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反軍閥運動

學生遊行罷課鬧了好幾年，加上軍閥互相殘殺，北京政府的力量終於一蹶不振，軍閥則像印度土大王一樣統治各省。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首腦，無時不需要鄰近各省的支持，如果軍閥一翻臉，隨時可以長驅直入北京城。北京政府在各省的根基愈來愈脆弱，政權本身亦隨之搖搖欲墜。某一軍閥進入北京接收政權，另一軍閥馬上陰謀取而代之。當政的人如果遭遇民意的強烈反對，例如學生遊行示威，其他軍閥便利用機會從中取利。權謀、內戰、政變，各種政治力量縱橫捭闔的結果，北京政府隨時在更換主人。我在北京的最初九年之中，所看到的變遷實在太多了，留在記憶中的是一大堆亂糟糟的悲喜劇場面。我像是埃及沙漠中一座金字塔，淡淡遙望著行行列列來來往往的駝影，反映在斜陽籠罩著的浩浩平沙之上，駝鈴奏出哀怨的曲調，悠揚於晚紅之中。

北京政府的經濟狀況非常窘困，國庫應有的收入，都被各省軍閥扣留，用以維持他們的私人軍隊或徑入私人腰包。中央政府通常只能以極高的利息向銀行借一點錢，這一點錢之中的一部分，還得用於籠絡支持政府然而需索無饜的軍閥。我們前面已經提到教員薪水拖欠的情形。不但教員如此，就是政府官員和駐外使節的薪水，也往往一欠就是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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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的前途究竟怎麼樣呢？」有一天，一位美國外交官這樣問我。

「它會像河灘失水的蚌，日趨乾涸，最後只剩下一個蚌殼。」我回答說。

情勢一年不如一年，終至老百姓對政府的最後一點敬意也消失了。學生幫同破壞了它的威信，軍閥們則把它整個埋葬在北京的塵土裡。

數年後在美國遇見那位美國朋友，他問我是否忘了蚌殼的故事，我說沒有。

在那時候，廣州的國民革命運動則以一日千里之勢在發展，國民黨的革命運動一直享有大眾的支持，尤其是知識分子和學生，甚至連北洋軍閥中的一些開明分子也同情國民黨。一籃爛桔子裡，有時也能找出幾個好的來的。

中山先生雖然逝世了，國民黨的精神卻始終未沮喪。孫先生所建立的革命武力核心，繼續在蔣介石將軍為校長的黃埔軍校發展茁壯，短短幾年之內，蔣將軍的國民革命軍已經完成訓練，隨時可予北洋軍隊以致命的打擊。民國十六即一九二七年，革命軍以雷霆萬鈞之勢長驅北伐，左翼直入華中而下漢口，右翼循閩浙沿海北上而達杭州，繼以鉗形攻勢會師南京。革命軍攻克南京後，遂以南京為國民政府首都。

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的那一年，北洋軍閥張宗昌亦於同時入據北京，這位聲名狼藉的軍閥，體健如牛，腦笨如豬，性暴如虎。他的利爪隨時會伸向他不喜歡的任何人，或者他垂涎的任何漂亮女人。我曾在一個治安委員會席上見過他幾面，當時我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他那副尊容，真叫人望而生畏。京報編輯邵飄萍被槍斃的那天晚上，北京政府的前總理孫寶琦告訴我，我的名字已經上了黑名單，我感覺到魔爪的影子已經向我伸過來了。剛好王亮疇（寵惠）來訪，我不假思索，連忙跳上他的軍警不會盤查的紅牌汽車，直駛東交民巷使館界，在六國飯店闢室住下。第二天跑到美國使館向一位美國朋友開玩笑說：「我天天叫打倒帝國主義，現在卻投入帝國主義懷抱求保護了」。還有校長室秘書政治學教授李守常（大釗），女生章挹蘭等六七人先後逃入使館界舊東清鐵路辦事處躲避。他們後來被張作霖派兵捕去，處絞刑而死。我在六國飯店住了三個月，經常以寫字消遣。

同住在六國飯店的亦有幾個人，地質學教授，以後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朱騮先（家驊）就是其中之一。好些朋友不時探望我們，但是在那裡關了三個月，即使那是一個豪華「監獄」，也有點吃不消。我們一直在設法逃出北京，後來局勢比較鬆弛一點時，就相繼溜出來了。我的一位朋友有一位年輕能幹的太太，我之能夠逃出北京，就是她一手策劃的。她冒充我的太太，同乘一輪古老的馬車陪送我到東車站，一路上居然逃過警察的耳目。陌生人望我一眼，都會使我心驚肉跳，雖然我在外表上仍舊竭力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我擠在人潮中搭上一輛去天津的火車，然後從天津搭英國商船到上海。

在船上碰到朱騮先，他正預備轉道上海赴廣州，後來他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我本人則由上海轉赴杭州。當時滬杭鐵路已告中斷，因此我只好繞道赴杭。這時何敬之將軍（應欽）所率領的國民革命軍尚未到達浙江，北京政府委派的浙江省長正準備起義反抗北洋政府向國民革命軍輸誠。我去拜訪他時，他向我透露了參加南方集團的計劃。他告訴我，他已經派了一千人沿鐵路進駐江蘇邊境，江浙之間的鐵路已告中斷。

我心裡想，他準是被別人的勝利陶醉了，否則他怎麼會企圖與實力強他十倍的敵人作戰呢？第二天早晨，我就離開杭州，繞道重回上海。幾星期以後，他的軍隊被北軍打得落花流水。北軍進杭州時，他被捕處決。

不久北洋軍閥命運逆轉，國民革命軍進占杭州。我也再度回到西子湖畔。杭州人熱烈歡迎國民革命軍。這些現代裝備的軍隊勝利進軍杭州時，成千成萬的市民滿面笑容地列隊歡迎。我站在人叢中觀望，一顆心高興得怦怦亂跳。經過十六年之後，一支現代化的中國軍隊的信譽又重新建立起來了。

大約一年之後，蔣總司令在民國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完成部署，準備繼續北伐。他指揮的軍隊渡過長江，沿津浦路向北京推進。北伐軍抵達山東濟南府緣邊時，日本人惟恐中國統一，藉口保護在山東的權益和日本皇民的生命財產，竟由青島派兵沿膠濟路向濟南推進。他們的目的是製造「事件」，以破壞中國的統一計劃。所謂「事件」，自然就是中日之間公開衝突。日軍在濟南府殘殺山東交涉員及其僚屬，希望藉此激起中國的報復行動。

蔣總司令洞燭日人陰謀，深恐小不忍而亂大謀，決定暫避其鋒，把國民革命軍的前頭部隊調離山東，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渡過黃河，直逼北京。因而國民革命軍未遭阻撓，統一目標亦賴以實現。日本軍隊在山東終於撲了空。

國民革命軍到達後，北京隨即陷落，北京政府的紙老虎被南風一吹就倒了。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進杭州時，我被任為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我在政府中擔任工作的經驗也就在杭州開始了。杭州是浙江的省會，也是我青年時代讀書的地方。省政府由省政府委員會組成。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前，所有省府委員以及主席都是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將軍委派的。

省府委員之中有五位分別兼任民政廳長、財政廳長、軍事廳長、建設廳長和教育廳長。省府委員會之上則有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浙江分會，負責全省一般政策，政策決定後即下令省政府執行。會議主席由省主席張靜江先生擔任，由我任秘書長。這是我第一次擔任國民黨要職。後來省境情勢漸趨穩定，政分會遂告撤銷。

省政府和南京的國民政府一樣充滿著改革和建設的精神，中央政府的重大施政，我將在下一章加以敘述。省政府的建設計劃相當龐大，但是革命之後，此項計劃難免受經費支絀的限制。因此只能把工作集中在鋪築公路上面，幾年之內的確鋪了不少公路。省城本身也有許多道路經省政府指定拓寬或添建。兩年之後，杭州城內已經添築了許多寬闊的馬路。西湖沿岸和蘇堤也闢了馬路，直達西山各名勝，另有一條公路與上海銜接，招徠了不少度週末的遊客。短短三年之內，杭州已經煥然一新了。市區之內，西湖之濱，以及湖邊山麓，新建洋房別墅像雨後春筍一樣出現，人口激增，商業也盛極一時。

各縣市也新建了許多電燈廠。若干鄉村里還裝設了蒸汽幫浦（泵）灌溉稻田。因為浙江是絲織業中心，政府開始提倡科學養蠶法，以科學方法培育蠶種，然後轉售給養蠶的人。頭一年裡，科學蠶種曾經引起強烈的反對，因養蠶的人受了以傳統方法培育蠶種的人的影響，對於科學蠶種發生懷疑。但是事實勝於雄辯，第二年中，政府出產的新式蠶種已經供不應求。

為了改善田租制度，政府舉辦全省耕地調查，工作繼續了好幾年。浙江省所採用的辦法，與共產黨對農地所采的激烈手段適成對照。浙江省採取一種比較溫和的「二五減租」辦法，也就是佃農付給地主的田租普遍減低百分之二十五。佃農通常以主要作物收穫的百分之五十付給地主田租，「二五減租」以後，佃農就只要付收成的百分之三七點五了。田租的租率已經維持了幾百年，計算方法各地互有差別，實行「二五減租」以後，有些地方的佃農得到很大的利益，在另一些地方，這個減租辦法卻在地主與佃農之間引起嚴重的糾紛。減租委員會所收受的訟案多如山積，全省各地普遍發生糾紛，減租辦法終於幾年之後放棄。推行減租最力的沈玄塵（定一）被暗殺，死因迄今未明。

不久之後，掃除文盲運動開始。經過六七年時間，除了普通的小學之外，短期的民眾識字班增加了幾千個。

省內的教育制度進行一次新試驗。國立浙江大學成立，由我擔任校長。浙大不但主持高等教育，並且主管全省公立學校。教育廳取消，浙大校長則成為省府委員。另外兩省也繼起仿效，各自成立大學。經過兩年的試驗，另外幾省發生內部糾紛和政治爭執，整個制度終於在民國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廢止，那時我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所以培植這個制度和埋葬這個制度的都是我自己。

我在杭州整整住了一年，翌年膺任教育部長，同時兼任浙江大學校長，因此經常往返京杭之間。民國十八年，我辭去浙大校長兼職，在南京再住了一年，後以中央大學易長及勞動大學停辦兩事與元老們意見相左，被迫辭職。

我當時年壯氣盛，有決策，必貫徹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為勵精圖治，在人則等於一意孤行。我本世居越中，耳濡目染，頗知紹興師爺化大為小化小為無的訣竅。今背道而馳，自然碰壁。武力革命難，政治革命更難，思想革命尤難，這是我所受的教訓。

在我辭職的前夜，吳稚暉先生突然來教育部，雙目炯炯有光，在南京當時電燈朦朧的深夜，看來似乎更覺顯明。他老先生問我中央、勞動兩校所犯何罪，並為兩校訟冤。據吳老先生的看法，部長是當朝大臣，應該多管國家大事，少管學校小事。最後用指向我一點，厲聲說道：「你真是無大臣之風。」

我恭恭敬敬的站起來回答說：

「先生坐，何至於是，我知罪矣。」

第二天我就辭了職，不日離京，回北京大學去了。劉半農教授聞之，贈我圖章一方，文日：「無大臣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