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重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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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芳上

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继承性创业者”的难局

日本评论家山本七平著的《帝王学》，从“贞观政要”中体悟领导艺术，提出“继承性创业”的概念，认为无论是唐太宗或德川家康都属於继承性的创业者。乍看之下，这一名词似乎矛盾，其初意是指后继的领导者打开局面时，勿忘初志，保持前人的创业精神，实乃兼含创业与守成二义。创业属阳刚，辛苦奋斗才能获得；守成是阴柔，必深处“忧患慎重”之中。蒋介石一生矢志恪守孙中山主义、遗志。1920年代孙由建国走到主导政治新局，志业尚待展开而撒手人间，蒋以军事强人、黑马姿态获取大任，且以孙的继承者自居，既要守成还得创业，革命历程矛盾纠结，险象环生，艰苦备尝，终其一生实未曾完成建国使命。蒋介石初期自视为革命家，既握大权，还常慨叹“无组织、缺人才、没情报”，对立者迭起，被视为保守主义者、现实投机者，终与民主斗士无缘。1949年避难台湾，自认感受平生未有之辱，人亦多以失败者视之。虽以顽强意志，亟思再起，但终赍志以殁。这位“继承性创业者”盖棺之后，几十年来其事业肯定、否定由人，称他矛盾一生、一生困顿，实不为过。蒋介石的确是20世纪复杂又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要写好他的传记并不容易。

 

二、制作的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个人的奋斗史，可以反映民国历史发展的许多重要面向，他辞世三十年仍然看不到一本好的传记。根据柏克（Peter Burke）的说法，像法国路易十四这样的“伟人”，形象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当然也可能被他的敌人“丑化”。从1920年代初叶开始崭露头角到70年代中叶过世，蒋从来就不是没有争议的政治领袖，对他评价的消长，正反映了政治的现实与时代的剧变。早期的传记、年表，如《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毛思诚编，1937年），熊式一的蒋介石英文传记（1948），董显光的中、英文《蒋总统传》，秦孝仪主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78年），甚至於透过日人古屋奎二执笔的《蒋总统秘录》（1974年），多是出自官方授权，刻意型塑“伟人”形象做为宣传利器，其中多数的作品看不到蒋介石这个“人”。在中共开动反宣传机器之前，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1947年）应该是较早从政敌角度“揭发”蒋的负面书；待二战后到70年代，国共斗争激烈化，中共出版《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1948年）、《金陵春梦》（唐人（严庆澍），1958年）、《黑网录》（陈少校，1963年）等书，贬抑蒋为“流氓”、“草包”，把蒋等同“卖国贼”、“人民公敌”、“帝国主义走狗”，很影响大陆一般人对蒋的观感，甚至成为当年台湾留学生出国必读的海外“禁书”，影响不可小觑。西方的早期著作，如林百乐《蒋介石的中国》（Paul M.A. Linebarger, 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 A Political Study, 1941）、项美丽的《蒋介石别传》（Emily Hahn, 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1955）、白英《蒋介石》（Robert Payne, Chiang Kai-shek, 1969）等，内容仅及蒋的前半生，不严谨也不完整。

1975年，蒋介石过世之后，在台湾学界首见的蒋传，是出自擅长“细说”历史的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1977年）或因系匆忙推出的应景之作，最多只能是相当粗糙的“浅议”书。随后几年，台湾民主化，史学研究的钟摆，摆向政治史、人物研究之外的领域，国共关系虽开始改变，政治史材料也空前开放，但国共历史却都引不起史学界的兴趣，蒋生平的研究也几近停摆。不过，90年代台湾同时出现了对蒋看法截然不同的两本传记。1994年，旅美史家黄仁宇出版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当时蒋日记还没开放，黄辛勤地淘沙捡金，从毛思诚、秦孝仪及古屋的书中截取日记作为素材，用惯用的“大历史”手法，把蒋的错失归咎於时代，给人家“小批大捧”的印象。1995年李敖、汪荣祖合作出版的《蒋介石评传》，引人瞩目。李说要“以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批判味十足，这种几近“自力报复”的蒋传，有学者评之为“雷声大雨点小”。

有意思的是，这些年中国大陆学界对蒋介石看法有了转变。不过在80年代前后，仍可明显看出中共的态度决定了学者的角度。最近二十年来，大陆学界连续出版过蒋“生平”、“传”、“传稿”、“评传”、“外传”等，不下十数种书刊，仍多在特定意识形态内打转，不免“戴帽”、“穿鞋”贴标签，看不到“学术”。1980年代初期，荣孟源以“封建吸血鬼的儿子”、“上海流氓”为蒋的身分定调，杨树标以“肯定”、“否定”分阶段给蒋定位，到近年有限度肯定蒋在抗日时期正面的战场领导地位，直到90年代才给他“民族主义者”的称号。对蒋而言，或许得来不易，但严格说大陆学界还不能不听“党”的话。世纪末，有些学者（如杨天石等）开始以扎实史料为基础，以专题研究还蒋本来面目。但迄今仍看不到一本完整学术性的蒋传。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同样的转向也在西方出现。7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陆培涌（品清）写过一本用心理史学解释蒋介石的青年时代专著（Pichon P.Y.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1971），很具学术意味，可惜他没能看到后来才公布的《蒋介石日记》。蒋过世之后，写过戴高乐和斯大林传的英国传记作家柯如齐（Brian Crozier）与前香港《大公报》资深记者、被中共视为”叛徒“的周榆瑞（Eric Chou），两人合写的《失去中国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 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 1976）号称第一本蒋介石全传，内容却沿袭70年代中共官方对蒋的论调，以二手材料认定蒋教育少、思想保守，头脑简单、缺乏创见，反共不反日，是战术家不是战略家，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可谓陈说毕见。有意思的是这本70年代的应景批蒋作品译成中文，1992年先在蒙古呼和浩特出版，当时未受注意，到今年（2010）改由北京国际文化公司重新包装上市，却大大引起媒体瞩目。中文版把合著者周榆瑞的名字刻意抹去。21世纪初的译书，竟引导读者回到70年代对蒋的认识和评价，令人诧异。

80年代之后，美国历史学者开始自由进出大陆实地观察与研究，“一觉醒来回到解放前”，对文革、对现实中国的重新认识，使汉学家重评毛泽东的个人和时代，相对的也重估蒋介石的个人与时代。芝加哥大学的艾恺（Guy S. Alitto）在1986年发表《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介石》长文，代表西方学界重评蒋介石历史地位较早的呼声。2005年，香港南华早报记者范比出版他的新作《委员长：蒋介石和他失去的中国》（Jonathan Fenby,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an He Lost, 2005），号称是近30年来第一本蒋的传记。范比以西方人角度，抛开国共两党的观点和框架，试图由蒋介石的发迹到中国大陆沦失的历史过程中，寻求蒋的角色、美国对华政策的得与失。他对蒋和毛俱无好感，但在“成王败寇”的意识下，仍不免对蒋有武断批评。他有新闻记者的文笔，行文引人，可惜讨论历史重要事件多用二手材料，谈到蒋氏夫妇个人生活问题，多人云亦云，又喜欢用假设语式，不符史法。尤其以1949年为断限，终有所不足。

显然，加工制造写一定看法的蒋介石，不难；写不带成见、真实的蒋介石，不易。

 

三、追寻“凡人”蒋介石

为历史人物作传，要能不曲笔、不隐恶、不虚美，前提是要有宽松自由的社会与政治环境，能找到关键性原始材料。过去中外学界对蒋介石的研究，都受制于“政论”与“成王败寇”式的论定，拥蒋、贬蒋各趋极端，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蒋介石”这一人物的历史仍未有学术研究的成熟时机；另外就是史料迟未开放，学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近年这些条件几全成熟，西方学者最能掌握先机的是陶涵（Jay Taylor）。

2009年，曾为委员长之子立传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陶涵，在哈佛出版为学界瞩目的新书《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这本书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方法与范围上，大大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大量使用一手史料，尤其作者是西方学者大量利用2006年才开放的蒋介石私人日记的第一人，这是本书绝大特色。同时作者以过去研究蒋经国的基础，扩大且较为详细地讨论台湾时期（1950～1975）的蒋介石，相当程度地超越前人的论述，蒋一生功过因此有了异于往昔的完整交代。陶涵的文笔极好，特别是刻划蒋和他身边人物细腻动人，对史事解说常有肯棨论点，画龙点睛之术更教人佩服。也许因外交官出身，书中对中美外交关系论述最多也最精到，史迪威事件虽属旧题仍具新意，50年代后金、马外岛的弃与守，曾见中美之间的外交角力，作者甚至认为蒋多次以“勒索”方式办成外交，读来偶会啧啧称奇，但也见到蒋介石顽强特质与灵活一面。至於“反攻大陆”的虚与实，恐怕不是只靠单方面的外交文书就能推定的。书中有些论断难免牵强，例如作者不认为西安事变有什么关键性影响，说法不足服人；谈蒋与周恩来亦敌亦友的关系，靠密使来推定，谍影幢幢，不无大胆。书中显示有些问题确是一个洋学者不敢多碰的，例如蒋介石与传统文化，特别是蒋对宋明理学的兴趣；例如蒋的复杂人际网络，兼及党内派系和党团关系；又如蒋日记中所表现的内心世界等，均描述不足。本书也不讳言蒋的矛盾性格，最严重的是个人清廉但却纵容部属贪腐，最后自食其果。总的说，本书对蒋一生的评价正面多于负面、功大于过、誉多于毁。对台湾学界而言，有些论述或有似曾相识、老调重弹之感，但放在西方学界或中国大陆观点下，这绝对是一本翻案性很强、适时“重评蒋介石”（Re-assessing Chiang Kai-shek）的巨著。

作为历史研究者，对蒋介石的了解：是一介凡人、一个继承性创业者、又是中国近代动乱历史的时代见证人。论者早已指出：蒋既是军人也是政治家；是儒者又是基督徒；是革命家又是传统的护卫者；出身农家，却与富豪名媛结褵；一生致力民主理想，执政时却难脱独裁形象；一位重视克己修身的道德家，却不免容忍官员贪腐。他的确具有时代矛盾与冲突的色彩，但也决定了近40年中国历史的发展。在国共斗争中，他是输家，但对近代中国确有诸多贡献。他在台湾时期的政治建设与措施，有可褒亦有可贬，但力图与西方接轨，走向现代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蒋介石算不上是枭雄，也称不上是圣贤，要准确研究蒋的一生，这些论说都算面太广、实太虚。蒋介石比毛泽东幸运，因为他较早步下神龛成为“凡人”。至此，历史研究没有拥蒋、反蒋的问题，学者只想知道蒋究竟是怎麼样的平凡“人”？做出过什麼不平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