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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卜仁《黄金怎样从厦门运往台湾》，载《厦门商报·台商周刊》，2007年6月。
[4]《我的父亲》，蒋经国著，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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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10]《典守国宝七十年》，那志良著，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6、7]2005年12月4日，作者采访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记录。据说，当年那位劝李济的学生后来曾对人说：“没想到，阴阳差错，这个事李老师做对了”云云。对于此言，要探讨的地方恐怕很多，假如有先见之明，学者们知道南京解放后仍安然无恙，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论，这批文物则无须转移。如果不能预测南京城陷之后的状况，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论述的角度就有多种，其间的是是非非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并为世人所广泛接受了。
[11、12]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５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17]陈槃《师门识录》，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15]俞大綵《忆孟真》，载台北《联合报》副刊，1997年3月26、27日。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注释（2）
[16]陶希圣《傅孟真先生》，载台湾《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18]《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9]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载《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
[20]《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1、24]《致傅斯年》，载《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22、26、27、28]《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蒋天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5、50]《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校订版。
[23、31]《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29]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载《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卜汝克临，即布鲁克林（brooklyn）。韵卿师母，指杨步伟，字韵卿。
[30]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载《谈陈寅恪》，俞大维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32]陈寅恪《致郑天挺》，载《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徐高阮（1914—1969），字芸书，浙江杭县人，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颇受陈寅恪赏识。后参与政治，加入共产党，一度出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关押。出狱后因与与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李葆华等领导以及清华大学蒋南翔等之间存在尖锐分歧意见，被开除党籍，彻底绝了徐的从政之路。抗战军兴后，徐先后在沪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受业于陈寅恪、傅斯年等大师，在学术上多有创见发明，深得陈寅恪器重。1948年3月10日，陈寅恪曾为徐著作《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篇，文中追述徐氏校注此书的经由，并推许其“不独能恢复杨（南按：东魏杨衒之）记之旧观，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他日读裴、刘、郦三家之书者，寅恪知其必取之以相参证无疑也。”陈把徐氏之作与前三家并列，可见对徐的推崇与期待已超出常人。惜后因种种原因，徐终未成为陈的助手。1949年，徐赴台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山涛论》等著作问世。
[34]载《申报》1948年12月15日。
[35]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36]王昊《文人南渡》，载《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八辑，2007年6月出版。
[37、60、61、65、68]《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8、39、45]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案卷号1231。
[40、41]《申报》1948年12月17日
[42、44]《申报》1948年12月18日。
[43]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览》，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印行。
[47]《申报》1948年12月22日。
[48]《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1949年1月29日条。
[49]《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1948年12月27日条。
[51]载《申报》1948年12月19日。
[46]《齐如山回忆录》，齐如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注释（3）
[52]《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53]《蒋总统传》，董显光著，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版。
[57]陶诗原意大略为：种桑长江边，喻东晋偏安江南。据傅斯年门生逯钦立释，西晋初，人们率以桑为晋之祥瑞。傅咸《桑树赋序》云：“世祖（司马炎）为中壘将，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又赋云：“惟皇晋之基命，爰于斯而发祥。”诗本此义而申言东晋。三年望当采，寓言刘裕立晋恭帝既已三年，似可做出成绩。黄文焕曰：“刘裕以戊午年十二月，立琅琊王德文，是为恭帝。庚申二年而裕逼禅矣。帝之年号虽止二年，而初立则在戊午，是已三年也。望当采者，既经三年，或可以自修内治，奏成绩也。长江边岂种桑之地，为裕所所立，而无以防裕，势终受制。”柯叶以下六句，和傅曰：“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体之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故以春蚕无食，寒衣无待况之。其必作于元熙以后无疑也。”
[54]《大公报》1946年7月17日第二版，标题为《胡适明日由京返沪：附志其致毛泽东之一电》，文前有编者按：“胡适博士去年八月在纽约曾有一电致毛泽东，特附志于次，以见其对国事之主张。”
[55]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杂文全集·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56]《关于重庆谈判》，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58]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
[59]《“九一八”一年了！》，《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3]《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
[64]这天宣布的战犯名单如下：
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
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
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
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
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
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
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杜聿明
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
曾琦张君劢等。
[66]《致李宗仁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7]《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69、7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51、14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71、72、74、75]《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总编纂，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归骨于田横之岛（1）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尚以齐鲁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抵台后的傅斯年仍兼任随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但主要精力则投入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
台湾大学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强占台湾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重新回归中国。当时国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赴台接管该校，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罗任校长。此时的台大经济拮据，举步维艰，刚上任的罗宗洛大有乱杆子扑头——痛中带晕之感，于是很快挂冠回沪，专任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长去了。此后国民政府又相继委派中央大学教授陆志鸿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庄长恭出任台大校长，此二人又都因地方长官的冷漠和校内种种困难而辞职。当傅斯年执掌台大时，已是抗战胜利之后第四任校长，而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大撤退，台湾地区大动荡、大混乱、大失控时期。学校内部房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迭起。再加上一百多万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及家眷蜂拥而至，要求入学就读者骤然增加。原在“台北帝大”时代只有几百人的校舍，根本无法容纳狂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学生，一旦权要显贵人物的子女亲属有入学者稍不如愿，高官大员们便凭借手中权力横生枝节，给学校当局制造麻烦甚至灾难。傅斯年接手后仍是这种令人激愤和无奈的局面。
在“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读，学校不设宿舍。傅斯年执掌台大后，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经此嬗变，出身贫穷且远离家乡的学生不断增多，台大的师资力量更显得异常奇缺。尽管在撤离大陆时，朱家骅、傅斯年对这一问题有前瞻性考虑和准备，无奈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实在太少，著名的教授只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东方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显然无法填补大多数学科一流坐椅的空白。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部分人员与数学所几位精英迁往台湾，才算把台大各院系勉强充实起来。如史语所抵台的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劳榦、高去寻、屈万里，连同晚一辈的陈槃、王叔岷、严耕望、周法高等年轻学者，皆应聘到该校兼课。因了这些条件，台大的师资力量才有所改观。
当然，此时的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留在北大的邓广铭说：傅氏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战、不和、不守，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任何关系，用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国民党走，决意留在北京大学”。邓是北大历史系学生，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好友，深得傅的赏识。邓毕业后受傅的邀请赴昆明和李庄出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教，其间一直受傅的提携。两年后，邓广铭离开李庄，受傅斯年之荐任复旦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随傅到北大出任校长室不挂名的秘书，直到胡适接掌北大仍任此职。再后来转入北大史学系任副教授、教授，并一度出任过历史系主任，算是与北大瓜葛较深的一人。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归骨于田横之岛（2）
邓氏所说，是1949年初期事，直到1950年年初，傅斯年一直未放松努力，像北京方面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特别是在南京停留了一宿就由上海转往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多次受到傅的邀请，只是受邀者出于多方面考虑未作响应，仍留在大陆“静观待变”，或躺在床上打着自己的算盘，做着“走进新生活”的美梦。据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任继愈在谈到郑天挺去留问题的一个片断中说：“郑先生接受我们党的指示精神，坚守岗位，安心迎接解放，北大的绝大多数教授在党的影响下没有南逃。当时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虽说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对国民党几十年来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毫无希望，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有事到办公室，正遇上有位清华大学教授和他通电话，问他走不走。郑先生用安详稳定的口气，慢条斯理地说：‘不——走。’胡适在南京天天盼北平来的飞机，离开北平最后一架飞机，胡亲自去飞机场迎接。只接到北大一位历史系的教授毛子水。这个人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是好朋友，他心虚，仓皇逃走了。郑先生把北京大学的物资、档案，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旧北大从此结束，新北大从此开始。”
任氏所言郑天挺答复清华教授“不走”二字应是事实，就郑当时的地位和条件，假若要走，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机”，但他还是留下了，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最后留下来当是郑天挺的本意。至于说到胡适接机与毛子水出逃外加一个特务头子戴笠等人事纠葛，似是一部反谍电影故事，可惜与事实相去甚远。当时欲南飞的人员多多，只要回顾一下“中鼎”号军舰向台湾运送故宫与史语所等机构的国宝时，各色人等争相登船并令百感交集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泪水涟涟一幕即可推知，更从梅贻琦出走以及与学院派教授有明显区别的戏剧理论家、梅兰芳好友齐如山的出走亦可见出当时的紧迫慌乱情形。
就在海峡两岸纷乱动荡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明争暗斗和黑幕，据说当时傅斯年很想邀请哲学名家朱光潜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学院长沈刚伯生怕朱到台后，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暗中作梗，把邀请信息暗中压下，秘而不宣，直到大陆完全解放，朱才得到消息。按朱后来的说法他没有去台之意，但就当时的情形，纵然想抽身起程已无能为力矣。
当时拒绝傅氏敦请赴台而坚持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除大部分坚守北平、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外，尚有一少部分转赴偏远的岭南、广西和长白山等一带大学任教。逯钦立算是这类学人的一个代表。
1946年晚秋，李庄姑娘罗筱蕖随夫君逯钦立携怀中的幼子，在亲友的泪光里作别故乡，辗转来到了南京，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一道在废墟上再造家园，构筑未来的辉煌梦想。1948年年底，当国民党军溃败，江山撼摇，傅斯年来回奔波，竭力动员史语所同仁迁台之时，作为新生代学者队伍精锐的逯钦立自是在被动员之列。只是，出乎傅斯年意料，逯、罗夫妇却犹豫不决，个中原因除了对国民党没有好感，更多的是不忍远离故土，再加上当时夫妇二人已有3个孩子，且与逯的母亲在一起生活，怕到台湾这座孤岛之后生活无以为计，当时盛传到台湾的人只靠吃香蕉皮度日，故拖延下来。正在这时，罗筱蕖收到了她的五哥、中共地下党员罗叔谐自家乡发来的书信，谓“盼了那么多年的解放，临解放又要离开大陆，你们都不是国民党员，不要随他们去殉葬”云云，劝其留下。逯、罗夫妇认为此说有理，决心不去台湾，此举令傅斯年大为不快。
傅斯年与逯钦立属于相隔不远的鲁西小同乡，傅又是师辈人物，对忠厚聪明的逯氏甚有好感，加上他又是逯、罗婚配的媒人，尽管心中怀有不快与不甘，但也无可奈何。据罗筱蕖回忆：“当最后一次傅先生来我们住处劝说时，知道我们留意甚坚，眼睛都红了，泪在眼眶中打转，好像马上就要溢出来。他站起身对逯君说：‘你们都不愿同我下火海，只好我自己去跳了。但筱蕖是我从李庄带出来的，我要对她负责。’遂表示愿意介绍逯钦立到当时尚算安静的广西大学任教。”该大学的校长陈建修是北大老教授，与傅斯年友善，逯钦立夫妇接受了傅的好意，于这年初冬携家带口离开南京抵达桂林。
罗筱蕖的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的证实，王撰文说：“1948年秋，因为政治上的歧见，逯钦立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南京一别，成为逯氏夫妇与傅斯年及史语所同仁的最后一面。
1949年秋，西南战局紧张，国民政府大厦将倾，设在桂林的广西大学陷入空前混乱，校领导人与大部分教授纷纷逃往香港躲避。在国民党彻底崩溃的前夜，傅斯年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再度致函逯钦立，劝其出走桂林，随史语所最后一批人员迁台，并寄来了旅费与三个月的薪水。当年嫁给史语所工作人员的几位李庄姑娘如张素萱、张彦云等，此时都已随夫渡过了台湾海峡，而跟董作宾见习的李庄籍青年刘渊临也已迁往台湾，罗筱蕖成为从李庄走出的史语所人员、家眷中唯一一个未成行者，傅斯年信函是历史赋予她的最后一次赴台机会。但经过思考权衡，逯、罗还是没有成行。
1949年11月，桂林被解放军攻陷，受中共地下党指示，逯钦立等少数几位没有逃亡的教授出面维持广西大学校园秩序，并坚持为学生开课。逯在军管会和中共代表的领导下，参加了全校接管工作并被任命为中文系教授、负责人。1951年，逯被选为桂林市人民代表。同年10月，根据中共的号召以及随之展开的对科教队伍调整政策，逯、罗夫妇被调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逯被聘为中文系教授，后出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罗筱蕖在教材科图书馆工作。自此，夫妇二人开始了悲欣交集的人生之旅。而一直盼望他们赴台的傅斯年，此时早已气绝身亡，归骨于田横之岛了。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傅斯年之死（1）
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聊发少年狂”，施展出当年敢打硬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稀里咔嚓”，将七十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赶出校园。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许多年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面，在回忆这段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和不可能的。据陈雪屏回忆，傅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7]也正由于世事纷乱与劳累过度，导致傅斯年英年早逝。
傅在台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欢呼的同时，自然触及了许多权贵者的利益，令对方极为不快和恼怒。当时台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的对立面借学潮运动趁机发难。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把各院系变成培植亲共势力的温床等，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绝地。
傅斯年对台大师生特别是台湾一帮闹独立的土著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对学生中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员亦不宽容，每有发现均严惩不贷，其态度与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时并无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的响亮口号。但他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他在致俞大綵的信中谓西南联大学潮“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等便是他做人处世的主张与原则。
正是缘于这一指导思想，傅斯年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而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决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声明：“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傅氏声色俱厉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伺机而动。
机会很快到来，1949年3月底，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与“国立台湾大学”学生联合闹将起来，并且高呼中国大陆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引发当局的严重关切，认为台湾校园确实受到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必须捉拿主谋分子，给予严厉惩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命令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率部缉拿。4月6日，台北大批军警按预定计划闯入校园欲开杀戒，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的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表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傅对前往执行任务的彭孟缉道：“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缉禁于傅的气势，不敢造次，遂当场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未久，台大被捕的学生多数放回，而师范学校不但近百名学生被送进监狱，还有7名学生以反革命罪名被枪杀。事件过后，省立台湾师大受到了停课整顿，师生重新登记并接受军训、校园戒严等惩处。而国立台湾大学虽受波及，但比之师大要好得多，此皆得益于傅斯年竭力庇护、斡旋之功。许多年后，台湾师大师生还就这次事件与台大相比，并大骂当年的学校领导者软弱无能，几乎就是一文不值的臭狗屎一堆，而对傅斯年夸赞不绝。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傅斯年之死（2）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精神层面上的心灵寄托。
这年1月，风浪再起，校外校内传言傅斯年“将去国，将辞职”。针对传言，傅氏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学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正是这种内外交困局面与本人刚烈不屈的性格，导致傅斯年血压骤然增高，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50年夏天，傅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办到。对此，随国民党赴台的朱家骅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
像冥冥中有一种渊薮，傅斯年于心力交瘁中，生命的步伐戛然而止，一头扎进了烟雨迷蒙的黄泉古道。其情其景，俞大綵有一段深情的回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傅氏说到这里，俞大綵一阵心碎，欲哭无泪。尽管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极度混乱糟糕，但比抗战时期在昆明和李庄总要好一些，傅斯年作为当时台湾岛内唯一一所大学校长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一般人也许觉得他不该再像李庄时代那样闹穷了，殊不知当时傅领的只是台大的一份薪水，时儿子傅仁轨仍在美国读书，他和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两个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想托卫生署的官员刘瑞恒出差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一算，只能买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那就只买件上衣吧。”
在这个暗伏不祥之兆的冬夜，正当俞大綵为家中的穷苦生活黯然神伤时，傅斯年起身满脸疲倦地打了个哈欠，突然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几个字。”言毕，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綵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俞大綵听到这里，大为惊骇，急忙起身捂住了傅期年的嘴巴，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傅斯年之死（3）
后来俞大綵回忆这个夜晚的凶兆时说：“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不数日，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綵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恸欲绝，泣不成声。用心血换取的稿费到来了，但此时的傅斯年已命归黄泉，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双腿做御寒的棉裤了。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的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会议开始后，傅斯年登台讲话，但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陈雪屏作答。大约到了5点40分，参议员郭国基突然站出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这郭国基乃台湾省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此人好勇斗狠，在日本留学时，他就开始率领一些志同道合者，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搞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极不甘心，开始纠集蒋渭川、王添灯等一批人，与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陈仪为代表的台湾省行政公署官员公开叫起板儿来，对大陆赴台军政官员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尚以铁腕著称的陈仪对台湾人在日治时期的遭遇、命运深表同情，因而保持了克制，迟迟不忍动武，并有些浪漫地一直认为自己的善意总有一天会得到同样的回应。但不久之后情况急速恶化，终于在1947年2月28日因当局取缔私烟的事件，引爆了一场社会暴乱。以台湾土著郭国基、蒋渭川、王添灯等为首的人，召集本岛内部与海南岛等地归台的群众，成立了“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等组织。而王添灯拟组织台湾省临时民主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各种运动组织一时聚集了十余万众（一说共14万人），联合一处，兵归一家，成立联军，身穿日本浪人服装，其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肩扛长枪，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等口号，开始疯狂地攻击、占领台湾长官公署与台湾广播电台，企图通过广播号召全台人民加入运动队伍。同时四处抢夺各地仓库之械弹、以大规模武装力量攻占军事要地，整个台岛浸染在一片暴乱枪声与血污之中。当时国民党驻台北军队不足千人，台当局陈仪等人采取保持克制的策略，未克弹压。但近2万大陆赴台军公教人员，如坠渊坑，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就被打死枪杀约200人，伤约800众。守台的国民党军队遭到攻击，开始反击。
事发当日，陈仪曾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陈氏仍糊涂地认为事态不大，仅要求将21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该师曾赴台接受日军投降，后大部撤回大陆）。陈仪的善意与克制，被郭国基、蒋渭川等人曲解成懦弱无能；陈氏的让步令对手以胜利者的姿态，步步进逼。在政府公署官员们被协迫与运动头目的谈话会上，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应邀出席。郭国基狂妄至极，竟跳到桌子上指天戳地大肆叫骂，讥讽国民党军乃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并指着彭孟缉的鼻子高声说道：“我怀疑你们没有什么战斗力。”彭孟缉意识到对方可能要攻击台岛要塞军事要地，遂乘间隙悄悄离开会场潜回要塞应付紧急事变。面对危局，中统局台北站却极为清醒并富有远见地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蒋介石一听这帮人要分裂祖国，那还了得？于是在震怒中高声骂道：“娘希匹！我看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谋反作乱，分裂中国，此乃十恶不赦的逆天之罪，格杀勿论！”立即命令驻防江苏昆山的21师师长刘雨卿，率一个精锐整编师火速乘船赴台平叛。同时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派太康、伏波两炮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炮轰暴徒阵营；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抵达台岛上空侦察敌情，与陆海军配合联络，并散发传单，劝台湾民众“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等等。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傅斯年之死（4）
3月9日，2万国民党军精锐在基隆、高雄相继登陆。在随后的战斗中，郭国基方面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大队人马很快被各个击破。王添灯等数百人被击毙，郭国基、蒋渭川等数百人被俘。——这就是台湾现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八”事件。此事件对台湾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动荡局面埋下了伏笔。
随着国民党撤往台湾，为安抚当地土著领导人，同时也受当地政客要挟，国民党高层决定从“二二八”事件中选出几个著名领导人为省参议员，以达到平衡与和稀泥的效果。如此这般，郭国基被关压了一百二十多天后，随着国民党新政策的到来，顺利出了监狱。未久，又成为具有正义化身的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政府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国基，喜欢直抒胸臆地发一些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
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人物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具体通过省教育厅长，也就是当年在西南联大为平息学潮出力甚多，于“抢救学人”中在南京出谋划策的陈雪屏具体操作。故“郭大炮”便以台湾土著的身份，向“傅大炮”斯年开起火来。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但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招生，尺度己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高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等人认为台大亏待了当地生源，便宜了国民党官僚的后代，并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今日郭氏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等。针对郭的提议，傅斯年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并云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在录取时专门规定国文科分数比大陆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讲着讲着，傅氏情绪激动起来，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又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17]言毕，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归座位时，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较近的议员刘传来疾步向前，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作了枕头。从此，傅斯年进入昏迷状态。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经他初步诊断，傅是高血压病发作，于是一面用冷毛巾贴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俞大綵。傅原定当天晚上6点钟在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下午2点多钟还打电话给校长室秘书那廉君，让他把自己亲笔拟定的合作办法准时送到家中，以便开会时用。5点多钟，那廉君来到傅家，俞大綵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准备外出去吃饭。不一会儿，傅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綵、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傅斯年之死（5）
大约6时30分，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台大医学院代院长叶曙、副教授王大杰亦赶到会场。经王大杰诊断，傅斯年得了脑溢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此时，台湾的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榦等纷纷赶来探视病情。蒋介石闻讯，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小时打一次电话报告傅斯年的病情。陈诚得令，竭尽全力组织台湾一流医务人员进行抢救。病床上的傅斯年仍处于昏迷中，西装已被剪开，头部堆满了冰块，医生、护士跑前跑后地紧张忙碌。满脸焦虑之色的陈诚在会议室来回踱步，周围站立的一圈党政要人均不敢坐下，神态凝重地观望着来自病室的风吹草动。
9时30分左右，傅斯年的血压渐降至180左右，体温亦降至38℃，情况稍有好转。至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的医护人员惊喜交加，以为傅氏终于醒了过来。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这时众人才顿悟——傅斯年走了。门外的俞大綵会意，疾步进来抱着傅斯年号啕大哭：“孟真呵，孟真……”陈诚等人闻讯，冲出会议室呼呼隆隆地向病房奔来。——傅斯年就此与大家永别了。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李万居乃台湾土著，国语水平极差，有大陆籍记者误把“弃世”听成“气死”。于是马上传出消息，说傅斯年参加省议会，被参议员郭国基活活气死。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云云。
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校长并下半旗志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为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拥去。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质询经过。郭国基隔着门缝一看学生们包围了参议会，并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阻拦的议会人员扭打在一起。躲在门后的郭国基见状，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张狂之气顿消，乃悄悄溜出后门，老鼠一样逃窜了。副议长李万居一看郭氏溜之乎也，万般无奈中，只得硬着头皮出面向学生解释，说郭国基昨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处，言辞也不过分，等等，学生们置之不理。陈雪屏又出面加以解释说：“昨天的质询，总共有六项，我本人回答了四项，傅校长回答了两项，那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难题……”[19]但学生坚持要郭国基出来答话。人越聚越多，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并开始冲撞议会大厅，局面异常紧张，台北市警察局长亲临现场指挥大批警察维持秩序。此时阴风顿起，大雨骤降，风雨交织中现场更加混乱。愤怒的学生终不肯离去，继续冲击议会大厅，并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直至下午1时20分，台湾大学训导长傅启学冒雨赶来，向群情激愤的学生高声喊话：“我跟傅校长一块在北大时，即是好朋友，我到台大也是由于傅校长让我来的，这次出事我十分愤慨。不过现在大家只有百多人，我们回去聚集全校师生开会讨伐他。而且现在是戒严时期。”[20]傅氏转头看了一下全副武装的宪警，又说，“郭国基在议会里讲话，可以不负责任，他所问的问题，都是些没有常识的问题。傅校长是学术界第一流的人物，拿他和一个毫无常识的参议员是不能相比的。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是出于对傅校长的敬爱，假如他在世的话，一定不愿大家这样做。如果今天同学出了事，叫我如何对得起地下的傅校长。”言毕，傅启学已是泪流满面。学生们见状，悲从中来，同声哭泣，泪水和着雨水在整个议会大厦前弥漫流淌。眼看已是黄昏时分，傅启学含泪表示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交省参议会，由参议员作书面答复，尚未吃中午饭的学生已是饥肠辘辘，听说郭国基已从后门逃跑，一时难以抓住，只好拉队返校。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傅斯年之死（6）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者越来越多，殡仪馆的屋子和院子几无立足之地。在上千吊唁者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军政大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另外加上一个刚从香港赴台，与傅斯年生前关系并不融洽的钱穆，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目睹此场面的台湾记者于衡在后来回忆自己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12月31日，亦即1950年的最后一天，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当时台湾大学本部尚无大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悼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挽章，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章、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亦皆前来，竟日致祭者达5000余人。据统计，当时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副，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的挽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挽联：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蒋梦麟挽联：
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天才。
蒋介石于12月22日发唁函致俞大綵夫人。12月30日又频布褒奖令。傅氏身后可谓备极哀荣。
台湾大学为纪念傅校长开创台大一代风气的功绩，按照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为杰弗逊（thomasjefferson）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特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同时按中国传统，墓前立无字碑一座，设纪念亭，另有喷水池搭配，形成独特的景观。1951年12月20日，傅氏逝世一周年忌辰，举行安葬仪式。典礼由继任校长钱思亮主持，俞大綵亲手将傅斯年的骨灰安置在大理石墓椁中。现场有二千余人观礼，气氛庄严肃穆。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墓亭定名“斯年堂”，与周围景致浑然一体，蔚为壮观。兵工署特别捐赠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后来，这座钟架设在行政大楼前的水池和椰林大道之间，名为“傅钟”，成为台大精神的象征。
傅斯年溘然长逝，远在美国的胡适闻迅，立即给俞大綵发来唁电：“孟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有天才的爱国者，我自己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诤友与保护人。……”
随着媒体报道，在海峡另一边的学术界人士，也通过不同的渠道陆续得到消息并有不同的反应。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阅《参考消息》知，傅孟真于星期二下午列席台湾省参议会，报告台大状况，皆即患脑充血，于晚11点20余分去世，年55岁。孟真为人专断，才大而私心太重，解放前将史语所全移台湾，并影响数学所，实研究院之罪人也。”
几乎与此同时，蛰住岭南的陈寅恪亦得知傅的死讯，想起与傅的交情，特别是抗战八年傅氏给予自己的帮助与关怀，悲从中来，赋诗一首为之追念。鉴于当时的天命、人事，以及严酷的政治气氛和压力，陈氏不能直白地剖露心迹，只能采取历来知识分子惯用的“曲笔”手法，以《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为题而作，以此表达心中的哀悼之情。诗云：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此乃仿明末著名学者，明亡后毁家纾难，嫠不恤纬，反清复明失败而隐居山寺，并号朱衣道人的傅山（青主）之诗而作。傅青主原诗云：
关窗出海云，布被裹秋皓。
夜半潮声来，鳌抃郁州倒。
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
佛事冯血性，望望田横岛。
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
陈诗通过仿傅青主之意，隐晦地悼念“归骨于田横之岛”的亡友。──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胡适：青山就是国家（1）
傅斯年去世后，台湾政学两界许多人的目光集中到台大校长那把粗腿椅子上，各色学者、政客，视台大校长职位如一块肥肉，施展老鼠与黄鼠狼般平时练就的盖世武功上蹿下跳，四处钻营，欲把这块肥肉吞入自己欲壑难填且已散发着霉烂气味的酒囊饭袋中。就在鼠辈们绞尽脑汁争夺与相互倾轧之际，居于台北官邸深宫的蒋介石眯缝着眼睛不动声色，静观群丑表演，最后把视线移离台湾孤岛，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真正的大腕前来维持局面。思虑再三，把目光投射到远在美国的胡适身上。
1949年1月21日，即傅斯年离开南京飞台的第三天，胡适打消了把夫人江冬秀送往安徽老家暂避的念头，亲自将其送往上海和俞大綵一起登上开往台湾的轮船，以便在台岛暂避。当夜，胡适返回南京，本欲和蒋介石见面，想不到蒋已携夫人宋美龄于当天下午4点离开南京，直飞杭州转奉化老家隐居去了。
正当胡适蹲在屋子里为自己何去何从愁思郁闷之时，突然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送来的函件及“总统府资政”聘书，胡当场表示自己不做这个空头“资政”，愿以北京大学校长或个人名义，为政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吴忠信：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此时胡适赴美的决心已下，自然不乐意在这个敏感时期戴上这顶不能为自己帮忙，很可能添乱的紧箍咒式的空帽。1月30日，胡适拿到了美国护照签证，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来电，谓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希望胡适出面做驻美大使，胡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第二天一早，胡复电称：
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与避住此处的老同学、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谈半小时，就时局发表看法。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正是胡适已清醒地意识到和平已不可为，李宗仁的谈判方案是瞎子摸象式的胡扯蛋，才下定决心接受蒋介石旨意赴美，为救国民党政府之危亡，作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后努力。
3月22日，胡适飞抵台湾，与夫人江冬秀短暂团聚，第二天拜访此前赴台的王世杰、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作《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演讲，29日返回上海。经过几天紧张准备，4月6日，胡适心怀对前途暗淡的忧愁，自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国“看看”。这是胡适一生中第六次出国，想不到这一“看”就是九年。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旧金山，还未进港检，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挟着报纸呼呼隆隆地前来访问并要求谈话。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胡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对于这一特殊而尴尬的场景，几年后，胡氏仍记忆犹深：“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面对中共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盘的局面，胡适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随后又说：“若是国家没了，我们到哪里去呢？”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胡适：青山就是国家（2）
4月27日，胡适抵达纽约，仍寓东八十一街一○四号。此前的1942年至1945年三年间，他从驻美大使位子上卸任后即居住此处。
稍作安顿，胡适即登台亮相，开始了投石问路式的私人外交活动，而首次会晤的美国官员是国务院的老朋友洪北克（hornbaek）。洪一向热心支持国民党政府，胡适一连两天与其会谈并共进午餐，企图从这位老朋友处投石问路，试探华府的态度。令胡氏颇为失望的是，见风使舵的美国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但袖手旁观，甚至早已做好帮中共方面猛踩国民党一脚，或干脆落井下石，把国民党砸于泥水中变为虾蟹鱼鳖混合而成的虾酱的打算了。5月28日，胡适接到了蒋介石密信，明确指示：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要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
从这封密信的口气与内容可以看出，胡适赴美绝不是蒋介石当初说的“出去看看”那么简单，胡适心中当然清楚，自己是负有重大使命前往美利坚这块土地的，无论是为了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本人，他都要尽自己的心力作最后一搏。信中的少川大使，指顾维钧，此时正在美国全力寻求援蒋办法。而就在蒋介石给胡写这封密信的第二天，上海解放。国民党政权崩溃如此之速，令远在万里之外的胡、顾二人与他们的美国朋友都感到吃惊。
随着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再无翻盘的可能。胡适深感大势已去，在国际友人间已抬不起头，精神苦闷至极，遂不愿再出头露面丢人显眼。6月12日，在广州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仓促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氏闻讯，坚辞不就，仍表示以个人名义自由活动。7月26日，胡适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所谓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于无效，美国佬见风使舵、欲彻底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面目越来越明显，胡氏书生脾气爆发，索性一咬牙，通知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取消自己与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以表示对美国“抛弃”国民政府的抗议。
8月16日，胡适在写给赵元任的信中，叙述了自己“精神上十分苦闷”的缘由，并表示“不愿意久居外国”，“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此时国民党正在大举溃退，客观的环境与政治关系又使胡适不得不强撑着留下来，以战败政府臣子的身份继续在美国等待可能翻盘的机会。
1950年5月14日，在艰难困苦与尴尬中苦撑了一年多的胡适，接到普林斯顿大学聘请，出任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签约为期两年，自7月1日正式履职。此时，国民党政权已在台湾另起炉灶，美国的态度尚不明朗，胡适于郁闷憋屈中不得不考虑找份工作谋生，同时也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于是有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请。按校方对外的宣传，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国文献甚为可观，多达十万册，有相当一部分面色蜡黄的中国职员工作其间，但与北京图书馆的规模与藏书数量判若霄壤。即是如此，要谋到一份馆长的差使也颇为不易。据几十年后在该大学就读的华裔博士周质平从当年存留的图书馆档案查考，像胡适这样一个曾领中国近代学术风骚数十年的宗师硕儒，在应聘之时，也要像普通职员甚至临时工一样填写工作申请表，一样要接受异族主人的考核，一样要面对罢官停职的残酷命运。如此际遇，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这位胡老师在颠沛流离的困厄中，不降格，不辱身，不消沉，始终保持独立人格的学者风范与志向。当然，胡适选择这份职业，除了经济上的考虑，还有想利用该馆所藏文献继续做点学术研究的考虑。在他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期间，曾与该图书馆高层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利用内部许多珍贵藏书作过《水经注》考证等。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胡适：青山就是国家（3）
令胡适稍感慰藉的是，除谋到了一份职业，他的那位小脚太太江冬秀已于6月9日由香港转赴纽约，这对饱经战乱的老夫妇又在异国他乡得以团聚。只是江冬秀不懂英语，无法与外边人员打交道，胡适于工作之余，不得不亲自料理日常生活。当时客居纽约的华人朋友，经常看到胡氏抱个黄纸口袋到市场买菜买米，栖栖惶惶，如一条被切断尾巴的丧家之犬，内心抑郁愁闷的情绪一览无余。在长达九年的漫长岁月里，胡适一直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四号那座旧式公寓，唯一一份比较体面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就是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
1951年年初，胡适突然接到蒋介石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电报，胡氏考虑再三，婉拒了蒋的好意，其理由在胡适1951年1月6日写给俞大綵的信中有所披露：“台大的事，政府颇有意要我做孟真的继任者。为亡友，为台大，我确曾考虑过，但我没有孟真的才能。他那样才大心细，尚不免以身殉校，我最不能办事，又最厌恶应付人，应付事，又有心脏病，必不能胜任这样烦难的事，所以我坚决辞谢了。”辞谢后的胡适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顺势推荐了他的好友、留美博士、原北大化学系教授、主任钱思亮继之，自己仍留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观注着时局的变化。想不到胡适的饭碗未保多久就砸破了。
1951年12月13日，普林斯顿大学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写了一份备忘录，记录的是前天下午一次讨论葛思德图书馆的会议，其中第四点提到胡适的馆长一职去留问题。学校当局为了节省开支，有意擢升胡适的助手童世刚为馆长，并按合同在1952年终止与胡适的聘约。1952年2月1日，代理总图书馆馆长又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校长，正式提出胡适年薪5200美元的聘约于年底终止，另由年薪为3480美元的童世刚接任。校长看了这份备忘录之后，当场同意代理总馆长的提议，但同时对如何向胡适说明解聘之事颇为踌躇，也颇费脑筋。因为胡适毕竟是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又做过驻美大使，且还有一堆耀眼的博士帽子（南按：据周氏查考的档案材料显示，当时胡适在申请表上填的是“学士，康奈尔大学，一九一四；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一七。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三十二个荣誉学位”，另有北京大学校长和战时中国驻美大使等职务）。必须顾及他的情绪和面子，让他感到合理而自然地被踢出圈外。最后几个美国佬商量的办法是，要“深通东方礼节的微妙。中国的礼节必须做到在这封信的措辞上，不能有任何蛛丝马迹能被解释为‘解聘’”。[33]到了这年的4月，校长和总图书馆的大小官僚们终于想出了一个让双方都能保全面子的办法，那便是按照中国官场的特色，在解除胡适馆长职务的同时，聘请其为终身的荣誉馆长。
“绝妙”主意打定，这群黄发碧眼、毛发飞扬的“夷人”官僚，又围绕胡适知不知道这个荣誉馆长的职位是不支薪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因为按中国官场的做法，馆长虽属没有实权的“荣誉”，但工资是一分不少拿的，且一旦有机会还要偷偷贪上几笔，即是在吃喝拉撒的小事上也要占一点便宜，否则便觉得自己白“荣誉”了一场，是一件吃亏又不体面的事。中国人的花花肠子非美国人所能透视清楚，因而产生一些啼笑皆非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讨论中，有人说：“我们估计，胡博士，一个对西方学术惯例深有所知的人，了解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然而，我们还是要dodds校长考虑，到底要不要把‘不支薪’这一点加上去”。有人谓要加上去，又有人说一旦加上，胡博士就会感到没有面子；有人表示可找一个中国人暗示，这样胡博士会感到有面子；有的人插言，干脆直接说明，一个小小的馆长解聘，校长一道令下去即可，用不着兴师动众，花费这么多心思云云。许多年后，当前往查考的周质平博士在图书馆翻看那一页页已有些霉味的陈年档案时，不禁掩卷太息：“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三十二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在六十一岁的晚年，居然还要让几个大学图书馆的职员和官僚担心他到底知不知道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惯例，真是莫大的悲哀。”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胡适：青山就是国家（4）
就此时的胡适而言，悲哀的事在他的身上已属平常，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他只好心知肚明又装作糊涂地接受了馆长一职的解聘，担任了没有一分酬劳的荣誉馆长，这个职位一直维持到他去世为止。胡适离去几十年后，据周质平亲眼所见，在葛思德图书馆的善本室里，还挂着他的照片，书架上还摆着几本胡适手赠的著作。除了这些，已经看不到胡适曾经在此工作两年的痕迹了。历史已将这位伟大学者留下的印痕抹平，他的身影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和当地文化界人士之邀，抵台访问、讲学。12月7日，在台大演讲中，胡适颇动感情地倒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苦水：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正是我们的国家。
在论述了吃饭——青山——国家的关系之后，胡适感情难抑，继续坦露自己海外生活的无奈与悲凉：“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即使局势有些好转，也是毛泽东发疯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没有功劳。”
正是缘于发自内心的切腹之痛，胡适萌生了回归台湾之意。自此之后，胡氏开始在美国与台湾之间飞来飞去，但每次回到台湾，除了往访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史语所借书和读书，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其间有朋友劝胡，既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做不成了，何不再联系个大学以教书为业，同时也添加些薪水养家活口？胡适听罢，只是以他惯有的迷人的微笑，哼哼哈哈地点头做赞许状，却始终未付诸行动。1955年到1956年间，胡适两次致信赵元任，提到迟迟没有到大学教书的缘由，大意是自己不想向国外研究汉学的洋大人们“讨饭吃或抢饭吃”，一则因为这些洋学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进”分子，与自己气味不合；再则这些洋学者多少有些“怕”像胡适这一类的中国学者。就当时的情形言，像胡氏这样如此学术背景和影响的学者都有一种“讨饭吃”或“抢饭吃”的感觉，可以想象的是，当时在美国其他以研究、教授文史为业的大小学者们，又是怎样一种悲凉惶恐的景况？青年时期留美，曾历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在大陆政权易手后猝死于美国，便是此种生活的真实写照。[36]青山就是国家，胡适这个比喻确是切中了要害，尤其是海外华人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在胡适身陷困境，前途黯然，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深感不易时，迁往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已陆续从杨梅镇搬到台北市南港区，总办事处和下属史语所、数学所两个大所的办公大楼与同仁的宿舍相继在同一院落内建成，各路人马分期分批迁往南港并开始有板有眼地工作和生活起来。在国际政治大气候影响下，台湾学术界又显出了蓬勃向上的生机，学术前景也逐渐明朗起来。流落到孤岛的书生们都感到发生了大的、好的变化，总体是向着进步的方向走去。而这个时候“院方也打算在台湾立足生根，不再回大陆，研究人员在南港配有眷舍，生活渐趋安定”。
鉴于这样的情形，胡氏回归台湾的意识更加强烈。此前，他曾受朱家骅请求，利用自己掌控的资源，专门为“中央研究院”谋得中基会等机构的资金援助。另外，受朱委托，胡氏于1955年3月19日至20日，在纽约主持召集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留居海外院士会议。据当时统计，“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81人中，留在大陆者58人，去世4人；退迁台湾6人；在美国12人，加拿大1人（南按：吴大猷，后来出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至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新院士等活动，不甘寂寞的胡适更是热切关注与出谋划策。因了这割不断的学术血源与人脉背景，渐趋老境的胡适想到落叶归根，回到“故国”，以便“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在给好友陈之藩的信中，胡适这样解释道：“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六十六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成的书写出来。多年不写文字了，笔下生涩得很。”
心中怀揣着这诸多思考和打算，胡适写信请李济设法为他在南港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小块地（南按：史语所在办公楼旁专门修建了一座以傅斯年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由自己出资买下，盖几间小房以此安心读书写作，过两三年安静生活，将《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
李济接信，感到此事并非自己能瞒着“中央研究院”的主事者和政府便可擅自做主的，遂将此事向朱家骅作了汇报。想不到这件并不起眼的小事，一下子触动了蒋介石敏感的神经，台湾政坛掀起了一场诡谲神秘的波澜，“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的厄运就此开始。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生命的最后机缘（1）
朱家骅由大陆流亡台湾，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不和，朱氏渐渐失去了蒋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而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迁到台湾，基本属于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如同一只被拔掉毛的老母鸡，徒有其形——且是一个不怎么光鲜明亮的外形而已。1954年前后，位于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院址具初步规划时，朱家骅有扩院建所的打算，并于史语所以外寻找其他人文研究所成立的可能，最先被考虑的是近代史研究所与民族学研究所两机构的组建。之所以如此考虑，一方面，鉴于国民党政权迁台不久，对民国成立以来的种种盘根错节、迷乱纷呈的历史转变因素的认识和理清，颇有紧迫感和反思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既以台湾为盘据点，就不能做水中浮萍和无根之花，必须对台湾本地的种种现象有所探究，否则，很容易在不经意间于政治等各方面栽根头、吃大亏，甚至被当地台独势力挤垮，失掉政权，难以立足。因了这两项重要原因和紧迫的现实问题，1955年，两个研究所的筹备计划顺利得到当局批准并得以开办。
当两个新办的研究所如同新生婴儿般，在动荡不安的台湾孤岛上晃晃悠悠站立起来时，学政两界人心振奋。于是，一系列的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等研究所相继组建，其风头之强悍，完全可与抗战前蔡元培主持工作时的锐势匹敌。正在这个由衰转盛的关键时刻，接到了胡适要买地盖房的消息。朱家骅同样不敢隐瞒和擅自做主，便直接向蒋介石禀报。蒋闻讯，当场表示在“中央研究院”旁拨一块地为胡氏置地建房，所需费用由自己的稿费中开销，以示对胡的照顾与敬重。此谕一下，搞得朱家骅和李济都有些尴尬，但又不能推辞。在美国的胡适闻讯甚感不安，认为自己受主公之重托出来“看看”，结果什么也没看到，无尺寸之功则要受赂，实感愧疚，便写信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介公如此盛情厚意，坚持要自己出钱购置地皮。就在双方为几间房子或真或假地你来我往拖拍之时，针对朱家骅的一件祸事发生了。
据石璋如回忆：“四十六年（1957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又没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时候，同仁常穿着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个闷热的阴天，下午五点多蒋总统突然偕蒋夫人、带着随扈来到院里，大概是要找朱家骅院长的麻烦。蒋一行人抵院时，院方已经下班了，多处门房深锁，卫队直接到所上，就碰到还没回家的严耕望先生。严先生先请一行人至会议室暂坐，随即来找我告知此事。我才刚到家脱下衣服，马上穿回衣服出来。我到所时只见到蒋总统一行人已出所的背影，无法对他们有所招待，谁知道这样就出错了。‘中央研究院’有固定的上班时间，‘蒋总统’来所时已属下班时间，不能说‘中央研究院’偷懒不上班。后来不知道有谁说了什么话，朱家骅院长就在十一月辞职。”
朱家骅突遭横祸，庙堂与坊间滋生了许多说法，但没有一件能摆到桌面上的铁证。有人说，在1948至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联合阎锡山辈趁机拥兵自重，逼蒋介石下野。蒋于万般无奈中只得屈从，由李宗仁代总统。蒋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暂时隐居后，李、白等军阀集团开始拉阎锡山、朱家骅、王世杰、张治中、吴铁城等各色官僚合作，并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霸王姿态，逼蒋出洋流亡，永远在中国地盘上消失。蒋于1949年3月3日接到张治中亲自上门敦促其出国的要求，甚感悲愤，悖然大怒曰：“他们（南按：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3月4日，吴铁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转达李宗仁集团希望其尽快出洋之意，蒋更为盛怒，除大骂一顿“娘希匹”和李宗仁“不仁”之外，还差一点将李惟果抓起来“斩立决”。蒋介石背运至此，李、白等辈逼宫至此，世道无常，政客无情由此可见。再后来，随着国民党军弃守南京，李宗仁统率政府人员流窜到广州。6月12日，由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以新任内阁掣肘蒋的国民党总裁权力。蒋介石把朱家骅这一做法看做是对自己的叛逆，遂怀恨在心，伺机发难。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生命的最后机缘（2）
1950年3月1日，已逃往台湾刚喘过一口气的蒋介石，在“国大代表”及各界人士“劝进”下，一脚踢开以治病为名滞留美国，怕遭到像张学良一样软禁待遇而不敢回台的李宗仁（南按：桂系军队几乎全军覆灭，李已失去依靠），在台北“总统府”正式“复职视事”，履行“总统职权”。从此偏安一隅，成为终身“总统”，且把其位传诸其子蒋经国。蒋介石在台湾“登基”后，远在美国纽约、不明事理的李宗仁闻讯，对外发表讲话，称自己仍是中华民国的“代总统”，正准备回国复职，想不到蒋氏竟违背宪法，嬗自宣布令人惊异云云。蒋介石见报，立即实施反制，公开致电李宗仁，以“总统”身份令其“代表中正访问美国朝野从速回国”。李宗仁搞了个灰头土脸，四年后终于被蒋介石以宪法的名义，正式罢免早就已经被国人抛入九霄云外的所谓“副总统”职位。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跺脚骂娘，但已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听这个败军失国之将和不成器的官僚政客瞎吵嚷了。
同不识大体的李宗仁相比，老奸巨猾的阎锡山聪明乖巧得多。蒋介石复职后，阎深感不妙，主动向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南按：1950年1月—1950年3月，由顾祝同接替阎出任“国防部长”），蒋虚意挽留，终获准许，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从此，台湾的蒋氏政权开始形成了“蒋陈体制”，陈诚一跃成为台湾仅次于蒋氏的二号实权人物。阎锡山辞职后，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虚衔，而后一头钻入台北市金山之麓自己盖的窑洞中，不问世事，埋头著述，过起了隐士生活。
与阎锡山在广州一道组阁并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自国民政府一帮孤臣败将迁台后，“总统府”与“行政院”均在台北介寿馆办公。因“代总统”李宗仁仍在美国，不能抵台视事，自1950年2月19日起，由朱家骅代行“总统”职权，此为朱氏一生权力达到巅峰的短暂时刻。据李宗仁回忆说：“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李宗仁所言大体不差，蒋介石早就把朱视为异己分子而有收拾之心。蒋复任“总统”后，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朱家骅同阎锡山一样，颇有自知之明地辞却“行政院”副院长之职，专任“总统府”资政与“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以避锋芒。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忘记在自己最倒霉的时候，朱氏所做的落井下石的前朝旧事，总是耿耿于怀，待机而发。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进攻，岌岌可危的国民党小朝廷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急转直下的局面下，一直忍而不发的蒋介石开始对前朝的“叛逆”予以外科手术式打击和肃清。当王世杰的“总统府”秘书长被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罪名整肃掉之后（南按：有人说王在蒋面前说了一句“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惹得蒋大怒，意即王氏把蒋氏父子看成阿斗之类的人物，王遂被撤职），便把目标转向了朱家骅。此时的朱家骅与炙手可热、大权在握的陈诚关系越来越糟，遂加快了其被从国民党权力圈中扫地出门的步伐。在各方权贵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施压下，朱家骅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地于1957年10月22日辞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1958年1月11日办理移交手续，只剩一个新聘的“总统府国策顾问”空冠戴回家中高挂于墙壁之上，以发思古之幽情，叹世事之无常了。
朱氏辞职后，蒋属意胡适回台继任，在胡一时不能回归之前，指令由李济暂代“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未久，“中央研究院”按照惯例召开评议会推选新任院长，众评议员推举了三人，即胡适、李济、李书华，由“总统”圈点，胡适当然地进入圈内。据石璋如说：“做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抗战中帮了中国不少忙，政治上坚决反共，（民国）四十几年大陆清算胡先生，台湾眼见大陆批胡，于是就捧胡，使台湾与胡先生合拍。若非大陆清算胡先生，以他的自由派立场，总统也不太放心的。当局既然有心按排胡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然就要虚位以待，朱先生必须辞职。”
石氏的回忆再次印证，蒋介石早就想收拾朱家骅，只是没有一个适当的借口而迟迟未能得手，恰好这时胡适提出回台盖房著书立说，蒋氏决意要拿自己的稿费予以成全，看似违反常规，实则是一个倒朱扶胡的信号。这个信号朱家骅或许蒙在鼓里，或许已有警觉，但不管哪一种情形，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朱在什么时间下台的问题。当蒋介石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便抓住“中央研究院”人员“偷懒”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向朱开火。朱氏不堪重击，轰然倒地，而中共在大陆发起的“批胡运动”，又促使蒋做出反击的姿态并有明确的表示。如此这般，胡适像当年水泊梁山的及时雨宋江一样，顺利坐上了已落草台湾孤岛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头把虎皮交椅。正可谓“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如此阴阳差错的命运交织，是朱家骅和胡适本人都始料不及的。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1）
[1]田横岛位于山东省即墨市田横镇东部海面公里处。面积平方公里。秦末汉初，齐王田横被刘邦大军击溃，兵败率领五百兵士来此栖居。刘邦称帝后，怕其东山再起，谋兵作乱，乃召见田横。田横自知大势已去，为保全岛上兵士，乃辞别海岛西行。至洛阳城三十里处时，因不愿面见、臣服刘邦而自刎。岛上兵士闻讯后悉数挥刀殉节。后人感念其英烈，合葬于山顶并立祠祀之，岛遂有今名。岛上立有一大冢，即五百义士合葬墓，冢侧立有一碑亭，内有史碑，详细记述了田横自刎及五百义士殉难的史实。
田横的历史故事自汉代流传并为国内外人士所称道，明代高丽人郑道曾有《呜呼岛吊田》一诗，诗曰：“晓日出海东，直照孤岛中。夫子一片心，正为此月同。相去旷于载，呜呼感吊衷。毛发吊如竹，凛凛听英风。”此后，清代诗人黄守相、张铪都曾先后题诗田横岛，抒发了对五百义士千秋忠烈的赞美之情。现田横岛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2]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3]任继愈《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载《南开史学》，1983年1期。
[4]2009年3月12日，罗筱蕖给岳南的信。
[5]王汎森《逯钦立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新学术之路》（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印行。
[6]逯钦立携家人来到当时号称“解放最早的先进地区”——东北师范大学之后，学校的一切政务由来自老解放区的革命功臣掌控，作为中央研究院出身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逯钦立，落入这些革命功臣之手，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逯来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就遭遇了“批胡运动”，由于他无法隐瞒与胡适、傅斯年的关系，立即成为批斗打击的对象。接下去的一系列运动，逯更是在劫难逃。“文革”爆发后，逯作为东北师大中文系的“一面白旗”和“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据罗筱蕖回忆，有一段时间,逯钦立每天晚上都在家中独自练习弯腰低头，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此等情形，著名学者季羡林在他的《牛棚杂忆》中曾作过详细介绍，因大多数教授没有弯腰的经验，一旦被揪上“斗鬼台”，在连续几个小时的弯腰批斗之后，很容易体力不支、头晕目眩而倒下，而一旦倒下，就被认为是对抗革命和故意捣乱，招来的是一顿更加残暴的毒打，许多教授正是因为支撑不住倒下后被活活打死在“斗鬼台”上或台下。鉴于这一血的经验教训，当时全国范围内大多数高校教授都在家中悄悄地练习低头弯腰的本领，以尽量在“斗鬼”时坚撑而不倒下，以保住性命。或许，正是由于逯氏的过硬弯腰本领，才侥幸没有死在“斗鬼台”上，但他最后还是没有闯过“文革”这道鬼门关。
关于逯钦立之死，据他当年在李庄的北大研究所同学、后去台湾史语所的周法高于1983年回忆说：“两年前我应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邀请出席中国的青铜时代讨论会，曾经间接听到出席该会的张政烺先生说：逯钦立在不久前四人帮打倒以后，听说他的《古诗纪补正》这部大书可能付印的消息，就高兴得不得了，当夜就发病死了，大概是兴奋过度的原故吧！”在这段注释中，周法高又说：“我在续伯雄译的《苦海余生》三四○页，也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尔又说，但是奇怪的还得数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捕之后，这种压力减除而发生的事，到那个时候，紧张才显露出来。他有几位朋友太高兴了，所以出门开怀畅饮而得了脑充血。还有一位朋友笑得太厉害，变成了歇斯底里，以至于几个礼拜都哈哈大笑而无法停止。”（周法高《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2卷第1期、第2期，1983年1月、2月）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2）
《苦海余生》的作者所言基本符合实情，在那个“众生颠倒”，人妖不分的年代，一旦政治高压突然减除，高度紧张的神经大幅度放松，很容易让人乐极生悲，不幸之事也时有发生。据知名作家兼诗人晨曦（王洪曦）说，他当年在济南劳改农场当武警干部看犯人时，与好友穆青（张安祥）在劳改队遇到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兼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犯人乃济南一所学院的一老教员，也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为业。其人性格内向，整日沉默寡言，一门心思鼓捣学问，不喜与别人打交道。“文革”即将结束时，老教员被释放回家。忽一日，这老教员接到省里一家出版社要出版自己著作的一封信，兴奋得开怀大笑，结果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以至于哈哈大笑不止。同事和家人开始也跟着笑，但越来感到老教员的嘴巴和两边的肌肉不太对劲儿，遂将其按于床上，轮流用手捂住老头的嘴巴，但老家伙仍大笑不止。后来一老同事（其女儿是著名作家，后嫁给了晨曦）想出救治办法，索性到地里挖了一个生地瓜塞到对方嘴里，但老头仍摇头晃脑，口鼻并用发出“呜呜”之声，闻之如同茫茫夜色中草原荒野低沉的猿啼。如此三日，前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家人不堪烦忧，在几位要好的教授指点、鼓动下，按照古代小说《儒林外史》“范进中举”的例子予以治疗。恰在这时，晨曦去会女朋友并闻讯来到了这位老教员家中探询。众人一见，便让晨曦具体操作，晨曦推让半天，最后决定一试。只见晨曦脱掉上衣，学着当年胡屠户的样子，双腿呈八字步，抡圆了手臂，照准老爷子的腮部“啪啪”就是几个响亮耳光。但老教员只是眼里流出泪水，嘴巴仍狂笑不止。几天后，已无人形的老头开始大笑着以头撞墙，未久死去，算是世间少有的真正一个含笑赴九泉的人了。（2009年10月3日，晨曦在济南玉函路武警宿舍4号楼1单元202室对岳南与书法家郭培玉、著名作家石舒波、陈士贤讲述）
又据逯钦立之子逯弘捷说，一位在长春师大与逯氏友善的教授，约请几位劫后余存的好友出门喝酒，因高兴过度，在开怀畅饮中突发脑溢血砰然倒地，死在饭桌旁。另一位好友接到出版社发来的信函，告之形势突变，积压在出版社十几年的大作马上付梓开印。惊喜异常，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员抓起家中仅存的半斤红烧老白干一饮而尽，未久，酒性发作，如烈火烧身。仍处于亢奋状态不能自制的老教员索性骑上家中唯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部位吱吱叫唤的破旧自行车，一路急蹬来到郊外一个清澈的池塘欲游泳沐浴，以消除心中翻腾飞卷的欲望之火。想不到刚扒掉上衣，一阵强风吹过，老教员头脑晕眩，双脚如轻云升空，身子一斜，两手一张，嘴张成鸡蛋形，“扑腾”一声栽入池中，溺水而亡。（2010年4月2日，逯弘捷携岳南赴山东巨野逯氏老家查考家谱时，于大义集逯氏祠堂中讲述）
另据逯弘捷说，周法高所说逯钦立去世年龄有误，逯氏殁于1973年，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但死因的确与出书有关。但出的书不是《古诗纪补正》，而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遥想当年，傅斯年在李庄为逯、罗二人做媒时，面对罗氏家族对逯钦立人品、学问的“查询”，傅颇为自信地致信罗伯希说过这样一句话：“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傅斯年所说的这部大书，就是逯钦立自1940年开始整理、考证、编纂的长达一百三十五卷的皇皇巨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此项工作随着逯氏携家颠沛流离，直到1964年方得以完成，历时24年。稿成之后，被上海中华书局要去准备出版，不久“文革”爆发，出版事宜中断，眼看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陈寅恪语），望眼欲穿的逯钦立深受打击，精神几乎崩溃。到了1973年，中国掀起了“批林批孔”热潮，这股热潮意外给逯的出版事宜带来了转机，北京的中华书局将上海方面已退回逯钦立手中的书稿再度索去表示要付梓印刷。但书稿寄出后，编辑部很快又将稿件退回，并致函逯氏，说此稿可出版，但“需对书稿动大手术，要按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处理、评价六朝诗文；要根据朝代顺序来编排诗文序列；要突出妇女半边天的地位，把女诗人放在前面”。（2010年2月3日，岳南采访逯氏家人记录）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3）
逯钦立接到书稿后，望着倾注24年心血，耗费了自己整个青春岁月的生命结晶，不知如何是好。若按编辑人员所说修改，有违学术精神和文化良知；若硬挺着头颅不改，则真的是“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了。在两难抉择中，逯氏陷入了极度痛苦与矛盾中，精神一度恍惚。时逯钦立已有了6个孩子，家中生活拮据，长期不能维持温饱，严酷的气候，猛烈的政治风暴，加之连续不断的批斗和身心折磨，身体极度羸弱。在书稿退回的第四天，逯钦立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灵煎熬交迫下，在校内组织的一个会议途中，突发脑溢血与心肌梗死症昏倒在地，未及抢救即去世，时年63岁。
当逯钦立这部大作出版之时，已是1983年的事了，逯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成果问世。当年曾向他未来的岳父家保证——“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的傅斯年，同样是未见书而身先殁。哀哉！
[7]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段往事》，载台北《传记文学》1976年第二十八卷第一期。
[8]《傅斯年校长的声明》，载台北《民放报》，1949年7月14日。
[9]赖泽涵、许雪姬《彭孟缉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五期，1994年6月。
[10]《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1]朱家骅《忆傅孟真先生》，载《台大校刊》，第101期，1951年。
[12、13、14、15]俞大綵《忆孟真》，台湾《傅斯年全集》，第七卷，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16]《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2年出版。
[17、19]于衡《以身殉校的傅斯年》，载台湾《革命人物志》，第十三集。
[18]李万居是台湾云林县人，早年留学法国，是当地土著反蒋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被在野人士称为云林县“民主圣火”的创始者,在台湾民主动发展史上曾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新、吴三连、李源栈、许世贤等台籍议员，并称省议会“五龙一凤”，这个小团体和雷震等人筹组台湾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开始在台湾兴风作浪。
[20]朱葆瑨《永远活在学生心中的傅斯年校长》，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下同。
[21]台北《传记文学》，第22卷，第5期，1973年。
[22]《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见1950年12月21日条。唁电为英文：lnmengchen'spassing,chinalosthermostgiftedpatriotandi,mybestfriend,criticdefender.……据《傅故校长哀挽录》，正式唁电中，passing一词改作death。
另，傅斯年的死讯，胡适当天即已得知，他在1950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下午四点半，宋以忠夫人（应谊）打电话来说，ap报告傅斯年今天死了！
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在治事方面，他第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二次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三次代我作北大校长，办理“复员”的工作，第四次做台大校长，两年中有很大的成绩。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4）
国中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他的中国学问根柢比我高深的多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
除了这段记录，与傅斯年过从甚密的胡适直到两年后，才写了两篇纪念性文章。一篇《〈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另一篇是于1952年12月20日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讲话。胡在讲话中说明了两年来没有写纪念文章的缘由，“实在是因为我与孟真的感情太深，拿起笔来就有无限的伤感，所以纪念的文章总是写不出来”。（《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以下引文同。）在简短的两篇文章中，胡适提醒尚活在人世者，傅斯年的去世，使中国丧失了它最忠实的爱国者与一位能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特别提到无论在什么地方，傅斯年都是一个力量，并发挥其领袖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所以他的去世，最我们最大的损失。”胡适对傅氏的这个评价大体是不差的。
[23]《竺可桢日记》，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24、19]《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25]《东海倒坐崖》，载《霜红龛集》，卷三，（清）傅山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傅青主写此诗时，明末抗清将领郑成功已率部进守台湾，诗中“一灯续日月”之“日月”，隐喻“明”，整句喻大明王朝尚余一脉。“田横”，指齐王田横，此处喻郑成功。“不生不死”，指清顺治十年（1659）郑成功率部围攻南京功败垂成，遂退据台湾孤岛。这一行动，实际等于放弃了反攻大陆、恢复大明王朝的军事努力，故当时遗民特别是反清复明志士颇为失望。郑成功反攻大陆无望，故曰“不生”；台湾尚可固守图存，是谓“不死”。陈氏以郑成功喻蒋介石、傅斯年等誓要“归骨于田横之岛”者，同时也是对台湾政局最终将走向何处的感叹。
[26]傅斯年死后，与他有关的大陆亲属未久即遭灭顶之灾。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尽。
1947年春，独自留在李庄养病的傅乐焕病情好转，遂一人乘船返南京，进入史语所继续工作。同年，傅乐焕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向史语所请假，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进修，主要从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经济思想史、欧洲中古经济史及中古近代史大纲和学习与研究，后获博士学位。
傅斯年抵台后，曾多次致函电召其在英学成后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就事，但傅乐焕认为国民党不足以成事，而共产党才是值得信赖的，遂断然拒绝了傅斯年的邀请，于1951年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陆。傅回返后，先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副主任。其间与学术大师陈垣的侄女结婚，并陆续生有三个女儿。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5）
1966年，当“文革”风暴到来之际，傅乐焕作为首批“反动分子”被批斗。这个劫数除了学术上“反动”外，更因为他是傅斯年的侄子，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跟随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学习、工作。风云骤起，傅乐焕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连续的批斗、关押、逼迫交代与残酷折磨中，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最终踏上了死亡之路。
在一个漆黑之夜，傅乐焕悄悄摆脱造反派们的监视，从关押的一间小屋逃出，直奔早已设定好的目的地陶然亭，钻入湖底。
第二天，傅乐焕的尸体漂出湖面。中央民族学院去收尸的人后来说，他们看到，傅乐焕的尸体在湖上浮起时，面朝下，是趴着的。当时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投水自杀的人，当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乐焕的例子符合这一说法，因而断定是投水自杀。
就在傅乐焕投湖自杀之前,他的堂弟傅乐成随傅斯年赴台，任教于台湾大学，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岛；其妹傅乐淑则远走美国。因了傅斯年与乐成、乐焕、乐淑的亲属关系,整个傅氏家族开始了一场劫难。傅斯年族叔傅昕安，在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正在重庆政府部门工作，已买了赴台的飞机票，但傅斯年来信说：“先别动，我还要回来，到时候再决定行止”云云，结果未能走成。其结果是被新政权权先当做旧人员改造，后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到中科院北碚柑橘研究实验基地劳动改造。傅斯年族弟傅斯彇原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职员，没有随傅斯年迁台。新中国成立后，于改造旧人员运动中被发配到安徽蚌埠治淮委员会工作，反右运动开始，因与傅斯年的关系被打成右派分子，强迫退职，遣返原籍聊城。其时傅氏家族故宅“相府”早已被当地政府没收并改为汽车运输公司，傅斯彇家人租住别人一间小屋栖身。因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返乡的第二年去世，死时年仅54岁，撇下五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仅1岁。当这五个孩子长大成人后，皆受到社会挤压和迫害，老二傅乐铜1968年到济南军区当兵，两个月后被退回，后又差点打成反革命分子。傅斯年族侄、南开大学毕业后随东北招聘团进入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工作的教授级高工傅乐昕，因与傅斯年的关系，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戴帽下放灵山农场劳动改造，历尽苦难。“文革”中傅斯年母亲在重庆歌乐山的坟墓被炸开，其母的头颅被造反派倒上洋油挂在树梢点了天灯。傅家的祖宅被推倒砸掉，庞大的院落成为瓦砾遍地的废墟。至于傅氏家族聊城受清朝皇封占地120亩的墓地——傅家坟,被毁于一旦。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抛尸。未久,整个傅家坟近百座墓葬全部被刨开,在抛棺扬尸的同时,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后连牌坊、石碑、神道及道边的石像生、皇帝御赐碑文等全部炸毁捣碎,傅家人甚至与其沾亲带故者，自此作为臭名昭著的“五类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镇压，或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6）
然而，傅氏家族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去世后没有一片入骨之地。傅斯年夫妇生前颇为喜爱并期望甚殷的儿子傅仁轨，因国内战乱和台湾动荡不安，自赴美后再也没有返回故国，只身在美国求学与工作，其间受美国兴起的“嬉皮士”风气影响，不幸染上恶习，学业荒废，穷困潦倒，一生未婚，令人扼腕。
傅氏家族后辈中还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优秀女性，这便是傅斯年侄女、傅乐焕之妹，与傅仁轨同年赴美的傅乐淑。傅乐淑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后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后转历史系。1943年在昆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7年6月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取山东省公费留美就读斯坦福大学。1949年山东省国共政权更迭，经费中断，获芝加哥大学资助后转芝加哥大学就读，1952年获得该校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中密歇根大学、匹兹堡都昆大学。
自1978年至1986年，傅乐淑曾几次回国探亲并到北大、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等高校访问故旧、作学术交流。虽终身未婚，独处异域五十余年，傅乐淑依然心向故土，挂怀祖国的教育事业，除了像傅斯年一样想方设法资助亲属中的子侄辈及其子女到海外留学或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还于1999年从微薄的积蓄中捐献四万美元，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春晖”、“花萼”奖学金，每年资助蒙、藏、满、回四个少数民族各两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子。另把自己花费多年心血与金钱购置的藏书先后捐赠国内高校(1999年捐赠《清实录》一套53册）及内蒙古大学（2000年、2005年分两批捐赠给内蒙古大学共1300余册中外文图书）。
傅乐淑初治元史，后兼治清史，并曾专注于清初中西关系史，在海内外有影响的著述十几种之多。1995年，傅乐淑自费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过她的一部旧作《元宫词百章笺注》，并列入“清慎堂丛书·射集·初集”。对这部集子的命名，傅乐淑在“后序”中曾作过这样叙述：“清慎堂者，聊城傅氏之书屋也。三百年前傅氏盛时有一府邸，中有书屋，名清慎堂焉。堂有宝焉，右军之常侍帖也，凡四十五字，有开元年间牛仙客等题跋。清慎堂久已圯矣，傅氏子孙离乡背井百余年矣，仍用清慎堂三字为傅姓人著述之名者，师周公谨自称齐人之意。”又说：“《清慎堂丛书》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集。礼集乃傅姓人所撰之书；乐集乃傅姓人所译之书；射集乃傅姓人所注之书；御集乃傅姓人所编之书；书集乃傅姓人所辑之书；数集乃傅姓人所述之书；各有数种。《元宫词百章笺注》乃射集之第一卷，暂称初集。”这段叙述除了印证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国“傅胪姓名无双士，文章开代第一家”的辉煌，还表明这个家族延续到傅乐淑一代，诗书之家优美的家风尚未荡尽，文化香火并未灭绝，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民族刀光火色的衰微中艰难延续。
关于这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经过，傅乐淑作了如下叙述：“这本笺注是我在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硕士论文时写的，我的论文题目是《元代斡耳朶生活考》，宫词笺注是论文的附录，但因在报端陆陆续续地印了（南按：曾在《禹贡》周刊和《经世日报》发表过一部分），缴论文时便把附录略去。我的论文一共抄写了三份，全缴给了考试委员会了。考试及格后，我便匆匆出国了。四十年后重回母校，希望能找到我的论文，准备整理一下，予以发表。不幸我因流落异国，功不成，名不就，万分潦倒，学业荒疏久矣，岩穴寒士之旧业，不为母校重视，竟将当日所呈之三份论文皆当作废纸弃之久矣。我回北大三次，交涉良久，始终未能找到自己的心血。言之心痛！论文亡矣，论文之附录因曾已发表于报端，尚可收回一部（此稿仅印过一部分，我因出国，便停止投稿了），现在勉强把四十年前的文章补全，此乃敝帚自珍，留此以纪念抗日期间断齑画粥时代的一点读书成绩。”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7）
从论文研究课题和附录内容可以看出，傅乐淑与其兄傅乐焕研究领域几乎相同。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论文和《捺钵与斡鲁朶》一书，曾名重一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至今尚无人超越。傅乐淑在这个领域是下过一番苦功的，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绝非偶然，当与傅斯年的指导或指令有关。事实上，假如不是傅乐焕于“文革”一开始投湖自尽，傅乐淑流落异邦而难以施展更大抱负，这对兄妹的学术成就比现在人们看到的要大得多。但仅所见成就，亦从另一个侧面显出傅斯年学术眼光的独特和深邃。只是傅乐兄妹生不逢时，最后落了个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云“今日吾侪皆苟活”的悲怆结局。悲夫！
2003年，傅乐淑病逝于美国加州。根据“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遗愿，2004年7月，傅乐淑侄子、在美国的傅翔奉骨灰回国，遵照遗愿，葬于聊城傅氏祖茔。
[32]《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27、29、35、32]《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28]《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0]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33、34]周质平《胡适的黯淡岁月》，载《东方》，1994年3期。
[36]早年曾得过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的湖南人朱经农，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湖南省教育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等职。1948年年底赴美。关于朱在美国的遭遇，胡适有过如下记载。1950年5月22日：“朱经农来谈。经农说，他曾写二十封信向各大学找事，十五处回信没有事，只有五封信说信已转经主管学系，如有需要，再写信通知。此事使我感叹。”1951年3月9日：“从princeton[普林斯顿]回寓，已过七点，看了许多来信，其中一封是朱经农三月六日的信。到了十一点，忽得朱庭祺夫人电，说，经农今天下午心脏不济，就死了！极惨极惨。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最近始得fca[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资助，在hart-ford,coun.[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的serninaryfoun-dation[神学院基金会]安居读书。岂料今天我刚看他的信，他已死了。我同经农在中国公学同学，又在中国新公学同事，四十五年来，我们的友谊从没有间断。”（《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7、40、43]《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纪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38]《胡适年谱》，耿云志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39]《胡适致陈之藩》，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41]《蒋介石年谱》，第378页，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2]《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批胡运动悄然兴起（1）
1949年2月初，即北平和平解放后几天，受中共中央委托，吴晗、钱俊瑞等人接管了北京大学。继而，吴晗又以北平市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了清华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至时，整个北平最重要的三所国立大学已完全握于中共的掌心。
这年5月，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属文化接管委员会决定，北大、清华、师大等三所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以委员会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主任相当于原来的校长之职。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主任汤用彤，一批亲共教授如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等六人，另加讲师、助教和学生代表各一人共九人为常委。北大的教务长是曾昭抡，秘书长郑天挺，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工学院院长马大猷，农学院院长俞大绂，图书馆馆长向达。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主任叶企孙；常务委员有陈岱孙、张奚若、吴晗、钱伟长、周培源、费孝通、樊恭僬（助教代表）、吕应中（学生代表）。教务长周培源，秘书长陈新民，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荪，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农学院院长汤佩松，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任为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历史老师、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随着三校高层领导班子重组，北平教育界算是揭开了改朝换代后崭新一页。而这一页书写的第一个篇章，就是炮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
1948年那个寒冷的冬日，吴晗奉中共高层之命派人劝胡适留在北大不要南飞，但胡适没有听从这位即将在中共阵营中蹿升发达的前爱徒的劝说，毅然登机南行。到达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胡对人多次提起自己曾说过不止一遍的话：“吴晗可惜，走错了路。”此话传入吴晗耳中，吴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位前老师脑子灌水，老糊涂了。当北平地覆天翻，半壁江山易主，蛰伏在西柏坡一间黑屋里的吴晗露出头来，在乍暖还寒的阳光照耀下，以接收大员的特殊身份，气宇轩昂地接管、掌控了北大、清华局势时，大有飘飘然羽化登仙之感。面对北大红楼那斑驳的墙舍、老态龙钟的身影，正在羽化途中的吴晗蓦然回首往事前尘，越发感到胡适南飞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对于“走错了路”的胡适，中共方面鉴于他那巨大的存在和影响，仍希望其回心转意，一头扎进自己的怀抱，最好是以翻然悔悟的形象，做含泪趴伏状轱辘到自己的套内。于是，中共采取双管齐下的战略对其进行两面夹击，具体操作方法是：一、继续派人通过秘密渠道做胡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公开讨伐，施以颜色。而以公开声讨为主，暗中动作为辅。决策既定，立即施行，时年70岁的白胡子老头陈垣（字援庵），在炮火声中蛰伏了一阵子之后，随着风声渐息，再度出山，披挂上阵，于花落春去的北平照准“胡走狗”的屁股打响了第一枪。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信中道：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
……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惆。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批胡运动悄然兴起（2）
在兜完圈子之后，陈垣毫不犹豫地扣动了端在手中很久的二十四响驳壳枪的板机，一串子弹喷射而出：
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在民国后期的学术界，就纯粹的史学而言，堪与陈寅恪较劲匹敌者，陈垣算是一位。作为一个药商儿子的陈氏虽没有受过正规史学教育，但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皆有开创性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初，陈垣就被公认为与王国维齐名的世界级学者。1922年胡适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而“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1933年4月15日，前来中国访学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学术界名流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其中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2]自30年代中期以后，陈垣与学界异军突起的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正是鉴于陈垣既是稀世罕有其匹的史学大师，又是辅仁大学校长，胡适于解放军围城的逃死之际，想到的第一个人不是陈寅恪而是他。出乎胡氏意料的是，陈垣拒绝邀请，没有随其南飞，继续留在北平做他的校长。尽管此前胡、陈交谊笃深，且在五个月前还信函往还，但五个月后，陈垣竟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如此痛快、绝情地与“我的朋友胡适之”决裂，说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世道人心已发生了巨大裂变。
6月18日，在美国的胡适首次见到了陈垣的公开信，这是由友人送来的英文杂志fareasternbulletin（《远东通讯》，第2卷第22号，香港1949年6月4日）转载的《人民日报》信文内容。胡适眯着眼睛呈微笑状粗略阅毕，第一个反应是“其第一段引我给他最后一信的末段（'48），此决非伪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6月20日，胡适细读了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4]6月21日，胡适从6月15日的《华侨日报》上读到这封公开信的中文本，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
尽管胡适在情绪上认定此信就是陈氏所写，但在心理上又不愿承认，而从情理上推断，陈氏的思想转变也没有如此快捷，因而对于信的真伪，胡适又在心中打起鼓来。到了6月24日，胡适又找来公开信的中文本，仔细阅读琢磨后，在日记中载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火了！”为了彻底查明此信的真伪，胡适还找来对陈垣熟悉、时正在美国的另一史家蒋廷黻，两人商讨后的结论是：“均疑陈援庵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节），另由一个党内作者伪造其余部分。”这个猜想基本上是最后结论，但对于善于考证且无证不信的胡氏来说，心中仍不踏实。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批胡运动悄然兴起（3）
经过大半年的疑虑与思考，证之对中共新政权形势发展的个人观察，1950年1月9日，胡适下笔写就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予以发表。文中道：“……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我的答复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针对公开信的内容，胡适拿出自己擅长考据的绝招，从文字语言的形式和句子的语法结构、信文内容露出的漏洞、过失，及所谓宣传色彩三个方面，不厌其烦地举例归纳，强调此文是“改写”和“伪造”的。最后，胡适得出结论：“这封《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思想自由。”
时势运转，风雨无常，常识都不是常新的，考证大师胡适对此文的考证索隐，可谓有对有错。据后来此文的参与者交代，文章虽是由他人代笔，但确是出于陈垣的本意。1990年6月，陈垣弟子刘乃和的弟弟，也是陈垣在辅仁大学的学生刘乃崇，撰写了一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的文章，对当年这封信的公案作了详细交代。刘文说：“有一天，陈老又让乃和姐来叫我，我到他家后，他说他已经看到了新的社会，新的国家，读到了新书，这都是过去没法子知道的，因此愿意把所见所闻告诉那些看不到听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适之，就随国民党政府走了，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后的情况。我告诉陈老，我在石家庄看见《新华日报》上刊登蓝公武与胡适的一封信，他立刻说胡适走前也给我写过一封信，说罢就取出给了乃和姐，当时陈老就与柴师（指柴德赓，引者注）、乃和姐和我们共同研究，决定也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经过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乃和姐执笔写出，再经陈老亲笔改定。由陈老与乃和姐同去范文澜范老住处，请他修改……”
继此文之后，直接当事人刘乃和于1994年又发表一篇《陈垣的一生》长文，对这段公案披露道：“我们共同研究也想用公开信的形式，把他所见所闻的新中国的新气象告诉还不知道的人。陈老让我执笔写了文章，4月29日定稿后，送给刚来北平不久的范文澜同志修改，5月11日，《人民日报》以《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为题刊出。”二刘所言此信的出笼经过大体可信，只是对陈垣当时内心的探究较少，外人很难窥知陈氏真正的心理动态。信中提到的范文澜就是当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时见到的那位号称头号马列理论专家，时为华北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的老范。陈垣找范文澜修定此信，除了两人过去有一段交情，显然的是怀揣向中共靠拢、表决心的算盘，其复杂的内心并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但无论如何，陈氏这一步棋在当时的形势下，似是走对了，由于率先对胡适这位昔日的朋友打响了隔海第一枪，尽管只打到屁股上，没有击中命门，令其当场倒地而亡，却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和好感。后来，陈垣又经过一连串的杰出表现与锲而不舍的向党靠拢，终于在79岁的晚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算是了却了一件终身夙愿。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对“人民的敌人”（1）
事实上，在陈垣跳出来向胡适打响第一枪之前，“倒胡”运动已经开始，只是在声势上没有陈氏这一枪直接和响亮，因而少为大众所知。
吴晗等人以军管会的名义接收北大、清华、师大后，即按照中共高层的旨意开始组织人员讨论胡适与“胡适思想问题”。冯友兰、俞平伯、朱光潜、沈尹默等众多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皆不同程度地在会议上向昔日的朋友、今日的仇寇胡适发难，并信誓旦旦地向中共派到学校的军代表承诺，一定要抛弃胡适四处贩卖的自由主义歪理邪说，膺服伟大的、在中国革命航程中具有灯塔地位和重大意义的马列主义光辉理论云云。稍后，以中共军代表身份进入清华园，实际主持校务的吴晗，在把冯友兰头顶的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文学院院长两顶帽子整肃掉之后，继续对这位在西南联大时代差点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哲学家实施排挤打压。无端丢掉官帽又遭挤压的冯友兰“心不自安”，开始琢磨在这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大混乱中如何见风使舵，东山再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奇招，但因事关重大，加之机会尚未成熟，这个奇招迟迟未能出台亮相。
苦苦等待的机会还是到来了，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冯友兰风闻清华大学有许多教授开始向毛泽东写信表忠心，遂决定加以仿效，并要有所超越。在一番冥思苦想后，强按内心急促的跳动，泼墨挥毫写就一封效忠信，密封后托人送给已“缚住苍龙”的毛泽东主席。信中，冯沉痛地斥骂自己过去两次加入国民党，且差点当上了中央委员，谓自己在校内校外散布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典型与活教材。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争取用五年时间重新写出一部马列主义史观的哲学史，在学术上立功赎罪云云。
毛泽东接信，于10月13日写了回信，由一名解放军下级军官骑摩托车送至清华园冯友兰家中。信曰：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
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冯友兰于1918年夏天北大毕业之际，正是毛泽东从湖南进京并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之时，仅是一个暑假前后的交错，使冯友兰失去了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倏忽间31年过去，已是江河改色，天翻地覆，冯氏望着天安门城楼上那个高大的身影和展开的巨手，知道自己今生今世无法与之抗衡了，遂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中国古训，以“自骂”和“献忠”的双重招数，表明自己心理上的臣服和行动上的自觉，同时勾起毛对北大往事的回忆，以便开恩眷顾，来个鼓励奖掖。想不到毛泽东并不买这位原北大学生的陈年老账，反而板起面孔，公事公办式地劈头盖脸给了一顿教训。冯“颇有意外之感”，垂头丧气，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对这次献媚表忠的失败，许多年后，冯在自述中说：“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要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经过了三十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冯认为自己当初决心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实在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理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去，那就更困难了，“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因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对“人民的敌人”（2）
冯友兰总算明白了其中的一点奥秘，为此很有些懊悔地说：“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只可惜冯氏在这方面确实醒悟得太晚，后来发生的对江青“谗媚逢迎”，或许就是他所说的自己醒悟得太晚的悲剧吧。
就在冯友兰接到毛泽东书信五天之后的1949年10月19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决定在原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任命郭沫若为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等四人为副院长。中科院下设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十多个研究所。其中在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部分人员基础上成立的考古研究所，由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为副所长。1950年9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隶属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领导，任命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徐平羽为院长，曾昭燏为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共在全国教育科学界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整编与人事调整，如上海的同济大学原教务长、测绘学家夏坚白出任该校校长，原在昆明西南联大学潮中出力甚多和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等，一个全新的格局在教育、文化、科学界业已形成。
与冯友兰的糊涂相比，毛泽东一直是醒着的，他在指挥数百万枪杆子以武力推翻蒋家王朝夺得万里江山的同时，十分明晰地认识到，仅仅把原有的文化、教育、学术界各机构来个关停并转，选出几个新骨干予以领导是靠不住的。刚刚从国统区“转新”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尽管没有跟着老蒋跑到台湾或逃亡海外，但对共产党怀有观望心理。这些知识分子与即将在全国展开的施政方针格格不入。如此一个急转直下的剧变，在冯友兰等一般书生们看来是极其艰难的，但在身经百战的毛泽东看来却“如烹小鲜”般容易，因为前有苏联老大哥整肃知识分子的成功先例，后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二者结合，自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毛泽东在权衡之后，按“擒贼先擒王”的中国古代兵法要领，首先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最具影响和号召力的“反动头目”开火，这个“反动头目”显然不是急于献媚表忠心的冯友兰辈，而是冯友兰的老师、号称“五四精神”的楷模，具有自由主义风骨，一贯攻击中共理论与做法的学界“大鳄”胡适之。
尽管此时的胡适像《西游记》中的猢狲悟空一样，早已借混乱之机一个跟头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蹦到了美利坚的国土上，但“人还在，心不死”，阴魂不散，精神的幽灵仍在中国大陆花果山水帘洞中徘徊，并在一帮徒子徒孙心目中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巨大感召力。只有先把胡适这个学术界的精神“教主”撂倒在地，压于五指山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才能对满脑子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产生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也才能在新的天地里树立革命的、共产党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谋远虑，继陈垣打出第一枪之后，批胡运动的号角在九州大地开始吹响。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学院毕业时“思想总结”的第二部分。未久，此文又在《人民日报》与《中国青年》等报刊转载——这是胡适离开大陆，继老友陈垣首次向他射击之后打出的又一发子弹。极富历史况味的是，这颗子弹竟出自他的亲生儿子之手。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对“人民的敌人”（3）
胡适一生情人多多，恋情不断，风流韵事遍及中外，且还造成一个表妹曹诚英因爱生怨直至出家为尼的悲怆结局，但算在他名下的只有江冬秀一个夫人。江冬秀生有三个孩子，其中一女早夭，长大成人者为长子胡祖望（思祖），得名于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胡适对这位美国洋老师的敬重情，更深含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当胡适最后一次由大陆赴美时，他的大儿子胡祖望已在美国工作、生活。而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胡思杜却鬼使神差地拒绝随父母南飞留在了北平，不久即被新生的中共政权从图书馆弄出来，送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
关于胡适一生教育老婆与栽培儿子的故事多多，可惜并不太成功，夫人江冬秀除了在麻将桌上广显神通，成为大牌的“麻将名星”，连写一封家信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此思想才能要为儿子树立榜样，如同天方夜谭。早年的胡适曾说“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又说:“思杜是我创造的”，意思是说中国应该选择杜威的哲学理论指导实践，并要一代代“思杜”下去。胡适对儿子如此命名，既是思念杜威老人，更是内心深处接纳自由主义思想的期望。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儿子竟在大地陆沉、自己流亡的艰难处境中，从背后给他射来一枪，称他是“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
胡思杜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中宣称：自己刚被送入华北革命大学时，仍认为父亲“作恶无多”。但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使我了解在这个问题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使自己翻然猛醒，自己的父亲原来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始终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认识蒋匪帮黑幕，不能早日发现美帝狠毒的真相；并替蒋匪帮在美国筹计借款，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蒋匪政府。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巨款（四百万美元，收受这笔款的人大都是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资助和养成费），甘心为美国服务”。又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对此，胡思杜表示，除了在思想上划分敌我，还要在个人感情上划分敌我，即与胡适脱离骨血相连的父子关系。
胡思杜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电讯于第二天便传遍美国并在各大报如《纽约时报》等显要位置登出，稍迟又出现在众多的畅销杂志如《时代周刊》等刊物上，一时舆论沸腾，众人侧目。
就在胡思杜文章发表的三天之前，即9月19日，美国出版的foreignaffairs（《外交事务》），发表了胡适花费四十天工夫写就的《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一文。文章主要论述决定中国和亚洲命运的是两个历史事件，即张贼学良弄出的那个西安事变和美英苏三个邪恶轴心搞出的臭名昭著的雅尔塔密约，而这两件大事使共产党得到喘息并从中渔利，最终导致了国民党丢失了大陆江山。胡适在文中不乏替国民党台湾当局“说话”与开脱之意，真正动机如他给傅斯年信中所说：“夏间发愤写了一篇长文给foreignaffairs，十月号发表，题为chinainstalin’sgrandstrategy。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二十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这段二十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纲挈领说一次的……”[16]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对“人民的敌人”（4）
因了胡思杜的战斗檄文以及表示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胡适的《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一文也受到广泛关注，许多报刊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评头论足。胡适面对儿子措辞激烈的言辞，不相信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小三”会作如此说。同前些时候他不相信老友陈垣会对自己射来锋矢一样，他认为此举仍是共产党耍的布袋戏，故意蒙蔽大众和对胡适本人施行刺激，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此，胡适在24日日记一条剪报旁加了如下两句话：
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得我发表长文的消息之后的反攻。
不管如何猜测，这个被胡氏夫妇称为“小三”的儿子确实成了新闻人物，当胡思杜与老胡适决裂的电讯传遍美国的同时，自然地传遍台湾。1950年9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第二版刊登了9月22日路透社香港电：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今日在左翼的《大公报》发表一文，斥其父为“反动分子，其罪行早和美帝有关”。胡思杜刻在北平，他声言和他父亲脱离关系，因为胡适是“人民的敌人”。
消息刊出，立即在台岛引起轰动，胡适在台的一些朋友闻讯大为惶恐，生怕胡适受到国民党密布海外势力的打击或暗算。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的傅斯年迅速作出反应，与胡适一样认为胡思杜的言论不是出于本心，乃是共产党胁迫或蒙蔽的结果。为维护胡适父子的声誉并顾及胡适本人的政治处境，傅以胡适手下“斗士”姿态，于9月29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就他所知胡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为胡思杜解脱，谓胡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淳厚之人。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最后，傅斯年说：“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大公报》上这一文，也不过一例罢了。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18]
胡思杜的檄文是否出自他自己的意愿和本人之手，或是他人强迫、代笔与修改，已无从查考。可考的是，此文经新中国成立后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等一流刊物转载后，迅速在大陆教育文化界产生强烈反响。——这是一个山雨欲来，海啸突至的信号。随后，相关机构发动北大文法两学院讨论“胡适思想问题”，并主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个系科联合举行“控拆会”，由俞平伯、杨振声、顾颉刚，以及自称与胡适有过七年以上交情的汤用彤、朱光潜等人“带头控诉”。随着倒胡、骂胡的巨浪翻转升腾，胡适过去的同事、朋友、学生等大小知识分子在惊悚之余，见风使舵，纷纷跳将出来揭发批判胡适的“反动罪行”，表示与这条“丧家的，美帝国主义走狗”彻底决裂。未久，中共高层又弄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在集中力量对老少知识分子精神“洗澡”的同时，也把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人拉进来一并洗涮一番。据1951年11月30日香港《大公报》北京通讯发布的消息说，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于11月16日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参加学习的单位，由原定20个院校增至24个院校。另有研究机关如中国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所、卫生部和铁道部的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人数已由3000余人增至6523人。在讨论会上，北京大学汤用彤副校长说：“北大最近讨论胡适的问题，比较深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杨石先主任委员说：“我们已进行讨论张伯苓的问题。由于张伯苓先生有很长一段时间离开学校，一般教师对他不了解，我们找了几位对张了解的人讨论。”又讯：“十一月十四日晚，北京大学汤副校长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谈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问题。通过老教授们的亲身体验，并着重从历来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分析的结果，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会上发言热烈，罗常培先生并联系自己思想进行批判；特别是向达先生，反映历史系小组讨论时的情况，他们对胡适的学阀作风和反动行为举出许多生动的实例，作了感人的控诉，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南按：时汤用彤已改任副校长，马寅初任校长）同年12月，《新观察》刊发了记者肖离、王真的长篇报道，报道了京津高校6000多名教师参加运动的盛况，其中小标题有“批判胡适、梅贻琦”之语。这篇报道通过媒体的转载传到胡适手中后，胡对此极为重视，在附于日记的同时，又于文中多处加着重号，表示他内心的不服气与无可奈何之情。
只是，此时的中共高层对胡适还存在返回大陆的幻想，于呼呼作响的弹头射出之际，仍暗中派周鲠生、江泽涵等胡适的亲友，从不同渠道劝其返回北京“弃暗投明”。因了这一不为外界所知的缘由，批胡运动在掀了几个波浪之后，于1952年逐渐式微。中共高层在等待胡适回心转意，反水倒戈，但胡适对大陆或明或暗投过去的信息不理不睬，且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协防台湾，蒋介石集团得以保全，在美隐居的胡适心气也提高了不少，越来越坚定地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这一不识抬举的做法，为中共下一轮更加猛烈的批胡运动埋下了伏笔。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1）
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以美国为老大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封锁与夹击越来越严重的险境，在观望中等得不耐烦的中共高层，决心向胡适重炮轰击，一举将其轰翻在地，同时将残留在大陆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流毒”全部清洗干净以稳住新生的政权。于是，更大规模的批胡运动再次引爆，其表面的导火索，则缘于一件奇特的由两个“小人物”引发的“《红楼梦》事件”。
1954年9、10月间，有两个分别叫李希凡和蓝翎的“小人物”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红学家，时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研究员俞平伯，看不到《红楼梦》伟大的反封建倾向，等等。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到正合自己的胃口，立即指令夫人江青去《人民日报》安排转载。想不到《人民日报》的掌门人不明就里，竟胆大包天、稀里糊涂地给予拒绝。随后，李、蓝二人再次发力，指控俞平伯的思想根源是胡适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应该彻底批判云云。此文再度引起毛泽东重视，认为要想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彻底清除中国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崇拜心理，就必须彻底根绝胡适作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在思想界形成的影响。于是，毛泽东突破红学本身的是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壶（胡）地把矛头转向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思想余毒的批判，由此促成了在整个大陆各阶层宏大的批壶（胡）、倒壶（胡）、砸壶（胡）、摔壶（胡）等一连串的除壶（胡）运动。
此次批胡运动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扬两位著名“文化班头”与“奴隶总管”（鲁迅语）挂帅，但很快教育文化界人士就得知真正的授意者是毛泽东，从而更加恐慌不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针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历史观等，发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锐的、野蛮的炮火轰击。郭沫若一马当先，采取开会发言、与记者谈话，或亲自撰文等形式对胡适口诛笔伐。这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与本报记者谈话，谓：“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12月9日，《人民日报》以《三点建议》为题，再度发表了郭沫若于前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谓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是有点像双峰对峙，双水分流”，要求大家通过对胡适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批判，“深刻检查，随时警醒”。
郭沫若的轰击通过香港等左派报刊陆续传到美国为胡适所知，胡对郭的做法开始尚摸不着头绪并有些恼怒，后来仔细想想也就明白和释然了。对于郭氏的为人，胡曾对他的助手胡颂平说过这样一段话：“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当年郭沫若满怀喜悦之情拿着夹肉的筷子跳起来了，而如今却非常严厉地批判起胡适来。胡适享受的待遇不再是演戏和作秀一样的被热切狂吻，而是遭到冰冷的咬噬与当头棒喝。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2）
对于郭沫若的反复和善变，胡适有过若干次亲身领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在抗战使美时赠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讽刺胡适奉了蒋介石之命，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胡适看到这首改诗的文章后自是耿耿于怀，但也仅限于“怀”，尚没有凭借自身的影响和权力进行反击和报复。[21]学术界人士看到的是，这年5月，胡适仍慨然主张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中，且在后来评委会审查中为郭大声疾呼，终使其过关斩将没有落选。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长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个月后，81名院士选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一文，竟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在此之前和之后，无论胡适为其作如何亲近与大度的表示，因为政治的需要和关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会对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会不识时务地报以好脸色。他以严厉批判的方式表示对昔日朋友的无情，似乎这样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场的坚定，并有可能得到中央当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对跑到美国的胡适以及最高领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态度自是更加理直气壮与豪气万丈。
继郭氏之后，号称正宗的“马列主义史学健将”的范文澜，自然不能落后。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胡大会上，已是62岁高龄的老范头发言道：“日寇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然非借重‘领导文化教育运动’的当今孔子胡适不可，胡适的身价当然可以涨价万倍。也许是日本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聪明，看透这个奴才的不中用。不管两个帝国主义谁愚蠢谁聪明，反正胡适是一个装扮成当今孔子待价而沽的汉奸卖国贼。”
在炮声隆隆、弹片横飞的讨伐运动中，迫于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残存于大陆的“胡适派文人”，以及学术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纷纷表态，誓同胡适彻底决裂，并把手中的钢笔或圆珠笔当做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胡适纷纷投掷而去。
同年12月，被鲁迅讥讽为“李天才”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在《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长篇檄文中，用他那与众不同的“天才”笔法，先声夺人，上来就是一个大问号：“胡适是什么样的人？”紧接着回答：“胡适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己说过‘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在罗列了一系列胡适如何混账的“证据”之后，李长之着重指斥胡适“到处贩卖个人主义”，“他把个人提高到如此的地位，认为日本之所以一跃而为‘强国’，‘只因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因此，他有‘传记热’。由重视个人而藐视群众，敌视群众，由不避‘反革命’之名而走上反革命之实，这就是胡适的发展道路”。最后，李长之以他一贯的虚张声势、借以吓人的行文手法做振臂高呼状：“是的，‘短兵相接’了。我们要迎接这个战斗！迎接这个包括自己思想在内的战斗任务！”[23]
战火已经燃起，短兵相接了！作为与胡适最亲近的门生故旧也该投入战场，撕破脸皮真刀真枪地直接展开肉搏，给“当今孔子”胡老师放放血了。向来受到胡氏宠爱的入室弟子罗尔纲率先站出来发难，说：“1950年，我又从家乡回到我的单位。那时陶孟和先生已经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来南京，对我说胡思杜写有篇《我的父亲》同胡适划分界线，写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时初解放，我在家乡未经学习，还不懂得什么叫划分界线。而胡适的问题却正在沉重地压在心头。我听了孟和先生的话，立即去图书室借了《人民日报》来看。我看后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24]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3）
出生于广西贵县的罗尔纲是胡适众所周知的得意门生，1930年于胡适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家做徒弟。时胡适已辞却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移家北平，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罗在“适之师家的工作，是辅助祖望、思杜两弟读书，和抄录太老师铁花（讳传）先生（1841—1895）遗集”。[25]此项工作完成后，为考证《醒世姻缘》一书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龄，罗尔纲又协助胡适进行校勘《聊斋全集》各种版本的工作，至1931年秋完成后回到贵县老家。1934年，罗尔纲重返胡府，这回胡适没有给他固定工作，只教他自己看书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偶尔让罗帮一点抄抄写写的小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罗氏开始涉猎晚清军制与太平天国史的学术研究，胡适耳提面命，苦心孤诣地栽培。罗尔纲进出胡府前后两次约五年时间，学问大长，并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受到业内行家的瞩目。1934年10月，罗进入胡适为院长兼所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任助理研究员，主要整理金石拓本。抗战军兴，罗尔纲先回家乡贵县，后经胡适与陶孟和商量，辗转来到昆明，继之迁四川李庄门官田，在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清代军制与太平天国史，经过数年苦心钻研，终成闻名中外的清代军制和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
1943年春天，青年罗尔纲应广西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之约，写了一篇跟随胡适求学问道、师生相处、情谊至深的自传式传记《师门辱教记》，全篇约4万余字，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出版单行本。关于此书因何取名《师门辱教记》，罗尔纲后来有一个专门说明，谓：“这是因为我著的《太平天国史纲》于1937年春出版了，适之师严厉地训饬我偏于太平天国，有背史家严正的立场。那时候，许多太平天国史料还没发现，我也和当时的人们一样以为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是太平天国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负师教与他对我的希望，因把此书叫做《师门辱教记》。”又说：“适之师那天生病在家。我上午7时30分把书送去，到12时下班回家，就接到条子叫我去……他那天是盛怒的，吴晗陪我出来说他听了也惊怕。……当时的情况，我是‘站在适之师面前，默默的恭听他的训斥’，吴晗却是坐在适之师书桌对面的客位，适之师只训饬我一人，并没有对吴晗说。适之师晚上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了。由于当时认为适之师的教训完全对，我是辜负了适之师的教训与希望，因此，把书名叫为《师门辱教记》。”
罗尔纲所说的这一天是1937年2月21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述：
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一册。下午尔纲与吴春晗（南按：吴晗）同来，我对他们说：“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例如一三二页说：“这种种的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
但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
仅从胡适这段平实公允的文字叙述，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但在罗尔纲看来，却是一场足以震撼心灵的风暴。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4）
《太平天国史纲》写于1935年年底至次年4月中旬，是罗氏拖着疲惫的身体，用晚上的时间写成的。因预设此书的读者是中学生，许多烦琐的材料未能用上，一些学术性质的考证也未收入其中。当1937年印出来后，罗尔纲兴冲冲地捧着“大作”送给胡适，本想得到恩师一番赞誉，结果却是当头棒喝。胡适严厉地斥责道：“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
胡适雷霆震怒，罗尔纲感到“毛骨悚然”，也如醍醐灌顶，懵懂中清醒了不少。后来罗氏在《师门辱教记》中说：“太平天国之役，19年长期大战，毁坏了多少文物，摧残了多少都市和农村，兵灾疫疠的浩劫，生民流离的悲惨，我都搜集有此类史料，我为什么在此书中不作详细的叙述呢？这便好像是有意的把那些残酷的事实掩蔽了。……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至于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一事，我只可以说太平天国曾有此种提倡，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它的影响而来。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正违犯了章炳麟所论经师应守的‘戒妄牵’的信条，也就是违犯了适之师平日教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教训……”最后，罗尔纲说：“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惭愧和感念之情，罗尔纲发奋完成了独具一格的传记《师门辱教记》并得以出版发行。只是好景不长，就在此书印出不久，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计划”中的桂柳战役，桂局紧张，时在家乡贵县的罗尔纲带了一本仓皇来到南溪李庄中央研究院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白天继续研究晚清军制，晚上则伏在昏暗的菜子油灯下，将此书再作修改补充，并于“严寒的深夜里把它抄出来”。1945年2月3日深夜，罗尔纲在增补稿的“自序”中深情地说道：“我这部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如果读者们能够得到这个印象，那么这一次重印便不为多余的了。”[30]未久，罗尔纲把修改后的书稿寄往重庆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吉忱重印。
卢原是北大文学院秘书兼文科研究所秘书，与胡适、罗尔纲皆交情深厚，此时正主持重庆独立出版社事务，对罗尔纲这本小书极为推崇，非常乐意促成此事。卢氏接到罗的补充稿后，没有马上排印，而是寄给远在北平的胡适校阅并请其作一短序。胡适看到罗的书稿，颇为激赏，满口应允，但因事务缠身，直到1948年8月3日才在北平把序文写出，除把原稿加序文寄往重庆卢吉忱，还另找人抄一份给罗尔纲。据罗尔纲回忆，胡在附信中称：“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太重了，但后来事实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5）
胡适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这样说道：
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曾在我家里住过几年，帮助我做了许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写整理我父亲铁花先生的遗著。他绝对不肯收受报酬，每年还从他家中寄钱来借给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但他总觉得他是在我家里做“徒弟”，除吃饭住房之外，不应该再受报酬了。
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就是古人说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古人说“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许是指古代曾作货币用的贝壳？）我很早就看重尔纲这种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所以我很早就对他说，他那种一点一划不肯苟且放过的习惯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资本。这不是别人可以给他的，这是他自己带来的本钱。我在民国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别的信，曾说：
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良师益友的用处也不过是随时指点出这种松懈的地方，帮助我们自己做点批评督责的功夫。
尔纲对于我批评他的话，不但不怪我，还特别感谢我。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的接受。有他那样一点一划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
……尔纲这本自传，据我所知，好像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
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当然是美好的，惜这图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幅因时而易，随时可以按不同意志与思想涂抹的颜料布。当批胡运动到来并呈“短兵相接”之势时，这幅乐趣图中的人物也跟着变形改色了。
为表示对中共的忠心和“批胡”立场，大彻大悟的罗尔纲于1955年抓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毫不犹豫地向昔日的恩师、今日的敌人胡适掷出了手中的投枪。罗氏说道：“人民给我以光荣，我得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使我发生无限的感想。”随着这个感想而来的，是亲身体会与顿悟：大革命失败后，我来到上海，“转学到当时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去。那时候，我正徘徊在人生歧路上，我选读了一门庄子课程，这一部反动哲学，就首先把我拖到幻灭的泥坑去，使我造成了虚无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不久，中国公学毕业了，我到胡适家去做他的私人书记。我又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毒，也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庄子给我的毒，一句话说完，就是使我不辨是非，使我没有爱憎，使我感到一切虚无，使我成为行尸走肉。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给我的毒却是一言难尽”。接下来，罗尔纲列举了胡适流毒的案例与铁证：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6）
他教我写历史必须超政治超阶级，站在“客观”的立场，不偏不倚，方配做历史家。我受了他的欺骗，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便是照他所说的立场写的。胡适看见了这部小书，他还大大冒了火，把我大骂一顿，说我只表扬太平天国的光明面，没有说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我当时受了他的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是有违师教。所以到六年之后，我到桂林去，有一间书店要我写自传，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一件事。我为了追求胡适荒诞的客观立场的标准，竟使我多年无法去写我计划中的太平天国史。今天回想起来，当年中毒太深，是到了怎样的地步。由此也就可知我所以把汉奸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与太平天国起义三道革命檄文并列，称曾国藩为反革命的英雄，与革命的英雄忠王李秀成等量齐观等等荒谬的看法是必然的了。
或许，罗尔纲认为仅仅这一“铁证”，尚不足以撂倒胡适思想和理论，于是再接再厉，又相继列举了胡适“为考据而考据”流毒，谓“胡适本人一切考据都是有目的的考据，他自己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但他为了要青年人逃避政治沉埋到故纸堆中去，所以他教人‘为考据而考据’”。但胡适的考据“是从唯心论出发‘大胆的假设’，他解决问题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小心的求证’，而实在是‘大胆的发挥’”。又说：“胡适的考据，一般说来都是证据不够的，越是他自命得意之作证据也就越少。例如《醒世姻缘传考证》是胡适自以为得意的一篇考证，他看了现代人写的一部笔记说《醒世姻缘传》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做的，他就提出了假设，从而大胆地去发挥，就作出了结论。严格说来，在这一篇考证中，连一条直接的证据都没有。”[33]再之后，罗尔纲又列举了胡适“超政治超阶级”等荒谬、反动的思想观念，最后终于明白了历史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以及党和政府领导的无比正确。谓自己经过各种学习和改造，终于挣脱“胡适思想”的桎梏，被从虚无幻灭的泥坑里拉了出来。
被拉出来的罗尔纲上得岸来，把投枪掷向胡适的同时，也对自己过去的人生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斥骂，他满含深情地感慨道：“这是如何不同的两个人生呵！一个是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一个是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的人生。两个不同的人生绘出了中国两个不同的时代：在旧时代里，革命向反革命进行斗争，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参加了革命，反动的知识分子投到反革命的泥坑，而我这样的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行尸走肉；到了今天的时代，在毛泽东光辉的照耀下，只要你要求进步，就连同我这样的一个活死人，也恢复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力。”
罗尔纲这篇满含革命激情，内容思想均属上乘佳构的发言文稿，以《两个人生》为题，于1955年5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此文于五四青年节这个特殊的节日刊发，充分体现当局刻意策划安排，之间包含着更深层的政治意义。尚未行动或正在观望的其他同类人物，见白纸黑字写过《师门辱教记》的作者罗尔纲，如今亲自赤膊上阵向他的恩师胡适开起火来，并在青年节亮相于广大民众面前，胸中亦“豁然开朗”。同当年罗尔纲在南京尊奉胡思杜为老师一样，胡适的各色门生故旧也开始奉罗尔纲为老师，纷纷举起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老匹夫胡适掷去。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7）
当此之时，胡适的另一个学生、抗战期间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对佛教颇有研究的任继愈（南按：后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按照“老师”罗尔纲的路数，借胡适对禅宗史“研究的谬误”加以指斥道：胡适“为什么在《神会传》中费了这样大的力气把神会捧到九天之上，说他有‘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首先，因为胡适在巴黎和伦敦抄回来了一些关于神会的著作，如果把神会捧得愈高，他‘发现’神会的功劳就显得愈大。其次，神会是政客式的和尚，这一点和政客式的‘学者’胡适臭味相投。胡适欣赏‘神会的手腕高超’，‘神会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再次，胡适特别佩服神会在佛教争正统的争吵中使用的‘战略、战术’高明，和他的主观和‘大胆’。”又说：“在这些说明里，他所醉心歌颂的只是神会‘有手腕’、‘政治家’、‘大胆’、‘先声夺人’等不顾事实，拨弄是非的手法。这些手法恰恰就是胡适自己一贯采用的考据和研究‘学问’的方法。”
在罗尔纲、任继愈等人的影响和郭沫若等中科院领导人的诱迫下，1955年，时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这年的《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的多条罪状，如第四条：“垄断材料，囤货居奇，这是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第五条：“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
深受胡适思想和治学路数影响的夏鼐，这个时候可能仍记着胡适教导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求实的治学为文精神，在列举了几条罪状的同时，也不忘穿插进几个典型事例加以佐实。如“胡适自己对于考古学是外行的。在他的著作中，只有一条关于考古学具体问题的意见。他在《古史辨》第一册中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第200页）这不仅表示他对于考古学的蒙昧无知，并且也充分地表现他的买办阶级的崇拜外国人的思想。但是，胡适过去三十多年在中国历史学上是起着统治作用的，他所散布的毒素是很严重的。”又说:“因为胡适当时通过了他的门徒傅斯年控制了这个研究所”，所以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考据方法，“在考古学上也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