来
再说之前说起过的那位新英格兰州法官的女儿史黛芬妮亚。她拒绝了母亲在大学录取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建议。现在她26岁了,当初从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学校北安普顿高中(Northampton High School)毕业后,史黛芬妮亚果真去了巴纳德学院,在那里发展得很好。正如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况那样,她是巴纳德学院的优秀学生,拿到了多所著名法学院的录取函。她那位法官妈妈却一反常态,希望她去一个层次稍低、能提供全部费用的法学院,但是像往常一样,史黛芬妮亚充耳不闻。她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等待录取名单,之后被正式录取了。她很高兴成为那里的学生,尽管需要贷款。我联系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上三年级了,夏天,她一部分时间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一部分时间在华盛顿一家非营利性组织服务。
“对我来说,一切都很顺利。最终如何进行大学申请非常重要,当知道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巴纳德学院时,那感觉棒极了,我从中获得了信心。在那里,我一个人过得很好,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个建立自信的好机会。”她对我说:“申请大学这件事,我真心认为可以自己完成。”我发现她强调的语气非常尖锐,这才意识到学生完全独立进行大学申请是多么的不同寻常。“我高中学习时完全靠自己就能表现不错,所以我觉得没人帮助,我也可以在世上活得很好。还有,我的朋友们跟我处于类似层次的高中,他们的父母走的是SAT辅导、让人帮他们申请大学的路线。我对自己说:‘好吧,我要自己做,我会证明给你们看,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也可以做得像你们一样好。’事后看来,这种心态不够成熟,那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如果当时所有学校都把我拒了,我肯定会有这种感觉。”所幸她没有被拒。
她那位有人帮忙“处理大学申请问题”的朋友去了达特茅斯学院,现在在哈佛大学念研究生。“我们最后到了同一个地方。她不是一个被宠坏的无能之人,我想就算没人帮助的话,她也能上她那个大学。”
我问她大学里那些“被宠坏的无能之人”情况如何。“那样的人经常抱怨。学生们对抱怨者有不同程度的容忍,但教授不会,他们是真正的专业人士,也真的很在意自己的专业领域。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份职业,而且是激情所在。对那些抱有‘你为我服务’想法的学生,他们不会尊重和容忍。只要学生稍微表现出理所应当得到教育的架势,或者抱怨质量差什么的,教授们马上就会敏锐地察觉到。这对他们与教授的关系没好处,但说到底,师生关系在成绩上是很重要的。
“知道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大学申请过程,这件事好像在我大脑里设定了一个标准。每次我选择自己做事情时,都会加强我的那个价值观。高中时,我看到许多家长使劲给孩子写大学申请论文。我在大学也看到过剽窃现象,在工作场所也看到过很多类似情形。我觉得,当你知道你必须自己完成任务时,靠自己独立完成的这个意识就会增强。
“老实说,这是用长远眼光来看待我的经历,但对于十几岁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会有失望和挣扎。进不了想进的学校很影响情绪,但并不一定是坏事,这其中包含了很多潜在的经验教训。从一个我并非事事如愿的地方起步,我会因此为了实现我没有达到的目标而加倍努力。我最终爱上了巴纳德学院。我觉得能进哈佛大学法学院非常幸运,我真的不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有人就大学申请征求我的建议时,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真的可以把大学经历变成值得夸耀的东西。
成长的力量
HOW RAISE AN ADULT
文凭上的校名无关紧要,不管你上哪所大学,你都能获得一些东西,如成绩、工作、课外活动,申请研究生院或者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东西编写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不要去追求品牌,去一个会让你感到快乐、能让你表现突出的地方。
“我保证你会写出那样的故事,他们会选择你,而不会选择一个学校比你好,但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可以佐证的人,因为那些人一直郁郁寡欢。哈佛大学的废物不会比华盛顿大学充满活力的人更成功。我在巴纳德学院过得很开心,我在那里取得了成功,然后将这一成功转化为更大的成功。要上一所能让你写出精彩故事的大学。”
我问她大学期间父母如何能帮上忙。她说:“我看到比较好的情况是,父母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尤其是在一年级的时候,那是人生中一段非常动荡的时期。就我所见,父母的任务就是接听电话。‘妈妈,我压力很大,我成绩没考好,我觉得大家都不喜欢我。’你只需要发泄一通,或大哭一场。你还不认识任何人,就是后来交到新朋友,碰到某些事情,在你脆弱无助的时候,还是跟父母说比较舒服。
“有个朋友和我一起从巴纳德学院毕业,她每走一步都要父母帮忙。不是说不应该和父母讨论重大的人生决定,但她不仅是这样。他们的意见对她来说太重要了,我认为她从来都不会表示反对,他们仍然对她有很强的控制力。她在一个她讨厌的城市工作,这份工作没有前途,这个她知道,但她不会离开,因为父母告诉她:‘你之前做出过承诺了,你刚才说的话甚至连自己都不会相信。’她真的依赖他们的人生建议和情感支持。26岁了,你对人生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因为你不住在家里,你才是最清楚自己的经历、感受和欲望的人。这对她是有害的,因为她没有跟随她的内心,也不肯冒险,因为她父母不愿意冒险。父母总是比你小心谨慎,因为你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你小心谨慎点儿对他们没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