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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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高考或者研究生考试，它还是国家和地方的公务员考试。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的废除，将关系到数以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问题，可以想象其中的阻力是何等之大。譬如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的改革措施，康有为差点被人暗杀；而变法失败后，一切照旧，武举考试甚至又搞起了他们的“刀弓石”科目，全然不顾当时的世界早已是长枪大炮。要这么看的话，大清朝在对外战争中大败特败，一点都不冤枉。

战争的失利让停止武举也就成为最容易的突破口。1901年8月，朝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朝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和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上折提出，由于科举未停，所以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此，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有意思的是，在某些时候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时隔一年，1905年9月，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太后在时势危迫之下，也觉得递减科举名额的办法缓不济急，终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

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新政还不到五年便被彻底废止。对此，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在其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中大加赞叹道：“科举制度的废除，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其意义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应该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并不是有意的拔高溢美之词。

也许有人要问，停止科举考试之后，那些读书人的出路问题怎么办呢？

所幸的是，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康有为那些维新派要成熟老练许多。他们在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解决教育内容的更新和读书人的出路问题。在1901年开始改革科举的同时，清廷便决定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并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西式学堂，以逐步取代旧的教育体系。

随后，清廷又开始紧锣密鼓的制定新学制。在几经修订的基础上，清廷在1904年推出了以日本为模式的新教育体制，即所谓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把全国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块，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即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中学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职业教育则包括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等。从划分上来看，这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了。

在兴办新教育上，张之洞管辖的两湖地区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他当时首先设立湖北学务处，并将湖北自强学堂改为普通中学堂，两湖书院改为大学堂（后改为高等学堂），另设有师范学堂等。事实上“癸卯学制”的出台也主要是张之洞的努力。作为少壮派官员，袁世凯也不甘落后，他设立了直隶学校司并聘请前贵州学政严修为学务总办，并在直隶地区设立小学、中学、师范、法政、工业等各级各类学堂。在地方的推动下，清廷于1904年设立学务大臣（次年改设学部），并令各省设立学务处，主管新教育事业。

但是，当时发展新教育的困难也是很多的，譬如合格的师资、教学设备和经费都极其缺乏，其中尤以师资问题最令人头疼。据后来的统计，当时大学及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师，留学日本的占三分之一，出身科举的占四分之一；而中等学堂里出身科举的教师则占到三分之一，小学堂更是占到一半左右。师资教育背景的限制，加上大多数学堂都是在原先的书院基础上建立，新政时期的教育也就难免带有传统教育的颇多痕迹了。