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古学是外行的胡适,“只有一条关于考古学具体问题的意见”,可供批判的毒素实在不多,夏鼐就不得不拉上“胡适的打手”傅斯年陪绑。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已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这次夏鼐来个拉郎配,似是一件合情、合理又合“天”的事情。此时在台湾的傅斯年早已登了鬼录,成为不折不扣的、比纸老虎还差一个级别的“死老虎”,夏鼐不再有任何顾虑。为此,夏进一步列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个案加以表明:“例如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初期,只因为先有了一个‘殷墟文化层是由洪水冲积而来’这一‘大胆的假设’(《安阳发掘报告》第1册),于是便搜罗了许多不可靠的所谓‘证据’来证明这假设。经过了他们的拗曲,层基的夯土成为大水冲积的淤土,夯土的锤痕成为波浪皱纹,柱础的大卵石也认为是大水运送来的,还绘出一幅甲骨漂流冲积图,甚至于一个墓葬中的尸骨,认为‘最可证明这洪水经过的事实’,‘他那张口喊救的样子还可看得出来’。描述淹死的幼童张口喊救,虽觉很生动活现,但宋人的《提刑洗冤录》便已知道生前溺水尸首是‘口合,眼开闭不定,两手握拳’。纵使临死时曾张口喊救,冲进去是带泥的水,不是硬物,溺死后筋肉僵化收缩,一定合口握拳。又如发现了一个刻辞的头骨,先大胆地假设他是麟头,然后由书本中搜集了许多关于麟的材料,一写便是洋洋三万余言的《获白麟解》(《安阳发掘报告》第2册),好像是凿凿可据。后来经生物学家鉴定,这兽头原来是牛头,和麟完全无关。我也知道,原作者后来也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并未认识到这些便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的流毒。”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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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在文章中所说的《安阳发掘报告》,与后来成为业内笑柄的“殷墟漂没说”、“安阳获麟说”,都是当年李济与董作宾等人亲自发掘并提出的见解,与傅斯年没有直接的关系,与胡适更不沾边。夏鼐毕竟是夏鼐,他既要找到批判的证据材料使文章不至于流于空泛的口号,又要遵照心中的道德观和文化良知,不想佛头抹粪,让李济、董作宾等与此有直接关系的师辈人物难堪,故出此下策,以缓解最高指示和来自郭沫若等人的压力与胁迫,借此应付过关。尽管张冠李戴,但毕竟傅斯年也是自己的师辈人物,且堪称是自己受益终生的良师,夏鼐作此文的内心挣扎与痛苦可想而知。不过,随着思想“洗澡”不断深入与制度化、长期化、激烈化,许多事情就不是夏鼐所能控制和凭着“聪明”与“和稀泥”蒙混过关的了。在随后的日子里,被钱锺书夫人杨绛称为“洗澡”的人数越来越多,胡适、傅斯年、李济等人在各种场所和报刊不断遭到“愤怒的革命群众”火药味十足的口诛笔伐也就成为必然。透过当时的报刊,可以见出学术文化界在批胡运动中,涉及面之广、之大、之深。如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在批判中历数了自己所属的“南高东大”(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集团,对胡适集团的斗争。说:“这一个集团特别把北京大学一个集团中的傅斯年、汪敬熙当作敌人,眼光很不差,这两人不但是过去学术界的恶霸,而且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阵容里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张其昀其人者。”又说:“在反动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每逢举行评议会,假如没有胡适之来出席,就觉得扫兴。谁能够同胡适之多握几秒钟手,多谈几分钟话,就会觉得体面,人家看见了还要眼红。而胡适之和蒋匪介石一样,同是美帝国主义的臣妾呢!”[37]

 

胡适的学生辈人物,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针对胡适提出的历史“铜钱说”,批判道:“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而胡适却认为历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联系的个别史实,犹如一堆铜钱,你怎样摆弄,它就被摆弄成什么样子。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不但无规律可言,而且历史的真实性也根本不存在。”在北大历史系召开的一次批胡、倒胡座谈会上,胡适任北大校长时的秘书邓广铭,对胡的学术研究更加细化地挥刀切割道:“试看他搞了好多年的《水经注》问题,而始终只是纠缠在书中某字为戴震所改动,某字为赵一清或全祖望所改动的问题上,既不是要恢复《水经注》的原始面貌,更不是想从此进而研究古代的地理,连赵一清、全祖望等人整理《水经注》的意图尚不能及,谈什么‘大处着眼’呢?”[39]继邓之后,在昆明、李庄时代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学生张政烺接着起身历数胡适的罪过:“胡适是政客,是反动的宣传鼓动家,从来都不是什么学者……我在北大上学时,本来是瞧不起胡适的浅薄无聊、吹牛皮和政客作风,从来没上过他的课,但在考证小说这一点落后思想上却统一起来了。”见向来与胡适亲近并深受对方厚爱的学生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等辈,都不顾旧情,纷纷站起来,满脸苦大仇深状进行“灭祖”行动,早年毕业于燕大,原本与胡氏没有多少瓜葛,时任教于北大历史系的齐思和,也就感到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于是紧随邓广铭之后又补了几刀:胡适说“商代是石器时代”、“屈原并无其人”。在他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争气”的民族,因之遂得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卖国结论。

 

见小子辈都争先恐后地向老师抡起了铮铮铁拳,向达、冯友兰等老字号人物,自然不能坐视其功,也纷纷蹦将起来向胡适的影子猛踹几脚。向达认为胡适“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唾弃祖国,认贼作父,麻痹青年,逃避现实。”而冯友兰则指斥胡适处于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恐惧,胡说什么“汉帝国的创立者都是平民,刘邦是个不事生产的无赖,萧何是个刀笔吏,樊哙是个屠狗的。……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如张良、陈平是受过教育的”;“这一班乡下人统治下的政治,确实有点可怕”。在向达与冯友兰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胡适的好友、著名经济学家,时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吴景超,为显其能而另辟蹊径,居然刨坟掘墓,把胡适的母亲从棺材里拎了出来。吴说:“他的母亲,在十七岁时,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人做填房,为的是要享一下官太太的滋味……胡适,过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敌人。我要坚决与胡适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不达到最后的胜利,决不罢休!”

 

在号角阵阵,险象环生的氛围中,大多数学界中人为求自保,不得不拿起投枪匕首向胡适的影子猛刺开来,一个新的高潮再度掀起。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释(1)

 

[1]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2]《近代之世界学者——陈垣》,张荣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5、6、7]《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8]台北《自由中国》,第2卷3期,1950年2月。

 

[9]刘乃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10]刘乃和《陈垣的一生》,载《名人传记》1994年第4期。

 

[11、12、13]《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4]胡适《我的儿子》,载《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1919年8月3日。

 

[15]此为《中国青年》1951年1月第56期转载胡思杜文章时所说,此文与《大公报》文稍有差异。

 

[1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适此文实发表于foreignaffairs(《外交事务》)7月号。

 

[18]《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关于胡思杜在美国期间的情形,外界知之甚少,只有如傅斯年等几个胡适的好友知道内情,有人谓是被美国当局强行驱逐出境的。如罗尔纲说:“1948年4月,我从家乡来南京医病,胡适也在南京。我到南京第二天清晨,王崇武同志就走来关照我:‘你见胡先生,千万莫要提到胡思杜。胡思杜在美国读书,美国要驱逐他,胡先生十分恼火。’我问王崇武美国为什么要驱逐胡思杜,王崇武说不知道,他是同学来信关照他的。我见了胡适是问到胡思杜的。胡适说:‘思杜在美国学文学,还未学成,现因没有钱,便回国了。’胡适是心里难过不愿说的。”又说:“看来北大同学所传的信息比傅斯年所谓‘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可信得多。”(罗尔纲《胡思杜》,载《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罗尔纲所言虽没有可靠材料证实,但通过后来胡适与秘书胡颂平的谈话,可知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1961年5月14日,胡适在晚饭时突然对胡颂平谈到了胡思杜,说:“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庆祝每位做母亲的人,喝了这杯酒。”接着,胡适想起“1946年坐船由美国回来的途中。那天是6月8(?)日,是美国的父亲节,我想起我的第二个儿子思杜,我打一个电报给他。父亲节,儿子没有电报给我,倒由我打电报给他,他在印弟安那大学读书的。谁知他这个学期根本没有上课,他把我汇给他的钱全部跑马跑光了,还欠了一身的债。结果为了两张支票的事,险些儿被警察找去了,后来由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来。他的两个衣袋里全是当票,一张是我给他的一架打字机的当票。这个儿子五尺七寸高,比我高一寸,比大儿子高两寸,肩膀很阔,背也厚——孟真的肩膀很阔,所以孟真特别喜欢他。后来他回来了,我也没有责备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19]抗战胜利,南开复校,张伯苓继续留在重庆和南京。1948年6月,张伯苓曾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长,翌年辞职。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张去台湾或美国,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赵光宸《张伯苓年谱》)。据说此举与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有关。1950年5月,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在周恩来安排下,暂住傅作义寓所,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另类学生的攻击。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天津,此时南开已被另类师生控制,对归来的老校长情有敌意,许多另类学生认为张是“战犯”,应按“战犯”处决。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偷偷给予张一些慰藉和温情。未久,南开校庆,已是75岁高龄的张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南开中学不许他跨进大门,而南开大学也只允许他在校庆后的小型活动中坐后排不显眼的位置。经此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再也没有抗战初起时“因此挫折而愈奋励”的神勇之气了。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闷、孤独中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释(2)

 

张氏去世不久,随着思想改造运动展开,南开大学各院系便展开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兴办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等。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对张伯苓全面否定。1979年南开大学六十年校庆,出了一个小纪念册,竟无张伯苓名字。直到1986年南开大学出了一个简介小册子,才有张的名字与一张小照。其原因或如张的学生、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所言:“是张氏创办南开及他的功绩,即后人亦不能抑没也。”(载台北《中央日报》1987年4月6日)

 

[17]《胡适日记》影印本9月24日条,转引《重寻胡适的历程》,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20]1960年6月2日胡适与胡颂平谈话,载《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1961年,胡适因病入台湾大学医院。12月10日,胡与前来照料的秘书胡颂平因其他的文章谈到了当年赠陈光甫的诗。胡说:“那是1938年做的。那时中日战争发生一年多,我和陈光甫两人在美国华盛顿替国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贷)。我有一张照片。光甫说:你在照片上写几个字纪念吧!我就写了这四句诗。一直到了1947年在南京选举‘总统’那年,陈孝威要我写字,我因为这首诗只有24个字,就写了给他。这是完全对抗战发生而写的。陈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台》上发表了。当时有人把这首作为过河卒子‘胡适卖身给蒋介石’的话,大大的攻击我。这首诗变成我最出名的诗了。现在《征信新闻》,又误把它作为1948年在北平出来后做的诗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胡氏所说的“有人”,不能说单指郭沫若,但至少是包括郭氏在内的。

 

[22]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23]李长之《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载《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4]《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胡适对罗尔纲的栽培,可谓充满了挚诚并付出了心血,但胡适从不以此沾沾自喜或居功自傲,正如他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所说:“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罗)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学习漏洞,就会闹笑话。”胡氏的提醒,应该说不仅是对罗尔纲一人。“不苟且”三个字,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谈何容易。几年和十几年后,学界那些“我的朋友”知识分子,在经过三番五次的“洗澡”后,几乎全面倒伏,一个个走上了“苟且”之路。在这条路上所发生的不只是“漏洞”和“笑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叹息与悲怆情怀,即便如罗尔纲这样一个平生以“不苟且”自励的学者,面对胡思杜的公开声明和胡适的朋友、学生与亲人纷纷与之划分界线的新的大背景下,也产生了“苟且”的念头并且“有所为”。可以说,罗尔纲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有违“不苟且”的师教的,而在过后的回忆文章中仍作如是言,颇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当然,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要做到“不苟且”是大不易的。这个“大不易”绝不逊色于胡适所说的“抗战不易”。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欲“苟且”尚且不易,何况“不苟且”乎?诚如史家唐德刚言:“个人的行为原只是沧海之一粟,在社会行为的整体中,只是随波逐流,奚足臧否?”(《胡适自述》第8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释(3)

 

[25、26、27、28、29、30、31]《师门五年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32]《师门五年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据该书附1958年12月7日胡适写的“后记”,说:“尔纲这本自传是1945年修改了交给卢吉忱的。后来吉忱要我写一篇短序,我的序是1948年8月才写的。可能是我的序把这书的付印耽误了。1948年8月以后,吉忱就没有印这书的机会了。1952年我在台北,问吉忱取得此书的修改稿本。1953年我去美国,就把这稿子带了去。如今吉忱去世已好几年了。尔纲和我两人,成了‘隔世’的人已近10年了。这几年里,朋友看见这稿子的,都劝我把他印出来。我今年回国,又把这稿子带回来了。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之用。”

 

罗尔纲在该书所附的《关于〈师门五年记〉》中说道:“他(胡适)于1958年12月17日,在台北过68岁生日,和北京大学成立60周年的校庆纪念日,在12月7日晨把《师门辱教记》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写了篇后记,亲题了书名,赶着付印,以为十日后作对贺寿人的回礼之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8年,68岁12月谱记:……在这个聚餐会上致词的,有梅贻琦、黄建中、陈大齐、朱家骅、王世杰、罗家伦等人。聚餐前全体校友向胡博士三鞠躬贺寿,会后同学会上向胡氏赠送织锦签名祝寿册。胡氏回赠校友每人一本《师门五年记》。”

 

又,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2年2月24日记:“下午一时与出席院士共同午餐。……饭后回到住宅。……四点十分,先生起床了。……胡颂平……问:‘吴健雄是中国公学的同学,送她一本《中国公学校史》吗?’先生说:‘好的,你送她一本。午饭时,我和他们谈起《师门五年记》;他们从外国回来的四位院士。也送他们每人一本。”胡颂平提到的四位院士是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这天下午五时,胡适宴请院士酒会。致辞完毕,心脏病突发,倒地不起,当场去世。

 

[33、34]罗尔纲《两个人生》,载《光明日报》,1955年5月4日。

 

[35]任继愈《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36]夏鼐所言即殷墟发掘早期著名的“殷墟漂没说”,因李济、董作宾等发掘人员当时缺乏对殷墟地层,也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层位学的充分认识,把发掘出土的宫殿旧址当成是洪水冲击留下的痕迹,这个错误直到梁思永加盟之后,才有了正确的识别并改正过来。

 

[37]徐苹芳《批判我的“白专道路”》,载《考古通讯》,1958年10期。

 

[37]王家楫《批判我的旧思想》,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6日。

 

[38]周一良《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39、40、41]《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42]冯友兰《哲学史与政治》,载《哲学研究》1955年1期。

 

[43]吴景超《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载《光明日报》1955年2月8日。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但愿来生不姓胡(1)

 

就在大陆各色人等蹲在不同的场所角落唾液横飞展开批判,并于各种报刊杂志对胡适及其同党如傅斯年等“学霸”和“打手”口诛笔伐、开膛破肚时,1955年5月,突然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据美联社纽约3日电讯: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公开撰文,建议台湾蒋介石政权“根据长期出借的方式把存放在台湾地窖里的大部分伟大的中国艺术珍藏送到美国去”,以便保护好这批“东方艺术之花”,“美元不能衡量其价值”的“无价之宝”。而这个保护也是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

 

当此之际,中国大陆部分民主党派人士感到蒋介石夫妇与一帮难兄难弟,还在台湾孤岛上寻欢作乐,优哉游哉地活着,并以中华民国“正朔”自居,继续做他们的“总统”与文臣武将的美梦。而自己摇摆于国共之间辛辛苦苦折腾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夹在国共中间的“尾巴”,并没有真正自主自立,成为主宰庙堂或一方地盘的好汉。为摆脱“尾巴”的阴影,有几位地位较高、嘴巴较硬的人士便鼓动中共下决心拿下台湾,把蒋介石一家连同一班文臣武将统统赶到大海中喂鱼鳖虾蟹。

 

就在一片“拿下台湾”的鼓噪声中,大海那边一干人马与美国政府皆有警觉,于是便产生了关于藏在台湾的“国宝”何去何从的议论,以及各色人物纷纷蹦将出来出谋划策,以显其能的情状。

 

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杰尼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蹦将出来放了一通错误的厥词,立即引得世界情报部门和中国大陆、美、台等各方高度关注。中共高层闻讯,立即作出强烈反应,由郭沫若、周扬等出面迅速组织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科院考古所、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及全国各地文物管理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国档案人员,连同部分高校师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击,严厉“痛斥和揭露美帝国主义与蒋匪的罪恶阴谋”。为达到更加明显的战果,在郭沫若与周扬具体策划指挥下,除由大陆报刊发表战斗檄文,还要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架设在福建省前线各种型号和用途的电台,以及香港广播电台和其他一切可动用的平面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短兵相接式的讨伐。

 

征讨阵势布置完毕,时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一马当先冲于阵前,像三国时代王朗与诸葛亮阵前对骂的程序一样,郑氏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告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书》。声明书气势恢弘,先声夺人,第一句就是:“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我现在在这里带着激动的心情向你们谈话。”紧接着,便是:“你们知道蒋介石卖国集团一贯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而且也是多方面的。”

 

郑说罢,可能感到蒋介石卖国集团到底弄走了多少宝贝,有些人略知一点,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们并不知晓。于是,在声明中历数国民党逃亡台湾时运走的铜器、玉器、书画、甲骨、档案、图书等国宝,以及美帝国主义走狗们企图侵吞这批国宝的阴谋。这一批走狗中,当然少不了一个头和身子在美国纽约,尾巴和影子却在中国大陆,且阴魂不散的胡适。此时正是“批胡运动”的关键时刻,自然不能让这个“叛徒、卖国贼”漏掉,政治神经极度敏感的郑振铎顺手牵羊,开始历数胡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声明称:“据一九五四年十月新华社消息,前蒋贼驻美‘大使’、卖国贼胡适,在美国进行出卖我国古代艺术珍藏的无耻活动。初步决定把两百件我国古物劫运美国。最近美帝费城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又阴谋以‘长期出借’的方式,把存台湾的珍贵文物全部劫夺,运往美国……”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但愿来生不姓胡(2)

 

面对一系列“铁的事实”和掠夺者的狼子野心,郑氏号召台湾的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与美帝国主义、台湾当局,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之辈作殊死的斗争,“坚决不让他们这种卖国行为得逞”。同时表示:台湾的工作者“或者是受到了独夫的欺骗蒙蔽威胁利诱,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前,不得已的随着他们而到了台湾。你们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黑暗统治下和台湾的全体同胞们,同样的受苦难,天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对你们这几年来的不幸遭遇是深表同情的……你们为祖国效劳的机会是很多的”。又说:“祖国正日以千里地飞跃前进着,紧接着伟大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是文化建设的高潮,祖国人民正殷切地等待着你们回到幸福自由的祖国怀抱”坚决阻止胡适勾结美帝盗劫祖国文化遗产的罪恶阴谋,“为祖国立功”。[1]

 

继郑振铎声明后,全国文化、文物界掀起了一股围绕胡适盗卖祖国文物罪行的批判风浪,陶孟和、夏鼐以及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曾昭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等学术教育界大腕,纷纷发表文章为之助威呐喊。一时间,各色讨伐文章如一枚枚重磅炸弹,随着无线电波越过台湾海峡甚至太平洋,铺天盖地倾泻而下,直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头上扑来。

 

令大多数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批判胡适运动正酣,又横空降下了一个批判胡风运动。这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氏,不知为何半道上改为胡风,是否为了几十年后促成与大名鼎鼎的胡适成为本家,并被捆绑在一起供人批斗这一段“大事因缘”而修名改姓?世人所知的是,这位张光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因其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和一些功绩,一度出任过“左联”宣传部长,属于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这个已由张光人转化为胡风的青年人,自加入“左联”之后,以为自己化蛹为蝶,成了一个惹人爱怜,众星捧月式的人物,虽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中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的代表,特别是周扬等辈观点相冲突,更不把一般的所谓“左翼作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皆是拍马溜须、吹喇叭、抬轿子、阿谀奉承、曲学阿世之辈,不足引为同道。因了这一性情与观念,从1945年起,胡风开始受到“左联”几条汉子的围殴,延续到1955年终于大祸来临。这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闻风而动的作家舒芜在接受《人民日报》编辑约稿的过程中,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悄悄交了上去,随后在中共宣传部门高层人物林默涵等人的施压引诱下,舒芜见风使舵,四处搜集材料,并于黑暗的夜幕中,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方式,躲在一间呈洞状的小黑屋里挥汗如雨地大干起来,未过多少时辰,就制造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并在毛泽东亲自定调的编者按语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5天后的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又把这三批材料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亲自挥毫作序发行全国。自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最终导致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后有78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骨干23人。胡风本人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后在“文革”时期再度改判为无期徒刑。蹲大狱期间,胡风受尽非人折磨,狱警打落了他的全部牙齿,落得耳聋眼花,重病缠身,奄奄一息,直至1978年才被释放出狱,关押监禁长达28年。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但愿来生不姓胡(3)

 

胡风冤案平反后,人们从一张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逮捕胡风之时,在满目同仇敌忾、齐刷刷丛林一样举起的手臂中,只有一位须发飘飘的老人不合时宜地根雕一样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以沉默与不合作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抗议和文化良知。——这个人就是与胡风同姓,几百年前是一家的60岁的胡厥文。

 

胡风案发下狱后,胡适的批判仍如疾风劲草,正斗在兴头上。如此这般,胡适与胡风两个本来毫不干且不在一股道行走,甚至思想作风完全相反的人,被生缠硬套地捆绑在一起,像串起一对不能张口喊叫的蛤蟆,扔到一个锅里水煮油烹起来。对于外界把“二胡”弄在一起蒸骨熬汤的不解与迷惑,作为与周扬同为运动前敌总指挥的郭沫若专门作过解释:“胡适和胡风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们一个公开地贩卖着美国货,一个走私地贩卖着日本货,然而货色是一样的。他们在本质上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他们想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叫我们失掉思想立场,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解释过后,又做怒气冲冲状斥骂道:“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经郭沫若一番解说与痛骂,众人终于开窍,一群大小喽啰蜂拥而上,紧跟高举,从各个角度以不同的文笔、文风、文法,向“二胡”展开了大规模讨伐。直批得“二胡”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三佛成了不喘气的死狗不得动弹。

 

成了死狗的“二胡”并未逃脱被穷追猛打和水煮油煎的命运,特别是对胡适更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过。对于这样做的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于校内召开的一场名为“批胡适,打死狗”座谈会上,专门作了如下解释:“胡适已经是一条死狗,我们现在是打死狗,也许有人说打死狗何必用这样大的力气来干,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作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现在胡适的阴魂也许已经附在我的身上,也许已经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的身上。因此,我们都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胡适的阴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赶走,因此,打这条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所以必须投些力量。”

 

因了“死狗”胡适阴魂不散,且还到处找人附身,索人性命,这就使整日沉沦于政治酱缸中打滚儿的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开始谈“胡”色变,见“狗”就躲,这种风气渐渐发展演变成对整个胡姓人物产生了极度的恶感与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厌恶与恐惧又深入世人的血液和骨髓中,与胡适的幽灵相伴相生。

 

就在北京大学召开“批胡适,打死狗”批判会之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似乎内心真的有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与之相通,1955年1月3日,他在写给好友沈怡的信中说道:“俞平伯之被清算,诚如尊函所论,‘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此间有一家报纸说,中共已组织了一个清除胡适思想委员会,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见详情。倘蒙吾兄继续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后的此案资料,不胜感祷!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又说:“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罪!”

 

胡适的预感确是不错,他的“幽灵”不但附在了亲友、学生身上,已深入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且走进了舞台与银屏,并波及整个胡姓宗族。在当时和之后出现的一些小说、革命样板戏或革命题材的影片中,反面人物大面积地以胡姓出现,如《沙家浜》中的杂牌军阀胡司令传魁,《闪闪的红星》中光头恶霸胡汉三、《林海雪原》中的东北土匪头子胡彪等,这些富有特色、刻画得惟妙惟肖的胡姓反面人物,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极度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胡适、胡风以及电影戏剧中胡姓反面人物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四处漫延,最后演化成一些极左地区的胡姓青年失去了当兵入伍和进工厂做工的资格,而正处于找对象年龄的胡姓青年,许多因自己姓胡而遭到对方讥讽并最终告吹。对飘荡于社会各阶层,看不见却能清晰感受到的恐怖气氛,有的胡姓人家在大骂胡适、胡风与胡汉三等胡氏宗族不肖子孙的同时,一并发出了“但愿来生不姓胡”的激愤之语。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万叶千声皆是恨(1)

 

为总结和展示1949年以后多阶段、多波次、多形式、多阶层“批胡运动”的成果,北京三联书店奉命调集多名编辑,对已发表的各种批胡文章收集汇编,陆续出版了八大本,洋洋300多万言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批胡人物以文化教育科学界人士为多,其名流大腕有郭沫若、胡绳、艾思奇、金岳霖、孙定国、杨钟健、王若水、范文澜、嵇文甫、侯外庐、陈玉森、冯友兰、沈尹默、蔡尚思、唐兰、顾颉刚、罗尔纲、任继愈、何其芳、余冠英、潘懋元、黎澍、李达、汪子嵩、曾文经、陈元晖、周一良、杨正典、陆侃如、荣孟源、游国恩、罗根泽、李长之、蔡仪、吴景超、王元化、、周谷城、贺麟、白寿彝、王瑶、黄药眠、赵俪生、夏鼐等,可谓阵容齐整,成就斐然,蔚为大观。[5]

 

此举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批判一人发表文章字数最多的纪录,而这些仅仅是散布于大报大刊、众人皆知并在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雄文巨章”,尚有相当一部分以大小字报和内部谈话记录等形式,在小范围和小圈子里出现的文章尚未计算在内。据初步估计,若把后一类文字收集加入,字数将达到3000万甚至5000万之多,需要几十大本才能装下。尽管这些小字报或谈话记录仅局限于小范围与小圈子,但作为批胡人物以及与胡适的亲近关系,许多并不比大圈子如李慎之等辈号称“短兵相接”的积极分子逊色。如胡适曾热情提携过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名教授的沈从文,在受邀与上海市电影局“鲁迅传创作组”谈话中,对胡适大半生为人处世和治学成就作了如下评价:

 

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的一些文学上的见解和几位大弟子一样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从来不敢想过搞中国文化史,在文学上也没有什么抱负,因为他本身没有多大能耐。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他是依靠控制庚款起家的,惯于吹捧,到处拉手,周旋于英美公使、买办、政客、军阀、官僚之间,吹拍逢迎,他靠了用庚款津贴的几个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成为学界一霸,他是“对内学阀,对外买办”。

 

他的一些弟子,靠了他庚款的势力,分布国内,像罗家伦掌燕京大学,傅斯年打入研究院……胡适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分布在各地的弟子都赶来贺生日。他的弟子,想利用胡适这个买办去国际上走走,都对他捧场。胡适当时他不想做官,因为做官不上算,做了什么长,一有变动就要下来,他想造成在野名流地位,自己执牛耳,和英美密切联系,靠庚款,抓学会,名利双收。胡适在上海时,住极司非尔路三号,每天要接见许多客人,外国的多,中国的也不少,谈论天下古今,言不及义,应酬时连声“嗯、嗯、嗯”不时打哈哈,谈到一些小问题,眉飞色舞。到晚上,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尝试集》之类的新诗来自我欣赏,以为是最大的乐趣。有一次客人走后,他拿一首《我就来了》的新诗在灯下念,得意死了。

 

胡适曾加入扶轮社(是否是“三k党”,不知道),胡适的老婆江氏爱打牌,罗家伦,傅孟真,梁实秋之类为了要讨胡适欢心,就常去陪她打牌。傅斯年是胡适最大的走狗,经常跟胡适回家去和他太太打牌。还有一个毛子水,为了要进身,不惜走内线。胡适对事的处理能力也不强的,他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许多学生反对他。中国公学中华侨多,当时也很活跃,陈波儿也是那里出来的。后来控制很严,拿了鲁迅的《呐喊》红封面要被没收,有一次我拿了一本马寅初的书,也被没收了。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万叶千声皆是恨(2)

 

李石曾和胡适是死对头,勾心斗角都为争权夺利。李石曾和张静江、吴稚晖、朱家骅是一伙,朱家骅是张静江的外甥,中英、中法、中比、中德都在他们手里。中美则在胡适手里。两派争夺很厉害,李石曾有政治力量,李有吴稚晖靠山。李石曾是做国际间谍则不知道了,但在国际上是有势力的。李石曾要搞胡适,故意把胡适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胡适和丁文江是老关系,因此孙传芳等军阀也捧他,当时一些军阀,甚至阎锡山也来捧他,他们当他如梁任公一样,希望胡适能对他们“邦闲”。

 

胡适在政治上提出来的一套完全是抄袭英美的。国民党讲训政,他讲宪政,结果被国民党大骂一顿。他抽香烟,但不会跳舞,他说:“我不跳舞,沾了便宜,可以讲话。”家里雇用一个厨子,一个车夫。

 

陈源是阴性人,表面上不声不响,在肚内做功夫。当时和王世杰、高一涵、彭学沛等编《现代评论》。此人现在联合国文化什么会驻英国的机关内做事。三年前和凌叔华闹翻了。凌去新加坡教书。他们有一个女儿,译意文的翻译,嫁一个英国人,前不久凌叔华回来过一次,现在回英国了。陈源没什么大玖欤。他办《新月》时,胡适、王造时、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经常在一起开会,那时闻一多去武汉大学教书了,闻在武大当过中文系主任。徐志摩跳跳打打的,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不像梁实秋有一套,文学主张都是梁实秋提出来的。我在《现代评论》社做做收发,九元钱一月。邵启文(?)在哪里当会计。我的第一篇小说《锯子》是在《语丝》上发表的……

 

胡适与沈从文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共过事,胡是校长,沈是低级教师。不仅沈的成长以及后来成名与胡的尽心提携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公学时,生性腼腆的青年教师沈从文狂追被誉为校花的女学生张兆和而久攻不下,还是靠了时任校长胡适相助一臂之力,才把这位貌若天仙的校花兼才女一举拿下。而当时另一位紧追张兆和的学生吴晗,就此名落孙山,眼望花影丛中沈、张这对初恋情人携手嬉闹玩耍的倩影,只有徒叹“奈何?奈何?!”

 

在胡适流亡美国之前,胡、沈二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来往也算密切。当胡氏一旦成为“走狗”,一向以老实巴交的“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也就不那么老实了。在沈氏的思想概念里,既然胡的亲生儿子都跳出来带头一路喊打这位“走狗”老子,胡的入室弟子都能活出《两个人生》,我这个姓沈的又为何不能紧随其后敲敲边鼓呢?既然是在谈“鲁迅传创作”的话题,就不能不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而鲁迅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因而,此时的沈从文站在壕沟边望着被批得体无完肤、满头污垢与血水交融的胡适的影子,也就毫不留情地开始了严厉批判。

 

面对中国大陆批胡运动越演越烈,直至出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势头,渐已衰老的胡适站在大洋彼岸紧锁眉头隔岸观火。他仿佛看见自己思想的幽灵,仍在远东那片黄土板结的大陆盘亘不去,且不时变成貌若天仙的美女,伴着夜幕的鬼火悄然飘荡于书生们夜读的书房,与之同床共枕,声息相依。于是,胡适抹了把头上那已不再发亮的稀疏苍白的乱发,提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未完稿),认为自己虽已流寓海外,但当年参与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是由自己命名为“新思潮运动”,或是名之曰“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历程,所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便是“一个治学运思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中国大陆不会就此玉石俱焚,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与打击,都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并对中共的统治起到抗暴消毒的良药作用。中共发起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要铲除和消灭这笔已深入广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的思想遗产。——胡适的这一判断,与运动的始作俑者、“我的学生毛泽东”大同小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只是此时的胡适心中作如是想,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纷纷开枪放炮,甚至挥舞狼牙大棒腾云驾雾如《西游记》中的黄风大王高声断喝“老贼,拿命来,今日取你狗头”的奇观异景,无法如庙中菩萨般端坐不动,心若止水。尤其当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为之奋斗大半生好不容易奠定的学术地位、人格风范,连同一点点自由主义根基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更是忧心如焚。而对当初那些唯自己马首是瞻的同僚、门生,如今无情地反戈一击,其心情更是透着彻骨的悲凉与伤感,在椎心泣血的哀痛中,对一些批判者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就成为一种必然。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万叶千声皆是恨(3)

 

胡适看罢批判文章的真实心情,外界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胡且羞且怒且自傲;另一种说胡看到冯友兰那些胡言乱语式的批判,看着看着竟突然对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哈哈大笑起来,说:“冯友兰一定是老糊涂了!”后来又对助手胡颂平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除了在谈话中对诸如冯友兰辈讽刺挖苦,从后来披露的日记还可以看出,在静谧无人处,胡氏内心的波澜连绵不绝,愤怒与悲伤交织的情感尽倾笔端。1949年11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今天看了几十张《人民日报》,最有趣的是唐兰的一篇长文《我的参加党训班》(),此文可与费孝通的《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媲美’了!唐兰说他自己‘请求’参加党训班,‘我只觉得这一回能参加共产党的党训班,是无比的光荣,因为这是学习,我向革命的先进者学习,这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前年中央研究院办选举院士,只有唐兰来‘请求’我推荐他。那是‘自发的’,因为被选作院士在那时候也是‘无比的光荣’。”

 

对顾颉刚、沈尹默、蔡尚思等人的批判文章。胡适于1952年1月5日读后做了如下记录:“胡家健从香港剪寄来香港《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那天出席的人有这些:沈尹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顾颉刚(上海学院教授)、蔡尚思(沪江大学教授)、刘咸(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复旦大学教授)、吴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由《大公报》编辑王芸生致开幕辞。胡君寄来的三篇,好像都是事后由各人写出发表的。蔡尚思的一篇明记着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草成。蔡尚思是一个有神经病的人,但他写《胡适反动思想批判》参考了不少书,引了我许多话。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罕见的!”对于亲炙弟子罗尔纲的批判文章,胡适虽然坚持认为是罗的无奈之举,但终究难以释怀。

 

许多年后,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曾对胡适的研究者、北大史学教授欧阳哲生说:“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作为应急的任务临时编辑出版的,因为时间紧,任急务,只好将稿件派发给全社的编辑分头去做,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看过这八册书稿。按这位编辑的估计,恐怕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就是胡适本人。”

 

这位老编辑估计的大致不错,就在批胡运动如火如荼进行时,身在美国的胡适一边埋头研究他的《水经注》,一边“欣赏”大洋彼岸上演的闹剧和发射到自己影子上的千万发炮弹。后来,他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四号那座普通的公寓里,极富耐心地陆续看完了由香港传入的北京三联版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从后来出版的胡适日记可以看到,内中有不少胡适当时收集的剪报和阅后的批语,证明胡适确是看过了这八大本文章。但可能还有一个意外,据欧阳哲生说,他后来去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得悉在那里还保存着一本当年研究批胡运动的英文博士论文,作者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连战。不知这位后来成为台湾孤岛上“一筐烂柿子中最好的一个”(李敖语)的政治人物、国民党党魁,是否全部读完了这八大本奇文高论?

 

另据胡适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史家唐德刚说,有一次他在纽约胡适寓所指着这些书问道:“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胡适斩钉截铁地答复:“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说这话的时候,可能这位留洋美国的“后生小子”唐德刚尚不知道,甚或世人早已忘记了在1949年的春天里,满脸忧郁的胡适在开往美国的客轮上,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和着碧绿无垠的浪海,在苍茫的曙色微明中,奋笔疾书写下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以及文中“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等句。胡适当年的好友,后来成为对立面的鲁迅说过:中国人都不大有记性,因为“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依然活着”。二者相较,胡适算是一个异数。1930年4月30日,胡适在致杨杏佛的信中曾这样说过:“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兄弟闲谈,我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接下来,胡适拿这个例子喻自己的经历:“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最后,胡适说道:“此是说明我对于此等事的态度。至于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欢迎的。”

 

话虽如此说,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同事、门生于政治风浪中倒戈相向和取心掏肺的砍杀撕噬,胡适自有一种“人为何物”的悲凉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身体也伴随心灵的煎熬垮了下来。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思杜之死(1)

 

1957年2月17日下午,正在纽约一个青年医生家中叙述身体状况的胡适,突感不适,急送医院后发现是突发胃溃疡出血,吃药后无效,半夜大吐血,昏迷不醒,医生输血抢救。18日,胡仍昏迷不醒,半夜再次大吐血,生命危险,医生决定施行手术,结果是胃被切除十分之六,直到3月11日才出院。

 

回到寓所五天后的3月16日,病衰中的胡适突然收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来信,此人便是曹聚仁。

 

在抗战期间一度担任中央社战地记者的曹聚仁,于国民党退往台湾后的1950年,别妻离雏独自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到港的第四天,曹便在《星岛日报》专栏“南来篇”上发表文章,放声高歌“我从光明中来”,高呼“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云云。1954年,曹脱离《星岛日报》加入新加坡《南洋商报》,并以该报记者身份多次秘密前往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据传闻,后来曹氏又自香港潜往台湾,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秘密接见,并借此做蒋氏父子的工作,说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一纲四目”、“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蒋氏父子以“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等六点意见相回应。曹氏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将庐山作为终老颐养之地等。再之后,曹氏行动更加神秘莫测,他的妻子、亲属皆不知其在国共两党之间来回摇晃,整天折腾了些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神秘兮兮、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于1957年中国大陆山雨欲来、引蛇出洞,“反右”天罗地网即将全面撒开的明媚春天里,突然有些神经质地致信胡适“劝降”。据胡适3月16日记载: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

 

躺在家中床上养病的胡适,自然知道这个“妄人”耍的是代表中共对他统战的布袋戏。对此,胡心中生发出一不小心生吞了一只苍蝇的感觉,但冷静一想也就释然了。凡苍蝇或其他诸如螳螂、蛤蟆之类的弱小的动物,为了生存,必然要呈张牙舞爪状,以壮声势,或嗡嗡叫着自我吹嘘叫嚷一番,拉个大旗,扯个满身布满疙瘩的假虎皮,甚或与树上的巨蟒、水中的巨鳄套套近乎,亦属天下政客,特别是文人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文人惯用的伎俩,不足为奇。于是,胡适在曹氏来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字,继而派人将信转交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资料予以处置。

 

刚把曹氏的阴影在脑海中蒸发,3月24日,仍在床上休养调治的胡适又收到小儿子胡思杜发自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封平信。从邮戳日期看,此信是50天以前寄出的,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7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4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信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胡适乃一介儒生,但毕竟又在政治场面上混迹了多年,对中国人下愚上诈、不讲信用,以及政客们惯用的阴谋或阳谋等种种政治手腕还算有较深刻的了解。尽管一直没有发现可靠资料证明他此次的猜测是否正确,但就那时的政治形势推断,当是有些道理的,此前曹聚仁莫名其妙地给胡发信,或许正是这个计划改变之后的另一种行动。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思杜之死(2)

 

遥想八年前北平那个围城之日,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想过一种“面包与自由兼得”的生活,因而决定出逃。想不到他的小三胡思杜酷似三国时代的魏延,脑后长了反骨,坚决不按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办,在撤退的问题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胡思杜旧戏重演,同样不按胡适的既定方针办,自作主张留在即将解放的北平苟活一时。如果世间真有上帝,胡小三这个抉择,当是上帝之手于冥冥中所作的安排,是胡适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中,上帝为其设立的最大、最令人牵心扯肺的一“难”,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老祖胡适”(唐德刚语),在“得道”路上最为辛辣痛苦的心灵煎熬,而这个煎熬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政治演变越发严峻与不堪忍受。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偶尔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此时的胡适心中虽犯嘀咕,但并没有向最坏处想,且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这个不幸的儿子。到了这年的5月4日,胡氏回台湾作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讲话,“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胡思杜于“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先是一惊,差点一头栽于地下。待镇定下来又将信将疑,且从心理上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予以排斥。5月12日,胡适致他的学生苏雪林信中说:“承问及小儿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这个去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故意在‘五四’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间尚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谣言,当日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内人,叫他不要轻信此消息。”[20]由此看出,对于胡思杜的自杀,胡适仍是疑多于信。而事实上,胡思杜真的是死了,且已死去8个多月,墓有宿草了。

 

胡小三思杜死亡的确切年头是1957年9月,但死于那一日和具体死亡细节一直未搞清弄明。据耿云志所撰《胡适年谱》,世人看到的是下列几句简单的记载:

 

九月廿一日,次子思杜因被定为右派,遭到批判而自杀(时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死前写有遗书给他的一位堂兄。这遗书只剩下残存的一角,那上面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希望他们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还有把自己所存“五十一元也留给你们”的话。署的日期是九月廿一日。

 

1950年9月,因胡思杜以“大义灭亲”的方式痛骂“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并于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研室)出任历史教师。此时的胡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一不小心成了“狗”的父亲“赎罪”,同时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组织上一直处于考验之中,加之全国上下正在批胡适的反动思想,使他受到连累,梦想迟迟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几年。到了1957年,全国兴起了“反右”运动,不明就里的胡思杜开始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领导提教学改革建议,学院领导见一个“走狗”的儿子竟然犯上作乱,于佛头抹粪,盛怒之中立即决定施以颜色,打击胡思杜的嚣张气焰。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思杜之死(3)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随着“反右”运动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并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又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突遭重创的胡思杜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的敌人”捆绑在一起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此前在政治上受胡适这个“人民的敌人”牵连,胡思杜一直没有找到女友,直到死仍是光棍一条,算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落了个《红楼梦》结局式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自杀前,胡思杜留了一封遗书在枕头底下,因大陆已无直系亲人,遗书指名写给当时在北京铁道部印刷厂一位叫胡思孟的远房堂兄。胡死后,单位人员发现遗书,便打电话把胡思孟叫到学院处理后事。胡思孟到达时,看到学院贴满了批判胡适和胡思杜的大字报,学院领导告诉胡思孟,说你这位不争气的阿斗式堂弟胡小三儿,脑后确实又像魏延一样长着反骨,他的做法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至于畏的什么罪,自杀的具体时间以及死前死后的具体细节,学院领导没有说。胡思孟所看到的只是在一间小黑屋里有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沿上有许多苍蝇在飞舞,棺材里有一白布,揭开白布可看到胡思杜已变得乌青的尸体,看样子已死去好几天了。胡思杜遗书的内容大意是: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我一定不在了。你不要难过,我的一点钱和公债券留给你,供给你的孩子上学,一块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吧。[22]

 

因胡思杜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胡思孟不敢向学院领导追问具体细节,只好怀着悲痛与学院的打杂工在唐山郊外一片野地里挖了一个土坑,把胡思杜草草埋掉,拿了遗书上面说的钱物,另外还有一件旧皮袄、一件呢子衣服,外加一些书刊回到北京。“文革”爆发后,红卫兵抄家,胡思孟怕受胡氏父子的牵连,将胡思杜的书刊大部分烧掉,遗书也撕毁,只有一个边角压在箱底没撕掉。许多年后,胡思孟在清理箱子时发现了遗书边角,交给了胡适家乡安徽省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后来,正在编写《胡适年谱》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听说此事,找到颜振吾,把残片上的文字抄录下来,编入了《胡适年谱》。再后来,据耿云志和前往胡思孟家中访问的南京大学教授、胡适研究专家沈卫威共同估计,胡思杜自杀的具体时间,应是在9月21日写完遗书之后,但详细日期难以弄清,只能暂定遗书上这个日子作为胡思杜死亡之日。

 

1942年1月6日,胡适因想念离开在美国求学的儿子胡思杜,特别在日记中写道:“年前小三走了,我颇想念他,用毛笔写了我五年前同他游绥远大同时在火车上作的一首打油诗寄给他: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儿,不作自了汉。”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思杜之死(4)

 

想不到十五年之后,胡思杜一根绳子作了自了汉,算是一了百了了。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和荒诞,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有前仆但无后继的悲观黑洞里。据江冬秀的堂弟,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回忆说:“思杜的哥哥祖望在‘文革’后期,大约是1974—1975年前后,从美国给我们写信,我们作为他的舅舅、舅母,也是长时间与他失去了联系。”“他信的内容主要是了解我们的近况,同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他大概是在海外听到关于思杜自杀的消息了。因为胡适遗嘱上说到他们兄弟俩分财产的事,他想证实思杜是否还在人世。当时,我们全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没有回答我们。我们也不敢随便、轻易写回复祖望的信。直到1976年以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我们才与祖望恢复了联系。”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胡祖望才总算证实了弟弟已经去世的消息,此时距胡思杜自杀已19年矣。

 

江泽涵说的胡适遗嘱,是指1957年经历了半夜大吐血、胃溃疡切除手术、曹聚仁致信劝其“回北京、上海看看”,以及胡思杜来信等一连串恶性和奇里古怪的事件之后,胡适觉得自己身体极度虚弱,精神郁闷至极,可能将不久于人世,遂于6月4日在纽约州纽约市第十七区雷辛顿大道四二○号诺林杰、李格曼、班尼塔与查尼律师事务所,在律师和证人刘锴、游建文、haroldriegelman等三位朋友共同在场证明并签字的情况下,立下了最后一份遗嘱。该遗嘱共分八条,其中:

 

第二条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的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

 

第三条我把在纽约市我的住所的全部我的手稿和文件以及全部印本的书籍交付并遗赠给台湾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并请求而非指定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与台湾大学的毛子水教授两人中的存在者依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安排我的手稿与文件的保管、编辑与出版。

 

第四条我把我的财产,无论动产或不动产,无论存在于何处,所有其他部分,馀剩部分,遗留部分,交付并遗赠给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后尚存。但她去世在我之前,则给我的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两儿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而有子息,他的份额即归这子息;但如任何一儿先我而去世,而无子息,他的份额即归我的另一儿,而如他那时已去世,即归他的子息。

 

胡适立毕这份遗嘱三个多月,胡思杜悬梁自尽,再也不需要他的遗产了。而他留在北平家中的藏书、手稿、文件等也早已五马分尸,四散零落,部分下落不明。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仓皇离开北平之前,只拣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认为最重要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带在身边飞往南京,其他大量珍贵藏书和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个人资料几乎全部存于北平东厂胡同的寓所中。1950年,这批“货物”被弄进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随着批胡运动展开,胡适留下的书信、日记等资料,正好成为批胡最直接、最有力的炮弹。到了1954年,这批珍藏作为胡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材料,在中共高层指示下,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觉地经历了一次神秘分割。1964年,再次遭到暗箱操作者神秘而残暴的割裂。除损毁散失遭窃外,胡适藏书、手稿、日记等珍藏从此“身首三处”,即北大图书馆存有部分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劫后余存的105种善本古籍由北京图书馆占有;其他15000余件胡适书信、手稿、文件等秘籍,则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抢先占据。正是由于胡适秘籍的流散,使许多与这批书信、文件有关联而留在大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受到牵连而为此倒了大霉。后来官至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因早年与胡适的私人通信被发现,“文革”中这批书信成为掷向吴氏的投枪,直至令吴走上死亡的祭坛。在一连串的批吴斗争中,尽管“革命者”认为吴晗的信是“投靠胡适的铁证”,胡、吴二人是“反动的政治关系”,走的“是一条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吴是“美国奴才的奴才”等。但在胡适留在大陆的几个最为看重的弟子之中,唯一一个至死没有佛头抹粪——写批胡文章的就是吴晗。这一点,是当年的胡适没有想到,也是许多人为之不解的。至于胡适的遗嘱,尽管后来传到大陆之后一度引起北京大学的注意和呼应,但其命运与路边飘零的一张包油条和煎饼果子的废纸没什么两样,谁还把一个死去的胡适和留下的一张上写“遗嘱”的废纸当回事呢?

 

与胡适遗嘱命运相似的是,1949年,江泽涵由瑞士苏黎世国立高工数学研究所归国,顺便取道台湾拜访了台大校长傅斯年,傅特地叮嘱道:“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了。”据邓广铭回忆说:“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说这件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我,我说:‘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

 

傅斯年的藏书究竟如何处理,下落何处,似乎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唯能说得清楚的是胡适与傅斯年这两枚“过河卒子”,真可谓是一对可爱的书生,到了身不由己地飘零孤岛之时,还认为故国神州“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还天真地以为自己的那一堆书信文件,仍属于私有财产,并受到国际公法和中国法律的保护,理应安然无羔地一直躺在北平的老屋里,书的主人虽流落天之崖、海之角,仍具有处理这批藏品的权利。岂不知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哪里还有私有财产与什么国际公法、人间道义的保护?真可谓书生意气,糊涂得可以了。胡、傅两位饱学之士可能至死都不会明白,他们那一堆书信、文件、书籍,在占领者一方看来理应成为任意处置的囊中之物,而这些个人私产除了为打击自己以及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的炮弹外,其他所谓权利与公法在新生的政权之下自是化为乌有,最多给后世史家平添一声叹息而已。这一现实正应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ar)所言:“我们只允许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适出任院长(1)

 

胡思杜自杀44天后的1957年11月4日,经台湾当局“中央研究院”选举,由蒋介石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大陆批胡运动与台湾政治集团的内部倾轧,阴差阳错地使渐入老境的胡适又得到了一次出头的机会。

 

1958年4月2日,68岁的胡适告别夫人江冬秀离开纽约办理私务,8日乘机独自一人飞抵台北,时已定居台北的胡祖望夫妇、孙子胡复,连同台湾当局要员等500多人到松山机场迎接,场面颇为壮观。

 

4月10日上午9时,装扮一新的胡适来到南港史语所考古馆出席“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说。胡称自己几十年来与“中央研究院”一直保持亲切关系,因为不仅自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也因为“中央研究院”是许多老朋友心血的结晶,自己对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云云。就职典礼结束后,旋即召开研究院第三次院士会议,以壮声势。为显示对学术界的尊重并给胡适装点面子,蒋介石携“副总统”陈诚、张群等一干大员专程赶到南港,亲自出席院士会议并致辞。蒋介石认为,既然“中央研究院”为学术之最高机构,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认为“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30]蒋氏在讲到胡适“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后,话锋一转,再度将学术研究与政治联系起来,谓:

 

今日大陆上“共匪”以仇恨与暴力,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发点,其目的在消灭我国家之传统历史与文化,而其重点则为毁灭我民族固有之伦理与道德,因此胡适先生之思想及其个人之德性,均不容于“共匪”,而必须予以“清算”,即为“共匪”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

 

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的说辞,令身旁的胡适大为不快。特别是蒋不合时宜地提出“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有功有过,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自由主义”等说辞,于褒中暗含了讥讽、挖苦,而对胡适与台湾岛上的雷震等辈搞出的《自由中国》杂志,且传言胡在台要组建一个“反对党”等名堂极不赞成。这一说辞搞得入会者如芒在背,惶恐不安,胡适原本笑容可掬的脸阴沉下来。

 

此前的胡适尽管在美国生活并不舒心,九年后又因各种风云交错重返台湾从国民党手中谋得一个响当当的铁饭碗,但他并不认为这个饭碗是蒋介石所赏赐便俯首听命,自轻自贱。待蒋介石讲完,梅贻琦向来宾作了一个简短的致辞后,已是闷气积胸,颇为恼怒的胡适在最后答谢词中,毫不客气地对蒋的言辞进行驳斥,据当时在场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青年才俊李亦园回忆说:

 

胡院长就职时蒋老总统特别亲自来了,来了之后还讲话,在他的讲话中不知为什么忽然说到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可以说与五四运动的提倡自由主义不无关系,这样的说话对胡先生来说当然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五四运动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他是重要的推动者。结果老总统讲完之后,胡先生站起来继续答话,他的答话让大家脸色都凝住了,他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在当时那么威权的时代,他这样讲使全场的人脸色都变白了,气氛非常紧张,老总统却很有风度地主持完会议,只是在胡院长任内就未再来过南港了。这一件事,胡院长的表现可以说确实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适出任院长(2)

 

关于这一场景,当时也在现场的石璋如回忆稍有不同,石说:蒋介石那天讲了很久,场面热烈,胡院长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台下立即鼓掌。在座的学者们认为胡适是个有骨气、有担当的人,因为若不是胡适,在蒋介石面前“没有几个人敢说这句话的”。

 

胡适所说的“总统你错了”,主要是指不应把学术研究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反共抗俄”的所谓“使命”,也不应由“中央研究院”这样的研究机构来承担。胡适说道:“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面对蒋介石指责五四运动提倡自由主义与打倒孔家店的问题,胡适自是耿耿于怀,并予以反驳。胡说:“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蒋介石一听其言,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便要走,坐在他旁边的一位随行官僚(一说张群,另一说陈诚),悄悄伸手拉住老蒋的衣角示意其坐下,蒋强按怒气勉强坐下,待典礼一结束便迅速离去。

 

遥想当年,胡适在一篇名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向中国的少年读者宣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这一点,胡适本人确是做到了。对于这一说法,世人有不同评论,如胡在美国的学生、史家唐德刚就说过,胡适不知不觉地被他的老师杜威这个糟老头子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唐氏之说或可再讨论,但至少胡在蒋介石集团之间大体的是做到了。

 

1959年,作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学界领袖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对蒋氏为谋求连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党章国法于不顾,欲强行“修宪”的做法更是大加声讨。按1948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每届总统任期六年,连任不得超过两次。当年拟定《宪法》的张君劢等人考虑到一个没有限期的总统,等同于王朝世袭,因而特别加以限制。跑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仍以中华民国正朔自居,因而当年这部《宪法》仍然发生效力。1954年蒋介石获得第二次连任,到1959年年底已是五年,眼看大限已至,下次选举应该自动退选,但蒋介石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拍马溜须者竟置《宪法》于不顾,公然支持蒋介石参选,并欲修改《宪法》。为此,胡适在1960年2月20日公开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次连任“总统”,并拒绝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之职。对于胡氏的“犯上”举动,蒋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蒋经国更是异常恼怒,甚至有“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讳胡适所具有的儒林盟主地位和非凡的国际影响而迟迟不敢动手。

 

端坐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椅子上的老胡适,在强烈呼吁并制止蒋介石连任“总统”的同时,并未忘掉一介书生的本色,于繁杂的公务之余,仍窝在书房对研究了大半生的神会和尚继续穷究细研。1960年2月9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他的新作《禅宗史的假历史与真历史》。20日,出席“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3月10日夜,所著《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终于脱稿。正是这部耗损了胡适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脱稿的当夜即心脏病复发,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台大医学院诊治,直至4月5日小痊出院。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适出任院长(3)

 

1961年1月28日,台北“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时台海危机已趋平缓,台岛内的科技经济在美国的大力援助、扶持下,已摆脱了战后阴影开始复苏,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正是这诸多的缘由,胡适在致开幕词中兴致勃勃,充满乐观与信心地说道:“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又说:“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这是胡适晚年精神最好,内心充满希望与梦想,体力也呈回光返照状最为充沛的时期。自此之后,便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这年的2月25日夜,胡适心脏病复发,急送台大医院救治。4月22日,病情好转并出院,迁居台北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疗养,6月25日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可惜好景不长,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9月3日,胡适在致好友李书华信中带有哀惋之情地说:“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车,抬进台大医院的急救处的。我在医院住了56天,出院后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到七月初又因肠炎,大闹水泻,泻的水分干了,影响心脏,血压低到74,半天上不去。……总之我们都老了,机件都不够完好了。”此时的胡适自觉已到了衰老不堪的岁月,说不定哪一天就悠忽登了鬼录,遂写信召在纽约的夫人江冬秀赴台。10月,江冬秀从美国抵达台北,一家人始得团聚,孤苦伶仃三年有半的老胡适精神上算是稍添一些慰藉。

 

就胡适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而言,打牌名星江冬秀带来的慰藉,如同雪中的一点炭火,与茫茫雪原比起来仍十分微弱,胡适心中的大孤独与大悲凉仍不能融解消除,这种孤独与悲凉除了蒋氏政权施加的政治压力,还有一帮号称文化“斗士”和“新儒家”的人物,或明或暗地不断向胡氏掷出匕首、投枪加冷箭,企图对胡予以毁灭性打击。对于胡的处境和“新儒家”的阴谋,时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的梁实秋曾经提及:“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胡先生到台湾来,不久就出现了《胡适与国运》匿名小册(后来匿名者显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处之,不予理会。胡先生兴奋的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与国运》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决意来台定居,医生的意见也不能左右他,不欢迎他的人只好写写《胡适与国运》罢了。”[39]书生出身的梁氏对胡的处境未免太过于乐观,既然对方剑锋已经出鞘,哪里有弄一点《胡适与国运》就善罢甘休的道理?大规模的反扑与打击很快接踵而至。

 

这年11月6日,进入衰朽之年的胡适应国际开发署之邀,强撑身体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了《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英文演讲,此为胡适生前关于中西文化、科学比较的最后一次重要发言。主旨是颂扬西方的科技文明,批判中国的古老文化,其中说道: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castes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做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做美德,把疾病看做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40]又说:“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辅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是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优越的精神文明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实在太少。在积极的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41]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适出任院长(4)

 

意想不到的是,这篇大约25分钟的演讲由徐元高译成中文在媒体披露后,立即引起港台两地知识分子激烈的论争,并受到早已虎视眈眈、号称东方文明捍卫者如徐复观、叶青等辈的“围剿”。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廖维藩的“立法委员”,经过一番密谋,在台湾“立法院”对胡适讲演中的观点提出质询,把胡的演讲与现实政治搅在了一起,引导媒体掀起风浪,而蓄势待发者趁机炮制一连串檄文嗖嗖射出,如同带响的锋镝直赴胡适的命门。在四面合围与阵阵喊杀声中,心力交瘁的胡适心脏病骤发倒地不起,于11月26日凌晨,急送台大医院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轮抢救。

 

刚刚离开阎王爷那安放着油锅与老虎凳的宫殿回到阳界,躺在台大医院病床上长吁一口气的胡适,懵懵懂懂又挨了一记闷棍。原籍湖北浠水,早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秘书、逃台后出任私立台湾东海大学教授的徐复观,在群丑起舞中再度跳将出来,挥舞冰冷的狼牙大棒,声色俱厉地指斥胡适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

 

此前,号称“新儒家”、“献身于民主的斗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的一代文棍徐复观,见一系列匿名小册子不能将胡适击倒在地,让其口吐白沫,眼珠乱翻,与阴曹地府的阎王爷握手言欢,索性摘下面具,借胡适演讲事件之机,亲自披挂上阵,向胡适射出了锐利的锋镝。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中,徐复观指斥道:“今天在报上看到胡博士在亚东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又说:大概在四年前,他在台中省立农学院向学生讲演,大意是说吃鸦片烟,包小脚,即是中国文化。这次当着许多外地人面前,更变本加厉的说:

 

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唯物的,它们具有很高的理想和精神的价值。它们确实代表着真的理想和灵性。

 

在东方文明中,灵性不多。在那种忍受着残酷、无人性的规定,如相沿一千多年的妇女缠足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骂中国的)在那种容忍阶级制度达数千年之久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在那种把人生看为痛苦,没有价值,崇拜贫穷和行乞,把疾病归之于神的作为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指印度教及佛教而言)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开始承认在那种古老的文明中,很少有灵性,或者没有。那种古老文明是属于一个人类体力衰弱,头脑迟钝,感到自己无力相抗衡的时代。

 

这种文明(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的理想,和真实的精神……这是对科学与技术的现代文明所作的真诚赞颂。……(以上是根据十一月七日《征信新闻报》)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适出任院长(5)

 

徐氏在列举了胡适这段演讲词之后,对每句话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痛批,并借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古老方法反击道:“胡博士对罗尔纲以概括方式论断历史中的某一阶段的某一特定问题,而装腔作势的责备他所用的方法不科学(见“中央研究院”所印的《师门五年记》)。但胡博士却能用几句骂街的话,便断定了中印两大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这是那里来的飞天蜈蚣式的科学方式呢?在你写的《古代中国哲学史》及《胡适文存》中,谈到中国文化方面的,有一篇与原典对照而能言之成理的文章吗?对于印度的东西,更是一窍不通。胡博士到底从那一门科学得到了这种启示而敢作这种大胆的论断呢?”又说:“只要是做过深入调查、研究的人类学家,便会承认那怕是极原始性的民族,也有很有价值的心灵活动。这是人类学在当前的一大进步,也可以说是一大倾向。胡博士凭着什么调查研究,而能断定在中印两大文化中,只有极少的心灵,乃至根本没有呢?胡博士的母亲,是不曾读过洋书的,在胡博士的了解中,他两老有没有心灵呢?”

 

对这一由“灵性”而牵涉到的印度文化与佛教问题,徐复观讥讽道:“这里面的道理,不必向胡博士说,因为假使他对西方的文化史稍有常识,便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不过有一点,我倒非常佩服他是识时势的俊杰,他只骂由印度出来的宗教,决不骂天主教、基督教。假使印度也有一天强盛起来了呢?胡博士可以点头微笑的说‘我那时已墓有宿草了’。”

 

最后,徐氏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棒喝道:“中国印度文化,在万分中,有一分好的没有呢?胡博士几次代表我们政府出席国际学术性的会议,假定有一分好的,胡博士何妨便讲那一分,以顾点国家的体面,并增进西方友人一点知见,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假定连一分好的也没有,则胡博士何必顶着中国的招牌去出席呢?因为你虽然在洋人面前骂自己的文化骂得爽心快意,但洋人依然认为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骂尽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外国人心目中,只能看作是一个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同时,这次参加亚东科教会的,只是与印度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客人;七十一岁的老人,何以不懂事到既居于地主的地位,竟无知无识的骂起客人的祖宗来了?……据我的观察,那是有不得已的隐衷的。说穿了,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43]

 

徐复观的进攻檄文发表之后,港台为之震动,在倒胡派一片叫好欢呼之际,也引来了拥胡派的迅速反击。1962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发表了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对徐派大加讨伐。徐复观见状,遂纠集郑学稼、胡秋原等对胡适进行又一轮狂轰滥刺,同时又与“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如李敖等辈,展开了一场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港台《自由报》、《自立晚报》、《中华杂志》、《世界评论》等报刊纷纷加入这场以谩骂为主调的“笔仗”之中。一时间,学坛报界硝烟四起,鸡飞狗跳,四邻为之瞩目。躺在病床上的胡适面对乱棍飞击,精神饱受刺激,但他对徐的讨伐保持了缄默,而对主动讨好示情的李敖也没有迎合。1962年1月5日,胡适的助手胡颂平对徐复观的文章作了摘录,并作了一个短评。胡颂平说:“这种谩骂的口吻,编者就没有让先生知道;因又想起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先生的信,也附录于此,可以对照看看。”徐致胡信的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道席:

 

此次得瞻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谨奉上拙文录一册,内《政治与学术之间》,或者稍补民生理论在此方面之间隙。至《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一文,乃疏导汉宋之争,并作上文之具体补充,敬乞教正。此外则不值得寓目也。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岁月,不仅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

 

在短评中,胡颂平为胡适作了如下辩护:“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得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区区之忱。想可蒙先生谅察也。”

 

胡颂平之所以摘录徐致胡的信函,除了对徐氏前后判若两人的面目在心中引起的震撼,自然也有今夕何夕,“人为何物”的感慨。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暂住福州街疗养。老年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万事皆休。

 

在夕阳西下、余晖残照的生命尽处,给予胡适心灵慰藉的,已不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对其恩誉并隆的礼遇,更不是他追寻了大半辈子一直放心不下的那个“天外来客”神会和尚,而是入住台大医院期间的病友——梅贻琦。世人没有想到,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在各自奔波忙碌了几十个年头,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于人生的晚年,竟有这样的机缘得以在台湾孤岛的医院里相聚,并有难得的空闲抛弃一切杂务,执手言谈,话古论今,忆往事,思未来,以淡泊、宁静的心境参悟现实人生,并相互抚慰着对方心灵的悲伤与苦痛。如此人生际遇,实在是胡、梅二人预想不到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由于梅贻琦不善张扬和沉闷寡言的禀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梅氏于奔往“田横之岛”的路途中,离开北平出走南京再至海外,似乎比胡适当年的逃离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而其中的内情和谜团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并变得清晰起来,梅氏辽阔的胸襟与恪尽职守的处世风范,也才让更多的国人仰慕追思,永怀缱绻。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1)

 

[1]《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6期。

 

[2]郭沫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的开幕词》,转引李权兴《胡适与唐山》,载“学说连线”网站2008年11月5日)。

 

[3]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4]《胡适之先生的几封信》,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5]自20世纪80年代始,学术界开始反思批胡运动并重新评价胡适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贡献,如当年批胡的干将蔡尚思说:“解放后批胡适,三年多出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好像北京加各地出了20多本书。有的连他对白话文的贡献也否定。我也写了一篇,顾颉刚也写了一篇,这个是事实,‘左’了。”[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蔡尚思谈胡适》(1982年4月12日上午于复旦大学蔡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6]要说沈从文所言胡适不敢搞中国文化史似符合事实,因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精神的或可翻一些古书旧籍加上西洋的观念来叙述一番,但物质就没有那么容易,特别远古与上古时代的物质文化,到了胡适时代非依赖地下出土物不可,而胡适对考古和古文字则是地道的外行,因而搞一部像样的文化史确是胡适很难胜任的。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迟迟没有写出来,确有其事并曾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遭到胡适对立面的嘲讽。由北京大学转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黄侃老夫子,在课堂上谈到胡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尽管有这样的误解与讽刺,但成为“太监”的真正的原因,自是与胡适社会活动太多没有写作时间有关,绝非沈从文说的被冯友兰吓倒。与此相反的是,胡适压根就没把冯氏的著作放在眼里,且有恶评。1930年,冯友兰把新创作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寄赠胡适请教,胡于3月20日回信说:“承你寄赠《中国哲学史讲义》一八三页,多谢多谢。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杜春和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很显然,这是胡适所说的面子话,他对冯的著作压根就没有看上,证据可从1950年1月5日胡适日记中找到:“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几年后的1955年1月24日,胡适又在日记中谈到冯友兰:“旧历乙未元旦。……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美国历史评论》]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derkbodde)[德克·博德译]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见自序二)。‘正统派’观点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但此书分两篇,上篇必须以孔子开始,力主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下篇必须叫做‘经学时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的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个日记当是胡的内心真实写照,如果对冯著有所敬仰,想来是不会在私下作如是说的。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2)

 

[7]《访问沈从文同志记录》,转引陈村《沈从文在1960年的谈话:胡适实际上很浅薄》陈村注:下文来源于《“鲁迅传”创作组访谈记录》。鲁迅传创作组整理。制作者:上海市电影局,天马电影制片厂……原书为手工刻钢板蜡纸的油印本。目录4页。正文201页。日期。原文标点极不清晰。原文错讹如“见介,冯有兰,毛文水,邦闲,回文系,全只,张竹霖,一顶桥”等亦照录。陈村……(南按:为方便读者阅读,在引用本文时已将部分错误改正,有的虽知原文有误,但鉴于这是一篇发言记录,本不置一驳,因而对像罗家伦掌燕京大学等不实之语未加改动——事实上罗氏未掌过燕大。另外,判断不准或原文不清的保留原样未动。)

 

[8]后来沈从文不承认他与张兆和的婚事曾借助于胡适的力量,针对外界传闻,沈说:“有人说我和内人结合是胡适作的媒,没这事。当时我对兆和有好感。她那时是校花,学习好,长得好,运动也特别好,跑得快、跳得高。我也没说什么,就是写信,一天一封,她不回信。有一天她找了胡适,胡适说:沈从文我了解,他是个君子,是个好人。胡适说:大学师生恋爱结合的事,在西方很平常。沈从文给你写信,是诚心实意的,他是个诚实的人,至于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自由,你适当时候回答就是了。所以说,胡适不是我的媒人,说他多少帮了一点也可以。”[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沈从文谈胡适》(1982年4月7日下午,与陈铁健在沈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9]《胡适手稿》,第9集,下册,卷3,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1970年印行。由该文所说“去年(1954)”中国大陆决定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页523)推断,此文写作时间应为1955年。

 

[10]阿忆《水木清华九十年》之八,(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凤凰卫视2001年播出。

 

[11、24]《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19]《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大公报》发表的三文中,蔡尚思的文章通篇大话加空话,确有一点神经病人在说话演唱的味道,蔡后来称自己这篇文章确实是“左”了。顾颉刚反对胡的两点,原文如下:“一九二六年以后,我做什么,他就反对什么。例如《周易》的《系辞传》里有‘观象制器’之说,说古代各种工具的创造都是圣人们看了六十四卦象而做出来的。有如涣卦上巽下坎,巽为木,坎为水,圣人看了这卦中木在水上,就造出船来了。我认为这种唯心的观点太不对了,船当然是看了木头入水不沉而想出来的,和涣卦有什么关系。这种思想和汉朝的京房一派很相同,说不定是他们的玩意儿。胡适见了这篇文章,就写信来反对我,说观象制器是易学里的重要学说,不该推翻。我为了《老子》书里说‘绝仁弃义’明是反对儒家的提倡仁义,说‘不尚贤’明是反对墨家的弊病已经给人看破的时候。胡适看了又来反对我,维持老子为孔子师的传统说法。我本是跟着他走的,想不到结果他竟变成反对我。固然我所说的未必对,可是他自身却‘宁可信而过,不可疑而过’了,这一个根本态度的转变真使我伸出了舌头缩不进去。钱玄同先生曾在一九三六年对我说:‘真想不到,适之的思想会如此的退步!’”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3)

 

沈尹默批胡文章的标题是“胡适这个人”。开头说:“胡适这个人,我在北京大学和他共事一二年后,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个两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一方面却很能够低声下气,趋炎附势的。所以我从头起就没有像社会上一般人士那样的重视他。”接下来,沈氏列举胡氏为人的卑劣之处:“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很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青,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头等喜欢出风头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学问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过是借来作为出风头的工具而已。刚才听到颉刚说他的考证方法是从胡博士那里得来的,起初胡博士对颉刚疑古精神还嫌不够,但后来又反对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种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再就这一点深入研究一下,这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们的伎俩,完全一样。……还可以说一两件发笑的事,如果不是我亲自看见听见的,绝不会相信。一件是陈仲恕对我讲的,他说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著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时同张慰慈住在一起,他们书房里有一张在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的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我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法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正是这诸多颇为“神奇”的例证,才激怒了胡适并谓沈“是一个小人”和“下流的扯谎”。

 

就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为人为学看,令人诟病的地方亦是多多。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沈、马等人引进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吴虞)或借重(如王国维)之心”。(《胡适的日记》第392∽393页,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查看这些日记,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透视两派争斗的一些真相。

 

[13]1980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大的变化,海峡两岸开始来往,罗尔纲从台湾友人中知道胡适曾于1958年底出版《师门五年记》的事。当时的感慨如何,不得而知,只知他又开始提笔追忆当年跟随胡适生活、治学的“辱教”之事。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将罗尔纲新写的追忆文章与原书合并,以《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为名结集出版。其后,罗尔纲继续写胡适琐忆,惜书稿未能完成,于1997年5月25日去世。1998年,三联书店将罗氏未完稿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增补本)。在这个版本中,罗尔纲增补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1961年何勇仁说他读了我攻击胡适的〈坦白状〉》,文章说: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4)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1961年8月16日夜谱记胡适给何勇仁信事说:夜里,有给何勇仁的信。

 

义夫先生: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远来看我,得畅谈半个上午,至今感谢。

 

那天因是星期日,有不速之客来打忧,想能得先生的谅解。

 

那天我们谈及贵县姓罗的学生,大概就是罗尔纲。先生读了他的《坦白状》,想必也是这样猜想吧?

 

《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师大对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国二十天,不及面辞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适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尔纲按:我于1961年并没有写什么《坦白状》来批判胡适。我们以前知道当胡适于1961年11月心脏病复发入医院,围剿立刻起来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时还没有停止。现在读了这封信,知道当1961年就已经有人假造我写的什么《坦白状》来气胡适哩!

 

岳南按:罗尔纲直到去世,在他所写的“琐记”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到《两个人生》,更没有提及他写此文的心理反应,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来作为批胡样板为自己解脱。

 

而在如上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给世人制造一种错觉:罗尔纲未曾讲过批胡的话,也未写过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别有用心的人为气胡适而捏造的。但事实是,罗氏的批胡文章白纸黑字已成为抹不掉的历史的一分子,胡适向何勇仁提到“《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这个“第二辑”就包括罗尔纲的雄文《两个人生》,此点,想来罗尔纲是知道的。令人费解的是,罗氏直到去世也未写过一篇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确实令活着的人如作者发出一种白云苍狗,“人为何物”的感慨。

 

[14]《欧阳哲生讲胡适》,第19页,欧阳哲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15]《胡适口述自传》,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鲁迅《华盖集·导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8]曹聚仁在50年代曾数次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回大陆,并写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谈右派》一文中说:“记者离开北京那天,反右派运动正在开头,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问我:‘你看,将来的演变,该是怎样?’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又说:“记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依孔夫子的说法,即是‘或勉强而行之’;他们在下意识中,依然恋恋于旧社会的生活。这一回,毛主席的演讲,就像经过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术,把他们下意识中的境界显露出来了。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识中,还潜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吗?或者,记者不妨再补充说几句:过去八年中,经过了若干回大运动,许多民主人士,都是保护着过关的,这回却要自己来过关了。”(载《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曹聚仁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5)

 

1958年2月13日,曹聚仁在北京写了一篇叫做《右派分子的终局》的文章,内称:“记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终局。人代会罢免了右派分子几位巨头,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雄这些人的部长职位,该是最大的新闻,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大事。但他们这些人的究竟如何呢?记者先前曾再三报道政府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非常温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国务会议罢免他们的前夕,周总理曾邀请罗、章、章三氏谈话,把政府将罢免他们职位的决定告诉他们,他们同意这样的决定。不过他们三人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章伯钧完全服从政府的判处,罗隆基服了一半,章乃器依然不承认他是反党、反政府、反人民的。”又说:“上月底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先后两次,乃集思广益之意。第一次,毛氏发言达二小时之久,邀请费孝通氏参加。席上,毛氏宣称将召集右派分子会议(可能有一千人与会)。一方面,对右派分子表示感谢,因为右派分子,帮助政府提高了警觉,一方面也愿意帮助右派分子求进步云。席上费氏起立发言,自谓:第一感想,当然是酸甜苦辣,五味俱来;第二感想,还是十分兴奋,国为毛主席鼓励他的进步云云。记者的报道,或许可以替一般读者解消一些疑问了吧,反右运动,便是这么结束了。”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曹氏又加补一文《再记右派分子的结局》,说:这些右派分子“并无‘造反’的野心,章、罗诸氏,最多也不过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或‘副总理’,辅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说他烧了灰,也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痕迹,此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至于艾青、丁玲、冯雪峰诸人的意思,也不过是想取文联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领导地位,满足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说明白一点,乃是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若干中共领导文化工作的人士,实在因为这个局面太大了,太繁重了,忙不过来,于是大学教授以及教育文化界的实际工作,都落在民盟、九三学社的民主人士肩上。民盟、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士,忽然自负以天下之重,觉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们身上,于是以影子内阁的领袖自居,也是势所必然。而他们都在私生活上欠检点,予人以口实,便垮下来了。……戏曲界知名之士吴祖光氏,他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已见之于公开文件。他欣然就道,到东北黑龙江地区参加农场的劳动生活。海外论客,或许对于农场的劳动生活,看作是地狱生活;事实上,记者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佛家所谓‘苦修行’,庶几近之。”又说:“至于全国各大学学生,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信口胡言,乱说一阵的颇有其人。北京有个有名的大学,列为右派分子的学生,至少五六百人,多至千余人,那是不足为异的……中共的政治措施,很多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但他们毕竟做了,行通了,我们又该刮目相看了。”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6)

 

再后来,曹氏又以《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为题发表一文,谓:这些右派分子“一部分是劳动教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文艺界朋友,在北大荒国家农场锻炼自己。说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论客就跳起来了,且慢,记者是心甘情愿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了。”

 

对于曹聚仁自称与鲁迅的交谊以及在撰写《鲁迅评传》中的妄言自不必再论,仅此论述知识分子劳改的北大荒为人间“天堂”,便可知胡适称其为一个“妄人”,已是十分的高抬他了。胡氏尝谓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无德、无才、无行等“三无”人员,在曹氏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彻底的体现。曾与曹聚仁合办创恳出版社和《热风》半月刊的老友徐釪说曹“住在自由之地,却引诱别人跳火坑,真是老鸨的作为”。噫!

 

[20]《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胡适年谱》,耿云志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2、23、25]《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十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印行本。

 

[27]《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3日。

 

[28]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9]《西方的没落》(缩译本),(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台北,远流公司1986年出版。

 

[30、31、34]台北《联合报》1958年4月11日。

 

[32]李亦园《本院耆老话当年》,转引《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33]《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35]吕实强《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转引《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36]此文作于胡适自注:“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时,将离开江南的前一日。”初版收入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初版《胡适文选》。

 

[37、44]《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38]李书华作《胡适之先生生平及其贡献》,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39]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梁实秋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40]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41]《胡适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42、43]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1961年12月。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1)

 

1948年冬天,梅贻琦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毅然乘机南下,先抵南京,然后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至“归骨于田横之岛”。

 

梅氏当年怀揣怎样的心境,如何忍心撇下凝聚着他光荣与梦想的清华园,像一位孤独的骑士一去不回头?此点,梅本人没有留下任何回忆文字,亲朋、弟子的回忆则大多支离破碎,且说法各异,只有详加考证,才能抽丝剥茧,弄清事实真面目。据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跟他说起当时离开北平的情形,梅说:“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

 

袁氏这一说法显然过于荒诞离奇,近似妄言,实不足信。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常言道,龙行有影,虎行有风。梅贻琦的出走及其出走动机再神秘复杂,总有线索和踪影可觅,因为他毕竟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况且还是一座知名学府的一校之长和一位大教育家,其思想、言行至少在清华同事和亲近友好中留下吉光片羽。且看下列人员的回忆—

 

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1947年冬,母亲住院做肾切除大手术,正在美国讲学并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工作的父亲,特地赶回来照顾她。圣诞之夜,我和姐姐忽然接到清华梅贻琦校长的邀请,要我们姐弟到他们家过节。但是去后发现只有我们两个小“客人”,梅校长也不说话,我们显得十分拘束。不久,就听说梅校长从城内东单临时机场飞离了北京。他当时请我们姐弟,也许是有意借此向我们的父母表示告别吧?

 

抗战胜利复校后的清华教务长吴泽霖:他临走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哪一天,我忘记了,在门口他乘车出去,我刚走进来,他车停下来,我先问他,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最后两句话是他思想的一闪念,很紧张。以后到上海后,他给我通过一次信,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

 

梅贻琦好友、物理学家李书华:民国卅七年十二月半北平突被共军围攻,西苑与南苑机场均不能用。北平城内动工建筑一个临时机场,利用东交民巷东面围墙外的操场与东长安街东部一带地方,作成南北方向跑道一条。十二月廿日晚间政府派第一架飞机到北平接人,降落于该临时机场上。廿一日清晨我与月涵及袁守和(同礼)先生和袁夫人等数人,携少许随身行李登机飞往南京。这是差不多十四年以前的事。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北京解放前夕,我的大女婿在国外,我怕大女儿祖彬与丈夫长期分离,就跟梅先生商量,决定由我送祖彬出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带祖彬及她的两个小孩搭亲戚(南按:卫立煌将军)飞机离开北京,飞往广州,之后不久又转到香港,借住在祖彬爱人的兄嫂家里。

 

这时候梅先生还在北京,他为学校事务城里城外地奔波着。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他进城办事,赶上北京城被围,阻于城内,从此再没有回到清华。南京国民党政府连续来飞机接人,他搭乘最后一班飞机走了。以后,梅先生从南京取道上海到香港,在香港遇到一个法国朋友,约他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样,梅先生就离开中国大陆了。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2)

 

另,我在广州报纸上看到谁谁走啦,就是梅校长还是从里从外照顾学生。以后,听说进城以后,出门证作废了,他住在北京饭店,那时南苑的飞机场炸毁了,在东单修跑道,有飞机去南京,他赶上尚在北京,梅贻琦和华罗庚就坐那个飞机到南京去了。到南京后又到上海,当时李宗仁在南京。我们就在香港相遇,我从广州到香港,他从南京、上海到香港。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祖芬带来,他说他念书呢,是个学生,不要紧,我是不能回清华啦,能出城还是要出城。

 

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浦江清日记:1948年12月14日,“据说昨晚林彪部队由沙河、清河冲来,因国民党军炮火猛烈而退却。转向西边,向台湾新练的国民党军进击,所以清华园附近又平静了。下午,有消息云校方预备一辆卡车,同人女眷想进城的可以搭车,限于女眷。四点前,内校门外挤着许多人,慌乱得很。梅校长在城内,今天上午十一时许小汽车返校,带来款项,下午三时发薪。这次我的薪水近金圆券千元。……晚上没有电灯,早睡。听见炮声,在南方。气象台的大炮已经撤掉了(南按:国民党军在清华安装),据说是梅校长在城里交涉的,先是撤在圆明园内,后来撤往城内了。”

 

12月16日,“城内交通断绝。邮箱电话都不通。据悉,胡适夫妇已飞京。寅恪先生亦已成行,惟其眷属仍留平。梅公似尚未成行,黑板报云政府要梅公飞京。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共军既把平津路也切断,中央军已无退路,困守北平城。……共军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

 

12月24日,“上午十时开教授会。通过议案二:一、挽留梅校长,请继续为本校服务;……晚间至冯芝生宅,参加起草挽留梅校长函,觉措辞颇困难。梅先生于十三日因公进城,十四日午时返校,下午又进城,以后交通阻断留居城中,迄未出城。无线电消息,孙科新阁名单中,梅氏长教育部。学生会一致挽留,谓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云。教授会亦一致挽留。我们起草虽斟酌措辞,然据冯公所得消息,梅先生已于本星期二飞京,挽留已为形式上之事矣。谅梅公亦有难处。”

 

12月30日,“昨日为梅校长六十诞辰,原定进献油画像一帧,并有祝寿词(冯公所作)并油画像题词(张子高先生所撰),装成册子,同人皆签名于后。梅先生已行,颇可惋惜。册子仍传观,余亦补签名于后。”

 

梅贻琦秘书沈刚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战争临近北平近郊,清华园可闻激烈枪声。十三日星期一,枪炮声更密更近,学校决定自下午起停课。连日来校长皆于下午进城与城内各大学校长商讨应变措施。十四日下午,校长以电话把我召至其家,交给我一包股票和契纸(这是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的卢木斋后人交来用作基金的),让我整理好抄一清单。另外,叫我把一枚金元和一根金条交给出纳组妥为收存。交代清楚后,校长便乘车只身进城。当晚黄庄一带即告解放,校长欲归不能,从此梅校长便离开了我们。

 

梅贻琦清华同事叶企孙:1948年解放前夕,梅贻琦和我讲,在福建建立一个清华基地,北京解放很快,没办成此事。清华的基金问题,在解放前夕我叫梅贻琦自己留一本资金账,我又想在解﹝放﹞北京时一同同他到南京。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3)

 

梅贻琦清华同事陈岱孙:1948年底,我记得我还在上课,就听见霹雳啪啦打起来了,课也上不了啦,下课吧!下课之后,下午就找梅校长去了,他正要动身进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赶快进城,要弄一些钱来,因为学校没钱了,弄点钱来,让全体师生员工渡过这一段时间。我拿了钱,马上就回来。”但是他那天晚上没有回来,后来就听说他到南京去了。后来叶企孙告诉我,梅校长进城去了,拿了钱了,坐汽车出来到西直门,西直门关了。那时候,西直门每天晚上都关门,10点钟左右关门,不过有一个出门证,清华也有一个三联单出门证。有出门证,可以开这个西直门出来,随便什么时候办理都可以。但是那一天,出门证失效了,不许出来,就回到城里去了。住到胡适家里,过了一、二天,胡氏说,你不必回去了,跟我一起走吧!于是就跟胡适一起走了。[10]

 

梅贻琦秘书赵赓:12月10日,清华作出决定将于十三日停课。翌日,梅召校长室秘书沈刚如至住所,面交一包股票及契纸,乃天津卢木斋后人出资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之基金;又交出自己所保管之金元一枚、金条一根。下午入城开会。晚间在市内接电话,得悉解放军已占领北平西郊各地西山通西直门之大路亦遭封闭。15日,大批解放军正式宣告围城,梅不能返校,以电话通知,请校务会议代理校务,冯友兰先生为主席,暂主持校内事务,设法维护校产及师生安全。于是“先生从此与任教十三年,长校十七载之清华隔绝,多年魂梦徒萦,终身未得再返。”

 

梅贻琦助手蔡麟笔:卅七年冬北平情况紧急,教育部派专机接梅先生南来,当时正值孙哲生组阁,再三邀请梅先生入阁,梅先生……心殊不安,曾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所以始终婉谢,卒不就职。

 

从以上相关人员的回忆可以看到一个轮廓,这便是:梅出走北平之前有过较长时间的思想活动和准备,最后下定决心离平赴京。至于梁从诫所说梅氏向梁思成、林徽因告别的良苦用心,或许当是事实,只是梁氏所说此事发生在1947年似乎不确,查《林徽因年谱》,知林于这年夏天病情恶化,须做肾切除手术,梁思成改变旅美计划提前回国。10月初,林徽因入北平西四牌楼中央医院,准备手术治疗。12月24日,林徽因在白塔寺医院进行手术。术前,林担心手术失败,特别致信美国好友费慰梅:“再见,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结果,手术很成功,林徽因出院后回到清华园一边养病一边工作,直到1955年去世。这个事实说明,林住院动手术离解放军围城还有差不多整整一年时间,梅不可能这么早就作弃清华园而去的准备,唯一的可能是,梁从诫所言确有其事,但时间有误;或时间和事实俱有误,因为若把时间放在1948年,与林住院做手术之事又不相符,此事只有梁从诫本人出面,才有可能重新弄一个合理的说法出来。

 

其他人的回忆,除了梅氏临走时所说的某某如何如何的话不可考实,或者说没有旁证加以坐实,离清华园和北平的时间、地点、事情进展脉络基本不差,只有一度做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在1980年10月清华召开的纪念梅贻琦会议上,谓梅在城里住胡适家中并与胡一道飞南京的说法,曾引起出席同一次会议的原清华党委办公室主任何介人当场质疑。何说:“据台湾出版的一份材料说,梅先生进城后,没有住胡适家。有人告诉梅先生南苑机场有一架接胡适的飞机,你是不是一齐走。据说梅先生说,不是接我的我不走。后来是乘另一架国民党接教授的飞机走的。”何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用不着根据台湾的材料加以佐证,从梅氏出行时接触人员的叙述和当时《申报》等媒体报道即可见出事实真相。这个真相,梅贻琦一位年轻的清华好友张起钧说得更加清楚。张说:“三十七年冬,共军围北平城,我侥幸得与梅贻琦先生同乘政府接运教授的飞机离北平,在这一段变乱危难的当中,我看到了梅先生崇高伟大的人格,垂为典训的风范。真所谓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4)

 

按张起钧的说法,梅贻琦离平的大体经过是:12月9日得知东单操场的临时飞机场修好,政府飞机来接运教授。当天晚上梅贻琦和北平师范大学袁敦礼校长等学界领袖以及少数第一批接运的教授,齐聚在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的办公室内,商讨第二天南飞事宜。鉴于胡适飞走时的混乱情形,大家主张有秩序地组织起来,由梅氏为主导,跑腿打杂的事则由年龄最小的张起钧担任。同时规定裁一部分邮简由梅、袁签字,郑天挺和张起钧盖章,算作临时飞机票,凭票登机。张说:“这批起飞的除了梅先生和本人外,计有李书华、张颐、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敦福堂、赵梅伯……等先生。(当时本还有胡先、钱思亮两先生,第二天临时因故未来,又改补旁人,梁实秋夫人便是临时补进这批飞出的)计划好后,二十日清晨大家齐集北京饭店候机,由于南京有雾不能起飞,大家又在北京饭店住了一夜,二十一日中午起飞,傍晚到达南京。”

 

关于何介人在会上质疑陈岱孙说法过程中,提到梅贻琦曾说过南京派来飞机“不是接我的我不走”之事,张起钧似乎较为清楚并有过这样的叙述: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临难不苟的精神。在梅先生离平的前几天,我偶然去看胡适之先生,恰好知道胡先生即将搭乘政府来接的专机离北平。于是告辞回家,默祝胡先生的顺利成行。傍晚获知:由于共军的炮火控制了南苑飞机场,胡先生一行并未能成行[后来傅作义下令军队冲了一阵,护住了机场,胡先生才与张佛泉先生等在十五日起飞。(南按:张当日未能起飞,过了几天坐民航机出来的)]。这是十二月十四日的事,那时清华的敦福堂教授逃进城来,住在我家,便忽然想起梅先生也正在城里候机离平,何不通一消息(因为当时北平的局势已极混乱,大家不能保持正常联系),使梅先生与胡先生一起飞出围城?于是敦先生便马上打电话给梅先生。凡是那时身在围城中的人,当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离开这围城。尤其长春围城的惨状,大家谈虎色变。假如北平的战事继续下去,则其情形将不堪设想。何况还有政治立场的问题?因此在敦先生预料:梅先生闻讯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动,那知梅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贴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

 

最后,张起钧说道:在这一幕前因后果中,我亲临其境,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动。而深深的体会到梅先生的高风亮节。但可惜我不能把我这意之所会,传诸于言。这并非纯由我的笔笨,而是当时还有许多相关的事件与情势,只有在这些事件的情势的陪衬中,才能了解其意义。若是摒弃背景,脱空而言,不仅挂一漏万,有失真象,并且还会由于文字的隔障,反滋歧义。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15]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5)

 

正是梅贻琦无愧于一个“人物”,才不可能像昆明躲警报时的吴晗一样面无血色,“连滚带爬”地丑态毕现;更不可能以堂堂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尊,屈居于同是一校之长的胡适膝下,求其走后门开舱救济,何况关乎清华续亡存绝命脉的全部庚款基金还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尽管梅贻琦绝没有仿效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挟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也不至于糊涂到把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忘却。因而,在胡适出走之后,南京再派机“抢救”梅贻琦就成为一种必然。而此前袁随善所说梅于匆忙中被稀里糊涂地“驾上飞机”的妄语便不攻自破。此事之真伪不但与梅一同飞南京的李书华、杨武之等人日后在回忆文章中道出实情,即在飞机降落南京的当天傍晚,守候在机场的《申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对梅贻琦进行了采访,梅说:“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建联大或无可能”云云,内中透着惋惜之意。假如他是被外力强行架上飞机,又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因而只能说袁随善所言,是一个颇为离奇且有点像警匪片一样刺激的故事,只是这故事编造得过于荒诞离奇罢了。1965年,也就是梅贻琦去世第三个年头,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在回忆文章中说道:“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作的。”短短几语,已触到了梅贻琦的典型性格和心灵深处。叶是清华知名的教授,与梅共事多年且私谊甚笃,他对于梅的评价绝不是似是而非的外交辞令,而是真实地道出了梅的内在本质。这一点,从冯友兰的回忆中亦见得分明。

 

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说:1948年12月上旬,陈雪屏从南京到了北平。陈本来是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后来当了西南联大的训导长,南京认为他有一套对付青年的办法,把他调去当了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抵北平时,由东北南下的解放军已推至昌平一线,陈于匆忙中召集梅贻琦等清华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并云南京已派飞机至北平南苑机场待命,被“抢救”者随时可以登机南飞,等等。在场者相顾无言,均不置可否,会议不了了之。想不到挨到12月中旬,“有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只剩梅贻琦和我两个人。梅贻琦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告别话”。[17]冯友兰听罢不禁黯然神伤,又不知如何言说,二人相望不语,握手含泪道别。

 

就在陈雪屏抵平促梅贻琦南飞的空隙,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即12月12日晨,北平北郊枪炮声甚密,时闻炸弹落地爆炸之声。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1948年8月12日,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病逝,由浦氏暂代其职),闻枪炮声急忙赴陈宅,报告时局,但有点出乎意料。按浦氏的说法,当时清华园内师生之间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当浦江清说到陈雪屏已来北平并欲“抢救”有名望之学人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时,陈寅恪答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他谢我特为通知的好意,并且劝我也可去梅公处登记”。又说:“上回他谈,认为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虽然不一定再用清华大学名义。胡适也曾说过,他不想在南方再设北京大学。看来政府要北平大学教授离此南下,到南方集合,如已(以)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那种形态。这次因为陈先生室中尚有他客,未便畅谈。陈先生认为,清华园附近即有战事发生。”此时,梅贻琦正在城中,开始紧张地把清华重要账册、文件移存北平城内提前预设的一个保管小组管理,并作流亡准备。

 

通过对上述回忆文章的梳理、对照、鉴别,结合当时的情势和其他旁证,梅贻琦出走的历史公案可作如下判断:梅离平南飞是自觉自愿的,无人对其施压或胁迫,走前对政治时局和个人处境有过慎重考虑并与同事、好友等商讨,同时对陈寅恪出走产生了一定影响。梅离开清华园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4日下午,进城后住北京饭店,开始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等人商讨乘机离平的具体事宜。大约在城内逗留了一个星期,21日中午与杨振宁之父杨武之等教授一起在东单机场登机,傍晚抵南京。整个过程用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的话说就是:梅的出走“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是自觉,不是盲目的;是坚定,不是犹疑的。”

 

在这一关键转折点上,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梅贻琦尚未离开清华校园,曾有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留下来继续主持学校事宜。此时已秘密赴解放区投奔中共的原清华历史系教授吴晗,也发来“挽留”函电,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发出广播,谓“北平各大学惟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勿擅离”等。[r]但梅贻琦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乘机飞离北平赴南京,进入溃退中的国民党中枢,未久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海外生活。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梅贻琦出走内幕(1)

 

既然此前梅贻琦曾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对清华“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在如此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为何又置中共和部分同事的劝说于不顾,抛下清华师生执意南飞呢?

 

纵观梅贻琦在大陆的岁月,虽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掌校期间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尽量给予庇护,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为保护学校与青年学生本身所计,并不是说他就赞成共产党与马列主义,或者赞同共产党的思想观念与施政方针。此点他在昆明时已表达得明白。如前文所述,当他看到闻一多、吴晗等人以“斗士”身份与国民党政府人员“斗”起来之后,于194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曾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这个“怀疑”既是他心迹的流露,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对时局的看法,因而当1948年年底,吴晗以中共军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发“挽留”函电劝其留下来时,梅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像胡适一样悄然乘机南飞。据传,有一次,梅贻琦一个很要好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这个话是梅贻琦于什么时间、对谁说的,至今尚没有落实,也只能是估妄言之,估妄听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梅的出走与陈寅恪大体相同,主要是逃避即将到来的新的文化、教育环境,以及与自己意识形态相悖的当权者的精神控制。出身清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一案时说:“事实上梅师决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中共笃信的马、恩、列、斯……与毛语录的理论共存?”[22]对于中共于张家口发“挽电”一事,梅的秘书赵赓飏则认为是一种“劝降”行为,而“先生闻此,认为一向未曾左倾,今日闻此类似诬蔑之词,对政府同仁,殊有无法表白之苦”。[23]对于种种说辞和解释,梅的学生辈人物、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虽有些刺耳,但只要认真思索一下便会承认,这种分析还是切中要害的……梅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对他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从这件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真正窥察出他超人之处—头脑的清醒,决意的果断,以及对于自己的理念或为人原则的执著和坚守”。黄氏所言,并非妄谈。

 

但是,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梅贻琦离平南飞,或陈寅恪在出走后于自己诗作中所说的“避地”、“避秦”,固然有“逃避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俄专制独裁体制和文化环境”之因,或“像过去的许多历史事件—例如王国维的自沉事件一样,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一种政治文化现象”。(黄延复语),但对这种政治文化现象的考释,又大多局限于国共政治之不同,而未涉及更深层的思想根源,更没有人把梅贻琦的出走,与他1931年年底出任清华校长之职时所说的话联系起来并加以考究。在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讲中,梅贻琦说道:“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4]后世学人所谆谆乐道的往往是后一句,但前一句对梅一生的思想研究更为重要,“乔木”与“世臣”之分别,意味着对“故国”不同的价值认知,梅直到在台湾去世,一直是把国民党在大陆主掌的中华民国与台湾地方政权连在一起,并当成合法政权与“正朔”,这个“正朔”所在地,就是他心目中的“故国”,而自己与南飞者正是故国中“世臣”的象征。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梅贻琦出走内幕(2)

 

当然,南飞时的梅贻琦尚未意识到国民党会如此迅速地崩溃并丢失整个大陆,他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历史上的南北朝局面,而江南政权便是他心目中的“故国”,江北则是一个与他不相干的新政权,其心理与陈寅恪基本相同。按照陈寅恪南飞前的估计,抗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国共之争不可避免,其结果将使中国形成一个南北二分的局面。因而在1946年春,陈寅恪有《南朝》《北朝》诗问世,是谓把南北朝比拟国共两个政权。陈寅恪次女陈小彭曾对人说过:因为陈氏以为国、共可能如南北朝般以长江为界,后来才在去留问题上迟疑未决。当然,这个“去”是由上海或广州去台湾,而不是由北平去南京。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与陈寅恪、梅贻琦持相同观点者大有人在。时在国共争战中悄然崛起且欲与国共两党一较高下的第三党领袖章伯钧曾公开放言:“……起初认为共产党只能活动在黄河流域,后来的结论是:‘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战胜谁。’至多是个‘南北朝’,是个相持的局面。即长江以北是共产党、江南是蒋介石及其他。在这相持的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为,在政治上举足轻重。”淮海战役一役,国民党军溃败,继之北平已失,国共进行貌合神离的“和谈”,已赴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致李宗仁的信中仍坚持:“……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这封信除了反映出傅斯年骨子里永不服输和硬撑、霸道的性格,还明白无误地昭示他心中对南北朝局面形成的希望和尊奉国民党为“正朔”的心理。

 

事实上,对国共两党形成南北朝局面的预测,并不是一般的官僚政客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虚妄幻想,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斯大林也有意图让中共与国民党政权划江而治,如“两个德国”或“两个朝鲜”之例,形成“两个中国”,也即南北朝局面。而“文革”时,有人怀疑陈序经1948年任岭南大学校长一职,是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授意,目的是破坏中国统一,制造“南北朝”局面。尽管这一怀疑迄今未得到证实,但美苏两个帝国主义大鳄插手国共之争,并打着渔翁得利的如意算盘是肯定的,苏俄帝国主义的滔天罪恶后来与中共反目成仇时得到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在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那著名的光辉篇章《别了,司徒雷登》中已说得很清楚:“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遗憾的是,中共采取了背着手撒尿—不理胯下那个小东西的战略战术,司徒雷登新店没能开成,只好强撑起焉儿叽地的小头“挟起皮包走路”。

 

梅贻琦飞抵南京时,司徒雷登还很神气地挺着脖子对国共双方指手画脚,整个长江以南与西部地区还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一个新的“南北朝”轮廓在枪炮硝烟中若隐若现地飘浮于大江两岸。梅贻琦此刻从容南下,除了像陈寅恪一样为了“避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像抗战初期胡适出使美国为了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战争一样,是为一件“大事因缘”而来—揽住清华在美国的基金。只要基金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便可以此作筹码报效“故国”,而梅氏作为清华校长和“故臣”的名分便得以延续。假如国民党“和谈”成功保住半壁江山,陈寅恪对浦江清说的“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预想,以及梅在南飞前亲口对叶企孙所说到福建或广州等地另建清华的计划便可以实现。只是国民党本身太不争气,兵败如山倒,转瞬间樯橹灰飞烟灭,梅贻琦在福建重建清华的梦想成为泡影,不得不另谋他途。事实上,后来在台湾新竹建立的清华大学,就是这一构想的延续。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梅贻琦出走内幕(3)

 

梅贻琦飞往南京的第二天,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匆匆任命其为教育部长,梅却坚辞不就,只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暂客居上海老友朱经农家中。对于自己坚辞教育部长的原因,梅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说道:自己“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渐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虽拒绝“做官”,却并未放弃“作事”,梅在南京与上海的短暂日子,尽其全力协助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处理当时严重的教育问题。

 

1949年6月底,梅由广州赴香港,与夫人、孩子短暂相聚后飞抵巴黎,与李书华等五人代表国民政府出席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并出任常驻代表。会后在巴黎南郊儒维集(juvisy)小镇与李书华同居一公寓,未久赴英国伦敦。1949年12月,梅飞抵纽约,同云南籍失意政客缪云台合租贝松生(建筑大师贝聿铭之父)的一所闲置公寓暂住。自1950年起,梅贻琦出任华美协进社(chinalnstituteinamerica)常务董事。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贻琦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他在离平南飞之际对教务长吴泽霖所说的“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就指此事。

 

梅贻琦到协进社后,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自己为自己支付薪水,每月三百元,以维持日常生活。自1951年起,梅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其间,梅贻琦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萧家魁回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图书仪器。因当时环境关系,这封信未及交给学校,此事便不了了之。据说,北平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曾收到过从美国寄来的“来历不明”的期刊,很可能是梅贻琦订购赠送,可惜没人当回事而任其流散了。

 

鉴于当时纷乱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梅贻琦的举动,台湾方面频频派人到纽约,以各种名义商谈将清华基金调拨到台湾归政府支配,或请其携带基金利息到台湾为学术机构购买设备仪器,但皆被梅贻琦拒绝。当时管理清华基金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主席是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蒋梦麟,干事长是在美国的胡适,台湾当局见梅贻琦搂紧基金不放,甚为焦虑,又不便强行施压胁迫,遂派蒋梦麟赴美与胡适、梅贻琦等董事会人员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并形成了两点结论:

 

一、清华基金保管案,自1929年董事会成立时就已经决定中美政府不再干涉,全依国际习惯办理。董事出缺自行补选,全部基金调移台湾似不可能。此议由干事长胡适正式函报蒋介石说明;

 

二、清华复校原则可行,如何办理由梅贻琦校长与台湾教育部研商决定。

 

尽管蒋梦麟与胡适就此事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报告,仍受到一些国民党政客和不明真相者的纠缠和刁难。据梅的助手赵赓飏回忆:“四十年冬天,政府已经决定令清华在台复校,而有的官员倡言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的余额,最好尽量花光,等于‘雪洗国耻’。梅校长对此虽然不表示意见,却从心里不赞成。尤其限于委托保管案的事实,也不可能办到。”赵氏所说的保管案,除了明确政府不予干涉外,这笔庞大基金的支用手续,必需由政府教育部长与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并提出相当计划提交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决定是否通过并拨发利息(本金不能动)。鉴于既成规则的严格限制,许多人对这批基金只能吹胡子瞪眼发一通荒谬的怪论而无可奈何,就连包括原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台湾国民党政权“外交部长”的叶公超也是如此。叶回忆说:梅贻琦在美国的时候,“我每次至纽约都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许多计划来,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国家作长期的研究工作。那时候国内就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国外,不肯用在台湾。我最初也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长期发展科学,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35]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梅贻琦出走内幕(4)

 

就在台湾当局时刻关注梅贻琦的动向并设法令其尽快回到“故国”怀抱时,中共方面也没有忘记梅的存在和巨大价值,1949年年初,奉命接收北大、清华的吴晗曾公开表示梅应该留在清华,而对胡适大为反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协和大礼堂对北京高校校长、教务长谈话时,再次提到梅贻琦,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尽管梅贻琦确实没有做过对中共不利的事,但他还是没有回应周恩来这位南开小校友与中共的好意,毅然由法国赴伦敦,然后又去了美国。就在梅于伦敦短暂停留的时日,一帮清华校友又闻风而动,开始做梅的“政治思想工作”,促其返归大陆。一位叫方钜成的清华校友在许多年之后说:“梅校长在公寓安顿下来后,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便饭……谈话中心离不开国内局势的发展,我们两人告诉梅校长,我们一家准备回去了,我们想参加建设祖国的工作,也告诉他有好几位我们熟悉的同学也即将归国。当时你一言我一语,表示希望梅校长离开欧洲也回北京去。……陈益当场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费方面有困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了片刻,梅先生表态了,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面看看再说。’”[37]

 

面对梅贻琦的态度和后来转赴台湾的事实,方钜成颇为感慨地说:“现在回想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规劝敦促不够,否则梅校长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会有所不同的。”这位表示懊丧的方钜成回到大陆后任外文局《北京周报》编辑,曾与姜桂侬合译过《周恩来略传》等书出版。陈益回国后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不知这几人当时是否受中共特别指示专为做梅的工作而设此宴,从陈氏慷慨急迫的言行推断,奉命行事的可能性极大,但也不排除“自己跳出来”的成分。历史每到一个社会大动荡、大混乱的转折时期,总有一部分人怀揣不同目的“自已跳出来”折腾点什么,只是方钜成等辈的折腾给世人一种说不出什么味道的感觉。《孙子兵法·谋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方钜成等人不管是奉命还是出于自己一厢情愿,只能说他们既不了解老校长,又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清华沉痛的历史背景与未来将面对的厄运。世人看到的是,未出一年,“思想改造运动”兴起,站在左、右不同思想阵线的各色教授,开始了站队与“洗澡”。紧接着,清华被肢解,只剩一个工学院独木支撑。随着一连串更加猛烈的运动开始,许多教授被打成了头戴白色高帽的“右派”分子,或颜色相同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秋风扫落叶式的政治风暴中,全国上百万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遭此厄运。茫茫苍穹秋风渐紧,寒气袭人,铺天盖地的大风雪即将压城而来,清华园内,一个个齿摇摇发苍苍的老“海龟”,被“可下五洋捉鳖”的红色革命小将们捉上“斗龟(鬼)台”,于刀风箭雨中喷出最后一腔碧血。脚下,那浸染在腥风血雨中的朵朵黄花,于凄苦苍凉的大地上瑟瑟颤抖……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隔三十余年,当中国民众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普遍从那场恍如隔世的噩梦中醒来时,方钜成等辈还煞有介事地对当年的“义举”大发感慨,并为没有把梅贻琦弄到大陆而痛心疾首,真可谓糊涂得可以了。如此妄举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陈寅恪的门生、压根就不具备与导师对话资质的汪篯,作为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特命全权大使”赴广州中山大学,“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劝陈寅恪北返的那一幕。所不同的是,汪篯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荒唐与无知,而方钜成辈可能至死都活在没有把梅弄回大陆的遗憾之中,这个遗憾又渐渐演化成人生中一个残碎的大梦而连绵不绝地做下去。然而,梦终归还是梦,总有醒的时候,倘有朝一日方钜成们从这陈年大梦中醒来,对着镜子问一声:“我姓啥名谁?”可矣!

 

1954年春,受台湾当局邀请,梅贻琦赴台参加“国民大会”选举“总统”,4月返纽约。在这期间,国内有一位教授朋友受中共委托写信请其回归大陆。此时已由香港来到纽约的韩咏华看了信后试探性地问梅:“你看共产党怎么样?”梅贻琦答道:“把国家治理得不错。”但梅贻琦最终未能回归大陆,而是在一年之后去了台湾。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最后的光芒(1)

 

1955年11月,梅贻琦认为实现心中那个“大事因缘”的时机已到,遂接受台湾当局敦请,离美赴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建清华大学,从此在这座前殖民地的孤岛上生根发芽,梅开二度,再次结出了一串丰硕果实。

 

其时,台湾政局虽稳住了阵脚,但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特别是外汇储备急需打一针强心剂,以缓解内外交困的压力。众人见梅贻琦到来,如同在阴霾的大山深处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金娃娃,纷纷围将上来欲咬上一口,至少要捞一把油水。许多与此事相干或不相干的官僚、军人和所谓的民意代表,借各种机会对梅进行围殴式质询。梅氏每次在公私场合与这帮乌合之众遭遇,都要捺着性子历述基金保存与使用计划,直折腾得口干舌燥,血压呼呼上蹿,几欲吐血晕倒方休。不知是逃亡孤岛的恐惧,还是狭小窄仄的空间令人心理变态,匪夷所思的是,有几位列军籍的清华校友,不知受了何方、何人的蛊惑与煽动,居然找上门来把梅贻琦团团围住,态度刁蛮地当面提出质询和要求,欲从中啃到一块瘦肉或一碗老汤。此次老鼠动刀—窝里反式的质询与吵闹,给梅贻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使他更加认清了部分逃亡者内心的卑鄙龌龊和丑陋,坚定了对基金严管到底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勇气。

 

梅贻琦之所以首先创办原子能研究所,并非一时兴起,实则是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战后科学界已认识到原子能不仅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原子弹,把一个广岛、长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令数十万生灵登上鬼录,还可能转变为极其丰富的电能造福于人类。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抛出了“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目的除了“尽快结束人们思想中对于原子的恐惧”,还可利用这种高效能源创造经济成果,造福人类。自此之后,一些发达国家争相开发利用这种能源。1954年和1956年,苏联与英国分别建起了核电站,原子能和平利用并为人类造福的成果开始显现。在这种科学发展趋势下,一直支持台湾的美国把捐赠原子炉和技术,作为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之一部分与台湾当局合作。从战争的创伤与灾难中复苏的台湾,急需发展电力以恢复经济,因而梅贻琦与当局协商,首先设立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依托,逐渐扩大成由三五个所组成的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最后恢复清华大学建制。这一计划得到了台湾当局认可、批准,并对梅表示了殷切期望,特别允许其在台北阳明山官邸附近划拨校址。台湾岛内许多县、市领导人闻讯,认为这个倏忽间从天上掉来的金娃娃应该搂在自己怀中,不能让它溜到别人的地盘乱蹦狂跳。于是,各县、市长纷纷想方设法找梅贻琦游说,让这一计划在自己管理的一亩三分地落地生根。一时间,舆论纷纷,群情瞩目,搞得梅贻琦难以招架。

 

正在梅为研究所选址事宜大感苦恼,左右为难之时,蛰伏在一间屋子里眯着有点老花的眼睛密切关注梅贻琦动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出面解围的时机已到,遂发出请柬,邀梅于某日参加自己定期举行的茶话会。梅按时赴约,原以为有很多官僚政客或学界名流参加,当到达蒋公官邸后,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人。与蒋对坐喝茶闲谈中,梅顿悟对方如此安排,实出于对自己的特别礼遇,意在避免“召见”之意,并借此彰显蒋公对此事的重视、谨慎与对梅本人的尊重。交谈中,蒋介石告诉梅贻琦不要听那些巧舌如簧的县、市长鼓动拉拢,宜于亲自环岛看看,有自己的主见才是。梅贻琦颇以为然,蒋介石亲自指派原清华大学教授、台湾省政府秘书长浦薛凤陪同一起察看。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最后的光芒(2)

 

梅氏一行沿台岛纵贯线奔波十天后,考虑到原子炉附近五百尺以内不能有住户或农工设施等因素,认为新竹县赤土畸较为适宜,此处地势开阔且大多是荒地,便于征地和建设,而离台北仅有70多公里路程,来往便利,便于海内外学人交流。经过反复勘察并与政学两界人士协商,最终确定该地为复校地址,并报请台湾当局批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华基金利息拨付到位。就在梅贻琦与台湾当局组织的“筹备委员会”人员拟定具体计划过程中,仍有政客出身的委员以破落户心态在会议上大放厥词,继续声言把清华基金本利全部调拨台湾,尽量一次性花光花净,以“洗雪国耻”。据参加讨论会的赵赓飏回忆说:这一谬论再度提出后,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快,“钱昌祚委员曾发言,大意谓近百年来外患频仍,国耻甚多,不只庚子一桩,但花尽基金本利,似与雪国耻无何关系云云”。[39]经此一击,对方自感无趣,只好闭上令人厌恶的嘴巴。又经过几次反复商讨,最后敲定,购地、建设经费由台湾当局财政拨给,建所与复校后的一切设备、仪器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1956年1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新竹清华第一批校舍动工兴建。这年秋,招收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上课。1957年,新竹首批校舍、办公楼、教授住宅、职员、学生宿舍完工并投入使用,秋季开始在新校开课,聘陈可忠(南按:清华1920级校友,梅去世后任代校长、校长)为教务长,招考第二届研究生,并兴建物理馆及加速器实验室。1960年,原子炉炉房、原子炉实验室、核子工程馆、同位素实验室相继完工。1961年4月,原子炉装置完成,临界试车顺利。1962年3月,物理馆扩建工程完成,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相继创立。如此快捷的建筑速度,被台湾学界称之为“魔术师般的神速”。自1956年7月始,袁家骝、吴大猷、邓思黎、钱家骐、陈省身、孙观汉、傅瑞雪、马祖圣、徐贤修等海外华人学者,与一大批外籍学者如小谷正雄、李德曼、斋滕一夫、真田顺平、布来德等著名人士前往任教,兴建中的新竹清华大学呈一时之盛。

 

1958年7月,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俞鸿钧被迫辞职,陈诚再度以“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兼任“行政院”院长。向来与陈诚友善的梅贻琦被邀出任“教育部长”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梅坚辞不就,但经不住老友陈诚的一再劝说,最终入阁任职。据浦薛凤回忆说:“梅师卒勉尊政府之命,主持教部。当局深知梅师不愿舍离复校甫始之清华,故嘱仍任清华校长。就职之日,向部中同仁致辞,勉以多记着‘教育’两字,而少注意‘部’一字。意即实事求是,避免推宕拖延之官僚习气。”次年,梅贻琦又兼任台湾“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与主席胡适共同主持制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一连串的职衔和一摊子事务,梅贻琦来回奔波,简食少眠,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渐趋不支。1960年5月,梅贻琦因腰痛、发热与肺炎并发症,入住台大医院特二号病房疗治,自此开始了为期两年与病魔斗争的生活。

 

1960年6月10日,梅贻琦被诊断为摄护腺患癌,施行颈部淋巴腺摘除手术。经病理检查结果,认定是摄护腺癌转移,并且手术后病况急变,很可能危及生命。消息传出,中外人士在震惊之余极表关切,蒋介石、陈诚等分别下令台大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与延长梅氏生命。台大医院各科有关医师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对方案,并决定以增加抵抗力和控制摄护腺肿瘤进一步恶化为主治措施,以尽量维持到病人亲眼看到自己主持的清华原子炉完成的时刻。6月11日,院方开始对病人进行女性荷尔蒙激素围堵,效果并不显著,梅仍处于生命垂危之中。闻讯赶来的胡适、陈雪屏、钱思亮、查良钊、浦薛凤等学界要人兼好友紧急商谈,电请梅夫人韩咏华由美赴台予以照拂。韩咏华得到消息,惊惧中匆匆收拾行装飞台。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最后的光芒(3)

 

1951年,当梅贻琦在美国协进社落脚后,夫人韩咏华得此消息,携带两个外孙由香港赴美。此时,儿子梅祖彦正在美国读书,一对老夫妻再度与分别8年的儿子聚在了一起。1943年秋,正在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读书的梅祖彦弃学入伍,被分配到美军驻昆部队当译员,后被派往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军事基地工作,1946年9月退役复学,进入梅贻琦早年留美时的母校吴士脱理工学院机械系插班就读,1949年以“高才生”(honors)毕业,入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1950年毕业后,入美国沃兴顿公司任技术员。1954年,在一帮海外中国同学鼓动下,梅祖彦蒙生了回归大陆在共产党红旗映照下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想法。许多年后,梅祖彦说:“此前有不少留学生回到了大陆,并传来了很多解放后的情况。父亲知道我和一些同学也在筹划远行,他虽然未动声色,但显得出心中焦虑。后来还是重视了我自己选择前途的意愿。”梅贻琦一生奉行民主自由,尊重个人意志,对孩子的理想追求不曾干涉,梅祖彦自西南联大弃学入伍如此,由美返回大陆亦如是。当然,随着时转势移,二者又有不同,面对儿子这一新的人生选择,梅的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当儿子正式决定出走时,向来沉默寡言的梅贻琦以低沉的语调对这位独子说:“你回去是有用的,我就不行了。”又说:“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言毕泪下。梅贻琦一语成谶,自此一别,父子竟成永诀。

 

梅祖彦离美回归大陆,未久即分配到清华大学任助教,梅贻琦也于翌年赴台湾,韩咏华继续留在纽约独自生活。因梅贻琦赴台后领的是台币,薪水微薄,远不能支持夫人穿衣吃饭,一生倔犟要强的韩咏华开始到外面打工。此时韩已62岁,先是在一家衣帽工厂做工,后转一家首饰店卖货,继之经人介绍到一家医院做护工,最后转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生活极其艰难。据赵赓飏回忆:民国四十七八年,清华校友阎振兴从美国赴台,说“曾经探望过梅师母,‘生活太苦,赓扬,必须跟梅先生说,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说着阎兄眼中就充满了眼泪”。赵氏把阎校友所说的情况向梅贻琦报告后,梅认为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而新竹清华校区的建设正在关键时刻,自己还负有“教育部长”的职责,应酬极多,心力交瘁。更为难的是梅贻琦的居处是台北清华办事处办公室,没有自己的私人住房,只有等新竹清华原子炉建成,自己辞去“教育部长”之后才能有安家定居的打算。想不到原子炉尚未建成,“教育部长”仍在任上,就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甚至到了生命垂危的边沿。面对此情,只得召韩咏华赴台照料。6月19日,韩咏华抵达台北与丈夫相见。

 

7月22日,梅贻琦病情更趋危急,医生开始采用未婚女性鲜血反复输血(在两年时间里,先后输血39次)。7月28日施行切除睾丸手术,病情稍有缓和。

 

就在台大医院医护人员全力救治的同时,美国驻台协防司令特别派美国海军军医院外科主任firoved军医上校前往会诊,而后专门自日本横须贺美军海军基地医院请来内科主任weiss博士为其诊断,并尽力自美军医疗系统供应所需药品。在台湾当局和美军驻台协防司令部共同努力下,美国x光最高权威hodges博士,多次被邀赴台为梅贻琦检查胃肠及全身。日本癌症专家久留性胜博士也受邀特别自日本赴台为梅贻琦诊察病情,并提出救治办法。经过海内外世界一流专家齐心协力施救,梅贻琦病况渐有起色,食欲增加,至10月31日首次离床,由轮椅推出病室外散步,病情稳定。

 

1961年9月,梅贻琦痰塞左肺,又濒危急,台大美籍客座教授doan博士建议使用抗癌新药5-fluoro-uracil,也是美国下议院院长雷朋所用的药品进行强力阻击。台湾当局同意该方案并立即指令相关方面自美国进口该药,以最快的速度搭机运台,延长梅氏生命。9月16日,该药运抵云湾并对病人应用,前后共用六期,每期陆续注射两周然后休息十日,周而复始,每期药量逐渐增加,渐见效果。

 

梅贻琦在住院期间,一直牵挂着他倾尽心血的原子炉事宜,身体稍好的时候仍在病榻上批阅公事。12月,原子炉安装完毕,台湾当局布置庆典,因梅不能下床出行,遂于1962年1月1日,安排梅贻琦在病榻上象征性地按动原子炉启运转动的电钮,标志着他最后岁月中的一段“大事因缘”已修成正果。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注释

 

[1]袁随善《怀念梅贻琦老校长》,载《清华校友通讯》,(复)20期,1989年10月。

 

[2]《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载《不重合的圆—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另,据悉梁从诚先生于2010年10月28日,因病于北京世纪坛医院逝世。特此悼念—作者附记。

 

[3]《回忆梅贻琦座谈会》,吴泽霖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李书华《悼梅月涵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5、37]韩咏华《我与梅贻琦》,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6]《回忆梅贻琦座谈会》,韩咏华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7、18]《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

 

[8]沈刚如《献身大学教育的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9]叶企孙第三次审讯材料(1968年9月4日),载《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10]《回忆梅贻琦座谈会》,陈岱孙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21、22]《梅贻琦传稿》,赵赓飏著,台北,邦信文化公司1989年出版。

 

[12]蔡麟笔《为百世师为天下法》,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回忆梅贻琦座谈会》,何介人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5、30]张起钧《临难不苟的梅贻琦先生》,载《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1965年5月印行。

 

[16]叶公超《梅贻琦: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载《传记文学》,第6卷,第5期,1965年5月。

 

[17]《冯友兰自述》,第104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9]黄延复《梅贻琦、陈寅恪“解放”前夕为何要“出走”?》,新浪网黄延复博客,2009年5月12日。

 

[20]《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22]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4]《国立清华大学校刊》341号,1931年12月4日。

 

[25]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第82页注,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

 

[26]严信民《听听章伯钧的狂言:“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

 

[27]《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梁怡、李向前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

 

[28]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31、32、40]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3、34、39]赵赓飏《协助清华在台复校琐忆—为纪念梅校长逝世二十周年作》,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5]叶公超《忆梅校长》,载《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1965年5月印行。

 

[36]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载《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八辑,北京市政协1983年9月。

 

[37]方钜成、姜桂侬《忆梅校长在伦敦二三事》,载《清华校友通讯》,(复)13期,1986年4月。

 

[41]浦薛凤《梅故校长精神永在》,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2]梅祖彦《天南地北坐春风—怀念先父梅贻琦校长》,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宗璞熊秉明主编,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43]李鹤龄《关于前校长梅贻琦的几件事》,载《清华校友通讯》,(复)6期,1982年10月。

 

[44]据梅祖彦说:“我在军队服务时间较久,学业因而耽误了三年。不过在服务的后期,被派调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工作,服务结束后得到机会在美国继续学业。1949年我在父亲的母校吴斯特理工学院本院毕业,这件事父亲后来还算满意。”又说:“我回到北京后不久父亲即长住台湾,从那以后没有再给我写过信,但从母亲由美国来信中知道父亲得悉我回到清华母校任教后感到欣慰,以我的新环境中的适应情况很为关心。”梅祖彦由美国回到大陆后,一直在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任教授,为中国著名水力机械专家。先后提任过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体工程分会副理事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第三届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西南联大校友会会长、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于2003年5月27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45]赵赓飏《琐事忆梅师》,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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