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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不祥之兆
1453年5月24-26日
我们从人们的回答和问候中看到征兆。我们注意家禽的鸣叫和乌鸦的飞翔，并从中总结出预兆。我们研究梦境，相信它们能够预示未来……就是这些罪孽，以及其他的类似罪行，使得我们应得上帝的惩罚。
——约瑟夫·布里恩尼奥斯，14世纪拜占庭作家
预言、启示和罪孽：围城战进入了5月的最后几周，君士坦丁堡的人们陷入了宗教的恐惧中。拜占庭人一向迷信征兆。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就是由于神迹的感召——1240年前，君士坦丁大帝在米尔维安大桥的关键战役前夕目睹了十字架的幻象。人们积极地追寻和阐释各种预兆。随着帝国不可阻挡地日渐衰败，这些预兆越来越与深度的悲观主义如影随形。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拜占庭帝国将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帝国，它的最后100年于公元1394年前后开始。人们记起了早期阿拉伯人攻城时留下的古老预言书，广泛地诵读着它们晦涩玄妙的诗节：“七山之城，当第二十封信在你的城墙上宣示时，灾难将降临在你头上。你的陷落和你的君王们的毁灭就不远了。”拜占庭人把土耳其人看作世界末日的民族，标志着最后审判，是上帝惩罚基督徒罪孽的工具。
在这种气氛下，人们持续不断地审视有可能预示帝国末日——或者世界末日——的征兆：疫病、自然现象、天使降临，等等。君士坦丁堡的古老超越了居民们的理解力，城市本身笼罩在传奇、古老预言和超自然寓意中。城内那些历经千年的古老纪念碑的最初意义已经被人遗忘，被人们认为是魔法密文，隐含着对未来的预示：公牛广场雕塑基座上的雕刻檐壁据说包含着密文写就的关于城市末日的预言，而查士丁尼大帝的指向东方的巨型骑马像不再表示对波斯人的自信满怀的统治，而是预示着最终摧毁城市的敌人前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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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随着围城战一天天继续下去，人们对末日审判的预感越来越强烈。有违常理的天气和持续不断炮击造成的恐怖让东正教信徒们确信，末日将在爆炸和黑烟中降临。敌基督将以穆罕默德二世的形象逼近城门。城内广泛流传着预示未来的梦和征兆：有个小孩看见守卫城墙的天使抛弃了自己的岗位；有人打捞到了滴血的牡蛎；一条大蛇越来越逼近，蹂躏大地；对城市造成破坏的地震和冰雹清楚地宣示“全世界的毁灭越来越近”所有迹象都表明，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圣乔治修道院有一份预言文件，分割成方块，显示了历代皇帝，每个方块里有一位皇帝：“随着时间逐个被填满，他们看到，只有一个方块仍然是空着的”，也就是即将由君士坦丁十一世占据的那个方块。拜占庭人有一种观念，认为时间是环形循环和对称的。第二个关于皇室的预言更印证了这种观念：建立和丧失城市的皇帝都叫君士坦丁，他们的母亲都叫海伦娜。的确，君士坦丁一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母亲都叫做海伦娜。
在这种狂热的迷信气氛下，市民们的斗志似乎在瓦解。城内各处不断举行代祷礼拜。不论白天黑夜，教堂内一直有人在持续不断地祈祷，只有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直空空荡荡。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看到，“所有人都有聚集在上帝的神圣教堂内，哭泣、抽噎、举起双臂向苍天呼吁，恳求上帝的恩典”。对东正教徒们来说，祈祷也是城防工作的关键部分，和每天夜里搬运石头和树枝去修补工事一样重要。祈祷能够支撑起环绕城市的神佑的能量场。更乐观的人记起了一系列相反的预言：圣母玛利亚亲自保佑着君士坦丁堡，而且真十字架的遗迹就在城内，所以它永远不可能被攻破；就算敌人打进了城，他们也顶多能前进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柱廊前，天使就会手执利剑，从天而降，将他们驱散。
尽管有这样的心理安慰，威尼斯双桅帆船在5月23日带回的坏消息还是让大家对世界末日的恐慌更加强烈，这种恐惧在满月之夜持续增强。满月之夜可能就是第二天，即5月24日，但具体的日期无法确定。在君士坦丁堡市民的心理中，月亮有着一个特殊地位。月亮会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铜制穹顶上升起，照耀着金角湾风平浪静的海面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自古代以来，月亮就是拜占庭的标志。每天夜里，月亮就像是从亚洲群山上挖出的金币，高高悬挂；月圆月缺象征着城市的古老以及它曾经经历的无止境的时光轮回——波动沉浮、永恒而不祥。人们认为地球在最后1000年中将由月亮统治，“生命将转瞬即逝，财富变幻莫测”。到5月底，人们有着一个特别的恐惧：在月亮渐满过程中，城市绝对不会失陷；但在24日之后，月亮要开始亏缺了，凶吉难卜。这个日期让群众心生恐惧。君士坦丁堡的整个预言的历史似乎即将抵达一个关键点。
因此，人们在等待5月24日的黄昏时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和焦灼的。在一整天的狂轰滥炸之后，夜晚突然变得万籁俱寂。各方面的记载都同意，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夜，君士坦丁堡最美丽的时节，最后一缕暮光仍然在西方闪烁，远方传来海浪拍击城墙的声音。“空气清新，没有云彩，”巴尔巴罗回忆道，“天空纯净得像水晶。”但在日落之后的第一个小时，月亮渐渐升起，城墙上的瞭望者看到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景象。月亮原本应当是一轮完整的金盘，他们看到的却是“只有三天的新月，几乎看不见”。一连四个钟头，月亮一直阴沉苍白，只露出极小的月牙，然后才“一点点艰难地恢复整个圆盘，夜间的第六个小时，才形成了完整的圆形”。这次月偏食让守军感受到了预言的力量。新月难道不是奥斯曼人的标志吗？穆罕默德二世军营上空飘扬的旗帜上就有这个新月标志。据巴尔巴罗说，“皇帝以及所有的王公贵族对这个迹象都非常害怕，但土耳其人看到这个迹象，在营地内欢呼雀跃，因为胜利似乎属于他们了”。对正在竭力维持民众士气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次日，君士坦丁堡朝廷（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十一世的鼓动下）决定再一次直接向圣母求救，以鼓舞民众。人们对圣母的超自然神力笃信不疑。她的最神圣的一幅圣像——“指路圣母像”，被认为具有神力。据说福音书作者圣路加本人创作了这幅圣像，它在历史上曾多次在成功保卫君士坦丁堡的战争中扮演了光荣的角色。626年，阿瓦尔人攻城时，守军就抬着这幅圣像在城墙上游行。据说在718年阿拉伯人兵临城下的时候，它再次拯救了城市。于是，在5月25日早上，一大群人聚集在存放圣像的神龛处——科拉神圣救主教堂（就在城墙附近），向圣母求援。指路圣母像被放在木制托盘上，由圣像协会的成员扛在肩上。悔罪的游行队伍按照传统顺序从陡峭狭窄的街道走下：最前方的引路人举着十字架；然后是摇动香炉的黑衣教士，最后是俗家信徒，男女都有，还有儿童，大家很可能是赤着脚走路的。赞礼员引导大家咏唱圣歌。令人魂牵梦萦的圣歌的四分之一节拍音律、人们的哀恸之声、焚香的烟雾以及向佑护世人的圣母发出的传统祈祷，都在这个清晨冉冉升起。市民们一次又一次重复对神力保佑的强烈恳求：“请拯救你的城市，如你所知和所愿。你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的壁垒、我们的盾牌、我们的统帅：为你的人民而战吧。”据说这次游行的具体路线由圣像自己发出的力量决定，就像占卜法杖的牵引力一样。
图24 指路的圣母像印章
在这种充满恐惧和虔诚的紧张气氛中，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难。圣像突然间无法解释、“毫无缘由、不受任何有形力量干预地从人们手中脱落，掉在了地上”。人们不禁毛骨悚然，狂喊着冲上前去，要把圣母像捡起。但它紧紧贴在地上，怎么也拿不起来，就像被铅块压在地上一样。教士和扛圣像的人叫嚷着、祈祷着努力了很长时间，想把圣像从泥地上捡起。最后圣像终于被捡了起来，但所有人都被这个不祥之兆震惊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人们战栗着重新组成了游行队伍，还没走多远，突然下起了雷暴雨。一时间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和冰雹狠狠敲打着狼狈不堪的队伍，人们“既不能站直身子，也无法前进”。圣像摇摇晃晃地停住了。洪流从狭窄的街道上猛冲下来，势头非常凶猛，几乎要把街上的孩童卷走：“跟在后面的很多孩子都面临被可怕的洪水卷走和被淹死的危险，好在有人迅速抓住他们，艰难地把他们拖出了奔涌而下的洪水。”人们不得不放弃游行。人群作鸟兽散，心里带着对此次困境的明白无误的解释。圣母拒绝听取他们的祈祷；暴雨“一定预示着万物迫在眉睫的毁灭，就像凶猛的洪水一样，它将把万物都彻底摧毁”。
第三日，人们一觉醒来，发现城市被浓雾吞没了。一丝风也没有；空气沉寂，大雾全天笼罩着城市。一切都影影绰绰、沉默、无形。这诡异的气氛让人们更加歇斯底里。似乎天气也在和守军作对，消磨他们的意志。这样不合常理的大雾只有一个解释。它表明“上帝离开了城市，彻底背离和抛弃了它。因为上帝隐藏在云雾中，偶然露面，旋即再次消失”。将近黄昏时，空气似乎越来越浑浊，“一片黑暗开始在城市上空聚集”。还有人目睹了更奇怪的事情。最初，城墙上的哨兵看到君士坦丁堡被火光照亮，似乎敌人正在放火烧城。人们惊恐万状地跑去看个究竟，大声叫嚷，这时他们抬头去看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发现它屋顶上闪烁着一种奇怪的光。生性容易激动的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如此描绘他亲眼所见的景象：“一大团火焰从窗户顶端喷涌而出；它环绕教堂的整个颈部很长时间。火焰成了一体；它发生了变化，其光亮无法描摹。它一下子飞向天空。看见它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开始哀号，用希腊语喊道：‘上帝宽恕我们！光明飞向天堂了！’”信徒们认为，上帝显然已经抛弃了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军营，不自然的大雾和诡异的光亮对士兵们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奥斯曼人看到这些奇异景象，同样手足无措、惊恐万状。穆罕默德二世在营帐内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他看到城市上空的光亮时，起初感到非常不安，于是召唤毛拉们阐释这个预兆。他们应召而来，宣称这些征兆对穆斯林的事业大吉大利：“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城市的末日快到了。”
第三日（可能是5月26日），教士和大臣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觐见君士坦丁十一世，表达了自己的不祥预感。他们描述了神秘的光亮，试图劝说皇帝去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对穆罕默德二世进行有效的抵抗：“陛下，请考虑关于这座城市的所有传言。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上帝给了我们这光亮，用来保护伟大的神圣教堂和这座城市。但在今夜，它离开了城市，飞往天堂。这表明，上帝的恩典和慷慨已经离我们而去：上帝想要将我们的城市交给敌人……我们恳请陛下离开城市，免得我们全都灭亡！”君士坦丁十一世情绪非常激动，再加上过于疲劳，昏倒在地，失去知觉很长时间。他苏醒后，仍然坚持己见：离开城市将令他的名字永远蒙羞；如果形势无望，他宁愿留下，与臣民共存亡。此外，他还命令他们不得在群众中传播沮丧的言论：“不要让他们陷入绝望、丧失斗志。”
图25 “上帝佑护之城”
其他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5月26日夜间，一名叫做尼古拉斯·朱斯蒂尼亚尼的威尼斯船长（他与守军的英雄人物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没有亲戚关系）驾船从铁链处溜走，在夜幕掩护下逃走了。还有一些较小的船只从马尔马拉海的海墙沿线的几个小港出航，避开了奥斯曼人的海上封锁，驶往希腊人控制的爱琴海的港口。一些比较富裕的市民躲在金角湾内的意大利船只上，认为如果最后的浩劫降临，待在意大利人的船上能给他们最好的生存机会。还有的人在城内寻找安全的避难所。大多数人对战败的后果都不抱任何幻想。
在中世纪充满神秘主义的大环境下，天象的预兆和不合情理的天气变化沉重地打击了君士坦丁堡市民的斗志，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清晰表现。其实，这些恐怖现象的真正原因在遥远的太平洋，能与人们对世界末日大决战的最骇人的想象匹敌。大约在1453年初，澳大利亚以东1209英里处一个叫做库威岛的火山岛发生了大爆炸。8立方英里的熔岩被射入平流层，其爆炸力是广岛原子弹的200万倍。这是中世纪的喀拉喀托
，对全世界的天气造成了影响。火山灰被全球暴风裹挟到世界各地，造成气温下降，对从中国到瑞典的农业收成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国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气候原本和佛罗里达一样温和，却连续下了40天的雪。在英格兰，当时对树木年轮的记录表明它们的生长严重受挫。来自库威岛的富含硫黄的颗粒物很可能就是1453年春季困扰君士坦丁堡的不合情理的寒冷以及反复无常的大雨、冰雹、浓雾和降雪的罪魁祸首。悬浮在空气中的颗粒物还造成了耀眼的落日以及奇怪的光学现象。在5月26日笼罩圣索菲亚大教堂铜屋顶的可怖的光带很可能就是火山灰颗粒物造成的，或许还有圣艾尔摩之火（大气放电造成的闪光）的影响。就是这个奇异现象让守军以为上帝抛弃了他们（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导致的耀眼光芒令纽约人同样惊慌失措，但他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更发达的时代，他们更容易误以为那是失火所致，所以去呼叫消防队）。
对预兆充满狂热的不仅仅是君士坦丁堡人。到5月最后一周，奥斯曼军营也面临着士气瓦解的严重危机。在伊斯兰的旗帜之间，人们小声地表达不满。按照阿拉伯阴历，此时是当年的第5个月份，他们从海陆两路攻打城市已经长达7周。他们忍受着春季的糟糕天气，在城墙下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不知有多少惨遭踩踏的死尸被从几乎填满的壕沟处抬走。火葬柴堆的黑烟一天天在平原上空升起。但当他们从帐篷的海洋仰望时，城墙仍然屹立；在被大炮摧毁的城墙地段，长长的泥土壁垒（顶端放置木桶）堵住了缺口，对固执的敌人无言地嘲讽。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旗仍然在城墙上飘扬，皇宫上方的圣马可雄狮旗则表明，拜占庭得到了西方人的支持，援军很可能就在路上。没有任何一支身披坚甲的大军能够像奥斯曼军队这样高效地维持一场漫长的围城战。
他们对军营生活的基本规则的理解远胜于任何一支西方军队——迅速焚烧死尸、保护水源、以卫生的手段处理粪便，这在奥斯曼军队里都是关键的纪律。但他们面对的困难也越来越大。据估算，在中世纪，一支2.5万人的攻城军队（这规模是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军队的三分之一）每天需要运来9000加仑的水和30吨草料，才能维持生存。在60天的围城战中，这样一支军队还需要处理掉100万加仑的人畜尿液和4000吨的固态生物垃圾。很快，夏日的酷暑将大大增加穆斯林们在物质上的不便，疾病的威胁也会日益增长。奥斯曼人的决心也在一分一秒地软化。
事实上，在7周的激战之后，双方都已经疲惫不堪。人们认识到，最后的结局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下去了。人们的神经已经达到崩溃的临界点。在这背景下，争夺君士坦丁堡的斗争已经演化为穆罕默德二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维持部下士气的对决。君士坦丁十一世目睹城内斗志逐渐瓦解的同时，奥斯曼军队也神秘地遭到了类似的打击。这些事件的具体顺序和日期已经无法确定。5月23日，那艘威尼斯双桅帆船抵达城市，带回了没有任何救援舰队的坏消息；奥斯曼军队或许把这艘船当作了基督教救援舰队的前驱。次日，奥斯曼军营中迅速传播开了这个传言：一支强大的舰队正在接近达达尼尔海峡，而一支匈牙利十字军在匈雅提·亚诺什（“可怕的白骑士”）的率领下，已经渡过了多瑙河，正在向埃迪尔内进军。很可能是君士坦丁十一世把这个谣言散播了出去，希望借这最后的努力打击奥斯曼人的士气。这个谣言当即取得了很大成功。平原上一波波掀起犹豫踌躇和惊慌失措的情绪。按照史学家的记载，奥斯曼士兵们想起，“很多国王和苏丹都曾有志于占领君士坦丁堡……并集结和装备了庞大的军队，但没人能抵达要塞的脚下。他们都带着满身伤痛、心灰意冷地撤退了”。灰心丧气的情绪笼罩着军营。如果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的说法真实可靠的话，“土耳其人开始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的苏丹”。疑虑和危机感又一次扣紧了奥斯曼统帅们的心弦，关于围城战的旧分歧也开始再次浮出水面。
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这是个危急关头。如果不能占领城市，他的威望将遭到致命打击，但他的军队的时间和耐心都已经所剩无几。他必须重新赢得部下的信任，当机立断。月食给他提供了一个提高部队士气的天赐良机。前来参战的毛拉和德尔维希们的宗教热情确保对月食的乐观解释在军营中传播开来，但继续攻城的决定还不能轻易做出。苏丹按照他历来的精明和狡猾，决定再一次向君士坦丁十一世劝降。
大约在5月23日前后，他派遣了一名使者——一个叛教的希腊贵族，叫做伊斯玛仪——去向拜占庭人描绘他们可能面临的命运。他强调了他们处境的无望：“希腊人，你们已经命悬一线。那么你们为什么还不派一名使者去和苏丹讲和？如果你们把这个使命托付于我，我会妥善安排，请他向你们提出讲和的条件。否则，你们的城市将遭受奴役，你们的妻儿将被卖为奴隶，你们自己会彻底灭亡。”守军谨慎地决定对敌人的提议进行探察，但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派去了一个“身份并不高贵”的人，而不是拿一名领袖的生命去冒险。这个倒霉的人被带到了金红两色营帐，匍匐在苏丹面前。穆罕默德二世简明扼要地给出了两个选择：君士坦丁堡要么缴纳每年10万拜占特的巨额贡金；要么全城人都离开城市，“可以携带自己的财物，每个人想去哪里都可以”。这个提议被传回了皇帝和他的议事会。赤贫的君士坦丁堡显然无力支付如此巨额的贡金；放弃城市、乘船逃走的设想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仍然是不可接受的。他的答复是，他愿意交出除了城市之外的一切财产。穆罕默德二世反驳说，他的选择只有这么几个：举手投降、死于非命或者皈依伊斯兰教。城内的人感觉到，穆罕默德二世的和平提议没有诚意，他派伊斯玛仪来“只是为了检验希腊人的精神状态……看看希腊人对自己的处境是怎么看的，他们的位置有多稳固”。但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如果君士坦丁堡能够自己投降，就再好不过了。他是打算把这座城市当做自己的首都的，如果拜占庭人能主动投降，就能保全城市；如果通过武力占领了它，按照伊斯兰教法，他就必须允许士兵们对城市自由洗劫三天。
没有人知道，当时君士坦丁堡只差一点就自行投降了。有人提出，热那亚人（他们在加拉塔的殖民地也间接地受到了威胁）向皇帝施压，让他拒绝投降，但一向坚决主张抵抗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是不大可能去认真考虑投降的。对双方来说，要议和已经太晚了。仇恨实在是太深了。在50天时间内，双方隔着城墙互相嘲讽和残杀，在对方面前屠杀战俘，和平解决已经不可能了。对奥斯曼人来说，要么撤军，要么征服城市。杜卡斯可能把握住了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答复的深层意思：“你尽可以索要贡金，不管数额多大都行，然后签署和约并撤军，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取胜。如果不这么走，你就只能失望了。我不会，任何一名市民都不会把城市交给你。我们全都宁愿死战到底，也不苟且偷生。”
如果西方援军即将抵达的谣言确实是君士坦丁十一世散布出去的，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奥斯曼人颇为踌躇，但敌人援军的威胁令他们的决策大大加快。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明确答复让奥斯曼军营内的争论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大约在次日，即5月26日，穆罕默德二世召开了作战会议来决定问题——要么放弃围城，要么继续下去，发动一场全面进攻。这次会议的争论焦点与4月21日在海上战败之后那次危机会议相似。年迈的土耳其裔维齐——哈利勒帕夏再次发言。他非常谨小慎微，担心年轻苏丹的草率之举会带来恶果，以及这会刺激基督教世界采取联合行动。他曾目睹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统治下的风云变幻，深知焦躁不安的军队的危险性。他激情洋溢地主张和平：“陛下的权威已经雄霸天下，通过和平能够比战争更有效地增加陛下的威势。因为战争的结局是难以揣测的，与它相伴的往往是灾祸，而不是繁荣昌盛。”他指出，匈牙利军队和意大利舰队都可能前来援救君士坦丁堡，并敦促穆罕默德二世向希腊人索取高额罚金，然后班师回朝。叛教的希腊人扎甘帕夏再一次坚决主张战争，指出双方兵力悬殊，而且守军力量日渐衰弱，已经接近彻底的精疲力竭。他对西方可能援救拜占庭的说法嗤之以鼻，表现出对意大利政治的了若指掌：“热那亚人分裂成好多派系，威尼斯人正遭到米兰公爵的攻击——他们都不会提供任何援助。”他感召穆罕默德二世对光荣的渴望，要求“发动一次短暂而猛烈的总攻，如果仍然失败的话，再听从陛下的发落”。其他将领，比如欧洲军的指挥官图拉汗贝伊，仍然支持扎甘。以谢赫阿克谢姆赛丁和毛拉古拉尼为首的强有力的宗教人士集团也支持他。
辩论非常激烈。奥斯曼宫廷内两大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经惊涛骇浪地持续了10年，在这一刻达到了一个关键点。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对奥斯曼国家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但双方也很清楚，他们也是在为了自己的性命而斗争。一旦他们的派系失败，他们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上绞架，要么被刽子手用弓弦勒死。最终，穆罕默德二世决定追求军事上的光荣，而刻意忽略战败或者兵变的可能性。在最终做出裁决之前，他很可能派遣扎甘去巡视军营，将官兵们的态度报告给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扎甘的报告自然是毫不含糊的，他“发现”，军队斗志昂扬，摩拳擦掌地等待最终的总攻。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前思后想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确定总攻的日期吧，扎甘。让军队做好准备，包围加拉塔，让它不能帮助我们的敌人。准备工作要尽快展开。”
军营内迅速传播开了这个消息：近几天之内将准备总攻。穆罕默德二世知道他必须紧抓机遇，鼓舞部队正在衰竭的士气，为最后总攻做好准备，并迷惑敌人。5月26日黄昏时，传令官们在帐篷之间四处奔走，呼喊着发布苏丹的命令。每座帐篷前都必须点燃10只火把和篝火。“军营内所有帐篷处都点燃了两堆篝火，火势非常大，亮如白昼。”守军从城垛上惊愕和迷惑地向下俯瞰，只见火光逐渐以圆形向外扩展，遮蔽了整个地平线，从城墙前的营地一直蔓延到加拉塔周围的山地，对岸的亚洲海岸上也火光冲天。火光非常明亮，甚至可以辨认清楚各个帐篷。“这奇特的景象着实令人难以置信，”杜卡斯记载道，“海面像闪电一样耀眼。”特塔尔迪回忆说：“似乎大海和陆地都着了火。”
在夜空被篝火照得通亮的同时，奥斯曼人敲响了战鼓和铙钹，这声响缓慢地逐渐增强，信徒们速度越来越快地不断重复“真主永远无处不在，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这呼喊震耳欲聋，似乎“苍穹也要被震裂”。在奥斯曼军营内，人们欢呼雀跃，为全心全意的最后总攻而斗志昂扬。城墙上的有些守军起初过于乐观地以为敌营失了火。他们争先爬上城墙顶端去观看这盛景，然后才明白那火光冲天的地平线和疯狂呼喊声的真正含义。火光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它让守军魂飞魄散，“看似半死，既不能呼气，也不能吸气”。他们起初对敌人的宗教狂热感到震惊，然后陷入了恐慌。基督徒们狂热地向圣母求救，持续不断地祷告：“救救我们吧，上帝！”很快，敌人以行动对这呼喊和火光的含义作了证实。在黑暗掩护下，苏丹大军中的基督徒士兵们偷偷向城内射箭，箭上缚着的信件对即将开始的进攻作了概述。奥斯曼军队在借着火光做总攻准备。蚂蚁般的人群冲上前去，将木柴和其他东西运到最前沿，准备将壕沟填平。大炮在此前一整天的时间内对里卡斯河谷的朱斯蒂尼亚尼的临时壁垒作了猛烈轰击。那一天很可能就是浓雾笼罩的日子，守军已经被这可怕的征兆吓破了胆。石弹如同冰雹般一刻不停地落下。防御工事上开始出现裂口。“我无法描述大炮在这一天对城墙造成的破坏，”巴尔巴罗记载道，“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心惊胆寒。”夜幕降临了，朱斯蒂尼亚尼麾下精疲力竭的士兵们准备再去修补工事，但在明亮火光的照耀下，城墙被照得透亮，敌人的炮击一直持续到深夜。将近午夜时分，篝火和火把突然间全部熄灭了，奥斯曼人狂喜的呼喊声也骤然消失，炮击也停止了，令人丧失意志的沉默统治了这个5月的黑夜。这沉默和狂欢一样令守军呆若木鸡。朱斯蒂尼亚尼和市民们继续劳作，争分夺秒地利用所剩不多的黑夜时光，抢修城墙。
大约就在这个时间，城墙的逐渐崩塌迫使守军对城防安排做了一个新的小调整。过去他们常常从外围防御工事的门里杀出，发动突袭，以打乱敌人的活动。随着城墙逐渐被摧毁，被临时土木壁垒取代，从他们自己的战线发动偷袭越来越困难了。有些老人知道，皇宫下方有一个隐蔽的边门可供出击，目前是被木栅遮蔽了起来。那个地点就是狄奥多西城墙与较为不规则的科穆宁城墙相接形成的直角处。这个古老的城门被称为“竞技场门”或“木头门”，因为它曾经通向城外的一座木制竞技场。这座小城门被坚固的城墙遮蔽，但士兵们仍然能从这里出击，对外面台地上的敌人进行袭扰。君士坦丁十一世下令将这座门的通道清理干净，继续从这里突袭敌人。另外一个古老的预言似乎已经被大家抛在脑后。669年，阿拉伯人第一次攻打君士坦丁堡时，出现了一本奇异的预言书，即所谓的《伪美多迪乌斯启示录》。在该书的很多预言中有着这样一段：“你，拜占庭，将蒙受灾祸，因为伊斯玛仪（阿拉伯）将占领你。伊斯玛仪的每一匹马都会到来，领头的那匹将在你面前搭起帐篷，然后开战，打破木竞技场门，一直走到公牛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