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难当头，老太后也来搞新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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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说回来，你要说慈禧太后一味守旧顽固，一味的和时代对抗，倒也不尽然。历史人物往往是多面性的，我们的理解也不能完全的年谱化。就说变法这事，你说慈禧太后完全反对，也不是历史事实。从各种情况来看，她最恼恨的似乎是“康梁新党”和不听话的光绪皇帝，对于变法维新倒也不是一概的排斥。因庚子之役护驾有功而一度成为慈禧太后宠臣的岑春煊在《乐斋随笔》中也曾透露说，“朝廷自经庚子之变,知内忧外患,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太后首以雪耻自强为询。辛丑回銮以后,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

在两度被洋人们赶出紫禁城后，此时的慈禧太后恐怕是真心真意的想要“雪耻自强”，而且是“其心甚切”。小县令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曾接待过西逃途中慈禧太后，他也曾听老太后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吴永、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

慈禧太后的确没处述说，因为她在民间的信誉糟透了。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刽子手，怎么没过两年自己也来搞变法？在老百姓的眼里，慈禧太后此举似乎更像是一种政治秀，他们有理由感到怀疑，甚至感到滑稽和别扭了。

对于慈禧太后提出的“新政”，国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毕竟，三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并未消散，这时慈禧太后提出的到底是真变法还是假维新，地方官员们不得不仔细揣测其用意了，不然，万一马屁拍到马脚上，头上乌纱帽不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一片猜疑的气氛中，地方督抚大员们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内居然无一字回奏。这个结果，让慈禧太后颇为的始料未及她本以为自己的华丽转身会赢得满堂的喝彩呢。无奈之下，清廷再次发出通知，催促那些地方督抚大员们赶紧“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为了表明朝廷的决心和诚意，在发出第二个通知之后，清廷便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其职能便是未来新政的领导机构，倒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当时被委为政务处督办大臣的包括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玑等中央最高级别的官员，而地方实力派督抚大员包括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后加入）也被命遥为参预，这可以算得上是当时最豪华的阵容了。

不过，仔细一分析，这个阵容貌似强大，实则不然。有见识有实力的，如李鸿章，他当时为辛丑和谈而呕心沥血，于当年积疾而亡；而两江总督刘坤一，当时也年事已高，随李鸿章之后于次年病逝。1903年，最为慈禧太后所信任的荣禄也去见了上帝，而取代荣禄地位的庆亲王奕劻，对变法既不了解，也不甚热心。如此看来，当时真正能起到支柱作用的唯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取代李鸿章地位的袁世凯，而此时张之洞也几近七十，血气已衰矣。

在朝廷的督促下，各省督抚也只得勉强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首先打破僵局的是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在督办政务处成立后没几天便上奏朝廷，提出了包括整顿吏治、改革财政、整修武备、遣派留学生等十项建议。随后，其它地方大员如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陶模和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也都纷纷上奏，提出自己对新政的看法和具体建议。

李鸿章死后，当时名望最大的地方督抚当数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而且这次他们两人又被朝廷双双挑中，“参预督办政务处”，这种其它督抚大员所没有的殊荣，也体现了朝廷对两人的重视。

由此，张之洞便和刘坤一商量是不是一起搞个折子，两人联名上奏，也好显示咱俩是参预大臣，与众不同。刘坤一听后大表同意，两人商议各自先拟个初稿，然后再合并修订上奏。当然，奏折的初稿不会是刘坤一和张之洞亲自去写，而是他们手下的幕僚去做这个事情。当时刘坤一手下有张骞和汤寿潜等幕僚，张之洞则有长期跟随他的军师郑孝胥、梁鼎芬和黄绍萁等人帮他拟初稿。在最后合并修订的时候，则是由张之洞来主稿。对此，资格更老的刘坤一并无意见，因为他本是行伍出身，笔头和见识远不如进士出身的张之洞，既然张之洞愿意出力，他当然乐得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