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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鲜血的螺旋
1453年4月20-28日
战争就是欺骗。
——先知穆罕默德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战产生了深远的直接影响。短短几个钟头就猛烈地逆转了整个战役的局面，出人意料地让守军重新获得了心理优势。春季的大海如同巨大的礼堂，公开展现了奥斯曼舰队的战败之耻，在城墙上人头攒动的希腊人和金角湾对岸奥斯曼陆军右翼及穆罕默德二世本人都目睹了这个场景。
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庞大的奥斯曼舰队虽然在海峡出现的时候对基督徒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但在航海技术上无法与西方人相提并论。西方人凭借优越的技术和装备、桨帆战船内在的缺陷以及很大的运气赢得了这场海战。奥斯曼帝国未能牢牢地占有制海权，不管苏丹的大炮在陆墙处能够取得什么战果，攻城战都会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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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的情绪突然间又高涨起来：“苏丹的野心遭到了挫折，他那威名远播的力量遭到削弱，因为他的这么多三层桨战船甚至无法俘虏一艘船。”新来的4艘船不仅带来了急需的粮食、武器和兵员，也给守军带来了宝贵的希望。这支小舰队说不定只是一支更强大的救援舰队的前驱。如果4艘船就能抗衡奥斯曼海军，意大利各共和国的十几艘装备精良的桨帆船或许就能决定战局？“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重新点燃了他们胸中的希望，给他们带来了鼓舞和非常乐观的情绪，他们对未来有了美好憧憬。”在这场弥漫着宗教狂热的冲突中，这种事件绝不仅仅是人和物资的较量，或者偶然的风向变化，它们被认为是上帝伸出援手的明证。“他们向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祷告，但徒劳无益，”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写道，“而我们的永恒上帝却听到了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祈祷，所以我们才赢得了这场战斗。”
大约在这个时期，君士坦丁十一世可能是受到这场胜利的鼓舞，或者是因为打败了奥斯曼军队的早期陆路进攻，感到求和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可能提议向奥斯曼帝国纳贡，给穆罕默德二世一个台阶下，好让他能够体面地撤军；求和的建议可能是通过哈利勒帕夏发出的。在攻城战中，进攻者和防御者之间其实有着一种复杂的共生关系。君士坦丁十一世完全清楚，城外的穆斯林军营陷入了一种危机情绪。自战役开始以来，奥斯曼人第一次开始表示严重的疑虑。君士坦丁堡依旧岿然不动，是一块“卡在真主喉咙里的骨头”，就像十字军建造的城堡一样。对于有伊斯兰信仰的战士们来说，这座城市不仅是个军事难题，也是个心理障碍。他们原本对战胜异教徒、扭转历史大潮信心十足，因为他们拥有技术和文化上的优势，但现在这信心突然间脆弱起来，人们又回忆起了八个世纪以前先知的旗手艾优卜在城墙下阵亡的故事。“这个事件，”奥斯曼史官图尔松贝伊写道，“在穆斯林队伍中产生了绝望和混乱……军心大乱。”
这对奥斯曼人圣战事业的自信心是个关键时刻。在4月20日晚上，从务实的角度来看，漫长围城的惨淡前景似乎触手可及，而随之而来的将是后勤困难和士气低落、疾病流行（这对中世纪的攻城军队来说始终是个大灾难），以及士兵们开小差的可能性。这对穆罕默德二世的个人权威也是个明白无误的威胁。近卫军已经处在公开叛乱的边缘。与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不同，穆罕默德二世从来没有赢得过常备军的爱戴。近卫军此前曾经两次反叛暴躁任性的年轻苏丹，这一点并没有被人们淡忘，首席大臣哈利勒帕夏记得尤其清楚。
那天晚上，穆罕默德二世接到了他的精神导师和奥斯曼军营中的主要宗教领袖——谢赫阿克谢姆赛丁的一封信，信里集中体现了当前的严重局势。它描绘了军队的情绪，并提出了警告：
此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痛苦，沉重地打击了士气。机遇没把握住，导致了一些负面的发展：首先……异教徒欣喜若狂，大肆喧哗地夸耀；其次，有人认为，陛下在发号施令中判断失误，能力欠缺……陛下需要进行严厉处罚……如果不即刻施加严惩……需要填平壕沟、最后总攻命令发出之时，部队就不会竭尽全力。
谢赫还指出，这次失败很可能会打击士兵们的宗教信仰。“有人指责说，我的祷告都失败了，”他继续说道，“还有人说，我的预言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陛下必须对此善加处置，免得最终我们不得不满面羞耻、灰心丧气地撤退。”
在此鞭策下，穆罕默德二世于次日（4月21日）清晨“率领1万骑兵”，从位于马尔特佩的军营出发，前往双柱港，他的舰队就停泊在那里。巴尔托格鲁被召唤到岸上，为这次惨败做出解释。在前一天的激战中，这位不幸的海军司令一只眼睛被己方士兵投掷的石块严重击伤；他匍匐在苏丹面前的时候，一定是魂不附体。根据一位基督徒史学家的生动描述，穆罕默德二世“从内心深处发出呻吟，怒火中烧，气得七窍生烟”。他暴跳如雷地质问，为什么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也没能俘虏敌船：“如果你连这几艘船都对付不了，怎么能消灭君士坦丁堡港内的舰队？”海军司令回答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俘虏基督教船只。“陛下明察，”他为自己辩护道，“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我的桨帆船的冲角一直死死咬住拜占庭皇帝船只的船尾楼——我一直浴血奋战，大家都很清楚，我的很多部下都阵亡了，其他桨帆船上也损失了很多人。”穆罕默德二世怒火中烧又心烦意乱，命令将海军司令钉死在尖木桩上。群臣大为震惊，匍匐在穆罕默德二世面前，替巴尔托格鲁求情，说他确实是勇敢地死战到底，眼睛负伤就是努力奋战的明证。穆罕默德二世发了慈悲。死刑被撤销；作为惩罚，巴尔托格鲁在舰队和骑兵部队目睹下接受了100下鞭笞。他的官衔和财产全被剥夺，财产被分给了近卫军。穆罕默德二世深知这种决策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宣传价值。巴尔托格鲁从此消失在了茫茫史海中，海军司令职位这杯苦酒被重新交给了哈姆扎贝伊，他在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治下曾担任海军司令。目睹巴尔托格鲁受辱的士兵和水手们，以及苏丹身边的维齐和谋臣们都得到了一个深刻教训。他们对苏丹不悦的可怕后果有了第一手的观察。
关于这个事件，还有一个不同版本，是希腊史学家杜卡斯记载下来的。他讲述的关于攻城战的故事非常生动有趣，但常常令人难以置信。根据他的版本，穆罕默德二世命人将巴尔托格鲁按在地上，他亲自用“重达5磅的金棒（这位暴君命人制作了这根金棒，专门用来打人）”抽打了巴尔托格鲁100下。然后，一个希望获得苏丹宠信的近卫军士兵用石块狠砸巴尔托格鲁的头部，并挖出了他的眼睛。这个故事很生动，但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但它反映了西方人对穆罕默德二世的普遍看法：东方暴君、富裕的野蛮人、虐待狂，并且有一支奴隶大军对他绝对服从。
穆罕默德二世严惩了海军司令，以儆效尤之后，立即召集近臣，对君士坦丁十一世前一天提出的议和请求进行讨论。这许多事件发生得如此之快，已经互相交叠，对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经历重大挫折和首次异议与骚动之后，苏丹面临的问题很简单：是继续打下去，还是寻求以有利条件媾和。
在奥斯曼帝国最高层有两个派系，长期以来一直在苏丹反复无常的统治下为了生存和争夺权力而斗争。其中一派是首席大臣哈利勒帕夏，他是纯血统土耳其人和奥斯曼帝国传统统治阶级的成员，在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治下就担任过维齐，并在年轻的苏丹动荡的早期统治中对他进行了引导。哈利勒帕夏亲身经历了15世纪40年代的危机岁月和近卫军在埃迪尔内对穆罕默德二世的反叛。他深知，假如穆罕默德二世在希腊人的城墙下失败受辱，生存的机会将颇为堪忧，因此他非常谨慎。在整个战役期间，哈利勒的战略一直受到政敌的破坏。他们称他为“异教徒的朋友”，并指控他接受了希腊人的贿赂。
另外一派是奥斯曼帝国的暴发户：一群野心勃勃的军事领袖，他们大多是外来者，即来自不断开疆拓土的帝国的五湖四海的新穆斯林。他们一向反对任何和平政策，并鼓励穆罕默德二世去梦想征服世界。他们自己飞黄腾达的梦想与攻克城市息息相关。他们中领头的是第二维齐——扎甘帕夏，他是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希腊人，“最令人生畏，影响力和权威也最大”，并且他还是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官。这个派别得到了宗教领袖和圣战宣扬者，比如学识渊博的伊斯兰学者乌理玛艾哈迈德·古拉尼（穆罕默德二世的严厉教师）和谢赫阿克谢姆赛丁的坚决支持，这些人代表了伊斯兰世界长久以来占领这座基督教城市的狂热梦想。
哈利勒提出，必须抓住这个机遇，以有利的条件体面地撤军。他指出，海战的失利已经揭示了攻城的困难；如果战役继续拖下去，匈牙利军队或者意大利舰队前来救援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他表示自己坚信红苹果注定有一天会落入苏丹手中，“就像成熟的果实从树上掉落”，但红苹果尚未成熟。如果他们对拜占庭强加一个条件苛刻的惩罚性和约，胜利的一天就会来得更快。他提议向拜占庭皇帝索要每年7万杜卡特的天价贡金，作为撤军的条件。
主战派坚决反对议和。扎甘回答说，必须加倍努力，坚持打下去；热那亚船只的到来只是突出了对敌人施以决定性打击的必要性。现在是关键时刻。奥斯曼帝国的领导层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但争论的激烈性也反映出，领头的维齐们深知，自己在争夺在苏丹面前的影响力，最终也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穆罕默德二世端坐在宝座上，观察着群臣们为谋求晋身而互相争斗，但他的天性一直是个主战派。这次会议上以明显多数决定继续打下去。他们向君士坦丁十一世发去了回复：只有立即献城投降，和平才可能降临；苏丹将会把伯罗奔尼撒半岛割让给君士坦丁十一世，并补偿半岛目前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两个兄弟。苏丹刻意提出了一个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君士坦丁十一世很自然地拒绝了这条件，因为他深明自己的历史责任，必须要把父皇的衣钵延续下去。1397年，奥斯曼军队兵临城下时，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曾喃喃地说：“我主耶稣基督，不要让众多基督徒们听到，在曼努埃尔皇帝统治的时期，君士坦丁堡以及城内的基督教信仰的神圣与可敬之物被拱手交给异教徒。”君士坦丁十一世要秉承父亲的精神，死战到底。于是战役继续进行，奥斯曼主战派感到压力巨大，于是决心加紧攻城。
3英里之外，奥斯曼军队继续攻打城市，执行了一个秘密的综合进攻计划，计划的内情只有穆罕默德二世及其将领知晓。从前一天开始，奥斯曼军队开始大规模炮击，一刻不停地轰击了一整夜，持续到苏丹作战会议的那天。炮火主要集中在里卡斯河谷内圣罗曼努斯门附近的城墙上，也就是攻防双方都知道的城墙最薄弱的地段。
在持续炮火之下，一座主塔——巴克塔提尼安塔楼轰然倒塌，好几码宽的外墙也随之坍塌。城墙上一下子打开了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守军骤然暴露了。“城内和舰队的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尼科洛·巴尔巴罗记载道，“我们丝毫没有怀疑，他们想立刻发动全面总攻；所有人都相信，戴头巾的土耳其人很快就会冲进城。”在足够的火力集中到一个点上之后，哪怕是看上去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也会在奥斯曼军队的炮口下快速瓦解，这严重地挫伤了守军的士气。“有很长一段城墙被炮火打坏，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完蛋了，因为敌人在区区几天中就摧毁了这么长的城墙。”从大缺口向外张望的守军清楚地明白，哪怕“只有1万人”从这个地段发动集中攻势，城市也必然会陷落。他们在等待不可避免的浩劫，但此时穆罕默德二世和全部高级将领正在双柱港商讨是否继续作战，所以没有发布进攻的命令。基督教守军派系众多，防御作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的主动性，而奥斯曼军队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只有在接到了中央的指令之后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奥斯曼军队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利用和扩大炮击的战果，守军得到了重新排兵布阵的时间。
在夜色掩护下，朱斯蒂尼亚尼和他的部下开始对损坏的城墙进行紧急抢修。“他们用装满石块和泥土的木桶修补城墙，在城墙后方开挖了一条非常宽的壕沟，壕沟的一端建有石坝，石坝上覆盖着葡萄藤和多层枝叶，并用水浸透，让它们变得像城墙一样坚硬。”，这道用木头、泥土和石块堆积而成的壁垒仍然非常有效，能够让巨型石弹的威力大打折扣。守军的这些抢修是在敌人的持续火力之下进行的，敌人的“巨炮和其他火炮，以及很多火枪、不计其数的弩弓和很多手枪一刻不停地射击着。”巴尔巴罗在对这一天战事的记载的结尾处描绘了敌人的恐怖形象。大群装束颇具异国情调的敌人蜂拥而上，让这位随船医生心生恐惧：城墙前的地面“根本看不见，因为完全被土耳其人遮盖住了，尤其是近卫军，他们是苏丹麾下最勇敢的士兵，还有苏丹的很多奴隶，他们戴的是白色头巾，而普通土耳其人戴的是红色头巾”。但敌人没有再进攻。显然，在这一天，君士坦丁堡凭借好运气，以及“我们大慈大悲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保佑，躲过了噩运。
4月21日的战局发展极其迅速和错综复杂，似乎双方都意识到，一个关键时刻来临了。守军持续地采取措施应对敌人的进攻；他们没有兵力可供出击，只能从古老城墙组成的三角之内观察敌情，把希望寄托在防御工事的坚固上。他们等待敌人的进攻，匆匆地应付每一个危机，堵塞防线上的缺口，同时还在互相争吵。他们有时听到敌人即将总攻的传闻，就灰心丧气；有时听说援军即将抵达，心中又充满了希望，如此周而复始。他们一刻不停地拼命努力去守住防线，并遥望西方的海平线，寻找船帆的迹象。
近几天的事件似乎让穆罕默德二世愈发焦躁，疯狂地大肆活动。海军的战败、对西方援军的畏惧和部队的悲观情绪——他在21日这一天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困扰。他在城市外围焦躁不安地转来转去，从金红两色营帐到双柱港，又前去视察加拉塔北方的奥斯曼部队，亲自进行实地考察，研究问题，从不同角度观察“红苹果”，脑子里运筹帷幄。他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孩提时代。他在幼年时就曾从远方眺望这座城市，一直到1452年在阿德里安堡
街道上辗转徘徊的那些不眠之夜，他一向对君士坦丁堡痴迷不已，所以专心研究了关于攻城战的西方著作，对地形进行了初步勘查，还绘制了城墙的详细地图。穆罕默德二世为了占领这座城市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耻下问、搜集资源、招募技术人才、讯问间谍、积攒信息。他一方面对君士坦丁堡十分痴迷，一方面又城府极深（在奥斯曼宫廷的危险世界里，他在少年时期就学会了保守秘密），自己的计划在没成熟之前绝不会示人。据说，曾经有人询问穆罕默德二世关于未来一场战役的情况，他不肯直接回答，而是说：“请君谨记，假如我的一根胡须知道了我的秘密，我就会把它拔下来，丢进火焰。”他下一步将如何行动，也是一个严格保守的秘密。
他推断，主要问题在于保护金角湾的铁链。它的存在使得苏丹的海军无法从三角形的这一边对城市施压，因此守军可以节约兵力，集中力量防守陆墙，使得奥斯曼军队的巨大兵力优势大打折扣。在科林斯地峡，奥斯曼军队的大炮在一周之内就摧毁了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护墙。虽然此时大炮已经在古老的狄奥多西城墙上打开了一些缺口，但进度比他预想的慢得多。从外界看，城墙系统过于复杂、层次太多，壕沟也太深，很难速战速决。另外，朱斯蒂尼亚尼是个天才的战略家。他极其高效地调动了有限的人力和物资：石墙被打破，土墙却岿然不动，防线坚守了下来。
被封闭起来的金角湾为可能抵达的救援舰队提供了安全的锚地，并为基督教海军的反击提供了基地。金角湾还导致穆罕默德二世的各支陆军部队与海军之间的交通线大为延长，部队要从陆墙前往双柱港就不得不走很远的路，以便绕过金角湾的顶部。铁链的问题非解决不可。
没人知道穆罕默德二世的妙计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他酝酿了多久，但在4月21日，他提出了加快解决铁链问题的方案。他推断，如果无法强行突破铁链，就必须绕过它，要绕过它，就必须从陆路把舰队运走，让它在铁链防线的内部进入金角湾。当时的基督教史学家们对这个策略的来源有着自己的解释。莱奥纳德大主教确信，这又是背信弃义的欧洲人给苏丹出谋划策，并用他们的技术帮助苏丹；给穆罕默德二世献计的是“一个毫无信义的基督徒。我相信，那个人是从威尼斯人在加尔达湖的策略学到了这个把戏，并将它传授给土耳其人”。早在1439年，威尼斯人就从陆路将若干桨帆船从阿迪杰河搬运到了加尔达湖，但中世纪的战史中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而且穆罕默德二世非常热衷于钻研军事史。在12世纪，萨拉丁曾将桨帆船从尼罗河运到红海；1424年，马木留克军队把桨帆船从开罗运到了苏伊士。不管穆罕默德二世是从哪里得到这条良策的，其计划显然在21日前就已经开始执行；战事的不利迫使他加紧实施这项计划。
穆罕默德二世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他感到，必须对金角湾对岸加拉塔城的热那亚殖民地施压。加拉塔在这场战役中暧昧的中立让攻守双方都颇为不满。在战前，加拉塔和君士坦丁堡与奥斯曼人都有贸易往来，生意兴隆。在此期间，它在两大势力之间起到了渠道的作用，物资和情报都通过加拉塔来往穿梭。有谣言说，加拉塔市民白天在奥斯曼军营里公开活动，为其提供冷却大炮所需的油料，以及其他有利可图的货物；夜间则溜过金角湾，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站岗放哨。铁链的一端固定在加拉塔城墙内，无法直接对付，因为穆罕默德二世不愿意与热那亚撕破脸皮。他深知，假如与加拉塔发生直接的冲突，热那亚城就可能会派来一支强大的舰队。同时，他也认识到，加拉塔市民当然会同情基督徒。朱斯蒂尼亚尼就是个热那亚人。前来支援的热那亚船只或许也打破了加拉塔人的暧昧态度。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记载道：“此前加拉塔人非常小心谨慎……但他们现在却急于提供武器和兵员，但只能是秘密提供，以防对他们假装友好的奥斯曼人发现。”热那亚人的脚踩两只船意味着，信息在拜占庭与奥斯曼人之间的传递并不是单向的，这将很快产生悲剧性后果。
加拉塔城外原先遍布葡萄园和灌木丛，这一地域已经完全被扎甘帕夏指挥的奥斯曼部队占领。苏丹可能在攻城战的早期就做出了决定，要修建一条道路，具体走向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靠近双柱港的某个点出发，沿着一座陡峭的山谷爬升，来到加拉塔城外的一座山岭，然后从另一座山谷下降，来到热那亚殖民地之外金角湾沿岸一个叫作泉源谷的地方，那里处于加拉塔城墙之外，设有热那亚人的墓地。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就用这条道路来搬运船只。这条道路的制高点大约有海拔200英尺，对搬运船只的工作来说将是个严峻的挑战。但穆罕默德二世有的是人力。他素来高瞻远瞩，而且口风很严，早就为这个行动收集了物资：用来修建简易轨道的木材、用来承载船只的滚轴和支架、成桶的油脂和大量公牛与劳工。奥斯曼人先把这一地域的灌木丛清除干净，并尽可能地将地面铲平。4月21日，搬运舰队的工作开始加速进行。成群劳工将木制轨道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铺向山谷，预备好滚轴并涂抹了油脂，还建造了支架，用来将船只抬出水面。为了转移守军的注意力，穆罕默德二世把一个连队的大炮调到了加拉塔城以北不远处的一座山上，然后命令扎甘轰击保卫金角湾的基督教船只。
守军能够从加拉塔这个渠道或者奥斯曼军营内的基督徒士兵那里得到情报，却未能发现敌人在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工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早先，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可能认为奥斯曼军队是在做简单的修路工作。后来，他们要么是被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来，无法严密观察；要么（按照威尼斯人的说法）他们与奥斯曼人暗地勾结。穆罕默德二世很可能也明令确保他的基督徒士兵不得参加此项工程。不管真相如何，君士坦丁堡守军对敌人的新动向一无所知。
4月22日（星期日）清晨，奥斯曼人的炮火仍在咆哮，基督徒们前往教堂去做礼拜。第一具支架被放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中。奥斯曼人将一艘轻型弗斯特战船放入支架，然后借助滑轮将它搬到轨道之上的木制滚轴上，滚轴事先已经用油脂做了润滑。始终亲临一线的苏丹在那里观看和鼓励士兵们的努力。“滚轴上已经捆缚了绳索，他将长长的绳索的另一端固定在战船的边角上，命令士兵们去拖曳。有的人直接用手拽拉，有的人借助某种绞车和绞盘装置。”成群的公牛和劳工将战船拖上了斜坡，同时两侧还有更多的工人和士兵扶着战船。战船在轨道上前进一段距离之后，劳工们在它前方铺设更多轨道。在大量人力畜力资源的支持下，战船在陡峭的斜坡上缓缓前进，走向200英尺之上的山岭。
海上吹来了怡人的晨风，穆罕默德二世灵机一动，命令正在被搬运的各艘战船的基本人员登船。“有些人高呼着升起船帆，就好像他们要扬帆远航一样。海风把船帆吹得鼓鼓涨涨的。还有的人坐在桨位上，手里抓着船桨，前后划动，就好像真的在划船一样。指挥官们在桅杆基座旁跑来跑去，吹着口哨，大呼小叫，向桨手们挥动皮鞭，命令他们划船。”船上五颜六色的旌旗迎风招展，战鼓擂响，小型乐队在船首上吹响喇叭。这是一幅即兴表演的狂欢景象，非常离奇和梦幻：旗帜飘扬、乐队大吹大擂、船桨划动、船帆在清晨清风中鼓动、牛群则低吼着使劲。土耳其人在战争中期做出的这个姿态给对方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这个故事也将成为土耳其民族征服神话的重要元素。“这景象非同寻常，”克利托布罗斯记载道，“除非亲眼所见，没人会相信。战船被运过陆地，就像在海上航行一样，船员和全部装备都在船上，船帆也张挂了起来。”在附近的高地上，扎甘帕夏继续炮击下方的港口。2英里之外，大炮在轰击圣罗曼努斯门处的陆墙。
第一艘被搬运的战船从山岭顶端开始艰难地向下运动，前往泉源谷。特别注重细节的穆罕默德二世已经把第二个炮兵连调到岸边，以防止船只入水时遭到攻击。离正午还有一段时间，第一艘船水花四溅地进入了金角湾的平静水域，船员已经做好了抵挡突袭的准备。其他战船很快也陆续入水。当天一共有约70艘船接二连三地在泉源谷附近入水。这些船都是弗斯特战船，也就是快速的轻型两层或三层桨战船，“配备15-20个，甚至22个桨位”，船身长度在70英尺左右。尺寸更大的桨帆船则留在双柱港海域。
此次行动的所有微妙细节——时间安排、路线以及动用的技术——仍然神秘莫测。事实上，要在24小时内完成整个工程，可能性是极小的。从人体工程学角度来看，搬运距离至少有1.25英里，斜坡角度为8°，要先上坡，然后再稳妥地下坡，哪怕有大量人力畜力以及绞车的帮助，也肯定需要长得多的时间。奥斯曼人很可能在4月22日很久以前就把大型船只拆解，然后在靠近金角湾的地方重建起来，其他船只的搬运也肯定早就开始了。穆罕默德二世是个城府极深的人，把秘密保守到最后一刻是很符合他秉性的，但所有的史学家都同意，在4月22日早上，战船接二连三地进入了金角湾。整个行动在战略和心理上都是了不起的杰作，筹划巧妙，执行有力。甚至后世的希腊史学家也不情愿地做出了赞誉。“这是一项丰功伟绩，也是杰出的海战策略。”梅里西诺斯如此写道。这将给守军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由于金角湾沿岸的海墙得到了铁链的保护，而且陆墙承受了极大压力，所以海墙上几乎没有守军。肯定很少有基督徒士兵亲眼看到第一艘敌船从对面山上出现，然后下坡入水。他们发现这个新变化之后，恐慌很快不胫而走。人们从陡峭的街道上跑来，在城墙上战战兢兢地看着奥斯曼舰队陆续进入金角湾。这是奥斯曼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战败之后在战略和心理上做出的巧妙还击。
君士坦丁十一世立刻就认识到这对他那已经承受了极大压力的部队意味着什么。“现在金角湾沿岸海墙也处于前线，他们不得不派兵驻守，并从其他防区抽调兵力去那里。从城墙其他地段抽调兵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些地段现有的兵力已经屈指可数，无法有效地防守。”作为海战指挥官的威尼斯人同样忧心忡忡。这条封闭的海峡只有几百码宽，奥斯曼舰队就在不到1英里之外；金角湾曾经是躲避敌人的避难所，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没有喘息之地的狭窄杀戮场。
我们舰队的船员们看到那些弗斯特战船时无疑非常害怕，因为他们确信这些敌舰当晚就会联合在双柱港的舰队，内外夹击地攻打我们的舰队。我方舰队在铁链之内，土耳其舰队在铁链内外都有战船，所以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极大的。我们还担心敌人发动火攻、烧毁在铁链处的我方船只。我们被迫在海上昼夜守备，对土耳其人万分畏惧。
图23 加拉塔和金角湾：双柱港位于右上方，泉源谷位于左侧风车下方
守军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尽快消灭金角湾内的敌人舰队。第二天，威尼斯市政官和皇帝携手在威尼斯人的圣玛丽教堂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心“烧毁敌人舰队”。这次会议只有12人参加，而且是秘密的闭门会议。除了君士坦丁十一世之外，与会者大多是威尼斯的指挥官和船长。威尼斯人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务，但也允许了一个外人参加：热那亚人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在所有事务上都值得信赖的人”，他的意见受到普遍尊重。会议各方进行了漫长而激烈的辩论，提出了多种不同方案。有人主张整个舰队在白天大举出动，发动全面进攻，这就需要热那亚船只的配合。但这个方案被否决了，因为与加拉塔谈判就会非常复杂，而战局已经十万火急。还有人主张出动一支陆军部队去消灭保护敌人舰队的火炮，然后将敌船烧毁。但守军的兵力非常薄弱，这么做风险太大，因此也被否决了。最后，一艘特拉布宗桨帆船的船长贾科莫·科科，“一个果断坚决、沉默寡言的人”强烈支持第三种方案：在夜间发动一次小规模海战，通过出其不意的奇袭烧毁土耳其舰队；行动必须秘密筹划，不通知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并立即执行，因为时间就是生命。他提议由他自己来指挥此次突袭。与会者进行了投票表决，最后这个计划得以通过。
4月24日，科科开始着手实施他的计划。他选择了两艘坚固的高舷商船，在其船舷上堆积了大量装满羊毛和棉花的麻袋，并填塞平整，用来抵御奥斯曼火炮发射的石弹。还有两艘桨帆船将伴随商船前进，击退敌人的反击，而真正挑大梁的将是两艘快速的轻型弗斯特战船，每艘船上配有72名桨手。这两艘弗斯特战船上装满了希腊火和其他易燃物，用来火攻敌人。每艘大船还有一艘运载其他物资的小船伴随。计划很简单：有防护的风帆商船将作为肉盾，保护快速的弗斯特战船，直到后者接近敌人。弗斯特战船将冲出己方的保护圈，向队形密集的奥斯曼战船发动火攻。参战船只将在日落一小时后集合，于午夜发动突袭。事先做了周全的准备；但是，当指挥官们聚集在港口指挥官阿卢威克瑟·迪艾多的桨帆船上听取战前的最后指令时，计划却出人意料地受到了阻挠。城内的热那亚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打探到了这个消息，也想参加突袭。他们坚决要求暂缓行动，好让他们的船只做好准备。威尼斯人不情愿地同意了。进攻被推迟了。
热那亚人的战斗准备花了四天时间。在此期间，陆墙遭到持续轰击。威尼斯人等得不耐烦了。“从这个月的24日一直等到28日，”巴尔巴罗记载道，“4月28日，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他们终于决定尝试将奸诈的土耳其人的舰队烧毁。”为了安抚敏感的热那亚人，进攻舰队做了一些微调：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各自提供了1艘有防护的商船；2艘威尼斯桨帆船分别由加布里埃尔·特里维萨诺和扎卡里亚·格廖尼指挥；运载易燃物的3艘快速弗斯特战船由科科指挥；另外还有一些运载更多沥青、木柴和火药的小船。
4月28日，离拂晓还有两个小时，进攻舰队从金角湾东北角加拉塔海墙的庇护下安静地驶出，绕过通往泉源谷的黑暗海岸的弯曲处，路程不到1英里。打头阵的是两艘商船，朱斯蒂尼亚尼就在其中的热那亚商船上。其他船只紧随其后。海面上波澜不兴，没有任何动静。唯一能够显示有人在的迹象就是热那亚人的加拉塔城楼上短暂闪烁的光亮。他们接近奥斯曼舰队时，听不到任何声响。
尺寸较大的商船在使用人力划桨时速度较慢，而理应接受商船保护的弗斯特战船的桨手更多，速度很快。不知道是受了缓慢接近时的沉寂和紧张情绪的刺激，还是因为进攻被推迟而恼火，或者是由于渴望“扬名天下”，贾科莫·科科突然间摈弃了精心制定的计划。他自作主张，率领他的火攻船脱离了舰队，全速向停泊着的敌人舰队冲去，抢先发动了进攻。一瞬间周遭万籁俱寂。然后敌人向没有防护的火攻船开了炮。第一发炮弹很接近目标，但没有命中。第二发炮弹击中了一艘弗斯特战船的中部，将其击穿。“这艘弗斯特战船坚持的时间还不够念十遍主祷文，就沉没了。”，巴尔巴罗记载道。一瞬间，披甲的士兵和桨手们坠入夜色下的大海，很快无影无踪了。
夜色漆黑，跟在后面的船只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状况，继续前进。更多的火炮在近距离开火。“大炮和火枪发出如此之多的浓烟，让大家什么都看不见，双方都在大喊大叫。”基督教船只上前时，特里维萨诺的大型桨帆船冲入了火线，当场被两发炮弹击穿了船体。海水迅速灌入船体，但躺在甲板下方的两名伤员沉着冷静地采取了措施，避免了船只沉没。他们用储存在舱内的斗篷堵住破口，总算阻止了海水灌入。被严重击伤的桨帆船虽然已经被海水淹了一半，但仍然漂浮在水面上，桨手们艰难地把船划回了安全地带。其他船只试图继续进攻，但敌人猛烈开炮，投掷石块和其他武器，火力非常凶猛，再加上特里维萨诺的桨帆船严重受损，于是它们选择了撤退。
天渐渐亮了，但在混乱之中，两艘大型商船仍然停留在战场上，按照原计划摆开了防御阵势，竟没有发现其他船只已经撤退。看到这两艘船出人意料地落了单，奥斯曼舰队从锚地出发，意图将它们包围和俘虏。“爆发了一场可怕而凶残的战斗……看上去着实有如地狱；子弹和箭如同倾盆大雨，大炮不时轰鸣，火枪不断脆响。”70艘小船蜂拥上去攻击基督教船只，穆斯林水手们高呼安拉的尊名。但那两艘商船侧舷较高，而且有防护，再加上船员们作战经验丰富，因此抵挡住了进攻。近距离激战一连持续了一个小时，双方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最终双方脱离接触，各自鸣金收兵。奥斯曼舰队损失了一艘弗斯特战船，但赢得了整个战斗的胜利。“土耳其军营中欢呼雷动，因为他们击沉了贾科莫·科科的弗斯特战船，”巴尔巴罗回忆道，“而我们满心恐惧地哭泣，害怕土耳其人用他们的舰队打败我们。”意大利人对损失做了清点：一艘弗斯特战船被击沉，全体船员和一些士兵随之坠入深渊；一艘桨帆船严重受损；意大利人在海战中的优势地位被打破了。阵亡者的名单很长，包括不少有名望的人：“贾科莫·科科，船长；科孚岛的安东尼奥，合伙人；安德烈亚·斯泰科，大副；朱安·马拉尼奥，弩手；特罗伊洛·德·格雷齐，弩手……”；等等。“那艘被击沉的弗斯特战船上的人全都葬身大海，愿上帝怜悯他们。”
4月28日上午，守军发现，他们不仅损失惨重，还要蒙受更恐怖的苦难。原来，失踪的人并非全部被淹死，有大约40人从下沉的战船上泅水逃生，在黑暗和混战中游到了敌占海岸，被俘虏了。穆罕默德二世命令将俘虏全部钉死在尖木桩上，并展示给君士坦丁堡全城人看，以儆效尤。海战的幸存者们在城墙上战战兢兢地看着敌人的准备工作。一位名叫雅各布·德·坎皮的热那亚商人（他在奥斯曼帝国做了25年的生意）将这可怕景象描绘如下：
苏丹命人将他想要惩罚的人按倒在地；一根削尖的长木桩被插入此人的肛门；刽子手用双手举着一支大木槌，使出全身力气向下锤击，木桩被钉入人体。按照木桩插入位置的不同，这个可怜人要么当场死亡，要么还要忍受一段时间。然后刽子手将木桩抬起，将它插入地面。于是受刑的可怜人就只能这样苟延残喘，很快就会死去。
“木桩就这样被安插在那里，受刑者在城墙卫兵众目睽睽之下悲惨地死去。”当时的欧洲作家对这种死刑方式的残暴大肆口诛笔伐，并认为它是土耳其独有的刑罚。刺刑（尤其是作为一种震慑被围攻的城市的心理战工具）其实是奥斯曼军队从基督教巴尔干学来的。后来，奥斯曼人自己也经受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一次暴行：据说，弗拉德·德古拉于1461年在多瑙河平原将2.5万名奥斯曼人钉死在尖木桩上。目击者称：“无数尖木桩被安插在地上，上面挂的不是水果，而是死尸”，而在这些刑具的正中央有一根较高的木桩（以彰显这名受刑者的地位）钉着曾经担任海军司令的哈姆扎贝伊的尸体，还穿着红紫两色的官服。假如穆罕默德二世听到这个描述，一定也会大为震惊、心惊肉跳。
4月28日下午，意大利水手们被刺穿在尖木桩上的可怕景象收到了苏丹希望的效果。“城内为这些青年发出的哀恸无法描述。”梅里西诺斯写道。但悲痛很快变成了狂怒。为了取得一点心理平衡，也为了发泄进攻失败的挫折感，他们以牙还牙，自己也做出了暴行。自围城开始以来，城内就扣押着约260名奥斯曼俘虏。次日，很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十一世命令之下，守军进行了血腥的报复。“我们的人暴跳如雷，在城墙上当着奥斯曼全军的面野蛮地屠杀了土耳其俘虏。”俘虏被一个一个地带上城墙，在奥斯曼军队的注视下被吊死。众多绞架围成一个圆圈。莱奥纳德大主教哀叹道：“就这样，由于不虔诚和残忍的行为，这场战争变得愈发野蛮。”
悬挂在绞架上的俘虏和被钉死的水手们隔着战线相望，这真是一种无言的讽刺。但在这一系列暴行之后，战役主动权显然已经再次回到了进攻方那一边。金角湾内的奥斯曼舰队实力几乎毫发无损，守军也清楚地认识到，具有关键意义的金角湾彻底丧失了。这次笨拙的夜袭严重地损害了君士坦丁堡的实力。他们对此进行思考，寻找失败的原因，并控诉负有责任的人，尤其在意大利人之间发生了争吵。很显然，科科的进攻被推迟是个致命错误。敌人通过某种途径得到了风声，在海上守株待兔。穆罕默德二世此前把更多的火炮调到了内港，准备伏击基督徒的突袭舰队。加拉塔城楼上的光亮显然是热那亚殖民地内部有人在向苏丹通风报信。意大利人各个派系之间的互相指责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丧失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