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有为的儒教改革

一　变法与改教

对于政教一体的国家来说，政治上的变革必然伴随着宗教的改革。19世纪末，在内忧外患频频发生的情况下，康有为在推行政治变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改革儒教的主张。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据《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从1892年起，他开始撰写《孔子改制考》。从1893年起，他开始撰写《春秋董氏学》。其中认为人人皆是天之子，认为孔子是创立儒教的教主。1895年，在他著名的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中，也初步提出了改教的设想。

为改革儒教，康有为首先指出宗教对于转变风俗的重要。他说：然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更宜讲求挽救之方。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

这里“无教”的“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指宗教。而所谓“无教”，也不是说中国没有宗教，而是说，未能把儒教贯彻到底，即贯彻到群众中去。儒教缺乏宣教的功能，致使其他邪教乘虚而入：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大臣托于畏谨，而苟且废弛之弊作。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于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愚民。

这里的“外夷邪教”，就是指传入的基督教。康有为把基督教的流行，归结为儒教自身宣传不力的结果。和基督教对民众的深入状况相比，康有为更加感到儒教危机的严重。他说：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

基督教的教堂遍地皆是，儒教却固守礼制，每县仅有一座孔庙。这种情况，太不能适应儒教教义宣传的需要。当基督教未传入之前，或者虽然传入，但流行不广之前，儒教尚不感到自己相形见绌。虽然也有人感慨佛、道寺观多于儒教孔庙，但由于儒教占据着国家的统治地位，而佛、道二教又早已表示愿为儒教教义服务，因而没有国亡教灭的可能，儒教也没有担心前途的危机感。现在情况不同了，西方列强时时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国灭教亡的危险迫在眉睫，儒者们在建议改政的同时，也就想到了改教的问题。

改教的第一步，是培养人才。康有为在上书中建议：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其诸生愿入道学科者，为讲学生。皆分到乡落，讲明孔子之道，厚筹经费，且令各善堂助之。

这里所谓选拔、培养的发明孔子之道的儒者，不再仅是培养国家官吏的后备，而是培养如同西方那样的神父、牧师。他们的任务，不再是朱熹《大学章句序》中所说的对民“治而教之”，而是纯粹的教。在当时以及如今的学者看来，儒教自始就重教化，他们的教化工作是做得不错的；但在康有为看来，儒教的教化工作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过去由于政教一体，儒者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行政上。除了定期执行的祭祀任务，其他教化工作就做得非常少了。康有为看到了儒教教义宣传不够深入、不够普遍的弊病，他的这个想法显然是在西方宗教的刺激下才产生的。师夷制夷的方略，不仅体现在军事和物质生产上，也体现在宗教和思想领域。

在思想上宣传孔子之道，其宗教设施也必须与之相配。仿照西方的模式，康有为建议：并今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

儒教的传统制度，有百神祭祀。自然界的神灵，是上帝的下属；人间有功于国、有德于民的贤人，也得“祀以为神”。这就使儒教的神灵，可以无限制地增多。清朝后期，更是增祀添神成风。这样一来，虽然神灵众多，但意义浅薄。甚至功能都化为一个，即给人福佑。这样，除了使人为逐利祀神以外，不能有真正的教化功能。康有为看到了儒教的这个弊病，因而要求改革。而改革的根据，也是在孔子。康有为认为，孔子当时所做的，就是扫除一切淫祀。在《论语注》中，康有为说：孔子定礼，祭止天、祖，其他皆为淫祀。妄祭以求福，是行谄媚也。盖上古淫祀之鬼甚多，孔子乃一扫而空之。观印度淫鬼之多，即知孔子扫除中国淫祀之力矣（《论语注·为政》）这是康有为对孔子“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一语的注释，所谓仅祭天与祖，乃是康有为自己的改教思想。这个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春秋董氏学》中。其中他讲道，单祭天不行，单祭祖也不行。只有既祭天又祭祖，才合孔子正道。

废除淫祀，是儒教的一贯方针。但是由于儒教中百神祭祀的存在，就使淫祀往往和正祀难分。而儒教也常常把淫祀中的神灵纳入自己的祀典，如同对强盗实行招安一样，这就更加促进了淫祀的发展。扫除淫祀最为彻底的是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但是儒教不能这么做。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甚至还盼望着有朝一日恢复那些被太平天国废除了的祭祀。康有为的改教方针，既吸取了太平天国废除淫祀的思想，也保留了儒教自身的特点。比起曾国藩时，应该说是儒教思想的进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主张废除佛寺道观的十分之七，是由于形势所迫，也应是受到康有为思想影响的结果。

为了儒教的发展，康有为建议鼓励传教。其《上清帝第二书》继续说道：其道学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端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

这种传教的主张，是儒教对于西方在中国传教的反应，也是儒教以基督教为师发展自己的举措。

二十多天以后，康有为又有《上清帝第三书》，其中重申了改教的主张。并建议实行科举改革，改革的宗旨，是在能讲明孔子义理：“其乡、会试，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子。”书末，仍希望皇帝能“历鉴覆辙，深畏天命”。从传统观点看来，康有为也应是一个纯正的儒者。

1898年，变法运动开始。6月19日，康有为上《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7月3日后，康有为又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1)，全面阐述他的改教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允许人人祭孔；二、允许人人祭天。

康有为说，如今学宫中尊祀孔子，只许教官和学生按时参拜，其他人，特别是妇女，则不许祭拜。但是在明代，民间就有祭祀孔子者。到康熙朝，御史吴培上奏，才禁止妇女入孔庙烧香，“圣教从此不及于民”。在康有为看来，这是儒教的一个重大失策。

依儒教原则，鬼不歆非类，人不祭非族。教官和学生祭孔，那是遵照“始立学，必释奠先圣先师”的礼制。这个制度，又是儒教全部祭祀制度的一部分。这个制度，反映着现实的等级尊卑关系，又巩固着现实的等级尊卑关系。从天子祭天、诸侯祭山川到庶人祭其先，这一整套礼仪本身，就是教化。它使人们从这些礼仪中明白自己的社会地位，养成安分守己的习惯。对于巩固当时的制度，这套礼仪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不行了。这种严格的祭祀等级虽然保持了上层显贵的尊严，却减少了向广大群众宣传教义的机会。面对西方的宗教，康有为感到有加以改革的必要。

第二项是允许人人祭天。这是一项更难改革的制度。祭天是皇帝的特权，也是皇帝的尊严所在，它表示着皇帝和上帝的特殊关系。虽然从宋朝末年开始，庶民百姓就以各种方式祭祀天地，到清代，连李光地也认为对此事无可奈何。《古今图书集成》把这种越礼的祭祀行为作为民俗记载下来，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国家的祀典毕竟未予承认。面对基督教的挑战，鉴于太平天国上帝教已有的事实，康有为感到儒教不能再继续维持传统的教义。对于这条教义，他也要求进行改革。他论证说：天者，人之祖父也……人民虽卑，亦天之子也，亦宜祀天也。不过古者尊卑过分，故殊其祀典……孔孟大义，许人人祷祀天地矣。且今功令即不定人民祀天，而民间岁时向空，无不祀天者……人人都是天之子，所以人人可以祀天。这是从儒教天地生人，一气化生哲学所推出的必然结论。但是康有为回避了其中的宗法关系，不谈宗子和庶子的区别，不是他对宋学缺少研究，就是他故意使传统符合现实的需要。“古者尊卑过分”，是他要求人人祭天的实质。他要改除的，就是这种尊卑过分的关系。这是儒教长期发展的必然归宿，也是西方宗教影响和刺激的结果。

和政治改革相比，宗教改革更加困难。所以在变法期间，光绪帝可以颁布一系列法令，实行政治变革，却没有去实行宗教变革。这当然是由于政治变革的形势更为迫切，但也是由于他根本就没想进行宗教变革。和设议会的要求相比，康有为的宗教改革的施行情况更等而下之。

二　改教余波

康有为所提倡的政治变革，数月之后即遭到失败。至于他的宗教变革，则根本未被提上日程。但其中废除淫祀的主张，则得到张之洞《劝学篇》的响应。数年以后，由于取消科举，兴办学堂，废除淫祀的主张可能已经付诸实行，因为许多学堂的房屋就是原来的庙宇。

康、张等主张废除淫祀，其目的是发展儒教，特别是发展孔子祭祀，然而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共和国，不祭天，不祭孔，即康有为所说的“天坛不祀，孔庙停祭”，使“上帝洊饥，先圣不食”（康有为《中国还魂论》）。过去的天坛地坛，成了供公众游玩休憩的公园；孔庙也大都遭到废弃，成为学校校舍或挪作他用，孔庙祭田则被收为公有。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的改教活动遂变为要求立孔教为国教，实现人人祭天、祭孔的主张。

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就明确指出，他要求改教，其目的是挽救“近日风俗人心之坏”。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更是反复强调立孔教为国教对于世道人心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故先圣以神道设教，美饰其庙宇，厚费其牲醴香火”。这是因为“明则有政治，幽则有鬼神”，鬼神是“以无用为大用”。假如废神道，坏人，甚至一切人，就会无所畏惧，从而道德败坏：一知半解者，妄欲废神道，去迷信，则奸人益横肆，而无所忌惮，复何所不至哉！（康有为《救亡论》）故孔子何尝不尊天明鬼神。《礼》曰：“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易》曰“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今人开口攻人迷信，甚至有灭神之队，既不尊教，又复灭神，然则无所畏惮，肆其作恶而已。《礼》曰：“无所欲而为善，无所畏而不为恶，天下一人而已。”若尽弃教与神，则是人人皆能无所畏而不为恶者乎！（康有为《中华救国论》）他认为，或许以后文明进步，世界大同，可以不尊天而废神道，但现在不行。

有鉴于此，他认为，宗教“关于国命”。没有宗教，就不能立国：试问古今天下，幽无鬼神，明无礼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而可以立国乎？（康有为《中华救国论》）至于国家，“数千年来奉为国教者，孔子也”（康有为《孔教会序一》）。孔子之教，乃是中国的灵魂：“夫所谓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假如废弃孔教，中国将不仅道德败坏，人近禽兽(2)；而且将如墨西哥人，既亡国又灭种(3)。

为复兴儒教，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自任主编。4月，在《不忍》第三册上，康有为发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全面论述了他的孔教基本原则。文中描述了当时所谓人心败坏、风俗衰敝、廉耻丧尽的现实，认为孔子之道不可须臾脱离，天地鬼神祭祀也必须尽快恢复。文中说道：顷自晚清以来，学官改法，谬不读经。至于共和，丁祭不祀，乃至天坛经年旷祭，而有司日待议员议之。议院者，经半年不成会，五十四案未决议矣，其可待之？俟河之清，礼坏乐崩久矣。且凡新国未制礼，必沿用前王之礼，乃天下之公理也。

在康有为的眼里，新的民主共和国，也是新一代王朝。差别也是所谓先王、后王而已。而这样的“王朝”，也还是要和前代一样，要祭天祀孔的。所以康有为说，“为神不歆，为教皆绝”，会使人心败坏，廉耻扫地，国将不国。因此，当前的急务，就是定国教，实行尊孔：“故今欲救人心，美风俗，唯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唯有尊孔而已。”（《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而所谓“尊孔”，并不是如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尊崇孔子的学说而已，而是要以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大体描述了尊孔的内容：既定孔教为国教，则尊之宜若何？……今共和之国民，以神明圣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犹愈乎！故宜复崇天坛，改祈年殿或太和殿为明堂，于冬至祭天坛，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凡入庙而礼天、圣者，必行跪拜礼……（《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康有为反对当时仅仅向孔子行鞠躬礼，认为这是学欧美又不知欧美的结果。他说，欧美各国，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行跪拜礼，但对于天主，还是要行跪拜礼的。而“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留此膝以媚富贵人乎”（同上）。

这年5月，当康有为得知教育部要将孔庙祭田充公，作为学校经费的时候，又致书教育部，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

1912年10月7日，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康有为和张勋等人支持陈焕章、麦孟华等，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总会，创办《孔教会杂志》。其宗旨是拜圣读经，昌明孔教。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8月，孔教会向参、众两院上书，要求宪法要明确写上，定孔教为国教。由这届国会所制定的宪法草案虽然没有明确定孔教为国教，但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有条件地接受了孔教会的主张。

1913年6月，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9月3日，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祀孔典礼。1914年1月29日，代替国会的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议案。9月25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祭圣告令》，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祭祀孔子，关系世道人心，不可废弃。他表示自己要率领百官，“举行祀孔典礼”，要求“各地方孔庙，由各该长官主祭，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国家以道德为重”。9月28日，袁世凯又亲自到孔庙祭祀孔圣。但是袁世凯明确宣布，祭孔不是宗教：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绝非提倡宗教可比。（《大总统祭孔告令》）然而，他一面说祀孔不是宗教，一面于这年12月23日（冬至）率百官到天坛祭天，其仪式完全依照清代礼仪，只是改跪拜为鞠躬，并且宣称尊天不一定是帝制的特点。袁世凯此时要把共和制和儒教统一起来。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反对复辟帝制的全国性浪潮中死去。8月，国会复会，康有为发表公开信，要求国会重申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并要求宪法草案更加明确地写上“以孔教为国教”。然而在这届国会上，废除了宪法草案中“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内务部长孙洪伊还宣布取消跪拜礼。康有为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9月初，国会通过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康有为又给大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发《请饬全国祀孔仍行拜跪礼电》，电文中说：人非天不生，非教不立，故敬上帝，拜教主，文明国之公理。耶教博爱可尊，无如吾俗难废祠墓；佛教养魂可尚，无如吾俗难尽出家。若又弃孔教，则荡佚为禽兽，国必将亡。

他建议大总统把他的建议提交国会，使国会把祀上帝、拜教主定为常例，并且此后永远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道电文也没有得到响应。

1917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发生冲突，张勋以调停为名，率领仍然留着清朝发式的辫子军，于6月8日进入北京。20天后，康有为也到了北京。7月1日，在张勋、康有为等的拥戴下，已经退位的清朝宣统皇帝宣布收回政权，实行复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然而，复辟闹剧只上演了十二天即告收场，儒教也失去了复兴的最后可能。

1923年底，康有为应陕西孔教会之邀，到西安市文庙先行释菜礼，接着又进行演讲。认为“人之生世，不能无教。教有二：有人道教，有神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神道教，“惟孔子之教为人道教”。这人道教，是“以人道而兼神道”。他赞扬陕西诸君尊孔的热情，批评“今人乃敢言孔子非教”的荒谬。最后，他仍然盼望着儒教的复兴。

据说这次与会者有万余人。孔庙门庭内外，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然而，其中之多数，可能只是要一睹这位康圣人的风采，未必热心于孔教的复兴。这次会后不久，康有为就在失望中离开了人世。

三　儒教现状

儒教由于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以及和古代国家一体难分的状况，所以一旦古代国家灭亡，它的主要神祇就得不到祭祀，也将难以为继。儒教在中国，从辛亥革命后所剩下的，就仅仅是一些精神资料和一些零碎的实体碎片，其主体已经不存在了。它的精神资料，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学者们依据自己的修养和见解，各取所需地解释它们，并且把自己的所见、所解当做传统文化的全貌。随着现实状况的变化，它的某些方面也往往会被特别突出，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在大陆以外，人们不仅各取所需地解释着它的思想资料，而且往往根据自己的传统，把它的某些局部突出出来。比如有的把关帝作为自己的主神，有的把孔子作为自己的主神。这些局部，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新的宗教，就像树上的枝条长成一棵新的大树一样。也有的把儒教的教义和当时当地的宗教结合起来，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宗教。这种情况，可以看做儒教的另一形式的改革。

儒教在历史上被视为和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样性质的宗教，从来没有疑义。所不同的仅是，在儒者的心目中，儒教是圣教，而其他教不是。(4)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首先反对儒教是宗教说。其序言中称，此论与自己数年前的主张恰恰相反，因而是“我操我矛以伐我”。因为他在数年前也就是戊戌变法前夕，所持的主张就是其师康有为的主张，认为儒教就是中国古代的宗教。从此以后，蔡元培、陈独秀等纷纷响应，否认儒教是宗教。而中国学术界几乎未经争论，就接受了这个结论，并且成为中国学术界议论中国传统问题的定说，成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不言自明的“真理”。

1978年，任继愈先生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阐明儒教是宗教的主张。此后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全国性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重申了这一见解，并在日本发表了同样的讲演。其讲演稿整理为《论儒教的形成》，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从此以后，几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几乎全是反对的声音，赞同者仅四五人而已。

1999、2000年，拙著《中国儒教史》上下卷先后出版，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赞同者认为拙著是“划时代的著作”，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反对者认为，拙著是“豆腐渣工程”，而且是“国家级的”。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一年左右。大约在2005年左右，有主张将儒教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而且要求所有公务人员都要考核四书、五经。而这样的声音，近几年似乎也有所发展。主张者有的儒服（？）临世，似乎有延续儒教一脉之势。至于笔者，不过是儒教的研究者而已。

2002/8/26初稿，2004/8/21日修订，2012年6月定稿。

【注释】

(1)两折时间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

(2)参见康有为：《孔教会序二》，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

(3)参见康有为：《孔教会序一》，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

(4)参见笔者编纂的《儒教、孔教、圣教、三教称名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