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资料来源
这场战争中发生了诸多事件，无法全部付诸笔端，口舌也不能尽述。
——内希里，15世纪奥斯曼史学家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或者说是奥斯曼人占领伊斯坦布尔，是中世纪的一个承前启后的时刻。这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人们对这个故事兴趣盎然，如饥似渴，这使得海量的文字资料得以保存下来，报道这起事件的文献汗牛充栋，这诚然是一种福气。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将各个部件组合起来并不能得到一个整体。事件的目击者其实是很少的，而且大部分是基督徒；本书的读者一定已经熟悉了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大主教，他是个脾气火爆的天主教教士；随船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他写下了对日期的记录最为可靠的日记；佛罗伦萨商人贾科莫·特塔尔迪；俄罗斯东正教徒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图尔松贝伊，他是奥斯曼帝国的一名官员；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比如乔治·斯弗朗齐斯，他的编年史让现代史学家非常头痛。在这些亲历者之后，有一小群人的生活年代与围城战相距不远，他们很可能在战役结束后不久就听到了二手的记述。其中包括情绪激动的希腊史学家杜卡斯，他的著作非常生动形象，然而不太可靠，充满了虚构的故事，但给故事注入了一种活泼的能量。另外一个希腊人克利托布罗斯是因布洛斯岛上的一名法官，他虽然是基督徒，著作却是倾向于奥斯曼帝国的，这非常独特。这个雄心勃勃的史学家的一个愿望是，“西方所有民族”都会阅读他的作品，包括那些居住在不列颠诸岛的人。随后几个世纪中又涌现了很多来自双方的文献；其中一些是直截了当的重述，有的则添加了一些道听途说、失落了的口头记述、神话以及基督教的或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宣传，产生了大量无法证实、容易醉人的混杂信息。本书就是在这些叙述的基础之上写成的。
在处理这些原始资料时，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当然，这些困难是历史研究中特有的，尤其是科学时代之前的历史。围城战的目击者们在估测军队兵力和伤亡数字时倾向于给出很大的整数，对日期和时间的记录非常含糊，使用的是他们本地的度量衡系统（这让人非常恼火），而且常常为了哗众取宠而夸大其词。各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顺序一般都是事后捏造的，而事实、故事和神话之间的区别非常微妙。宗教迷信和事件难解难分，因此对城市陷落的记述其实是真实事件与人们的信念的混合。当然，记述者们根本没有客观报道的概念。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视角和动机，因此必须小心自信地分析每位作者的观点和特殊利益。作者们常常在宗教、民族和信仰的基础上做出评判。威尼斯人当然会大肆宣扬他们的水手的英勇无畏，并诋毁热那亚人的奸诈。热那亚人也是这么干的。意大利人控诉希腊人的怯懦、懒惰和愚蠢。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在信仰鸿沟的两边互相指责。在基督教阵营内，各派系都在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寻找神学上或者现实中的原因，互相口诛笔伐、大肆攻击。当然，所有的基督教作者都会辱骂嗜血暴君穆罕默德二世，只有克利托布罗斯是个例外，他对苏丹极尽谄媚之能事。奥斯曼人自然对基督徒的攻击以牙还牙。
这些目击者讲述的故事总是非常扣人心弦——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目睹和亲历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各种版本的故事却都有语焉不详的地方。1453年对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意义极其重大，但奇怪的是，很少有当时奥斯曼人对攻陷城市过程的记述，没有目击者的叙述，除了谢赫阿克谢姆赛丁给穆罕默德二世的信件之外，几乎没有对穆斯林士兵的情感与动机的描述。当时的奥斯曼社会总体上还是不识字的；他们依赖口头传播，也没有将个人的故事记录下来的传统。他们唯一的文字记载就是文字简练的编年史，后来奥斯曼人对这些编年史作了重新加工，以帮助构建奥斯曼皇朝的传奇。因此往往需要对基督徒记述的字里行间的东西进行仔细分析，才能解读出奥斯曼人的观点。1453年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历史主要是由失败者书写的。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东正教希腊人也很少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或许是因为很多地位显赫的拜占庭人在最后的洗劫中被杀，或者像乔治·斯弗朗齐斯一样过于悲痛，不肯执念于凄惨的往昔。基督教方面的故事主要是由意大利人和主张联合的希腊人写下的。他们对东正教守军，除了君士坦丁十一世之外，都毫不客气地大肆攻击。因此，故事中包含了很多或许永远无法揭开真相的谜团。土耳其史学家们对奥斯曼军队究竟如何搬运战船作了热烈的辩论。而君士坦丁十一世之死的真相始终笼罩在迷雾中，令人抓狂。不同派别都有自己的解释。事实上，焦躁而情绪激烈的穆罕默德二世在围城战期间似乎无处不在，在他身旁，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形象则显得模糊而虚幻。
我重述“君士坦丁堡的故事”的目标是从这些互相矛盾、困难重重的文献中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间版本——对事实的把握尽可能地做到万无一失。我在迷宫般的文献中谨小慎微地择路前行，有时不免显得笨手笨脚，但总是努力去使各种资料协调起来，并寻找最有可能的解释。虽然巴尔巴罗的日记对围城战的过程一天天记录下来，但日期仍然是非常难以确定的。每一份文献在事情经过和事件发生日期的细节上都有自己的说法，很多研究过这个主题的学者在某些微妙细节上或许不会同意我。如果对本书做一番特别仔细的探究，就会发现事件的时间上有些小小的谜团。我保留了这些谜团，让它们作为无法确知、不可调和的东西的记录。总体上，我尽量选择在我看来可能性最大的时间顺序，并在我的叙述中尽可能避免使用“或许”“可能”“也许”这样可怕的词。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把普通读者拖到各种版本资料的泥沼中，那样对这个轮廓已经雄浑有力且五彩缤纷的故事并无助益。与此同时，如果地理、地形地貌、气候和时间的具体证据非常可靠，我就会走捷径，在某些细节上作大胆的推测。
我创作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捕捉人的声音——第一手地重建故事主要人物的言辞、偏见、希望和恐惧，并讲述“故事中的故事”，即历史人物相信的东西，以及可证实的真相。这些文献的作者往往自己都是极富个性的人物，几乎和他们讲述的故事一样具有异国风采和神秘感。有些人物，比如巴尔巴罗，只在自己的故事中存在，此外就完全沉默，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其他人，比如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和基辅的伊西多尔，在当时的教会史上还有更重要的角色要扮演。最令人着迷，同时也问题重重的文献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徒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记述，他似乎是作为奥斯曼军队的一名士兵来到君士坦丁堡的。根据推理，他似乎在围城战早期就逃进了君士坦丁堡，目睹和参与了很多事件——他对炮击和城墙上发生的事件的记述特别生动鲜明。后来他逃脱了奥斯曼人的报复，可能是装扮成僧侣躲在一座修道院内。他把传奇、道听途说和第一手的观察混为一体，充满神秘主义气息，常常不可思议，把日期和时间顺序搞得一团糟，很多作家都倾向于将他的著作完全摒弃，但它的确包含很多令人信服的细节。在争夺城墙的战斗和处理死尸（他本人可能参加了这项工作）的问题上，他的描述特别具体和细致，这在其他文献中是没有的。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著作几乎是唯一一个写到希腊人战斗情况的资料来源，比如他写到了导致朗加比斯死亡的战斗。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记载中，似乎只有意大利人在战斗，希腊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消极厌战，最糟的情况下（由于宗教分歧）则是阻碍城防、牟取私利和胆小如鼠。
另外两部编年史——乔治·斯弗朗齐斯和杜卡斯的著作——也注定要在后世有着自己的五彩缤纷的历史。世人皆知，斯弗朗齐斯根据同一个故事写了两个版本，分别称为《小编年史》和《大编年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认为，《大编年史》只不过是对《小编年史》的扩充，因为后者对斯弗朗齐斯漫长一生中最重要（尽管非常悲惨）的事件——君士坦丁堡围城战几乎只字不提。《大编年史》文笔生动，细致具体，可信度很高，长期以来被广泛当做关于1453年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但是，学者们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大编年史》其实是100多年后由一个名叫马卡里奥斯·梅里西诺斯的人假冒斯弗朗齐斯的名字，以第一人称捏造的，这的确是别出心裁的模仿。梅里西诺斯这人的履历可没法叫人放心。他是个教士，曾经为了赢得神学争端而伪造御旨。于是，《大编年史》的所有内容都受到了质疑。今天的史学家们以不同方法小心对待这本书，因为任何人只要想写关于君士坦丁堡围城战的书，就必须决定好，如何对待《大编年史》。根据细致的文本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大编年史》确实是基于斯弗朗齐斯的一部业已失传的较长的史书；它的细节非常具体，如果真的完全是虚构的话，那也说明梅里西诺斯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小说家。斯弗朗齐斯在最后战斗前与君士坦丁十一世一起站在黑暗中塔楼上的那一幕就是梅里西诺斯写的；土耳其历史的一个代表性瞬间的故事——近卫军的巨人乌鲁巴特的哈桑率先将奥斯曼旗帜插上城墙——也源自梅里西诺斯。至少哈桑的故事非常具体和细致，不大可能是虚构的。
杜卡斯的编年史同样奇异。这是一部记录拜占庭陷落的长期历史。如果说杜卡斯并没有亲历围城战的话，却目睹了与之相关的很多事件。他有可能目击了乌尔班大炮在埃迪尔内的试射，以及意大利船只在割喉堡被击沉后，被俘水手被穆罕默德二世钉在尖木桩上的惨景。他的叙述栩栩如生、态度坚定不移，结尾却非常奇怪：在描述奥斯曼军队于1462年攻打莱斯博斯时，一个句子还没写完就戛然而止，作者的命运（和故事中的很多东西一样）都悬而不决。对莱斯博斯的事件的生动描述给人很强烈的印象，作者本人就在那里，所以有人猜测，希腊守军的最后崩溃使得他无法把史书写完。他和其他守军一样遭受了可怕的噩运——被锯成两截，因为奥斯曼人许诺，不会将他们斩首——还是被贩卖为奴？他就这样一句话没说完就彻底消失了。
对君士坦丁堡故事的讲述也有着自己的丰富历史。本书构建在历史悠久的大量英语作品的基础之上；对这个故事的研究从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开始，然后由两位英国骑士接手，1903年的埃德温·皮尔斯爵士和1965年的伟大拜占庭史学家史蒂文·朗西曼爵士，还有其他语言的大量著作。因布洛斯的克利托布罗斯早在500年前就发现了把故事讲好的困难之处，因此在给穆罕默德二世的献词中加入了一个聪明的免责声明——未曾亲历和目击史实的作者在给世界征服者献词时当然需要审慎。未来的新的史书都可以引用克利托布罗斯的话：“我自己并非事件的目击者，因此，伟大的皇帝啊，我艰辛地劳作，去了解这些事情的确切真相。在撰写这部史书时，我有时咨询了那些了解真相的人，并准确地分析所有事情的经过……如果我的言辞无力描摹陛下的丰功伟业……在修史的问题上，我将甘愿让位于技艺比我更高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