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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安息之地
死亡阻挡了凶悍而顽强的野蛮人,这对基督教世界和意大利来说真是大幸。
——乔万尼·萨格雷多,17世纪威尼斯贵族
1481年春季,苏丹的马尾旗被插在了伊斯坦布尔对岸的安纳托利亚海岸上,表明这一年的征战将在亚洲进行。除了苏丹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主要大臣,知晓战役的真正目标,这对穆罕默德二世的一贯低调和保密来说是很典型的。新战争的目标很可能是要讨伐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
30年来,苏丹从不懈怠,努力去建设他的世界帝国,事必躬亲地处理国家大事:任命和处决大臣、接受贡礼、重建伊斯坦布尔、强制迁徙人口、对经济进行重新规划、缔结条约、对顽固不化的人们进行残酷的惩罚、授予宗教自由,一年年地向东方和西方派遣军队,或者御驾亲征。这一年,他49岁,百病缠身。无情的光阴和自我放纵使得他的身体十分衰弱。根据当时的一份不甚恭敬的报告,他颇为肥胖,“脖子短粗,面色蜡黄,肩膀过高,嗓门很大”。像收集战役奖章一样收集了大量头衔(“战争的雷霆”“海洋与陆地的权力与胜利之王”“罗马人和地球的皇帝”“世界征服者”)的苏丹有时几乎无力行走。他患有痛风和令身体畸形的肥胖症,深居托普卡帕宫,远离世人的视线。被西方称为“饮血暴君”“尼禄第二”的苏丹的外貌已经非常可怕。法国外交官菲利普·德·科米纳声称,“见过他的人告诉我说,他的两腿肿胀得可怕,快到夏天的时候,肿块有人的身体那么大,而且无法割破。然后肿胀消退了”。在宫墙之后,穆罕默德二世从事着对暴君来说不寻常的活动:园艺、手工,以及向新近从威尼斯招来的画家真蒂莱,贝利尼订制淫秽的壁画。贝利尼的名作就是苏丹的最后一幅肖像,它被装裱在一座金色拱形结构下,顶端放置皇冠,暗示了苏丹的某些无法得到抚慰和满足的本质:世界征服者一直到最后都喜怒无常、高度迷信和惶惶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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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穆罕默德二世渡过海峡,抵达亚洲,准备发动这一年的战役,但几乎当即就患了严重胃病,卧床不起。在几天的痛苦折磨之后,他于1481年5月3日在盖布泽驾崩。历史上的另外一个雄心勃勃要征服世界的人——汉尼拔就在此地服毒自尽。穆罕默德二世的结局笼罩在迷雾中。他极有可能是被自己的波斯御医毒死的。虽然许多年来,威尼斯人多次企图刺杀他,但嫌疑最大的人却是他的儿子巴耶济德。穆罕默德二世设定的兄弟相残的继承法则或许诱使这位王子先发制人,夺取皇位。他成功了。父子的关系并不亲近。虔诚的巴耶济德非常憎恶穆罕默德二世的非正统宗教观点。根据意大利某宫廷的流言,巴耶济德曾说,“他的父皇非常专横霸道,不信先知穆罕默德”。30年后,巴耶济德也被自己的儿子“恐怖的”塞利姆毒杀。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王公之间没有亲属关系”。在意大利,人们听到穆罕默德二世的死讯,特别欢欣鼓舞。礼炮齐鸣,钟声敲响;在罗马,人们燃放烟火,举行感恩礼拜。将这消息送到威尼斯的信使宣称,“雄鹰已死”。就连开罗的马木留克王朝的苏丹也长舒了一口气。
今天,法提赫——征服者穆罕默德的陵寝坐落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市区的一座清真寺建筑群内,这个市区和建筑群均以他的称号“法提赫”命名。陵寝的选址不是偶然的。它取代了拜占庭最著名和历史最悠久的教堂之一:圣使徒教堂。城市的创建者君士坦丁大帝于337年被隆重地安葬在这座教堂中。穆罕默德二世无论生死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他的陵寝后来被地震摧毁,又得到了彻底重建,所以现在的皇陵内部就像19世纪的法国客厅一样金碧辉煌,配有老爷钟、巴洛克式的天花板装饰和悬挂的水晶枝形吊灯,简直就是一位穆斯林的拿破仑的安息之地。装饰华美的墓穴覆盖有绿布,顶端有雕刻出来的头巾。墓穴的长度和一门轻型火炮相当。人们来这里祈祷、阅读《古兰经》,或者拍照留念。随着光阴流逝,法提赫逐渐被奉为圣人。对穆斯林信众来说,他渐渐有了圣人的特征,于是他有了双重身份,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和丘吉尔一样,他既是整个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品牌——卡车的品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一座大桥、纪念邮票或者学校建筑上特别显眼的纵马狂奔的英雄形象,都打起了穆罕默德二世的招牌——也是虔诚的象征。法提赫区是传统而新近自信昂扬起来的穆斯林伊斯坦布尔的中心地带。这是个安静平和的地区:祈祷结束后,戴头巾的妇女聚集在清真寺庭院内的悬铃木树下聊天;儿童在她们周围转着圈玩耍;流动小贩叫卖着芝麻卷、玩具汽车和动物形状的氦气球。在穆罕默德二世陵墓的门廊处摆放着一发石制炮弹,似乎是许愿的供奉。
这场围城战中的其他重要奥斯曼人物的命运告诉我们,伴君如伴虎。素来反对战争政策的哈利勒帕夏的末日来得很快。1453年8月或9月,他在埃迪尔内被处以绞刑。接替他职位的是扎甘帕夏,那个热切支持战争的希腊叛教者。老维齐的命运标志着国家政策的一个决定性转折: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维齐都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奴隶出身,而不是门阀贵族阶层的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至于对胜利贡献极大的铸炮大师乌尔班,有言之成理却无法证实的证据表明,他在战役中活了下来,从苏丹那里得到了赏赐:在占领伊斯坦布尔之后,城里有一个区叫做“炮手乌尔班区”,说明这个匈牙利雇佣兵可能在城里定居了,尽管此前他曾花了很大力气来摧毁它的城墙。在阿拉伯人第一次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阵亡的先知追随者艾优卜对圣战者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激励。奥斯曼人在金角湾北端风景宜人的郊区埃于普(即土耳其语中的“艾优卜”)的悬铃木树林中为他建造了专门的清真寺建筑群。这是朝圣的圣地,几百年来历代苏丹就在这里的清真寺加冕。
成功逃生的守军后来的命运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希腊难民们一般都经历了家园沦丧的难民的典型命运:在异邦忍受贫困,对失去了的城市无比思念。很多人在意大利勉强谋生——到1478年,仅在威尼斯就有4000名希腊人——或者在克里特岛,那里是东正教会的一个堡垒。他们散布到全世界,甚至到了遥远的伦敦。帕里奥洛格斯家族的血统逐渐被欧洲的较次要的贵族吸纳。帕里奥洛格斯家族的一两个后人由于思乡心切或者无以度日,返回了君士坦丁堡,寄希望于苏丹开恩。其中至少有一人,安德鲁,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了苏丹宫廷的一名官员,改名为穆罕默德帕夏。最能体现希腊人悲剧命运的或许就是乔治·斯弗朗齐斯夫妇的经历。他们在科孚岛的修道院中了却残生。斯弗朗齐斯写下了一部简短而悲戚的编年史,记述了自己的一生。这部史书是这样开始的:“我是命途多舛的乔治·斯弗朗齐斯,御用衣橱首席总管大臣,现在作为修道士的法号是格列高利。我将讲述我这悲惨一生中发生的事件。如果我从来不曾降生到这个世界,或者在幼年就夭折,一定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请诸位读者知晓,我出生在1401年8月30日,星期二。”斯弗朗齐斯以简明而哽咽的语调记录了奥斯曼帝国扩张带来的双重悲剧——他个人的悲剧,以及拜占庭国家的悲剧。他的两个孩子都被送入了苏丹后宫;他的儿子于1453年在后宫被处决。他对1455年9月的记述是:“我的美丽的女儿萨玛尔在苏丹后宫患传染病而死。她的凄惨的父亲是多么可怜!她享年只有14岁又5个月。”他一直活到1477年,目睹了希腊全境被土耳其占领,希腊人的自由彻底丧失。他在著作的结尾再次肯定了东正教关于“和圣子”(filioque)的观点,就是这个问题在围城期间带来了那么多周折。“我坚信,圣灵并非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就像意大利人所称的那样,而是全无分隔,从圣父所发生。”
从围城战幸存的意大利人的命运也同样各不相同。负伤的朱斯蒂尼亚尼返回了希俄斯岛。根据他的热那亚同胞莱奥纳德大主教的说法,朱斯蒂尼亚尼不久之后就死去了,“要么是因为伤重不治,要么是因为失败的耻辱”,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责怪他造成了最后的失败。他的墓志铭(现已遗失)上写着:“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安息于此,他是一位伟人,热那亚与希俄斯岛的贵族。在君士坦丁堡被攻破时,拜占庭末代皇帝和东方基督徒的勇敢领袖——最尊贵的君士坦丁不幸阵亡。在此期间,朱斯蒂尼亚尼被土耳其君主穆罕默德打成重伤,于1453年8月8日逝世。”莱奥纳德则于1459年在热那亚去世。基辅的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当初到君士坦丁堡的使命是促使希腊人与西方教会联合。教皇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缺席),尽管教皇其实并没有这个权力。伊西多尔罹患老年痴呆,于1463年在罗马去世。
君士坦丁十一世本人的结局却始终无法确定,他也没有墓地。皇帝的阵亡宣示了拜占庭世界的彻底灭亡,以及土耳其对希腊的占领。拜伦在有生之年也看不到这统治的消亡。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神秘命运成了希腊人灵魂深处对沦丧了的拜占庭光荣的渴望的焦点。随着光阴流逝,人们围绕他的名字编织了大量预言。在希腊大众文化中,他成了一个亚瑟王一般的神奇英雄人物,往昔和未来之王,长眠在黄金门旁的坟冢内,有一天将会归来,穿过那城门,将土耳其人向东驱逐,一直到红苹果树那里,并收复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对皇帝的神奇形象非常畏惧。穆罕默德二世小心谨慎地监视着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兄弟们,另外还用砖石将黄金门彻底封闭。这些传奇故事使得在有生之年命运悲惨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在死后有了一段新的悲剧生命。到19世纪末,他的遗产将与希腊的民族主义理想合二为一,即所谓“伟大理想”——将拜占庭的希腊居民重新收纳进希腊国家。这促使希腊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兵干预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却被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于1922年击败,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士麦那的希腊居民遭到屠杀,后来进行了人口交换。直到这时,重建拜占庭的梦想才彻底破灭。
如果说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精神尚存,那么不是在伊斯坦布尔,而是在1000英里之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他曾以中世纪小城米斯特拉斯为首府,统治摩里亚。200年间,在别处均已衰败的拜占庭文化传统在米斯特拉斯却得以繁荣发展,令人惊异。它仍然是拜占庭灵魂的神龛:在现代,城堡下方的村庄内,每一根路灯柱都带有双头鹰徽记。在帕里奥洛格广场上矗立着君士坦丁十一世挥剑保卫基督教信仰的雕像,尽管他的最终结局无人知晓。雕像坐落在一座大理石柱基前方,柱基上刻有杜卡斯的言辞。在雕像头顶上张挂着拜占庭旗帜,那是一面带有黑鹰的鲜黄色旗帜,在希腊的蔚蓝天空中悬挂着,不起一点涟漪。雕像后方就是中世纪的米斯特拉斯古城,芳草茵茵的山坡上有很多坍塌崩坏的宅邸、教堂和厅堂,之间有柏树。这是个令人心酸的地方。在这里,君士坦丁堡得以在缩小的规模上重建,成了希腊的佛罗伦萨,尽管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在这里,艺术家们创作了光辉灿烂的壁画,展现了人文主义对福音的诠释;人们重拾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教诲,憧憬黄金的未来,直到奥斯曼军队将米斯特拉斯摧毁。君士坦丁十一世可能就是在圣德米特里大教堂(它其实只有英国乡村教堂那么大)加冕的;他的妻子狄奥多拉则被安葬在圣索菲亚教堂。山顶屹立着摩里亚君主的宫殿,背后就是光秃秃的泰格图斯群山,下方则是延绵不绝的斯巴达台地。这座宫殿的建筑风格与君士坦丁堡城墙附近的皇宫相似。我们可以想象,皇帝当年曾经从通风良好的厅堂的窗洞俯视下方的碧绿平原。斯巴达重步兵曾经在这里操练,为温泉关战役做准备;拜占庭人则在这里种植橄榄和小麦,饲养蜜蜂和丝蚕。每年5月29日,土耳其人都会在埃迪尔内门举行战役重演,以庆祝攻克伊斯坦布尔;与此同时,克里特岛带有桶状拱顶的乡村小教堂和希腊诸多城市的大教堂内都会举行纪念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活动,尽管在东正教眼中他至死都是个异端分子,因为他支持与西方教会联合。
在伊斯坦布尔,曾经的基督教城市没有留下多少遗迹,尽管人们仍然可以走过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黄铜大门(这些大门在1453年5月29日被最后一次用武力打开),从举手降福的基督马赛克像下走过,走进教堂的大厅——它在今天和在6世纪一样,令人叹为观止。城市本身被包容在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形成的两边之内,在外观上仍然保留了这决定了历史走向的特殊形状。今天,渡船就像当年援救君士坦丁堡的4艘基督教船只那样,从西方稳步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经过卫城——那里曾经爆发海战——然后和古代的航船一样转弯进入金角湾入口。今天的金角湾没有铁链,却建起了一座通往加拉塔的大桥。在金角湾北上的下一站,渡船可以在卡西姆帕沙——“泉源谷”停歇,穆罕默德二世的战船曾翻山越岭,一艘接一艘地在那里入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岸,如梅利堡(割喉堡)依然横跨那里地势奇特的山坡,水边的主塔(那是哈利勒建造的工程)上飘扬着一面鲜红的土耳其国旗。
城市的部分海墙,尤其是金角湾沿岸的海墙,今天已经只剩残垣断壁,但三角形的第三条边,宏伟的狄奥多西城墙依然威风凛凛。今天从机场出来的游客一下子就能够看到这盛景。在近距离观察就能发现1500个春秋留下的印迹:部分城墙残破坍塌,有些地方已经破败不堪,还有些地方新近作了修补,与古老的墙砖非常不协调;塔楼以奇怪的角度倾斜,被地震或炮弹破坏,或者被岁月磨损;曾给奥斯曼军队制造了很大麻烦的壕沟现在已经长满蔬菜,一派和平景象;主干道穿过了一些地段的防御工事,新的地铁体系对防御工事的破坏比当年的塞尔维亚坑道工兵更厉害。但总的来讲,虽然承受了现代世界的巨大压力,狄奥多西城墙的全段几乎都是完整无缺的。在城墙沿线,人们可以从一片大海走到另一片,沿着起伏的地势,走下里卡斯河谷倾斜的中段城墙,那里的城墙早已被中世纪的炮火摧毁;或者可以站在城墙顶端,想象下方平原上在当年遍布奥斯曼大军的帐篷和招展旌旗的景象,如同“郁金香的花坛”,而桨帆船无声地在闪闪发光的马尔马拉海或金角湾航行。围城战期间的几乎所有城门都保存至今;它们的沉重拱门的阴影仍然令人生畏。但黄金门早就被穆罕默德二世命令用砖石堵死了,这是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十一世重返人间的预言成真。今天通过一条两侧摆放乌尔班大炮的石弹的林荫大道,可以走到黄金门。对土耳其人来说,最重要的城门是埃迪尔内门,也就是拜占庭时期的查瑞休斯门。这里安放着一块铭碑,记载了穆罕默德二世当年从此正式进入伊斯坦布尔的盛景。但在围城战中扮演了更重要角色的几座城门都在北面靠近金角湾的地段,今天已经被彻底遗忘。
图32 被砖石堵死的黄金门
在这里,城墙突然转了一个90°的弯。在这拐弯处附近一块荒地的后方,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宫废墟的旁边,有一座不起眼的被砖石堵死的拱门,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改建和修理造成的典型例子。有人说,这就是预言中的竞技场门,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打开的小边门,第一批奥斯曼士兵们就是从这里登上城墙的。或者,竞技场门其实在别的什么地方。关于这场伟大攻城战的事实很容易就演化成了神话。
在1453年春季的战役中居功至伟的大炮仍然可以在现代伊斯坦布尔城内找到。它们散布在全城,安睡在城墙旁边或者在博物馆庭院内。这些原始的带箍的管状火器大体上没有受到500年风吹日晒的影响。有的大炮旁边还摆放着它们曾发射的花岗岩或大理石球形炮弹。乌尔班巨炮如今已经无迹可寻,它可能在位于托帕内的奥斯曼铸炮厂被熔化了。查士丁尼的巨型骑马像也被送到那里熔化掉了。穆罕默德二世遵循占星家们的建议,将这座雕像拆除,但它在广场上待了很长时间,最后才被拖去熔化。法国人皮埃尔·吉勒在16世纪曾在那里看到雕像的一部分。“碎片当中包括查士丁尼像的腿,它的长度超过我的身高。还有他的鼻子,超过9英寸长。马腿躺在地面上,我不敢公然去测量它们,但偷偷量了其中一个马蹄,发现它的高度达到9英寸。”这是世人对伟大皇帝的雕像,以及拜占庭的璀璨辉煌的最后一瞥。很快,它们就被熔炉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