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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界的梦魇
1453-1683年
前狼后虎，左右为难。
——加拉塔市长安杰洛·洛梅利诺写给兄弟的信，1453年6月23日
奥斯曼人破城之后不久，就开始论功行赏。次日，他们对战利品作了分配。根据传统，穆罕默德二世作为最高统帅，理应享有全部战利品的五分之一。他将自己分得的希腊奴隶安置在城市内靠近金角湾的法纳尔区，这个城区一直到现代都是个传统的希腊人聚居区。大部分普通市民——大约有3万人——被送到了埃迪尔内、布尔萨和安卡拉的奴隶市场。其中有少数重要人物后来被赎买并重获自由，因此我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其中有马修·卡马里奥特斯，他的父兄均在围城中丧生，全家失散。他历经艰难险阻，拼命去寻找家人。“我从一个地方赎回了妹妹，从另一个地方赎回了母亲；然后是我的侄子。让上帝欢欣的是，我让他们重归自由。”但总的来讲，他的经历仍然是十分凄惨的。除了亲人的遇难和离散之外，最让卡马里奥特斯伤心欲绝的是，“我的四个侄子当中有三个，历经磨难，由于青年人的脆弱，背弃了基督教信仰……如果我父亲和兄弟还活着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的生活——如果还能算得上生活的话——充满了痛苦和悲哀”。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的事情并不罕见，因为他们曾经试图通过祈祷和圣物的力量挽救这座得到上帝保护的城市，不让它被伊斯兰世界征服，这样的努力都彻底失败了。更多的俘虏则融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基因库，借用亚美尼亚诗人安卡拉的亚伯拉罕的哀叹，“如同尘土一般，四散到全世界”。
幸存的君士坦丁堡显贵们很快就受到命运的裁决。穆罕默德二世扣押了所有能找得到的重要人物，包括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及其家人。穆罕默德二世将威尼斯人视为自己在地中海的主要对手，因此对他们的惩罚特别严厉。威尼斯殖民地的市政官米诺托曾在城防作战中起到重要作用。他和他的儿子，以及其他威尼斯显贵全部被处决。还有29名威尼斯人被赎回了意大利。加泰罗尼亚领事及他的一些主要部下也被处死。奥斯曼人还四处搜寻两名联合派教士——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和基辅的伊西多尔，但他们都乔装打扮，安全逃走了。奥斯曼人还在加拉塔寻找幸存的博基亚尔多两兄弟，但也徒劳无功。他们藏匿起来，躲过了这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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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塔市长安杰洛·洛梅利诺果断地采取行动，努力去拯救热那亚殖民地。加拉塔曾与君士坦丁堡并肩作战，因此很容易遭到苏丹的直接打击报复。洛梅利诺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写道，苏丹“说，我们竭尽全力去帮助君士坦丁堡的防御……他这么说当然是正确的。我们面临灭顶之灾，必须顺从他的意志，躲避他的怒火”。穆罕默德二世命令立即摧毁加拉塔的城墙（海墙除外）、壕沟和防御塔，并交出火炮及其他所有武器。市长的侄子和一些拜占庭贵族子弟被送到苏丹的皇宫当差，作为人质。这项政策既能保障加拉塔人的俯首听命，也能为帝国的行政管理提供年轻而受过教育的人才。
就在这背景下，苏丹对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的命运作了定夺。诺塔拉斯是拜占庭贵族中等级最高的一位，他在围城战期间的角色颇具争议，意大利人一直对他大肆攻击。诺塔拉斯显然是反对东西方教会联合的；他常说：“宁愿要苏丹的头巾，也不要红衣主教的冠冕”。意大利作家们常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东正教希腊人的顽固不化。穆罕默德二世最初似乎打算任命诺塔拉斯为城市的行政长官——这体现了苏丹对君士坦丁堡的筹划的深层次方略——但很可能被大臣们说服，改了主意。根据笔触始终生动鲜明的杜卡斯的记载，穆罕默德二世“酩酊大醉”，命令诺塔拉斯交出自己的儿子，以满足苏丹的欲望。诺塔拉斯拒绝了这个要求，穆罕默德二世就派刽子手去杀他全家。刽子手杀死诺塔拉斯家的所有男性后，“捡起首级，返回到宴会上，将它们献给那嗜血的野兽”。更有可能的真实情况是，诺塔拉斯不愿意将他的孩子送去做人质，而穆罕默德二世感到，让拜占庭的头号贵族活下去的风险太大。
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的工程马上开始了。工匠们很快建起了一座木制尖塔，用于宣礼（召唤信众前来祈祷）；同时粉刷了墙壁，将华丽的马赛克图案遮盖，但保留了穹顶下的四幅守卫天使像。穆罕默德二世出于对此地魂灵的尊重，决定保留这四幅天使像。古老城市中的其他一些“异教”标志物也在一段时间内得以完好地保存——查士丁尼骑马像、来自德尔菲的巨蛇柱和埃及石柱。穆罕默德二世毕竟还是非常迷信的。6月2日，穆斯林们第一次在今天所称的圣索菲亚清真寺进行周五祈祷，“宣读了伊斯兰祷文，诵读了圣战者苏丹穆罕默德汗的名字”。按照奥斯曼史学家们的说法，“全城都听得见重复五次的甜美的穆斯林信仰咏唱”。在一个虔诚的时刻，穆罕默德二世为城市取了一个新名字：“伊斯兰堡”——这在土耳其语中是一个双关语，意思是“遍布伊斯兰”。但这个名字没能打动土耳其人的耳朵。谢赫阿克谢姆赛丁还奇迹般地很快找到了艾优卜的坟墓。这位先知的旗手在669年阿拉伯人首次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牺牲，他的死极大地激励了攻打这座城市的圣战。
穆罕默德二世虽然表现出了穆斯林的虔诚，但他对城市的重建工作在传统伊斯兰教义看来是非常有争议的。穆罕默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遭到的严重破坏深感不安。据说在他首次视察城市的时候，曾说：“我们劫掠和毁灭的是怎样一座城市啊。”6月21日，他骑马返回埃迪尔内时，离开的无疑是一座空空荡荡的凄凉废墟。在他在位期间，对帝都的重建将是一项主要工作，但他仿效的模板却不是伊斯兰的风格。
于5月29日逃离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船只把城市陷落的噩耗带回了西方。6月初，3艘船只抵达了克里特，船上的水手曾经顽强地防守塔楼，迫使穆罕默德二世释放他们。他们带来的消息让全岛无比惊恐。“如此可怕的事情，前所未闻，将来也不会再有。”一名僧侣写道。同时，威尼斯桨帆船群抵达了希腊外海的内格罗蓬特岛
，令岛民陷入恐慌。当地的市政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群众，阻止他们全部撤离岛屿。他向威尼斯元老院送去了十万火急的信件。随着船只在爱琴海上来往穿梭、传递消息，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噩耗很快传遍了地中海东部的各个岛屿和海港，传到了塞浦路斯、罗得岛、科孚岛、希俄斯岛、莫奈姆瓦夏、莫东、勒班陀。这消息就像一块巨石坠入地中海一样，掀起了恐慌的惊涛骇浪，一直席卷到直布罗陀海峡，甚至更远方。1453年6月29日，这消息抵达了欧洲大陆的威尼斯。当时元老院正在开会。一艘来自勒班陀的快速单桅帆船停靠在圣马可湾的木制栈桥旁，人们从窗户和阳台上探出身来，急切地询问关于君士坦丁堡、他们的亲属和商业利益的消息。当他们得知君士坦丁堡已经陷落时，“不禁号啕大哭，泪水四溅，呻吟不止……所有人都捶胸顿足，撕扯自己的脑袋和双手，哀悼自己的父亲或儿子或兄弟的死亡，或者为了自己财产的损失而伤心”。元老们听到这消息时，目瞪口呆，投票被暂时搁置。大批信件被快马加鞭地送到意大利各地，报告关于“君士坦丁堡和佩拉（加拉塔）两座城市恐怖而可悲的陷落”的消息。噩耗于7月4日抵达博洛尼亚，于7月6日抵达热那亚，8日抵达了罗马，随后不久又传到了那不勒斯。起初，很多人都不肯相信，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居然也会被攻破；他们确信消息确凿无疑后，大街小巷上披麻戴孝、万分悲痛。恐怖气氛更使得各种飞短流长被大大夸张。有人说，君士坦丁堡年纪在6岁以上的人全被屠杀，有4万人被土耳其人戳瞎眼睛，所有教堂都被夷为平地，苏丹正在集结大军，即将入侵意大利。人们口口相传，特别强调土耳其人的野蛮残暴和他们对基督教世界的迅猛攻击——这些主题将在欧洲回响数百年。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事件中也有一个瞬间蕴含着现代性的情感的话，那就是人们对君士坦丁堡陷落消息的反应。就像肯尼迪遇刺或者“9·11”事件一样，全欧洲的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在最早听到消息的时候，他们自己在什么地方。“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那天，天色阴沉。”一名格鲁吉亚史学家写道。“我们听到的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是多么可憎！”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在给教皇的信中写道，“在我写字的时候，手都在颤抖。”消息传到德意志的时候，弗里德里希三世流下了眼泪。航船、快马和歌谣以最快的速度把这消息传向欧洲的各个角落。它从意大利传向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低地国家、塞尔维亚、匈牙利、波兰和更远方。在伦敦，一位史学家写道，“这一年，基督徒丢失了高贵的君士坦丁的城市，它被土耳其人的君主穆罕默德夺去了”。丹麦与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将穆罕默德二世描述为《启示录》里从大海中崛起的野兽。欧洲各国宫廷之间的外交渠道持续回荡着消息、警告和对新的十字军东征的设想。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人们写下了数量惊人的信件、史书、预言、歌曲、哀歌和布道，被翻译成基督教世界的所有语言，从塞尔维亚语到法语，从亚美尼亚语到英语。不仅宫殿和城堡内在讲述君士坦丁堡的故事，十字路口、市场和客栈里也在大谈特谈这个话题。它传到了欧洲最遥远的角落和最贫贱人们的耳边：渐渐地，甚至冰岛的路德派祈祷书里也恳求上帝救助他们，避开“教皇的奸诈和土耳其苏丹的恐怖”。新的反伊斯兰浪潮才刚刚开始。
在伊斯兰世界，虔诚的穆斯林们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消息。10月27日，穆罕默德二世的一名使节抵达开罗，带来了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还带来了两名希腊贵族俘虏，作为证据。据穆斯林史学家的记载，“苏丹和所有人都为这伟大的征服而欢呼雀跃；每天早晨，都会高声宣布这喜讯；开罗城张灯结彩两天……人们对商店和房屋作了极其奢华的装点，以此庆祝……我说，应当感谢真主，这了不起的胜利都属于他”。对伊斯兰世界来说，这是一场意义极其重大的胜利。被认为是穆罕默德说出的古老预言终于实现了，伊斯兰信仰向全世界传播的前景一下子又乐观起来。苏丹赢得了超人的威望。穆罕默德二世还按照惯例向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君主送去了捷报，借此宣示自己作为圣战的真正领袖的地位，并启用了“征服者”的称号，“哈里发的呼吸之风”将他与伊斯兰早期的光荣历史紧密联系了起来。据杜卡斯的记载，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塞满稻草”的首级还被送到“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其他突厥人的领袖”那里。穆罕默德二世给埃及、突尼斯和格拉纳达的统治者分别送去了400名希腊儿童。这不仅仅是礼物。穆罕默德二世这是在索取信仰捍卫者的地位以及与之相伴的最终战利品：对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这三个圣地的保护权。他专横地训斥开罗的马木留克苏丹：“保持穆斯林朝圣道路的畅通，是你的责任；我们的义务则是提供圣战者。”，同时，他还自称为“两片大海与两块陆地的君主”、诸位恺撒的帝国的继承人。他的雄心是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既是世俗的，也是宗教的：“全世界只能有……一个帝国、一个信仰、一个君主。”
在西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但同时也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那些了解局势的人来说，君士坦丁堡显然是不可能守得住的。它是一块被彻底孤立的飞地，被吞并是不可避免的。就算君士坦丁十一世击退了奥斯曼军队，城市也迟早会被攻破。对那些关心此事的人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或者说是“伊斯坦布尔被占领”，这取决于不同的宗教角度——总的来讲是对一个既成事实的象征性确认：奥斯曼帝国已经是一个世界霸权，在欧洲站稳了脚跟。但很少有人对局势如此洞若观火。就连威尼斯人——他们通过间谍和发往元老院的持续不断的外交情报，对时局有相当准确的把握——也大体上不了解穆罕默德二世的军事实力。“我们的元老们不相信土耳其人能有一支舰队，去攻打君士坦丁堡。”马可·巴尔巴罗对威尼斯人援救努力的迟缓评论道。他们同样也未能认识到火炮的威力和穆罕默德二世的坚定意志与足智多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强调了地中海的权力平衡发生的巨大变化，并让基督教国家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自己受到的严重威胁。在过去，由于有君士坦丁堡的缓冲，基督教国家自认为安全，因而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视而不见。
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君士坦丁堡的灭亡在宗教、军事、经济和心理上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希腊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罗马教皇、匈牙利人、瓦拉几亚人和巴尔干各民族一下子清醒地认识到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勃勃。欧洲人对土耳其苏丹的冷酷无情的形象，以及他渴望成为当代亚历山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作了癫狂的想象。有一份文献称，这位征服者在进入君士坦丁堡时说：“我感谢先知穆罕默德，是他给了我们这次辉煌胜利；但我祈祷，希望他会允许我享有高龄，能够占领和征服旧罗马，就像我已经占有新罗马一样。”这个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想象中，红苹果的位置已经向西移动了，从君士坦丁堡移到了罗马。奥斯曼军队虽然还远远没有入侵意大利本土，但在战斗中已经高喊：“罗马！罗马！”西方世界将穆罕默德二世视为敌基督的化身。他一步一步、不可阻挡地继续蚕食基督教世界。在1453年之后的岁月里，他将逐个消灭热那亚和希腊人在黑海的各个殖民地：锡诺普、特拉布宗和卡法相继陷落。1462年，他入侵了瓦拉几亚，次年又进攻波斯尼亚。摩里亚于1464年被奥斯曼人彻底征服。1474年，他兵临阿尔巴尼亚；1476年又打到了摩尔达维亚。奥斯曼人滚滚前进的浪潮似乎无法阻挡。在1480年的著名战役中，奥斯曼军队未能攻克罗得岛，但这只是个暂时的挫折。威尼斯人受到的威胁最大。他们与穆罕默德二世的战争于1463年爆发，一直持续了15年。但这还只是一场宏大战争的序曲而已。在此期间，威尼斯人丢失了重要的贸易据点——内格罗蓬特。更糟糕的是，在1477年，奥斯曼劫掠者蹂躏了威尼斯城的腹地；他们离城市已经非常之近，从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上都能看得见他们的篝火。伊斯兰世界呼吸的热气已经直接吹拂到了威尼斯的脖颈。“敌人兵临城下！”切尔索·马费伊在给执政官的信中写道，“斧子已经逼近树根。除非上帝伸出援手，基督教之名必然遭到毁灭。”1481年7月，奥斯曼军队终于在意大利半岛的鞋跟处登陆，进军罗马。他们占领奥特朗托的时候，将该城的大主教杀死在大教堂祭坛前，还处死了1.2万名市民。在罗马，教皇考虑逃之夭夭，群众惊慌失措。但就在这时，穆罕默德二世驾崩的消息传到了军中，于是意大利战役草草收尾。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响之下，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又一次努力煽动宗教圣战。这些宗教战争一直持续到16世纪。
1459年，深感整个基督教文化受到严重威胁的教皇庇护二世在曼托瓦召开了一次会议，力图将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给时局定了基调。他慷慨陈词两个钟头，把局势描绘得极其灰暗：
我们放任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征服。我们安闲怠惰地枯坐家中之时，这些野蛮人的大军正在进逼多瑙河和萨瓦河。在东罗马帝国的都城，他们屠杀了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继承人和他的人民，亵渎了上帝的教堂，用穆罕默德的丑恶邪教玷污了查士丁尼的高贵建筑。他们毁坏了圣母和其他圣徒的画像，掀翻了祭坛，将殉道烈士的遗迹丢弃给猪，杀死教士，强暴妇女和少女，甚至蹂躏献身给上帝的处女们，在苏丹的宴会上屠戮君士坦丁堡的贵族，将受难的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像抢到他们的营地，对其大加嘲讽和讥笑，并高呼着“那就是基督徒们的上帝！”，并用污泥和唾沫玷污它。这一切丑恶行径都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却呼呼大睡……穆罕默德二世要么取胜，要么被彻底打败，否则永远不会放下武器。每一次胜利对他来说都是通往新的胜利的垫脚石，他的最终目标是征服西方的所有君王，然后消灭基督的福音，并将他的伪先知的律法强加于全世界。
教皇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这样激情澎湃的言辞还是没能促使人们付诸实际的行动，就像救援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一样。欧洲各国互相嫉妒和猜忌，一盘散沙——有的国家则过于世俗化，对宗教不感兴趣——永远也不能再次以基督教之名联合起来。一直有传闻说，威尼斯人秘密帮助了奥斯曼军队在奥特朗托的登陆。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恐惧的确被煽风点火起来。直到200年后的1683年，在维也纳城下，奥斯曼军队在欧洲的前进步伐才被彻底阻挡住。在此之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世界将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既有真刀真枪的热战，也有冷战，这场战争将在种族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迹，并将两种宗教之间的碰撞的大小事件都串联起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在伊斯兰世界和欧洲都唤醒了对十字军东征的深度回忆。奥斯曼帝国的危险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的攻击的继续：“土耳其人”取代了“撒拉森人”，成为欧洲人对穆斯林的统称。“土耳其人”这个词的言下之意就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对手。双方都认为自己在进行一场生存斗争，因为对手执意要毁灭世界。这是全球意识形态冲突的原型。奥斯曼人一直抱有圣战的精神，如今这精神与他们帝国霸业的使命感联系了起来。在穆斯林中心地带，人们又一次对伊斯兰教的优越性深信不疑。红苹果的传说非常流行。在罗马之后，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也先后被认为是红苹果的所在地。除了这些实际的目标之外，红苹果还象征着对伊斯兰信仰最终胜利的弥赛亚式的信念。在欧洲，“土耳其人”与毫无信义和残酷狠毒成了同义词。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到1536年，“土耳其人”这个词在英语中已经有了“行为如同野蛮人或生番的人”的含义。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典型例证）对这些观念火上浇油：印刷术。
图29 16世纪德国印刷品中的奥斯曼骑兵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恰好是一场革命的巅峰时刻——在西方，科学探索这列失控的火车开始加速，而宗教却日渐衰落。其中一些力量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中表现了出来：火药的威力、帆船的优势、中世纪攻城战的寿终正寝。在之后的70年中，欧洲将会涌现出很多新发明、新事物和新人，比如：黄金补牙术、怀表、星盘、航海手册、梅毒、《新约》的翻译、哥白尼和莱奥纳多·达·芬奇、哥伦布和路德，还有活字印刷术。
古登堡的发明给大众传播带来了一场革命，并传播了关于针对伊斯兰教的圣战的新观念。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150年中，欧洲的印刷机生产出了海量的关于圣战和反伊斯兰教宣传的文字材料。保存至今的年代最早的现代印刷品之一就是1451年教皇尼古拉五世批准募款以抵抗土耳其人、援救塞浦路斯的特赦授权书。在全欧洲范围内，类似文件的成千上万个复本得以传播，另外还有对圣战的呼吁和大开本传单——现代的报纸的前身——传扬了关于反对“异教徒的苏丹的可鄙威胁”的新闻。接踵而至的是书籍的爆炸——1480-1609年，仅在法国就出版了80种关于奥斯曼人的书籍，而同时期以美洲为主题的书籍仅有40种。1603年，理查德·诺尔斯撰写了他的畅销书《土耳其通史》，将土耳其人称为“世界的梦魇”。此时用英语写成的类似题材的书籍已经数量可观。这些著作的标题都很具暗示性：《土耳其战争史》《撒拉森人的著名历史》《论塞利姆苏丹输掉的血腥残酷的战争》《关于对土耳其人的一场著名胜利的真实消息》《土耳其压迫下基督徒的境遇》。信息的大潮是无止境的。奥赛罗参加的就是当时反对“公敌奥斯曼人”、“戴头巾的恶毒的土耳其人”的世界大战。居住地与伊斯兰世界相隔遥远的基督徒们第一次能够通过一些影响极大的绘本中的木刻画了解到敌人的形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塞洛缪·杰奥尔杰维奇的《被迫向土耳其人称臣纳贡和被其奴役的基督徒的悲惨境遇和苦难》。这些图画表现了身披铠甲的基督教骑士与戴头巾的穆斯林之间的激战，以及非基督教徒的种种野蛮暴行：土耳其人将俘虏斩首，将一长队被俘的妇女儿童押走，长矛尖端插着婴儿，纵马疾驰。人们普遍将与土耳其人的冲突理解为一场更为漫长和久远的与伊斯兰的较量（持续1000年之久的为真理而作的斗争）的延续。西方人对这场冲突的特征和起因作了详尽的研究。1644年，托马斯·布莱特曼在著作中宣称，撒拉森人是“第一群蝗虫，大约在630年兴起”，继承他们的是“土耳其人，一群毒蛇，比他们的先祖更邪恶，彻底消灭了他们的祖宗撒拉森人”。与伊斯兰的冲突一直是非同凡响的：更深刻，威胁更大，也更像是一场噩梦。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200年中，欧洲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去畏惧更富庶、更强大、组织也更得力的奥斯曼帝国。但欧洲人对这个强大对手的想象却非常偏颇，建立在宗教思维的基础上，而在当时的欧洲，基督教已经开始式微。奥斯曼世界的内部和外部完全是两个迥然不同的面貌，这一点在君士坦丁堡特别明显。
萨阿德丁宣称，在占领伊斯坦布尔之后，“城内教堂中的丑恶偶像和各种污秽腌臜被一扫而净”，但事实并非如此。穆罕默德二世重建的君士坦丁堡与基督教世界想象中的可怕的伊斯兰堡垒迥然不同。苏丹自认为不仅是一位穆斯林统治者，还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因此着手重建了一座多元文化的都城，所有的公民在这座城市都享有一定的权利。他以强制手段让希腊基督徒和土耳其穆斯林都在城里安家，保障了在加拉塔的热那亚飞地的安全，并禁止土耳其人在加拉塔居住。曾激烈反对东西方教会联合的僧侣真纳迪奥斯在战后被变卖为奴，但苏丹将他从埃迪尔内赎回，让他重返城市，担任东正教社区的牧首。苏丹对他告诫道：“去做牧首吧，愿你好运，并请放心，我一定会对你友善相待。你将享有在你之前的历代牧首曾享有的特权。”基督徒们居住在自己的社区内，并保留了一些自己的教堂，尽管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们必须穿着显眼的服装，并被禁止持有武器——这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宽容的政策。作为对照，在地中海的另一端，天主教君主们于1492年再次征服了西班牙全境，强迫所有穆斯林和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否则就将他们驱逐出境。西班牙犹太人被鼓励移民到奥斯曼帝国——“世界的避难所”。根据犹太难民们的经历，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总的来讲受到了友好的待遇。“在土耳其人的国度，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一位拉比写信给在欧洲的兄弟，“我们拥有巨大的财富，手头有很多金银。我们没有被征收苛捐杂税，我们的商业活动也非常自由，不受任何阻碍。”穆罕默德二世因为这些宽容政策，受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很多批评。他的儿子，更为虔诚的巴耶济德二世宣称，他的父皇“受到奸臣和伪善者的蛊惑”，“违反了先知的律法”。
随着光阴流逝，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色彩越来越浓厚，但穆罕默德二世给这座城市确定了多元文化的基调（这的确令人吃惊），使它成为典型的黎凡特城市。对那些不受陈腐观念影响、愿意亲自观察的西方人来说，君士坦丁堡有很多让他们意外的地方。1499年，德意志人阿诺尔德·冯·哈尔夫访问了这座城市，在加拉塔吃惊地发现了两座方济各会修道院，那里仍然在举行天主教弥撒。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异教徒的人们都很清楚他们的宽容。“土耳其人并不强迫任何人背弃自己的信仰，并不特别努力去劝说任何人改宗，而且非常鄙视叛教者。”匈牙利的乔治在15世纪写道。这与宗教改革期间令欧洲四分五裂的宗教战争形成了鲜明对照。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难民流动总的来讲是单方向的：从基督教国家逃往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二世本人更热衷于建设一个世界帝国，而不是让全世界都皈依伊斯兰教。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西方来说是个巨大的伤痛。它不仅挫伤了基督教世界的自信，还被认为是古典世界的悲剧性终结，“荷马和柏拉图的第二次死亡”。但它的陷落同样也把这个地区从贫困、孤立和破败中解脱了出来。普罗科匹厄斯在6世纪称颂的被“水的花环”围绕的城市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富饶的多元文化帝国的首都，跨越两个世界和十几条贸易路线，再一次焕发了生机活力。西方人相信土耳其人是世界末日产生的长尾巴的怪物，“一半是人，一半是马”。就是这些人建设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城市，与黄金的基督教城市不同，但同样光华璀璨。
君士坦丁堡城内带遮阳篷的集市和埃及市场的迷宫般小巷中又一次开始经营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骆驼商队和商船又一次把它和黎凡特的所有主要贸易据点联系起来。但对乘船从马尔马拉海接近的水手们来说，君士坦丁堡的地平线旧貌换新颜。在圣索菲亚清真寺身侧，城市的山坡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很多清真寺的灰色铅皮屋顶。城市的地平线上还屹立着许多纤细如针或粗如铅笔的白色尖塔，这些尖塔上带有凹槽，多层阳台上雕刻着精美的花饰。一连好多位才华横溢的清真寺建筑师在直冲云霄的穹顶下创作出了抽象而永恒的建筑空间：清真寺内部沐浴在安详的日光下，砖块上刻有精细复杂的几何图形、书法和花朵图案。这些图案的诱人色彩——鲜亮的番茄色、绿松石色和青瓷色，再加上大海深处的清澈碧蓝，制造出了《古兰经》中描摹的“无边无际的乐园的影像”。
图30 奥斯曼书法
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伊斯坦布尔是一座赏心悦目、莺声燕语的城市，遍布木屋和柏树，随处可见喷泉、花园、静穆优雅的墓园和地下集市，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工匠们忙得不可开交。每种职业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聚集地，身着五花八门服饰、头戴形形色色帽子的黎凡特各民族在这里劳作或经商。从街角或者清真寺的平台上往往能够突然瞥见大海。十几座清真寺发出的召唤祈祷声从早到晚覆盖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就像当地小贩的叫卖声一样亲切。在托普卡帕宫森严的大墙之后，奥斯曼苏丹们建造了可与阿兰布拉宫和伊斯法罕城媲美的恢宏宫殿：一系列纤弱的砖砌楼台亭阁，更像是坚固的帐篷，而不是普通建筑物，坐落在五彩缤纷的御花园内。苏丹们从这里可以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亚洲的群山。奥斯曼帝国的艺术、建筑和礼仪使伊斯坦布尔成了一个极具视觉震撼力的世界，就像之前的基督教君士坦丁堡一样，令西方访客叹为观止。“我目睹了这个小世界的景观，伟大的君士坦丁堡城，”爱德华·利思戈在1640年写道，“它的灿烂辉煌令观察者目瞪口呆……全世界的人对它赞不绝口，人间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其媲美。”
图31 新地平线：从海上看伊斯兰城市
历代苏丹为庆祝自己的凯旋而命人制作的细密画中对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伊斯坦布尔的旖旎风光作了极其生动形象的描绘。图画中是一个由原色构成的欢欣世界，景致扁平，没有透视效果，就像砖块和地毯上的装饰图案。图画中有宫廷觐见和宴会、战役和围城、枭首、游行队伍和节庆、帐篷和旗帜、喷泉和宫殿、精美的长袍和甲胄，以及美丽的骏马。这是一个酷爱礼仪排场、鼓乐噪音和光彩的世界。图画中还描绘了斗羊比赛、杂技演员、做烤肉的厨师、烟火表演；成群的近卫军士兵敲锣打鼓，无声地在页面上行军；在金角湾，杂技演员从船只桅杆之间连接的绳索上走过；戴白头巾的骑兵队伍策马经过富丽堂皇的帐篷；有的图画就是城市的地图，色泽鲜艳得如同珠宝；所有图画都五颜六色、光彩夺目：鲜红色、橙色、品蓝色、丁香色、柠檬色、栗色、灰色、粉红色、碧绿色和金色。细密画展现的世界似乎表达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成就——仅仅200年间，就从游牧部落一跃成为大帝国——的喜悦和骄傲。这也是塞尔柱突厥人曾经在科尼亚圣城的一座门廊上写下的文字——“我所创建的，世间无人能及。”——的回音。
1599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向苏丹穆罕默德三世赠送了一台管风琴，作为友谊的象征。管风琴的制作者——托马斯·达勒姆也亲自前往，为奥斯曼统治者演奏。这位大音乐家被人带领着穿过宫殿的连续多个庭院，最后来到苏丹面前。他被富丽堂皇的礼仪深深震撼，“这景象让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自君士坦丁大帝于4世纪建立第二罗马和第二耶路撒冷以来，所有到访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访客都表达了同样的赞叹。法国人皮埃尔·吉勒在16世纪写道：“在我看来，其他城市终有一死。而只要人类尚存，这座城市就将一直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