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昌楼上风云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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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14日，武昌楚望楼10号来了一批年轻人，这便是当时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主要成员。由于当时四川保路运动已经是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大有席卷全国之势，这两派人在接触了几次后，便决定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积极合作。

共进会是当时同盟会分化而来的外围组织。当时由于同盟会东京总部闹不团结，而孙中山、黄兴等人则以南洋为基础，专事西南起义又屡不得手。对此，一些长江中游数省的同盟会员湖北刘公、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翚等人便认为，同盟会不重视在长江流域的起义，因而倡议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这便是1907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共进会制定红底十八星军旗，自称为同盟会的“行动队”，准备在长江中游伺机起事。

1908年冬，共进会员孙武和焦达峰等人先后返回国内，并于次年在武汉和长沙分别设立共进会湖北分会和湖南分会，他们积极发动会党，组织革命力量。与此同时，江西共进会也在原有的反清小团体易知社的基础上，由邓文翚的主持下秘密发展。在1909至1910年间，孙武等人发现会党纪律散漫，不受控制，依靠他们举事难以成功，于是便将联络的重点转向了新军。

事实上，在当时的新军中已经有个类似的革命团体，这便是文学社。文学社其实和文学根本不搭界，它是由同盟会员在新军士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革命组织，原名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振武学社，由于活动被发现，最后改名为文学社，以掩人耳目。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3000多人，比共进会还有多一倍。这两个组织发展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由于四川的局势并无好转的迹象，清廷令端方督率鄂军迅速入川，而部分湖北新军也准备调防汉阳、汉口和市外他县。在此情况下，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胭脂巷再度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推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在10月6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那天发动起义。

会议过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消息传开后，湖广总督瑞澂十分惊恐，他深知革命党势力早已深入新军队伍，于是便以调防为名将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各处，以拆散革命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关系。特别在中秋前的几天，瑞澂更是紧张不安，他特意召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防务会议，要求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并节日期间实行戒严，士兵不得外出，子弹一律入库。

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桂花飘香，皎月悬空。武昌城内，不但没有想象中的喧嚣和暴动，反是格外的宁静与安详。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9月28日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十日起义；而由于军队调防，起义指挥系统等也需要临时调整，于是孙武等人便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在过完了极度紧张的中秋节后，湖广总督瑞澂刚把悬起的心放下，但几天后汉口租界的一声爆炸，立刻又掀起了波澜。原来，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筹划准备工作时，有人不慎将纸烟火屑弹入火yao中引发爆炸，屋内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孙武脸部当下被烧成重伤，被赶紧送往医院救治。正忙乱间，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将尚未撤离的刘同等人抓获，并查抄了室内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和革命党人花名册等重要文件。随后，俄租界巡警便将刘同等人和查获物品一同移交给清方。

这可是个大案子。瑞澂一声令下，武汉全城戒严，军警四出，按照花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在这危急时刻，被调防岳州的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并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当天下午，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令当晚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