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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恐怖的机械
1453年4月28日-5月25日
围城战需要机械：各种类型和形式的龟甲撞城锤……可移动的木制塔楼……不同形式的梯子……挖掘不同类型城墙所需的不同工具……不用云梯登城所需的机械。
——10世纪关于围城战技术的手册
“呜呼，最有福的圣父，这是多么可怕的灾难，海神的狂怒竟然一击将他们灭顶！”夜袭失败之后，守军当即就为失败的责任爆发了尖刻和激烈的争吵。威尼斯人在这次惨败中损失了80-90名亲密战友，找出了他们认为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可憎的来自佩拉的热那亚人是叛徒，是背弃基督教信仰的逆贼，”尼科洛·巴尔巴罗宣称，“他们借此向土耳其苏丹邀宠。”威尼斯人声称，加拉塔的某人溜到了苏丹军营，将夜袭的消息报告给了他。威尼斯人还提出了具体的指控：他们认为是加拉塔的市长自己派人去向苏丹报告的，或者是一个叫做法尤佐的人。热那亚人则反驳，威尼斯人应当为这次惨败负全责。科科“是个沽名钓誉之徒”无视命令，给整个行动造成了灾难。另外，他们还指责威尼斯水手偷偷将物资装上船，准备逃离城市。
双方大吵特吵起来，“互相指责企图逃跑”。意大利人内部的深层敌意浮出了水面。威尼斯人声称，他们已经服从皇帝的命令，将船上的货物卸载上岸，并要求热那亚人也“将你们船只的舵和帆保存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安全地点”。热那亚人反驳说，他们绝无逃离城市的企图；与威尼斯人不同，他们的妻儿老小和财产都在加拉塔，“我们将保卫加拉塔，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并且拒绝将“我们的高贵城市、为热那亚增光添彩的珍宝交给你们”。加拉塔的热那亚人的暧昧态度使得他们受到了各方面的指控，大家都控诉他们是欺骗盟友的叛徒。热那亚人与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都是贸易伙伴，但他们天性是同情其他基督徒的，而且他们允许拜占庭人将铁链固定在他们的城墙上，就已经破坏了自己的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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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十一世很可能亲自干预了互相猜忌的意大利人之间的争吵，但金角湾本身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基督教舰队害怕敌人的夜袭或者两面夹击（金角湾内部、泉源谷附近有一支奥斯曼舰队；金角湾之外、双柱港附近还有另一支舰队），丝毫不敢松懈。水手们昼夜处于戒备状态，小心谨慎地捕捉火攻船接近的声响。在泉源谷附近，奥斯曼军队的大炮严阵以待，准备应对基督教舰队的第二次进攻，但奥斯曼舰队没有采取行动。在科科阵亡之后，威尼斯人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了重组。一位新指挥官多尔芬·多尔芬受命接管科科的战船，同时他们还在考虑可否用其他方法消灭金角湾内的奥斯曼战船。在4月28日的失败之后，海路进攻显然是太危险了，于是他们决定用远程手段来骚扰敌人。
5月3日，两门尺寸相当大的火炮被部署到金角湾沿岸某一座水门处，700码外的对岸就是奥斯曼舰队的锚地，并开始炮击奥斯曼船只。起初炮击的效果很可观。他们击沉了一些弗斯特战船，按照巴尔巴罗的说法，“我们的炮击打死了很多敌人”，但奥斯曼军队迅速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一威胁。他们把舰船调离基督徒火炮的射程，并用他们自己的三门大炮还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双方的大炮在随后10天内隔着海面互相轰击，但都无法摧毁对方，“因为我们的大炮在城墙后，他们的大炮则得到了堤岸的良好保护，而且双方的距离达到半英里”。于是，这场炮击竞赛逐渐陷入僵局，但金角湾的压力还在，而且穆罕默德二世在5月5日回敬以自己的炮击计划。
他那不知疲倦的头脑一定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既然加拉塔城墙处在火线上，如何才能炮击铁链处的基督教船只呢？解决方案是建造一门弹道更为弯曲的大炮，让它从加拉塔城的后方射击，炮弹就可以从加拉塔城头顶上越过，不至于误击这座中立城市。于是他命令铸炮工匠们开始研制一种原始的臼炮，“能够将石弹射得很高，石弹落下来之后就能够正中敌船，将其击沉”。新的大炮已经制造成功，准备就绪。它从加拉塔后方一座山上向铁链处的基督教船只开了火。加拉塔的城墙正处于这门炮的火线之内，但这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有个好处：向态度可疑的热那亚人施压。这门臼炮的第一批炮弹从加拉塔市民们的屋顶上呼啸而过，市民们一定感到奥斯曼帝国勒紧了他们脖子上的绞索。当天的第三发炮弹“从山顶上轰鸣着飞下”，没有命中敌船，却击中了一艘中立的热那亚商船的甲板。该船“容积为300桶，装载着丝绸、蜂蜡和其他商品，总价值1.2万杜卡特。它当场就沉底了，桅顶和船体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船上有人被淹死”。于是，守卫铁链的所有船只都转移到了加拉塔城墙之下，寻求庇护。臼炮继续轰击，射程略有缩短，炮弹开始落在城墙和城内房屋上。桨帆船和其他船只上不断有人被石弹击毙，“有时一发炮弹能打死4人”但城墙提供了足够的防护，因此没有更多船只被击沉。加拉塔的热那亚人第一次遭到直接炮击，尽管只有1人死亡（“一位名誉极佳的妇女，当时站在大约30人的人群中间”），奥斯曼人的意图是一清二楚的。
加拉塔城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来到苏丹的大营，向他抱怨此次攻击。一位维齐面无表情地抗议说，他们以为被击沉的船属于敌人，并平静地向代表们保证，最终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欠他们的钱都会还清”。“土耳其人就用这种侵略行径报答加拉塔人民向他们表现的友谊，”杜卡斯讥讽地宣称。他说的“友谊”指的是加拉塔人向土耳其人通风报信，导致科科夜袭的失败。在此期间，石弹继续以弯曲的弹道越过金角湾。按照巴尔巴罗的说法，到5月14日，奥斯曼军队的臼炮已经发射了“212发石弹，每一发石弹至少有200磅重”。基督教舰队一直被压制在原地，未能发挥任何作用。在14日的很久以前，基督徒们就已经放弃了对金角湾的有效控制。陆墙处战事吃紧，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资，这更加深了水手们之间的矛盾。穆罕默德二世的压力消解了不少，于是命令在金角湾上修建一座浮桥，位置就在君士坦丁堡城外不远处，以缩短他的交通线，并保证人员和大炮能够自由运动。
在陆墙处，穆罕默德二世也在施加更大的压力。他的战术是消磨对方的力量，并越来越重视心理战。现在守军的兵力更加薄弱，他决定用持续炮火把他们拖垮。4月底，他把一些大炮调到圣罗曼努斯门附近的城墙中段，“因为那里的城墙比较低，也比较弱”；当然，他同时还在加紧炮击皇宫一带仅有一道城墙的地段。大炮昼夜轰鸣；奥斯曼军队还随时可能会发动小规模袭击，检验守军的决心，然后一连几天都不进攻，让守军自己松懈下来。
快到4月底的时候，一次大规模炮击把城墙顶端炸塌了大约30英尺。天黑之后，朱斯蒂尼亚尼的部下再次开始抢修，用泥土封堵缺口，但次日奥斯曼大炮又开始了狂轰滥炸。但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其中一门大炮的火药室发生了破裂，可能是因为炮管的缺陷，尽管俄罗斯人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声称这是被守军的火炮击中所致。这个挫折让穆罕默德二世火冒三丈，命令立即发动一次攻势。奥斯曼军队向城墙发起了冲锋，令守军措手不及。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交火。城内敲响了警钟，人们冲向城墙。“兵器碰撞、火光夺目，所有人都感到城市已经被连根拔起。”冲锋的奥斯曼士兵被成片地打倒在地，又被后面疯狂地冲上来的其他士兵踩在脚下。对俄罗斯人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来说，这个景象极其恐怖：“死尸几乎将壕沟填满，土耳其人就踏过己方士兵的尸体，像在大草原上冲锋一样，继续战斗，死者的尸体成了通往城市的桥梁或者楼梯。”守军最终无比艰难地打退了这次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夜色降临。成堆的死尸被抛弃在壕沟内：“从突破口附近一直到山谷，流血漂橹”。守军士兵和市民们精疲力竭，倒头就睡，任凭伤者在城墙外呻吟。第二天，僧侣们再次开始他们的忧伤工作——埋葬战死的基督徒，并清点敌人尸体。君士坦丁十一世已经被消耗战拖得身心疲惫，现在看到伤亡数字，显然非常烦恼。
疲惫、饥饿和绝望开始给守军带来严重的损失。到5月初，粮食已经短缺；此时已经很难和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做生意，划船去金角湾捕鱼也变得非常危险。在战斗间歇，很多防守城墙的士兵会离开岗位，为家人搜寻食物。奥斯曼军队知道这个情况，不断发动突然袭击，用一端带钩子的木棍将城墙上装泥土的木桶拉下来。他们甚至能够大摇大摆地接近城墙，用网兜回收炮弹。城内的争吵愈演愈烈。热那亚人的大主教莱奥纳德控诉擅离岗位的希腊人是懦夫。希腊人反驳说：“如果我的家人挨饿，城防关我什么事？”莱奥纳德感到，还有很多希腊人“对拉丁人满腹仇恨”。有人被指控囤积粮食、怯懦畏敌、投机倒把和妨碍城防。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信条和血统出身不同的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朱斯蒂尼亚尼和诺塔拉斯互相争夺军事资源。莱奥纳德严厉谴责“某些人的丑恶行径，他们是喝人血人膏的恶魔，囤积粮食，或者哄抬粮价”。在围城的巨大压力之下，脆弱的基督教联盟开始瓦解。莱奥纳德责怪君士坦丁十一世没能控制住局面：“皇帝行事过于宽大，抗命不遵的人既没有受到言语训斥，也没有受到刀剑的惩罚。”城墙外的穆罕默德二世很可能也得知了这些争吵和矛盾。“守城军队陷入了分裂，”奥斯曼史官图尔松贝伊在这个时期记载道。
为了防止士兵去搜寻粮食而玩忽职守，君士坦丁十一世命令向士兵的家属平均分配粮食。形势已经非常险恶，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征用了教堂的圣餐盘，将其熔化、铸成钱币，分发给士兵们，让他们去购买粮食。皇帝的这个举措很可能是颇有争议的，不大可能受到虔诚的东正教徒们的支持，后者认为城市蒙受的苦难是罪孽和错误应得的惩罚。
拜占庭指挥官们在加紧商讨战局。敌人舰队进入金角湾，严重打乱了守军的计划，他们被迫根据新局势重新部署部队和划分防区。城墙守军一天24小时地瞭望西方大海，但海平线上没有任何动静。大约在5月3日，守军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指挥官、民政要人和教会人士共商国是。敌人的大炮还在轰击城墙，守军士气越来越低落，大家感到敌人的全面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在充满不祥预感的气氛下，有人提议让君士坦丁十一世离开城市，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在那里重整旗鼓，招募新兵，以图东山再起。朱斯蒂尼亚尼表示愿意提供他的桨帆船送皇帝逃离。史学家们对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答复作了非常煽情的记述。他“沉默许久，泪如雨下，然后说道：‘我赞赏和感激你们的建议，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因为这建议符合我的利益，一定是这样的。但我怎么能这么做？怎么能离开教会、上帝的教堂、帝国和所有人民？请告诉我，如果我逃走的话，全世界会怎么看我？不，众位大人，不行。我要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殒身报国。’他向他们鞠躬致敬，哭得伤心欲绝。牧首和在场的其他人都开始默默流泪”。
平静下来之后，君士坦丁十一世提出了一个务实的建议：威尼斯人应当立即派遣一艘船到爱琴海东部，寻找救援舰队的迹象。要突破奥斯曼人的海上封锁是非常危险的，但当即就有12人自愿报名，于是准备了一艘双桅帆船来执行这个任务。5月3日快到午夜时，这12人乔装打扮成土耳其人，登上了这艘小船。船被拖曳到铁链处。帆船张挂着奥斯曼帝国的旗帜，升起船帆，溜过了敌人的巡逻队，丝毫没有被敌人察觉，然后在夜幕掩护下向西进入马尔马拉海。
虽然大炮有着一些技术问题，穆罕默德二世仍然继续炮击城墙。5月6日，他判断，发动致命一击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命令陆军全军再次向城市推进，全天猛攻。”城内传出的消息可能让他确信，守军的斗志已经在崩溃；或许还有其他情报警告他，意大利人正在缓慢地组织一支援军。他感到，城墙中段的薄弱环节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他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
5月6日，大炮再次猛烈开火，较小的火炮也加入合唱，此时炮手们对射击模式已经驾轻就熟。炮击还伴随着“呐喊声和响板的敲击声，以威慑城内的人”。很快，又有一段城墙倒塌了。守军要等到夜间才能修补城墙，但这一次，奥斯曼人在夜间也继续炮击，所以守军无法封闭这个缺口。次日早上，大炮继续对城墙基部狂轰滥炸，又打垮了相当长的一段。奥斯曼军队持续炮击了一整天。晚上7点左右，他们向城墙突破口发动了一次排山倒海的进攻，像往常一样大呼小叫、鼓乐喧天。远方港口内的基督徒水手们听到了狂野的呼喊声，担心奥斯曼舰队也会相应地发动进攻，于是做好了战斗准备。成千上万的奥斯曼士兵越过壕沟，冲向突破口，但此处非常狭窄，兵力优势发挥不出来，他们在强行猛冲的过程中踩倒了不少自己人。朱斯蒂尼亚尼冲上去迎战，突破口处爆发了一场绝望的肉搏战。
一个名叫穆拉德的近卫军士兵引领着第一波攻击。他凶猛地向朱斯蒂尼亚尼砍杀，朱斯蒂尼亚尼险些丧命，但这时有一个希腊人从城墙上跳下，用斧子砍断了穆拉德的双腿，才将朱斯蒂尼亚尼救下。率领第二波攻击的是奥斯曼帝国欧洲军的旗手奥马尔贝伊，迎战他们的是朗加比斯指挥下的一大队希腊兵。在大肆砍杀和冲刺的混战中，双方的指挥官在各自部下面前展开了一对一单挑。奥马尔“拔出利剑，向对方猛攻，两人疯狂地互相劈砍。朗加比斯走到一块石头上，双手握剑，砍到奥马尔的肩膀，将他劈成两段，因为他的臂力极强”。奥斯曼士兵们看到指挥官战死，不禁火冒三丈，将朗加比斯团团围住，把他砍倒在地。就像《伊里亚特》的场景一样，双方都冲上去争抢指挥官的尸体。希腊人急于夺回城门外的尸体，“但未能成功，自己损失惨重”。奥斯曼士兵们将残缺不全的尸体砍成肉泥，把希腊兵赶回了城内。这场鏖战持续了三个钟头，但守军坚守住了战线。战斗渐渐平息下来，大炮又开始咆哮，以阻止守军封闭缺口。同时奥斯曼军队发动了一次牵制性攻击，企图将皇宫附近的城门烧毁，但也被击退。朱斯蒂尼亚尼和疲惫不堪的守军士兵们在黑暗中努力重建临时壁垒。由于城墙遭到轰击，他们不得不在比原先位置更靠后的地方修建土木壁垒。城墙坚持住了，但非常勉强。在城内，“希腊人因为朗加比斯的战死而万分悲痛和恐惧，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武士，非常英勇，而且受到皇帝的敬爱”。
对守军来说，炮击、进攻和修补城墙的循环越来越模糊不清。就像描绘堑壕战的日记一样，史学家们的记载也越来越单调和重复。“5月11日，”巴尔巴罗记载道，“除了陆墙遭到相当规模的炮击，陆上和海上都很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13日，一些土耳其人来到城墙下，发动了小规模袭扰，但除了不幸的城墙遭到持续轰炸之外，白天和夜间都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对时间的把握开始出错，他记载的事件的顺序开始紊乱，甚至有重复记录。士兵和平民都厌倦了战斗、修理、埋葬死者和清点敌人的死尸。奥斯曼军队对营地内的卫生状况高度重视，总会把己方阵亡者抬走安葬，但壕沟内还是堆满了腐烂的死尸。激烈残杀威胁着饮用水的安全：“河流溪涧中的污血污染了水源，发出恶臭。”城内的市民们越来越沉迷于教堂礼拜和圣像创造奇迹的神力，忙于思考罪孽和对局势进行神学解释。“全城到处可以看见所有男女群众组成神秘的游行队伍前往上帝的教堂，泪流满面，赞美和感恩上帝与最纯洁的圣母。”奥斯曼军营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召唤祈祷的呼声，借此计时。德尔维希们在士兵中间来回穿梭，告诫信众要坚定信心，牢记圣训中的预言：“在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圣战中，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将被战胜，这是真主不能宽恕的；三分之一将英勇牺牲，成为伟大的烈士；还有三分之一将最终得胜。”
守军的伤亡持续增多，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指挥官们焦急地到处搜寻人力物力来填补缺口。他们虽然竭尽全力，还是无法让所有守军精诚团结。大公卢卡斯·诺塔拉斯与朱斯蒂尼亚尼争吵不休，威尼斯人则大体上独立行动、自行其是。目前唯一尚未动用的人力资源就是桨帆船的船员，于是皇帝向威尼斯社区求援。5月8日，威尼斯十二人议事会召开了会议，投票决定将三艘威尼斯大型桨帆船上的武器卸下，将船员调往城墙，然后在造船厂内将桨帆船摧毁。这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万难之策，目的是确保船员们一心一意地参加守城，但这个措施招致了激烈反对。卸载武器的工作正要开始，船员们手执利剑阻挡住了跳板，宣称：“我们倒要看看，谁敢从这些桨帆船上卸货！……我们知道，一旦我们把这些桨帆船上的货物卸下，在造船厂内把它们击沉，希腊人就会用武力把我们扣押在城内，当做他们的奴隶。而我们现在还是来去自由的。”船长和船员们害怕自己安全撤离的交通工具被摧毁，封锁了他们的船只，严阵以待。这一天，奥斯曼人仍然在持续不断地轰击陆墙。形势危急，议事会不得不在第二天再次开会，对计划做了修改。这一次，两艘长型桨帆船的指挥官加布里埃尔·特里维萨诺同意将他的船只上的武器卸下，并带领400人加入圣罗曼努斯门的防守。花了四天时间才说服船员们合作并搬运装备。他们在5月13日抵达圣罗曼努斯门时，几乎已经太晚了。
虽然穆罕默德二世的炮火主要集中在圣罗曼努斯门地段，但还有一些火炮在轰击皇宫附近、狄奥多西城墙与单独一道城墙相接的地点。到5月12日，大炮已经摧毁了这里的一段外墙，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在这个地点发动一次集中夜袭。午夜将近时，一支庞大的队伍开始向突破口前进。守军措手不及，被安纳托利亚军旗手穆斯塔法指挥的一支队伍从城墙上打退了。守军从城墙的其他地段迅速调来援军，但奥斯曼军队将他们一一逐退，开始在城墙上搭起云梯。皇宫周边小巷里的人们仓皇失措。市民们从城墙逃走，很多人“在那天夜里相信城市已经陷落了”。
按照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说法，就在此时，在3英里之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廊上正在召开一场气氛肃杀的作战会议。大家必须直面严峻的形势。守军的兵力一天天减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全都必死无疑，他们就会占领城市。”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君士坦丁十一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系列选择，供指挥官们斟酌：他们可以在夜间冲杀出城，尝试通过奇袭打败奥斯曼军队；或者死守到底，寄希望于匈牙利人或意大利人的救援，同时等待不可避免的噩运。卢卡斯·诺塔拉斯建议继续死守，其他人则再次恳求君士坦丁十一世离开城市。就在这时，他们得到消息，“土耳其人已经在爬城和屠戮市民”。
君士坦丁十一世策马奔向皇宫。在黑暗中，他遇见了一些从突破口逃跑的平民和士兵。他徒劳无功地努力让他们返回前线，战局在每一分钟都愈发恶化。奥斯曼骑兵已经开始冲入城内，城墙内已经爆发了激战。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卫队的到来总算稳定住了希腊兵的军心：“皇帝抵达前线，向他的士兵们呼喊，鼓励他们英勇奋战。”在朱斯蒂尼亚尼的帮助下，他打退了侵入城墙的敌人，把他们困在迷宫般的小巷内，将其分割为两个部分。四面受敌的奥斯曼士兵们发动了勇猛的反击，企图杀死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毫发未伤，激情满怀地将敌人一直驱赶到突破口处，甚至还打算继续纵马冲杀出去，“但内廷贵族和他的德意志卫兵们拦住了他，劝说他骑马回城”。没能逃走的奥斯曼士兵全被杀死在黑暗的小巷内。
次日，市民们把奥斯曼士兵的尸体拖到城墙上，丢进下方的壕沟，让他们的战友来拖回尸体。君士坦丁堡在这次危机中幸存，但敌人的每一次进攻都让城市的生存希望减小了一分。
这是穆罕默德二世向皇宫段城墙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虽然没能得手，他一定能感觉到，胜利已经在望。现在他似乎下了决心，要把全部火力集中在最薄弱的地段——圣罗曼努斯门。5月14日，他得知基督徒们已经将部分桨帆船的武器拆除，并将大部分船只撤入远离铁链的一个小港，于是得出结论：在金角湾的奥斯曼舰队已经相对安全。然后他把加拉塔附近山上的大炮也调到了陆墙前。起初，他命令这些火炮轰击皇宫附近的城墙，效果不佳，于是他又把它们调到了圣罗曼努斯门。现在炮击战术越来越改为集中所有火炮射击一个点，而不是把各门火炮平摊在宽大正面上。炮火比以往更为凶悍：“这些大炮昼夜不停地轰击我们可怜的城墙，把大段城墙炸塌。我们城内的人日夜劳作，用木桶、柴火、泥土和其他所有必需的东西抢修被摧毁的城墙。”特里维萨诺指挥下的桨帆船水手们就驻扎在这里，“配备了优质大炮和火枪，以及大量弩弓和其他装备”。
同时，穆罕默德二世不断对守卫铁链的基督教船只施压。5月16日22时，有人发现部分双桅帆船从停泊在海峡中的奥斯曼主力舰队脱离，全速驶向铁链。瞭望的基督徒水手们推测，在奥斯曼舰队服役的基督徒在逃离，“我们在铁链处的基督徒欣喜地等待他们”。但这些船只接近的时候，向守军开了火。意大利人立刻出动了他们自己的双桅帆船，将敌人打得抱头鼠窜。基督教战船只差一点就追了上去，但“他们开始拼命划桨，逃回了他们自己的舰队”。次日，奥斯曼舰队出动了5艘快速弗斯特战船，再次发动试探性进攻。守军用“70多发炮弹”的暴雨将其击退。
5月21日黎明前，奥斯曼舰队向铁链发动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这一次整个舰队大举出动。他们划着桨逼近铁链，“手鼓和响板的声音震耳欲聋，想用这个来吓唬我们”，然后停了下来，审视对手的实力。铁链处的基督教船只全副武装，做好了战备，一场大规模海战似乎一触即发。就在这时，城内传来宣示全面进攻的警报声。金角湾内的所有基督教船只都迅速开往战斗岗位，而奥斯曼舰队则踌躇不决。最后他们调头返回了双柱港，于是“天亮两个小时之后，双方都十分平静，就好像海路进攻根本不曾发生过”。这是奥斯曼人进攻铁链的最后一次尝试。奥斯曼舰队的桨手大多是基督徒，现在可能士气已经非常低落，无力真正地挑战基督教船只，但这些活动让守军精神紧绷，无法休息。
在其他地方，穆斯林们非常忙碌，这对守军来说是不祥之兆。5月19日，奥斯曼工兵建成了一座浮桥，将它架设在城墙外不远处的金角湾海面上。这又是一个临场应变的杰作。浮桥由1000只大酒桶（显然是从加拉塔城内喜好葡萄酒的基督徒那里弄来的）组成，每两个木桶首尾相接，上面铺设木板，形成了一条足够宽的车道，足以让五名士兵并肩行走，同时又足够坚固，可以承载大车的重量。修建浮桥的目的是缩短陆军两翼之间的交通线（在此之前要绕过金角湾顶部）。巴尔巴罗提出，穆罕默德二世准备浮桥是为了发动一次总攻，好让他的士兵能够快速运动。但浮桥直到围城战末期才在最终位置上架设就绪，“因为假如在全面进攻前就把浮桥在金角湾上架好，只需一发炮弹就能将其摧毁”。从城墙可以对这些准备工作一览无余。守军再次被穆罕默德二世向攻城战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所震撼。但还有一项工程没有暴露在基督徒们眼前，它很快就将让他们魂飞魄散。
到5月中旬，穆罕默德二世已经把守军消耗到了极限，但防线仍然完整。他已经充分使用了陆海军的资源，动用了中世纪攻城战的三项关键战术——突袭、炮击和封锁。还有一项非常经典的技术还没有尝试——挖地道。
在塞尔维亚的奥斯曼附庸国境内有一座叫做新布尔多
的城市，它是巴尔干内陆最重要的城市，凭借它的银矿带来的财富驰名全欧洲。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斯拉夫部队中包括了一群来自新布尔多的熟练矿工，有可能是萨克森移民，“精通挖掘和开凿坑道的技术，对他们的工具而言，大理石就像蜂蜡一般柔软，黑压压的群山不过是一堆尘土”。在战役早期，他们就尝试在城墙中段下方挖地道，但由于地形不合适，计划被放弃了。5月中旬，其他的方法都已经失败，围城战进入了第二个月，坑道工兵们展开了一个新工程，这一次是在皇宫附近的单道城墙附近。挖地道虽然非常艰苦，却是摧毁城墙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穆斯林军队使用这个手段已经有几个世纪，屡建奇功。到12世纪末，萨拉丁的继承人们已经精通了这门技术，通过炮击和地道双管齐下，在6周内就占领了十字军的多座大型城堡。
大约在5月中旬，在木栅和碉堡的掩护下，萨克森银矿工人们开始从奥斯曼军队战壕后方挖掘地道，目标是250码外的城墙。这是需要熟练技术的工作，非常辛苦，特别困难。在冒烟的火把照明下，矿工们挖掘了狭窄的地下坑道，前进的过程中不断用木料支撑地道。奥斯曼军队在历史上也曾经尝试挖地道来破坏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但都没有成功。年老的市民们都坚信，挖地道是行不通的，因为城墙下面大部分是坚固的岩石。5月16日深夜，守军瞠目结舌地发现，这个老观念是错误的。城墙上的士兵偶然听见城墙内的地下传来鹤嘴镐的敲击声和模糊的说话声。地道显然已经从城墙底下穿过，奥斯曼工兵们将要在城内挖出一个秘密入口。守军很快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诺塔拉斯和君士坦丁十一世。他们慌忙召开了一次会议，然后在城内寻找有采矿经验的人，来应对这个新的威胁。临危受命的是个奇人：“约翰·格兰特，德意志人，优秀的军人，精通军事问题”，追随朱斯蒂尼亚尼的队伍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其实是个苏格兰人，显然曾经在德意志工作过。他在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前有哪些经历，已经很难揣测。他显然是个武艺高强的职业军人、攻城战专家和工程师，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曾在这场战争最奇异的支线情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格兰特显然非常熟悉坑道作业。他根据敌人挖掘地道的声响判断出了地道的位置，然后偷偷地快速挖掘了自己的地道。守军有着出其不意的优势。他们在黑暗中冲进敌人的地道，烧毁了支撑地道的木料，导致地道崩塌，奥斯曼工兵们被困在黑暗中，最后窒息而死。地道带来的威胁让守军彻底丧失了城墙带来的安全感。从此以后，守军特别小心谨慎地寻找敌人挖地道的迹象。格兰特一定是开创了当时防御地道的标准战术。他在城墙附近地面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放置一碗或一桶水，人们观察水面，如果有涟漪的话，说明地下有震动。确定敌人地道的位置并快速和秘密地予以拦截需要更多技术。随后的日子里，双方在地下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斗争。这场地下战斗需要特别的技术和纪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争夺城墙和铁链的斗争之外的第三条战线。5月16日之后的几天内，基督教工兵们没有发现敌人的任何新动向。21日，他们发现了一条新地道。它同样从城墙地基下穿过，目的是在城内打开一个入口，好让部队溜进城来。格兰特的部下拦截了这条地道，但没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奥斯曼士兵们从地道撤退，将支撑木梁烧毁，于是地道就坍塌了。
后来双方就在黑暗的地下进行了一场猫鼠游戏，打得非常惨烈。次日，“晚祷时分”，守军在卡里加利亚门附近发现了敌人的又一条地道，对其予以拦截。他们用希腊火把地道内的工兵活活烧死。几个小时后，有震动表明，附近还有一条地道，但这条地道很难拦截。但是，地道内的支撑木梁自行垮塌，在场的工兵全部死亡。
萨克森矿工们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每天双方都要在地下交锋。贾科莫·特塔尔迪回忆说，每一次“基督徒们都挖掘自己的地道，然后仔细监听，找到敌人地道的位置……他们用烟把土耳其人熏死在自己的地道内，或者有时用恶臭的东西。在有些地方，他们向地道内灌水，还常常与敌人工兵展开肉搏战”。
在地道战继续进行的同时，穆罕默德二世的工兵们在地上还实施了另一项不同寻常而且完全出人意料的工程。5月19日拂晓，查瑞休斯门附近城墙上的哨兵们开始准备一天的战斗，越过敌人帐篷海洋的远方眺望，被自己目睹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在他们前方十步远的地方，也就是壕沟边上，屹立着一座巨大的攻城塔，“其高度超过外堡的城墙”，一夜之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奥斯曼军队非常快速地建起了这座带轮子的攻城塔，在夜间将它运到城墙前，现在对城墙居高临下。敌人的效率让守军无比震惊，也百思不得其解。攻城塔的骨架由坚固的木梁组成，覆盖着骆驼皮和双层木栅，以保护内部的人员。塔楼的下半部分装满泥土，外面一圈筑有土墙，“所以大炮或者火枪的弹丸奈何它不得”。这座活动攻城塔内的各层之间有梯子相连，梯子也可以用作连接攻城塔和城墙的桥梁。一夜之间，大量劳工还在攻城塔背面修建了一座有防护的堤道，“这堤道有半英里长……上面铺着两层木栅，然后又覆盖了骆驼皮，士兵们就可以安全地从攻城塔走到军营，而不用害怕子弹、弩箭或小型火炮发射的石弹”。守军士兵们争相跑上城墙去观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攻城塔是源自古典时期战争的古老事物，尽管莱奥纳德大主教认为“就连罗马人也很难建造出这样的装置”。奥斯曼人设计这座攻城塔是专门为了填满城墙前棘手的壕沟。在塔内，众多士兵在挖掘泥土，并通过防护层的小口子将泥土抛入前方的壕沟。他们一整天都在这么苦干。同时，攻城塔高层的弓箭手向城内射箭，为下面的人提供掩护。弓箭手们似乎“斗志非常高昂”。
这是典型的穆罕默德二世风格的工程——秘密筹划、规模宏大，执行起来速度奇快，就像搬运战船那样。攻城塔给守军造成的心理震慑也是极大的。奥斯曼军队的足智多谋和资源的取之不尽对守军来说一定是个不断再现的噩梦。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指挥官们匆匆来到城垛，应付新的危机，“他们看到它时，无不呆若木鸡。他们非常担心，这座攻城塔将使得城市失守，因为它的高度比外堡还要高”。攻城塔的威胁是非常明显的。它就在守军眼皮底下把壕沟渐渐填平了，弓箭手的掩护火力则使得守军难以做出回应。到黄昏，奥斯曼军队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他们用木材、干树枝和泥土填平了壕沟。攻城塔内的人推动它继续接近城墙。手足无措的守军决定必须当机立断——如果这座居高临下的攻城塔再运作一天，后果将不堪设想。天黑之后，守军在城墙后准备了成桶的火药，点燃引信后将其从城墙上推向攻城塔。发生了一连串的大爆炸：“大地突然像雷鸣一般咆哮起来，攻城塔及其人员被掀上云霄，就像被猛烈暴风卷起一样。”攻城塔开裂爆炸了：“人和木料从高处飞落下来。”守军向下方正在呻吟的伤者倾倒了成桶的燃烧的沥青。守军还从城墙出击，对幸存者大肆屠戮，将死尸和被推到城墙附近的其他攻城武器——“长长的攻城锤、带轮子的云梯、附有防御塔的大车”——一起烧毁。穆罕默德二世从远处目睹了这次失败。他怒火中烧地命令士兵们后撤。接近了城墙其他地段的类似的攻城塔也被撤下，或者被守军烧毁。攻城塔面对火攻显然太脆弱，于是奥斯曼军队没有再重复对它的试验。
地道战越打越激烈。5月23日，守军发现并进入了又一条地道。他们借助闪烁的火光沿着狭窄的坑道前进，突然一下子迎头撞上了敌人。他们投掷希腊火，把地道顶部弄塌，将敌人工兵活埋，还俘虏了两名军官，把他们带回地面。希腊人对这两名奥斯曼军官毒刑拷打，直到他们招供了其他地道的位置：“他们招供之后，就被斩首，尸体被从城墙上抛下。土耳其人看到自己的人被从城墙上丢下，非常恼火，对希腊人和我们意大利人恨之入骨。”
次日，银矿矿工们改变了战术。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挖掘穿过城墙的地道以打通进入城内的通道，而是在离城墙还有十步远时就改变方向，挖掘与城墙平行的地道。他们用木料支撑地道，并做好将其烧毁的准备，希望借此使一段城墙坍塌。守军在千钧一发之际终于发现了敌人的新动向；奥斯曼工兵们被击退，守军用砖块堵住了城墙下的地道。这个事件在城内引起了极大的不安。5月25日，奥斯曼人作了挖地道的最后一次尝试。工兵们再次在很长一段城墙下挖掘了地道，并支撑起来，做好了点火准备，但又一次被守军发现和击退。在守军眼中，这是发现的地道中最危险的一条；它被发现宣告了地道战的结束。萨克森矿工们一刻不停地苦干了10天；他们挖掘了14条地道，但全被格兰特摧毁。穆罕默德二世承认攻城塔和地道都失败了，只得让大炮继续射击。
在君士坦丁堡以西，远离大炮轰鸣和夜袭嘈杂的地方，上演了另一场规模虽小但同样重要的戏剧。在爱琴海东部一个岛屿的港口，一艘帆船正在锚地摇曳。它就是从君士坦丁堡溜走的那艘威尼斯双桅帆船。5月中旬，它游遍了各个岛屿，寻找救援舰队的迹象，却一无所获，从过往船只那里也没有获得任何好消息。现在他们知道，没有任何船只前去援救君士坦丁堡。事实上，威尼斯舰队正在希腊外海，谨慎地搜寻关于奥斯曼海军意图的情报，而教皇从威尼斯租借的桨帆船还在修建过程中。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寻找援军的水手们完全理解自己所处的局面。他们在甲板上激烈地争论，下一步该怎么办。一名水手强烈主张驶离君士坦丁堡，返回“基督教的土地，因为我很清楚，此时土耳其人肯定已经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他的伙伴们转向他，回答说，皇帝把这个任务托付给了他们，他们必须完成使命。“所以我们必须返回君士坦丁堡，不管它在土耳其人还是基督徒的手中，不管我们此行是生是死，我们都必须返回。”大家进行了民主表决，决议无论如何都要返回。
双桅帆船借着南风在达达尼尔海峡北上，重新假扮成土耳其船只，在5月23日破晓前不久接近了君士坦丁堡。这一次奥斯曼舰队没有上当。他们害怕威尼斯桨帆船舰队前来救援，所以在仔细地巡逻，把这艘小帆船当作了援军舰队的前驱。奥斯曼战船逼近过来，进行拦截，但双桅帆船把它们抛在了后面。铁链及时打开，放它入港。当天，船员们前去觐见皇帝，向他报告说，没有发现任何援军舰队。君士坦丁十一世感谢他们义无反顾地返回城市，随后“失声痛哭起来”。他最终认识到，基督教世界连一艘救援船只都没有派出，这让得到援救的希望彻底断绝了。“有鉴于此，皇帝决定完全听从最仁慈的救主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以及帝都的保护者——圣君士坦丁的安排，但愿能够守住城市。”这是围城战的第48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