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紐約生活

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我的知識學問隨之增長，同時自信心也加強了。民國元年，即一九一二年，我以教育為主科，歷史與哲學為兩附科，畢業於加大教育學系，並承學校贈給名譽獎，旋赴紐約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續學。

我在哥大學到如何以科學方法應用於社會現象，而且體會到科學研究的精神。我在哥大遇到許多誨人不倦的教授，我從他們得到許多啟示，他們的教導更使我終生銘感。我想在這裡特別提一筆其中一位後來與北京大學發生密切關係的教授。他就是約翰．杜威博士。他是胡適博士和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時的業師，後來又曾在北京大學擔任過兩年的客座教授。他的著作、演講以及在華期間與我國思想界的交往，曾經對我國的教育理論與實踐發生重大的影響。他的實驗哲學與中國人講求實際的心理不謀而合。但是他警告我們說：「一件事若過於注重實用，就反為不切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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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預備詳談在哥大的那幾年生活，總之，在那幾年裡獲益很大。我對美國生活和美國語言已感習慣，而且可以隨時隨地從所接觸的事物汲取知識而無事倍功半之苦。

紐約給我印象較深的事物是它的摩天大樓，川流不息的地道車和高架電車，高樓屋頂上的炫目的霓虹燈廣告；劇場、影院、夜總會、旅館、飯店；出售高貴商品的第五街，生活浪漫不拘的格林威治村，東區的貧民窟等等。

在社會生活方面，新英格蘭人、愛爾蘭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古希臘人、猶太人等各族雜處，和睦如鄰，此外還有幾千名華僑聚居在唐人街附近。當時在這個大都會裡的中國菜館就有五百家之多。紐約市密集的人口中龍蛇混雜，包括政客、流氓、學者、藝術家、工業家、金融鉅子、百萬富翁、貧民窟的貧民以及各色人等，但是基本上這些人都是美國的產物。有人說：「你一走進紐約，就等於離開了美國。」事實上大謬不然。只有美國這樣的國家才能產生這樣高度工業化的大都市，也只有美國才能出現這種兼容並蓄的大熔爐。種族摩擦的事可說絕無僅有。一個人只要不太逾越法律的範圍，就可以在紐約為所欲為。只要他不太違背習俗，誰也不會干涉他的私人行動。只要能夠找到聽眾，誰都可以評論古今，臧否時政。

法律範圍之內的自由，理智領域之內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在紐約發揮得淋漓盡致，大規模的工商業，國際性的銀行業務，發明、機械和資源的極度利用，處處顯示美國主義的精神和實例。在紐約，我們可以發現整個美國主義的縮影。我們很可能為這個縮影的眩目的外表所迷惑而忽視美國主義的正常狀態，這種正常狀態在美國其餘各地都顯而易見。

暑假裡我常常到紐約州東北部的阿地隆台克山區去避暑。有一年暑假，我和幾位中國朋友到彩虹湖去，在湖中叢山中的一個小島上露營。白天時我們就到附近的小湖去划船垂釣。釣魚的成績很不錯，常常滿載而歸，而且包括十斤以上的梭魚。我們露營的小島上，到處是又肥又大的青蛙，我幼時在我們鄉下就曾學會捉蛙，想不到到了美國之後居然有機會大顯身手。一根釣竿，一根細繩，一枚用大小適度的針屈曲而成的釣鉤，再加一塊紅布就是釣蛙的全副道具了。這些臨時裝備成績驚人，我們常常在一小時之內就捉到二十多只青蛙，足夠我們大嚼兩餐。彩虹湖附近的居民從未吃過田雞，他們很佩服我們的捉蛙技術，但是他們的心裡一定在想：「這些野蠻的中國人真古怪！」

晚上我們常常參加附近居民的倉中舞會，隨著主人彈奏的提琴曲子婆娑起舞。我還依稀記得他們所唱的一支歌，大意是：

所有的戶樞都長了銹，

門窗也都歪斜傾倒，

屋頂遮不住日曬雨漏，

我的唯一的朋友，

是灌木叢後面的，

一隻黃色的小狗。

這支歌反映山區孤村生活的孤獨和寂寞，但是對城市居民而言，它卻刻畫了一種寧靜迷人的生活。

我們有時也深入到枝葉蔽天的原始森林裡。山徑兩旁的杜鬆發散著芬芳的氣息。我們採擷了這些芳香的常綠枝葉來裝枕頭，把大自然帶回錦衾之中，陣陣發散的芳香更使我們的夢鄉充滿了溫馨。

有時我們也會在濃密的樹林中迷途。那時我們就只好循著火車汽笛的聲音，找到鐵路軌道以後才能回來。經過幾次教訓以後，我們進森林時就帶指南針了。

在鄉下住了一段時間之後，重新回到城市，的確另有一番愉悅之感。從鄉村回到城市，城市會顯得特別清新可喜；從城市到了鄉村，鄉村卻又顯得特別迷人。原因就是環境的改變和鮮明的對照。外國人到中國時，常常迷戀於悠閒的中國生活和它的湖光山色；而中國人到了異國時卻又常常留戀外國的都市生活。因此我們常常發現許多歐美人士對中國的東西比中國人自己更喜愛。在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中國人對歐美的東西比西洋人自己更喜愛。這就是環境改換和先後對照的關係，改換和對照可以破除單調而使心神清新。但是事物的本身價值並不因心理狀態的改變而有所不同。

我在紐約求學的一段時期裡，中日關係突起變化，以致兩國以後勢成水火。日本經過約五十年的維新之後，於一八九四年一擊而敗中國，聲威漸震。中國人以德報怨，並未因戰敗而懷恨在心。這次戰釁反而意外地引起中國人對日本的欽仰和感激——欽仰日本在短短五十年內所完成的重大革新，感激日本喚醒中國對自己前途的樂觀。甲午之戰可說燃起了中國人心中的希望。戰後一段時期中國曾力求追隨日本而發憤圖強。

每年到日本留學的學生數以千計。中國在軍事、警務、教育各方面都採取了新制度，而由留日返國的學生主其事。中國開始從日本發現西方文明的重要。日俄戰爭更使中國的革新運動獲得新動力——日本已成為中國人心中的偶像了。

中國通過她的東鄰逐漸吸收了西方文明，但是中國不久發現，日本值得效法的東西還是從歐美學習而來的。更巧的是美國退還了八國聯軍之後的庚子賠款，中國利用庚款選派了更多的留美學生。在過去，中國學生也有以官費或自費到歐美留學的，但是人數很少，現在從西洋回國的留學生人數逐漸增加，而且開始掌握政府、工商業以及教育界的若干重要位置。傳教士，尤其是美國的傳教士，通過教會學校幫助中國教育了年輕的一代。

因此，中國與日本的文化關係開始逐漸疏遠，中國人心目中的日本偶像也漸行萎縮，但是日本人卻並未意識到這種轉變。

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在民國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突然向袁世凱政府提出著名二十一條要求，如果中國接受這些要求，勢將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之所以突然提出二十一條，是因為西方列強在戰事進行中自顧不暇，同時帝俄軍事力量急劇衰退，以致遠東均勢破壞。中國既受東鄰日本的逼迫，乃不得不求助於西方國家，中日兩國從此分道揚鑣，此後數十年間的國際政治也因而改觀。如果日本具有遠大的眼光，能在中國的苦難時期協助中國，那末中日兩國也許一直和睦相處，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形也就完全不同了。

駐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經政府授意把二十一條要求的內容洩漏了，那時我正在紐約讀書。這消息使西方各國首都大為震驚。抵制日貨運動像野火一樣在中國各地迅速蔓延以示抗議，但是日本軍艦已經結集在中國的重要口岸，同時日本在南滿和山東的軍隊也已經動員。民國四年即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也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後四個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最後通牒，袁世凱終於在兩天之後接受二十一條要求。

後來情勢演變，這些要求終於化為烏有，但是中國對日本的欽慕和感激卻由此轉變為恐懼和猜疑。從此以後，不論日本說什麼，中國總是滿腹懷疑，不敢置信；不論日本做什麼，中國總是懷著恐懼的心情加以警戒。日本越表示親善，中國越覺得她居心叵測。

我們的東鄰質問我們：「你們為什麼不像我們愛你們一樣地愛我們？」我們回答說：「你們正在用刺刀談戀愛，我們又怎麼能愛你們？」

九．一八事變前幾年，一位日本將官有一天問我：「中國為什麼要挑撥西方列強與日本作對？」

「為保持均勢，以免中國被你們併吞。」我很坦白地回答。

「日本併吞中國！我們怎麼會呢？這簡直是笑話。」

「一點也不笑話，將軍。上次大戰時列強自顧不暇，日本不是曾經乘機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嗎？如果這些要求條條實現。日本不是就可以鯨吞中國嗎？」

「哦，哦——？」這位將軍像是吃驚不小的樣子。

「一點不錯。」我直截了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